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大火整整一个世纪后，另一支侵略军发现了一座图书馆，并将其视为打击敌人要害的完美方式。这一次的行动将产生全球范围的影响，因为自从困扰年轻的乔治·格莱格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大火以来，传播新闻的方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已经发生了变化。1914年，入侵的德国军队烧毁鲁汶大学［又称鲁汶天主教大学(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的图书馆成了强烈的政治愤慨的焦点；与华盛顿事件不同的是，鲁汶大学图书馆的命运将成为一项在全世界广受关注的有争议问题。1914年，年轻的鲁汶耶稣会修道士，欧仁·杜皮耶罗(Eugène Dupiéreux)在日记中写道：
我到今天都不敢相信报纸上报道的德国人的暴行，但在鲁汶，我看到了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样的。他们比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哈里发欧麦尔手下的阿拉伯人还要野蛮，我们在20世纪看到他们放火烧了著名的大学图书馆。
鲁汶大学是今比利时最早的大学，成立于1425年，培养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包括神学家圣罗伯·白敏(Saint Robert Bellarmine)、哲学家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和地图学家杰拉德·麦卡托(Gerard Mercator)。大学由不同的学院组成（到16世纪末时已有46所学院），每所学院都在中世纪积累了藏书，因此在1636年中央大学图书馆成立之前，鲁汶大学是没有中央图书馆的。这座图书馆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不断发展壮大，其藏书规模通过购买和捐赠不断扩大。鲁汶大学比较富裕，它的财富支持了图书馆的发展。17世纪晚期，大学图书馆采用了一种来自法国的新排架方式（即将书柜安在图书馆的墙上，窗户在书柜上方），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旧方式（即书柜从墙上向图书馆房间中央凸出的方式）形成了反差。1723—1733年间，鲁汶大学建造了一座新的图书馆建筑，在18世纪的进程中，大学的财富意味着它能够获取学者们使用需要之外的藏书。1759年，奥属尼德兰总督，洛林的查尔斯·亚历山大(Charles Alexander of Lorraine)给了鲁汶大学图书馆法定送存特权（他也给了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这一特权），有力推动了这一发展。几年后，鲁汶大学图书馆从附近一家图书馆的被迫关闭中受益了—1773年对耶稣会的镇压使其得以从该市的耶稣会图书馆购买书籍（鲁汶的耶稣会书籍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并依然在古董书贸易中出现）。
鲁汶大学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法国独立战争蔓延到欧洲时遭受了重创。鲁汶的教职人员在1788—1790年被强行迁到了布鲁塞尔，且大学在1797年被正式查封，然后在1816年重新组建。1794—1795年，图书馆中近10%的图书—800多卷摇篮本（incunabula，在1501年之前印刷的图书）、带插图的图书，以及希腊文和希伯来语图书—被马扎然图书馆(Bibliothèque Mazarine)的人强行转移到了巴黎。布鲁塞尔的其他图书馆，包括皇家图书馆，也遭遇了这种命运。其他书籍则是被布鲁塞尔中央学院(?cole Centrale)的图书馆馆长挑挑拣拣拿走了一些。
因1830年的革命，鲁汶大学及其图书馆再次暂时关闭，比利时也在这场革命中诞生了。鲁汶天主教大学于1835年重新开放，与其图书馆一并成了民族复兴的象征。国家的复兴是知识和社会力量的引擎，以及巩固鲁汶大学在比利时国家意识中的新角色的关键因素。鲁汶大学图书馆成了比利时的三大公共图书馆之一（另外两个为列日大学图书馆和根特大学图书馆），但被认为是三大图书馆之首。
时至1914年，鲁汶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已超过30万册，并有一批从国际范围来看都质量极高的特殊馆藏。从图书馆壮丽的巴洛克式建筑就能看出它的重要性。它的馆藏反映了比利时的文化特征，记录了该地区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智力贡献，并保留了鲁汶大学强烈的天主教文化气息。作为向公众开放的法定送存图书馆，它也是一项国家资源。它藏有近千卷手稿，大多是古典作品和神学文本，包括天主教早期教父的作品、中世纪哲学和神学。它还收藏了大量的摇篮本和未编目的东方书籍，以及希伯来语、迦勒底语和亚美尼亚语的手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鲁汶大学图书馆长，保罗·德拉努瓦(Paul Delannoy)自1912年被任命以来就开始进行现代化改造，因为那时图书馆在组织上已经落后于学术图书馆管理的趋势，阅览室也时常无人问津。他开始整理积压的编目工作，采购新的服务于学术研究的藏书，采取更现代的组织方式，而这一过程在1914年8月25日的晚上被戏剧性地叫停了。就像美国国会图书馆所经历的一样，等待它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但这场破坏最终也引发了一次伟大的飞跃。
德国军队在进攻法国的途中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于1914年8月19日抵达了鲁汶，该镇充当了德国第一军的总部大约1周。比利时民政当局事先没收了普通比利时公民持有的所有武器，警告他们只有比利时军队才有权对德国军队采取行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代学者未能找到任何反对德国人的民众起义的证据。8月25日，一系列暴行在鲁汶发生了，这可能是由一支德军的部队引发的，他们在恐慌下向自己的一些士兵开火了。报复行动在那天晚上开始了。比利时平民被强行从家里赶出来，并被立即处决—其中包括市长和鲁汶大学的校长。午夜时分，德国军队进入鲁汶大学图书馆，用汽油放了火。整座建筑和几乎所有藏书—现代印刷书籍和期刊，以及大量手稿和珍本书籍都被摧毁了。1907年《海牙公约》的第27条规定，“在攻城和轰炸中，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尽可能保留以宗教、艺术、科学或慈善为目的的建筑物”，虽然德国是签约国之一，但德国的将军们仍然反对该公约的精神，尤其是战争被规范这一点。
《海牙公约》最终将纳入更严厉的措施来制裁针对文化财产的暴力行为，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力量仍然较弱。鲁汶大学图书馆被烧毁，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回应将有助于改变这种情况，特别是通过在《凡尔赛条约》中加入一项涉及鲁汶大学图书馆重建的单独条款。
8月31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一项对世界犯下的罪行”，称“只要世界还有一丝一毫的恻隐之心”，德国就不能被原谅。英国著名知识分子，阿诺德·汤因比认为，德国人故意把鲁汶大学的知识心脏当作了目标，毕竟没有图书馆，大学就无法开展工作。法国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La Croix)认为，放火烧了鲁汶的是野蛮人。德国人的观点与英国军队1814年在华盛顿给出的借口如出一辙，称城市中出现了平民抵抗，狙击手向德国军队开火，才引发了暴行。
事件发生后，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立即给美国总统发了一封电报（无疑是担心这一事件可能会鼓励美国人加入盟军），辩称德国军队只是对该市平民的袭击做出了回应。1914年10月4日，在战争罪指控后，一个由93名著名的德国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发表了一份关于鲁汶事件的宣言。它的标题是《对文化界的呼吁》，一些德国最著名的文化领袖签了名，其中包括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和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他们写道：“我们的军队残忍对待鲁汶的说法不是真的。愤怒的居民在他们的住处背信弃义地扑向了他们，我们的部队心痛不已，不得不向城镇的一部分区域开火作为惩罚。”关于图书馆因何被毁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2017年，德国艺术学者乌尔里希·凯勒(Ulrich Keller)再次将破坏归咎于比利时的抵抗运动。
法国作家、知识分子罗曼·罗兰非常崇拜德国文化，1914年9月，他带着莫名的愤慨写信给《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将他的话语对准了作家同行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呼吁他和其他德国知识分子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如果你拒绝‘野蛮人’这个头衔，那么你希望以后如何被别人称呼？你是歌德的后裔还是阿提拉的后裔？”霍普特曼的回答毫不含糊：与其把“歌德的后裔”写在墓碑上，不如作为阿提拉的后裔活着。
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这么想。柏林的普鲁士皇家图书馆［Royal Prussian Library，今柏林国立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的馆长，杰出的圣经学者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也是“93人宣言”的签字人之一，他写信给普鲁士文化部部长，建议在被占领的比利时任命一名德国官员，以确保图书馆在战争接下来的时间中不会遭到破坏。这个提议被接受了。在1915年3月下旬，布雷斯劳（现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弗里茨·米尔考(Fritz Milkau)被派到了布鲁塞尔担任这一职务，带来了年轻的预备役士兵里夏德·厄勒(Richard Oehler)，波恩大学的图书管理员，还有其他像他这样的人。他们走访了比利时的110家图书馆，讨论了图书的保存和保护问题。
鲁汶大学图书馆被毁4周年时，法国勒阿弗尔港，即比利时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举行了纪念活动。除了政府官员，参加的还有多元化的盟国代表，其中包括一名西班牙国王的特使和一名耶鲁大学的代表。随着世界对比利时的同情从愤怒转向支持重建，各地都发出了支持的公开信息。
在对鲁汶大学图书馆的损失深表同情的英国图书馆中，曼彻斯特的约翰·莱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是最引人注目、最慷慨的一个。1914年12月，为了“对鲁汶大学的建筑和著名的图书馆在野蛮破坏中所遭受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予以切实的同情”，图书馆的管理者们决定将一些藏书的副本捐赠给鲁汶大学图书馆。他们指定了200本他们认为将成为“新图书馆核心”的书。约翰·莱兰兹夫妇不仅拿出了自己的藏书，还自告奋勇从英国的私人和公共藏书中收集捐赠给鲁汶的书籍。
约翰·莱兰兹图书馆的馆长，亨利·格皮(Henry Guppy)推动了英国对鲁汶的支持。他在1915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记述了一则“鼓舞人心”的对公众呼吁的回应—人们呼吁的内容是捐赠远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公共图书馆的图书。事实上，格皮的努力是非常了不起的。1925年7月，最后一批书被运往鲁汶，总数达到了55782本，分了12批才运完，约占图书馆于1914年8月被毁时损失图书的15%。曼彻斯特当局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这表明，鲁汶大学图书馆的困境触动了离比利时很遥远的海外普通公众。
随着战争结束，国际上重建鲁汶大学图书馆的努力也上升了几个层次。《凡尔赛条约》（1919年6月28日）第247条就图书馆的特别规定对这一过程提供了帮助：“德国负责为鲁汶大学提供……与德国焚毁鲁汶大学图书馆时毁坏的数量和质量相同的手稿、摇篮本、印刷书籍、地图和收藏品。”
在各国帮助鲁汶重建图书馆之时，美国也看到了其中的机会：这不仅是为了显示文化和知识上的团结，也是为了传递“软实力”。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非常积极地领导了美国的倡议。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也送来了书籍。1919年10月，领导了比利时人民抵抗德国占领的比利时的梅西耶红衣主教（Cardinal Mercier，梅赫伦的大主教兼总主教）访问了安娜堡，接受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一个挤满了5000多名大学成员的礼堂里，这位比利时红衣主教在战争中的勇敢在仪式上被宣读，作为回应，他用心地感谢了那些为他的国家的自由而战的美国“男孩们”。在唱完比利时国歌和《共和国战歌》之后，一本书被呈送给了梅西耶红衣主教。这本书充满了象征意义，是在1484年由一位德国印刷商，约翰内斯·德韦斯特法利亚(Johannes de Westfalia)印制的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他从帕德伯恩和科隆来到低地国家，建立了这里的第一家印刷厂。
安娜堡大学的学术社区并没有忽视这段历史小插曲中的讽刺意味。书中插了一段拉丁文题词：“我是由一位在这受到了热情款待的德国人于鲁汶大学印制的。多年后，我横渡大西洋，来到了另一片土地，在那里幸运地逃脱了德国人带给我的同伴们的无情命运。”该书是300册摇篮本中的一册，是鲁汶大学图书馆被摧毁之前藏品的一部分，因此被选择来取代一件特别珍贵的丢失物品。
美国人为新图书馆的建筑募集了资金。建筑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新建筑的风格与低地国家的传统民间风格非常一致，尤其是17世纪的佛兰德“文艺复兴”。但图书馆很大，有足够容纳200万册图书的空间，并受到了研究型图书馆，尤其是哥伦比亚、哈佛和耶鲁等美国常春藤盟校的大学图书馆的最新设计思想的影响。图书馆重建过程中的文化政治因素将体现在建筑物的装饰上。正门上方是一尊圣母马利亚的雕像，体现鲁汶是一座天主教城市，而两个盾徽分别印有比利时和美国的纹章。
1921年的奠基仪式同样象征着比利时与美国之间的新关系。虽然有21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仪式，并由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多位红衣主教和贝当元帅主持，但美国占据了舞台的中央。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美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宣读了哈丁总统的善意致辞。亨利·格皮认为，“这一天属于美国”。八年后，1929年7月4日，即美国独立日，新建的鲁汶大学图书馆举行了正式的落成典礼。舞台上的美国国旗十分醒目。美国大使、修复图书馆的美国委员会主席、法国委员会的代表和红衣主教都发表了讲话。为了纪念赫伯特·胡佛总统对该项目的支持，典礼上还揭幕了一座他的雕像，生怕美国在这场活动上的存在感没超过比利时似的。图书馆的重建将在日后成为美国和比利时外交紧张的主要来源，并帮助产生了20世纪30年代主导美国政治的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
尽管举行了这些盛大的庆祝活动，鲁汶大学图书馆的翻修工程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仍是美国的一个压力点，因为该项目成了美国在欧洲声望的象征。到了1924年，资金问题开始见诸媒体端。《纽约时报》11月的一篇社论将图书馆的重建描述为“一个未兑现的承诺”。一个月后，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解散了他的鲁汶委员会，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的赫伯特·胡佛。在美国其他评论人士哀叹未能完成图书馆是国家的耻辱之际，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Jr)不情愿地承诺向图书馆提供10万美元。他将其视为一项爱国责任，而不是因为他对该项目有任何热情。资金终于在1925年12月被筹集到了，完成了一半的图书馆的重建工作得以重新开始。
随后，另一个问题浮出了水面。由美国建筑师惠特尼·沃伦(Whitney Warren)为这座建筑设计的题铭，“被德国的暴怒所摧毁，因美国的捐赠而重建”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欧洲政治断层线改变之前就被构思好的。这段铭文的感情此时看来似乎已经不合适了，尤其是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开始对这句题词的内核持保留态度。他于那年担任了一个新职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个关注图书馆在欧洲战后和解中的作用的慈善组织—的主席。沃伦和巴特勒于是在美国报纸上展开了一场争斗，这场争斗很快蔓延到了欧洲。这成了一个外交和公关问题，在1927年萨科和万泽蒂（两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被视为在美国盛行的不合理的反欧移民观点的受害者）被处决后加剧了欧洲的反美情绪。围绕铭文的争斗一直持续到了落成仪式（在1928年7月4日举行）的前几天。沃伦在比利时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拒绝更改铭文。大学在美国政府官员的支持下，拒绝让它上墙，而是在图书馆的墙上留出了一片空白。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沃伦提起了诉讼，这个问题仍然出现在大西洋两岸的新闻中。图书馆空白的立面曾两次被比利时民族主义者涂写毁坏。最后，原铭文在1936年被放到了迪南的一个战争纪念碑上。图书馆的问题终于不再被新闻热议，美国人和鲁汶大学都松了一口气。
可悲的是，这次和平是短暂的。人们不仅不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吸取鲁汶的教训，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被迫学习了一次。1940年5月16日晚，在图书馆第一次被摧毁近26年后，重建的建筑再次被大部分摧毁，这次又是德国武装部队瞄准并轰炸了它。
《泰晤士报》于1940年10月31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又是鲁汶》的文章，报道说，“德国人宣称，这次是英国人放的火，但比利时人毫不怀疑这是德国人的罪过”。由亚琛(Aachen)的克勒曼教授领导的一个德国调查委员会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些来自远东的罐子，断言英国人在这些罐子里装满了汽油，然后引爆了3枚手榴弹点燃了它们。1940年6月27日，《纽约时报》从柏林报道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摧毁图书馆是英国人的阴谋。
密切参与了重建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收到了一封来自鲁汶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令人痛心的信：
我无比悲痛地告诉你，图书馆几乎全部被大火烧毁了。在后面存放着我们珍贵藏书的精美藏书室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极度变形和熔化了的大梁。这是一幅令人痛苦的景象……收藏的摇篮本、手稿、纪念章、贵重瓷器、丝绸旗帜和目录也都被毁了。几乎可以说，我们必须从头开始了。
在伦敦遭到了燃烧弹空袭后，英国《每日邮报》在1940年12月刊载了埃姆里斯·琼斯(Emrys Jones)的一篇文章，其中指责德国人“犯下了摧毁鲁汶古老的图书馆的罪行”。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是世界历史上“大纵火犯”的行动之一，别的还包括摧毁伊普尔布料大厅和兰斯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Rheims)。人们很难证明1940年的袭击是像1914年的一样故意针对图书馆的。这座由美国人设计的建筑声称是防火的，但并没有成功保护图书馆的藏书。目前已知只有2万本书在爆炸中幸存了下来。另一项修复工作开始了，重建的图书馆于1950年重新开放。
鲁汶大学图书馆在20世纪遭到两次破坏的案例都唤起了以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为缩影的文化失落感。这些藏书的损失不仅是一份伟大的珍宝的损失—一些学者淡化了这些被毁的珍宝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了图书馆所体现的民族和公民自豪感—对于许多比利时人来说，这是他们的“家庭图书馆”。
就像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在几十年内被摧毁了两次一样，鲁汶大学图书馆的重建行动非常具有象征性。这两家图书馆都投入了巨大的努力来重建建筑、重组藏书和手稿。这些藏书和手稿将被世世代代重复使用，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们重新审视了学者们在图书馆工作、研究的方式。德国军队可能将袭击图书馆视为给敌人造成心理伤害的机会，他们的目的在短期内达成了，但长期结果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今天的图书馆与在20世纪20年代重建的，以及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重建的有很大不同。虽然鲁汶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被一分为二，一所讲法语，另一所讲佛兰德语，但鲁汶大学的图书馆仍然是欧洲这所顶尖大学的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枢纽，让比利时保持在了欧洲知识经济的前沿。
对于鲁汶大学图书馆的损失的震惊在1914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在1940年也是一个较小的焦点，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的故事已经淡出了公众的意识。犹太人大屠杀将为公众的厌恶和愤怒划定一个新的标准；与数百万人被谋杀相比，个别图书馆被焚烧就算不上什么了。然而，在比利时和德国，公众舆论仍然专注于1914年和1940年在鲁汶发生的事件。一个社群仍然感到内疚和自责，另一个则依然试图理解事件的动机。
意第绪语研究所(YIVO)的材料在纽约被拆封，194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