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巫术审判浪潮还未出现之前，15世纪的欧洲曾出现过先兆性的事件，当时废除了贝居因修女(béguines)[151] 的特殊地位，这些女性所形成的社区当时常见于法国、德国与比利时。其成员通常是一些寡妇，既没有丈夫但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修女。她们逃离了男性权威，在一个社区内生活。她们住在各自的小房子里，旁边有种着菜与草药的园子，往来无拘。艾琳·基纳(Aline Kiner)在她满含深情的小说里，还原了巴黎的王室贝居因修道院，其遗址至今仍在巴黎的马莱区(le Marais)。[152] 小说的主人公老妇人伊莎贝尔(Ysabel)是贝居因修道院的草药师。她的居所散发着“燃烧的木块与苦涩的草药”的气味。她有“一双奇特的眼睛，瞳仁既不是绿色也不是蓝色的，那双眼睛能捕捉到天空的细微差别，她园子里的植物，在下雨时泛着阳光穿过水滴的亮泽”——她像是蓬蓬婆婆的姐妹一样。有些贝居因修女甚至是在院墙之外生活与工作的，比如让娜·杜·弗(Jeanne du Faut)，她经营着一家丝绸店，生意还不错。她们体验着身体、智力与精神的全面盛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时被关在修道院内日益枯萎的成千上万名女性［19世纪时，将自己的女儿送进慈善圣母修女院的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有一天发现他的女儿身上散发着臭味；当他为她提出一周洗一次澡的要求时，修女们大感震惊，回答道：“修女的梳洗只包括掸掸衣服上的灰尘而已。”[153] ］。1310年，在格列夫广场（Place de Grève，位于现在的巴黎市政厅前），来自埃诺(Hainaut)的贝居因修女玛格丽特·波雷特(Marguerite Porete)因异端邪说罪被处以火刑，就此敲响了这些女性的丧钟。她们不容于世，遭到越来越多的白眼，因为她们“既不服从神父，也不服从丈夫”[154] 。
今天，国家已不再以女巫之名组织公共处刑。但针对那些想要自由的女性的死刑在某种意义上转到了私人领域：比如有的女性被她的伴侣或前任伴侣杀死（在法国，平均每三天就会发生一次），原因常是她出走或宣布有出走的意愿。艾米丽·阿露安(?milie Hallouin)就是这样，她被她的丈夫绑在了巴黎—南特的高速列车(TGV)的铁轨上，那天是2017年6月12日，是她的34岁生日。[155] 而媒体报道这些谋杀案的方式，就像唤起人们对烧死女巫的火刑架的记忆一样庸俗。[156] 关于勒普莱西-罗班松(Le Plessi-Robinson)的某一男性将妻子烧死的事件，《巴黎人报》（Le Parisien，2017年9月23日）用上了这样的标题：“他放火烧妻子，却烧着了房子”，好像受害者只是件家具，又好像主要事件是房子着火。这名进行报道的记者似乎觉得这位丈夫笨拙得可笑。唯一可能让一起杀害女性事件得到应有重视的情况是杀人犯是黑人或阿拉伯人。但这时又要扯上种族主义，而不是保护女性了。
雷内·克莱尔(René Clair)于1942年推出的电影《我娶了个女巫》(J'épousé une sorcière)不仅是部好莱坞轻喜剧，还可被视为碾碎独立女性而进行的恬不知耻的狂欢。片中，维罗妮卡·莱克(Veronica Lake)饰演的詹妮弗和她的父亲因巫术被烧死在了17世纪的新英格兰。而到了20世纪，詹妮弗获得重生，打算报复当年控告他们的人的后代。但她误喝了给这个男人准备的药水，反倒爱上了他。从此之后，她的超能力就只用来帮她的男人赢得选举：典型的男人的白日梦。在赢得选举之后，当他回到家时，她急着帮他换上拖鞋，跟他说她打算放弃魔法，以便成为“知晓分寸的普通妻子”。说实话，在故事的一开始，这位在父亲监护下的（当时还没接受丈夫的监护）天真、任性又欢快的女巫就不是那种会吓倒法官们的不可控制的人。正是男性实体为她注入了生命。当她与父亲的灵魂重生时，她恳求父亲：“父亲，给我一个身体吧！”因为她想要重新拥有“对男人扯谎的双唇，再折磨他”——这里的女巫形象加入了厌女群体的陈词滥调。父亲满足了她的愿望，给她造了个躯壳。这皮囊——正如送了她一件裙子的主妇所言——“娇小惹人怜”。一个漂亮的小尤物，如此轻灵优雅，之后的好莱坞还会制造更多的此类佳人：不占多大地方，穿着一件蕾丝花边的睡袍或是皮草大衣，以便更好地勾引未来的丈夫。后来，当她的父亲想要收回这身皮囊以惩罚她爱上凡人时，天选之子（既赢了选举又赢了美人，双重意义上的天选之子）的一个吻让她活了过来，就像睡美人那样。最后，她在火炉边织毛线，身旁围着家人，看上去是个幸福的结局。这时她的小女儿已经开始骑着扫帚满屋子乱跑了。“我担心有一天她会给我们惹一堆麻烦。”她叹着气说道。但别担心：她会被制伏的，就像她的母亲一样。当然是通过“爱”，这“比巫术更强大”。女巫为嫁人而幸福地放弃巫术的故事，我们在电影《夺情记》[157] 中又见到了一次。[158]
在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的电影《东镇女巫》(Les Sorcières d'Eastwick，1987)中，故事走向却大相径庭。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新英格兰的一座小城镇里的故事，杰克·尼克尔森扮演的戴里尔·范·侯恩(Daryl Van Horne)——魔鬼的化身——宣称不相信婚姻：“对男人有好处，对女人一无是处。她在婚姻中死去！她在婚姻中窒息！”当他第一次遇见埃里克桑德拉［Alexandra，雪儿(Cher)饰］时，对方告诉他自己是寡妇，他这样回答道：“抱歉……但您现在可算是一位幸运儿了。当一位妻子摆脱她的丈夫或是一位丈夫离开他的妻子时，不管是因为死亡、抛弃还是离婚，女人这就是逃出生天了！她盛放了！像花，像果实，她成熟了。对我来说，这才是女人。”他搬入的城堡曾经发生过处决女巫事件，他对此也吐露了自己的看法：“一见到强势的女人，男人的尾巴就耷拉下来了。那他们如何应对呢？他们就烧死她，折磨她，把她当作女巫，直到所有女人都害怕：她们既害怕自己，又害怕男人。”在戴里尔还未来到小城之前，三位女巫——分别由雪儿、米歇尔·菲佛(Michelle Pfeiffer)与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饰演——都不太敢相信自己拥有法力。然而，正是她们召唤了他。在一个雨夜里，她们一起喝着鸡尾酒，一边畅想着理想男性的样子，一边用自己的意念呼唤他。在结束前，她们还是叹着气地总结道，“男人不是一切的答案”，但也纳闷自己为什么总是将话题转到男人身上。在他突然闯入她们的生活之前，她们总是在自我压抑，自我约束，装作自己“只有原本自我的一半”，以符合父权社会与清教徒社会的各种规矩。而他却鼓励她们活出百分百的自己，让能量、创意与性感自由地释放。他出现了，这个超越一切普通男人的男人，一个她们不用担心会吓跑的男人。“来吧，我承受得住。”(I can take it.)他总是这么对她们说。在这里，电影不仅跳出了婚姻的框架，还告诉我们：爱与欲望不仅不会消灭女巫，还会让她们的法力大增。更重要的是，在电影的结尾，三位女巫都摆脱了亲爱的戴里尔·范·侯恩。这里，我们注意到有个关于魔鬼形象本身的悖论：这个所有无主之女的主人被甩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魔鬼学家无法想象有一天女性会完全独自自主，在他们看来，那些他们诬告为巫的自由女性也有另一种服从：她们必定是拜倒在魔鬼的黑袍之下，也就是说她们仍要屈从于某种男性权威。
不想被“消融”的女人：自己定义自己
但独立自主并不只限于单身女性或寡妇。已婚女性们也可以在丈夫的眼皮底下实现独立自主。这正是小说中所描绘的女巫夜行的寓意所在。她们溜下床，瞒着沉睡的丈夫，骑着扫帚去参加派对。虽然有悖于当时的男性自尊，但在魔鬼学家的妄想中，女巫夜行正如阿梅尔·勒·布拉 肖巴尔笔下所写的，“彰显了来去自由，不仅无需丈夫同意，还经常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他自己不是巫师的话，甚至还不利于他。女巫在腿间夹一根木棍或是一条凳子腿，声称这是她所缺少的男性特征的替代品。当她以这种方式虚构性地扭转了自己的性别后，她也跨越了女性的局限：她为自己争取到了自由活动的权利，这在社会层面上本是男性的特权。(……)女性在赋予自己这种自主权并躲过男性——后者通过支配女性才获得了自身自由——时，她就从他身上偷走了一部分能力：所以这场‘飞行’(envol)是一种‘偷窃’(vol)。”[159]
自主权并不是当今试图让人相信的“报复”威胁论。它并不意味着关系的缺失，而是可以建立关系，但这些关系必须尊重我们的完整性、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我们能全面绽放，而不是自我束缚。这种自主不拘泥于生活方式：无论是单身或非单身的，有孩子或没孩子的，都可以实现自主。帕姆·格罗斯曼(Pam Grossman)曾写道：“女巫，是唯一通过自身来持有某种能力的女性原型。她不因其他人而被定义。妻子、姐妹、母亲、处女、妓女，这些原型都是在与他人构成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女巫，是一个独立伫立于天地之间的女性。”[160] 然而，在猎巫时期某种女性典范被大力推广，一开始是通过暴力，后来——随着19世纪建立起理想的家庭妇女形象——是通过谄媚、诱惑与威胁的巧妙结合。女性被一步步塑造为生育角色，她们的劳动参与权也渐渐变得非法了。从此，她们被置于某种尴尬的境地。在这一位置上，她们的身份总是处于被混淆、萎缩与吞噬的危险中。所谓的典范阻止了她们活出自我，以使她们成为所谓女性特质的代表。1969年，在纽约，WITCH组织以放一群老鼠的方式搅黄了一场婚礼沙龙。[161] 其中有条标语愤然写道：“一朝为妻，再难为人。”
时至今日，结婚生子的女性们如果不想成为“消融的女人”，就必须时时刻刻地使出全力抵抗。“消融的女人”这一说法来自柯莱特·科斯涅(Colette Cosnier)。当时她正在看由贝尔特·贝尔纳什(Berthe Bernage)所写的“布丽吉特”(Brigitte)系列小说——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连载、长达40卷的女性视角作品。小说的女主人公在第一卷中还是个18岁的姑娘，到最后几卷中已是曾祖母的年纪。柯莱特·科斯涅认为，该小说的作者想要“构建一套关于现代生活的契约，以供年轻女孩、妻子与母亲参照使用”。所以，当布丽吉特温柔地望着自己的孩子们时，贝尔特·贝尔纳什这样写道：“有一天，洛斯琳(Roseline)也将融入另一个家庭中，而他呢，在角落里攥着小拳头的小男子汉呢，有一天也将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162] 我们也许会认为自己离这样一个保守的世界还有几英里远（虽然没有明说，但这样的布丽吉特，在战争期间肯定是贝当主义者[163] ，有时还会是个反犹分子）。然而……在传统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内部，妻子的需求总是在丈夫与孩子的需求面前被抹杀。“女人们心照不宣的好母亲标准就是把自我消融在别人的生活里。”社会学家奥尔纳·多纳特(Orna Donath)这样写道。[164] 在最新派的夫妻身上，即使这条古老的逻辑不再成立——这不太可能发生——但一旦有了孩子，这条逻辑就神奇地生效了：所有的家庭重担都落到了母亲的肩上。30多岁的记者与作家迪迪乌·勒库克(Titiou Lecoq)说自己以前从未担心过性别歧视：“直到，啪嗒一下，我有了孩子。之前我只是绝对的‘自我’，但我现在明白了成为女人意味着什么——不巧的是，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员。”不仅女性自我认知的很大一部分受到了家庭角色与母亲角色的打压，而且她们还承担了育儿过程中吃力不讨好的那部分。迪迪乌·勒库克在研究该主题后发现：“只有孩子们的游戏活动和社交活动是男女共享的。”她又评论道：“现在我理解那些爷们儿了。我自己也觉得，与其费劲儿地挑选那些小衣服，还不如和孩子们在森林里散步更有趣。”[165]
在母亲身份里的自我消融仍抵不过教育任务与家务问题。美国诗人与散文家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回忆道，当她于1995年第一次怀孕时，不再写诗，甚至不再看书了，只一门心思上缝纫课：“我给孩子的卧房缝了一些窗帘，制作了一些婴儿睡衣，给自己尽可能多地抹上防妊娠纹的乳霜，希望自己还能恢复到几个月之前的样子。(……)我感觉自己被大家当成了一名纯粹的孕妇，于是我也把自己当成了一名纯粹的孕妇，这让一切更轻松，也不那么让人操心了。”她身边的人都很坚决地让她专心当孕妇，不要分心当作家。所以，当她本该去新英格兰一所著名的男子学院为自己的诗歌做专题讲座时，那所学校的教授得知她已有七个月身孕后毅然取消了这次邀请。这位教授认为她当时的状态“会让这群男孩子无心听她的诗歌”。[166] 2005年，小说家艾莉叶·阿贝加西在其小说《一件幸福的事》中，就写到了这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偏见倾向。有天早上，当时处在怀孕早期的叙事人与她的论文导师有约。她灰心丧气地想道：“就算是依靠某种奇迹，我真的能起来，我该如何以这副样子去见他呢？之前与他建立平等的关系就够困难的了。我要扯什么谎才能为我现在的变化辩解呢？”[167] 说得就像怀孕的荷尔蒙会抑制大脑正常运行似的，抑或是想要做到既能思考又能生孩子就算大逆不道似的。
这种反应正好对应了19世纪的医生们提出的“能量贮存”理论：当时的人们认为，人体的器官与功能会互相争夺体内有限的运行能量。于是从那时起，其最高使命被认定为生育的女性们就该“将能量保存在体内，保存在子宫周围”，芭芭拉·艾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与迪尔德丽·英格利希(Deirdre English)这样解释道。女人们身怀六甲时，会被要求平躺并避免一切其他活动，尤其是智力活动：“医生与教育学家一拍脑门就得出的结论是，高等教育可能对女性健康有害。他们警告说，大脑过于发育，会让子宫衰退。要让生殖系统发育良好，就不能让智力好好发展。”[168] 至今仍充斥在我们周遭的离谱臆测不是正出自这种支持贬低女性社会地位的歪理邪说吗？这种对女性身体的古老空想妄论仍在助长对女性的社会降级——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这严重打击了各位母亲：人们将她们当作略显柔弱的理想原型的化身来加以颂扬，却拒绝将她们视作独立的人。
前面我们提过，崔西·麦克米伦曾建议吞忍怒火，因为这样才有人敢娶你。对愤怒的审查在抹煞女性的自我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女性的愤怒会直接影响母性的发挥。”艾德里安·里奇如此写道。她直接援引了《小妇人》里的母亲马尔梅(Marmee)对女儿乔(Jo)说的话：“乔，我这一辈子几乎每天都在愤怒中。但我学会了不表露出来，我还希望之后能学会感受不到愤怒。虽然这可能又得花上40年的时间。”因为母亲这个“岗位”就是要保证家庭氛围的平和与安宁，既照顾家中其他成员的温饱，也要关心他们的情感需求。“她个人的恼怒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了。”[169] 今天，我们提倡非暴力教育。必须尊重孩子，不能给他们造成心理创伤。“必须做出改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努力为他们维持干净和友善的语言环境，保持话语的文明。不粗俗，不偏不倚，通情达理。”科琳娜·迈尔(Corinne Maier)在她的檄文《没有孩子》中这样讥讽道。[170] 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很怕被妈妈责骂。如果她像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的高音喇叭那样对我说话，我会更害怕。“现代有个悖论：要帮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却并没有让女性也成为活出自我的个体，而是让她们回归母亲的身份，剥夺了她的个体性。必须要跳出这个悖论。”迪迪乌·勒库克这样分析道。[171]
在工作领域，女性也有被“消融”的风险。这里同样有束缚，同样有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比如打压女性看护者——乡下的治疗师或官方认证的女性治疗者——和在医界建立男性垄断，这种现象一开始是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后来又传到了19世纪末的美国，可以此为典型进行分析：当女性被允许重回医疗岗位时，只能作为护士出现，也就是说她们处于科学“巨人”的助手这一从属地位，这是根据她们的“天性”给她们分配的职位。[172]如今在法国，很多职业女性不仅是从事兼职工作（占职业女性总数的1/3，而男性从事兼职的人数仅为职业男性总数的8%[173] ）——这不算完全的经济独立——也就是说不算独立，而且她们从事的职业都被局限在与教育、照顾孩子与老人相关的行业，抑或只是助手的职位：“近一半的女性(47%)总是集中在十来个工种之内，比如护士(87.7%)、家政或育婴保姆(97.7%)、护工、秘书或教师。”[174] 然而，西尔维娅·费德里希指出，在中世纪时，欧洲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从事许多职业：“在中世纪的城镇里，女人们可以做铁匠、屠户、面包师、烛台匠、帽匠、酿酒师、羊毛梳理工或者是小商贩。”在英国，“85个行会中，有72个都有女性从业者”，并且其中有几个行会，女性占主导地位。[175] 所以，20世纪开始的这场较量不是女性的攻城略地，而是收复失地。这场光复依然任重道远：女性仍被视为工作领域的僭越者。心理学家玛丽·博赞(Marie Pezé)认为女性所处的从属地位与她们所遭受的骚扰与侵犯有直接联系，“只要女性命运中的这种贬低没有被迎头痛击，我们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她总结道。[176]
“服务”的本能反应
即便有能力从事某些有声望的职位或某项创造性的工作，女性也会因为心理障碍或身边没人鼓励而中止冒险尝试。于是，她们宁愿以间接的方式实现职业志向，在男神、朋友、雇主或伴侣身边扮演顾问、“小助手”或配角，一直遵循着医生/护士的老套路。某件T恤衫上的女权标语就旨在打破这种心理阻断：“去成为你爸妈想让你嫁的医生吧”。在科学的历史上以及艺术的历史上，曾有许多男性窃取了其女性伴侣的劳动成果——比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他在自己的书中就用了他的妻子泽尔达(Zelda)的文字。而等到泽尔达自己要出一本文集时，就只能署名为：作者的妻子。[177] 但我们也从中看到，女性自己在心中默默接受了这类二把手或助手的身份设定。
艾丽卡·容笔下的女主角伊莎多拉·温的母亲也曾提醒女儿警惕那些艺术家或有抱负的艺术家，因为她母亲本人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伊莎多拉是这么说的：“我祖父之前就常在我母亲的画上再作画，而不去自己买新画布。为了躲过祖父的魔爪，有一段时间，我的母亲将爱好转向了诗歌。但后来她碰上了父亲。他自己写诗歌，会从母亲那里偷几个诗歌意象放到他自己的诗节里。”至于伊莎多拉自己，不管她多么真诚又深切地渴望写作（“我想重生，在写作中建立自己的新生活”），她仍深深地怀疑自己。在小说的最初两版草稿中，叙述者都是男性视角的：“我单纯觉得，人们是不会理会一个女人的观点的。”所有她熟悉的话题在她看来都很“平庸”“过于女性化”。而她也不大指望身边的人能对她表示出热诚的鼓励。她的姐姐，同时也是9个孩子的母亲，觉得她的诗歌“淫荡”又“露骨”，还指责她“不生孩子”：“你活得就像写作才是世上最重要的事！”当《怕飞》于40年后，即2013年再版时，艾丽卡·容在书的后记中承认，即使这本书已经卖了两千七百万本，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还筹划改编成电影，但她仍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诗人，只是有个写小说的恶习”[178] 。但不管怎样，书还是出了，带着它的女叙述者与“女性化的”主题；无数女读者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无数男读者也欣赏这部作品。它既象征着伊莎多拉与艾丽卡的胜利，也象征着她们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怀疑、心结与恐惧，因为她们一度担心自己永远无法找到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说回我自己，我想起十几年前，有一位我很欣赏的哲学家建议我们合出一本我与他的访谈集，当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种绝境中扣动扳机的声音——这事对他来说挺划算，因为是我来写。他说了些女权主义的话：比如我不能自我否定吧？比如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最锻炼我的机会等。但当他对我说：“你知道吧，到时封面上也会有你的名字哦，不只有我的。”他那施恩般晦暗不清的语气让我一激灵。我感觉我的额头上闪烁着“母鸽”这个词语——柔顺又服从。又过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是一位知名媒体人，他们还把谈话录了下来，想以此为素材写书。他想知道我“是否乐意”把它转录为文字。当我有点儿干巴巴地回答“呃……，不”时，他赶紧接着说：“没事儿，没事儿！这事儿看你高兴！”他赌了把，觉得以我对他作品的热情，再加上我的女性服务意识与低人一等的卑下感，就能把我变成任人驱使的志愿秘书——他差点儿就赌赢了。完全冷静下来后，我拒绝了之前共同出书的计划。相反，我倒出了一本书，封面上只有我的名字。
但如果你拒绝自我牺牲或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那你马上就会招来一波谴责。如果你的叛逆是出现在工作上，那别人就会指责你自负、个人主义，只顾自己飞黄腾达，想要的太多。马上会有一堆男人来跟你鼓吹爱岗敬业的伟大：这份事业大过你个人，你会从这份无私奉献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虽然他们自己极少这么做，但好歹他们听人这么说过。好巧不巧的是，为这份事业卖力通常会演变为替他们的职业生涯卖命。而这种胁迫奏效了，更何况当这些男人开始写作、创作或拍电影，总之不论投入什么样的宏图伟业时，他们的身上都自带着一股无形却又笃定的理直气壮与威风凛凛，想挑战这样的男性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你是在家里反叛，拒绝围着孩子来安排生活，那你就是个泼妇，是个坏妈妈。在这里，人们同样奉劝你抛却小我，并且鼓吹母性的至高无上的影响，它会明显改变女性特质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只有生了孩子，女人才不再只想着自己”，某位年轻的美国女性这么说道。[179] 少不得还有人会跟你说“没有人强迫你生孩子”，但是避孕与堕胎的权利又被认为会妨碍“好”母亲标准的强化[180] ，说得好像对“好”父亲标准的强化就没多大影响似的，这很奇怪，因为他们也参与了生育的决定。好多育儿金句首先都是针对母亲来说的，比如：“孩子生出来不是为了给别人养。”这话没错，但生孩子也不是为了让女人一直围在孩子身边，放弃个体发展的其他面向。并且养育孩子，也可以是给他们提供一个自我平衡的成年人形象，不过度异化也不过于沮丧。 [181] 最终，还是有些女人会被当作惯坏了的孩子，没有经历人生挫折的温室花朵。然而，艾德里安·里奇强调：“不要把母性机制与生孩子、养孩子混为一谈，也不要把异性恋机制和亲密、性爱混为一谈。”[181-1]
当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面世时，评论家兼作家安德烈·卢梭(AndréRousseau)感叹说：“如何才能（让女人）明白：彻底地奉献自我才能有无尽的充实感？”[182] 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纳丹出版社(les éditions Nathan)出版的《女性百科》(l'Encyclopédie de la femme)中，蒙萨拉博士(Dr.Monsarrat)还是以这样的措辞谈到对女孩子的教育：“她必须以最无私的态度来做事情。女性在生活中的角色就是为周遭献出一切：舒适、欢乐、美丽；保持微笑，没有抱怨，没有脾气，没有疲态。这是项艰巨的任务。要让我们的女孩子练就这种一以贯之且甘之如饴地抛却自我的本领。1岁时，她就得自发地知道去分享玩具、糖果，把她身边的东西都给出去，特别是她最爱不释手的。”[183] 一位当代的美国作家说出了连自己都感到迷惑的行为：自从她做了母亲后，每次吃饼干时，她总是吃饼干碎，而把完好的饼干留给丈夫和女儿。[184] 1975年，有个为反对“奴仆式当妈”而成立的法国团体喀迈拉(Les Chimères)[185]曾指出，就连艾芙琳·苏尔罗(Evelyne Sullerot，1924-2017)这样的女权斗士都把她的孩子还小的那段时光说成是她“自证其身”的几年。[186]女人们总抱有这样一个信念：活着的理由就是服务他人。而当她们不能生儿育女时，这进一步增加了她们的痛苦。20世纪90年代初，有个叫马丁娜(Martina)的墨西哥裔美国女人，当得知自己出于医疗原因必须摘除子宫时，她哭着给母亲打电话：“我觉得，从此以后，大家就彻底把我当成废人了。我之前就没给他（她的丈夫）把家里打扫得亮堂堂的，甚至还是他做饭。现在，我连孩子也没法给他生了！”[187]
人们唯一能想到的女性宿命就是献出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献出自我的途径就是放弃一切自我创造的潜能，而不是发挥那些潜能。因为毕竟，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挖掘自己的独特性，施展自己的个人抱负来充实我们周边的人，不管是当下的还是未来的。或许这也是我们唯一能追求的自我奉献方式了吧，因为这尽可能好地安置了我们灵魂中不可消减的自我牺牲的那股能量——如果真存在这能量的话。与此同时，对我们潜能的浪费仍在持续。“一个‘真正的女人’，是一座欲望之墓、梦碎之墓、幻灭之墓。”喀迈拉组织这样写道。[188]女人们，经常不怎么相信自己，不怎么确信自己的才能。不怎么笃信有权为自己而活的女人们是时候学着在污名化与恫吓面前捍卫自我了，是时候认真对待自己的鸿鹄之志了，也是时候在面对男性权威企图将她们的能量化为己用时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了。“请你们永远选择你们自己。”艾米娜·索乌(Amina Sow)说道。她是丽贝卡·特雷斯特遇到的一位从事数字信息系统方面工作的女性。“如果你把自己放在首位，你会走出一条非同凡响的人生道路。当然，人们会说你自私。但不是这样的。你有能力，你有梦想。”[189]
在中上阶层，许多母亲都放弃了充分施展自己所学的机会，以便全身心投入到对下一代的教育中，她们还想着要让自己的孩子们得到最好的教育。这种忘我本身就是矛盾。为了孩子的成功与发展而倾注的时间、金钱与精力透露出——至少是隐秘地透露出——她们对孩子成就大事的期望。许多心理学家、作家与教育家都建议要发现并帮助那些天赋异禀或“高潜力”的孩子，这也反映出这份期许无处不在。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实现自我的重要性与需要认可的合理性方面，存在广泛的认同。当然，我们付诸努力的对象不仅有小男孩，还包括小女孩。没有人会差别化对待：我们又不是在18世纪。然而，当这些小女孩将来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们之前倾注的一部分资源很大可能会付诸东流。当她们成年时，突然间就像变戏法一样，每个人都觉得，现在对于她们来说，成就自己不再是人生中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是在家庭生活方面的成就，这让人觉得之前为了她们的教育而忙碌只是为了折腾她们的母亲。保证自家孩子未来成功的大任就这样落在了她们的肩上。倘若她们想兼顾家庭生活、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活，她们就要遭受当妈之后的不公正对待，而与此同时，当爸却一点儿也不影响男人的职业生涯或远大抱负。总之，如果想做到逻辑上的前后一致，要么就放缓对女孩的教育，要么就在对其培训中加上一门严肃的游击战训练课，教她们如何应对男权，同时积极改变现状。
“母性镣铐”
当然，什么也不能阻止一个女人一面生孩子，一面在其他领域实现自我。而且，这样的女人们甚至会得到热烈的鼓励：你们终于勾选了人生清单上重要的一项——成为母亲，我们的公序良知与自恋的人类集体都会为你们高兴。我们不愿承认自己首先将女性视为生育者。（“祝您‘真正的’项目好运！”一位魁北克大学的教员对另一位怀孕的教员这样喊道。[190]）但此时，你关注的是如何拥有充沛的精力、良好的组织力、强大的抗疲乏能力；你关注的是如何不嗜睡、不犯懒，不讨厌按点上班，如何能多线作业；还有一群女作家絮絮叨叨地刺激你的神经，标题是这样的：“鱼与熊掌要兼得”或者“如何既生了孩子又不迷失自我”。[191]“协调”之道也喂饱了一众编辑人员；协调得好的佼佼者，还会接受博客与女性杂志专栏的采访——我曾经看到过一位单身父亲被邀请谈谈自己的日常；还有一次，采访对象是一位同性恋母亲。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提问的对象都是异性恋女性。这也可以理解，因为确实是她们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最多。[192]但这也让这一状况变得习以为常，从而掩盖了这一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不公。这会给人一种错觉，认为这种复杂局面没有什么外部因素影响，一切取决于她们以及她们自己的组织力。这就为那些处理不好此类状况的女性平添了几分罪恶感，让她们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几年前，作家娜塔莎·阿巴娜(Nathacha Appanah)因为一个电台节目而采访了她的三位巴黎女同行与两位男同行，让他们聊聊自己的工作。她说，男性们，一个与她约在圣心(Sacré-Coeur)广场，另一个约在美丽城(Belleville)的一家咖啡馆。而采访的女性都把见面地点定在了家里：“当我们在谈论她们写的作品，谈到创作的起源、写作时的仪式感与自律时，其中一位当时刚把碗洗完，给我沏了杯茶；到了另一位那里，她一边收拾着满客厅乱扔的玩具，一边注意着放学的时间到了没。她跟我说，就为了能写点儿东西，她每天早上5点醒。”那时，娜塔莎还没有孩子，享受着充足的自由。当她自己成为母亲后，她也体验到了这种“时间零碎化”，“在看孩子的临时保姆突然取消约定和思路卡在小说第22页之间的头脑体操”。“我花了好几个月寻找从前那个我，那个更集中、更高效的我。”她承认道。有次她和一位有三个小孩还四处旅行的作家聊天，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回答说是“运气很好”。她评论道：“我猜，这是用一种时髦的方式在说‘我有一个好老婆’。”她统计了一下：“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都没有孩子。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有两个孩子，在39岁时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有三个孩子，在60岁时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索尔·贝娄（Saul Bellow，男）有几个孩子，也出了几本小说。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也有几个孩子，也出了不少小说。”[193]
她并没有细讲她遇到的那些人是否属于以写作为生的那一小撮作家。然而，当自我成就是有偿工作之外的一项活动，而非有偿工作本身时，自我实现就变得更加困难了。诚然，成为母亲的体验也会激发创意；但仍需满足物质条件才能最终让作品面世，而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这里存在着巨大的职业、家务、财政资源、健康与精力方面的差异。36岁生了女儿且自认为喜爱母职的艾丽卡·容在自传中也嘲讽“才女人生中的二选一”：一边是孩子，一边是书。[194]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认为二者不能两全。但或许因为她是个畅销书女作家，而不是在糊口营生之外的夹缝下努力磨炼自己才华的普通人，才有底气对这种两难的抉择嗤之以鼻。
英国小说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在1997年公开说过：“如果我是个异性恋者，那我就不会有今天在英国文坛的地位。虽然这事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但是虱子多了不怕咬——我还真无法想象一个女文人在完成她想要的作品的同时，还过着寻常的异性恋生活，生一堆孩子。这样的女人存在吗？”她解释说，她在年轻的时候，也同几个男人交往过，但总是“本能地”避免长期关系以捍卫自己的志向。“关于女人如何和男人一起生活，如何养育孩子，又如何完成她们想要的作品的问题，从没有被老老实实地正面回答过。”[194-1]
然而，有一些女性，不管她们是否与男人一起生活，不管她们是否感受到了使命的召唤，她们都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来避免自己被淹没在忠诚的女仆这一角色中：不生养孩子；成就自我，而非传递生命；创造一种省略母亲属性的女性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