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生命的“林间空地”
那些拒绝做母亲的女性也常被误解为讨厌孩子，就像女巫那样会在巫魔夜会时用尖牙啃烤架上的孩子或给邻居的儿子下诅咒。这真是双重的令人气愤。首先，这与事实相去甚远：有时候，正因为与孩子有强烈的共情才让人不想将他们带到这世上来，而其他人可能为了各有争议的理由生养孩子。露西·朱贝尔就对此嘲讽地说道：“最能促进生育的莫过于在养老院里度过漫长岁月的凄凉晚景，没人探视，也没有什么消遣。为了躲过这场噩梦，有些人生了8个孩子，一周7天，一天一个，还多了一个——马有失蹄嘛。”[250]被虐待、殴打、强奸的孩子数量如此之多，让人不禁质疑是否所有生了孩子的人都爱孩子。再者，女人也有权利不寻求孩子的陪伴，甚至坦率地讨厌他们，即便这意味着无情地撕开所有假象，将常与女人挂钩的温柔奉献的形象踩在脚下。不管怎样，都不太可能再有什么好的表现了。她们一在孩子们面前变得温柔或将孩子抱入怀中，就会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与评论（“你好适合带孩子啊”“你一定会是一个很棒的妈妈”）。她们厌倦了这些，索性硬起心肠，表现出彻底的鄙夷，哪怕被当成怪物。因为她们可以爱孩子，享受与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光，但不一定要亲自生孩子：“我菜烧得不错，但我不想开餐馆！”连环画《你呢，什么时候想生孩子？》里的女主角这样说道。[251]
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Elizabeth Gilbert)说，这世上有三种女人：“一种是天生做母亲的人，另一种是天生做阿姨的人，还有一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被允许靠近小孩3米之内的人。所以必须了解自己到底是哪种类型，因为要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那可是要命的。”她自己就是属于“阿姨队”的。[252]2006年，在一本法国女性杂志上，一位年轻的女性讲述了自己见识过的“阿姨”有多厉害。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与一位朋友一起到她朋友的阿姨家度假。直到下了飞机，她才发现那位阿姨竟然是萨宾·阿泽玛(Sabine Azéma)——一位在别人问及生子问题时，冷静表示自己选择不做母亲的女演员。这样的假期在往后几年里又连续来了好几回：“萨宾给我们租了一台小小的摄影机，鼓励我们写东西，然后把写的拍出来。我们花好几个钟头在旧市场里找演戏的行头。萨宾自己拥有一辆小汽车，因为她不喜欢开快车，所以有一次，她好几个小时都跟在一辆大卡车后面。我们笑疯了。我们感觉自己没被当成孩子，她也不像个大人，这就是神奇之处。我们的假期更像是于洛先生[253]式的，尤其不是麦当劳式的，感觉像是在有‘毒药与老妇’[254]那种氛围的茶室，是一个酒店花园，而不是拥挤的广场小公园。萨宾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稀奇的物件，有纽约的陀螺、英国的铅笔等。最重要的是，她把自己的幸福感注入到了我们的心里。”[255]在这种社会角色的多样化下潜藏着被低估的丰富性。有一次，40多岁的斯泰纳姆参加电视节目《今夜秀》(Tonight Show)，主持人琼·里弗斯(Joan Rivers)问她：“我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快乐。我无法想象没有她的样子。难道您不为没有孩子而后悔吗？”她回道：“这么说吧，琼，如果所有女人都有孩子，那就没人来跟您说没孩子是什么样的了。”[256]
很多女性都说过为何她们想赋予自己生命的意义与做母亲的身份不兼容。比如尚塔尔·托马斯(Chantal Thomas)，热爱自由、孤独与旅行的她就非常直接地说道：“这件事从头到尾没有一样东西能吸引我，怀孕不吸引我，分娩不吸引我，喂养、照顾、教育孩子的日常生活也不吸引我。”[257]在读西蒙娜·德·波伏娃年轻时所写的《岁月的力量》时，最让人吃惊的是她那绝对且没有边界的求知欲：不管是书或是电影，她都是求知若渴，她一心想成为作家。她也同样渴求物理空间。在马赛担任教授时，她认识到行走的意义。一有机会她就去远足，一口气走个几公里，沉醉在风景和感受中，不会让自己因担心发生意外或遭遇袭击而停下来（不过会有些警惕性）。她煽动了几个自称要追随她的朋友。她珍惜自己的自由，从她用几笔就能将自己所拥有的几间房间的迷人之处描绘出来就可证明这一点。她喜欢自己住，从她在巴黎上大学时就这样：“我可以到黎明才回去，也可以在床上看一整夜的书，然后到大中午才睡觉。我可以24小时不出门，也可以突然就出门。我中午在多米尼克的餐厅(Dominique)喝罗宋汤，晚上到圆顶餐厅(La Coupole)喝一杯巧克力。我喜欢喝巧克力，喜欢喝罗宋汤，喜欢那些长长的午觉和无眠的夜晚，但我尤其爱自己的任性。几乎没什么能阻挠我。我愉快地发现，从前那些成年人天天在我耳边念叨着的‘认真地活着’，其实一点儿也不沉重。”所以，怎么能看不出一旦怀孕，这样的冲动、这样的热情都将戛然而止，一切她热爱的、对她来说重要的事物都将渐行渐远呢？在这本书里，她也解释了为何回避做母亲，为了这事儿她“没少被骂”。她说：“我的幸福太坚实了，以至于再没有别的新事物能吸引我。(……)我一点儿也不憧憬从一块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团上找回自我。(……)我觉得不是我拒绝做母亲这件事。它压根不在我的命运里。没有孩子，我才是天然完满的我。”[258]这种怪异感，有些女性也深有同感。我有一个女性友人就跟我说过这种感觉。她说当她20岁时做完堕胎手术后，那手术在她脑海中还是很抽象：“就像是我去割了个阑尾。”
同一件事也在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身上发生过。她在2015年出版的自传《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Ma vie sur la route)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本书献给伦敦的约翰·夏普医生(Dr John Sharpe)。他在1957年——法律允许英国医生出于女性健康以外的原因终止妊娠的十年前——冒了巨大的风险接收了一位22岁、即将去印度的美国女人，为她做堕胎手术。当时他只知道，她取消了在美国的订婚仪式，将要奔赴一种未知的命运。他对她说：“您得答应我两件事。第一，和谁也别提我的名字。第二，这一生，只做您想做的事。”亲爱的夏普医生，我相信深明大义的您，不会埋怨我现在才说出迟到的这句话，在您去世多年之后：
我把我这一辈子活成了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样子。
这本书献给您。[259]
就斯泰纳姆的情况来看，没有延续血脉，并不意味着背叛她自己的母亲，反而是还她公道，继承她的衣钵，尊重她的家族历史。在她出生前，她的母亲露丝(Ruth)刚在记者生涯中崭露头角，她差点儿就抛下丈夫和大女儿，同她的朋友去纽约打拼了。“如果我缠着她问，‘那你为什么没去呢？你为什么不带着我的姐姐一起去纽约呢？’她就会回答我说没关系，她能有我和姐姐已经很幸运了。如果我一直问个不停，她就会说，‘如果我走了，就没你这号人了！’我从来没有勇气对她说，‘但就有你这号人物了。’”在父母分手后，年少的斯泰纳姆与日渐消沉的母亲独自生活。当能逃开这一切时，斯泰纳姆动身去了纽约，替她母亲实现了当年的梦想。她在致母亲的悼词中写道：“和很多走在她前面的女性一样——其实今天很多人也这样——她从未独自踏上旅程。我希望她能走上她深爱的那条路。”[260]
当我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在翻我爸的文件时发现一本褪了色的蓝色笔记本，封面上写着“纳沙泰尔高等商学院”(?cole supérieure de commerce de Neuch?tel)。里面只有我爸用他有棱有角又漂亮的笔迹写的一长串文学参考书目。他抄写的是《明日之书》(Le livre de demain)这本杂志上的综述摘要，有几本书还是莫里斯·梅特林克和埃德蒙·雅卢[261]的。我的祖父在我的父亲12岁时就离世了，由此带来的变故打破了父亲的文学梦。那么有涵养又对文学孜孜以求的他不得不去学他完全没兴趣的商业。后来，他还是过上了好日子，但也走不回那条文学路了。没什么能消解这种遗憾以及未能施展才能的痛苦。当我还没清晰体会到这份剜心之痛前，我自己也曾沉浸于书籍与写作的世界——没有什么比它们更真实、更值得关注的了。或许我们的父母有时也会聊起他们热爱的事物。有些爱得痴了，别的什么爱好也容不下了——如果他们当初没能照着心意全心投入所热爱的事物时更是如此。或许有些修复需求就是容不得半点儿折衷；或许也正是这样的需求让人在世代的丛林里划出一片空地，驻扎于此，浑然两忘。
不可接受的生育言论
但许多人并不接受这样的做法。在某本书中，演员玛莎·梅丽尔(Macha Méril)认为“不生孩子的女人就是一群错误的人”，是“自己的寡妇”，她觉得该好好用以下措辞教育一下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鬼魂：“天才的西蒙娜啊，您这可是铸下大错了。您本该爱孩子的，但您选了那个天杀的萨特，害您走了弯路。您和那个美国情人［作家尼尔森·艾格林(Nelson Algren)］在一起的时候，不就差点儿让您的女性肉体满足于当母亲了吗？当了母亲，您也不会变笨，您的脑子也不会转得更慢。”（转述这段话的露西·朱贝尔评论道：“脑子嘛，倒是不会转得更慢，但笔头吧，就说不准了，谁知道呢？”[262]）1987年，Elle杂志的记者米歇尔·菲图西对科琳娜·迈尔的书中所写的内容感到气愤，于是发表了《女超人受够了》(Le Ras-le-bol des superwomen)，写了一堆要协调家庭与工作之间平衡的困难，还有女性解放的艰难现状。但显然有些人不可能允许自己为了给生活减点儿负担就删掉公式中的其中一项，或者，起码不是那一项。
当不再质疑那些自主不生孩子的女性的人品时，人们开始从她们身上寻找某些替代性的母性表现：女老师就是自己学生的母亲，书籍就是女作家的孩子等。劳利·丽斯在一篇反思如何解决没有孩子的污名的文章中，列举了一长串象征性做母亲的例子。这显然符合某种体面的个人需求。但按照网上评论的说法，这种类比惹恼了不少并非从事以上职业的女读者们。[263]“我就想翘了做母亲这门课。”克洛蒂尔德代表自己说道。她就是自主不生孩子的一员，而且她还是护士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不错。[264]
对大众而言，除了做母亲之外的任何自我实现不仅都是一种替代，而且是一种权宜之计。在讲述加布里埃·香奈儿[265]早年生活的电影《时尚先锋香奈儿》(Coco Avant Chanel)里，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例子。年轻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但这个男人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镜头里的她满脸泪水，但到了下一个镜头，她迎来了第一场职业上的成功。在时装秀之后，来宾鼓掌，为她欢呼。而她坐在角落里，目光空洞而忧郁。结尾处的字幕告诉我们，她之后大获成功，但终身未嫁，也没有孩子。由此，人们可能会以为她在爱人逝去之后悲痛不已，活得就和修女一样，一心扑在事业上。然而，事实正好相反，香奈儿的一生精彩又跌宕起伏：她有过好几段情史，至少也是爱过好几个吧。事业成功也许是对她个人不幸的补偿——这种说法总有点儿操纵人心的意味，更有可能是灵活使用的陈词滥调。早在她的情人意外身亡之前，她就在搞事业了，但出于某种原因秘而不宣罢了。而这份工作显然也为她带来了无限的满足。
每当看到有人犹豫时，伊丽莎白·吉尔伯就鼓励他们来问自己为何不做母亲，因为她觉得有必要谈谈这件事。而丽贝卡·索尼特正好相反。她抱怨老被问同样的问题：“我写作的目的就是寻找各种方式来表达那些难以捉摸又被忽略的东西，描述各种细微的差异，既颂扬集体的生活也赞美个人的生活，用约翰·伯格[266]的话说，寻找‘讲述的另一种方式’。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对没完没了地用同样的方式讲事情感到无力与沮丧。”[267]她自己关于母性话题的文章来自某次她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讲话。当时让她大为吃惊的是，现场话锋一转，竟然讨论起《达洛维夫人》或《到灯塔去》的作者没生孩子的事。在大西洋的这一头，2016年的玛丽·达里厄赛克(Marie Darrieussecq)也曾有过同样的惊诧。当时她受邀在《法国文化》(France Culture)这一节目上谈自己的新译作《一间自己的房间》[268]，主持人也直接向她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一开始，她还耐心回复说，伍尔夫的痛苦是深沉的，但谁也说不准没有孩子是不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之后，主持人还是不依不饶地追问，她终于爆发了：“这让我很困扰！抱歉，我努力维持礼貌，但这真的让我恼火！会有人拿这些问题去问一个没有孩子的单身男作家吗？太可笑了！我觉得这么问，是只把她看成了一个女性的肉身，但这并不是她在其文章里做的事啊。”[269]这足以证明帕姆·格罗斯曼的观点是正确的，她在给《文学女巫》——伍尔夫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的庆典所作的前言中写道：“人们仍旧认为创造孩子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女性是危险的。”[270]更需要知道的是：即便你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也逃不了要做母亲的烦扰。那些不打算复制自己的女读者，或者是忽视了生孩子这事的女读者，收到警告了吧：没必要埋头写什么旷世巨作来转移大家对你这重大过失的注意力，错过这件事，你铁定会很惨，你还不知道吧。如果你想写东西，就为了其他理由写吧，比如说为了开心；不然的话，就用你那可耻的无聊空闲去树下读点儿小说，落得自在，或者做些你想做的其他事情。
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运动导致的精神创伤也催生了许多荒诞的故事。比如，那时候并没有在公开场合烧毁任何一件胸罩。然而，所有人都坚信——苏珊·法吕迪也是那么写的——“女权主义将所有内衣都放上了火刑架”[271]。有时人们还会指责那时候的女权主义蔑视母性或是让那些向往做母亲的女人自惭形秽。这或许只是某些个人行为——当然这很令人遗憾——当时产生的女权理论里并没有这样的言论。在美国，研究者安·斯尼托在那段时期的女权文本中没有找到任何所谓的“憎恶母性”的痕迹。[272]至于1972年由艾伦·佩克(Ellen Peck)创立的昙花一现的“全国非父母者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Non-parents，简称NON），和女权运动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实际上，不生孩子这件事极少，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没被拿来辩护过。只有一次众所周知的例外：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由一群非裔美国女性签署的《避孕宣言》(Déclaration sur la contraception)。有些黑人男性认为避孕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大屠杀。针对这个观点，这些黑人女性回应道，正好相反，这是“某种用来反对针对黑人女性与黑人儿童的种族大屠杀的自由”，因为没有孩子的黑人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利。[273]在法国，示威女性高呼道：“等我想要生再生孩子！当我想要生再生孩子！”“这里的‘等我想要’的激进意味被‘当我想要’冲淡了，”克里斯汀·戴尔菲(Christine Delphy)分析道，“运动总是把重点放在何时生和生多少上，却从未说过生与彻底不生。显然，女权运动从不敢表达这样一个理念：女人也许完全不想生孩子。”[274]夏洛特·德贝斯特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思潮有反思性、社会性，还带有心理分析的色彩。它以某种方式发出了一个惊人的训诫：‘可以做你想的事情，但必须得生孩子。’”特别是女性，她们面临着某种矛盾的“爱生不生，但你想生”的生育欲悖论。她们对此又格外敏感，以至于那些自主不生孩子的女性——按照这位社会学家采访过的某位女性的说法——更倾向于“既不做她们自己想做的，也不做别人想让她们做的事”。[275]珍妮·萨菲尔说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渴望孩子，她只是“想‘渴望孩子’”。[276]因此，我们自以为自己拥有“选择的自由”，实则这份自由是十分模糊的。
这样的文化氛围使那些不生孩子的女性自感孤立无援。“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你能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不想要生孩子的念头。”夏洛特·德贝斯特采访过的一位女性这么对她说道。[277]这种脆弱的心安理得——甚至有时并不存在——让那些不生孩子的女性在生活出现变故时，总不禁自问：是因为没有孩子吗？我想起每当自己撞到家具，磕碰到脚趾头（我只是夸张）时，总是有一个念头闪过：报应来了。有意或无意地，我总是在等待“报应”，付出所谓的代价，我才能过我想要的人生。相反，如果是一位母亲，不管她陷入什么样的困境，都很少会扪心自问，是不是她决定要孩子才让事情有所不同。尚塔尔·托马斯曾讲过这样一件轶事：“有个女人来找我，告诉我她那吝啬的儿媳是如何用诡计把她从自己在布列塔尼的家里赶了出来。她见我无动于衷，便把矛头指向我说：‘那您呢，您对孩子满意吗？和他们相处得好不好？’‘我没有孩子。’（沉默，对视良久）‘那一定很可怕。’她说着，然后就转身走了。”[278]
我15岁时——那时我已确定自己不想做母亲——被伍迪·艾伦[279]的电影《另一个女人》的视角给吓到了。里面的女主人公是一位50多岁的哲学教授，由吉娜·罗兰兹(Gena Rowlands)扮演。在电影结尾处，她崩溃地抽泣着说：“我觉得我是想要个孩子的！”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这一幕并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伍迪·艾伦也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的参考。[280]那些自主不生孩子的女性会经常听到这样一句威胁：“有一天你会后悔的！”这句话透露了一种很古怪的逻辑。难道就为了在某个遥远的未来不感到某种可能有，也可能不会有的后悔就强迫自己去做完全不想做的事吗？这个论点又把相关的人拉回了她们中的许多人想要逃离的那个逻辑，即某种具有前瞻性的逻辑：如果有了孩子，那他的存在会吞噬你的当下，你会终日活在如何担保他将来的日子无虞的担忧中：得贷款，得拼命工作，得操心未来留给他的遗产，得担心付他的各种学费等。
不管怎样，我无意冒犯伍迪·艾伦，但从长期来看，不生孩子似乎并没有造成多么大的痛苦。内维耶弗·赛尔，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对不生孩子的女性存有偏见的那位心理医生，也不得不承认，她所采访的那些女性“并没有散发出失落或后悔的气息”[281]。作为一名外科兼妇科医生，皮埃尔·巴纳尔(Pierre Panel)发现那些做过绝育手术的女病人中，“极少”有人感到后悔：“那些后悔的人，一般是在绝育合法化[282]之前遭受了——确实要用‘遭受’这个词——输卵管绝育手术的女病人们，也就是说做出绝育这个决定的是医生而不是出于她们本人的意愿。”[283]当后悔存在时，它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然而，有些学者还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存在某种被迫的后悔：“说白了，就是女人们一生中都被告知不生孩子就不完整。当逐渐老去时，她们就觉得自己缺了点儿什么或是贬值了。”露西·朱贝尔总结道。她接着说道：“我们要改变这个讯息，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个悔恨的幽灵会逐渐消失。[284]”希望这个社会能让女性实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夫复何求？“我不想被要求结婚，生孩子，做这，做那。我只想做个人。”37岁的琳达说道。[285]
最后的秘密
有的后悔，即使很少存在，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却会被广泛地提及。而另一种后悔，似乎经常存在，却被禁止提起：那就是成为母亲之后的后悔。我们可以说养孩子有各种糟心事，但最后总不忘来一句，不管怎样，养孩子使人幸福。这条游戏规则也正好是科琳娜·迈尔在《没有孩子》中抨击的那一条：“要是我没有孩子，我会带着我的书挣来的钱环游世界。但现在呢，我被圈在家中，要做饭，要每天七点钟就起来，要盯着孩子背那些愚蠢的课文，还要洗衣服。所有这些为孩子做的事把我变成了老妈子。有段日子，我后悔了，并且我敢把它说出来。”她还说道：“如果我没有孩子，不被困在忙家务、买东西和做饭的日常中，谁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我承认我现在就只等着一件事：我的孩子们快点儿毕业，这样我才能有更多时间投入到我的小创作活动中。到时我该有50岁了。之后，等我年岁再大些，属于我的生活才刚开始。”[286]对禁忌话题的这般僭越招致了米歇尔的谴责：“因为养育过程艰辛且打乱了生活而想要让后代消失的念头，我们哪位女性不曾有过呢？但到了她头上，却用最刻薄的笔触写了好几页的牢骚，其中有些许诙谐与才华，但只是为了给避孕药放行。”[287]此处所说的“诙谐”与“才华”只不过是“折中”和“墨守成规”的暗语。只有在世俗标准重新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公开。迈尔并不是唯一敢出格的人。2011年，女演员阿内梦尼(Anémone)宣称：“我害怕怀上孩子。”在经历了三次堕胎——其中两次是医疗条件很差——之后，她已经放弃堕胎了。她解释道，她最大的两个需求，一是独处，二是自由，所以如果没有孩子（她已有两个孩子）的话，她会“幸福得多”。“得耗费20年，”她说，“从到处跑的小婴儿长成身材瘦削的孩子，得给他报名，带他去上各种各样的课程。这令人筋疲力尽。生命就这么流逝了，日子不再是你自己的了。”[288]女记者弗朗索瓦丝·吉鲁(Fran?oise Giroud)也是这么觉得的。她说起自己的儿子：“打从他出生那天起，我走路都比以前沉重了。”[289]
“这个女人应该被拖到大街上，用一把大锤子把她的牙齿都敲下来。然后让城里所有的孩子排成一排，每人用小刀从她身上割下一块肉。之后再把她活活烧死。”这是针对德国一个研讨会的发起者——以色列女社会学家奥尔纳·多纳特的一条匿名攻击。她曾组织过一次调查研究，让那些后悔成为母亲的女性发出她们的声音。[290]许多人对科琳娜·迈尔的行为感到震惊，认为她太不谨慎，公开表露自己后悔生孩子以及他们给她带来的沉重负担感，让孩子来承受这一切。与之相反的是，在奥尔纳·多纳特的调查中，参与的母亲都是匿名的，但正如我们所见，对此的敌意并没有减少。即使大众反应并非总是这么激烈，但大家总是在抵触承认她的调查研究成果。比如，有次在法国电台里，有位来电的女听众说，因为被采访的那些女性所在的国家在打仗，所以她们才会有这样的情感倾向。然而，这些女性在说到后悔成为母亲的理由时压根就没提起过巴勒斯坦被攻占或以色列社会的动荡。也有人说，多纳特采访的这些女性的孩子还小。等再过几年，她们回过头再来看这段岁月，又会觉得其实也挺美好的。可采访的这些女性中，有些已经是奶奶了。在德国的社交网络上，这项调查在#后悔当妈#的标签下引发了2016年的舆论风波。有位家里有两个青少年孩子的母亲责怪这项研究的参与者：“这些女人真令人感到遗憾，没有在和孩子接触的过程中丰富自己，没有学会自我进化，没有发现与他们在一起时那些深刻的情感，没有用新眼光来看世界，也还不会欣赏生活中的琐碎，没能重新定义尊重、关注与爱，还没经历过至高的喜悦。其实，就是要抛开自私，展现谦卑。”她最后总结道：“爱是毋庸置疑的！”[291]究竟从何时起，“爱”成了搪塞女人的借口了？爱不值得更好的名目吗？女人不值得被更好地对待吗？
“关于做母亲这个问题，社会只容许母亲们有唯一的一种回答：‘我喜欢这感觉。’”奥尔纳·多纳特总结道。然而懊悔仍然存在，并且和所有秘密一样，当它没有被说出来时，它会化脓，在某个要紧关头或矛盾冲突时突然裂开。自以为遮掩着，孩子们就不会察觉或猜到这份懊悔的存在，也是不大实际的。许多美国作家——其中有男有女，有同性恋者也有异性恋者——在合集《自私、狭隘、只顾自己》中表达了自己对生育的抗拒。他们说自己从不相信那些理想化的家庭形象，因为他们就目睹了自己父母的挫败与苦涩，特别是在自己的母亲身上。“通过我母亲这个例子，我明白了一点：做母亲是没有质保期的。”丹妮尔·亨德森这样说道。[292]米歇尔·胡内文(Michelle Huneven)说，她的母亲“之前明明想要有孩子”，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孩子搞得心烦意乱。一点儿小事就能让她发火：“比如孩子问了个问题，比如书放错了地方。”当米歇尔十几岁时，她的母亲会随时冲进她的房间，指责她又做了什么错事。有一天，她的母亲因糖尿病而感到身体难受。她在床上蜷成一团，丈夫陪在她身边，当她看到门口站着的两个女儿时，嚷嚷道：“这两个该死的孩子是谁？让她们消失！我不想要孩子！快把她们赶走！”米歇尔说当时她才10岁，但已经感受到某种如释重负：“我疑心好久的事情总算被说出来了。”[293]给这种做母亲的负面情绪一个可供宣泄的框架，或许能够安抚、疏导并缓和这种情绪，包括它可能引起的痛苦。这些女性可以找一个亲近的人倾诉，甚至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向她们的孩子袒露心声。比如在某次平和的对话中对她的孩子说：“你知道，我很爱你。我很高兴有了你。但我不确定自己完全胜任这个角色。”这和对孩子咆哮着说他阻碍了自己享受生活、希望他从未出生过可不是一回事。母亲的开诚布公或许能消除在他心头萦绕许久的一种恐惧，他之前或许会暗暗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才造成了母亲的懊悔，他害怕自己让人失望，害怕辜负母亲的期望。
奥尔纳·多纳特自己也不愿成为母亲，她也总能听到别人对她说，她有一天会后悔的。“‘后悔’这个词被用作一种要挟，来强迫那些顽抗者成为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堕胎就不值一提了。”她分析道。她惊讶地发现，似乎没有人会认为有人竟然后悔把孩子带到人世上，于是她决定就这一主题展开调查研究。她自己的态度立马就在那些回应她公告的女性们中创造了某种共情与相互理解的纽带：她们共同的愿望——“不当任何人的母亲”——拉近了她们之间的距离。并且，她还发现了一点：与自主不生孩子的女性不同，那些想要孩子，但无法达成的女性在情感上或许与那些乐于做母亲的女性更有共鸣。这也让她注意到，家庭情况并不一定与内心深处的自我认同直接关联。一般来说，她拒绝将母亲与非母亲分成对立的两派：其著作的美国版开篇就是向她刚过世的祖母致敬。她的祖母叫诺嘉·多纳特(Noga Donath)，她喜欢做母亲的感觉。祖母与她曾就这个话题聊过许久。两个人都怀抱着好奇与善意倾听对方的声音，试图理解对方，希望对方过得快乐，也为对方的成就而欢喜。艾德里安·里奇也写道：“‘没孩子的女人’与‘做母亲的人’之间的对立，是一种假的对抗关系，它只是让母性成规与异性恋成规更方便行事而已。人们只是简单地将她们一分为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294]
多纳特的研究主题就是遗憾/懊悔本身，而不只是情感矛盾。她所采访的女性都说，如果时间可以倒退，她们不会再这么做。当成为母亲这件事被认为是使女人从“残缺”走向“完整”时，对于她们而言，事情刚好是相反的。有两个孩子的索菲娅说：“如果此刻有一个小精灵出现在我面前，问我是否想让他们消失，就像一切从未发生过，我肯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有三个十几岁孩子的斯凯(Sky)说：“对我来说，这就是不可承受的重担。”她们都喜欢自己的孩子。她们不喜欢的是做母亲的经历，是做母亲这件事把自己以及生活变成了另一副模样。“我并不希望他们消失，我只是希望我不是一个母亲。”夏洛特这样总结道。“我是个出色的母亲，这一点毫无疑问，”索菲娅说，“我是个把孩子看得很重要的母亲。我很爱他们。我给他们读故事书，我向专业人士寻求建议，我尽力给他们良好的教育，给他们许多温暖与爱。但我讨厌做母亲。我真的讨厌做母亲。我讨厌做那个下禁令的人，讨厌做惩罚者。我讨厌这不够自由、缺乏自发性的状态。”阿内梦尼也做了这样的概念区分：“当我的孩子站在我面前时，我没法看着他们说我后悔有了他们。这没有任何意义。但我后悔做了母亲。”[295]提尔莎(Tirtza)的孩子都30多岁了，自己也当了父母。但她说自己从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立马意识到，这不是为我自己做的。不单不是为我自己做的，还是我一生的噩梦。”家里有两个十几岁孩子的卡梅尔(Carmel)也有类似的经历：“从那天起，我才开始明白我干了什么。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感觉越来越强烈。”面对这些自白，多纳特得出结论：如果有些女性患上了产后抑郁——但这并不影响她们想当母亲的深层渴望，也不影响她们在未来生养其他孩子时感到幸福——那只是因为，孩子出生的那一刻给了她们后续无法调解的沉重打击。她请人们承认这一点，并允许她们开诚布公地说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
有些人对为人父母及生养的普遍真理提出质疑：“当有人说‘什么也比不上孩子的微笑’时，这就是诱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生了四个孩子的珊妮吼道。但她从做母亲这件事里还是看到了为数不多的几样好处，其中之一就是感觉自己融入了大众，符合了社会期待。正如德博拉(Debra)所说，她们觉得自己“尽了本分”。至少，她们总算耳根清净了。布兰达有三个孩子，她忆起每次孩子出生时都会有的幸福感：“紧挨着宝宝，如此亲近，满满的归属感与自豪感：你实现了一个梦想。这是别人的梦想，但无妨，是你让这个梦想成真了。”许多人都承认，虽然她们生了不止一个孩子，且从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就明白自己并不是生育机器，但还是迫于社会压力这么做了。萝丝有两个孩子，她说要是自己早点儿知道前方是什么在等着且“身边的人都能支持并接受她的决定”，那她绝不会再生了。前面提到过的夏洛特·德贝斯特采访过一个叫作吉拉尔丁(Géraldine)的年轻女人，她觉得几乎不可能“以平和的方式不想要孩子”[296]，此处正好是它的反面情况。一方面，生子是一种异化、痛苦的选择，但此中的痛苦被周遭的社会赞许所缓和了。另一方面，不生子是与内在自我协调而达成的选择，这种选择也可以好好地执行，但周遭总有谴责的声音来削弱执行人的意志力。“作为一个选择了坚持不要孩子的女人，我的麻烦基本上只剩下一个：其他成年人。”丹妮尔·亨德森这样说道。[297]
总而言之，在这样的形势下，只有一种女人能够在一片祥和中安于自己的处境，与内在的自我达成一致并获得社会的认可：那就是想要生一两个孩子，因做母亲的经历觉得人生圆满且没有为此付出太高代价的女人。不管这是得益于有宽裕的经济条件，还是有一份既让她收获了成就感又给她留下了足够的家庭生活时间的职业，抑或是有一位充分参与教养孩子与家务劳动的伴侣，再或者是周遭有帮扶她的人——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或者以上皆有之。（如果是因为宽裕的经济条件，那她的幸福生活极有可能是建立在某个家佣或保姆身上，而后者却在一份薪水不高、满足感也不强的工作里牺牲了自己的安逸。）其他女人们都注定要遭受各种各样的痛苦，还互相嫉恨，因此互生嫌隙。艾德里安·里奇就记录了这么一段与一位“出色且没有孩子、才华横溢的女学者”的谈话：“她说起聚会或平时与教师妻子共处时自己的感受，这些教师的妻子大多都有了孩子或希望有孩子。她觉得当时，她付诸心血的研究、她工作被认可所赋予的价值使她成了这个群体中唯一的单身女性，让她成了置身于众多母亲之中的在造人方面一事无成的‘不育女性’。我问她：‘那您有没有想过，有多少女性想要享受您所拥有的独立，去工作、去思考、去旅行，能够像您这样，以您自己的身份而不是以某个孩子的母亲或某人的配偶这样的身份出席某个场合？’”[298]对于所有人来说，很难不向往自己没有拥有的东西，至少总有些动摇的时刻，所以也就搞不太清自己到底是什么立场了。
所有在奥尔纳·多纳特的书中自我剖白的女性都怀着负疚感，同时又因为终于有机会开口诉说而释然。她们都害怕自己的孩子知晓自己承认的事情。玛雅现在怀着第三胎。她自己说自己是个好母亲，但还是坦言：“没有人猜得到（我不想做母亲）。如果没人猜得到我是这样，那他就猜不到任何人都是这样。”有些女性已决意对自己的孩子闭口不提自己的感受，因为她们坚信孩子无法理解且会深深受伤。但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是这样。比如罗坦(Rotem)对这项研究能发表出来就很开心，因为她认为必须输出这样一个讯息：做父亲或做母亲不该成为人生必走的过场，这正是为了自家女儿好：“我知道得太晚了。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但我想至少让我的女儿们拥有这个选择权。”
这位研究者是希望我们能在她所采访的女性经历中看到：社会不但应该让做母亲这件事变得不那么艰难，还必须重新审视“为女必为母”这项强迫机制。某些女性的懊悔“表明了本来是有别的路的，但社会禁止她们走那些路，比如一上来就给她们封死了不做母亲这条路的路口”。就算我们把那些封禁的路都打开，世界也不一定会崩溃。也许我们甚至能避免许多悲剧、无谓的煎熬和困境。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意料之外的更多幸福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