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格洛丽亚(Gloria)，很高兴终于有机会与您对话……”
这一天是1990年3月里的某天，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拉里·金(Larry King)采访了被誉为美国女权主义神兽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有一位女观众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打来电话。她的声音很温柔，大家以为这是一位粉丝。但人们很快发现搞错了。“我认为您的运动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失败，”这个甜美的声音指责道，“我认为您是我们美国好家庭和好社会走下坡路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有几个问题：我想知道您结婚了吗？您有小孩吗？……”被提问的嘉宾很冷静，两次都干脆地回答“没有”。主持人打断了这位来电的女士，想要尝试着圆滑地为她总结一下发言。但这位匿名的女复仇者最后还是撂下了一句：“我认为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该被地狱之火烧死！”[94]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生于1934年，是一位记者。她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积极地捍卫女性权益。她总能让对手感到窘困。首先，她的美貌与丰富情史颠覆了世人对女权主义者的固有印象。在这之前，人们认为女权主义者提出各种要求，不过是为了掩盖这群不得男人青睐的丑姑娘的酸楚与沮丧。另外，她曾经与现在一直充实而精彩的人生——旅行与发现，行动与写作，恋爱与友谊，这委实为那些认为女人的存在如果没了丈夫和孩子就没了意义的人士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有位记者曾问她为何不结婚，她的回答至今掷地有声：“被圈养的配偶我做不来。”
66岁时，她打破原则结了婚，只为她当时的南非男友能拿到绿卡留在美国。她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嫁给了他，就在她的好友——美洲印第安人领袖威尔玛·曼基勒(Wilma Mankiller)的家中，婚礼上举行了切诺基[95] 式的仪式，紧接着是一顿“美味的早餐”。为了这个场合，她又穿上了她“最漂亮的牛仔裤”。她的丈夫在三年后死于癌症。“因为我们之间有了合法婚姻，所以有些人觉得他应该是我的人生挚爱，而我也是他的挚爱。”几年之后，斯泰纳姆对正在调查美国女性单身状况的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这样说道，“那其实是一点都不了解人的独特性。他曾经结过两次婚，也有几个很棒的成人子女。我与几位男士也有过几段愉快的交往。他们至今仍是我的朋友，也是我所选择的家人。有些人一生当中只有一个伴侣，但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况。我们的每一段爱都是重要且独特的。”[96]
丽贝卡·特雷斯特提醒我们，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女权主义一直由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主导，她于1963年写出了《女性的奥秘》(La Mystique féminin)一书，强烈地批判了理想的家庭主妇。她为那些“想要平等，但仍然爱着丈夫和孩子”的女性辩护。然而，对婚姻的激烈批判出现在女权运动中，是因为新生的同性恋权益斗争以及女同群体更高的曝光率。但即便如此，对于很多激进分子来说，一个人是异性恋却不结婚，是难以想象的[97] ，“至少在格洛丽亚出现之前是这样”。因为她与其他几位先锋的出现，1973年的《新闻周刊》(Newsweek)指出：“终于能够做既单身又完整的女性了。”70年代末，离婚率暴涨，达到近乎50%的高峰。[98]
福利大婶、女骗子与“自由电子”[99]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再次掀起波澜的还是美国的白人女权主义者。一方面，作为奴隶后裔的黑人女性从不承认自己是贝蒂·弗里丹所指责的那种理想的家庭主妇。她们自豪地宣扬自己的工人身份，这一身份是由第一位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21)的非裔美国女律师萨蒂·亚历山大(Sadie Alexander)于1930年从理论上提出的。[100] 另外，还有长期存在的政治介入与社区干涉。例如，令人印象深刻的安奈特·里希特(Annette Richter)。她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同龄，也一样单身且没有子女，可以说，她本该成为与前者一样著名的人物。在接受了优秀的教育之后，她一生都在为华盛顿政府工作，同时还管理着一个黑人女性秘密互助协会，这个协会是她高曾祖母于1867年还在做奴隶时建立的。[101]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裔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恶化，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结婚，因此也就早于白人女性有了非婚生子的现象。这也为她们招致了自1965年开始的诟病。当时的劳动部副部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指责称，她们让“美国社会的父权结构”[102] 陷入危机。
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时期起，保守党的言论就制造了一个令人厌恶的“福利女王”的形象。这说的可能是黑人女性，也可能是白人女性。但如果是第一个情形，这里头还要加上种族歧视的意味。总统本人也在十余年间四处散播关于某个“皇后”的事迹——他脸不红心不跳地声称这位女士用了“80个名字、30个地址和12张社保卡”，因此她的税后收入“超过了15万美元”[103] ——这显然是扯淡。总之，当时——在法国也众所周知——揭露了一堆“福利大婶”和“女骗子”。1994年，杰布·布什(Jeb Bush)在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时，认为那些领社会补助的人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找个人嫁了”。在艾利尔·戈尔(Ariel Gore)的小说《我们曾是女巫》(We Were Witches)里，故事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加利福尼亚州，女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白人）单身妈妈，她犯了个错，她不该在刚搬来郊区时就告诉新邻居，她是靠食品券熬过来的。当邻居丈夫得知此事后，跑到她窗下大声咒骂她，还从她邮箱里偷走了支票。有一天，当她和女儿从外面回来时，看到大门上钉了一只抹了红漆的娃娃，上面还有一行字：“去死吧，骗补助的婊子。”她逃难似地搬走了。[104] 2017年，密歇根法院为一个8岁的孩子寻找生父，他的母亲在被强奸后生下了他。法院在没有征求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授予强奸犯共同抚养权与探视权，还把该男子的姓名加到了孩子的出生证上，并将女受害人的住址告诉了这名男子。这位年轻的女士评论说：“我之前领着食品券与儿子的疾病保险补助。我猜他们应该是想省点儿钱吧。”[105] 照他们的理论，女人就该有个主儿，就算这个主儿是一个在她12岁时就把她拐走并非法拘禁起来的男人。
1996年，由比尔·克林顿施行的社会福利改革灾难般地将之前过于宽松的社会保障网摧毁了。[106]这次改革的其中一位主使人在2012年谈到婚姻时还将其称为“对抗贫穷的最好武器”。然而，丽贝卡·特雷斯特从中得出结论：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政治人士担心结婚率下降，他们应该增加社会福利。”因为享有最低限度的经济稳定，人们才更容易走入婚姻。“如果他们担心贫困率，也应该提高社会福利。道理同上。”另外，她指出，即使未婚女性真的要求“丈夫般的照顾的国家”(?tat-mari)，又有什么可耻的呢？毕竟一直以来，白人男性，“尤其是有钱又已婚的白人男性”，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从“妻子般的照顾的国家”(?tat-épouse)得到了很多在补助、贷款与减税方面的扶持。[107] “女性是拥有独立自主权的个人，而非纯粹的附属品或等待主力驮马的辅助牲畜”——这样的观念当时还未在大众意识中传播开来，更不用说在保守党政客们间传播了。
1971年，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与人共同创办了女权主义月刊《女士杂志》(Ms.Magazine)。不是“小姐”（Miss，指未婚女性），也不是“太太”（Mrs.，指已婚女性），“女士”是“先生”(Mr.)的女性对应词：一个不透露使用者婚姻状况的称呼。这个词是由一位民权活动家希拉·麦克斯(Sheila Michaels)于1961年发明的。她在看到写给她的室友的一封信上有一个拼写错误时有了这个念头。她本人从来不是什么“父亲的所有物”，因为她父母并没结婚。她也不想成为某位丈夫的所有物，所以她在寻找一个能表达这一点的名称。那时候，很多年轻女孩在18岁时就结婚了，而麦克斯已经22岁了：做一位“小姐”意味着做一件“留在货架上的配件”。十年来，她一直介绍自己为“女士”，承受着嘲笑与讥讽。后来，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一个朋友听说了她的想法，就把它传达给了正在寻找刊名的杂志创办者们。“女士”这一用词最终也因她们而推广开来，大为流行。同年，纽约州的国会议员贝拉·阿布扎歌(Bella Abzug)推进了一条允许在联邦表格中使用这一用词的法令。1972年，当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电视上突然被问到这个话题时，他尴尬地笑了笑，说他“或许有点儿老派”，但他还是更愿意使用“小姐”或“太太”这样的称呼。在一份白宫的机密录音中，我们能听到在节目放送后他对身旁的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低声抱怨道：“见鬼，有几个人真正看过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所写的东西，能干点正事儿吗？”[108] 2007年，《卫报》(Guardian)记者夏娃·凯(Eve Kay)满是自豪地回忆起她第一次以“女士”（“Ms”，这个词在英国使用时没有句点）这一用词进行登记，开设银行账户的情形。“我是个独立的人，有一个独立的身份，而‘女士’完美地诠释了这层意思。这只是象征性的一步——我知道这不代表女人就能和男人平视了——但重要的是至少表达了我想要自由的意愿。”她鼓励女读者们也这样做：“如果您选择了‘小姐’一栏，那您仍被归为不成熟与孩子气。若您选择了‘太太’一栏，您就被归为某种动产。选择了‘女士’，您就是一名完全能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成年女性。”[109]
而在法国，40年后，女权组织“女性敢出头”(Osez le féminisme!)与“保护坏女人”(Chiennes de garde)才把这个议题摆上台面，发起“‘小姐’一栏太多余”运动，要求将“小姐”这个选项从行政表格中删除。这一行动被视为女权主义者闲来无事的心血来潮。人们的反应也不尽相同：有人叹息、感伤，嗟叹这群疯婆子扼杀了法式风雅；有人愤怒不已，喝令她们干点“正经事儿”。“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个玩笑。”阿里克斯·基罗·德兰(Alix Girod de l'Ain)在Elle杂志的一篇社论里语气轻松地写道。她说起了“小姐”这个称呼用在名誉上的一种边缘化的用法，那就是用在几位女明星身上，她们的共同点是从未长久地绑定在一个男人的身上：“要捍卫‘小姐’这个称呼，因为有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小姐、卡特琳娜·德诺芙(Catherine Deneuve)小姐，还有伊莎贝尔·阿佳(Isabelle Adjani)小姐。”从这一角度出发，她略带恶意地坚称，推广使用“太太”(Madame)这一称呼——法语没有发明第三个代指女性的称谓——等于将所有女性都当成了已婚妇女：“对于那些女权主义者来说，这是否意味着，婚配了的人更好、更值得尊敬？”这当然不是相关团体的本意。很快，她就表露了真正的遗憾，那是对附着在“小姐”一词上的青春气息的留恋：“必须要捍卫‘小姐’一词。因为当卡戴街的蔬果摊小贩这么叫我时——我也不傻，只是感觉自己能要到几片免费的罗勒。”（其实她忘了，女权主义者的炮火只对准行政公文的表格，所以并不会对她的免费罗勒构成威胁。）最后，她呼吁不如再添个“Pcsse”（即Princesse，是“公主”一词的缩略词）一栏，以捍卫“我们不可剥夺的做公主的权利”[110] ……尽管这么说很可悲，但她的话还是揭示了女性被培育成了多么珍视自己的幼齿化并从物化中寻找自我价值的物种——或许至少在法国是这样的，因为同一时期的杂志《嘉人》(Marie Claire)肯定地说道，在魁北克，“这个称呼（‘小姐’）会让人觉得说话者的思想太老派。如果有人称呼一位女性为‘小姐’，那回敬一个耳光是免不了的。”[111]
女冒险家，禁忌典范
“独身女性”(célibataire)一词，虽说并不是排他性的专有名词，却以最显而易见的形式代表着女性的独立。这也使它成为保守派们憎恶的一个形象，同时也对许多其他女人构成了威胁。我们一直遵循的劳动性别分工的模式也产生了重大的心理影响。在大多数女孩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教育鼓励她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有办法，并且去培养、重视自己的自主性。人们迫使她们认为婚配与家庭是实现自我必不可少的要素，还让她们觉得自己脆弱、条件差，因而要不计代价地寻求情感上的依靠。所以她们对无畏的女冒险家形象的向往也只停留在想想而已，这对她们自己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2017年，在美国的某个报刊网站上，有位女性发出了这样的求救：“告诉我别结婚！”20岁的她在两年半前失去了母亲。他父亲打算再婚并准备卖掉家里的房子。她的两个姐姐已经结婚了，有一个生了几个小孩，另一个打算要小孩。她下次回老家时，就必须和她父亲的7岁继女同住一个房间了。想到这里她悲从中来。当下她没有男朋友。但即使她知道现在的精神状态很可能让她做出糟糕的决定，她脑中还是有一个执念：把自己嫁了算了。回复她的记者指出了女孩们在面临成年世界的动荡时所面对的障碍：“男孩们被鼓励用最冒险的方式去计划自己的未来轨迹。凭一己之力征服世界是他们能想象到的最浪漫的命运，并且希望女人不要来搞砸这一切，不要绑住他们的手脚。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只要她的身边没有男人，其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前景就会被描绘为悲悲戚戚的。在这些狭隘的成见之外重塑世界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12]
以上并不是说男人就不会因为情感匮乏或孤独而痛苦。但至少，他们没有被加重其凄惨氛围——甚或被制造这种凄惨氛围的文化象征所包围。相反，整个文化环境会为他们提供支持。即使是孤僻、极度自以为是的怪人都能发起反攻，成为现世的普罗米修斯，享有金钱与成功。正如一位记者所言，“在男性文化中，没有白雪公主，没有穿着漂亮礼服的美妙婚礼。”[113] 反之，女人们从小学着梦想“浪漫”——对其渴望甚至超过了“爱情”。根据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界定：“一种文化越是呈现父权制与性别两极化，就越倚重浪漫。”在这种文化模式下，自我发展的调色板上不再是人类所有的品质，而只是满足于所谓的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而配备的色彩。要想凑齐所有颜色，就得找另一个性别，透过吸引模式建立起的肤浅关系来圆满自我。这样一来，女性就变得更加脆弱了：“由于大多数人类的品质都标上了‘男性’标签，仅有少量为‘女性’特质，所以女性就比男性更需要将自己生命的大量篇幅投射到另一个性别的人类身上。”[114]
在这一前提下，独立女性会激起普遍的质疑。社会学家艾瑞卡·弗拉欧(?rika Flahault)指出了20世纪初出现独居的未婚女性时，法国的言论是如何表达这种质疑的——毕竟从前的她们“是有人管的，要么是父母，要么是家族，要么是社群”。她引用了记者莫里斯·德·瓦雷夫(Maurice de Waleffe)[115] 在1927年说的话：“一个男人永远不会落单，除非他像鲁滨逊一样漂流到荒岛上。如果他做了灯塔看守人、牧羊人或隐士，那表示他真心想这么做并且性情使然。欣赏他吧，因为灵魂之伟大在于内在生命之丰富，且这种丰富须达到十分才能满足自我。但您永远看不到一位女性选择这种伟大。因为她们更脆弱，所以更柔和些。她们比我们更需要这个社会。”在一本1967年的畅销书中，医生安德烈·苏必朗(André Soubiran)自问：“有必要搞清楚，女性心理是否当真能如此自洽，既想着自由，又想着不受男人支配？”[116]
不应该低估我们对象征物的需求——不管这些象征物是被大众所接受的还是源于某种反文化的——即便我们未必能清晰地觉察到它们的存在，但它们为我们选择何种生活提供了某种支持、意义、动力、启示与深度。我们在规划人生路线时，需要一些模版，以此来激活并坚持自己的人生，让它有意义，并让它与他人的人生交织在一起，从中体现他人的存在与认同。20世纪70年代有几部由当时的女权主义者执导的电影就为独立女性们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例如，1979年上映的，由吉利安·阿姆斯特朗(Gillian Armstrong)执导的《我的璀璨生涯》(Ma brillante carrière)。[117] 在片中，朱迪·戴维斯(Judy Davis)饰演的西碧拉·梅尔文(Sybylla Melvyn)是一位19世纪的澳大利亚年轻女孩。她摇摆于富庶的母亲家族与贫穷的父亲农场之间。作为一个古怪、欢乐且热爱艺术的女性，西碧拉反对婚姻之路。她爱上了一个有钱的富二代。经过一番曲折后，他向她求婚，但她拒绝了。“我不想在还没经历过我的人生前就成为别人人生的一部分。”她抱歉地向他解释道。她向他吐露想写作的心声：“这件事我必须现在就做。而且我得自己去做。”最后一幕里，她完成了一份手稿。当把手稿寄给编辑后，她靠在田野的栅栏上，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品味着幸福的滋味。
一个不包含男人与爱情在内的美满结局：这结局如此特别，即便我就是为了这份特别才看的这部电影，但它还是震撼到了我。当西碧拉回绝恋人的求婚时，有一部分的我是理解她的（“我不想变成某人的太太，然后每年生一个孩子。”她对他说道。），但有另一部分的我忍不住想对她喊：“即便如此，女人啊，你确定吗？”毕竟在电影上映的那个年代，拒绝婚姻的潜台词就是彻底拒绝经历爱情。然而，之后的情况就不同了：1969年，纽约的女性联盟向国会分发的传单上宣称“让婚姻见鬼去吧，不用男人”[118] 。这让西碧拉的抉择蒙上了悲壮的色彩，但也凸显出其激进的主张：是的，对于女人来说，高过一切的也是实现自己的志向。
“男人们总是狡猾地设法让单身女性的人生举步维艰，以至于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她们都乐于把自己嫁出去，即使嫁得不好。”艾丽卡·容于1973年推出的小说《怕飞》的女主人公伊莎多拉·温(Isadora Wing)如此说道。这部小说从各方面探讨了这种对女性的诅咒。小说里的伊莎多拉·温是个年轻的女诗人（她的姓氏“Wing”在英文中有“翅膀”的意思）。她抛下了第二任丈夫，离家出走去找那个让她一见钟情的男人。她唤起在五年婚姻生活后难以抑制的渴望，“疯狂地想要逃走，想要证明自己的灵魂还完整，想知道自己还有力量坚持下去，能独自住在森林小屋里而不发疯”；但她也会对丈夫突然闪现怀念与柔情（“这就是我要失去的，我甚至将想不起来我自己的名字”）。就某方面而言，对爱情靠岸的需求与对自由的渴望之间的拉扯，男人和女人都能感受得到；正是因为这种拉扯，伴侣关系既让人向往又让人头疼。但伊莎多拉认识到，身为女人，即便必须独立，她独立的铠甲也很薄弱。她怀疑自己的勇气配不上自己的野心。她想要对爱情少些执迷，能够集中精力于事业和写作，像男人一样通过这些来实现自我。但她发现，当她写作时，也是为了让别人爱她。她害怕永远不能完全不带负疚感地享受自由。她的第一任丈夫疯了，曾想要拉着她从窗户跳下去。但即使这样，她依然无法从内心接受自己离开了他：“我选了自己，内疚现在还在啃噬着我的心。”她意识到“不能想象没有男人的自己”：“如果没有男人，我感觉自己像无主之犬、无根之木。我就是个没有面孔的生物、一件无法定义的东西。”然而，她身边的大多数婚姻都让她感到沮丧：“问题并不在于‘它什么时候出错了？’而在于‘它什么时候能再好起来？’”[119] 在她看来，单身人士只梦想着婚姻，而妻子们只梦想着逃离。
“字典里将‘冒险家’定义为‘一个经历、享受或寻求冒险的人’，但把‘女冒险家’定义为‘为得到钱财或社会地位而不择手段的女人’。”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曾这样指出。[120] 她本人因为接受的是非传统的教育，所以躲过了让女孩们拼命寻求安全感的习惯训练。她的父亲一直不愿做个只领薪水的小职员，而是做着各种谋生行当，其中一种是四处游走的旧货商。他带着一家子上路，小格洛丽亚就在后座上自己看书，没有去上学（她直到12岁才上学）。格洛丽亚回忆道：他像是得了某种“厌宅症”。有时他们发现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家里，即便他们才刚出发，他也宁愿重新买缺的物什，而不愿掉头回去拿。自6岁起，如果她需要置办新衣服，他就给她钱并在车里等着，让她自己挑喜欢的衣服。因此，“购买的东西非常令人满意，比如一顶红色的女帽，一双附带一只活兔子的复活节鞋子，还有一件带流苏的女牛仔外套。”换句话说，他任她自由定义她是谁。后来，她经常飞来飞去的，基本复制了她钟爱的父亲的生活方式。有一天，她远程工作的雇主要求她每周要有两天坐班，她就“递了辞呈，买了一支圆筒冰淇淋，在充满阳光的曼哈顿街头漫步”。她的公寓长期以来只是堆放纸箱和行李箱的杂物间，直到50来岁她才渐渐有了某种家的感觉：当花了几个月时间“去布置，非常兴奋地买了些床上用品和蜡烛”后，她发现在家的感觉非常好，反过来还提高了她对旅行的品位。但不管怎样，床上用品与蜡烛从不是她最挂心的东西。她也并没有一下子就学会如何表现得像个“女孩子”（她回忆道，小时候有个大人想亲她的脸颊，反被她咬了一口[121]），而她从中获益良多。
艾瑞卡·弗拉欧在她于2009年进行的有关法国“女性的居住孤独感”的社会调查中区别了三种女性：“抱憾的”女性，即忍受这份孤独并感到痛苦的女人们；“行走中的”女性，即那些学着欣赏孤独的女人们；还有“配偶制的叛逃者”，就是那些跳出夫妻框架之外，随心所欲地生活、谈恋爱、交朋友的女人们。她指出，前两种女人，且不说她们的个人轨迹，也不论她们的社会阶层——有一种是旧式的农妇，另一种是十足的中产阶级——当她们发现自己没有或不再拥有成为好妻子或好妈妈的可能性后，就会觉得自己一败涂地。“她们都接受了同一种社会化影响，这种影响的显著特征是有深刻的性别角色分工烙印。不管她们有没有机会胜任这些传统的角色，她们对这些角色都有深深的依恋。”反之，“配偶制的叛逃者”总是刻意与这些角色保持一段批判的距离，或者彻底藐视它们。这些女人很有创造力，她们读很多书，内在很充实：“她们活在男人的目光之外，活在他者之外。因为她们的孤独被作品与个体、生者与死者、亲戚与陌生人所包围着。她们与这些内容的往来——要么是真实的体验，要么是透过作品思想的交流——构成了她们自我认知的基础。”[122] 她们视自己为个体，而非女性原型的代表。这种不懈地对自我身份的提炼，与外界偏见所认为的“独居的关联词是痛苦的自我隔离”截然不同，这导致了双重效应：让她们能够驯服甚至去享受这份大多数人，不论婚否，在一生中总要面对，至少是有时要面对的孤独；并且让她们与人建立起格外紧密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的建立是发自她们个人的真心而非基于某些约定俗成的社会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说，认识自我并不是“自私”，也不是自我封闭，而是通向他人的康庄大道。与一直以来想让我们相信的宣传相反，传统的女性特质并不是救生索：尝试去吸纳，承认它的重要性，远不能保证我们不受伤，反而会削弱我们，让我们变得贫瘠。
人们对单身女性的怜悯或许很好地隐藏了某种想清除她们所构成的威胁的企图。比如“养猫女孩”这个说法，其中猫被认为是用来填补情感空白的。[123] 由此，记者兼专栏作家纳迪亚·丹姆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怎样不变成养猫女孩：单身却不孤单的艺术》[124] 。喜剧演员布朗什·嘉尔丹(Blanche Gardin)在她的节目《我自独语》(Je parle toute seule)中讲到她的朋友劝她养只猫，这在她看来，意思就是她处境很凄惨：“他没对你说，‘养只仓鼠吧，这小东西能活两三年，到时你一定遇见某个人了。’不，不管怎么说，人家给你提的空窗方案能用20年呢！”猫是受女巫指派的“妖精”(esprit familier)——人们也常简称它为“le familier”——这个超自然个体常帮她施行魔法，有时女巫也会化作猫身。在《神仙俏女巫》[125] 的动画片头里，萨曼莎(Samantha)变成一只猫，在她丈夫脚边摩挲，再跳到他臂弯里变回自己。在1958年由理查德·奎恩(Richard Quine)执导的《可爱的邻居》（L'Adorable Voisine，英文译名为Bell，Book and Candle）[126] 中，金·诺瓦克(Kim Novak)扮演的女巫在纽约经营着一家非洲艺术品商店。有天，她让她的暹罗猫派瓦基——典型的妖精的名字[127] ——去给她抓个男人来过圣诞节。1233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égoire Ⅸ)的一道谕旨宣布猫为“魔鬼的仆从”。之后，在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 Ⅷ)下令声称，任何猫，只要陪在一名女性身侧，即被视为妖精。有种说法是“女巫们”要和她们的宠物一起被烧死。对猫的赶尽杀绝导致鼠患猖獗，由此也加重了鼠疫的流行——而人们又把鼠疫怪到了女巫的头上[128] ……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129] 在1893年就提到过，由于人们对黑猫的心理阴影从那时起就一直挥之不去，因此在市场上它们的皮毛价格是最低的。
反抗者须知
当女人们敢于追求独立时，其他人就会架起某种战斗机器，让女人们因勒索、恫吓与威胁而却步。在记者苏珊·法吕迪(Susan Faludi)看来，放眼整个历史，每当女性解放的进程向前迈进一步，哪怕只是怯生生的一步，都会激起一波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维拉尔·瓦雷(Willard Waller)认为，由于当时的冲突产生的各种震荡[130] ，“某些女性的思想独立”已然“失去控制”，这正应了“女巫之锤”里的那句话：“女独思者，必思恶也。”确实，即使是再细微的平等之风吹过，男人们也会把它看作极具摧毁性的飓风——这就有点儿像占人口大多数的人群一看到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表现出一丝想反抗的苗头，就感觉自己受到了侵犯，如临大敌。这种反应，除了不想放弃特权（男性特权与白人特权），还透露出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经历的无法理解，同时——尽管他们气愤地声称自己很无辜——也有一种祸害者的警觉（“我们让他们那么痛苦，如果给他们留有一丁点儿回旋的余地，他们一定会毁了我们”）。
苏珊·法吕迪在她于1991年出版的书中[131] ，详细记录了她称之为“复仇”或“适得其反”的多种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活动贯穿了美国的20世纪80年代，充斥于报刊、电视、电影与心理学著作之中，这么大的宣传阵仗，就是为了反对之前十年女权主义的跃进。隔了25年再来看，其手段之粗劣更加触目惊心。它再一次证明了媒体的存在经常是为了控制意识形态而非提供资讯：一再重复歪曲事实的论调，毫无批判性的审视，没有一丝顾忌与严谨，生搬硬套，见风使舵，哗众取宠，邯郸学步，与任何现实都挨不着的闭环式操作……“这种新闻的可信度并不是来自现实事件，而是出自它的重复能力。”法吕迪总结道。这一时期所有平台上反复强调又被拒绝承认的论点集中在两大谎言上：一是女权主义者赢了，她们得到了平等；二是现在，她们不幸且孤独。
第二种说法并不是要描述一种处境，而是要恫吓，要给予警告：那些胆敢抛开自己的职责，只想为自己而活，不愿伺候丈夫和孩子的女人们，都自食恶果了。为了劝阻她们，人们基于自己受教的内容，精准地攻击这些女性所谓的弱点：她们害怕自己孤独一人。“她们害怕天黑。这是个难熬的时刻：黑暗笼罩着整个城市，一盏盏灯火在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厨房里依次点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有篇关于单身女性的文章满怀恶意地这样写道。有一本名为《美丽、智慧和独身》的心理学手册就严正提醒大家要警惕“自主神话”。《新闻周刊》(Newsweek)声称40岁以上的独身女性“遭遇恐怖分子袭击的可能性要大过她们找到老公的可能性”。人们从各个方面督促女性警惕生育能力的快速衰退，别想着征服星辰大海，尽快生孩子。人们会谴责那些没有“将丈夫当作自己存在的核心”的妻子。某些“专家”指出，职业女性在“罹患心脏病或自杀方面会有更高风险”。报刊上关于幼儿的文章都充满了世界末日感，严肃地写着“妈妈，别杀我！”这样的标题。在旧金山的动物园里，“一只名叫蔻蔻(Koko)的母猩猩对饲养员说，‘我想要个孩子！’”当地某家报纸如此动情地写道。电影和杂志里都是容光焕发的主妇妈妈和毫无生气的单身女性，后者的问题是她们“对生活有太多期许”。[132]
法国的报刊也重复着同样的论调，从以下1979-1987年的《世界报》的几个标题中可见一斑：《当我们唤自由为孤独时》《女人，自由但孤独》《孤独女人的法兰西》《“当我回到家时，无人等候”》[133] ……然而，艾瑞卡·弗拉欧注意到，即使在其他时期，无论是普通报刊还是女性报刊，从未有过赞许独立女性的论述，这些论调不是蒙着凄惨的面纱就是昂着高傲的头颅。这里同样也是要营造一种氛围而非描述某种状态：“从某个自称在孤独中绽放的女人嘴里说出‘没有男人，女人照样能好好活着’这样的话，比在其他场合说出会产生更负面的影响。”在那个时期，只有女权主义报刊里的文章不是在劝人迷途知返。也只有这类报刊能让人了解那个时代的单身女性经历的是怎样“旷日持久的文化攻击”[134] ，并让人明白当时的单身女性在这种攻势下体验到的窘迫。诚然，社会将她们置于悲惨境地——以便于日后更好地迷惑她们——的这种方式有点儿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哇，你瞧你现在多惨啊！”但在这些报刊中，“独居生活这一选择远没有被否定，”艾瑞卡·弗拉欧分析说，“而且还被放到了相应的层面上。它是一种胜利，战胜的是自出生以来就施加在个人身上并影响其诸多行为的种种压力。‘这是一场恶战，对抗的是披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典型这一外衣，是陈习，是持续又不断翻新的社会压力。’［《安托瓦内特[135] 》(Antoinette)，1985年2月］。”[136] 在这里，我们突然听到了其他证词、其他观点，比如这份1979年6月的杂志《对面》(Revue d'en face)里发表的文章说：“欲望缓缓破壳而出。重新夺回身体、床、空间与时间。学着取悦自己，学着体味空虚，学着不受他人拘束、不受世俗拘束。”
直到今天，遵循规范的呼唤仍没有消失：2011年，作家兼编剧（《广告狂人》[137] 的编剧之一）特蕾西·麦克米伦(Tracy McMillan)写了篇题为《为何你还没有结婚》的短文，引起了轰动，这篇文章也是《赫芬顿邮报》阅读量最高的文章。文中声称是在描述一项事实，却揭露出她将单身女读者塑造成一种特别不屑一顾且心怀仇恨的形象这一做法。她开始装作看透了自己的心理。尽管她努力做出还不错的样子，并说服自己很满意现在的状态，但还是流露出对已嫁朋友的羡慕。带着三段婚姻生活给她的优越感，她详细列出了自己的假定推论：如果你还未婚，这是因为“你是婊子”，因为“你是虚荣鬼”，因为“你谎话连篇”……她还特别强调了愤怒：“你很火大，对自己的母亲火大，对军工复合体[138] 火大，对‘保守派政治家’萨拉·佩林[139] 火大。而这会让男人望而生畏。(……)大多数男人只想要娶个对他们好的女人。您见过金·卡戴珊发火吗？我想没有吧。您看到的是微笑、扭腰摆臀、拍性爱录影带的金·卡戴珊。女人的怒火让男人害怕。我知道，要迁就男人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才能把自己嫁出去，这听上去也太不公平了。但事实上这规则运行得很好，因为迁就男人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正是身为妻子在绝大多数时候要做到的事啊。”她还敦促女读者们在选择伴侣时不要太挑剔，因为“那是年轻的小女孩才会做的事，而小女孩是永不满足的。她们也极少有心情做饭”。最后，她当然没有放过那些“自私者”，她告诫道：“如果你还未婚，你考虑更多的很可能是自己。你想的是你那纤长的大腿、你那装束、你那法令纹[140] 。你想的是你的事业。如果你没有事业，你想的就是要去报个瑜伽班。”[141] 看着这些文字，想到漫长的女性牺牲史，还有为了让自我实现的意愿不跳脱他们预设的框架之外而聚集起来的厌女情结，我感到有点儿晕眩。在法国媒体中，我没有看到哪家会如此生硬地要求人们服从与放弃。我看到的对传统家庭的大力推介更多的是在时髦又高雅的包装下进行的，在田园牧歌般的室内空间里，接受采访的时髦的父母们聊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兴趣爱好与旅行，顺便还要说上几个他们最爱的去处。[142]
火刑架的阴影
20世纪80年代，电影荧幕上最具标志性的邪恶单身形象一直是艾利克斯·福瑞斯特(Alex Forrest)。这个角色出现在阿德里安·莱恩(Adrian Lyne)执导的电影《致命诱惑》(Liaision fatale)中，扮演者是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在里面饰演律师丹·加拉弗(Dan Gallagher)，在妻子和女儿外出两天的空档里，他一时意志失守，屈服于某个在派对上结识的性感女编辑的求爱。两人过了个炽热的周末。但当他想抽身离开，独留她在空荡又冰冷的公寓里时，她紧紧抓住他不让他走，还割破了自己的手腕来挽留他。后来的镜头运转是：这一头，是丹欢乐的家庭时光，身边的妻子温柔又安定（她没有工作）；那一厢，是满脸泪水的艾利克斯，独自一人凄楚地听着《蝴蝶夫人》[143] ，不停地将一盏灯打开又熄灭。既悲伤又不安的她开始纠缠丹，随后又盯上了他的家人——在著名的一个场景里，她将小女孩的兔子杀了，放在锅里煮着。她怀了他的孩子，不愿打掉孩子：“我已经36岁了，这可能是我最后怀孩子的机会了！”在崔西·麦克米伦的锐利目光下，艾利克斯这位自我解放且自信的职业女性，摘下了面具，露出了可怜的面目——期待着一个拯救者能让她跻身伴侣与母亲之列。
电影的最后，是情人被妻子杀死在她当初潜入这座家庭别墅时登场的浴室里。在第一个版本中，艾利克斯是自杀的；但在公开试映后，制作团队又拍了另一个版本。虽然对此十分恼火的格伦·克洛斯表示反对，但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另一个版本更符合大众期待。“人们绝对想杀掉艾利克斯，情感上不允许她自我了断。”男主角的饰演者迈克尔·道格拉斯冷冰冰地解释道。[144] 当时，在电影院里，有些男人在看到那一幕时显得十分激动，大声叫嚷着：“上啊，扇她！这个婊子！”[145] 在闹剧结束后，警察离开了，夫妻二人重新回到屋内，紧紧相拥，镜头聚焦到五斗橱上放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在整部电影中，镜头时不时会给到加拉弗一家人的照片，但总是远远的、虚虚的。这样的镜头语言，时而是在影射丈夫不忠的内疚，时而是在透露情人无力的愤怒。2017年，借着《致命诱惑》上映30周年纪念的契机，导演阿德里安·莱恩嗟叹道：“有人认为我想声讨那些事业女性并且说她们都是精神变态，这真是太愚蠢了。我是女权主义者！”[146] 确实，如今女权主义又重新成了一种风尚……但苏珊·法吕迪认为，比起剧本被无休止地以一种更保守的方式修改，这些反驳也太可笑了。一开始，影片中妻子的设定是一名教师，但后来变成了家庭主妇；制作团队要求把丈夫的角色改得再可怜一点儿，把罪名都安到情人的头上。阿德里安·莱恩曾想过让艾利克斯穿着黑皮衣，把她的住处放在纽约肉市边上。在她家楼下，几个金属桶里燃着火苗，就像“女巫的锅炉”。[147]
但法吕迪所说的复仇并不只是在象征性领域——即使只在这一领域，它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与猎巫时期相同的是，对于那些想像男性一样工作的女性，人们增加了挡在她们身前的障碍物，她们被剥夺了职业培训的机会，或者被扫出行会，有些女性还遭遇了毫不留情的敌意。贝蒂·里格斯(Betty Riggs)与她的女工友们的经历就是证明。她们曾是美国氰胺公司［American Cyanamid，后更名为“氰特工业公司”(Cytec Industries)］在西弗吉尼亚的雇员。1974年，管理层应当地政府号召招募生产线上的女工。贝蒂·里格斯从中看到了难得的机会，既可以摆脱时薪一美元的工作，又可以养活父母与儿子，同时还可以暂时逃离那个暴力的丈夫。但她的申请被管理层以各种借口驳回。她因此和管理层较起了劲儿。一年之后，她如愿和其他35名女工一起入职。她在染料车间工作，这里第一年的产量就有了大幅提高。但女工常遭到男性同事的骚扰；有一天，她们看到了一张标语：“挽回一个工位，杀死一个女人。”这还没算完：贝蒂·里格斯的丈夫在停车场把她的车给点着了，他还闯入车间对她大打出手。后来，到了70年代末，公司突然关心起女工所处理的原料对其身体的影响。其实这些原料同时也威胁着男性的生殖健康。然而，公司不愿采取额外的防护措施，只决定让50岁以下、具备生育力的女性下岗……除非她们自我绝育。这些女工共有七人，她们一时间难以抉择。其中五人因为不能丢了这份工作，最终妥协地去做了手术——其中就包括贝蒂·里格斯，那年她只有26岁。不到两年，1979年年底，为了应对当时负责监督劳动安全的政府机构，公司关闭了染料车间：“女人们为之牺牲子宫的岗位就这样被取消了。”后来她们也输掉了对公司的起诉：联邦法官认为她们“曾经有的选”[148] 。贝蒂·里格斯只好重新去做“婆娘的差事”，靠帮佣维持生计。这里没有火刑架，但总有一种父权力量，它驱逐、打压反抗者，断其手脚，让她们永远作仆从。
谁是魔鬼？
这个自16世纪起，在欧洲权贵的眼中身形不断扩大的魔鬼，站在每个疗愈师、每个巫师、每个略微大胆或躁动一些的女性身后，直到把她们变成对社会的致命威胁的那个魔鬼究竟是谁？那个魔鬼是否就是自主的呢？
“权力的核心在于，把人与他所能做到的事区分开。如果人们都能自主，那就没有权力什么事儿了。巫术的历史，对我来说，也是自主的历史。另外，一个结了婚的女巫，比如《神仙俏女巫》里的那个，就很奇怪……有权者应该要树立榜样，显出没有他们就不行的样子。在国际政治中，最让人操心的永远是那些闹独立的国家。”评论家帕克姆·蒂勒门特(Pac?me Thiellement)这样总结道。[149] 直到今天，在加纳(Ghana)，还有一些女性被强制生活在“女巫营”(Camps de sorcières)里，这些人中有70%是在其丈夫去世后被控告为女巫的。[150] 在伦加诺·尼奥尼(Rungano Nyoni)执导的（故事片）电影《我不是女巫》(I Am Not a Witch，2017)中，赞比亚有一个类似的女巫营，这群“女巫”的背上系着白色长丝带，被拴在一个巨大的木制线轴上。她们背上的丝带大概有几米长，能严格地控制她们的活动范围。人们认为这个装置能阻止她们飞去杀人——不然她们能“飞到英国去”，有人这么说。她们如果弄断了带子，就会变成山羊。当地政府官员的妻子给树拉(Shula)——被当成女巫带到这个营地的小女孩——看自己当年用过的、现在已经没用了的那个线轴，并告诉树拉，她曾经也是个女巫。她强调，只有通过婚姻获得尊重，也就是绝对的恭顺与服从，才能在弄断丝带的同时不会变成山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