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方面，我都挺笨的。
在很多场合里，只要是有人提了个蠢问题，或是答话完全和问题不相关，又或是做出了可笑的评论，那人一准是我。有时候，我会捕捉别人的怀疑目光，猜测对面的人正在脑中想什么：“但是，听说她还写了几本书……”或“天哪，《世界外交论衡》(Monde diplomatique)真是什么人都敢往里招啊……”这种羞耻感就像是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摔个狗吃屎一样（再说，这也是我能干出来的事）。我笨拙的这一面总是不受控地跑出来，这让我更加懊恼。一般来说，我话刚出口，就已感觉到对方的惊愕了，但为时已晚。此势难挡，经过45年的角力，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得学会和它和谐共处，但这并不容易。
一方面，这股傻气可能源于个性。一点儿也不务实，没经历过什么剧变。注意力飘忽，常神游太虚，当我忘戴眼镜时更是如此。眼前的迷雾加剧了我思维的迷雾。害羞导致我很容易惊惶，进而失措。这是使我能在事后更好地抓住与分析情况要素，而非当下就反应过来的性格，说得简单点儿：我是慢性子，但我认为在我的笨拙中也有一种强烈的性别面向。我冲动、情绪化，有时还天真。我就是个活生生的性别歧视的底片，一个名副其实的冒失鬼、不理性的婆娘。在据说是女性不擅长的方面，我都很不擅长。上高中时，我差点儿因为理科而留级。我毫无方向感。如果我拿了驾照（感谢老天爷，我没那玩意儿），那修车的会把我当成摇钱树，趁机向我兜售各种稀奇的维修套餐。在我的职场生涯中，我和经济部、地理政治部的同事们互相看不上——这两个部门都是以男性为主的，离权力杠杆更近。
后来，我才明白，智力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常量，它可能根据我们所处的场合以及我们所面对的人而产生惊人的波动。不同的情势和对话者能激发或引出我们身上不同的内容，能促进或麻痹我们的智力。社会给女人和男人分配的擅长领域极不相同，被赋予的价值也差异极大，以至于女人比男人更常觉得自己又犯傻了。她们常出错的领域是盛名之下的领域，是被认为真正要紧的领域。而她们游刃有余的领域却被忽略、轻视或索性被无视。因此她们也就不那么相信自己。“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就这么自我催眠着，然后这个预言就成真了。有时，我说傻话是因为无知，但有时是因为我的大脑冻住了，因为我的思绪顿时如惊弓之鸟四散开来，我也无计可施。我困在了一个恶性循环里：当我感受到对话者的屈就或轻蔑时，我就会说更多的傻话，以此证实别人和我对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对话者可能是一名记者同事，也可能是洗衣机的修理工。上次那个修理工上门，开口就问关于设备操作的问题，但还没等我张嘴，他又急吼吼、不耐烦地问了一遍相同的问题，好像他非常清楚眼前这个人不太聪明（虽然我都准备好难得条理清晰地回答他这个问题了）。性别歧视出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用一种可怕的典型效应持续地提醒女性，她们根子里就很弱。而且我还要为我的晚年时光做好准备，因为很显然，这世上唯一比女人还笨的就是老女人。塞西亚·里奇曾说过，当她和芭芭拉·麦克唐纳去电脑店买东西时，芭芭拉问了店员一个问题，而店员回答的时候就一直盯着她看（里奇当时40多岁，芭芭拉60多岁）。[408]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或宗教领域的男性、医生、政客、哲学家、作家、艺术家、革命者、街头艺人们，一直用各种方式强调女人的先天愚笨和无法弥补的智力缺陷，必要的时候还会用疯狂的胡言乱语来说她们在生理上存在缺陷，从而证实他们自己的正确性。在这样持续的压制之下，我们难免会觉得自己确实有所不足。美国作家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有一段话曾总结过对女性有过的某些言论，至今读来仍触目惊心：
很明显，女人的大脑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她们大脑的神经纤维太纤弱了。因为她们有经期，所以大脑的供血量不足。
前面已经说过，所有抽象的知识、枯燥的知识，都应交给稳重又勤勉的男人来对付。“因此，在此补充一句，女人永远也学不会几何。”
还有个争议，就是不知道是否有必要教她们学代数。
对于有望远镜的女人，其建议就是把望远镜扔了，让她“别想弄明白月亮上是怎么回事”。[409]
说男人“稳重又勤勉”，禁止女人学几何的那人是伊曼努尔·康德(Emmanuel Kant)。关于望远镜的那段取材自莫里哀的《女学究》(Les Femmes Savantes，1672)中克里扎尔(Chrysale)对菲拉曼特(Philaminte)说的一段长篇大论：“您最好烧了这没用的玩意儿，把科学留给城里的医生；行行好，给我从阁楼摘了这个吓人的长镜筒，还有那几百件看着就糟心的破烂儿：别去张望月亮上的人干什么了，您以为跟您在家一样呢。”这两处引用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后者讲话的是戏剧角色，这里无疑是在重复莫里哀的厌女情绪。然而，有些刻板印象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当我在看这些新闻资料时，看到一则网购广告，上面画了个女人的大脑切面，写着如下想法：“天体(astronomie)，不感兴趣。但我邻居的人体(anatomie)，嗯……”是个卖望远镜的广告，售价49.99欧元。[410]
这些预设的偏见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仍然任由过分自负的男人们“解释人生”，这里借用了丽贝卡·索尼特某篇著名文章的标题[411]。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前一天晚上她刚去参加了一场社交晚宴。当时，某人和她在聊某主题时，提到最近出版的某本书写的就是这一主题，还说他看到了《纽约时报》上的摘要，但他浑然不知这本书的作者就在他眼前……他当时侃侃而谈，以至于某一瞬间丽贝卡差点儿以为自己错过了某本同一主题的重要著作的出版。“这种综合征，”她评价道，“是每个女人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战争，这场战争也在她们内心日日演练，里面充斥的硝烟是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念头，是保持缄默的邀请。虽然我作为一名作家有着不错的职业生涯（有丰富的研究与充分的实践），但我也不能完全摆脱这场战争。毕竟有这么一刻，我就让煞有介事先生和他的自信粉碎了摇摇欲坠的信念。”第二天，她一起床，一口气就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了。该文一发表，就如野火般蔓延开来：“它引发了共鸣。挑动了你的神经。”在无数的读者反馈中，有一则消息来自生活在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的某位上了年纪的男性。他说，“他从未对女人做出不公之事，不管是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职场”，还指责她“没多接触些正常男性”，“在说话前先好好了解一下”。“最后他给了我一些人生应该怎么过的建议，并详述了我的‘自卑感’。”
你最终还是接受了投向自己的目光，接受了自己的无用，接受了自己的无能。有时在大街上遇到和善又单纯的游客向我询问时，我都跟他们说，最好还是问别人吧。但当他们走远时，我才意识到我是能给他们好好指路的。“方向感”“经济”：当这类字眼闪进我脑海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恐慌，就像当初听到“数学”一样。几年前，普罗旺斯大学曾让两组小学生凭记忆复制一幅相当复杂的几何图形。对其中一组说的是做一份“几何”练习，对另一组则说是做一套“画画”练习。在第一组中，女孩做得没男孩好。在第二组中，女孩们摆脱了数学的可怕阴影，因此也就没有预设自己的失败。她们做得比男孩要好。[412]在高中快结束时，我自己也曾有过一次机会跨越之前认为无法突破的障碍。我迎来了一位对自己所教学科无比热情的女教师，她既耐心又和善，一点儿也不像之前那些自命不凡的牛仔男们。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她，两年下来，我简直成了数学好手，在中学会考（Maturité，相当于bac[413]的瑞士文凭考试）中考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数学口试中，我顺利地写出演算公式后，还漂亮地回答了一个有点儿棘手的问题，她兴奋地喊道：“好样的！”那是25年前的事了，但我从未忘记过那个激动的“好样的”，对于当时站在写满数字的黑板前的我是那么如梦似幻。我的愚笨并不是命定的：我兴奋到晕眩。［2014年，来自伊朗的玛丽安·米尔札哈尼(Maryam Mirzakhani)成了第一位获得菲尔兹奖(la médaille Fields)——相当于数学界诺贝尔奖——的女性。三年后，40岁的她死于癌症。］
“‘在哪方面’卓越？”
除了有些学科我真的弄不懂之外，还是有一些我挺擅长的，也让我挺自信的学科。比如高中时，在我差点儿因为理科而崩溃时，我的希腊文翻译可是在会考中拿了奖的。但我当时只觉得这是附属科，只能证明我的小脑瓜可以作为一颗小卫星，奏着欢快的音乐不停地绕着“真知识”这颗行星旋转。但渐渐地，我对这种公认的所谓真理产生了质疑。直到今天，我某些方面的不足还是让我感到遗憾。所以，在实务方面，我远没有那种别人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有的蔑视感，我很抱歉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个白痴。但除此之外，我越来越有底气去质疑评判智力的主流标准。
比如说，作为读者的我当时爱上《世界外交论衡》这本杂志，是因为它的文学和哲学文章写得好。它关于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责任感、具有的伟大知识分子的鲜明特征、精妙又不落俗套的象征手法，都让我深深地爱上了它。在这本杂志中，我看到了甚合我意的某种诗意报刊。刚开始在这里工作时，我也曾被许多同事酷爱使用数字、图形、图表一事打乱了阵脚，这些东西我之前压根没留意过。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当我偶尔试图涉足时，理解的闪电会划破我脑中的晦暗，我一点儿也不想了解这些。我不否认它们有用或很棒。确实也有一批读者很喜欢看这类事物。但也存在另一些人，比如我这类的，他们接收不到这类东西传达给他们的信息，他们更倾向于其他感知世界的方式，那些方式的信息量同样丰富。一开始，我惭愧于自己用不好数据图表，但现在我释然了。并且，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能看清，在所知领域碾压我的那些人也有他们的局限、死角和弱点。我质疑——至少在内心深处——我在他们面前的愚笨的绝对性以及他们面对我时的智商的绝对性。但这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可以理解的是：既然站在了智力好的那一侧，对自己的机敏有什么好困扰的呢？这也许是我要写书的原因：给我自己创造能发挥才能的地方（好吧……我希望是），呈现出几个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主题，证实它们的意义和重要性。
当人们讨论女性在大学里的地位时，一般说的都是女大学生与女教师的比例，或是男性在某些部门几乎是弥足珍贵的存在。人们会抱怨性别歧视——一般是来自男学生与男教师的歧视——或女性自身缺乏自信导致她们不敢选物理或计算机这样的专业。但人们似乎经常忘记质疑教学内容本身，忘记了对于某些年轻女性而言，进入大学意味着吸收一些知识、方法和规范，但这些却是几个世纪以来在没有女性参与（有时甚至是为了针对她们）的前提下创立的。如果你指出了这一问题，有人立马就怀疑你是本质主义者：您难道想说女性的大脑构造不同于男性，她们有一套“典型女性化”的方法学习知识吗？如果她们用自己的话来叙述知识，她们会在数学公式旁边加上小心心吗？然而，本质主义的指责也可以反转：正是因为女人和男人并不是某个抽象空间内凝固的组成物质，而是在历史的变化与运动中维持某些关系的两个群体，所以不能将大学知识视为一种客观的东西，并赋予其某种绝对价值。
人们总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例如，每年10月有一天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日。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抗议这一官方历史。就“发现美洲”这一说法而言，单说“发现”一词就很成问题，因为抗议者的举证让大家看到，对于某些人来说勇敢的探险家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是血腥的侵略者。从某种角度来说，女人何尝不是历史的失败者呢？这段历史有多暴烈血腥，想必从前文也已窥见一斑。那为何她们是唯一一群被征服还不能发表观点的人呢？当然，有了女人这一层身份也不一定就能给出什么独到的见解。我们能看到一些史学家支持采纳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也能看到一些女性史学家拒绝用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猎巫运动。总有一些被殖民的子孙觉得殖民自有它的魅力，有一些奴隶的后代对奴隶制主题完全不感兴趣，还有一些白人对这两个主题热血沸腾。但即便如此，就能说归属于哪个族群毫不重要吗？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是由男人塑造的这件事，对于如何处理——或者说，一开始的不予处理——猎巫运动这一史实，并不是毫无影响的，因为这段史实曾被长期忽略，或只是在脚注中被隐晦地提起。这里再提供一个事例：埃里克·麦德福特曾写到在某些还不适应单身女性存在的社会里，猎巫运动曾起到某种“疗愈”效果。玛丽·达利对此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敢不敢用同样的字眼（“疗愈”）来描述屠杀犹太人或私刑处死黑人？第二，疗愈了谁？[414]……
20世纪90年代初，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她关于自我评价的书中提到，有人曾对美国20万名大一新生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在上了大学之后，大多数年轻女性们越来越倾向于自我贬低，与此同时她们的男同学们却保持或增强了自我肯定。当时许多大学教员都强烈抵制学术经典多样化，因为那样会为女性与少数族群创造更多的空间。他们大肆攻击“政治正确”(Politiquement correct)——其缩写是“PC”，WITCH组织的其中一位创立者罗宾·摩根曾调侃说这其实指的是“Plain courtesy”（“朴素的礼貌”）。他们自认是“卓越”的卫道士。“难道最重要的问题不该是‘在哪方面’卓越吗？”斯泰纳姆评论道。在她看来，他们之所以急着拉住历史的缰绳，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改变不仅意味着让女性和少数族群进入大学课堂或某个现存机制内，还意味着“让他们学会用新目光审视、质疑各种用来评判其言行的‘标准’这一概念本身”。[415]
我一直觉得，当我面对艰涩科学的霸权和某种接触这个世界的方式——冰冷、规矩、客观、持重——时，我的不平与我的女性身份相关。但因为讲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关联，也就不愿意详细说明了。还是本质主义的幽灵阻止了我。我不想看到自己为某种“女性化”看待与做事情的方式辩护。另外，我也看到，不是所有女性都像我这样，就像我也在男性身上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知识感性。于是，我就只深挖一个理念。不管我写的什么内容，最终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这个理念上。就算我写的是一本关于甲壳动物繁殖的书，我也能找到办法把这个理念放进去。我一再组织语言，不断地抛出对理性（或只是人们自以为的理性）崇拜的批判。我们对这种理性崇拜早已习以为常，甚至经常曲解它的原意。这种崇拜既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去认识与它相关的一切，还决定了我们要对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如何改造这个世界。理性崇拜让我们将世界理解为一堆分离、呆滞、毫无奥秘而言的事物，它们各自的用处都是即时的且仅有一个，可以用客观的方式认识它，要用它时把它拿出来就好了。这种崇拜一直依附于19世纪的主流科学，直到量子物理的到来扰乱了这一片祥和，当然这只是不那么傲慢的说法。量子物理为我们讲述的更像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世界，解开了这个奥秘就会出现其他未知的玄妙，这种探秘可能永无止境。在这个世界里，各事各物并非互相区隔的，而是交缠纠结的。在这里，人们要打交道的，不再是属性固定的客观之物，而是能量流与某些进程。在这里，观察者的存在会影响经验的展开。在这里，我们远远不能坚持某些牢固不变的规律，我们看到的是不规律、不可预见性，还有无法解释的“跃变”(sauts)。正是基于这一切，斯塔霍克说，现代物理证实了女巫的直觉。物理学家伯纳德·德·斯帕纳特(Bernard d'Espagnat)认为，考虑到迄今为止物质与世界对终极认识表现出来的抵制，依靠艺术来捕捉总是与我们的智识捉迷藏的东西也并不荒谬[416]：可以想见，如果用这一结论来重新组织我们早已熟稔的所知所识，其结果会有多么颠覆……
即使到了一百年后的现在，我们还在努力整合上述发现背后的含义，其尖锐地否定了17世纪兴起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的代表人物笛卡尔在其著名的《方法论》中曾畅想看见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与掌控者”。地理学家奥古斯丁·博克[417]曾在其著作中分析过因笛卡尔这种面对自然的姿态而引发的各种混乱。让-弗朗索瓦·比耶泰[418]也曾梳理过整条“连锁反应”的进程，即这种商人式的、冰冷算计的逻辑从文艺复兴的西方缓慢延伸至全球，甚至被错认为理性巅峰的过程。[419]迈克尔·勒维(Michael L?wy)与罗伯特·赛尔(Robert Sayre)已经指明，当年的浪漫派艺术家——被今人视为一群脸色苍白又兴奋异常的浪荡子们——早早就意识到了这套思想体系的根本错误。即使他们想要发掘与拔高其他精神领域，但并没有公开表示拒绝理性：他们只是尝试“反对工具式理性主义，即为主宰自然与其他人类而服务的理性主义，一种以人为大的理性主义”。[420]
这些思想家们帮我厘清了面对我们长久浸淫的文化时所感到的不适。因为这种文化教世人征服、喧闹、好斗；因为它天真而荒唐地相信，可以将身体与精神分离，将理智与情感分割；因为它盲目地孤芳自赏——甚至是反应过激——瞧不上其他文化；因为它惯常用丑到离奇的建筑物与城市规划来破坏自己的地盘，甚至还用大炮打苍蝇（却不提及杀死苍蝇这件事）；因为它的棱角太锋利，因为它的光芒太刺眼；因为它无法容忍阴影的存在、朦胧的存在、神秘的存在[421]；因为它散发着一切皆可贩的病态气息。这些作家的笔墨渲染了某种悔恨，不是对已存在的世事，而是对本能够存在的世事感到遗憾。直到现在，我还是没能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清楚地说明我对女性主义的痴迷，尽管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某种关联。但因为前面提到的猎巫运动以及众多女作家对此的解读，一切都变得明晰了。就像我找到了我的拼图上至关重要的那一块一样。
自然之死
西尔维娅·费德里希有本书叫《卡利班与女巫》，这个书名参考了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一个人物。卡利班在《暴风雨》中是一个黑皮肤的怪物，据说是由女巫所生，从精神到身体都很丑陋。他被书中的男主角普洛斯彼罗形容为“恶毒的奴隶”或“暗黑之果”。卡利班象征着奴隶与被殖民者。对他们的剥削，就如剥削女性一般，完成了资本主义跃进所需的原始积累。但是与奴役女性更像的另有一种奴役，这种奴役也更常拿来与奴役女性作比较：那就是对自然的奴役。这一理论在1980年由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提出，她的著作《自然之死》[422]算是补充了费德里希书中的未尽之言。她在书中追溯了文艺复兴时期，当时人类的活动变得更密集，只求获取大量的金属、木材以及广袤的耕地，这不仅空前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同时也在精神层面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古老的世界观将世界理解为一个鲜活的机体，经常将其比作一个哺育的母亲的形象。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来，老普林尼、奥维德或塞涅卡[423]都曾谴责过采矿行为，称其为被贪婪（对金子）或屠杀欲（对铁矿）支配的侵犯之举。在16和17世纪，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又给采矿加了一条罪名——淫欲，因为那是对地球的强奸。当时的人们就看到了“采矿这一行为就像在女性体内四处翻找东西”。[424]矿脉被看作大地母亲的阴道，金属所藏匿的洞穴，就如同她的子宫。原有的精神模式站不住脚了，渐渐被其他模式所替代。在这些模式下，人们开始肆无忌惮，采伐无度，地球的身体失去了活力。同时，狂热的新商潮需要大量木材来建造码头、桥梁、船闸、驳船、舰艇，还要拿它来做肥皂、啤酒桶或玻璃器皿。于是，第一次出现了将这样的自然视为“资源”的管理方面的担心：1470年，威尼斯出了一条法令，规定从此以后，只能由兵工厂，而非本市官员来组织橡树的砍伐。麦茜特这样总结新出现的全景：“随着欧洲的城市逐渐扩大、森林逐渐衰退，随着沼泽干涸、运河网在景观中铺开，随着无数大型水车、熔炉、锻炉与吊车渐渐主导整个工作环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到自然被改变、被机器所操控。因此也就产生了某种迟缓但又无法逃避的异化，与人类经验的基础——直接的、即时的、有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相背离。”机械论宣扬的是，对世界的认识可以是“确定且相互连贯的”；有机生命的无序让位给“数学法则与恒等式的稳定性”。世界从此被看作一具死尸，物质都是被动的。机器的模型，尤其是时钟，在各处都很流行。笛卡尔在《方法论》中将动物比作自动装置。托马斯·霍布斯[425]——或许是受了1642年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设计出第一台计算器的启发——竟将推理比作简单的加加减减。[426]
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苏珊·博尔多所说的“分娩惨剧”：将自身从中世纪的有机体兼母体中剥离出来，以投身到由“清晰、超然、客观”主宰的新世界。人类从这个旧宇宙跳脱出来，“就像是个完全独立的实体，和之前共享灵魂的旧宇宙一刀两断”。这位美国女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对女性气质的逃离，远离了与世界母亲的联合记忆，抛却了所有与之相关的价值”，代之以强迫式的拉开距离，划清界限。[427]对此，贝奇特也说过：“制造新男人的机器”也是“杀死旧女人的机器”。[428]从此出现了一种“高度男性化的认知模板”、一种“男性认知风格”，冰冷且无生气。博尔多指出，这种对世界的阐释一点儿也没有20世纪女性主义的迷幻色彩：“现代科学的创建者们故意且明确地断言，科学的‘男子气’将创立一个新纪元。他们认为这股男子气可以使认知通往一个更干净、更纯粹、更客观、更有序的世界。”因此，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宣称这是“时代雄风之诞生”。[429]
所有主体与其自身、与周遭世界的关系都被颠覆了。肉体被认为独立于灵魂且与其无关：“我并非这团俗称人体的肉身”，笛卡尔在《方法论》中如是说。西尔维娅·费德里希从中看到了一些观念，这些观念之后将人变成了“工具，贴合资本主义规则所要求的规律性与自动性的工具”。[430]苏珊·博尔多提醒道，对肉体的鄙夷——将其比作牢笼——在西方哲学中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431]但她又解释道，不论是对柏拉图还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肉体与灵魂都是交缠在一块解不开的，灵魂只有在死后才能逃离肉体。笛卡尔呢，步子跨得大了些：他直接将二者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对他来说，人的精神“一点儿也不掺和肉体的事儿”（《方法论》）。
自然不再被当作滋养的腹地，而是变成了一股无序、野蛮、要去征服的力量，就像女人那样，卡洛琳·麦茜特如是说。曾经的她们据说比男人更接近自然，也更富有性欲（但性压迫如此成功，以至于当今女性被认为比男性更寡欲）。“女巫，是自然中暴烈的化身。她制造风暴，引发疾病，毁坏农田，阻碍繁衍，屠杀幼儿。这引发失序的女人，就像混乱的自然，应加以管束。”一旦套上笼头、被降服之后，无论是女人还是自然都只剩下某种装饰功能，成为“疲惫不堪的丈夫—实干家(mari-entrepreneur)的心灵慰藉与休闲胜地”。[432]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这位公认的现代科学之父，生动地表达了这两种主宰的共同点。他在国王詹姆士一世[432-1]身边做了10余年的近臣顾问，并担任过各种权高位重的职位，尤其是首席检察官一职。詹姆士一世本人也写过一篇魔鬼学的论著，他坐上英国王位后立即修改了立法：即日起，任何使用巫术的行为，不只限于害人性命，都将被处死。在卡洛琳·麦茜特看来，培根在其书中隐晦地主张将对付行巫嫌疑犯的那一套用在自然身上。他用来确定他的科学目标和方法的图像都直接来自法院或是刑讯室，他在那里待的时间可不短。他建议，应对自然严刑逼供，强迫它交出自己的秘密。他曾写道：不该认为“审判自然这种事再怎么说也不能做”；反之，应将自然“贬为奴隶”，“给它戴上镣铐”，用机械工艺来“塑造”它。[433]现存的某些术语中还有些痕迹透露出这种征服者的姿态，甚至还带有一丝男性的、侵犯的意味：比如说到“洞穿一切的头脑”(esprit pénétrant)，或是英语中的“铁证如山”(hard facts)——也就是说无可争辩。[434]我们甚至还在一位美国环保主义哲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所写的内容中看到过这种姿态：“环保主义者就是谦逊地意识到，自己的每一锹都是在土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435]
到了19世纪，最终被驯化的自然可以用一个顺从的女人来形容。它已不再反抗科学的攻城略地。法国雕塑家路易 厄内斯特·巴莱斯(Louis-Ernest Barrias，1841-1905)有一件名为《自然在科学面前揭开面纱》[436]的作品，就展现了一名衣襟敞开的女子姿态优雅地摘掉盖在头上的面纱。如今看着她，不由得让人想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法国人的宣传海报上有一段怂恿阿尔及利亚女子摘掉面纱的标语（“你们难道不漂亮吗？快揭开面纱来看看呀！”），还有2004年禁止在学校戴头巾的法令。很显然，女人——特别是本地女人——还有自然，当初都是以同样的逻辑被驯服的，现在竟想在西方男权的眼皮子底下有所掩藏，这显然是不可容忍的。所以要将行巫嫌疑人的身体全部剃光——不管是毛还是发，这样才能彻底地检查，正如所宣示的那样，看见一切是为了更好地掌握。
德勒夫、坡坡科夫与别人
前文我们提到过的某书中德勒夫医生的诊所开在一条叫作“窥淫癖”(Scoptophilie)的大街上。窥淫癖，又称窥视欲，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其描述为以某人为客体进行检视而产生的愉悦，这种快感一般与操纵感有关。这条街位于（虚拟的）“分拣城”(ville de Tris)。故事开始时，夜幕降临。医生在他的办公室里，那是一间遍布灰尘的小房间。书架上摆放着一些泛黄的玻璃瓶，里面漂浮着“几个浸着福尔马林的子宫和一些女人的乳房”，还有一个女人流产的胎儿。[437]这时，这位妇科医生的女管家已经开始为他准备晚饭了。这一天的倒数第二位女病人刚到，正坐在长沙发上。这是她第一次来这里。她叫夏娃，慕名来咨询“这位享有盛名、当之无愧的专家”。她的病很奇怪：她觉得自己身上附了成百名不同时代的女性的命运与声音。在漫长的会诊中，这名女性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陆续有好几个女性通过她的口说话，有一个《圣经》里的女罪人，一个被关在修道院里的修女，一个被当作女巫烧死的老妇人，一个在林中拾柴火时被强奸的年轻农家女孩，一个被限制行为而被厕所气味熏死的女贵族，一个被自己丈夫监禁的妻子，还有一个在非法堕胎后死掉的妓女。
德勒夫会——多多少少地——听一听，时而厌烦，时而走神，时而嘲讽，时而急躁，时而不安，时而发怒。他自问该怎么处理这个疯女人：把她送去疯人院还是只用药让她倒下？“是的，是的”，当她在大声怒斥时，他就这么低声嘟囔着。他回忆起年少时曾让他害怕或羞辱过他的女人，关于这些女人的记忆在脑海中不断浮现。他坚持自己的科学和数学公式，以抵御女性给他带来的恐惧：“（天堂×修女）禁果×柴堆+-泥地+妓女，我们的得数是……”当女病人的口中出现某个猎巫人时，他一下子专注起来，动情地想到他的恩师坡坡科夫，他就是某个“显赫的猎巫家族”的后裔。他让年轻女人给他详细讲讲这个男人。“这人非常让人讨厌，”夏娃回答道，“他穿着大皮靴，拿着一根又长又硬的手杖，穿着一件巨大的斗篷，像这夜晚一样黑。他年纪跟您差不多，医生，嗯，是的……是的，我跟您说，他身上有些什么让我想到了您，德勒夫医生！”医生先是眼睛一亮，感到荣幸，后来脸色又暗了下来，因为他似乎从病人的声音里辨识出了一丝“轻微的嘲弄”。
在瑞典作家马尔·坎德(1962-2005)的这部小说里，虽说首先针对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学，但更广泛来说，其讽刺的对象是医生与科学家这一群体。医学似乎已成了现代科学向女性宣战的主战场。我们所认识的医学正是建立在对她们的物理清扫之上的：猎巫运动最初瞄准的就是女疗愈师，这是有目共睹的。她们因为更有经验，所以比官方医生更有能力。在官方医生队伍中，有很多人是可悲的狄亚富瓦鲁[438]，但他们利用了清除这批“不正当”劲敌的机会，将对方的许多发现占为己有。然而，13世纪时——早在猎巫运动开始之前——随着医学院在欧洲大学的出现，女性被禁止从事医药行业。1322年，定居巴黎的佛罗伦萨贵族女性杰奎琳·菲丽西·德·阿尔马尼亚(Jacqueline Félicie de Almania)被本市医学院的人告到了法庭，因为她非法行医。有6个证人证实她治好了他们，其中有一个还说她“医术和外科技术比巴黎最厉害的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还要好”，但这证词却让她的处境雪上加霜，因为身为女性，她就是被判定为不能行医。[439]有一本叫作《特罗图拉》(Trotula)的文集，收集了许多妇科病症，其得名就来源于一位著名的女性医生萨莱诺的特洛塔[440]。这本文集的命运[441]为我们展示了女性不仅在医学实践上被除名，甚至在医书史上也被抹去了身影。《特罗图拉》汇集于12世纪末，历经各种磨难，最后于1566年辗转到某德国书商的手中。书商将这部分书稿整合到一部更宏大的合集——《妇科书》(Gynaeciorum Libri)中。由于对特洛塔的身份存有疑问，所以书商将这部分书稿安在了某个名为艾洛斯(Eros)的男医生头上。“这样一来，《妇科书》里收集的希腊、拉丁和阿拉伯作者名单就展示出了明显的同质性：一群男性在谈论女性身体，标榜自己掌握了妇科知识的要义。”多米尼克·布朗切这样总结道。[442]在美国，现如今的医生从业者中男性所占的比例比欧洲的更高，但对女性的排挤却比欧洲晚一些，大概在19世纪。来自中产阶级白衣（白种）男性的雷霆一击，引起了女性猛烈的抵抗，特别是在大众健康运动时期[443]，但最终还是男性获胜了。[444]
2017年，有一位匿名的法国医院医生在欧洲1号电台(Europe 1)里得意地承认曾把手放在其女同事的屁股上，“只是开玩笑”。如果他的女同事对他这种“让大家放松心情”的心意深有同感，突然伸手摸他身上的家传宝或是在他屁股上拍一下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好笑了。[445]著名的“医科学生精神”或“解压之需”这样的借口，总是被一次次提起，只是为将同事、上级对女性医生的性骚扰合理化[446]，并在各种场景下掩盖骚扰带来的敌意。同样被掩盖的还有男性医生根深蒂固的念头：她们不该在这儿，她们是侵入者。这样带着怨恨的回声像是从很久远的地方传来。2018年，图卢兹普尔班医院(l'hospital Purpan)的十几名实习医生——大多数为女性——发起了一项活动，要求撤下实习生食堂墙上的色情壁画。他们的同事中有几位显得有些犹豫，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医科学生艺术”是“医学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47]：无言以对……无独有偶的是，一位外科女医生说在她刚开始职业生涯那会儿，有一天下班时，她的导师对她说，“小鬼，你在这行或许能有出息。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手术室里没哭的小丫头。”[448]
同样地，女病人也尝到了这种身体被轻佻对待的苦头。比如她们在手术室沉睡时，医务人员对其身材品头论足，又比如，某位年轻女子去看妇科医生时所经历的一幕：“上一次，在会诊结束后我想再去找医务秘书预约下一次的时间，却看到他（妇科医生）进了同事的办公室，跟别人描述起我的胸部。我听到他们大笑。秘书麻木地听着，我一下就明白了，这不是第一次，她听到过。之后我再也没去过那儿。”[449]医学界和军队类似，都是弥漫着对女性深深的敌对情绪并崇尚男子气概的专业团体——尤其害怕“娘娘腔”的举动。但在一个实施暴力的机构里见怪不怪的事情，放到一个旨在治愈的专业里，显得尤为骇人。
引人注目的是，今天的医学界仍然集聚了诞生于猎巫时代的科学的各个侧面：进攻型的征服精神，仇恨女性；相信科学是全能的，相信科学的践行者也是全能的；相信肉体与精神是分开的，相信一种冷漠的、不受任何感情影响的理性。一开始，医学就秉承了这股征服与掌控的意志，麦茜特已为我们梳理了这股意志的由来。但有时这股征服欲已到了夸张的程度：2017年12月，一位英国外科医生被告上了法庭，因为他在给两名病人做器官移植手术时，将自己的名字首字母用激光刻到了移植的肝脏上。[450]面对女病患时，这种态度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首先，正如弗洛伦斯·蒙特雷诺(Florence Montreynaud)指出的，“女性器官都是以男性的名字来标记的”，这就像在女性身体的各个部位插上旗子：“直到1997年，连接两个卵巢和子宫的导管一直被叫作法罗皮奥管(trompes de Fallope)——法罗皮奥是16世纪的一位意大利外科医生——最近才有了输卵管(trompes utérines)的叫法。那些位于卵巢里的小囊泡，也就是从青春期开始到绝经期结束的岁月里，每个月都孵熟一颗卵子的小囊泡叫作德格拉夫卵泡(follicules de De Graaf)。这个德格拉夫也是个男医生，是17世纪的荷兰人。分泌外阴与阴道入口液体的腺体被命名为巴多林氏腺，这位巴多林是17世纪丹麦的男医生。另外，在20世纪，阴道里有一块神秘的快感区被命名为G点，这个‘G’来自德国男医生恩斯特·格拉夫伯格(Ernst Grafenberg)的姓氏首字母。想象一下这事儿发生在男人身上：海绵体叫伊米莲·杜邦(?milienne Dupont)，或者输精管叫凯瑟琳·德·肖蒙(Catherine de Chaumont)……”[451]
这样的控制并不只是纸上谈兵。医学界似乎特别热衷于一直监视女性身体，并确保自己能无限制地使用它。就像在孜孜不倦地重复着对自然与女性的驯化过程一样，似乎总是要迫使这个机体处于消极被动，才能保证它/她的顺从。例如，马丁·温克勒就质疑在法国被说成“雷打不动的规矩”“神圣的义务”的妇科会诊，在法国，从青春期开始，即便身体非常健康，也要参加每年的妇科检查。这在他看来毫无理由：“这种‘自有性行为开始，之后每年’进行妇科检查、乳房检查及涂片检查‘以预防某些疾病’（言下之意就是可能有罹患宫颈癌、卵巢癌或乳腺癌的风险）的说法，在医学上是没有根据的。更不用说30岁以下的女性得这些癌症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并且，即使得了也不可能在一次‘泛泛’的会诊中就检测出来。然后，又过了一年，病人恢复健康了，医生连检查也不做就又写了（避孕的）处方。为什么？很简单：如果这个女人没事了，给她检查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了。那么，坦率地说，干嘛还要烦她呢？”对啊，为什么呢？有时，这种规矩还会被暗箱操作：温克勒提到了一个案例，是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被她们的医生，同时也是她们的镇长要求每季度做一次乳房检查和一次妇科检查。[452]这位镇长的动机或许是出于深层的意识形态考量吧。博主兼作家玛丽 艾莲娜·拉埃(Marie-Hélène Lahaye)强调了2016年6月，法国的妇产科医生在反对拓宽自由助产士技能的新闻稿中所使用的激昂标题：他们说自己揭发的是某些不利于对女性进行“医学监督”的措施……玛丽·达利从这种习惯里看到的是让所有女性都保持某种焦虑与担忧的状态——就像让她们对照审美标准而担忧一样——这消耗了她们的部分能量。[453]
很多医生觉得自己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以至于干了不法的事都不自知。2015年，在网络上发现了一条南里昂医学院(médecine de Lyon-Sud)的内部备忘录。内容是邀请妇科专业的学生们实训阴部触诊，操作对象是在手术室里沉睡的女病人。玛丽-艾莲娜·拉埃说，在社交网络上，许多医生与医学生看到别人提醒他们说，每个医疗行为都需要经过女病患或男病患的同意，将手指插入阴道视同强奸时，他们都感觉受到了冒犯。有些还反驳说这里头“没有什么性的意味”，他们更“没有感觉到任何愉悦”，说这是强奸有点儿言过其实了。还有些厚颜无耻地辩解道，如果照程序走、征求女病患同意的话，她们很可能会拒绝……玛丽-艾莲娜一再看到、听到有人说阴道触诊与直肠触诊只是平平无奇、毫无一丝性意味的医疗行为。她索性在推特上建议道，既然这样，医学生们大可在彼此之间开展这项实训：“我表示这并未激起我的一丝快意。”[454]
还有一个很成问题的陈规旧例：当一位女性临产时，一大帮医务人员陆陆续续进来，将两根手指插入产妇的阴道，查看宫颈的扩张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既不征求产妇同意，也不提前知会她，有时动作还有点儿粗暴。拉埃让大家想象下用类似的方式对待身体的其他部位：你去看牙医时，过一阵子就有一拨陌生人走进来把手指伸进你嘴里；或者你去找专科大夫作直肠检查，这时10来个人轮番把手指插进你的肛门……她总结道：“这样的操作在几乎所有医科门类里都是不可想象的，除了产科。因为这一科只针对女性。”[455]这里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道出了一种成见，即女人的身体属于任何人，就是不属于她自己。这种成见以不同程度藏匿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也解释了为何女人不该为了被摸屁股而大动肝火。
女子之言不足信
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应指明，这并不是要否认许多医护人员做出的巨大奉献，他们的工作环境经常是充满考验的。和很多病人及病人亲属一样，我受了他们很大的恩惠，所以我担心让他们误会我不知感恩或言辞不公。在为守卫自己的职业信念而斗争时，他们遇到的困难不只是预算削减与盈利逻辑：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都是在抗击着某种结构性逻辑，这种逻辑是从这个职业的开创方式继承而来的。他们中有一些人完全吸纳这种逻辑，从而变得倨傲、粗鲁、厌恶女性。玛丽·达利甚至认为，妇科学是魔鬼学以其他方式展开的延续：医生就和女巫猎人一样，可以推说自己只是试图将女性从邪恶中拯救出来，因为孱弱的本质，她们更常暴露在邪恶中；这种邪恶以前叫魔鬼，现在叫疾病。[456]事实上，很难否认医学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女性施行了不人道的暴行，此处就不再一一追溯了。只说几个例子：19世纪70年代，那阵子曾大规模地对女性做摘除健康卵巢的手术，只为纠正被判定为过度的性欲或修正“不规矩的行为”（一般在夫妻之间）。还有摘除阴蒂，最后一条登记在案的阴蒂摘除手术是在1948年，对象是一名5岁女童，手术原因是“治愈”她自慰的“毛病”。[457]还有脑叶切除术，这种手术能“还给家人一个不闹腾的人，一只真正的温顺小动物”，做这一手术的病人绝大多数为女性。[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