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于男人来说，女伴年岁渐长的问题在于，她看起来不再是那个通用的“年轻女性”的代表了，不再具备男人潜意识里赋予那些女性的属性，如鲜嫩、纯真、无邪——虽然这样的标签贴得毫无道理。随着岁月的磨砺，女性的个性更加彰显。她变得更自信，或者至少获得了更多的阅历。然而，有人不能忍了：一个笃定的女人，一个会表达观点、表达欲望与拒绝的女人，很快就会被其伴侣、被周遭人当成悍妇、泼妇。（一位女性友人有次同我说起，当她在朋友面前数落或驳斥她的男伴时，这群朋友总会反驳她；而当她的男伴这样做时，朋友们甚至都没留意到他这么做了。）瓦雷里·索拉娜(Valérie Solanas)对这种强加于女性的永久缄默的后果写道：“和善、礼貌、‘自重’、不安全感与精神上的束缚，基本上和充实风趣扯不上关系，但没有后者，对话就失去了味道。一场真正的对话并不是索然无味的，所以只有完全自信的女人，骄矜自喜、感情洋溢、机灵活泼的女人才能聊出真婆娘那种充实风趣的对话。”[360]
一个男人，要是对平等基础上的交流无甚兴趣的话，那他自然会转向追求更年轻的女性。他可以从中找到无条件的崇拜，这在他看来胜过某个与他共度10年、15年或20年岁月，深深地了解并爱他如初的女人的目光。在我的上一本书《致命的美丽》中，我已经说过一个论点，即喜欢年轻女孩的男人们首先追求的是思想的舒适。我引用了曾与精英模特公司创始人约翰·卡萨布兰卡斯(John Casablancas，1942-2013)亲密合作过的某位女士说过的话：“18岁时，你开始思考，开始变聪明。当女孩们变得略微成熟并开始有了自己的观点时，那就结束了。约翰想被崇拜，而她们却开始能回答他的问题了。”[361]这种思想的舒适中掺杂了某种“解语花的性感”，但大家常将这种性感与纯粹的肉欲混淆。[362]2016年，有一部理想化的传记电影是以这位放荡不羁的卡萨布兰卡斯为主角拍摄而成的，当时的女性杂志对此争相报道。电影的名字叫作《爱女人的男人》(L'Homme qui aimait les femmes)——其实更准确来说，应该叫“爱18岁以下女人的男人”。男歌手克劳德·弗朗索瓦(Claude Fran?ois)说了同样的话：“我爱姑娘们，但只能到十七八岁。之后我就开始嫌弃了。我是不是和18岁以上的谈过？当然，也谈了啊。但一旦过了18岁，我就嫌弃了，因为她们开始思考了，她们是更有天赋的（原话如此）。有时甚至更早些时候她们就开始用脑子了。”[363]
猎杀女巫之所以特别针对老年女性，是因为她们表现出了让男人无法忍受的坚定。不管是面对邻居、神父还是牧师，甚至是面对法官与刽子手，她们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正如安娜·L.巴斯托所写的：“在一个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要求顺从的时代，她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旦她们不再受父亲、丈夫或孩子的束缚，她们的声音更是振聋发聩。这些女性们“大声地说出来，不将舌头藏在口袋里，有独立的精神”。[364]她们的话语令人生畏，难怪不受待见，还被当作某种诅咒。历史学家约翰·德莫斯(John Demos)认为，新英格兰事件中指控中老年女性行巫的首要原因是她们的“傲慢”，特别是她们对自己丈夫的傲慢。[365]如今依旧存在的悍妇，在当年可是要被砍头的。在16世纪的英格兰与苏格兰，傲慢无礼的女性会被“毒舌钩”（bride de mégère，英文为“Scold's bridle”）或“女巫钩”惩罚：一种罩住整个头部的金属装置，配有尖刺，嘴稍有活动，尖刺便会刺穿舌头。
边界的女卫士
更广泛地说，让年长女性变得令人生畏的是阅历。这把她们送上了火刑架。“巫术，是一项技艺。因此（女巫们）得上课，习得知识，获得经验。所以年长女性自然就比年轻女性更可疑。”吉·贝奇特这样解释道。[366]克里斯汀·J.索雷注意到，迪士尼工作室的经典作品，如《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睡美人》“将世代相传的老巫婆与美少女的对立搬上银幕，就此定义了女人的价值即她的生育力与青春——从来不是经过刻苦努力获得的智慧”。[367]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接受男人有白发却看不惯女人有白发：因为白发透露出的阅历在男人身上显得迷人又令人安心，但放在女人身上却显得危险。在法国，有个右翼政客叫洛朗·沃基耶(Laurent Wauquiez)，他对别人“抨击他的身材（比如像只猫……）”感到愤然，他还否认像《世界报》所说的那样，自己特意把发色染白，以显得老道，并获取更多信任。[368]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而出现这种怀疑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德语单词“Hexe”（女巫）与英语单词“hag”（老太婆的同义词）及“hedge”（树篱，引申为“边界”“限制”）有一个共同的词根。“hag”一开始并没有贬义：最初指的是“守着边界的智慧女性——守护着乡村与荒原之间、人界与灵界之间的边界”，斯塔霍克曾这样解释道。[369]但由于猎巫运动，过去受人景仰的神圣知识与能力，却成了危险品与断魂刀。历史学家琳·博特尔奥(Lynn Botelho)在分析画家汉斯·巴尔东(Hans Baldung)的画作《三种年龄与死亡》（Les Trois ?ges et la Mort，16世纪）——就是画中有个老妇人的那幅作品——时发现：“目光缓缓下移时，我们会看到一只猫头鹰。它总是让人想到暗夜与邪恶。画的远景也证实了猫头鹰的凶兆，暗淡、凄凉与荒芜。还有挂着苔藓的枯树，刚经过战争洗礼的断壁残垣。太阳也被乌云包围了。老妇人伫立在这幅没落的末日景象的中央，仿佛一切都是由她一手造就。”[369-1]
女性的阅历之所以让女性魅力大打折扣，是因为它代表了某种严重的丧失和损坏。诱骗她们尽量不改变，或数落她们自我升级的痕迹，只是为了将她们圈禁在自我弱化的逻辑内。只需思索一分钟就能明白对青春的崇拜掺杂了多少疯狂的理想化。我逃离为母之路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无论如何我都不想陪伴一个新生命度过予取予求的童年与少年时期，通过他来再次体验，看着他经历同样的考验、同样的奖优罚差，因为笨拙、天真与无知而遭遇同样的失望。童年总让人想起孩童所独有的洞察力与神奇的想象力，所以人一生都在怀恋那个时候。但童年特有的还有小孩子的脆弱与无能为力，说实话，那也很辛苦。当你历数这些年来懂得了什么，学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感觉自己活得越来越得心应手时，会有某种餍足感。
显然，逝去的光阴里也有不幸、失望与遗憾。但如果有幸不必经历这些变故——或者只经历一次的话——就会有更多回首的空间，还有行动的空间，让你在自己的生命中大展拳脚。我想到了我内心所有被安抚与平息的波澜，想到我卸下的所有重负，顾虑和迟疑越来越少，我欢喜于当下的海阔天空，能够直奔本质。每一次事件、每一次相遇，都是对之前事件与相遇的响应，并且加深了它们的意义。友情、爱情与反思在时间的长河里有了厚度，它们绽放、升华、结出果实。穿越时间的过程就像在爬山。当你快到达山顶时，你会开始想象将在那里看到的美景。或许从来不存在什么山顶，人还没到那儿就死了。但光是想象登顶就足够令人激动了。一味模仿过于年轻者的那种柔弱无力固然能在否定自信女性的社会中显得人畜无害，但也剥夺了女性的能量与活着的乐趣。几年前，《嘉人》杂志曾有篇文章叫《45岁比25岁更美！》，其提出的观点真是奇特。该文作者说，50岁的女人们很难相信这个年龄的自己前所未有地讨男人喜欢：“但她们越是怀疑，越是能打动人。然而，大家都知道，诱惑这回事嘛，柔弱感可是一件利器……”显然，不管是什么年纪，最紧要的还是保持看上去楚楚可怜、无力自保的看家本领。
即使全社会的舆论都不待见年长的女性，但岁月还是赋予了女性某种力量，这种力量有时甚至能扭转生命的考验。非裔美籍随笔作家与诗人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在1978年得了乳腺癌。那年她45岁，正是“各种主流媒体上所宣称的女人枯萎，对她们的性别认同下降的年纪”。但她却发现：“我的感受与媒体宣传的形象正好相反。我感到自己成了能够全面掌控自身资源的女人，我的能力达到了鼎盛，包括我的精神力量，能最佳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我摆脱了好多早年的束缚、恐惧与犹豫。这些年，劫后余生让我学会肯定自己的美丽，同时也重新认识了别人的美丽。我也懂得了珍惜劫后余生的教训，我对它有自己的体悟。我现在能感受到更多的东西，并且知晓它们真正的价值。我将这种感受与我的经历联系起来，这塑造了我自己的世界观，也帮我找到了一条切实改变我的人生的道路。在这样一个自我肯定与张扬的阶段，即使是可能致命的癌症以及切除乳房的伤痛也只是被我当作生命进化的加速器，让我活得更本真，更有冲劲。”[370]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于年近花甲时所写的《内在革命》中写道，她常强烈地感觉到过去的岁月在眼前减速重播。她说在纽约，在她几十年来常去的几处老地方，曾浮光掠影地看到几版曾经的自己。“她看不到未来的我，但我却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她。她匆匆地穿过我，想着快迟到了啊，可是那个约会她并不想去。她坐在餐厅里，气得直哭，和一个不爱她的情人争吵。她大步流星地朝我走来，穿着牛仔裤和那双穿了10来年的紫红色皮靴。我还能真切地想起那双靴子在我脚上的感觉。(……)她疾步往会议厅出口走去，迎着我走来，谈笑风生。”面对这些旧时光，她打量着往日的自己，五味杂陈：“很长一段时间内，她让我难以忍受。她为什么要浪费那些时间？她为什么要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她为什么要赴那个约？她为什么忘了说最重要的事？她为什么不更聪慧些、更实干些、更快乐些？但当我最近几次看到她时，我感到一腔柔情、一股暖流要涌上我的喉头。我在心中对自己说，‘她已经尽力了。她挨过来了——尽管她自找了那么多痛苦。’有时，我真想回到过去，将她搂到怀里。”[371]
“卑劣”的专属形象
虽然年长女性因其阅历而为人所忌惮，但这并不意味着衰老的女性身体就不引发某种厌恶——由此透露出了对女性身体的普遍憎恶。真实世界里的西尔维·布鲁内尔在其书中、虚幻世界里的奥罗拉在其同名电影中，一样都感受到了年纪给她们带来的恐惧。当奥罗拉去前夫家时，前夫正在照顾与新伴侣生下的两个小女孩。她突然感到一阵燥热，想脱掉毛衣。她想跟他解释一下，但他立马拦住了她并捂住了耳朵，因为他不想听到“更年期”这几个字。西尔维·布鲁内尔说起有一位编辑，看过她给的故事梗概后回复她说：“我认为您这样讲捞不到任何好处。您的形象会受损的……有一些字眼很吓人，仅此而已。‘更年期’就跟‘痔疮’一样，是秘而不宣的东西……”她有一位朋友，正犹豫要不要接受一整套可能致癌的治疗流程，来对抗更年期才有的紊乱症状。她的妇科医生给了她当头棒喝：“得癌症也好过绝经。至少，癌症还能治疗。”[372]
关于女性在人生中途被抛弃的其中一个解释，是她的伴侣无法忍受透过她——就像照镜子一样——看到他自己的衰老。又或者是因为他希望透过一个新伴侣来重获新生。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谈到自己有“德古拉伯爵的那一面”时就宣称：“爱上下一世代的人就是一种变相的吸血。”[373]但我们还可以提出另一个论点：他看到了妻子的衰老，但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衰老。因为，他，没有身体。“男人没有身体”[374]，这句话是维吉尼·德庞特(Virginie Despentes)说的，我觉得要好好审视这句话。男人不仅占据了经济、政治、恋爱及家庭中的主导地位，还在文学与艺术创作中称霸，这就让他们成了绝对的主体，相对而言，女人就成了绝对的客体。西方文化一早就定下了论调：身体令人生厌，而此处的身体，等于女人（反之亦然）。神学家与哲学家都将对身体的恐惧投射到女人身上，假装自己没有身体。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说，在男人这里，身体反映灵魂；在女人那里，非也。[375]圣·安博[376]也说，男人即精神，女人即感受。克吕尼的俄多[377]（卒于942年）也同样严词呼吁他的同类：“我们如此厌恶接触呕吐物与粪便，即使用手指尖都排斥，怎么可能想要拥抱一个装满肮脏之物的丑妇呢？”这份鄙视与陈腐至今仍十分活跃。正如大卫·勒·布雷顿所发现的，在我们周围的艺术、媒体与广告形象中，“只有女性身体才算纯粹的肉体”。[378]相反的是，对整形技术的趋之若鹜也不妨碍世人对女性身体的排斥。2015年12月21日，在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唐纳德·特朗普响应了克吕尼的俄多的呼吁，借着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辩论的广告间隙上厕所的短暂离席，打趣道：“我知道她去了哪里。太恶心了，我可不想谈论。不，别说出来！”（美国人可是逃过一劫啊：差点儿就被上厕所的人领导了。）
让·德吕莫认为，“因为女人这生物比男人更接近物质，所以也就比自称精神化身的男人‘腐朽’得更快、更明显。眼见这衰败的景象，世人对‘第二性’更加反感了。”[379]德吕莫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种论证尚不可知。但很明显，只需冷静想想，便能看出此话简直离谱。男人说自己是“精神之化身”真是大言不惭，其实他们同女人一样“接近物质”，老得一点也不比女人慢或微不可见。他们只是有权力让自己的衰老不计入评分机制而已。私下里、大街上、工作中，甚至是在国会上，他们都大声告诉女人，她们的身体或衣着给他们造成了多少视觉上的愉悦或不适，在对她们的年纪或体重指指点点时，却从来不计较他们自己的身材或着装，也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年纪或体重。为了攻击希拉里这种有时人有三急的行为，特朗普敢声称——起码是隐晦地说——自己既没有膀胱也没有肠道。之所以有这么足的底气，就是两千多年的厌女文化在给他撑腰。这个例子完全验证了只有主宰者才有的专横跋扈：男人就是没有身体，没有理由。就这样。
让·德吕莫指出，“在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贵族阶级的诗人笔下——譬如龙沙、杜·贝莱、阿格里帕·多比涅(Agrippa d'Aubigné)、西戈涅(Sigogne)与圣·艾芒(Saint-Amant)等——都勾勒出了一幅可憎老妇人的肖像，其经常被描绘为一副骷髅的模样。”龙沙还曾建议读者“弃了老女人”，再“寻一个新的”。[380]他有首诗名为《反对德尼斯女巫》(Contre Denise Sorcière)，只不过是对旺多穆瓦区(le Vend?mois)一位被疑行巫、被脱光了鞭打的老妇人的满纸谩骂。安东尼奥·多明戈斯·雷瓦(Antonio Dominguez Leiva)写道：“老妇人已成为西方人一想起卑劣就会想到的专属形象。”它在宗教训诫与牧歌中的妖魔化创立了某种“化为人形的丑陋代码，而这个代码直接引发了16世纪的性别灭绝”。[381]这个“丑陋代码”至今仍威力巨大。在1979年美国公布的一份关于“老年女性的社交世界”的社会学调查中，有一位受访女性提到，有次她在街上对碰到的一群孩子微笑，但这群孩子却对她大喊：“你好丑啊，丑，丑，丑！”[382]
长在女人头上的白发不是直接让人想到衣衫褴褛的女巫，就是让人觉得这个女人已经忽视对自己的打理了。西尔维·里奇在分析1982年波士顿当地报纸上某文章关于一群老妇人的描述时，发现其中有一位妇人用该作者的原话说是“有一头精心打理的白发”[383]：如果是金发或棕发，还有必要这么澄清吗？索菲·冯塔内尔说，当自己不再染发后，她有一位朋友吃惊不已，好像她“不再洗澡”一般。[384]就她而言，“疏于打理”的推测更加讽刺，因为她就是干这行的：她可是一个优雅、精致、有品位、在时尚圈工作的人啊……当她的头发还处于半染发半白发的过渡期时，推论失败的路人们陷入了困惑：“他们迷茫地看向我的发根。然后又突然转向我的衣着，好像会有个迹象说我是个不修边幅的人。谁能解释呢。但如果你仔细看我的穿着，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你会发现我的衣服得到了精心熨烫，并且我打扮入时。我只是不染发而已，别的工夫可一点儿也没落下。”[385]
由老妇人自发联想到死亡这一想法至今仍十分鲜明，一位意大利记者曾就此对冯塔内尔说了一大段令人难以置信的粗暴的话，就证明了这一点：“可别忘了，人死后，头发和指甲还会继续生长，这让人浮想联翩……可怕。吓人。要是下葬后几天再打开棺盖，三厘米的白发就会蹿出来。好吧，你会对我说，没人会去打开棺盖的。对的，是没几个。谢天谢地。但你呢，好家伙，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敞开棺材乱晃！”[386]前不久，有一位朋友跟我说，她一想到母亲白发的样子就难受，可能是因为这让她联想到了死亡。但谁会看到白发的理查·基尔(Richard Gere)或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就联想到死亡呢？
在文学或绘画中，我们也经常能震惊地看到魅惑的女性形象与颓败、死亡的形象同时出现或重叠在一起。让·德吕莫指出，“在肖像学或文学里有一个永恒且古老的主题，就是女人表面看上去温柔可爱，但是其背后、胸中或肚子里却已经坏透了。”[387]19世纪的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eaudelaire)在其诗《腐尸》(Une charogne)中重拾了这一主题。诗的叙述者带着情人散步时，碰上了一具正在腐烂的动物尸体。他洋洋自得地详细描述了死尸。他本能反应地从这具尸体看到了女伴未来的命运，而不是他自己的：“你也要像这臭货一样，像这令人恐怖的腐尸，我的眼睛的明星，我的心性的太阳。你，我的激情，我的天使！”这样的处理方法到了今天也没有消失。这样的叙述反射几乎是机械性的，正如2016年《权力的游戏》第六季中的某一幕。在隐秘的卧室里，借着烛光，以自身魅力降服无数男性为她所用的“红袍女”梅丽珊卓(Mélisandre)摘下了项链，看着镜中真正的自己：一个佝偻阴沉的老妪，头发花白稀疏，胸部下垂，肚皮松垮。在这样的对照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祛魅、宽慰甚至是胜利的意味，因为这个我们所期待的或者说我们所看到的枯萎身体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也失去了操控男性的能力。但它也意味着衰老揭露了女性本质中的暗黑与恶毒。吉·贝奇特评论道：“我们似乎觉得本质总会出现。而女人呢，年轻时总是美的，但迟早都会回归本质的样子，即一个内心丑陋的人。”[388]
被妖魔化的女性欲望
老年女性的性需求在当时也是引起恐慌的原因之一。由于她们要么没有享受性生活的合法权益，要么是直接没了丈夫，但她们又有一定的经验且欲望高涨，因此她们成了影响社会秩序的不正经且危险的形象。按照人们的揣测，她们应该过得很苦，因为她们既失去了作为母亲才有的尊贵地位，同时还渴望着年轻的肉体。琳·博特尔奥曾在书中写道，15世纪时，就有人直接将“绝经期的女性与女巫联系在一起，因为她们都一样不育”。[389]人们认为她们“为了性爱而失了心智，不知餍足，甚至已不满足于与凡人的交媾”。[390]伊拉斯谟在《愚人颂》(?loge de la folie)中对其有一段形象的描绘：“那些恋爱中的老女人，那些几乎动弹不得的尸体们，像是刚从地狱回来的，她们已像尸体般发出恶臭，但她们的心却在说还要：就像发情的淫荡母狗，她们只吸入肮脏的欢愉，还恬不知耻地跟你说，没有这些就了无生趣。”这一印象的根深蒂固，我们在那位意大利记者对索菲·冯塔内尔的质问中还能窥见痕迹：“你怎么看自己的性生活呢？你能想象自己顶着这头女巫的白发骑在一个男人身上吗？男人本来就害怕女人，你还吓唬他们，那他们就更害怕了。可怜的家伙啊，要是哪天真硬不起来了，还真不怪他们！”[391]
这些恶毒的视角让人不禁怀疑常与白发联系在一起的字眼“懒散”是否还隐含了另一层意义。2017年11月，女性杂志《红秀》(Grazia)将索菲·冯塔内尔的照片放到了封面，这个重大进步值得致敬。但杂志的内页里，有一篇关于打理头发的文章叮嘱那些想模仿冯塔内尔的女士们“最好修剪得短又有层次，最多剪到齐耳，否则看上去就太懒散了”。[392]这里的劝告可太经典了。既是要尽量减少这种咄咄逼人的发型，也是画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来区分两种女人：一种是因其发色——或金或褐，或红或棕——得以保留其性感、性欲的女人；另一种，则是“放弃”情爱并以利落短发来明志的女人。一绺白发总能让人想到巫魔夜会，想到让欲望放任自流并甩开一切束缚的女巫。比《红秀》这次封面还早几年，有另一份杂志把重点放在了“整齐”上：“白发也可以很好看，但要剪得整齐（也不一定非得剪短）。卷发的潮流已经过去了。”[393]
“蓬头散发、无拘无束一向被看作女巫的标志，”美国神秘学作家朱迪卡·伊乐思写道，“即便女巫尝试将头发束起来，它们还是会从围巾里蹿出来，拒绝被绑成马尾辫。”[394]在电影《东镇女巫》中，当简·斯波福德（Jane Spofford，由苏珊·萨兰登饰演）终于接受了自己的能力与欲望之后，她散开了之前总是扎得紧紧的辫子，让一头令人印象深刻的红色卷发如瀑布般垂下。摇滚歌手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有一头不羁的白发，一心搞创作的她不像其他女人那样花心思打理这些凝结着美丽、专注与精致的象征物，真是个活脱脱的现代女巫。2008年，《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忍不住问了这位活跃的摇滚传奇为何不用护发素——是要捋顺一切吧，我猜。[395]所以，就像是说一个单身女性“可怜”其实是说她“危险”一样，说她“懒散”不就是在说她“解放天性”“无法控制”吗？
伊拉斯谟在描写那些“恋爱中的老女人”时，还写道：“这些老山羊就这么追逐着年轻的公羊。当她们发现一个阿多尼斯[396]时，就大肆花钱补偿他的厌恶和疲乏。”[397]直到今天，当一个40岁以上的著名女人有了一个更年轻的情人时，即使她还没呈现出上文所说的各种老态，但众人在谈论此事时用到的字眼还是清楚透露出这是场皮肉生意：人们会说这是个“小白脸”(toy boy)，其拥有者可能是莎朗·斯通，可能是德米·摩尔(Demi Moore)，可能是罗宾·怀特(Robin Wright)，也可能是麦当娜。演员阿什顿·库彻(Ashton Kutcher)与比他大16岁的德米·摩尔结婚后，还自嘲地参演了一部就叫《小白脸》(Toy Boy)的电影。然而，人们并没有——或至少没有公开地——指责著名老男人的年轻女伴们是卖肉求荣，而这些老家伙们可远没有那些老阿姨们费那么多工夫在驻颜之术上。
当51岁的女演员莫妮卡·贝鲁奇说自己觉得像米克·贾格尔这样的老男人释放出的“力量感”很性感时，《巴黎赛报》对此大为诧异，难以置信地说道：“这是否意味着您现在还有和20岁时一样多的欲望？”[398]从这种简单的假定中就能看出世人的衡量标准有多么摇摆不定。因为普遍的标准定下了女人过了45岁——这已是上限了——就不再有魅力了，所以人们就天真地推断出，这个年纪的女人的性欲会化为乌有。这样的推论反过来又打压了她们自己的欲望，只凸显了世人认为的她们是别人欲望的煽动者——解语花的性感，总是这样。这也解释了为何世人总对老女人的性事讳莫如深：正如西尔维·布鲁内尔所说，很难想象莫娜·奥祖夫[399]会像已故的端木松那样吹嘘自己还如毛头小伙一般血气方刚。而更不公平的是，苏珊·桑塔格注意到，女人的性全盛期来得普遍比男人晚，“其原因并非生理性的，而是这种文化推迟了这一进程”：“女人不像男人有那么多供他们发泄性能量的方法，她们需要好一段时间才能释放压抑。她们刚被认定失去性吸引资格之时，正是她们达到性成熟之际。衰老中的‘双重标准’剥夺了她们的15年，即35岁到50岁这段时光，而这本该是她们最性致盎然的15年。”[400]
2000年，在葡萄牙，一位年老的女佣玛利亚·伊芙娜·卡瓦洛·平托·德·苏扎·莫莱(Maria Ivone Carvalho Pinto de Sousa Morais)向里斯本行政法院提出起诉。5年前，当时50岁的她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外科手术，由此导致她坐立困难，同时剧烈疼痛与妇科问题令她无法进行任何性生活。初审判她胜诉，并给予她一笔赔偿金，但最高法院却在第二年削减了这笔赔偿金。其理由如下：“在考量了起诉人所遭受的损伤之后，我们认为所给予的赔偿补助金数额过大。实际上，起诉人并未丧失做家务的能力……再者，考虑到其子女的年纪，她要照顾的估计也只有她的丈夫一人，这样就不需要全职的家务帮工了……另外，别忘了做手术那年，原告已50岁且已当了两次母亲。在这个年纪，性事已不像年少时那样紧要，并且她的性欲也会随着年纪递减。”2017年，欧洲人权法院(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最终判原告胜诉。当时的七位欧洲法官中，有两位（分别来自卢森堡与斯洛文尼亚）是持反对意见的，这引发了他俩与两位女同事（分别来自乌克兰与罗马尼亚）的激烈交锋。[401]
“创造另一项法律”
“我们疯狂地爱着彼此。我极少见到这么强烈的肉欲激情。一旦碰上面，我们就如饥似渴的，毫不夸张。我们能一连好几天连房门都不出……”
在电影《奥罗拉》中，后来成了清洁女工的女主角工作的地方是某个由女性自己管理的老人院。这家在蒙特勒伊的芭芭雅嘉之家是由泰瑞丝·克莱克于2012年创立的，但电影中并未提到创立者的名字。在个人生活中，女主角面对着非常多的拒绝与失望。一天，在清洗地板时，她终于崩溃大哭起来。这时，住在院里的一位老人——由现实生活中的一位“芭芭雅嘉”阿吉洛·巴尔迪(Arghyro Bardis)饰演——（片中名叫）伊洛（Iro，这位老人在出演电影后不久就过世了）拉她起身，并安慰了她。她们聊了很久，其间，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向她说起了一段恋爱回忆。“那是什么时候？”听得痴痴的奥罗拉问她。和她一样，我们也会认为这是段青春往事。但老人回答道：“就在三年前！当时我们多快活啊！而如今却天人永隔……”奥罗拉的脸上显出非常惊愕的神情。当她离开老人院，撑着伞走在路上时，她独自笑了。在经历一次次抛弃，不停地遇上否定自己各种资格的偏见后，她在无意间打开了一扇暗门，这扇门通往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她发现——由其他法则所主宰：幻想、自由，以及她从未想过的豁达。
2006年，双性恋的泰瑞丝·克莱克出演了让-吕克·雷诺的一部（精彩的）电影《变老的艺术》(L'Art de veillir)。“电影说的是一群高贵的蠢蛋的故事，”三年后她这样调皮地解释道，“我们上个礼拜刚给一群高中生放了这部电影。他们惊呆了。我跟他们说，‘听着，孩子们，真这么吓人吗？’要知道，我们都无法摆脱。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倒是看得很高兴……”[402]在卡米耶·杜赛烈(Camille Ducellier)的电影《女巫，我的姐妹》(Sorcières，mes s?urs)中，还是这位泰瑞丝·克莱克，在镜头前自慰。那是2010年，她已经83岁了。令人震惊的不仅是她安静地肯定了自己的性取向、自己的生命力，还有她那张在静止的镜头中充满整个屏幕的美丽面庞。她的存在让一切厌女的神职人员、画家与文人强行施加给她们的丑陋形象都显得苍白无力。那些人曾霸占了太久的话语权与画像权。“当女巫就是颠覆法律，”她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就是创造另一项法律。”
保罗·马祖斯基执导的电影《自由的女人》里的女主人公也在被抛弃后的生活中找到了一扇暗门。在她的丈夫马丁带着26岁的甜心离开后，崩溃的艾瑞卡渐渐振作起来。她变得大胆起来，又开始出门约会。在数年如一日只和丈夫共枕眠之后，她决定尝试不带感情的性，没曾想她竟跌跌撞撞地碰上了真爱。在她工作的画廊里，她认识了索尔(Saul)，一位充满幻想与魅力的画家［由英国演员阿兰·贝茨(Alan Bates)饰演］。这对恋人终于踏出了双人舞的第一步［扮演艾瑞卡的演员吉尔·克莱布格(Jill Clayburgh)在1978年获得的戛纳影后可不是偷来的］。他们嬉戏，拥抱，转圈，互相找寻；当然，也有冲突的时候。有好几次，他们都像是在走钢丝：一场争执由酝酿演变为爆发，感觉下一刻他们的故事就要戛然而止了。但每一次，他们都会重修于好。只需一个眼神、一次恶作剧、一个微笑，难以抵挡的默契就又将两人绑在了一起。每次唇枪舌战到最后，艾瑞卡总要愤愤地念叨一句：“男人啊！”这时，索尔就立即回击道：“女人啊！”他们就像两个撑竿跳运动员一样，共同发现了某种轻盈的自由，这种自由让他们能够越过一切困顿与沉重。这些困顿与沉重不止出现在两性关系中，还出现在日常的各种琐碎场景中——比如，艾瑞卡向女儿介绍索尔的晚饭席间。相比之下，马丁与其甜心组成的新家庭顿时就显得平庸无趣了。虽然丈夫的离弃一开始对艾瑞卡来说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样，极具伤害性与羞辱性，但这也给了她重生的机会。有些人声称，要对抗许多剧本中出现的性别歧视，就得拍一些清教徒般说教的无聊电影。这不仅是缺乏想象力的说法，还忽略了电影《自由的女人》所提供的广阔视角。
好莱坞经典电影中也有一部从另一种角度挑战了父权的法则。那就是约瑟夫·L.曼凯维奇(Joseph L.Mankiewicz)执导的《彗星美人》（?ve，英文名为All about Eve，1950）[403]。片中，玛戈·钱宁(Margo Channing)［由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饰演］是纽约百老汇舞台上的当红明星，个性风趣又张扬。在风头最盛的时候，她将一位年轻的戏剧爱好者夏娃·哈林顿(Eve Harrington)收入羽翼之下，并将她介绍给圈内人。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做错了。藏在谦卑而木讷的崇拜者面具之下的是不择手段的坏丫头，想从她身边偷走一切：包括她的角色，还有她的男人——同为演员的比尔·桑普森(Bill Sampson)。[404]但玛戈是脆弱的：她刚过40岁，但已开始担心事业下滑。而且她深爱的比尔比她还小8岁。后来事情的发展就像提前写好了一样。夏娃显露出自己过人的表演天赋，且她拥有的是玛戈日渐失去的鲜嫩与青春。剧情照这么发展下去，那就是新人获胜，旧人被弃——这位新人确实在采访中透露了这样的野心，虽然用的措辞更为微妙。她将与比尔组成更经典、更有前途的搭档，足以吸引媒体与民众。面对这样的前景，玛戈很慌张，但又藏不住。她暴跳如雷，大发雷霆，酩酊大醉，滋生丑闻，还对比尔大发醋意。看到这里，或许我们都猜想她会将事态推向她所不乐见的方向：倦了的爱人会更快地投入温柔的夏娃的怀抱。但比尔还在安抚着玛戈，向她表达着爱意，虽然并没能减轻她的不安全感。他怪她想的太多，但他只说对了一半：她的对手发起了毫不留情的进攻，而此时所有的因素看上去都准备好了，对手极可能取得成功。在难得冷静下来时，玛戈对一位朋友倾诉，她怨叹自己的暴脾气，“骑个扫帚，俯冲下来，大喊大叫”。她承认自己应激过度了，因为她看到夏娃“如此年轻、有女人味、楚楚可怜”：她说这就是她想为爱人做到的样子。总之，在她看来，女巫或者说悍妇是不可能赢过那个表面看上去温顺无害的年轻女人的。她不相信她与比尔之间能敌得过社会的无情法则，她害怕自欺欺人。但当夏娃对比尔投怀送抱时，比尔感到好笑又鄙夷地推开了她。最后，玛戈和比尔重修旧好，玛戈接受了比尔的求婚。在舞台上，夏娃将得到她渴望的成功，但并没有如愿挤垮她的前辈——在这一过程中，这姑娘将出卖自己的灵魂。
有时候，生活也会让偏见蒙上不实的面纱。即使是不随大流的科莱特(Colette)似乎也认为女人变老便是无可救药的衰败，会把女人变成可怕的生物。她的小说《谢利》(Chéri，1920)和《谢利的结局》(La Fin de Chéri，1926)讲述了年近50的蕾雅(Léa)与一名年轻男性的羁绊。几年之后，尽管这个男人仍爱着蕾雅，但还是回家娶了年轻女子为妻。故事的结局很糟糕。谢利在分手五年后突然回过头来找蕾雅，因为他忘不了她。但看到她时，他被她的变化打击到了：“一个女人正转过身去在写些什么……谢利只看到宽宽的后背，颈背上堆着赘肉，大把白色的头发剪成了他妈妈的式样。‘好吧，她这儿不只她一个人。这位令人尊敬的女性是谁呢？’过了一会儿，白发妇人转过身来，谢利满脸震惊，一双蓝眼睛怔怔地看着她。”衰老就是有这种本事，夺走女人的特质，吸走女人的养分：它将原来的蕾雅换成了一个不认识的无性别生物。“她并不是怪物，但体型庞大。她身体的各个部分都被肥肉塞满了。(……)那件素净的裙子，那件长长的饰有亚麻褶边的、没有个人特色的半敞着的上衣，宣告着这副身体的主人已放弃并脱离了女人味，露出某种无性别的自持自重。”在见面期间，他暗自在心中苦苦哀求：“快停下！恢复从前吧！扔掉这副假躯壳！你一定藏在里面！因为我明明听得到你的声音！”[405]几周后，在铺满年轻蕾雅的照片的房间里，谢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人或许会认为让蕾雅体貌大变的罪魁祸首倒不一定是女性衰老，而是因为爱人的抛弃、爱情的破裂。在那个年轻男人眼里，这就是在提醒他，离开她是多么大的错误：如果他再勇敢一点，不那么世俗（之前家里安排的联姻是为了钱），他的情人就不会这样老去了。是痛苦、失望，而不仅仅是年纪，让她变成了那样。谢利在自杀前因短暂又狼狈的重逢而恍惚游荡时，曾惋惜地想到因他一步走错而错失了时光：如果和她待在一起，“那是三四年的美好时光，好几百、好几百个日日夜夜，都是赚的，是为爱而活的日子……”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科莱特的这两部小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人们对老妇人形象的恐惧。他们还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每天清晨，蕾雅都赶在谢利醒来之前细心地戴好珍珠项链，以掩饰已经松弛的颈部。她看到身边的一位丑陋又滑稽的老妇人，她的身旁跟着一位目光空洞的年轻男人，感觉就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在这个世俗、残酷又肤浅的环境里，谁对谁都不是白送白拿的关系，衰老成了一种不可原谅的脆弱标志。
不管怎样，科莱特自己的生活倒没有那么惨。当快50岁时，她和自己丈夫的儿子贝特朗·德·朱福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搞在了一起——继子比她小17岁。52岁时，她遇见了36岁的莫里斯·古德凯特(Maurice Goudeket)，后来他还成了她的第三任丈夫。他们一起生活到这位女作家去世为止。那年是1954年，科莱特81岁。[406]一言以蔽之，如果说岁月剥夺了蕾雅的女人味，那她的创造者——作家本人却完全拥有一切使她值得被爱的东西。我们看到的科莱特留下的老年照片一点儿也不比年轻时候的少，而这些照片里的她都是风华未减：照片上的女人躺在巴黎公寓的大床上写作，窗户敞着，面向皇家宫殿(Palais-Royal)的花园，身边围绕着她的猫们。尽管病痛缠身，但她仍享用着生活的馈赠。
如今，女性健康终老与养老的物质保障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她们的养老金水平，她们的养老金平均比男性低42%。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她们中的更多人是兼职工作，另一部分原因是她们中有些人要停工抚养孩子——“母亲的上限”，一向如此。[407]但没有必要在这客观的不平等待遇之上再加上另一项子虚乌有的不平等，让她们相信年岁会削减自己的价值。陈词滥调与偏见的力量会在心理层面上让人感到挫败，但这也提供了一次开辟新道路的机会。它让我们有机会品味放肆、冒险、创造的喜悦，看看是谁说准备好加入这场冒险——而不是浪费时间在别人身上。它邀请我们成为破坏偶像者，从这个术语的首要意义来说，即打破原有形象以及它附带的诅咒。
1972年，苏珊·桑塔格在其文章末尾写道：“女人们可以有别的选项。她们可以向往变得睿智，而不只是善良；变得能干，而不只是有帮助；变得强大，而不只是优雅；有自己的抱负，而不只是着眼于和男人、孩子的关联。她们可以自然地变老，而不感到羞耻；所以，她们要违背社会上那套关于年纪的‘双重标准’的传统观念，要积极地反对。与其做女孩，尽可能长时间地做女孩，然后变成被羞辱的中年女性，最后变成猥琐的老年女性，她们还可以更早地成为女人——然后保持活力，享受她们能够拥有的、时间更长的长久欢爱生涯。女人们应该容许自己的脸来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人生。女人们应该说真话。”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段话对女人们仍然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