多处起火，火焰照亮了天空；一道暗红色的光洒在路上，足以把每个人照亮，让其同僚看清……我有生之年从未目睹过比这更惊人或壮观的景象。
乔治·格莱格(George Gleig)是一名在英国陆军服役的苏格兰青年，他怀着复杂的心情目睹了1814年的华盛顿大火。他曾作为科伯恩海军上将和罗斯将军(General Ross)率领的远征军的一员横渡大西洋，与美国交战，并参与了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袭击。格莱格是一名文化水平很高的观察者。尽管对于1812—1814年的英格兰远征，他无疑是一名有偏见的见证者，但他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也备感忧虑。
当英国人袭击华盛顿时，他们放火烧了白宫［当时被称为“总统府”(Presidential Mansion)］和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所在的国会大厦(the Capitol)。国会大厦骄傲地矗立在国会山上，“建造得很有品位，打磨得很精心”，有“许多扇窗户”“漂亮的螺旋形悬空楼梯”和房间，“两个大房间被布置成了公共图书馆，藏有珍贵的书籍，藏书大多是现代语言写就的，还有别的房间存放了档案、国家法令、立法法案等文件，以及图书管理员的私人房间”。格莱格的描述中明显流露出一丝不适：“一座宏伟的图书馆、几间文印室和所有国家档案都被大火吞噬了，尽管这些无疑是政府的财产，但如果能被放过的话就更好了。”
华盛顿大火对美国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未来几代人依然会感受到其冲击。英国人因其暴行而备受诟病，以至于成了一个帮助美国世世代代团结在一起的有益的传说—这是美国人有能力克服逆境、重建首都及政府的证据，表现出了美国政府的韧性、智慧和成功的决心。
1814年，国会图书馆才建成数年。在独立战争中击败英国人后，新政府是基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建立的。第一届国会(1789—1791)考虑了首都和政府的选址，美国的三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将其定在了乔治·华盛顿本人喜欢的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沿岸的一个地点。现在的华盛顿特区的所在地起初是一片森林和农田，远离波士顿、费城、纽约等城市。将政府设在远离主要城市中心的地方，此举体现了一种限制政府对这个新兴国家的影响的象征性意图，这一政治比喻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中仍然保持着核心地位。
随着政府开始发展壮大，它对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早在1783年，国会就提出了从欧洲进口书籍的提案。一个国会委员会建议购买“有关各国法律、条约、谈判等方面的著作，因为这些书籍能帮助我们的司法行政程序变得正规”，以及提供“所有与美国历史和美国事务有关的书籍和材料”，该委员会由今天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担任主席。此举并非纯粹出于对历史的兴趣，也是为美国抵御欧洲列强即将对美国领土提出的占有权提供证据。
1800年，一项法案被通过，允许国会资金用于购买书籍。麦迪逊的委员会列出了300多条书目，其中包括伟大的启蒙运动“圣经”，夏尔—约瑟夫·庞库克(Charles-Joseph Panckoucke)版，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在1782—1832年编撰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ologique)，全书总共192卷；法学理论家例如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和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的著作，尤其是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著作，如他的《英格兰法律评注》和《大宪章》(1759)；约翰·洛克和孟德斯鸠等政治理论家的作品，以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国富论》(1776)也在其中。这份书单中还包括爱德华·吉本和大卫·休谟，几乎囊括了18世纪全部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但也列出了实用品的购买计划，比如地图。
尽管这是一份令人难以抗拒的书单，但国会一开始并没有批给委员会购买这些书的资金。这次是这个问题第一次出现，但后来这个问题也并没有消失：图书馆依赖国会提供资金，但在国会眼中图书馆并不总是具有优先性。
独立战争后，美国非常重视教育，并发展成了一个有着繁荣图书贸易的国家，其图书贸易很大一部分与英格兰和其他欧洲印刷中心有关联。早期美国拥有大量的商业性流通图书馆和非商业性的社会和社区图书馆，以满足买不起书的人对新闻和知识的渴望。私人图书馆仍然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专利，但流通图书馆、订阅图书馆和咖啡馆等地点的图书馆的崛起使更广泛的受众更加容易地接触知识，这一过程将在19世纪的大西洋两岸大规模扩展。早期的国会议员们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许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图书馆，这可能是他们最初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一所中央国会图书馆的原因之一。
1794年，国会拨款购买了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英格兰法律评注》和艾默瑞奇·德瓦特尔(Emerich de Vattel)的《万国律例》(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供参议院使用，但这些明显是例外—直到1800年即国会迁往华盛顿，麦迪逊的法案获得通过时，图书馆才获得了拨款。即使约翰·亚当斯总统在那一年签署的法案“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搬迁和安置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但该法案本身关注的更多是街道铺设和总统的住房问题，而不是图书馆。它为图书馆提供的资金是为了：
购买所需的书籍，以供国会在华盛顿市使用，并布置一间合适的房间以容纳这些书籍，现予拨款5000美元……应当进行上述购买……依据……由为此目的而任命的国会两院联合委员会所提供的目录；上述书籍应放置在该市国会大厦的一间合适的房间内，供国会两院及其议员按照上述委员会制定的规章使用。
这里显示出的优先顺序是很重要的，因为国会的第一直觉是，他们的信息需求将仅限于直接的功能目的，基本上只需涵盖法律和政府问题。为其自身的运作效率做好准备尤为重要，因为不同于纽约和费城，华盛顿并没有其他图书馆。
图书馆的藏书不是很多，但增长很快。第一本印刷的目录于1802年发行，包含了243本书，但刚过了一年就需要补充了。最初的图书馆藏有基本的法律和政府著作，大部分是英文的，包括英国的《普通法令》(Statutes at Large)、《下议院议事录》和14卷的《国家审判集》(State Trials)。之后图书馆又从伦敦的书商和出版商购买了更多的书。国会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帕特里克·马格鲁德(Patrick Magruder)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建议作家和出版商们向国会图书馆赠送书籍，因为这会把他们的书介绍给这个国家最杰出的人。《国家情报报》(National Intelligencer)的一则通知夸耀道：“我们欣喜地看到，书籍、地图和图表的作者和编辑们开始发现，把他们的作品放在这个机构的书架上，比任何一般的目录和广告更能传播他们的知名度。”
到了1812年，国会图书馆的目录列出了3000多册图书和地图，需要101页才能把它们全部描述完。在美国独立的最初几年，国会图书馆及其增长迅速、涵盖面广泛的藏书象征着一个国家正在缔造自己的身份。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知识就是力量。尽管图书馆的藏书仍然很少，但是它们正在随着国家政府的发展而不断增长，它们诞生的宗旨也正是为这个国家政府服务。
因此，当英国军队抵达华盛顿时，国会图书馆理所应当地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战争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甚至不是第一个被摧毁的图书馆。英美两军在1813年4月初次交锋时，美军袭击了英属城市约克（即今天的多伦多），烧毁了立法机构大楼里的图书馆。
1813年，帕特里克·马格鲁德病倒了，被迫离开图书馆长期养病。他的兄弟乔治被任命为代理书记员。英国人于8月19日抵达了美国，当他们推进的消息传来后，华盛顿政府开始安排转移。乔治·马格鲁德下令，在看到陆军部的办事员收拾他们的行政记录之前，不得转移图书馆，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大多数政府部门已经开始收拾材料，并征用了马车，帮助他们将关键物品运到乡下的安全地带。
虽然许多在政府工作的人也是保卫城市的自卫队志愿兵，但仍然有少数人留了下来，其中有留下来负责打开和晾晒书籍（这在华盛顿夏季非常潮湿的气候中很重要）的馆长助理J.T.弗罗斯特(J.T.Frost)。21日下午，塞缪尔·伯奇(Samuel Burch)获准离开他在自卫队的岗位，回到了图书馆。22日，他和弗罗斯特终于接到通知称，陆军部的办事员已经开始搬离华盛顿。
他们终于决定开始行动，但为时已晚。其他部门已经征用了城里所有剩余的马车，伯奇花了几个小时才在华盛顿郊外的一个村庄找到了一辆。他带回了1辆马车和6头牛，在22日剩下的时间里，他和弗罗斯特把一些书和文件装上了车，并于23日早上将其驾车送到了距华盛顿约9英里的一个安全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小措施，例如最高法院的书记员埃利亚斯·考德威尔(Elias Caldwell)把一些法庭卷宗转移到了他家。
英国军队于8月24日进入了华盛顿，在那之后，事态急转直下。罗斯将军起初送出了休战的旗帜，但之后英军向他开火，将他的马打死了。乔治·格莱格生动地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休战期间开火的指控是其他图书馆破坏事件中常用的借口：
一切和解的想法立刻被搁置了；军队很快开进了镇上，先杀死了一处发出反抗火力的房子里的所有人，将整座建筑烧成了灰，然后毫不迟疑地焚烧和摧毁了一切与美国政府有关的东西。在这场大破坏中遭殃的有参议院会议厅、总统府，还有宽阔的船坞和军火库、可容纳两三千人的营房、几个装满海军和军用物资的大型仓库、上百门不同型号的大炮，以及近2万件小型武器。
国会图书馆的历史学家简·艾金(Jane Aikin)告诉我们，英国军队在建筑内堆放了书籍和其他易燃物，然后放火焚烧。虽然我们不知道事件经过的确切细节，但这一说法被渐渐具体化了。很久以后，在19世纪，《哈泼斯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刊登了一篇对这场火灾的描述，其坚定地声称英国士兵是点燃了国会图书馆的书籍放的火。
这场破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阻碍了美国政府的有效运作（尽管时间还没长到能阻止他们的军队在巴尔的摩赢得麦克亨利堡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虽然图书馆并不是唯一的目标，但它位于美国政府的中央建筑内，这使得它成了一个理想的目标以及供大火持续燃烧的可燃物的来源。然而，看来至少有一名英方人士认识到了图书馆被摧毁的象征性力量。在华盛顿市中心被摧毁的过程中—格莱格报告称那里“只剩一堆冒烟的废墟”—一本书被当作征服军的领导人的纪念品带走了。1940年1月6日，传奇的书商A.S.W.罗森巴赫向国会图书馆赠送了一本《1810年美国收支账目》（An Account of the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of the U.S.for the Year 1810，华盛顿：A & G Way，Printers，1812年），封面上有一个皮革标题标签，写着“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本书是海军上将乔治·科伯恩送给他兄弟的，显然是一件纪念品。我们不知道这本书是科伯恩自己捡起的，还是一名英国士兵发现的。选择这本书作为纪念品带回，此举代表了千言万语。乔治·格莱格写道：“根据所有战争习俗，任何出现在被占领的城镇里的公共财产，都会不容置疑地成为征服者的正当战利品。”
在大火之后的几天里，破坏明显是全方位的—石头筑的大厦幸存了下来，但里面的一切都没了。英国人直击了羽翼未丰的美国政府的核心。国会议员安然无恙，但由于他们的大厦被烧毁，他们赖以运作的信息也被破坏，因此他们的政治状态亟须重建。
在首个国会图书馆的废墟中，一个新的、更好的图书馆即将出现。这场复兴的主要推动者是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建国的思想缔造者之一，托马斯·杰斐逊。1814年之前，这位前总统一直在位于华盛顿西南100英里的弗吉尼亚州蒙蒂塞洛过着半退休生活。杰斐逊的个人藏书，在当时可以说是全美最复杂、涉猎最广泛的私人图书馆，是其通过一生的认真阅读积累起来的。杰斐逊知道在大火中失去一座图书馆是什么滋味：他的第一座法律书籍图书馆在1770年被烧毁，此后他不得不再次重建他的藏书。华盛顿大火的几周后，杰斐逊给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首要共和党报刊，《国家情报报》的主编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Samuel Harrison Smith)认真写了一封信：
敬启者：
我从报纸上了解到，敌人的破坏行为已经通过摧毁公共图书馆，在华盛顿把科学和艺术踩在了脚下……在这场事件中……这个世界只会感受到一种情绪。他们将看到一个国家突然从一场大战中撤出，全副武装地欺压另一个他们最近强迫其与之交战的手无寸铁、毫无准备的国家，大肆上演着不属于文明时代的暴行……
此时此刻，我猜想国会应该有很多初期目标要达成，而其中一个目标应该就是重新建立馆藏，这在战争期间将会是很困难的，与欧洲来往会伴随着很多风险。你对我的藏书的状态和范围是有所耳闻的，那是我50年来不遗余力、抓住一切机会、不惜花费的心血造就的……这些藏书，我估计有9000到1万册，大致包含了科学和文学方面最有价值的著作，尤其包含了任何能为美国政治家所用的内容。我在议会和外交方面的藏书尤其充分。我很久以前就意识到，这些藏书不应该继续仅作为我的私有财产，以及在我死后，国会也不该因为这些藏书的价格而无法得到它们。国会现在所遭受的损失，使此时此刻成了安置这些藏书的合适时机，无须考虑我所剩不长的时间和我个人对这些书的无益的享受。因此，我请求您看在我们的友谊的份上，为我向国会图书馆委员会投标……
随后，美国政府就杰斐逊提议的价值进行了漫长的讨论，他们就在国家资源稀缺、资金可以更好地用于军事目的时，花费大笔资金重建被毁的图书馆的相对益处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些争论在图书馆的历史上重复了多次。
杰斐逊提出向“美国政治家”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这些政客当时都是男性）其实是一件幸事，因为不管是重建最初3000卷的藏书，还是复制杰斐逊的6000到7000卷的个人图书馆，都需要很长时间和仔细的策划。因此，杰斐逊提供了一条建立大型图书馆藏书的捷径，其附加值在于，这些藏书是由一个奠定了美国政府基石的人收藏的，他在完成当时的伟大计划时，就是用了现在他所提供的一些书籍作为智力燃料。
杰斐逊的提议也并不完全是出于利他目的，因为他有相当多的债务需要清偿。他还明确表示，他是在同胞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支持，同时确保了他的藏书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出售的，避免了许多藏书家所担心的自己的藏书被出售时会被挑三拣四的情况。他在给史密斯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国会会不会想剔除藏书中的一些科学方面的书目，但其实任何主题都是国会议员有可能会需要援引的。”他明确地表示，这是一项全有或全无的交易。
1814年10月，国会开始认真考虑重建图书馆的问题，并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行独立的评估，以帮助他们对杰斐逊的提议做出有依据的决定。他们和参议院在11月提出了一项法案，“授权购买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图书馆”，并在12月通过了这项法案。
然而，众议院将审议推迟到了1月份，其辩论冗长且充满了敌意。联邦主义者担心这些藏书暴露了杰斐逊的无神论和不道德倾向。他们当中的一位政客认为，这笔收购将“掏空财政部让人民沦为乞丐，让国家蒙羞”。其他反对意见则与杰斐逊藏书中的约翰·洛克和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作品有关，认为这些作品揭露了杰斐逊令人反感的“无神论、不道德、软弱的知性主义和对法国的迷恋”。报道这些辩论的美国众报刊也分别加入了这两个阵营，《美国纪事报》(American Register)预测道：“下一代将会……为国会对购买杰斐逊图书馆的反对意见而感到无地自容。”
支持这项收购的人认为这是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图书馆”的机会。他们使用这个词时对其的理解可能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含义有所不同，但杰斐逊的藏书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来作为这一进程的开端，虽然最后他的藏书没有被全部收购。麦迪逊在1815年1月30日签署了授权购买的法案，众议院仅以10票的多数通过了该法案。这项与杰斐逊达成并在华盛顿获得通过的交易，以2395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6487册书籍。国会图书馆一夜之间成了仅次于哈佛大学图书馆（其藏书数量在1829年达到了3万—4万册）的北美最大、藏书最丰富的机构图书馆。国会图书馆的规模比火灾前增加了1倍以上，并极大地扩充了涵盖的主题范围，拥有了欧洲各地启蒙出版商的作品，这些在1812年的目录中都是几乎没有的。
尽管注入了大量的书籍，但与其他大图书馆相比，国会图书馆仍然很小。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图书馆的藏书在1802年超过了5万册。剑桥大学图书馆在1715年收入了摩尔主教(Bishop Moore)的藏书后，总藏书超过了4.7万册，到1814年之前更是大幅增长，可能已接近9万册。与此同时，大英博物馆（现全部藏书存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印刷书籍目录在1813年至1819年间出版了7卷，共列出了约11万条书目，除此之外还有手稿、地图等其他资料，藏书量超过了国会图书馆的15倍。
将杰斐逊的藏书收入囊中后，国会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为它们找一个合适的家。起初，在原来的国会大厦进行修缮和翻新时，国会和图书馆都被临时设在了布洛吉特酒店。1815年5月，这些书从蒙蒂塞洛运抵达了华盛顿；两个月后，它们被从包裹中取出，按照杰斐逊自己的分类系统的精简版排列，他的分类系统是基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启蒙思想家达朗贝尔开发的知识组织系统制定的。
1815年3月，麦迪逊任命乔治·沃特斯顿(George Watterston)为第一位真正的国会图书馆馆长。乔治·沃特斯顿是一位作家、出版过作品的诗人、报纸编辑和接受过正式培训的律师。这些藏书是一座“国家图书馆”的核心，这一想法似乎实实在在地激发了沃特斯顿的想象力，他在《国家情报报》上发出通知，呼吁作家、艺术家和版画家把他们的作品送到国会图书馆。该报认为，“美国国会或国家图书馆（应该）成为世界文献的伟大仓库”，政府有责任提供“巨大的教学储备……供公众及政府成员使用”。当时的其他文章也附和了这些观点。尽管他们没有将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言下之意很明显，美国需要一个国家图书馆来收集世界上所有有用的知识。19世纪的美国再次感受到了亚历山大的阴影。
新国会图书馆的第一本目录于1815年秋天出版，名为《美国图书馆目录》(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the United States)。联合委员会提高了图书管理员的工资，并将允许使用图书馆的人员扩大到了司法部部长和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1817年，人们首次尝试向国会图书馆提供一些存放在国务卿那里的版权书籍；同年，人们开始呼吁为国会图书馆建造一座独立的建筑。然而，这些呼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得到回应。
决定收购杰斐逊的图书馆的过程引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国会图书馆实际上是国家图书馆的核心，并且政府图书馆应该成为更广泛的藏书的中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服务政客和他们周围的官僚这一纯粹的实用层面。尽管如此，这场大火为美国国家图书馆的想法提供的动力是沉闷且成长缓慢的，实际上需要另一场大火（这一次是意外的），才能使这项计划真正积聚动力。
1851年平安夜，国会图书馆的一支烟囱起火了，图书馆5.5万册图书超过一半都被烧毁，其中包括杰斐逊图书馆的大部分。图书馆的重建是在美国内战结束、林肯总统任命安斯沃思·兰德·斯波福德(Ainsworth Rand Spofford)为第6任国会图书馆馆长后才开始的。斯波福德清楚地看到了国会图书馆将成为国家图书馆的趋势，并明确表达了他的愿景，增加了国会的采购资金，安排了史密森尼学会图书馆的转移。最重要的是，他终于在1870年的版权法中确保了国会图书馆成为美国出版物的合法存放地点。
1814年英国人摧毁国会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打击另一个国家的行为，是一次蓄意的政治行为，旨在削弱美国的政治和政府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事件再现了古代世界的一些攻击知识的事件。事实证明，国会图书馆被毁的后续发展对其历史的影响与牛津大学图书馆在16世纪50年代的被毁一样具有变革性。新的国会图书馆不仅将比被摧毁的旧馆规模更大，它还将成为一个更适合这个根据现代理念打造、走在探索民主和开明前沿的国家的资源。它的成熟建立花费了不少时间，但当它真正走向成熟时，它走在了全世界保存知识的前列，并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提供了信息和思想的养料。
弗朗茨·卡夫卡，布拉格，19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