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夏夜，我正和女性友人D在某餐馆的露天座位上吃晚饭。那些露天座位的桌子挨得很近，D又是个爱聊天的人：她既热情，又慷慨，洞察力很强，博闻强识。但说到兴起时，或许也因为她的职业习惯——总在讲台上对大学生们宣讲——她几乎忘了要控制音量。这就有点儿尴尬了，尤其是当她要帮你分析个人生活的最新进展时，还会帮你重新梳理一遍，再把你的情感问题一一抖落到一群陌生人的耳朵里。那天晚上，在我们旁边那桌用餐的是一对情侣。那位女性挨了10分钟，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拜托，小姐！不是吧！我们都听不到自己说话了！”
我朋友窘迫得连忙道歉，羞得差点把头埋进盘子里。但过了一会儿，她朝我扬起脸，竟是满面春风。她眼里闪着光，得意地对我小声说：
“她刚才管我叫‘小姐’呢！”
我完全明白她想说什么。我俩都已40出头。也就是说，在这个岁数，作为职业地位稳定的知识分子，没从事什么繁重的劳动，有条件吃得健康，会保养自己，还会适当运动，这样的我们还能在常听见的“夫人”称呼里听到几声“小姐”。我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怎么能注意不到呢？一个男人，从18岁直到垂垂老矣，都只被称为“先生”。但对于一个女人，总有这么一个时刻，在她日常生活里经过的人们都要排着队向她指出，她已不再年轻。我至今还记得刚听到别人喊我“夫人”时，我有多恼火，甚至感觉被冒犯了。他们惊到我了。我花了好一阵工夫才说服自己这不是侮辱，并且我的价值也不倚仗我的年轻。我以前还嘲笑过阿里克斯·基罗·德兰，因为她坦率地承认自己沉迷于蔬果摊小贩喊她“小姐”，我自己也曾习惯于享受年轻女孩才有的优待。我自己都没察觉到，“年轻”这个标签根植于我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知中，并且很难剔除。
在写本章的内容时，我很抗拒。身体内有个声音说，我还不想直面年龄的话题：毕竟我还没到45岁呢。正如美国作家塞西亚·里奇(Cynthia Rich)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的：“我们很早就学会了以自己与老女人之间的距离及相对于她的优势为傲。”[299]很难丢掉这份旧习气。我渐渐了解，到现在为止，我其实还未认真想过自己对衰老的偏见与恐惧。人们常说，老与死是当今社会的禁忌话题。或许只有女性衰老才被隐而不谈。甚至当讲述现代巫术的时髦英语杂志Sabat[300]做了一期关于典型的“老妇人”(The crone)这一专题，要颂扬其女性力量时，还是放上了一些年轻女性的形象，包括封面上也是，各个都是脸蛋光滑，身材紧致。[301]其中一位还是代表性的精英经纪公司(Elite)的模特。这些女性刊物透过一张张时尚照片，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让其读者们只向这些16-25岁间的模特看齐，故意对其中许多人已韶华不再置之不理。
塞西亚·里奇的伴侣芭芭拉·麦克唐纳(1913-2000)写了好几篇关于年龄歧视的重要之作。她在1984年时提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再次体验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无视：“我这一辈子，所有的小说、电影、广播或电视都从不告诉我女同性恋者活在这世上，也不告诉我作为女同性恋者可以幸福。如今，没有任何东西告诉我，老女人存活在这世上，同样也不告诉我作为老女人可以很开心。”[302]当看到女权主义圈子也不可免俗地对衰老一事保持缄默与偏见，甚至更严重时，她感到格外悲愤。每次聚会时，她都发现自己是最老的那个，这让她不禁想问别人都到哪里去了，年轻时与她并肩战斗的女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当时60来岁的她常去当地的一家女权主义咖啡电影院，那家店的墙上贴着好多女权代表人物的海报，比如伍尔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还有艾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提起常去光顾的那些比她年轻的女客人，她写道：“她们脑中没有我的位置，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家店。然而，我的年纪和那些海报上给予她们启示的女人差不多。”[303]
她讲了一件令人恼火的事情。在出发去某次波士顿女权夜间游行之前，当时65岁的她突然发现其中一位活动组织者正在和塞西亚·里奇（比她小了20岁）说话，而她们俩谈论的主题就是她本人。那位组织者担心她跟不上游行的节奏，想把她挪到队伍的另一部分。芭芭拉大为光火。她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因为那位年轻女性认为她没有估量自己的气力，还因为她居然不直接跟自己说这件事。窘迫的组织者这才明白自己行为的不慎重，连连道歉，但仍无法驱散芭芭拉心头的不适。她感到十分沮丧：作为女人，她一生都觉得自己是男人世界中存在的问题；如今作为老女人，她觉得自己又成了女人世界中的问题。“如果我连这里都待不下去了，还能去哪儿呢？”[304]
她还注意到了一件有趣的事。1979年，《女士》杂志(Ms.Magazine)发表了一份排名表：《20世纪80年代要追随的80位女性》，其中只有六位年过半百，仅有一位超过60岁。她对此评价道：“我说的无视，就是这个。”即使对于那些榜上有名的40多岁的女性而言，这里传达的讯息也很让人气馁：她们可以从中推断出自己将在十年内消失不见。更糟糕的是，该杂志还要搞个针对高龄者的排名表，并且解释说“杰出的女性有责任带动其他人”。在芭芭拉·麦克唐纳看来，这种逻辑暗示着“母亲的牺牲与隐形”[305]。一般来说，她与塞西亚·里奇都在呼吁女权主义者冲破父权社会的各种基准与家庭角色。里奇发现，当两个女人在自由畅聊时，如果其中一个心中嘀咕“她都能当我女儿了”或“她都能当我外婆了”，那对话会顿时卡住。甚至连“姐妹会”(sororité)这样的概念都引人怀疑。“其标签告诉我们，我们得继续扮演好仆人的角色——管好自己也管好他人，正如好仆人一直做的那样。我们将使彼此专注于各自的角色。我们将否认彼此拥有的潜在的颠覆力量。”实际上，在看到法国报刊为刊登的一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照片所配的标题时，我大感震撼，甚至还有点儿愤懑[306]：“祖母造反了。”这一标题不仅不恰当——因为斯泰纳姆不是任何人的祖母——还强调了我们的词汇表里并没有对应这种人物的词汇，而且它还将这位女性塑造成了与她相去甚远的某种居高临下的刻板形象。“每当我们将一位‘老妇人’当成某位‘祖母’看待时，都是在否认她独立的勇气，无视她的自由，”塞西亚如是说，“我们罔顾她自己的选择，对她说，她真正该待的地方是家里。”[307]
春归人老
1972年，美国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就男女衰老时呈现的“双重标准”写过一篇极妙的文章。[308]她提到她的一个朋友在21岁生日那天哀嚎道：“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过完了。我不再年轻了！”到了30岁，她又宣布：这回是真的到头了。十年之后，她告诉没来参加生日宴会的苏珊说，她的40岁生日是她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但她决定好好享受余生。我又回想起自己20岁生日那晚，当时，我为自己张罗了一个生日晚宴，整晚都对来宾诉说我的焦虑——从现在起就老了呀，引得大伙笑成一团。这群家伙应该不会后悔来这一趟。我现在已不能理解那晚我的心境，但当时的一幕幕还犹在眼前。近年来，出现了两个直面女性衰老问题的伟大人物。一个是泰瑞丝·克莱克(Thérèse Clerc)，她在蒙特勒伊(Montreuil)创立了芭芭雅嘉[309]之家(la Maison des Babayagas)——由女性自己管理的老人院。另一个是作家博努瓦特·格鲁(Beno?te Groult)（这两人都于2016年辞世了）。她们将衰老话题带入了法国的女权主义圈子。[310]但我们也必须谈谈刻进女性骨子里的过时感，在女性一生中常常有对韶华已逝的担忧，且这份忧虑仅为女性独有：很难想象一个男人会在满20岁的那晚满地打滚，哀嚎自己已经老了。女演员佩内洛普·克鲁兹(Penélope Cruz)曾说过：“我刚满22岁，就有记者问我，‘您担心变老吗？’”[311]芭芭拉·麦克唐纳在1986年就说过：“年轻女性接收到的讯息就是：年轻真好，变老真可怕。但如果有人在生命刚开始就告诉你，人生尽头很可怕，你怎么能好好开场呢？”[312]
女人关于韶华易逝的担忧有相当大一部分当然是和她们的生育能力相关。首先，这方面的生物学数据似乎证实了她们的忧虑：35岁之后，女性越来越难受孕；过了40岁，还会有更高几率的胎儿畸形风险。但马丁·温克勒指出医生们总是危言耸听：“35岁的女性，100个里仍有83个可以生孩子。即便到了40岁，她们的生育率仍有67%!这远非很多医生描述得那么灾难性！”[313]另外，有些男性高龄得子——比如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他在2016年迎来了自己的第八个孩子，那时他已73岁且已经作了曾祖父——让人误以为，对于男性来说，年龄不是问题。然而，他们的生育能力也是随着时间流逝而递减的：大概在30-34岁之间达到顶峰，然后逐渐减弱，在55-59岁左右，会再弱上两倍。随着男性年纪渐长，怀孕的难度，甚至是流产的风险，以及染色体异常或胎儿患遗传性疾病的几率都会增高。[314]当然，女性也要有强健的身体来应对怀孕与分娩。但在孩子出生后，最好是父母双方都能照顾孩子。只把关注点放在母亲的年龄上是强化了之前的刻板模式，即把照料与教养孩子的绝大部分重担都压在女性的肩头。（米克·贾格尔最小的两个孩子就是由他们各自的母亲独自抚养的。孩子出生时，贾格尔与他们各自的母亲已经分手了。他只需依照自己的经济能力为他们提供住所及抚养费就行。[315]）最终，对男人完全没有对应约束，对女人则是只有做母亲才能变成真正的“女人”并得到满足。这样的理念为女性增添了额外的压力，而这份压力并不是天然存在的。
但焦虑也来自对体貌的担心。在某种程度上，年轻至上的氛围同时影响着女性与男性，男性也承受着年龄的影响。但社会看男性和看女性的眼光是不同的。一个男人永远不会因为年纪而被取消在情场嬉戏的资格。当他开始展露出一些老化的痕迹时，既不会让人同情也不会令人反感。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此刻，还是会有人为了87岁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那张饱经风霜的俊脸神魂颠倒。一项研究显示，好莱坞的女明星们到了34岁时身价会涨到最高，然后就开始迅速下降。而她们的搭档男明星们，身价顶峰是在51岁且其后仍可以保持稳定收入。[316]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初选中，保守派社论作家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在谈到希拉里·克林顿时抛出这样一句话：“难道这个国家真的想看着一个女人在眼皮子底下一天天老去吗？”然而，在贝拉克·奥巴马的两届任期内，众人却是满眼温柔地看着这位美国总统的头发一点点地变得花白，还觉得他顶着这一头华发甚是优雅（他曾自嘲“这是白宫效应”）。或许拉什·林堡没有被打动，但他至少永远也不会想到借此对这位男性进行语言攻击。
“并非男人比女人老得好看，只是他们被容许变老。”已故的凯丽·费雪(Carrie Fisher)于2015年转发了这条推特。当时《星球大战》系列的新篇章刚上映，观众们震惊地发现莱娅(Leia)公主不再是40年前那个穿着金色比基尼的棕发女孩了（有些人还嚷嚷着要精神损失费）。[317]有时，人们会嘲笑那些染发的男人：在弗朗索瓦·奥朗德[318]当选后，前任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曾大声地问随行人员：“你认识其他染发的男人吗？”五年后，这位社会党总统的前联络人矢口否认发生过这件事，无非是为了免得他丢脸。但对于大多数女性都染发这件事，没人会觉得它荒谬。在2017年下半年的一次调查里，法国45岁以上的男性中只有2%坦言自己染了发，而45岁以上的女性中染发人群达到了63%。[319]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在去世前几个月的时候，还被拍到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穿着平角短内裤或是穿着泳衣，在比他小45岁的最后一任女友杰奎琳·洛克(Jacqueline Roque)身边嬉戏，苏珊·桑塔格在她的文中评论道：“无法想象一位90岁的女性像他一样被拍到在自己位于法国南部的豪宅里，只穿着短裤和凉鞋。”[320]
“人心自有它的道理”
女人的时效感还反映在我们在众多情侣身上看到的年龄差中。在2012年的法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情侣中，十例有八例是男性年长于女性（即使只是年长一岁）。[321]情侣中有19%的情况是男性比女性大五到九岁。而相反的情况只占4%。当然，情侣中女性年龄大过男性的比例已经有所提高：1960年情侣中姐弟恋的比例为10%，到了2000年已经提升到16%。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情侣间年龄差超过十岁的比例几乎涨了一倍，从之前的8%增长到14%。[322]有些人直言不讳自己就是喜欢年轻的。有一位刚分手的43岁的摄影师就这么说：“一想到和我这个年纪的女人开始一段关系，我完全无法接受。我有次把Tinder[323]上的年龄上限提高到了39岁，但真的没办法。”[324]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Frédéric Beigbeder)在48岁时娶了24岁的女性。他说，“年龄差距是情侣能长久相处的秘诀。”他专门写了本关于J.D.塞林格[325]与年轻的乌娜·奥尼尔(Oona O'Neill)之间故事的小说，后者后来成了查理·卓别林的妻子，她比卓别林小了36岁。瑞士作家罗兰·杰卡德(Roland Jaccard)［他还是极右杂志《健谈者》(Causeur)的创始人之一］在74岁时与他的伴侣，比他小50岁的玛丽·赛艾尔(Marie Céhère)共同署名发表了关于他们相遇的故事。他说他“发现女人是一下子就老了的，而且比男人更糟糕”。[326]当《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突然顿悟，决定推出一期盛赞“42岁的女人”的专题[327]时——其实最终呈现的效果并没有听上去那么令人反感——网络杂志Slate以《56岁的老男人》这一讽刺性颂歌作为回击，这刚好是《时尚先生》那篇文章的作者的年纪。
电影行业在规范年龄范畴方面助力不少。2015年，美国女演员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公开抗议，因为公众说37岁的她太老了，扮演55岁男人的情人不合适。[328]不少美国媒体还专门制作了历部电影中出现的巨大年龄差的图表，这些电影中的年龄差比真实生活中大得多。他们从中看到了一个讯息：电影业仍是男人的产业，反映的是他们的幻想。[329]《赫芬顿邮报》也对法国电影业做了同样的报道，公布了极具说服力的曲线图——特别是对丹尼尔·奥图(Daniel Auteuil)、蒂埃里·莱尔米特(Thierry Lhermitte)或弗郎索瓦·克鲁塞(Fran?ois Cluzet)这样的男演员——不过年龄差还是比不过大洋彼岸的美国。该报总结道：“在当今的法国电影里，我们再也找不到只匹配同龄女搭档的了。”[330]2014年，喜剧演员蒂娜·菲(Tina Fey)与艾米·波勒(Amy Poehler)在好莱坞金球奖颁奖典礼上，这样总结由乔治·克鲁尼与桑德拉·布洛克主演的《地心引力》(Gravity)的情节：“这部电影讲的是乔治·克鲁尼宁愿放手让自己漂浮在外太空死掉，也不愿返回太空舱与跟他同龄的女人同处一室的故事。”
然而，如果是一个女人有了一个比她小的伴侣——这种情况要少得多——那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不仅不被视为寻常之事，还会被大肆强调与讨论。这个女人会被贴上“熟女”(cougar)[331]的标签，这词专指女性，倒没有男人被贴上类似的标签。我朋友跟我说，在他女儿的小学里，如果一个女生喜欢上了低年级的男生，那她就会被贴上这个标签……2017年，政界也为这种区别对待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证。比丈夫大了24岁的布里吉特·马克龙成了无休止的“玩笑”与性别主义中伤的目标。《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有一期（2017年5月10日）用了里斯(Riss)的一幅漫画，标题是“他要创造奇迹啦！”所画的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新总统骄傲地指着妻子圆圆的肚子。这是再一次且一如既往地将女性贬低为只有生育功能的工具人，并诋毁已绝经的女性。反之，唐纳德·特朗普虽然被从里到外嘲讽了个遍（且都有理有据），但从未有人提及他与妻子梅拉尼娅(Malania)之间23岁的年龄差。[332]
近几年来，女性所写的涉及这一话题的书籍用新鲜的视角审视了恋爱关系中可能呈现的厌女情绪与暴力行为。卡米尔·劳伦斯(Camille Laurens)有一本令人沮丧的小说——《别问我是谁》(Celle que vous croyez)。里面的女主人公年近50，却在脸书网站上把自己塑造成一个24岁的迷人单身女性。出版社推介这部小说时称这是一部关于“不愿向欲望妥协”的女人的故事。[333]我不知道其中哪种预设更吸引我：是认为48岁了，就不该假装自己还有恋爱生活以避免尴尬，还是觉得“不妥协”就意味着把年龄减去一半？不管怎样，在我看来，小说讨论的真正主题是里面的男主人公们——都是可憎的——的卑劣程度。地理学家西尔维·布鲁内尔(Sylvie Brunel)有一部以自身经历为素材的书[334]：2009年，她的丈夫——时任臭名远扬的移民与国家认同部部长的埃里克·贝松(?ric Besson)，这个和她生了三个孩子的男人为了一个23岁的女大学生背叛了他们23年的婚姻，抛弃了她。她举了许多身边有同样“被离弃”经历的女人们的例子。比如阿涅斯(Agnès)，在她45岁的某一天，她的丈夫说她现在只不过是头“大母牛”，随后想尽一切办法地将她赶出家门，以便和小20岁的姑娘开始他的新生活。
西尔维·布鲁内尔发出诘问：女人的解放是否就是男人解放的对立面？她指出，在离婚普及之前，男人在不离弃妻子的前提下也可以有情人，但这至少保证了妻子有一定的物质保障。她那位急着恢复自由身的前夫倒是把财产都留给了她，但她注意到，对于其他许多女人来说，分开就意味着残酷的贫穷：“我认识很多女人，她们不仅被抛弃了，而且抛弃她们的男人品行还差，吝啬、自私、暴脾气，让她们背了一身债还不愿承担自己孩子最基本的开销——孩子当然还是女方在养。”一般来说，妻子们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与教养孩子的工作，并且还忽略或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西尔维·布鲁内尔说，贝松从不知道怎么用洗衣机。当贝松在地方上当选的时候，群众们在街上拦住西尔维，让她代为转达他们的问题时，总是用如下这种华丽的套话：“我知道您丈夫特别忙……”布朗蒂娜·勒诺瓦(Blandine Lenoir)执导的电影《奥罗拉》(Aurore，2016)反映了相似的情况，但其背景没有那么资产阶级。阿涅斯·雅维(Agnès Jaoui)在电影中饰演一位50岁的女性，也是两个女孩的母亲，她长年在丈夫的小公司里做着会计的工作。她工作这些年的所有活动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尤其是没有领过一分钱——因为她的丈夫，也就是那个后来为了和别人重组家庭而把她甩了的男人，一直觉得没必要给她做工资单。当她从当过服务员的餐馆里摔门而出时，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当初的孤独与飘摇中。分道扬镳的那一刻，真相显露出来，夫妻间长久存在的不平衡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赢家卷走全部赌金，潇洒离去。在法国，34.9%的单亲家庭，即两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相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有伴侣人群比例为11.8%。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单亲家庭中，82%为独立抚养孩子的单身女性。[334-1]
进化论心理学总试图用遗传学来证实男女的差异与不平等，却完全忽略了文化的影响。[335]该理论解释说男性天生就是要在尽可能多的年轻女性样本中播撒自己的基因，也就是说要尽量展现能反映他们繁殖力的外在迹象，所以清理掉临近绝经期的女性样本只是应种族繁衍需求而生的间接效应，虽然这个效应令人感伤，但不得不听之任之。然而，只要有一个男人是爱着并渴望一位绝经期女性的——且不说这样的男人有许多——就足以推翻这一理论，除非从这个男人身上发现某处基因缺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上述情境中看到父权旧秩序的顽固余威。在法国，直到2006年，男性的法定结婚年龄都是18岁，而女性的门槛为15岁。[336]在社会学家埃里克·马塞(Eric Macé)看来，当今夫妻之间存在的年龄差带有时代的烙印：“旧时对女性的社会定义是能生养的雌性配偶。”男人，随着年岁渐长，“其经济能力与社会能力也见长”；但女人呢，则“逐渐失去其身体资本，即她的美貌与生殖力”。[337]这样的时代显然并没有结束。如今的女人们在理论上是自由身，靠自己谋生，也靠自己积累经济与社会实力，但她们也常常迫于孩子的重担基本都压在她们身上的现实，也就是说仍要被迫接受她们“是能生养的雌性配偶”这一现实。就此而言，能轻易离婚，即便是件好事，也是便于男性配偶在人生半道上甩脱她们，另寻一个“身体资本”完好无损的女性。
另一位社会学家玛丽·博格斯特罗姆(Marie Bergstr?m)在研究恋爱网站Meetic的年龄标准的应用时，发现越来越多40岁以上、已经历一次分手或离婚的男性用户只找比自己更年轻的女性伴侣。她认为，这是因为一般都是由他们的前妻来照看孩子，教养孩子的事务也较少影响到他们。比如，一位44岁的离婚男性就讲到，他的新女友一开始担心自己住得离她有点儿远。他向女友打包票说不成问题，因为“没有什么能将他耽搁”在他所居住的城市，尽管他是两个少年的父亲。“为了爱情，我甚至能穿越海洋。”他说道。“伴侣分开使男人重拾青春，”研究者这样总结道，“他们恢复了自由身，又没有孩子的负担，他们准备好开始一段新旅程，寻求‘与他们同样’年轻的女性作伴。”有趣的是，我们在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身上也找到了这种青春感，比如有位49岁的女作家，她就渴望觅得一位新男友。她将年龄限制定为最低35，最高50岁：“但我已经不太能接受这样的年龄了。当我看到50多岁的男人照片时，会觉得他们真老啊！”[338]
与年龄相关的不平等既是最易察觉到的，也是最难辩驳的。总不能强迫人觉得女性变老的迹象是美的吧，总有人会对我这么说。有段时期，索菲·冯塔内尔在Instagram网站上与粉丝分享她头发渐渐花白的过程。有一条留言让我恍惚许久：“说实话，很丑。”（智慧的冯塔内尔认为这些攻击性的言论只是表达了这些使用者对自我的憎恶，而并非针对她的恶意。）在这一点上，我们怎么可能没意识到是条件反射、偏见和长久以来的各种艺术表现作品决定了我们的眼光并铸就了我们有关美丑的概念？那些在推特上匿名骚扰女性主义者的人经常说她们很“丑”：“所有不顺从的女人都丑。”大卫·勒·布雷顿[339]这样解释他们的话。而美国哲学家玛丽·达利留意到“富有创造力的、强烈的女性之美”如果“放到厌女者的审美标准里就是丑的”。[340]年岁渐长意味着失去了生育力和诱惑力——至少在主流标准中是这样——而且还没法面面俱到地照顾好丈夫与孩子，这也是一种叛乱，即便不是出于她的本心。这也唤醒了人们对女人一直都存在的恐惧感，因为这时的她“不再只为了创造新的人类与照顾他们而存在，她也为了创造自我和照顾自我而活”，塞西亚·里奇这样写道，“衰老的女性身体提醒大家想起一个事实：那就是女人体内拥有一个不为别人活的‘自我’。”[341]在这样的思维作用下，人们怎能不将女人的衰老视同变丑？
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了情侣的年龄差或女性一到40岁中后段就遭到抛弃的现象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宿命。这种事屡见不鲜，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丈夫和一个年轻女孩跑了，哈哈哈。”艾瑞卡苦涩地说道，她是1978年由保罗·马祖斯基(Paul Mazursky)执导的电影《自由的女人》(Une femme libre)[342]里的女主人公。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会禁止男人离弃他们不再留恋的女人，也不会容许女权主义者们宣称自己欢快地混迹于情场中来加剧那些女人的悲惨。毕竟，正如伍迪·艾伦谈到他与前妻共同领养的养女，也就是他的现任妻子——比他小35岁的宋宜的关系时所说，“人心自有它的道理”[343]。另外，更为严重的是：夫妻关系中对男人有利的年龄差异观念在民俗民风中根植之深，以至于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状况。甚至当情侣间的年龄差距极大时，我们也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这样的结合之所以存在只是社会容许他们这么做，而不是对方的年龄在吸引彼此时起到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不能断言所有男人都是专横的混蛋，而所有女人都是顺从的笨蛋或机会主义者——这会让我和身边80%的人闹翻，当然我不想这么做。不过，这一现象还是值得审视的。
对固有形象喊停
美剧《大城小妞》(Broad City)讲述了两个身无分文的年轻女孩——伊拉纳(Ilana)和艾比(Abbi)在纽约的一系列经历。在2017年10月播放的那一集开头[344]，伊拉纳发现了艾比的第一根白头发，嫉妒地喊道：“你成女巫了！一个非常时髦且强大的女巫！你有魔法了！”艾比并不像伊拉纳那样激动。当天晚些时候，似乎拥有了新身份的她还真遇到了一位女巫，但她也遇到了她的前男友，他正在和伴侣及孩子一起散步。她沮丧得不行，终于崩溃了，于是跑到皮肤科医生那儿要打肉毒杆菌(Botox)。（与此同时，艾比去咨询了某位性学女大师，因为自从特朗普当选后，她就再没有过性高潮。）那位皮肤科医生已经51岁了，但她看上去起码小20岁。“看上去年轻，算是许多女性的第二份全年无休的工作了，但却是砸钱的那种。”她眉飞色舞地说道。艾比惊恐地看着医生办公室里有点儿极端的“术前/术后”照片，有点儿后悔来这儿了。在逃跑之前，她对医生说：“我觉得你很漂亮，并且我认为就算你没有对自己的脸做那些事情，你也会一样很漂亮。”医生闻言爆笑，但突然僵住，惊诧道：“啊不，我大笑了……”然后担心地摸着自己的脸。（这集终结在中央公园里的一场大型巫魔夜会，其中有伊拉纳、性学女大师与其他女巫。艾比把皮肤科医生也带来了。）
为了试着躲开被抛弃羞辱的悲惨命运，更广泛地说，为了避开与年龄有关的污名，但凡有点儿条件的女人都会想方设法地维持自己的外貌。她们接下了这个荒谬的挑战：佯装岁月无痕，然后让自己接近社会所认定的30岁以上女性唯一可接受的样子：一个活泼可爱的年轻姑娘。她们怀抱的最大野心不过是被夸“保养得好”。这份压力在名人身上更大。如今已逾六旬的伊娜丝·德·拉·弗拉桑热(Inès de la Fressange)仍保持着40年前为香奈儿走秀时的纤细身材、光滑脸蛋以及一头栗色秀发。20世纪90年代的超模们使尽浑身解数（当然还投入好大一笔钱）让自己的每次亮相在世人眼中都是：“哇哦，她一点儿没变！”这也是2017年9月范思哲大秀的意义，这场秀集结了卡拉·布吕尼(Carla Bruni)、克劳迪亚·席弗(Claudia Schiffer)、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辛迪·克劳馥(Cindy Crawford)与海莲娜·克里斯汀森(Helena Christensen)。她们都穿着同款超紧身的金色连衣裙，凸显出依然那么苗条的身材与依然那么修长的双腿。多纳泰拉·范思哲(Donatella Versace)解释道，这场秀的灵感来自1994年辛迪·克劳馥与当年的其他模特穿着同款裙子走的那场秀。在社交网络上，有人说从这场秀里看到了“真女人”的回归。索菲·冯塔内尔评论道：“说到底，认为一些几乎是被整形医学再造为人的女人才是‘真’女人也太可笑了。我这么说并没有恶意，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只是这个有毒的形象，传达给我们的是一个可笑的女人幻象：一个女人竟可以在25年间恍若不老，没有皱纹，没有松弛，没有白发，仿佛真的没有发生变化。”她总结道：“50岁的女人该是什么样，她的美丽、她的自由，仍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土地。”[345]
有一位美国摄影师尼古拉斯·尼克森(Nicolas Nixon)，他的理念与上述的保鲜逻辑截然相反。从1975年起，他每年都为自己的妻子蓓蓓·布朗(Bebe Brown)和她的三个姐妹海瑟(Heather)、咪咪(Mimi)和洛丽(Laurie)一起拍张黑白照。他就这样安静地记录着她们的衰老，将这件事当作一件有趣和有爱的事去展示。当年每个人的内心状态、她们之间的关系、她们所经历的事情，都留给人们想象的空间。“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女人的形象，但那些表现女性衰老的艺术形式却还是很少见，”记者伊莎贝尔·弗劳尔(Isabelle Flower)留意到这一现象，“更奇怪的是，有些女性，我们都清楚她们已有了些年纪，但停留在我们面前的仍是她们的青春美貌，魔幻得就像个仿生人。而尼古拉斯·尼克森对女人的关注是把她们当成表现对象，而不只是一张张图像。他想做的，是展现时间的流逝，而不是拒绝接受。年复一年，他给布朗姐妹们拍的照片记录了我们的生命行进的节奏。”[346]
美国杂志《诱惑力》(Allure)在2017年做了一件值得关注的事。该杂志宣布在自己的刊物内禁止使用“抗老”来描述某些疗法或化妆品：“如果生命中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事，那就是我们会变老，”该杂志的总编辑米歇尔·李(Michelle Lee)这样写道，“它发生在每一分，每一秒。而老去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每天我们都有机会活得充实且快乐。……所说的话很重要。当人们谈论某位40岁以上的女性时，常说，‘她挺好看的……毕竟在她这个年纪。’下次您要是想这么说时，请尽量言简意赅地说，‘她可真好看。’……这并不是宣称变老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不该再将人生当作一座山丘，一到35岁就是下坡，然后一路自由落体般地下滑。”[347]有人会说，这些事不是大家都会经历的吗？或许吧；有时候，这些大家都会遇到的事情却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2016年，在瑞士，“解脱”(Exit)这一援助自杀的组织帮助一位没有任何不治之症的八旬老妇人实现了死亡的意愿，由此引发了一场调查。她的医生解释说，这位老妇人“非常矫情”，“受不了自己变老”。[348]证实了她当时完全神志清醒时，这案子就结了。但我们会看到一个老头子出于同样的原因求死吗？
索菲·冯塔内尔在《一个幻影》中说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女人并不是非得保持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她们完全有权利用另一种面貌、另一种美丽来丰富自己。”[349]（她又说道：“我不是说都得这么做，每个女人选她觉得好的就行了。”同样，我这里也只是试图阐明社会期待我们成为什么样以及阻止我们变成什么样，但并没有说应该跟它对着干。做女人一点儿也不容易，每个女人都应做出自己的权衡——总是有可能向着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发展——尽她所能，如她所愿。）即便是像博努瓦特·格鲁(Beno?te Groult)这样无畏且无可指摘的女权主义者都没想过美丽与年轻可以是两码事：“对美丽的忧虑，其本身并不反女权。”她这么为自己做的面部拉皮手术解释道。[350]并且，听她所说的身边年长女性们的命途多舛，人们也就不忍苛责她了。相反的是，索菲·冯塔内尔明确表示要把二者区分开来：“我并不追求年轻，但我追求美丽。”[351]她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当我再看到自己25岁的照片时，首先会为当年婴儿般的肌肤与棕色的秀发感到一阵惋惜。但总而言之，我还是更喜欢现在混杂在发间的一绺绺白发。我觉得自己没那么平庸了。抛开别人的——或困惑或谴责的——目光不管，我更喜欢任由我的头发慢慢地变化，随它们呈现出自己的色调与光泽，带着岁月为它们染上的温柔与清辉。如果用标准化的染发剂将这种独一无二覆盖住，该多让人沮丧啊。我喜欢这种让自己在时间流逝的怀抱中自信地走下去的感觉，而不是暴跳起来，紧张兮兮。
对保持极致青春的焦虑使“少女”与“老妇”这两类人两极化了。由于人们几乎只在上了年纪的女性头上看见过白发，所以白发就被赋予了衰老与丧失生育力的象征。但其实年近30的人也会长白发，甚至更小的年纪就有了。2017年秋，以一头长长的灰白发为个人标志的英国版《时尚》(Vogue)杂志时尚总监萨拉·哈里斯(Sarah Harris)，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她在产科病房的照片，刚出生的女儿就蜷缩在她的臂弯里。她说，她16岁就长了白发，但25岁左右时就不再染发了。[352]然而，永恒青春的操纵力——这也是她们必须致力解决的难题之一——让女人们活在佯装与对自我的羞耻中。2007年，美国人安·克里莫(Anne Kreamer)出版了一本书，诉说自己接受白发的过程。她在49岁时恍然大悟，当时，她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她站在金发的女儿与白发的好友中间，她自己已染发多年，并没有察觉有何不妥。她突然惊觉：“我的一边是打扮得明艳欢快的凯特(Kate)，另一边是就要开怀大笑的好友阿奇(Aki)，而我站在中间就像个黑洞。我那深沉得像顶头盔的赤棕色染发还有我暗色的衣服，把我整个人的光都吸走了。看着这个人，看着这个样式的自己，就像肚子上挨了一记闷拳。一瞬间，这些年来为保有我所认为的年轻外表所做的精心打扮都被粉粹了。留下的，只有一位中年女性，神情恍惚地顶着一头过黑的染发……凯特看上去很真实。阿奇看上去也真实。而我，就像在装另一个人。”[353]这种欲盖弥彰也让索菲·冯塔内尔感到沮丧——她说，她“隔着染发无法看清自己”。这种束手束脚正在毁掉她的生活：比如度假时，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她没法恣意享受戏水与阳光，反倒要担心有人看到她湿发的白色发根。强迫女性看起来永远年轻，更像是个将她们中性化的隐晦手段：先强迫她们作弊，然后再抓住她们作弊的事实说她们虚假，从而取消她们的女性资格。[354]因此，如果女演员们不愿因为上了年纪而引来某些人憎恶的言论时，那她们就得冒着成为笑柄的风险，万一她们的整形医生或外科医生下手重了些……（苏珊·桑塔格把这些女演员定义为“高薪聘请的专业人士，专门做些让别的女人模仿，同时也是社会想让这些业余人士学会的事”。[355]）
当女性开始回答时
然而，一个新问题又冒了出来：如果所有努力都是徒劳呢？“装年轻和真年轻是两码事。只要凑近了打量还是能看出差别的。”安·克里莫这样写道。[356]将女性推入这场败局已定的竞赛中真是有点儿违背常理。再说了，即便真有人赢了这场与岁月的角力，保持着自己30岁的容颜，或者说，在大众看来，“在这把年纪还保持得不错”，但对她的伴侣来说，与一位更年轻的女人开展新生活大多时候还是一次难以抗拒的机遇。前面说到的保罗·马祖斯基执导的电影《自由的女人》，一开始就为我们呈现了一对理论上的理想夫妻：结婚17年的艾瑞卡与马丁，在纽约生活优渥，育有一个女儿，夫妻俩默契十足。他们的性生活也是水乳交融，生活中一起欢笑，畅谈人生。但世界瞬间崩塌在艾瑞卡面前，因为她的丈夫哭着向她坦白自己爱上了一个26岁的女人。即使她维持着少女的身材，也无力挽回一切。在现实生活里，就算是莎朗·斯通——或许是最认真致力于不老之术的著名女人了，她在该领域的贡献还受到了女性杂志及《人物》杂志的赞扬——也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婚姻溃败，她的丈夫勾搭上了一个妙龄情妇。简·芳达(Jane Fonda)也因为丈夫找了个比她小20岁的女人而被离弃。莫妮卡·贝鲁奇(Monica Bellucci)的男友，也就是演员文森·卡塞尔(Vincent Cassel)——比她还要小上两岁——与她结束了18年的情缘，火速交了个小他30岁的模特女友。
西尔维·布鲁内尔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当自己的丈夫离开她时，她突然觉得不认识眼前这个和她过了半辈子的男人了，觉得他就像是一个陌生人。确实，当一个男人在人生半道上要把伴侣换成一个更年轻的女人时，这就让人对过去产生疑虑：当初是什么将他留在原先那段关系里的？被抛弃的女人也会自我怀疑：他是否只爱我的青春？他为何不感激我这些年的付出？他是不是不重视这份夫妻情与父子情？但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他是不是只会爱一个他能掌控的女人？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双重伤害：既是对被抛下的前妻的伤害，同时也是更隐晦的对新伴侣的伤害。伍迪·艾伦在谈到与宋宜的关系时，说不认为平等是情侣之间相处的先决条件：“有时关系中的平等固然很好，但有时也正是因为不平等才让关系得以继续下去。”[357]虽然年龄差导致的关系失衡并不总是很显著，且年龄悬殊的现象也（幸好）不是刻意造成的，但不得不说，情侣关系中的年龄差还是增加了男人占优势的可能性，这体现在不止一个方面：比如社会层面、职业层面、经济层面以及智识层面。因此，有些男人在这种关系中找寻的，不一定只有他们嘴上明说的年轻肉体，还可能包括比他低的地位、比他少的阅历。（只归因于年轻肉体的肉欲诱惑是不准确的，因为事实再次证明，45岁以上的男性身体也被认为很有吸引力。）
在男性成长及社会化的一路上，都有人对他们说“不存在白雪公主”。所以与女性相反，他们学着对爱情保持警惕，将其看作一个陷阱，看作对其独立的威胁，几乎将恋爱视作必经的痛苦。[358]而女性呢，她们从小就被训练成期待爱情的样子，等着爱情让她们快乐，让她们懂得亲密关系中的充实与愉悦，为她们揭示真正的自己。于是，她们自己都做好了任何牺牲的准备，哪怕是遇到虐待狂，只要爱情“奏效”。当这样一名女性全身心地投入一段关系中，而关系中的另一方只是勉强投入时，愚蠢的爱情把戏就开场了。（西尔维·布鲁内尔曾说，她的前夫埃里克·贝松在婚礼上高声反驳夫妻应忠于对方的义务，公然侮辱了她的尊严。）即便当男性准备好进入一段关系并让人以为他们很投入时，从小接受了那套理论的男人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把自己当作单身，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想要女伴所向往的那种分享。他们把这种分享等同于某种苦差事、某种损害、某种威胁。他们只想要静静。那些教女性如何在不惹怒男人的前提下与其沟通，以摆脱“黏人精”形象的心理辅导手册就是这么说的。例如有一本书里说：“当他从冗长枯燥的工作中脱身，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时，请别急着朝他猛扑过去，问他一些对你而言重要的问题，比如你们之间关系的未来或他对你的感情，这会压垮他的。”[359]言下之意就是，既然是她要开始这段关系的，那么就要为此付出努力。（同理，还得尽量别叫男人做饭或倒垃圾；万一要他们去做，那说话得拐一千道弯，甜言蜜语，极尽奉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