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命运的关键是“管理”(curation)的理念。“curation”这个词有着神圣的起源，意为“照看”，作为名词，它通常指的是“照顾”教区居民的牧师。牧师据说拥有“治愈灵魂的方法”或可以对其信众进行精神关怀。在许多基督教教派中，助理牧师仍然被称为“curate”。图书馆或博物馆的负责人(curators)有照料他们所负责的物品的责任。就图书馆员而言，这一责任则延伸到了知识的概念本身，即物品中包含的知识资料。管理的行为可能还包括决定：哪些物品一开始就要被纳入馆藏，如何收藏，哪些该保留，哪些该丢弃（或销毁），哪些该向大众开放以及哪些在一段时间内不开放。
销毁或保存一份个人档案的决定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托马斯·克伦威尔在16世纪30年代保存了大量个人文件，大部分是信件的形式。在这段时期，英格兰的行政管理经历了大规模的现代化，这些文件协助他履行了亨利八世交给他的任务。克伦威尔自己的档案一开始就很有条理，且内容广泛，但我们是通过它现存的部分（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和大英图书馆）才得知这一点的。个人档案自然会包含此人收到的信件，但在近代早期，家庭秘书也会将所有寄出的信件复制一份，以保持对双方信息流动的控制。“克伦威尔这样一丝不苟的人会确保他的信件都保存完整，以便于他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参考。”仅收到的信件幸存下来，这一事实必然会引出一个结论，即“如此巨大的外发信件的损失只能是故意破坏的结果”。
当克伦威尔在亨利八世那里失宠并于1540年6月被捕时，他的手下开始销毁他发出的信件的副本，以防它们被用于指控他有罪。霍尔拜因(Holbein)著名的克伦威尔肖像画中描绘的克伦威尔是向左看的，几乎只剩一个侧脸，身上有一种严肃感和严厉感。他穿着一件黑色带毛皮衬里的外套，戴着一顶黑色帽子，这朴素的着装完全显示不出他的个性。这张画像显示的不是他的财富或特权，而是他对知识的掌握，最直白的表现就是他左手紧握着一份法律文件，面前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本书。展示克伦威尔的财富和权力的不是房间的内饰或他的衣着，而是这本书，及其真皮封面和鎏金装饰，甚至还有两个镀金的钩扣。画家向我们展示了克伦威尔认为的真正重要的东西。
克伦威尔的外发信件的存档是在家庭环境—他私人家中的办公室—中被销毁的。至今，每天依然有知识在家庭环境中被破坏。我妻子与我有次需要清理一名家庭成员的家，翻出了许多信件、照片和日记。我们必须决定其中哪些应该销毁，而且我们有许多非常正当且合理的理由销毁它们，无数其他家庭肯定也会根据这些理由销毁材料：可能是内容过于无关紧要，或者保存它们会占用过多空间，又或者它们可能会唤起依然健在的家庭成员的不愉快的回忆，或者会揭示后代第一次发现并可能希望永远掩埋的信息。
每天都有人做出这样的私人决定，但对于一些文件的存亡的决定有时可能会对社会和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当死者是知名公众人物的时候。他们的家属或爱人有时不得不决定其个人档案材料的命运—特别是信件和日记—这些材料后来对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决定往往是出于挽救逝者的声誉，但同时也是出于挽救那些仍然健在的人的声誉。因此，我认为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具有“政治性”的，即与权力的行使有关—操控公众声誉，以及决定哪些东西公开、哪些东西保持私密性的权力。
如今在数字时代，坚持写私人日记的人变少了，但是私人日记在19世纪和20世纪是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通信至今仍然是一种主要的私人交流方式，但现在主要都是以电子邮件和数字消息的形式：私人通信往往可以像私人日记一样揭示很多信息。作家可以也会保留其文学创作的早期草图、草稿和版本，这些和正式作品本身一样受试图理解文学创作过程的学者和评论家的重视。这类个人档案还可以包括其他材料：财务记录（如能揭示各种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账簿），相册（它可以显示信件不能揭示的人际关系的一些方面），以及各种各样的短时效物品（戏剧节目单或订阅的杂志都可以对文学学者有所启发）。博德利图书馆特殊馆藏的书架上堆满了一箱箱这种吸引人的材料，其中包括我们一些最受欢迎的藏品—玛丽·雪莱和珀西·雪莱、J.R.R.托尔金、C.S.路易斯、W.H.奥登(W.H.Auden)、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乔安娜·特罗洛普(Joanna Trollope)和菲利普·拉金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文稿。
作者故意破坏文学稿件是一种极端的自我编辑行为。他们这么做考虑的是后世的眼光。违抗他们愿望的行为也是如此。这种未来的人将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过去的观点，奠定了历史长河中对图书馆和档案馆袭击的大部分动机。
从很久以前，作家们就想要毁掉自己的作品。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传记作者多纳图斯(Donatus)的说法是，维吉尔想把他伟大（但当时尚未出版）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的手稿付之一炬。这篇传记称，当维吉尔在布林迪西(Brindisi)奄奄一息时，
他提议……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那么瓦利乌斯（Varius，诗人、维吉尔的好朋友）应该烧掉《埃涅阿斯纪》，但瓦利乌斯说他不会这么做。因此，在他疾病的晚期，他不断叫人送来他的书盒，打算自己烧掉，但当没有人送来给他时，他也没采取任何具体的措施。
后来的作家和学者们对这一说法有不同的解读。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谦逊的做法：维吉尔认为他的作品没有任何价值，想把它毁掉。也有人说，这一决定显示出维吉尔是一个饱受折磨的人，他的这一做法是黑暗且神经质的，是一种极端的对自己作品的管控筛选行为。第三种解释将这一事件视为构建其文学声誉的一部分，即将决定权交给了另一个人，后者承担了其作品的“管理人”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奥古斯都的赞助对于维吉尔来说是很关键的，因为正是罗马皇帝本人帮后世将这部伟大的经典保存了下来，同样保存下来的还有维吉尔的声望。
这些不同的解释同样可以应用于人们对之后的作家的手稿和声誉所做的决定。例如可以称为19世纪初最著名作家的乔治·戈登·拜伦勋爵—“声名狼藉”可能是更合适的描述。年轻时，他广泛游历了地中海地区，尤其爱上了希腊，并且认为希腊应该从土耳其的统治中被解放出来。他的《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 1809)为他赢得了同时代文人的注意，这是一部强有力的讽刺文学批评作品，回应了对他青少年时期的作品《懒散的时刻》(Hours of Idleness, 1807)的不友好的评论。长大后，他依然在写诗，第一部严肃的作品是《恰尔德·哈罗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是一部诗歌形式的游记。这本书是在拜伦写成每一章后分次出版的。前2章是在1812年出版的，他在其出版后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有一天早上我睁开眼……就发现自己出名了。”之后他出版了更多诗歌，包括《阿比道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 1813)和《海盗》(The Corsair, 1814)，但他的代表作是《唐璜》（Don Juan，前2章于1819年出版）。拜伦与安娜贝拉·米尔班克(Annabella Milbanke)有一段不成功的婚姻，他们在1815年生下了一个女儿，爱达，即后来的先驱数学家勒芙蕾丝伯爵夫人(Ada, Countess of Lovelace, 1815—1852)。（博德利图书馆藏有这对母女之间的信件。）拜伦的另一个女儿阿利格拉(Allegra)是与玛丽·雪莱同父异母的妹妹，由克莱尔·克莱蒙特(Claire Clairmont)所生。阿利格拉在5岁时死于斑疹伤寒或疟疾。
拜伦的生活方式让他成了名人，并让他进入了伦敦的精英圈子，但他与卡罗琳·兰姆女爵(Lady Caroline Lamb)轰轰烈烈的恋情以及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利(Augusta Leigh)的不伦恋［很多人认为奥古斯塔的女儿梅多拉(Medora)的父亲就是他］则让他一天比一天出名。1816年，在他最声名狼藉的时期，拜伦离开英国前往了欧洲。他一开始去了日内瓦，在他位于日内瓦湖畔的科洛尼的别墅里招待珀西·雪莱和玛丽·雪莱。就是在这里，玛丽在一场派对游戏中创作了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在科洛尼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聚会之一）之后，拜伦继续与雪莱夫妇一起环游意大利，一路上都在创作和出版诗歌。他与珀西·雪莱的友谊在这一时期一直很稳固，但在雪莱溺死时被悲伤地画上了句号。为了拜伦，雪莱不情愿地将他心爱的帆船命名为了“唐璜”。在拜访朋友后回家的途中，船只在维亚雷焦(Viareggio)附近的一场风暴中遇到了事故。
拜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了被八卦和评论的对象，包括他的宠物—他在意大利时收集了一群野生动物。雪莱说：“有10匹马、8只大型犬、3只猴子、5只猫、1只鹰、1只乌鸦和1只猎鹰；除了马，所有这些动物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时因为冲突而吼叫聒噪，好像它们是这里的主人一样。”拜伦于1824年继续他的旅程，前往了他心爱的希腊。同年晚些时候，他因发烧在希腊去世。这样富有创造力、高产但又富有戏剧性的一生立刻使拜伦闻名全世界。他的离世令作家和诗人们悲痛不已。丁尼生多年以后回忆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只有14岁。那似乎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我记得我冲出门，独自坐下来，大声喊叫，并在砂岩上写道：拜伦死了！”
他的诗歌在德国、法国、美国和英国广为流传。尽管他声名狼藉，丑闻缠身，但他的朋友和文学崇拜者仍然对他保持着热烈的忠诚，几乎相当于一个邪教。正是这种邪教般的忠诚在日后对他的私人文件的处理产生了影响。
在拜伦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是伦敦的约翰·默里出版社将他的作品带给了大众。约翰·默里(John Murray)于1768年创立了这家出版社，之后有7个他的同名后代接连掌管了这家公司，直到2002年被阿歇特图书集团(Hachette Group)收购，结束了作为私人出版企业的历史。在公司被收购之前，出版社位于伦敦皮卡迪利街旁边的阿尔比马尔街50号一处漂亮的房产内。这座建筑至今仍然被用于文学聚会，人们仍然可以爬上雅致但吱吱作响的楼梯来到二楼的客厅，这个房间的墙壁依然镶嵌着木板，排列着书架。壁炉上方挂着一幅拜伦的肖像。站在这个房间里，你会感觉出版商和这位作家的对话才刚刚结束。
约翰·默里二世是一位出色的出版商，他对于出版哪些作家的作品有犀利的眼光，也很擅长与公司于19世纪初帮其在文学界确立了地位的作家们一起反映和塑造时代气氛。这些作家中包括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简·奥斯汀。默里与拜伦的关系虽然时有起伏，但是一直非常密切，因为这位穷困潦倒的作家依赖他的建议、支持和资金。1819年，在拜伦的《唐璜》正处于公共争议中时，拜伦把他的私人回忆录的手稿送给了他的朋友，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一位当时居住在英格兰的爱尔兰作家，并鼓励穆尔与任何他认为“配得上读这本回忆录”的朋友传阅。前前后后读过它的人包括珀西和玛丽·雪莱、爱尔兰诗人亨利·勒特雷尔(Henry Luttrell)、小说家华盛顿·欧文(Whashington Irving)，以及他的朋友道格拉斯·金奈尔德(Douglas Kinnaird)和卡罗琳·兰姆女爵。拜伦知道穆尔负债累累，所以后来建议他卖掉手稿，在自己去世后出版。1821年，约翰·默里同意向穆尔支付预付款，因为他知道穆尔会编辑回忆录以便出版。关键是，默里拿到了回忆录的手稿。
1824年5月，拜伦在希腊去世的消息传到了伦敦之后，回忆录的地位开始发生了变化。读过它的拜伦的密友圈子里并不包括他的直系亲属。一些人认为回忆录应该被出版，另一些［如拜伦的朋友，约翰·卡姆·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和约翰·默里］则认为，它的出版会在公众舆论中激起强烈的道德厌恶，以至于拜伦和他仍然在世的亲属的声誉将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这两群人之间很快划起了一道战线。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是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的主编，他认为这本书“只适合妓院，如果出版的话，拜伦勋爵一定会声名狼藉”。
那些不反对出版回忆录的人可能是被潜在的经济收益动摇了。穆尔试图违背与默里的协议，因为他认为把手稿卖给另一家出版商可以赚更多的钱。约翰·卡姆·霍布豪斯知道穆尔想从这本书的出版中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但他认为应该由拜伦的家人来决定是否出版。霍布豪斯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他在1824年5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拜访了金奈尔德，（他）非常慷慨地写信告诉穆尔，愿意立即给他2000英镑，以确保不管手稿现在在谁手中，这笔钱都足以将其买下。他是为了拜伦勋爵的家人而这样做的—也就是说，他们也想摧毁这份手稿。”道格拉斯·金奈尔德也是拜伦的密友，拜伦于1816年最后一次离开英格兰后，授予了他委托人的权利，负责自己的财务。这封信让穆尔陷入了困境，他通过出版回忆录以谋取私利的想法开始动摇了，并暗示，“一定数量的人”将决定这份手稿的命运。默里也希望回忆录被销毁，霍布豪斯还力劝他仔细检查自己与拜伦之间的信件，并销毁任何有失体面的信件。所幸默里克制住了这种冲动。
这件事在1824年5月17日星期一发展到了紧要关头。穆尔和他的朋友亨利·勒特雷尔试图直接恳求管理拜伦姐姐和他遗孀的事务的罗伯特·威尔莫特—霍顿(Robert Wilmot-Horton)和弗兰克·道尔上校(Colonel Frank Doyle)。他们同意上午11点在约翰·默里的住处，阿尔比马尔街50号会面。这些男士聚集在前厅，没过多久就开始互相人身攻击，除了讨论手稿的命运这一核心问题，绅士们的节操也遭到了谴责。最后，默里把这份文稿和穆尔抄写的一份副本一起带进了房间。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手稿最终被撕毁，并在客厅的壁炉中被烧毁了。
烧毁手稿的过程肯定花了一些时间，因为至少有288页被烧毁（我们是从幸存副本的封皮和其中的空白页知道这一点的，空白的页码是从289开始的）。从参与者的各种描述来看，威尔莫特—霍顿和道尔最终代表奥古斯塔和安娜贝拉同意了把手稿销毁—尽管他们似乎没有明确表示许可。虽然默里是手稿的合法拥有者，但是他令手稿的销毁成为可能，尽管他自己是有权阻止的（不管有没有穆尔自己的恳求）。
默里和霍布豪斯的动机可能都很复杂。霍布豪斯最近当选了国会议员，可能急于保护自己的声誉不受拜伦的影响。两人可能还都有些许嫉妒，因为诗人把回忆录交给了穆尔，而不是他们。对于默里来说，他也想让自己的社会地位显得更高一点—通过站在拜伦家人一边，他也许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绅士，而不是商人。道德感的重量是默里受到的另一个同样强大的影响，但他必须权衡出版回忆录的短期商业收益和与一本在道德上不太可靠的出版物的联系将带来的潜在损害。约翰·默里的出版社当时才成立不久，只有谨慎和冒险相结合才能生存下来。在当下的情况下，默里选择了谨慎。自从拜伦的回忆录的原件在阿尔比马尔街50号的壁炉里被烧毁以来，没有一份副本被曝光，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的朋友们对未来的担忧，以及他们对于控制历史的需求。
如果拜伦的朋友们做出了作品管理上的最终决定，通过销毁他的回忆录来挽救他的声誉，那么这样的决定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作家的密友们有时可能会违背朋友的意愿。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给他的遗嘱执行人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留下了与维吉尔的遗愿非常相似的命令。布罗德和瓦利乌斯一样，决定不服从他的朋友。现在，卡夫卡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弗朗茨·卡夫卡是一名职业作家，但他在1924年去世之前出版的作品并不多。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患有肺结核的卡夫卡与年轻女子多拉·迪亚曼特(Dora Diamant)开始了一段认真的恋情。两人是一起在德国海滨度假胜地格拉尔—米里茨(Graal-Müritz)参加犹太夏令营时认识的。迪亚曼特爱上了卡夫卡这个人，而不是作家卡夫卡，而且显然在《审判》于1925年即卡夫卡死后出版之前，她都不知道他写了这本书。短暂返回家乡布拉格后，卡夫卡于1923年9月到柏林生活了一段时间，并与迪亚曼特一起在施泰格利茨(Steglitz)郊区安了家，双方的家人都对此感到不快，因为他们没有结婚。卡夫卡在那段时间里生活得比较如意，因为他得以远离家人，独立生活。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而且居住在当时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柏林，经济上很拮据（他只有少量养老金，而且因为生病提前领取了），但卡夫卡和多拉那时是很幸福的。
卡夫卡生前只出版了少数几部作品，包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这些作品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经济回报，只有来自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的微薄的版税收入。考虑到卡夫卡生前作为一名作家知名度很低，许多人不理解他不想让自己未发表的作品在他死后被保留并被其他人看到的这种想法。在1921年和1922年，他决定销毁自己的所有作品，并在与他的密友兼遗嘱执行人马克斯·布罗德的对话和信件中提到了这一点。后来，布罗德回忆了他给卡夫卡的回答：“如果你真的认为我能做出这种事，那我现在就在这里告诉你，我是不会替你实现这个愿望的。”
1923年秋天的柏林天气寒冷，很多人生活艰难。卡夫卡几乎没有钱维持生计，他原本就脆弱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因此他（和迪亚曼特）实际上已经一起烧掉了他的一些笔记本（用于取暖），至少迪亚曼特在卡夫卡刚去世时是这么告诉布罗德的，她所指的主要是他们一起在柏林时手头上的笔记本。卡夫卡有一个习惯，当他在城市里散步时，会随身携带一本笔记本，忘带的时候则会买一本新的。迪亚曼特告诉布罗德，她应卡夫卡的要求销毁了大约20本。然而，这些笔记本其实都好好地放在迪亚曼特的书桌抽屉里。她认为它们是她最重要的私人财产。不幸的是，盖世太保在1933年3月没收了她所有的文件。尽管人们后来多次寻找，但这些笔记本连同卡夫卡写给迪亚曼特的约35封信，以及他的第4部小说的唯一一份文本都再也没有被找到，可能已经被销毁了。
然而，尽管经历了这起破坏事故，卡夫卡的大量文学作品依然幸存了下来，其中大部分仍然在他父母位于布拉格的公寓里。尽管布罗德找到了一些笔记本的封皮，但内页都没了，想必这些是被卡夫卡成功销毁了。
在卡夫卡去世后，布罗德从他去世的维也纳附近的医院里和他父母的布拉格公寓的房间（这里有卡夫卡的一张书桌）里获取了他的文稿。在这一过程中，布罗德发现了两张卡夫卡写给自己的便条，他在卡夫卡去世后不久将其公开了。第一张给出了非常清楚、毫不含糊的指示：
----最亲爱的马克斯：
我最后的请求是：不要读并烧掉我留下的一切……日记、手稿、信件（别人写给我的和我写给别人的）、草图……以及你或别人手里可能有的所有作品和草图……如果人们不给你他们的信，那至少让他们发誓自己把信烧掉。
你的，弗朗茨·卡夫卡
在布罗德收集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卡夫卡给他写了第二张便条，但这张便条把第一张中清晰而简单的指示变得复杂了：
----亲爱的马克斯：
这一次我的病可能真的不会好了，我的肺炎应该会在我得肺热一个月之后发作。尽管把它写下来并不能阻止我的发病，但写作能给我某种力量。
这样，我对于我的所有作品的最后愿望是：
在我写的所有书中，唯一有价值的是这些：《审判》《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饥饿艺术家》……我说这5部作品有价值，并不意味着我希望它们被重印并流传下来，相反，我真实的愿望是它们完全消失。但既然它们已经面世了，如果有人想留着它们，我也不会阻止。
然而，我写的其他所有东西……无一例外，只要是你能找到的或者能从接收者（他们大多你都认识，主要的几位是费利斯·M夫人、尤丽叶·沃里泽克夫人和米莱娜·波拉克夫人—尤其不要忘记她手里的几本笔记本）手中追回的—无一例外，最好不要读（我不会阻止你看它们。我更希望你不要看，但无论如何，一定不能给别人看）—全都要无一例外地烧掉，我希望你能尽早去办这件事。
弗朗茨
尽管这些指示很明确，但是它们令布罗德陷入了一个严重的两难境地，这个困境挑战着友谊的原则。他们的友谊十分长久，二人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念书时相识于1902年。他们的智力是不平等的，但建立起了私交，布罗德为卡夫卡奉献了许多精力。他有一种出色的为人处世之道，伴随着他对朋友的文学才华的钦佩，于是成了卡夫卡尝试发展文学事业时的类似“经纪人”的角色。他自愿肩负起了这项任务，然而卡夫卡糟糕的健康状况、天生沉默寡言的性格和深刻的自我批评使他的工作变得极其困难。尽管面临着这些挑战，布罗德一直是一个忠实的朋友，他的鼓励促成了卡夫卡的文学作品得以成熟和出版，他也在与出版商交涉方面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因此，布罗德的困境显而易见：他是应该听从朋友的遗愿，还是应该让他的文学作品留存下来，被更多人看到呢？他知道后者会让卡夫卡高兴。最后，布罗德选择了违抗他的朋友。他为自己辩护道，卡夫卡应该知道自己不可能服从这一决定—如果他确实是认真的，那他会找别的人来销毁这些文稿。
布罗德下定了决心要让卡夫卡在文学世界中占有他应得的一席之地，只是卡夫卡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布罗德也知道拉金后来所说的手稿的“有魔力的”品质，并将利用它们来协助打造卡夫卡的文学声誉。格奥尔格·朗格尔(Georg Langer)的一个故事（也许“传说”这个词用在卡夫卡身上更合适）回忆了一位作家在20世纪40年代到特拉维夫访问布罗德的经历。这位作家是来看卡夫卡的手稿的，但被一场停电阻挠了。虽然最终电力恢复了，但布罗德还是拒绝了给作家第二次看手稿的机会。布罗德对档案材料的严密保护，他为出版卡夫卡的作品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在1937年出版的卡夫卡传记，都共同为卡夫卡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文学光环（至少最初在德语文学界是这样）。
布罗德编辑了《审判》，并安排柏林的锻造出版社(Die Schmiede)在1925年将其出版了，他还编辑了一部卡夫卡未完成的作品，卡夫卡最初的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于1926年将其以《城堡》为标题出版了。小说《失踪者》也于1927年出版，是布罗德用从卡夫卡的底稿中搜寻到的篇章“补完”的。随后的其他作品需要从卡夫卡的日记和信件中进行更加大量的编辑选择和汇编，全都是在布罗德拥有这些实体材料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的。它们没有占据太多空间，但是它们在卡夫卡死后还原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为卡夫卡确立了现代最伟大作家之一的声誉，也为布罗德自己带来了收入和名气。
1930年，卡夫卡作品的英文译本首次出现，译者是苏格兰文学夫妇埃德温·缪尔(Edwin Muir)和薇拉·缪尔(Willa Muir)。早期的英语读者包括奥尔德斯·赫胥黎和W.H.奥登，他们都是卡夫卡作品的热情拥护者。在他们之前，卡夫卡的读者当中还有一系列欧洲作家，尤其是瓦尔特·本雅明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帮助卡夫卡建立了声誉。如果布罗德没有违背他朋友的命令，而是销毁了卡夫卡的文档，世界将痛失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声音之一。
自1924年布罗德的保护行动以来，卡夫卡的文档从多次危险中幸存了下来。1939年，当纳粹准备进入城市并实施他们的反犹太主义统治时，布罗德带着装满文稿的行李箱，登上了最后一班离开这座城市的火车。20世纪60年代，卡夫卡的文稿所在城市因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有被轰炸的风险，布罗德决定将这些文稿转移到瑞士的一个银行保险库。它们现在主要被存放在3个地方—大部分在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另外一大部分在德国马尔巴赫的德国文学档案馆(Deutsches Literatur Archiv)，还有一些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Israel)。这3个机构正在共同努力，致力于保护和分享卡夫卡非凡的文学遗产。
对伟大文学作品的“管理”做出决定的伦理问题是复杂而困难的。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信件被故意销毁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手下的一种有计划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其结果是大大减少了我们对一个关键历史人物的理解［直到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在她的小说三部曲中用想象力和研究共同填补了这一空白］。拜伦的回忆录被烧毁，可能当时使他的忠实读者们不必经历震惊和厌恶，但几个世纪以来，这部丢失的作品的神秘性可能增加了一种他是一名领先于其时代的作家的声誉，因为他的生活与他的作品一样受人关注。卡夫卡的文档的保留则在更久之后才显示出了提升其声誉的效果。直到最近几年，布罗德对卡夫卡的作品所做的一系列决定才被誉为保护世界文化的一项重大贡献。我们现在肯定无法想象如果我们的文化中没有《审判》和《变形记》这两本巨著会是怎样。我们有时需要像马克斯·布罗德这样的“私人”作品管理者的勇气和远见，以帮助确保全世界能一直读到人类文明的伟大作品。
鲁汶大学图书馆于1914年被烧之前的样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