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医疗行为中除了虐待与暴力行为[459]，还多了一份轻忽与随意。这都是因为利益的驱使以及制药实验室的冒失，有些结果已构成犯罪。近几年来涌现了大量的医疗器材丑闻，其中一些病患要么送命，要么生不如死：比如，法国的乳房假体PIP，有数万产品流通到全世界，而产品中的硅胶会泄漏到体内；节育器Essure（来自拜耳实验室），其产品的金属部分会导致一些女性无法进行房事；三代与四代避孕药，服用这些产品后，罹患血栓、肺血管梗塞与脑溢血的风险明显升高[460]；盆底重建术Prolift（来自强生实验室），本是为了治疗盆腔脏器脱垂，结果到头来却是真正的刑具，以至于有位深受其害的病人说道：“我没有勇气自杀，但我真的希望一睡不醒。”[461]我们还可以加上法国药厂施维雅(Servier)的糖尿病药物美蒂拓(Mediator)，它已致1500-2000人死亡，由于这种药是作为食欲抑制剂开的，因此受害者大多为女性；还有优甲乐（Levothyrox，正式名称为左甲状腺素钠片）：2017年春，德国默克(Merck)实验室修改了该药物的配方，缓解了甲状腺衰退的症状，在法国已有三百万人服用过这种药物，其中80%为女性；然而，新配方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极其痛苦且有致残风险的副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出现了乙底酚(Distilbène)丑闻。这款被认为可预防流产的药物却导致服药女性的女儿们出现不孕、高危妊娠、流产、胎畸形、癌症等问题。美国在1971年禁止使用这种处方药，法国是在1977年禁止的，但该药被UCB医药公司推广过，有20万名女性服用了这种药。其影响将波及三代人。男孩也不能幸免。2011年，一位身体80%伤残的年轻男子在法庭上获得了赔偿金：他的外婆于1958年服用过乙底酚，导致其女儿子宫畸形，而这个女儿于1989年生下了一个超早产儿。[462]无独有偶，在1956-1961年间推广的沙利度胺(Thalidomide)，本是为了缓和孕妇的孕吐症状，却可能是导致全球数万婴儿畸形的罪魁祸首。2012年，帝亚吉欧集团(groupe Diageo)向一位出生时就无臂无腿的澳大利亚女子赔付了几百万美金。[463]
人们也开始审视关于女性的偏见在何种程度上妨碍了对女性的医疗护理。“就说同样的症状吧，一位女病患说自己胸部有压迫感，医生会给她开一些镇静剂；而一位男病患说自己胸闷就会被叫去看心脏科。”神经生物学家卡特琳娜·维达尔(Catherine Vidal)举例解释道。[464]另外，许多女性在未查出有子宫内膜异位之前，每次月事都饱受折磨。这种疾病影响着十分之一的育龄女性，但才刚刚被人们所正视。在法国，它成了2016年全民动员运动的主题。[465]这样的机能障碍只会招来一句“这只是您想出来的”——这就是德勒夫医生念叨的“是的，是的……”；女人没法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不能确认自己的话被严肃对待。我们在优甲乐事件中再次印证了这件事。女病患总是被怀疑胡说瞎编，夸大其词，被认定为愚昧、情绪化、不理智。（我还需要澄清，在面对一位不怎么友善的医生时，我并不会像平时那么废话连篇吗？）马丁·温克勒指出：“有些研究让大家关注到医生无意识的性别歧视，他们更常打断女病患的话。”[466]长期以来，医学界都将女性当成天生孱弱、多病、先天不足——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中，人们将她们当作一群有慢性病的患者，老是叮嘱她们卧床休息，甚至把她们逼疯——但近期似乎改变了看法。现在，医学界怀疑她们所有的病痛都是“身心层面的”，即其精神状态影响到身体状态。一言以蔽之，她们从之前人们认为的“身体有病”变成了现在的“脑子有病”。[467]一位美国女记者认为，当今健康产业——比如瑜伽、排毒、瘦身奶昔与针灸疗法——在富裕女性中的大获成功，虽然常遭人调侃，但这也说明了女性在主流医疗系统中体验到的是怎样不合格且非人性化的服务。她指出：“这个产业会专门打造宾至如归的氛围，用柔和的灯光环境让人感觉被宠爱和轻松。而且在这里，参照的基准就是女性身体。”[468]“不管您怎么想排毒和那群提供排毒服务的人，”一位业内人士说道，“他们就是群为您着想的人，他们知道幸福与健康是多么脆弱，他们衷心希望您人生圆满。”[469]
2018年年初，美剧《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形象地展示了传统医疗系统对女性有多不友好。该剧的女主角之一米兰达·贝利(Miranda Bailey)确信自己有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于是去了最近的医院的急诊室。[470]接待她的医生一脸怀疑，还拒绝了她所要求的更深入的检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场对峙——一方是黑人女性，自己就是医生；另一方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白人同侪，高高在上，傲慢自大。当贝利不得不承认自己还受强迫症困扰时，就更没有人相信她所说的话了：人们给她找了个精神科医生。当然，故事到了最后证明贝利是对的，而观众——尤其是女观众——欣赏到了那位傲慢的天之骄子的崩溃。这一集剧情的灵感来源于《实习医生格蕾》众编剧中一位女士的亲身经历。她有次被一位医生当成“神经兮兮的犹太女人”对待。[471]当这集播出的时候，正好呼应了网球运动员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自述的经历：在2017年7月生产后，她开始出现一些肺栓塞的初期症状，但没人相信她的话，她差点儿因此丧命。她的经历也突出了一个事实：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孕期死亡率是最高的，如果放到黑人女性上这比例还要再高一些：“因妊娠并发症致死的黑人母亲要比非西班牙籍的白人母亲高两到三倍，由黑人生下的婴儿死亡率也要高一倍。”[472]这是因为她们的生活条件要更恶劣些，也就意味着没有那么好的医疗随访，她们承受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同时还因为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更严重的种族歧视。即便这位黑人女性有钱又有名，并且作为顶级运动员，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全面的认识，这仍旧是个问题。有两个惨烈的事例说明了在法国，这种蔑视造成的致命伤害：2017年12月，住在斯特拉斯堡的刚果裔年轻女性娜奥米·穆森加(Naomi Musenga)在打电话求助时，受到急救中心女接线员的嘲笑，不治身亡；2007年，在佩皮尼昂(Perpignan)，一位被班上同学取笑为“小棕人”的塔希提裔小女孩诺埃拉尼(Noélanie)，差点儿被同学勒死；医生却拒绝救治她，说她“是装的”。[473]
潜在团结的诞生
“我恨医生。医生站着，病人躺着……站着的医生在躺着的可怜人床边巡来巡去。可怜人都快死了，这些医生也不看他们，只往他们脸上扔一堆可怜人听不懂的希腊拉丁词汇。可怜人也不敢问，不敢打搅站着的医生继续散发科学的恶臭。这些医生藏起自己对死亡的恐惧，连眉头都不皱地念出最终的判决书，开上一些聊胜于无的抗生素，就像是教皇站在露台上先是对着他脚下的民众洋洋洒洒地说上一通，然后再给他们洒些上帝的甘露一样。”1988年，就在皮埃尔·德罗日[474]因癌症去世前不久，我看到了他在影片《明目张胆的妄想法庭》(Tribunal des flagrants délires)中说的这段控词，因为感同身受，我的心中涌出一阵感激之情。1988年的我才15岁：也就是说我很早就和医疗系统打交道了，体验还不太好。12岁那年，我被查出健康问题，从此就被这个专家推给那个专家，这样辗转了几年。作为一名年少、羞怯、什么都不知道的女性，面对一群经科学之光加冕的成年男性：我深切地感受到了马尔·坎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极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回想当时的自己，脱得半光地站在诊室中央，被几个医生仔细查看。他们说起我时就像我人不在那儿似的，还粗暴地摆弄我，全然不顾我一颗少女的羞耻心。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只只软塌塌又冷冰冰的手，鼻间是他们呼气与刮胡水的味道，还有白大褂擦过我肌肤的凉意。成年后，我做了一次妇科手术。这台手术按说是不用上麻药的痛感程度，但我的体验却很煎熬。他们嫌我娇气，大声呵斥我。内窥镜弄疼了我，这时医生——一名女医生——发飙了。有人对我说了一句恶毒的、无端的、不恰当的话，说我不能忍受有个东西在我阴道里（因为窥镜——众所周知——可太惬意了）。平时我可是相当顺从的病人，但这次我反抗了：当他们强行给我戴上面罩准备弄晕我以便快点了结手术时，我挣扎了。我要求让我有一分钟的喘息时间再把那玩意儿放进去。只有一名护士似乎有点儿同情我；其他人都挺烦我的，因为我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
近年来在法国，博客和社交网络让医疗虐待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在网站Tumblr上开展的“我没同意”(Je n'ai pas consenti)活动[475]。网上的活动逐渐渗透到线下，媒体尤其关注产科暴力的话题，这直接导致内政部负责男女平等的主管玛尔莱娜·希亚帕(Marlène Schiappa)在2017年要求就这一话题提交调查报告。[476]该话题第一次被引入的原因和几周后诞生的“MeToo”运动颇有相似，后者是在韦恩斯坦事件(l'afffaire Weinstein)的影响下，揭露了性骚扰与性侵的普遍存在。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都看到一股强大的集体冲力尝试扭转力量均衡，主张关照女性视角与实际经历，最终戳破让她们遭受隐形暴行的那些修辞技巧。他人的讲述，还有她们打定主意不再纵容别人为所欲为的决心，使每位女性相信自己有权拒绝某些行为。这些经历让女性大胆表达出自己的憎恶，让那一小撮还在嘟囔的声音——“不是的，是你太敏感了，太假正经了，太怕羞了，太怕疼了……”——最终缄默。某种欢欣鼓舞的力量让这些互不相关的经历之间的壁垒崩塌了；就像在荧幕上看到米兰达·贝利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而奋力抗争，拒绝被威胁恐吓时那样，因为观众自己也体会过医疗权威的泰山压顶。我发觉，因为想要改变些什么，我开始积极地关注这一话题，而以前我只会让自己尽量忘却那些惨痛的经历。
现在的我有了这副潜在的团结铠甲，面对那些不怎么和蔼的医生时，我也不再那么无力了（幸运的是，我也遇到了很多极富同情心的医生）。而我发现他们不喜欢这样。他们能够把一个以礼貌的方式提出的问题，即他们正在做什么视为不能容忍的冒犯，认为是大不敬。显然，一个好病人就是一个闭嘴的病人。但铁证很快就来了：你大胆提问的姿态可能会救你的命。我有一位朋友在巴黎一家“历史悠久”的妇产医院生孩子，这家医院在为病人的福利着想方面堪称行业翘楚，但结果我的朋友还是被吓到了，她对院方吓唬和粗暴对待她的方式感到震惊。她的儿子出生后，有次她回去就诊，试着将这个问题摆到台面上来说。和她说话的院方人员直接打断她的抱怨，反驳说：“您现在身体挺好，您儿子也是，还想要什么呢？”这里的论点很奇怪。她很健康，她的妊娠期也很正常，所以她和儿子现在都挺好，不是一点儿也不稀奇吗？这甚至是最不需要被提及的部分。但正如玛丽 艾莲娜所说，扯着死神的虎皮大旗，“最能劝阻女性期望别人尊重她们的身体，并让她们继续对医疗权威俯首帖耳”。[477]要照马丁·温克勒的话来说，这也最能劝医学生们别对所教的实践提太多问题，他们还会被吓唬说：“如果你没学好这些实践，或者你没照教给你的方式去做，病人会死掉的。”[478]这种威胁经常过于夸张——尤其是针对孕妇的时候，她们可没病。但不论怎么说，有时这种威胁是会真实发生的。面对一位医生，人们总是处于弱势：因为你正忍受着或轻或重，甚至可能致命的病痛；因为他掌握着一门你不懂的学问，且如果有谁能救命的话，那就是他了[479]；因为如德罗日所言：你躺着，他站着。但这种脆弱的状况本该提倡医生对病人多关照些，而不是让病人闭嘴。另外，这种局面还可能激化各种情绪：医疗虐待变本加厉；而要是遇到一位有同情心又细致的医者，则是一直感恩戴德。
把病人当人看
还是不禁想象，如果当时那场反对女疗愈师，甚至是所有女人以及与她们相关的所有价值观的行动没有发生，今天的西方医学将会是怎样？像动物一样被驱逐出医学行业的女人们，最开始的回归也只是准许她们作为护士进入业内。芭芭拉·艾伦赖希与迪尔德丽·英格利希注意到，护士是理想女性的化身——温柔、母性、奉献；而男医生呢，则是理性男性的化身，头顶科学的光环——恋爱小说家们可都是这么写的。医生负责开药方，出治疗方案；护士呢，则是伴随医生左右，负责各种日常看护。医生才不会“把才华和花了高昂学费在大学培训中学到的技能都耗费在照顾病人的乏味细节里呢”。[480]关于在教育法国医生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任务分配，温克勒是这样描述的：培养医生，最要紧的是让他们学会“确保医生权威凌驾于其他公民之上的姿态”，而不是教给他们“用来缓解病人痛苦的实践。照料这种事归护士管，归助产士管，归理疗师管，归心理学家管。医生的事儿，就是从内而外散发着知识和权威的味道”。[481]
然而，艾伦赖希与英格利希指出：“治疗，完整的意思应该是，既提供药方也提供照料，既当医生又当护士。旧时那些女疗愈师就结合了这两项职能，同时也因这两样都干得好而受大家的尊重。”[482]在玛丽斯·孔戴的小说里，女主角蒂图芭在经历了塞勒姆的黑暗的几年之后，回到巴巴多斯岛又做回了疗愈师：有一天，别人送来了一个叛逆的年轻奴隶，他的主人抽了他250鞭，快把他打死了。“我让伊菲杰纳（这是他的名字）躺在我卧室一角的草褥子上，这样我就不会错过他的任何一声叹息了。”她说道。[483]对病人的了解以及对他持续不断的关注也是治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了解和关注要求将病患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具被动的、没有生气的、可替换的肉体。后一种治疗手段将肉体与灵魂或精神分隔开，助长了虐待或非人对待病人的气焰。正是这种医疗方法，再加上上述的专横心志，解释了为何医者可以随意处置病人——就像简单的机械动作一般——或者就像眼前没这个人似地讨论病人。
把病人视为平等的对象，把他当成一个整体而非一个身体部位，意味着不仅不能将其身体独立于其精神之外，并且要用更多的善意去考虑病人的身体，而不是抱着纯理性的大科学家的姿态。身体，根据我们亲眼见证其诞生的新范式来看，就像一个恼人的存在，有点儿羞耻地提醒着我们人本身具有的动物性。西尔维娅·费德里希认为，猎巫时代对粪便的执念，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需要将身体视同机器般管理，将一切可能妨碍其活动的因素都清除出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认为粪便象征着体内贮存的“不良因素”：对于清教徒而言，这些不良因素“是腐蚀人性的明显标志，是某种应被打倒、降服、祛除的原罪。因此就会把泻药、催吐剂和灌肠药施于孩童和中邪者身上，以驱逐他们身上的邪气”。[484]而儒勒·米什莱认为从另一方面而言，是女巫引发了对“胃和消化器官的重新定位”。“她们竟然大胆地声称：‘没有什么污秽和不洁的。’(……)除了道德上的邪恶，没有什么是污秽的。自然界中，万物都很纯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不去认真思考，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被一种虚张声势的唯灵论所禁止，更不用说被一种愚蠢的厌恶之情所遏制了。”在他看来，这种态度正好与中世纪的思想背道而驰。中世纪奉行万物有高低贵贱之别，认为精神高贵而肉体低贱，天堂高贵而地狱低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天堂高高在上。’可实际上，天堂既无所谓高，也无所谓低，高低都是一样。地狱又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他们对待整个世界和对较小的人类世界时，也持同样愚蠢的观点。世界就是一个整体；其中的万事万物，都与其他事物紧密相连。如果说肚子是大脑的仆人，为大脑提供养分，那么大脑对肚子也有同样的作用，永远都发挥着协助作用，为肚子准备好用于消化的糖。”[485]
医者接受自己将病患视为人，视为平等的对象，同时也是让自己暴露在感同身受的环境中，也就是说，去体验恐惧、体验情绪。然而，按照冷血又疏离的科学界人士的传统，有抱负的医学生们也被教导要否认自己的情感。“这就好像，当他们在医院实习时，他们被期望不要太投入，在情感上，尽可能地离病患远远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温克勒指出。在学习中，他们经常要给自己“情感脱敏”，比如防御性地封闭自我。这是因为他们面对着亲眼见证的痛苦，会感到有压力、无力、无助。因为灌输给他们的优越感就是教他们要看起来强大，因此要保持冷漠。有些病人甚至学会了从这种冰冷的姿态中获得安心感，或者是认为尽管如此，还有可能是个好医生。关于这个念头，温克勒清楚地说道：“根本没有‘冷漠、疏离但又称职的’医生。”[486]
医生可以表露情绪这样的念头会吓坏医生自己，也会吓到某些病人，似乎医生展露自己的人性，表现出自己的脆弱，自己的专业性就会消失，就会显得无能。这也点明了在我们心中对医生专业性的认识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人们仿佛看见情绪的洪流横扫一片，把他们冲得支离破碎，没法工作。我想起了曾为我的亲人治疗癌症的一位肿瘤科医生。在最后几次问诊时，当明白自己没法再让病人多活一些时日后，他一度眼含热泪。后来听到别人同我讲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悲伤中得到了支撑。这些热泪证明，当时看在他眼里的是一个活人，不是一个病例；陪伴了几年的人将不久于人世，这样的反应不是再自然不过了吗？对于同类的同理之心并不会减弱他身上的好医生光环，反而增辉不少。另一方面，如果面对痛苦无动于衷，这又传递出什么讯息呢？难道精神病患者才是秘而不宣的好医生典范吗？克制自己的情绪真的能让医生不被情绪裹挟吗？
当不理智不在人们以为的那一边时
在所有的医科分支中，最明显的就是，产科使针对女性的战争和现代科学的偏见得以延续。卡洛琳·麦茜特在书中写道：“女巫与其同侪——助产士，都曾站在风暴中心。这场风暴是关于物质与自然的掌控的，这也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各领域建立新关系所必需的。”[487]有两件医疗器械将助产士逐出了这一领域，并且为“正规”医生，也就是说男医生们，打开了新市场：一个是窥镜，另一个是产钳。前者是19世纪40年代由一位阿拉巴马(l'Alabama)的医生詹姆士·马里恩·西姆斯[488]发明的。这位医生一直致力于在奴隶身上做实验。他曾让一位叫阿纳沙(Anarcha)的女奴做了30多场无麻手术。“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都嵌入了器具里。下次当您把脚踝放在产科用托架上时，请想想这句话。”说这话的是加拿大记者萨拉·巴尔马克(Sarah Barmak)。她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当今女性是如何为自己的性别正名的。[489]而产钳出现的时间要更早些，它是由16世纪一位移居到英国的胡格诺派信徒彼得·肖博伦(Peter Chamberlen)发明的。在17世纪时，也就是在1670年，他的侄子休(Hugh)想在巴黎的主恩医院(H?tel-Dieu)给弗朗索瓦·莫理斯(Fran?ois Mauriceau)展示如何使用产钳时，在操作上出了大问题：最终导致产妇和婴儿都死了。在英国，这件器械被列为外科器械，而外科手术是禁止女性参与的……当时的女助产士们纷纷指责医生的这种操作是危险的，但都无济于事。[490]她们在1634年所写的反对彼得·肖博伦三世的请愿书如同泥牛入海。一场来势汹汹的诽谤袭来，诬告她们不称职且蒙昧。直到17世纪末，生产仍由男性医生主导。[491]1760年，在法国主恩医院工作的英国助产士伊丽莎白·尼赫尔(Elizabeth Nihell)公开表示从未见过生孩子需要借助器械的。在她所著的《论助产术的技艺》(Traité sur l'art de l'obstétrique)中，她指责外科医生用产钳只是为了个人方便，想缩短工作时间。[492]
讽刺的是，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们正是谴责女助产士们操作不干净才把她们赶出了这一领域的。然而，在17-19世纪，许多平民阶层的女性在第一次生产时因产褥热而死伤惨重。比如，1866年2月，在巴黎妇产医院生产的女性死了1/4。美国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说在1840年左右的维也纳，人们曾将去世的女性以两人装一个棺材里的方式来掩盖骇人的死亡数据。[493]1797年，英国知识分子与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生下第二个女儿（未来的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的作者）后，也因产褥热而去世。[494]19世纪中期，当时在维也纳一家医院工作的医生伊格纳兹·菲利普·塞麦尔维斯[495]了解了这一“流行病”的起源：因为医生们在解剖尸体后，直接就去接生了，没有洗手……当他强制所有同事进产房前先洗手之后，死亡率骤降。他满怀愧疚：“只有上帝知道，因为我，有多少病人提早进了坟墓。”但他的发现却让同行群情激愤，因为他们一想到自己的手竟是死亡的载体就无法接受。随后的几年中，塞麦尔维斯眼见一扇扇大门对自己关闭。失落的他最终死在了维也纳的一所精神病院中。1795年，一位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戈登(Alexander Gordon)曾提出与他类似的假设，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霍姆斯也曾提出相同的结论，并遭到了相同的攻击：他被称为不负责任且爱出风头的野心家[496]……标准洗手步骤是在塞麦尔维斯死后20年才确立的。
玛丽-艾莲娜·拉埃在她的书《分娩：女人值得被更好地对待》中，不止揭露了产科的暴力行为（且不论某些医生、助产士与护士或多或少的个人善意行为），还详细地描述了我们大多数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和（或）生孩子的方式有多么反常与充满争议。她带我们完整地回顾了我们设计与规划的生孩子方式，我们对此再熟悉不过了，甚至从未想过要以别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在这许多争议中，首先说分娩姿势吧。标准的仰卧姿势其实是最不利于产妇与胎儿的，因为这样就失去了重力的协助。乌拉圭医生罗伯托·卡德罗 巴西亚(Roberto Caldeyro-Barcia)甚至说“除了吊起双脚以外”，这是最糟的姿势了。[497]这种分娩姿势归根结底只安排好一个主角：位于产妇两腿之间的医生，抢尽了风头。这就和性行为中的传教士体位一样，既被认为是唯一“合适的”姿势，也表现为“男人积极勤勉，女人消极被动地如海星般躺着”。[498]事实上，是路易十四在1663年他的情妇露易丝·德·拉·瓦利埃尔(Louise de la Vallière)分娩之际，要求医生让她仰卧，“以便他能躲在帷幔之后观看这场分娩”。又是该死的偷窥欲……五年后，国王的医生莫理斯——就是看着休·肖博伦展示产钳使用失败的那位——在他影响深远的分娩论著里开始鼓吹这种分娩姿势。
另一个世界的雏形
一方面，是我们所知道的产房：嘈杂，灯光强烈，医务人员从四面八方涌来，产妇不出所料地被压制着，受到监测，只许采用同一种姿势，遵照同一套生产程序——也就是“统一化、流水线与标准化”的组织范式，玛丽 艾莲娜·拉埃评论道。[499]（艾德里安·里奇也有类似的观点，她在1976年写的《女人所生》一书中说道，分娩过程中当然是需要某种辅助与救护的，但“请求援助与要求被摧毁是不一样的”。[500]）另一方面，是一家诊所的“自然室”，拉埃自己就是在这里分娩的，当时在场的有她的助产士以及她的爱人。她描述道：“在微光中，放着舒缓的音乐，我自由地采用身体告诉我的姿势，像一只豹子一样爬行在各种设施间，像一只猴子一般任意抓着那些设备。我并没有感到疼痛，而是有一股难以置信的力量。我发出几声有力的叫喊，充满能量地吼了几嗓子，还有几声深沉的低吟。”看到这两段文字时，我的印象是在第一间产房见到了喧闹文化的种种特征，我在上文已提到它带给我的不适感。而在第二间产房，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雏形，这个世界与自然——与女性——保持着更加平和的关系。两个迎接新生命的不同空间，两种向他宣告不同意义的方式……
拉埃的方式在我看来也很有趣，因为面对本该理性的医学，她并不要求不理性的姿态：相反，她只是抗议它刻意的理性。她的书中有大量的脚注和科学参考文献。就算她主张让女性重新掌控分娩主权，也不是以“本能”的名义，这种“本能”经常给她们灌输一种这是科学过程的想法。她说分娩是“一种反射”，身体自己是知道该如何做的，就像呕吐一样，“只不过结果令人愉快多了”，但也因此，更应让它不受干扰。她指出，医疗流程中引起的压力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之后医疗系统又自诩解决了这些问题：“监测仪器持续发出的噪声，还有如果某个传感器移位，就响个不停的刺耳警报声，这些都会导致产妇的肾上腺素升高。肾上腺素的产出会抑制催产素的分泌，而催产素是导致子宫收缩的一种激素，对分娩至关重要。这样一来，子宫收缩就会没那么有效了。为了弥补，医务人员会决定注射一剂催产素，这就改变了收缩的力度，从而增加了痛苦，因为此时体内没有相应地释放出另一种激素内啡肽。产妇这时会想使用硬膜外麻醉以对抗攀升的疼痛感，但这样的话，身体就无法即时感受到疼痛感，并做出相对的反应，这样的无感又进一步放缓了分娩的过程。”这样的逻辑就导致有些女性会说：“我要是没在医院生，可能会死的。”还有许多人会说：“医院差点儿没把我杀了。”与既有观念相反的是，并不是因为在医院里分娩，产妇的死亡率才降低的：“1945-1950年间，分娩死亡率的骤降是因为生活条件改善了，卫生和医疗条件也转好了，这些影响远比医院产科的分娩干预要大得多。”
尽管女疗愈师的行为和女巫很相似，都惹人猜疑，但这群被猎巫运动锁定的女人却是真正站在理性的这一边，远比当时的官方医生更可靠，按照芭芭拉·艾伦赖希与迪尔德丽·英格利希的话来说，“官方医生更危险且更低效”。在学院里，他们学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神学；他们的招数是放血和（水蛭）吸血。这本来就是白费力气的，而且他们所称的治愈了病人还会遭到宗教权威的反对，那些权威认为这么做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到了19世纪，他们终于有权行医了，但还得证明“他们对肉体的关注并不会危及灵魂”。（“事实上，了解过他们的医疗培训后，看起来他们倒是危及了肉体。”芭芭拉·艾伦赖希与迪尔德丽·英格利希讥讽道。）如果说专供富人的官方医生还能让上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些女疗愈师们可没享受到一点儿宽大为怀。她们积极地反对教士们灌输给民众的疾病宿命论，关于这种论调，儒勒·米什莱曾形象地概括道：“你们犯下了罪孽，上帝才让你们受苦。感恩吧：你们来世所受的苦，就会少得多了。你们自己去忍受痛苦和死去吧。教会有为死者专用的祷词。”[501]同样地，女人得忍受生子之苦来抵偿原罪。女疗愈师用麦角为她们减轻痛苦，至今麦角仍旧用在分娩中或产后的药物里。她们用到的许多植物也载入了现代的药典。“当女巫们已经对骨头与肌肉、植物与药物有了深刻见解的时候，那些医生们还在从占星术中得出自己的诊断。”[502]换句话说，果敢、远见、拒绝服从与摒弃旧迷信不一定是属于人们所以为的那方。“我们有极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所谓的‘女巫’，是那个时代最有科学精神的一群人。”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在1893年就在书中如是说道。[503]将她们与魔鬼联系到一起，意味着她们已经跨出了别人以为她们会固步自封的小圈子，跨入了之前由男性独享的领域。“用酷刑折磨致死是教会镇压女性智慧的老法子了，知识落到她们手里时，就会被认定为不祥之物。”[504]
“疯女仆”的造反
如今，对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象征体系的争议明显并不仅限于医学界。比如，禁止情绪，并将其贬低地归于女性，且只归于女性——这种逻辑在医生中尤为明显，但其实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1985年，非裔美国活动家科拉·塔克(Cora Tucker)领导了一场反对在她所居住的贫穷且较多黑人聚居的弗吉尼亚州哈利法克斯镇(Comté de Halifax)设立放射性垃圾掩埋场的斗争。她讲述了一开始，政府的代表们——白人男性们——将她当作“歇斯底里的家庭主妇”，这让她极度受伤。她回去想了想，到了下一次集会，他们又一次辱骂她时，她反击道：“你们说的对，我们是疯女人。一旦涉及生死，特别是我自己的生死，我就会歇斯底里。男人没变得歇斯底里，那是他们有问题。”[505]总之，情绪并不总是将我们带入歧途：有时正好相反，当我们倾听情绪时，会得到拯救。不仅是当别人想让我们生活在放射性垃圾场边上时，而且碰到上文提到的骚扰或虐待时也是如此。一旦相信自己感知到的情绪——无论是厌恶、愤怒，还是拒绝、反抗——跟随体内与脑中发出的警报信号，这些受害者们就能找到自卫的力量，就算劝人理性的声音背后隐藏着震慑的、令人动弹不得的权威的声音。
当然，情绪有时也会使我们变得盲目，任人操纵。但假装情绪不存在也不一定能避免这种风险。因为不管怎样，情绪一直都在。苏珊·格里芬在其书的开头感谢了所有帮助她思考的人，她还提到听说“思”在中国书法里的构造是“脑”与“心”的结合体。[506]哲学家米歇尔·胡林(Michel Hulin)曾说，纯粹的理性只是空谈，世上没有无情之理。他强调，在所有智识领域里，就算是最死板、最严苛的学科，在其根基上都有一种情感偏好——“亲有序而远混沌，重清明而轻模糊，喜完满而恶残缺，厚协调而薄不均”。他写道：“从更深远的层面上来讲，情感，包括它不可避免的偏好性，根植于理解行为本身。因此，如果意识能达到完全中立且不倚仗任何价值判断的话，我们看到的万事万物就只是此时此地它们所呈现的样子。”他总结道：“在智识的国度里，我们正是在情感偏好的变化地基上建起了一幢幢理论大厦。”[507]
仔细研究一下，在这种虚妄到不真实中，认为理性是非物质的、纯粹的、透明的、客观的意图背后，有一股孩子气的东西。不止是孩子气，还有深深的恐惧。当你面前站着一个从未闪现过一丝迟疑、自信满满、对自己的智识与高人一等都深信不疑的人——无论是医生、学者、知识分子还是酒馆常客——很难想象这样的姿态能隐藏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但这种假设值得思考，正如马尔·坎德在《女人与德勒夫医生》中让我们看到的，在高大的科学巨人背后蜷缩着一个吓坏了的小男孩。另外，我们必须记住，笛卡尔式世界观最初的诞生是为了消解当时的人心动荡。苏珊·博尔多在书中记录道，先是哥白尼(Copernic)证明地球绕太阳运行，颠覆了当时的宇宙起源论；后来，又来了一个多明我会修士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说宇宙是无限的，并对“中世纪想象中封闭而舒适的宇宙”施了魔咒，进一步加剧了动荡。与此同时，望远镜的出现也让观察者飞向了宇宙的黑洞。从此，“无限张开了它的大嘴”。笛卡尔的使命在于回应因这种爆炸性言论产生的焦虑，带领人们“从怀疑、失望走向笃信、希望”。面对这个如今看来浩渺、无情又冷漠的宇宙，他铸就了一种最大限度的超然态度，似乎是以此来表达鄙夷或抵抗。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将“若有所失、渐行渐远”的经验转化为追求知识与人类进步的动力。在这一番行动之后，“无限宇宙那噩梦般的风貌倒成了现代科学与哲学的明亮开阔的实验室”。[508]
现在，有些人看到了生活在这个大实验室的诸多不便，可同时代人常常不理解他们，也不认可他们。指责他们对科技社会的质疑，而这个社会也是他们依赖并享受着舒适性的社会。然而，随着生态危机的影响日益直接与明显，这个理由已渐渐站不住脚了。这种逻辑让人想起那些试图让指责医疗系统的病人噤声的人，他们的理由就是这些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还得靠医疗系统。这样的逻辑让我们于心有愧，让我们服软屈从，让我们放弃抵抗。我们在这个社会出生，但我们能插手的空间必然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对这个负有责任吗？但因此而禁止我们批评这个社会只会让我们在面对灾祸时束手束脚，放弃思考，更广泛来说，是扼杀想象和渴望以及记住事情并不注定是现在这番景象的能力。
另外，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似乎并没有想过历史可能有另一种走向，历史的河流可能流经不一样的河道，我们本可以——未来也永远有可能——从中受惠又不用遭罪。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可以简单用二选一的格言——或者更像是要挟——来概括：“要么前进到核时代，要么倒退到石器时代。”（其结果是我们可能会两者兼得。）因此，吉·贝奇特在他那部记录欧洲猎巫史的著作中，并没有掩盖任何的恐惧，而是回溯了当中的所有事件，并细致地讨论了它们的文化意义，其最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简言之就是，不打破几颗蛋就没有煎蛋卷吃。他确实认为这一时期是一场“变革”的一部分，而变革，他认为，“只能通过消除某些敌对立场或消灭支持（或宣称自己支持）这些立场的人才能完成。”他断言：“本意在于屠杀女巫的运动，在不知不觉中，也促成了诞生孟德斯鸠、伏尔泰与康德的运动。”总之，他对自己总结出的这一逻辑表示赞许：“杀了旧女人，成就新男人。”[509]他的话再次证明了，研究猎巫运动的史学家们本身就是驱逐女巫的那个世界的产物，他们的思想仍被困在他们自己构建的牢笼内。与该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芭芭拉·艾伦赖希与迪尔德丽·英格利希的看法：她们不仅提到了个人的悲剧——理想被扼杀，热情被扑灭——还提到了社会在驱逐女巫的同时所失去的一切，以及这些女性本可能成就和改变的一切。她们说，对女巫的剿杀是一场对才华和知识的剽窃浩劫，并希望重新夺回——或者至少是出手指证——曾经遗失的东西[510]……
贝奇特硬要将他讲述的恐怖历史转化成所谓的历史进步的美好故事，这使他说出了某些牵强附会的臆测。比如，他在书中写道：“在这场不正当的女巫屠杀中，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得到了好处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整个时代的思想朝着更理性、更公正的方向转变了；自卫与辩护的权益得到了加强，对人权也有了意识。”但这句话里的“不正当”要怎么解释呢……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的分析（提醒大家，写于1893年）看上去有理得多：“在这段时期里，人们的思想都被引到了同一个方向。教会教给大家的主要教训就是，得背叛亲友才能保证自己得到拯救，这催生了某种极端的自私。每个人都为了确保自己的性命而不惜出卖他人，即便那人是血亲或爱人，一切人类情感都被丢弃到了一边。怜悯、体恤、同情都被根除。基督徒里再也找不到正直的踪影。恐惧、痛苦与残酷成了绝对主宰。(……)对女人的鄙视与仇恨被更加强烈地灌输给人们，教会教给大家的自私的训诫之一就是，对权力的执迷以及背叛。对老年人也不再尊敬。年老的悲苦与病痛再也激不起人们心中的一丝同情。”[511]这种景象足以浇灭人道主义者的满腔热血。
想象一下，同时进行两场解放
即便崇尚疏离与客观的象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女性及与她们相关的一切而形成的，但我们看到在之后——特别是现在，在这套体系诞生五百年后的今天——它已挣脱了这一逻辑。在日常互动中，同时也包括在文化领域中，这一体系受到了许多质疑，有些是随口提出的，有些则是思虑良久才正式说出来的，并且，很多疑问是跳出现有逻辑框架的。即使有一些男性与女性（比如我）就是本性别的极端描述的化身，即实证主义的男性气质及感情用事的女性气质，然而这一体系还是受到了众多男性的批评，同时也受到了众多女性的拥护。但我们还可以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上对这一体系提出异议。对于那些将女巫踩在脚下的人们的世界观，许多女巫人物清醒又果决地表达了她们的不认同。玛丽斯·孔戴的书中的女巫蒂图芭在提到那位传授自己知识的老女奴时说：“她教我懂得万物皆有生，万物皆有灵，万物皆有气，万物皆可敬。人并不是骑在马上，巡视自己王国的主人。”[512]
有些女性思想家在批判这一体系的时候，提出以前的哲人们将女性与自然联想在一起的观点，说女性是比男性更“自然”，她们与原始的世界有着某些特殊的联系。关于这一论点的最知名拥护者无疑就是克拉丽莎·平科拉·埃斯蒂斯(Clarissa Pinkola Estés)了，她是畅销书《与狼一同奔跑的女人》的作者，不过她并未提及现代科学的形成，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者。[513]本质主义卷土重来，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内部——或者说围绕着这个运动——掀起了激烈的论战，而生态女性主义内部有几个流派的观点就被指责为带有本质主义的色彩。该运动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有一批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女性活动家们将自然资源的开发与自身受到的支配联系在一起。但我们真能如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挚友珍妮特·比尔(Janet Biehl)一般，否认这种本质主义观点吗？[514]哲学家卡特琳娜·拉雷尔(Catherine Larrère)认为，“要想把女性从压迫她们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光是解构她们的归化，让她们重返人的行列——或者说重返文明——是不够的。这只不过是做了一半，将自然抛到了后面。自然的利益会受损，而女性的利益也同样会受损。”[515]埃米莉·阿什解释道，生态女性主义者想要夺回这个身体，投资并赞颂它，几百年来，它一直遭受着妖魔化——确实如此——以及贬低与诋毁。她们也想要质问同时变得剑拔弩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摆在她们面前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在我们被强制地等同于自然，且等同于消极的一面的情况下，我们将自己排除在了自然之外，同时也被自然排除在了其自身之外，那么，我们如何与这样的自然（重新）建立联系呢？”[516]
与此同时，生态女性主义者拒绝以“自然”为借口，强迫她们接受某种规矩的命运或行为，比如母职或异性恋。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俄勒冈州由分离主义女同组织策划的“重归大地”运动虽然鲜为人知，但却反映出她们的这种姿态（这尤其触及法国某些男性的神经：他们只要一想到一群女性——也可能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们——组织起一场长达两小时且只对特定人群开放的集会，就感到紧张不安）。“为什么要让异性恋独占‘自然’的性倾向，认为同性恋只可能在城市里发展，远离自然，反对自然呢？”[517]卡特琳娜·拉雷尔发出了这一诘问。她认为，不应在否认自然的基础上构建女性主义。同样地，为什么与自然重新建立联系就非得让女性背上母职——或许她们并不愿意——且强行夺走她们对自己身体的至高支配权呢？从历史上来说，正如人们所见，在进行反对自然之战的同时还有另一场战争，那就是针对那些声称有生育控制权的女人的战争。这也暴露了那些保守的天主教徒的荒谬之处，如今，他们打着“生态完整”的旗号发起了一场反堕胎的现代十字军运动，还根据他们在法国名义上的领袖欧仁妮·巴斯蒂(Eugénie Bastié)令人伤心的口号说，“既保卫企鹅，还保卫胚胎。”[518]真是背靠生态学好乘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