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真正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将做母亲这件事变成了什么之后，逻辑上唯一说得通的态度就是拒绝母职，”40年前，喀迈拉组织就这么写过，“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如果这么做，你就拒绝了一项重要的人类体验。”[195]对于艾德里安·里奇来说，做母亲作为某种成规，很明显地“将女人放到了某个隔离区，削弱了女性的潜能”。作为第一批诚实记录做母亲的情感矛盾的女作家之一——里奇有三个儿子——她说过：“这种情感冲突就像无底深渊，让人挣扎在捍卫自我与母性召唤之间，很可能呈现为（在我这里的状况就是）切实的痛苦。但这种痛苦还不及生产疼痛等级中最小的那种。”[196]而科琳娜·迈尔呢，她没有这样的烦扰：“您想要平等？那先别生孩子了。”[197]换言之，肚子要罢工：早在避孕合法化被通过之前，在（男性间的）争论中就透出了这份巨大的恐惧，同时也是一种奇怪的承认——因为毕竟，如果做母亲真如我们社会上所说的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妙体验，为何女人们要绕道而行呢？
从此之后，那些没有生育渴望的女性享受到了切实的利益。她们省去了里奇所说的自我撕扯的工夫，发现心头上那几块大石中有一块神奇地消失了。或许那并不是阻碍平等的最大障碍（也不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心中大石），但总能迎来心里的一阵轻快。有一位确定自己不要孩子、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的年轻女性，回忆起术后第一次性事时的兴高采烈，以及“无限的自由感”：“我记得当时在想，‘原来这就是男人们感受到的！’我再也不会变成大肚婆了。”[198]
在欧洲，自从猎巫时代起，政治势力就开始抓着避孕、堕胎与杀婴这几个话题不放。[199]这三个主题——即使第三个不与前两个放在同一层面来讨论——经常成为进行抗议的利刃，抗议的主题有时是针对女性开出的条件，有时是整体的社会良俗。在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Beloved，1987)中，女主人公塞斯(Sethe)杀死了自己刚出生的小女儿，因为不想让她背负为奴的一生。玛丽斯·孔戴(Maryse Condé)为1692年塞勒姆女巫事件中被控告的奴隶蒂图芭(Tituba)写了一部小说。[200]在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发现自己怀了心爱的男人——约翰·印第安(John Indien)——的孩子后，决定打掉。他们两人当时都从属于邪恶的牧师萨缪尔·帕里斯(Samuel Parris)，觉得自己迷失在了这冰冷的马萨诸塞州，周围都是充满敌意与恶意的村民。“对于一个女奴来说，做母亲不是一种幸福。蒂图芭这样说道。这等于将一个无辜的小生命放逐到了一个无力改变命运的充满奴役与卑鄙的社会。在我的整个童年时期，我一直能看到一些女奴杀死自己的新生儿。她们将一根长刺扎进婴儿那软乎乎的脑袋，或者用有毒的刀片切断他们的脐带，又或者是趁着夜里把他们抛到恶鬼出没的地方。我听到她们交流药方，那些做出来的药水、洗剂或注射剂能够让子宫永久绝孕，让子宫变成铺着猩红色裹尸布的坟墓。”当她被诬告为女巫时，约翰·印第安乞求她招供出他们要她供认的人，让她尽一切可能保住性命，为了他们将来的孩子。她朝他喊道：“我永远不会在这没有光的世上生孩子！”在她出狱之际，当铁匠一锤砸断戴在脚踝和手腕上的锁链时，她嚷道：“没几个人能走这霉运：出生两回。”当得知自己又将被卖给一位新主人时，她开始“认真怀疑”那个教给她一切的老女巫常对她说的一句话：生命是个礼物。“生命是个礼物的前提是，我们每个人都能选择降生在哪个肚子里。急匆匆投生到某个穷苦的、自私的或年纪尚轻的女人腹中，重蹈上一辈人的倒霉覆辙，加入被剥削、被辱骂的一方，还要被强迫接受某个名号、某种语言、某些信仰，啊，这是何等的苦难！”面对她所经历的没有尽头的暴行，她开始“想象生命有另一条轨道，有另一种意义，有另一件要紧事”。她想着：“生命该有另一种滋味。”但是，母亲的身份仍让她生出矛盾的情绪；她犹豫了，怀疑自己的抉择。她回到了故乡巴巴多斯岛(Barbade)，重新成为一名自由的疗愈师。她远离人群，独自居住在一个临时小屋里。当看着刚刚救治的小女婴静静地躺在她母亲的怀中时，她担心自己之前拒绝成为母亲是错误的选择。当再次怀孕后，她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但她要行动起来，让这个世界在新生儿到来前有所改变。可以想见，这种对抗并不会给她带来什么好处。
如今，在各种惊惶或绝望中犯下的杀婴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恐慌。人们将杀婴的女人看成怪物，不愿追问是何种情境逼她走向了极端，也不愿承认一个女人会不惜任何代价来拒绝做母亲。2018年冬天，在法国纪龙德省(Gironde)，37岁的拉莫娜·卡内特(Ramona Canete)因犯下5起杀婴案而接受审判。这些婴儿源自婚内强奸。“我表达了拒绝。整个过程中我都在哭喊。事后我还在哭。”被告人说道。[201]她的丈夫也出庭了，但只是作为普通证人。1974年，在美国，38岁的乔安娜·米哈尔斯基(Joanne Michulski)在自己郊外小屋前的草坪上，用一把屠刀砍下了八个子女中最小的两个的头。她被认定为精神错乱并被拘禁。她的丈夫表示，她之前从未对孩子们使用过暴力，并且看起来很爱他们。他只说道，这几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带着期许出生的。住在旁边房子里的牧师也作证说，打从这一家人搬进这个社区起，那个年轻女人就是一脸“平静的绝望”。艾德里安·里奇分析道：“这个社会并没有承认在父权制度下对母亲身份的成规性暴力，反而谴责女性，逼得她们最后爆发，犯下心理病态的暴行。”[202] 2006年，一个法国女权组织收集到了某位似乎年纪稍长的匿名女性的证词。据她所说，她曾两度独自生产并扼死婴儿。她在18岁时就结了婚，21岁时已有了三个孩子。她与孩子们一直被关在家中。“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抽屉：敲一下，就往里塞了个孩子；当抽屉空了，就再塞一个。就这么回事儿。”当她试着逃避性事时，她的丈夫就打她。“我不必有任何欲望。看上去，我似乎拥有想要的一切：每天吃着饱饭，孩子们也去上学了。他不想了解我有没有别的期望。他根本不关心这个。”她尝试用各种方法堕胎，成功了九次。但不是每次都奏效。“这很不人道，但到了那个节骨眼，你就只剩下这一个法子了。”将她的故事广而告之的女权组织意欲打破某种幻觉：大家误以为，既然避孕与堕胎都被许可了，那在法国就不再会有他们所认为的非自愿怀孕。[203]
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只是让日子变得有希望，都得先让生孩子变成随心所欲、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一件事。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坚称在女巫出现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都表现得很残暴。在他看来，为了让女巫与魔鬼的契约这一传说成立，必须要有“冷酷无情的时代所带来的致命压力”，所以，与下方的黑暗相比，“地狱本身似乎应当是一个庇护所和一个避难所”。在这种情形下，农奴“非常担心孩子多了非但供养不起，还会让他的命运变得更加糟糕”。女性活在怀孕的梦魇中。整个16世纪，“不生育的渴望与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了”。相反的是，“教士、领主们”倒希望自家多添几个农奴。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共同的想象中，巫魔夜会就像是两派势力交锋的道场。它给穷人提供了一种魔幻的救济手段，以对抗富人的生育指令。魔鬼学家确实都认为“从巫魔夜会回来的女人都不会怀孕”：“撒旦会让庄稼发芽，但会让女人不育”，米什莱这样总结道。[204]而在现实世界中，实施节育操作的是那些女性疗愈师，也因此她们遭到了残酷的打压。
“地狱本身似乎应当是一个庇护所”：这个反转并没有发生在米什莱的时代，却出现在了亚历山大·帕帕迪亚曼蒂斯(Alexandre Papadiamantis)的小说《小女孩与死亡》(Les Peties filles et la Mort，1903)里。卡杜拉(Khadoula)是一位希腊的老农妇，作为巫师的女儿，她平时做着助产士与疗愈师的工作，她因社会里女性们的困境而感到痛苦：这些女孩们只是从这一种奴役走向另一种奴役，从服侍她们的父母变成服侍她们的丈夫、子女，而她们要嫁人时，置办她们的嫁妆还可能掏空一家的家底。所以，当卡杜拉参加周边某个小女孩的葬礼时，她不由地感觉如释重负：“晚上，当老卡杜拉来到办葬礼的人家里参加慰灵仪式时——其实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安慰可言，她满脸喜悦，替无辜的新生儿与其父母高声感谢上帝。此刻，悲就是喜，死就是生。一切互相转化，互相循环。”她在心中自问：“我们能为穷人做些什么？我们给他们的最大礼物，就是不得不——原谅我，上帝！——给他们一些绝育的药草，或者是只生男孩子的药草……”当她凝视着刚降生的孙女时，她苦涩地喃喃道：“她来这儿是来受苦的，也让我们受苦。”她一下子失去理智，勒死了婴儿，踏上了逃亡之路。到了小说的结尾，虽然卡杜拉的行为可怕，但帕帕迪亚曼蒂斯还是将他的女主人公护送到了远离男人社会的某个所在，让她重返自然。[204-1]
奔向其他出路的冲动
在1348年的黑死病狂潮还未卷走欧洲1/3的人口之前，教会对生育率一向漠不关心。要是照理想教义来说，它倒是希望大众都能禁欲节制。但之后，情况变了。到了16世纪末，方济各会[205]的让·本尼迪克蒂(Jean Benedicti)宣扬无节制生育，并向家庭保证，就如同鸟类一样繁衍，“上帝会满足他们的需要”[205-01]。18世纪，欧洲人口暴增，但生育派仍大力鼓吹生育，只不过所用的噱头没那么诱人了。在19世纪末的法国，生育率仍是一百年前的水平，与整个欧洲的趋势背道而驰，生育派因而振臂疾呼“为了社会稳定，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保卫种族！”生孩子：由此带来的工人家庭之间的就业竞争会让他们更为顺从，需要大量士兵参加战争，从殖民地来的移民对民族认同造成了威胁。 [206]
由于某种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看起来关注民生、尊重生命的反倒是那些接受或提倡限制生育的人们。猎巫者会毫不犹豫地折磨可疑的孕妇，却不会处决幼儿或逼他们观看对他们父母施行的酷刑。[207]当今，没有什么比反堕胎斗士贴上的“保卫生命”这个标签更具欺骗性的了：他们中有好多人支持死刑，在美国的还支持武器自由流通（2017年，有15000多人死于此因[208]），可没见他们用同等的热忱去反对战争或反对污染，要知道，2015年全球死亡人口中有1/6的死与污染有关。[209]“生命”这个词，只有用在消耗和拖垮女性生命时才能让他们热血沸腾。生育主义关乎权力，而非出于对人类之爱。并且它只涉及女人中“好”的那一类：史学家弗朗索瓦丝·威尔杰(Fran?oise Vergès)指出，在20世纪60-70年代，法国政府一面拒绝在本土将堕胎与避孕合法化，一面又在海外领地鼓励堕胎与避孕；比如在留尼旺岛[210]，白人医生做了上千例绝育手术与堕胎手术。[211]
决意打破繁殖链，可能是为自己的生存状态重启了赌局，也可能是力量平衡的重新洗牌，可能是松开了命运的钳制，也可能是扩大了此时与此地的自由。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研究者卡洛琳·M.莫雷尔(Carolyn M.Morell)与凯伦·赛肯(Karen Seccombe)指出，选择不生孩子的并不只局限于少数上层阶级女性：在莫雷尔采访的女性中，有3/4来自贫困或工人阶级家庭。这些上层阶级女性都事业有成，都直接将自己社会地位晋升的原因归为决定不生孩子。其中有一位叫格洛丽亚的43岁的女医生这样说道：“如果我讨喜又温顺的话，那现在的我或许生活在佛罗里达，带着六个孩子。我或许会嫁给某个机械师，然后天天想着下个月的账单怎么办。这不是我要的。”46岁的萨拉，童年时期生活在费城南部聚集着东欧犹太移民的街区里，她说：“那很像是生活在犹太区，那时的我愿意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大、更好的角落。从八九岁起，我就时常在白天溜出去。坐着有轨电车一路到市中心。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里滕豪斯广场(Rittenhouse Square)，然后再搭巴士坐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只为看一看，听一听。”1905年，某位署名为“无子之妻”的匿名美国社工写道：“我发觉，如果女人处于被支配的状态，那常常是因为她们有孩子而没有钱。有孩子妨碍她们有钱。我发现，有一笔自己老老实实挣来的、足够的钱，就能获得自由、独立、自我肯定以及自在生活的能力。”[212]不生孩子也不再只是白人女性的选择：在生于1900-1919年之间的非裔美国女性中，有1/3没有生孩子，这人数已超过选择不生孩子的白人女性。[213]
对抗大多数人都安之若素的世人潮流与生活方式，仍是科琳娜·迈尔于2007年所写檄文的中心思想。她抱怨人们先是在学校、后是在公司里安营扎寨——这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机遇，而是某种围困。她哀叹，生孩子就是将探寻生命意义的任务“交棒给下一代”。“我们生活在一个蚁族社会。望到头的人生愿景就是工作与生孩子。一个将生命局限在挣口粮与自我复制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因为它没有梦想。”[214]她从生育中看到了现有体系的限制。生育让我们不得不保持某种可能导致生态灾难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保证了我们的驯服（因为我们“有孩子要养”，身上背着债，等等）。卡米耶·杜思烈(Camille Ducellier)在自己的电影《女巫，我的姐妹》[215]中致敬了女作家克洛伊·德罗姆(Chloé Delaume)。克洛伊回应道：“我就是未产女性，我永远不会生孩子的。我憎恶谱系以及那些有毒的杜撰。‘继承’这一概念只不过相当于最后一个携带者身上的病毒。”她还说：“你成天想的都是如何对抗肚皮的恐惧，往里面塞满胚胎：这是一种缓解焦虑的行为，只有吃抗抑郁药的人才会那么做。”[216]
尽管我自认为是个相对和善又冷静的人，但我近乎惊恐地发现，每当想到生育以及我拒绝的原因时，我的心头就会迅速窜起一团怒火——啊，再次出现怒火了……不愿生育或许是一种让社会为其缺陷与失败负起责任的方式，是拒绝忘却与原谅的方式，是宣告不会有任何和解的方式。这也是他人会为此感到不安的原因。但此处的“否定”是“肯定”的另一面：它源于一个念头，即人类的冒险本可以更好地展开；也源于一种对我们将生活与世界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反抗；还源于一种能够通过没有孩子的存在方式，更好地逃避顺从，以及共同命运的压迫与陷阱的感觉。这个选择提供了一种氧气袋、一个丰裕之角。它准许人恣意地活，放开来过：你会在其中发现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自由，你可以无限畅游，直到筋疲力尽，不用担心做得过头了，凭直觉行事，有趣的事情往往开始于人们认为应该阻止其发生的时候。在我的逻辑里，不传递生命的火把，才能充分地享受生命。至今为止，这番论调也只让我和一位朋友争吵过一次。那次争吵十分激烈，是在闲聊当中毫无预警地爆发的。后来，尽管我们试图重归于好，但我们的友谊已回不去了。那个男人与我父亲同年，所受的天主教教育在他身上根深蒂固。虽然不能直接把他等同于严苛的天主教徒（不然我们之前也成不了朋友），但正是这种敏感让他有了那样的反应。另外，在争论的交锋中，他的话里也带着浓烈的宗教意味。他挥舞着食指，狠狠地对我说：“希望是不会被割裂的！”对啊，有时候，不生孩子就是不“割裂希望”的最好办法。
关于（不想）生育欲的微妙变化
我的生育观使我成了我所在这个社会里颇为尴尬的异类。在法国，只有4.3%的女性与6.3%的男性宣称自己不想要孩子。[217]不过，与大众预想的相反，尽管20世纪期间没生孩子的女性数量一直在下降，但今天的“绝对不育率”（不管是什么原因）已到达了13%。[218]虽然法国的生育率在2015年经历了第一次下降，但到了2016年与2017年，法国的生育率又稳坐欧洲第一，爱尔兰也表现不俗。[219]其中一种解释是，儿童保育服务发展得不错，使女性不必像德国那样在工作与做母亲之间抉择。另一方面，近几年来，美国关于无子生活的出版物层出不穷，从侧面反映了美国的生育率再次跌到了2013年的历史最低点。但先不必为之感到悲伤，还有移民撑着呢。40岁至44岁之间从未生育过的女性比例，从1976年的10%升至2008年的18%，所有的社群都包括在内。[220]作家劳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认为，“如果对女性没有给出更妥当的安排，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的。这里所说的安排不只是让孩子父亲更多地参与到育儿过程中，还要投入比现在多得多的公共资源用于孩子的看护，包括要高薪聘请专业的团队——而不是由一些低报酬的女性，在家带着自己的孩子。”[221]在欧洲，除了德国，整个南部（包括意大利、希腊与西班牙）的生育率都在下降，主要原因是欧盟的政策以及儿童保护措施与方式的不足，人们普遍谨慎起来。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性中，近1/4没有孩子。[222]
我们无法将所有人简单地一刀切：一边是不想要孩子的，所以他们没有孩子；一边是想要孩子的，所以他们有孩子；有些人没有孩子可能是因为经济困难，或是个人生活环境所致，但他们其实是想要孩子的；反之，另一些人有孩子，但却是在计划之外的。更何况从文化的角度看，堕胎还不怎么能站得住脚：有些夫妻即使并不反对这项权利，但是当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条件与感情基础作为支撑时，他们还是会抵触这种中止妊娠的途径，而选择进行下去。再者，面对铺天盖地对家庭人伦的宣传鼓励，可以想见有不少人是迫于社会压力而非出于个人冲动而成了父母。在夏洛特·德贝斯特采访的自主不生孩子的人之中，有位叫桑德拉(Sandra)的女士说：“我真心认为，如今的生育欲中有90%是社会性的，只有10%才是主观与自发的。”[223]（关于此处的百分率，欢迎大家自由讨论。）然而，在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个关于孩子的想或不想——不管这个想或不想的未来命运如何——然后我们再用一条条论点来支撑这个想或不想。这种情感倾向源自某种复杂又神秘的情感变迁，而这种变迁会打乱所有的预设。如果你曾有过一个悲惨的童年，你可能期盼着象征性地修复它，或是放弃无谓的努力。你是个乐观开朗的人，也可能想要保持没有孩子的人生；你是个沮丧的人，也可能会想要个孩子。我们无法预测生子倾向的大转轮到底会停在哪个格子。“一个人可能出于某些原因想成为父亲或母亲，但相同的原因也可能导致另一些人选择不生育。这些原因包括：想要扮演人生中的某个角色，想要施展影响力，想要找到自我，想要和某人建立亲密联系，想要寻求欢愉与不朽，等等。”劳利·丽斯这样评论道。[224]再说了，人类能创造伟大的奇迹，也会制造不可承受的恐怖；人生很美，但也艰难，但还是美，但还是艰难，既美又艰难，既艰难又美……所以你不好代替别人来判断他们到底是想停在“美”还是“艰难”，或是选择将生命传递下去还是不传递下去。
有些人想看到自己以及伴侣映射在一个新角色里的模样，或纯粹是被有孩子环绕的日常前景所吸引，也有些人是因为二者兼而有之才生孩子。另一些人，或是想独自生活，或是想过二人世界。心理治疗师兼作家珍妮·萨菲尔(Jeanne Safer)就选择了后一种生活方式。2015年，她已经与丈夫一起生活了35年。她说，她与丈夫之间有“难得的心智与情感上的亲密”[225]。有些人想要为生活做加法，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切，承担随之而来的欢乐或不那么欢乐的一摊子事；另有一些人则选择更集中的活法，更收拢，也更宁静——这是两种不同强度的人生。对于我来说，且不论生育率下降对生态有益，我不愿给这个社会多添一位成员，首先是因为这个社会既没有为这个新成员的生存领域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还准备要给他使绊子。其次，我不想生孩子还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消费社会的产物，所以，我的孩子们就不能指望我来帮助他们面对生态危机。我十分认同美国小说家帕姆·休斯顿的一句话：“我不想接触用石油衍生物制成的尿布，我不想再多管一间建在不毛之地上的梦想之屋。”[226]但当我看到快七岁的安札(Hamza)戴着他的小头盔，兴奋地在约岛(l'?le d'Yeu)的小路上骑着自行车，朝海滩奔去时，我的心都快融化了：即使这并没有让我改变主意，但我也明白了世间的美好永远存在，我们还有时间和孩子一起分享这份美好，摆脱灾难的催眠。
在我看来，所有观念都有接纳的空间。我只是费解为何我赞同的那个观念如此不被接受，又为何大家一致认为，对于所有人来说，成功的人生必须有孩子？一旦有人违反了这项规定，就能听到从前对同性恋们说过多次的话：“要是大家都像你一样，怎么办？”甚至在人文科学里，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执拗的心态。社会学家安娜·戈特曼(Anne Gotman)就“不愿生孩子”这一话题采访几位男性与女性时，加上了一些恶意的评论以及或多或少地暗中诋毁他们的话。比如，她直接诊断说他们“与他人关系混乱”，或是谴责他们“无视延续人类香火的人类学与系谱原则所确立的面向”——不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写道：“如何反驳养孩子会耗费从工作、社交生活到个人生活的时间这一说法？”她立马接着说：“但这算问题吗？”当她采访的某位女士说：“我不想要孩子，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她就像集市里的算命师一样认定受访者说的后半句“本身就可以被解读为承认有问题”……她书中的每一页都透露着不认同。她指责那些人是自己害了自己，并指责他们表露出的要我们认同他们的选择这一要求“太过分了”[227]……
缺乏思考的区域
在有75亿人口的情况下，种族灭绝的危机看起来并不存在，更别提生育率不足会导致这种危机了。正如作家与喜剧演员贝西·赛尔金德(Betsy Salkind)所说：“在上帝说‘繁衍生息’时，地球上只有两个人。”[228]至少在西方，避孕方法是随处可得的，反之，生孩子也不再享有先前的经济优待。并且，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再相信有更好的未来（甚至连有没有未来都难说）的时代，在这个人口过多的星球上，到处是各种污染留下的疮痍，开发仍在癫狂地持续中，西方还有法西斯在叫嚣。我想起威廉于2006年开始画的一幅画：在一个豪华、温暖又舒心的房间里，一个中产阶层家庭在聚会。在画面中的一角，房子有面墙是通向破败的外部世界的，那里到处都是汽车残骸与摇摇欲坠的建筑物。一些瘦弱的人爬行于鼠群之间。在墙面开口处，父亲指着外面的一片荒芜对惊恐的女儿与儿子说：“总有一天，这一切终将属于你们！”但承认吧，在要把某人推进这样的环境中时，还是会有一丝犹豫，每个人都会在这种恐怖中尖叫。当然，还是有一大堆想生孩子的理由；但生孩子这件事已不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我们怎能忘记稍微实现一点儿自己的预设呢？
围绕生子这个话题，大脑总是犯懒，思考得不够。据说生孩子这事是本能，但这一前提本身就值得怀疑。美国随笔作家与女权主义者丽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说过，人们总是给出所谓的人人适用的办法。虽然这些法子总是失败，但不妨碍“别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些法子一传十、十传百”。她还发现：“‘人生要有意义’这个念头极少会冒出来。那些标准操作（比如结婚生子）不仅被认为本身就具有意义，还被看作是唯独具有意义的事。”她哀叹说人们都按照社会成规活得太整齐划一了，“但却非常悲哀”。她还说：“除了自己的后代之外，还有很多值得爱的。那么多别的事物需要爱，那么多别的工作需要爱，这些都需要世人来完成啊。”[229]这份联想的缺失也体现在Elle杂志上刊登的米歇尔·菲图西(Michèle Fitoussi)就科琳娜·迈尔的书《没有孩子》所写的愤怒书评上：“翻来覆去说的还是上一本书《你好，懒惰：关于工作无聊以及对抗它的方法》(Bonjour paresse，sur l'ennui au travail et les moyens d'y résister)里那套懒洋洋的理念。享乐权是唯一的信条。所以要扫除一切障碍。(……)这样一来就脱离了生存的折磨，我们整天就只剩下快活或凝视自己的肚脐眼，啃着姜饼(?)。没有爱也没有幽默，而这二者是幸福的组成要素。很可惜，她非常缺乏。”[230]在这里用爱引援，就跟电影《我娶了个女巫》一样，都是卫道士为了让各种评论噤声所使用的幌子。
要知道，没有孩子就意味着到你死的时候，不会留下你带到这世上的某个人，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你塑造的。你给他塑造的是一种家族气息，这是个巨大的包袱，有时会大到让人喘不过气来——里面有经历、命运、痛苦与宝藏，一代代地叠加，一代代地相传，直到传到你的手上。你可以期待有人为自己的逝去哭泣，可能是伴侣，是兄弟姐妹，是朋友，但这和有后代为你哭泣还真不是一回事儿。这或许是唯一难以接受的情况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知道不会有人像我想念我的母亲那样想念我。”戴安娜说的这句话收录在某本献给“两口之家”的书里。[231]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传承。同一种想象力的缺失让我们忽视了——有时候孩子也不传承或不一定以我们满意的方式传承——传承可以有许多途径：每个人的存在都会撞倒无数的木柱，留下深刻的印迹，虽然这些印迹并不总能为我们所察觉。两个选择不生孩子的美国人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们之所以辞职并骑自行车环游世界一年，是因为他们在沙滩上遇到了几个自行车车手。在交谈之后，他们做出了这一决定，那些车手们想必不会想到这次邂逅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影响他人的。”[232]孩子，只不过是我们大多数人来这世上走过一遭的证明，也是我们唯一被驱使着按照前人足迹再做一次的证明。再说了，就连孩子也不只有父母这两个塑造者。比如，难道你对前任与他人生的孩子，或者是经由你介绍认识的两个朋友共同孕育的孩子，不用负一点儿间接责任吗？
尽管避孕观念已渐为大众所接受，但仍然很难设想爱着一个人，渴求一个人，却不想与其生子的情况。因此，那些宣布自己不想做母亲的女性常听到别人说那是因为她们还没“遇到那个好男人”。这似乎也印证了某个隐晦的信念，即有成果的关系才是真正的性关系，或许是因为这成果提供了性事曾发生过的唯一证据吧，证明了关系当中的男人是“真男人”，而其中的女人也是“真女人”。波利娜·波拿巴[233]刚好有一句挑衅的话可以反驳这种观点：“孩子？我宁愿怀上一百次，也不愿意生一个。”因而，不该由此推论说生孩子可以证明发生过性行为（依我的浅薄之见，哪怕只花一分钟来证明也太浪费时间了），也不该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同性恋且坚决地反对而生孩子。
对女性生育自然观的挑战
异性恋伴侣之间的生育问题，更确切地说，就是女性生育问题，哪怕在进步人士看来，也是以“自然”论点——我们已在别处学会对此观点保持警惕——为主导的最后一块阵地。我们知道，几个世纪以来，最荒诞的——也是最压迫的——论断都有所谓从“自然”中观察得来的“明显且不可辩驳的”证据作证明。例如，1879年，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就断言：“许多女性的大脑，比起发育较好的男性大脑来说，在尺寸上更接近大猩猩的。这种低劣性如此明显，以至于没有人能进行片刻的反驳。只有关于其智识程度的问题值得讨论。”[234]现在回头来看，这段论述的荒谬显而易见。现在，我们已尽量避免从某种身体构造得出某种倾向，或将其推断为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比如说，在进步人士中，或许不再有人会向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指出他们的性行为是有问题的，说他们找错了人，或者说他们的器官的设计理念并不是要他们这么用的，但还是会说“不好意思，但你们没好好读使用说明，大自然说的是……”与之相反的是，只要一提及女性与孩子，所有人都随意起来：这是大自然的内裤派对——打个比方说。此刻你面对的只是一群狂热拥戴最狭隘的生态决定论的支持者。
她们有子宫，生孩子不就是她们义不容辞的事吗？在18世纪由狄德罗与达朗贝尔编纂的《百科全书》[235]里关于“女性”的词条中，描述完体貌特征后有这么一句总结语：“所有事实都证明，女性的归宿就是生儿育女。”[236]已经过去了几百年，我们没有任何进步。人们仍然坚定地相信，女人天生想成为母亲。以前，人们一说起女性子宫的自主活动，就会说“可怖的动物”“具有生孩子的渴望”“活跃，不顾理性，在想要主宰一切的强烈渴望的驱使下奋争”。[237]在人们的想象中，躁动的子宫如今让位给了一种叫作“生物钟”的神秘器官，虽然至今没有任何一台X射线扫描仪能定位它的准确位置，但当女性到35-40岁时，贴近她们的肚皮，就能清楚地听到那滴答滴答的响动。“我们已经习惯了不把‘生物钟’当作隐喻，只当作对人体的一种中性又实事求是的描述。”评论家莫伊拉·维格尔(Moira Weigel)这样说道。但其实“生物钟”这个用来描述女性生育力的说法，第一次出现是在1978年3月16日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某篇文章里，当时的标题是《对于事业有成的女性来说，时钟正在滴答滴答》(L'horloge tourne pour la femme qui fait carrière)。[238]换句话说：生物钟只是“反冲”(backlash)的前期表现，它与女性生理结构神奇的融合使之成了进化史上的独特现象，连达尔文都叹为观止……另外，既然大自然赋予了女性孕育子女的身体，所以当然还想让她们在孩子出生后继续给他们换尿布、带他们去看儿科医生。然后呢，既然做母亲的待着也没事儿，那就接着擦厨房地板、洗盘子、想着再买点儿卫生纸回来，以此度过后面的25年。这就叫作“母性本能”。对，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定，而不是——比如说——社会为了感谢她们承担了延续物种工程中最繁重的任务，去发动一切力量，补偿她们因生育而产生的各种不便；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如果你对此表示理解，那是因为你错听了自然的声音。
人们对从未生育过的女性总有一些旧观念。相反，对于准妈妈们，人们总是不吝赞美之词，比如“身体像花儿般全面绽放”“容光焕发”等——但根据当事人的体验，怀孕的经历千差万别——这也间接加深了人们对老姑娘就是子宫空虚、身材干瘪的刻板印象。然而，这是忽视了一个事实，正如劳利·丽斯所写的，子宫，即使在未怀孕的时候，也是个很活跃的器官，“它非常积极，它会积极表达月经期与性事的感受”。[239]顺便提一句，当未怀孕时，子宫的尺寸是很小的，所以，那种挂着蜘蛛网、被阴风吹得呜呜作响的枯井古洞之说都是胡扯。但还有人认为生孩子满足了女性在生理与情感上的需求，因此，生孩子也是约束女性欲求之法，不然她们就会失控。因此，逃避做母亲就是逃避净化与驯化的过程，逃避对身体唯一可能的救赎。而几百年来，身体已经汇聚起了许多的问题、恐惧与厌恶。“婚姻与做母亲是升华这一先天不足的身体的解毒剂。”大卫·勒·布雷顿曾这样写道。[240]拒绝解毒，就是继续散播混乱，引来别人的怀疑或同情的目光。然而，在这点上，我个人的经历又打破了这些偏见。我这辈子积攒了不少身体的毛病，倒是很庆幸不用和一个孩子——会先在肚子里揣一阵子，然后再占用我的胳膊——分享我所剩无几的身体资源。
有一次在某个会议上，在我刚发表完希望大家能够不再把做母亲看作女性必经之路的观点后，下一位发言人——一位专治不孕的医生——神情凝重地说，我的言论对他的病患来说“太可怕了”。这让我大为震惊。在我看来，情况正好相反。如果她们最终无法受孕，我的这番话对她们倒是有所助益。届时，她们应该就能跨过所盼落空的遗憾了，本来就不该让她们在伤心之余徒增“自己成了不完整或挫败的女人”这样的怨怼。许多医生惯常于对那些不想要孩子的女性进行道德绑架，比如对她们说“想想那些要不上孩子的吧”。然而，正如马丁·温克勒(Martin Winckler)在他关于法国医疗虐待的书中所提醒的：“做母亲不是连通器[241]现象。”[242]当然，一个很难怀孕的女性确实会对轻视怀孕机会的女性产生一瞬间的嫉妒情绪，但稍微冷静下来思考片刻，就能分辨出这种嫉妒是无端的：从一个怀不上孩子的女性的角度出发，强迫另一个不愿生孩子的女性，只会导致加倍的不幸。所有其他的说辞都意味着将女性视为本质同一的可替换的对象，而非个性鲜明、欲求不同的活生生的人。
这种观念仍十分普遍，以至于人们会强烈抵触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怀孕，对于想要孩子的是惊喜，但对于不想要的却是晴天霹雳。然而，网上一些详述怀孕初期迹象的文章都抱持着“来看的都是想怀孕的”心理，并不管其中有不少女读者明显是来咨询肚皮“恐慌”的。比如“致女性”网站(Aufeminin.com)上有一篇文章（《如何检测早期怀孕》）就自顾自话地说道：“您中止了避孕手段并期待着孩子的降临。但每一轮等待对您来说都是如此漫长……”相关的链接有“助燃生育力：80种有益食物”“受孕的最佳姿势集合”等。
我有一位女性友人，因为月经推后而担心怀上了她情人的孩子。但实际上，出于各种原因，她不太可能怀上。她有一位是心理医生的亲戚，将这种恐惧解释为她潜意识里想和她深爱的这个男人孕育子嗣。而我的朋友却不是这么想的：怀孕的念头在她的心中激起了这样的恐惧，是因为她无法完全确认自己怀不上。“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潜在的矛盾心理，真的是非常、非常不明显，所以……但我们能确认所有人的默认标准答案都是渴望要孩子吗？”她困惑地问我。嗯，这是个好问题，即便很多人都认为不值一提。马丁·温克勒曾提到，有一天他的同事对他说的一句话，让他感到很震惊。这位同事说：“好吧，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开出一个避孕环或植入器的处方时，是在强行唤醒女性想怀孕的潜在渴望？至少，那些吃了避孕药的女人们就会忘记这个念想，纵情享乐！”一位年轻女性也对他转述了她的妇科大夫对她说的话：“如果你来月经时肚子疼，那是你的身体在呼唤着怀孕。”[243]
在《女人与德勒夫医生》中——很明显的文字游戏[244]——瑞典小说家马尔·坎德笔下的著名的妇科心理分析师向他的女病患提出建议，如果想缓解耗尽她那薄弱不足的智力所带来的痛苦，可以尝试下普遍灵方——成为母亲，因为其“无比神圣”“能净化女性的心灵”。当这个年轻又没什么头脑的女病患说不想要孩子时，他差点儿从沙发上摔下来。“我的小姐啊，所有的女性都想要孩子！(……)出于某些原因，女性通常意识不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欲望和需求。(……)她们的真实感受需要由我这样的分析师来解释，这样她们才不至于被这些欲望裹挟或吞噬，她们才不会因体内有着这文明世界里最混乱的骚动而走上歧路！”为了支撑他的观点，医生递给她一本积满灰尘的书，那是他的导师、已逝的坡坡科夫教授(professeur Popokoff)的著作。他让她看其中所写的“所有女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孩子”这一段。然后，他匆忙地从她手里拿走了这本书，因为他突然想到她可能正在经期中。他对她嚷道：“您可别妄想凌驾于医学之上！有关女性的专业知识是经过了几百年在停尸房和精神病院中不断研究与总结得来的。无数的实验与理论在猪的身上、青蛙的身上、绦虫的身上，还有羊的身上得到了验证。您难以想象这些不可争辩的事实背后有多少文献在支撑！”[245]是啊，如此言之凿凿，很难不被说服。
还有更想不到的：即便是艾丽卡·容这样一位女权主义者也支持这一观点。当她在20世纪70年代回归美国的妇女运动时，曾解释过为何贝蒂·弗里丹（妻子兼母亲）流派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单身且无子）流派结盟失败：“抛却家庭生活的女人们嫌弃选择了家庭生活的女人们。或许这种仇恨有一部分是辛酸。因为女人对孩子的欲望是如此强烈，所以为了割舍这份欲望而付出的代价也是极高的。”[246]这真是奇怪的结论。如果真要从哪段历史中找出一点儿嫌弃、仇恨或辛酸的痕迹，那也是贝蒂·弗里丹这边表现出来的，她当时指责格洛丽亚引入了荡妇、穷鬼与女同性恋，败坏了整个妇女运动的名声。有很多人都说贝蒂·弗里丹是个尖刻又难以相处的人，而斯泰纳姆则显露出从容平静的个性。如果要选出一个形象来说明关于女性都渴望成为母亲以及这种渴望的实现将带来情绪缓和这样的成见，倒不知选谁更合适了。能写出与事实如此相悖的话来，可见教条式偏见有多么根深蒂固。
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法国。2002年，心理医生日内维耶弗·赛尔(Geneviève Serre)因为要写一篇相关文章访问了5位自主选择不生孩子的女性。但她在接触她们时就带着批判的目光。她是这么写的：“她们中有好几个曾经怀孕，且不止一次怀孕，但最终都决定打掉孩子。这一事实让人不禁联想：生育欲是一直存在于她们身上的，但它的声音没有被听见。”[247]怀孕被当成了无意识的生育欲的表现：这样的说法放在被强奸的女性身上成立吗？或者对于那些在堕胎非法的情况下，仍冒着生命危险要摘除胚胎的女性来说，这种说辞也成立吗？另外，如果非要承认其中有什么心理矛盾或隐藏的欲望，回到我那个因害怕怀孕而困扰的朋友的例子上，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还是会有一瞬间想回归到常态生活的。毕竟一辈子都逆流而行是件不容易的事。一位自愿选择不生孩子的年轻女性就说过经常觉得自己“在别人眼里就像是马戏团里的动物”。[248]
一个男人没做过父亲，充其量只是社会功能有所减损；而一个女人则被认为必须得通过做母亲才能实现深层次的身份认同。逻辑上来说，如果生育欲是天生的，那我们应该能在那些感受不到自己想要生孩子的女性身上检测到某种生理异常。检测不到这种异常时，人们就建议她们去做咨询，或者是这些女性的内心接受了那套所谓的规范，自己给自己做心理疏导。应该好好治疗，好好做工作，直到生孩子的念头自己冒出来。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在美容美体行业里存在的悖论：做一个“真女人”，就要流血流汗、刻苦努力以达到别人眼中的天生丽质。当涉及生育这一话题时，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论述就成了天性论有力的科学后盾，会为那些糟糕的陈词滥调镀上一层科学权威的金光。前面提到的心理医生日内维耶弗·赛尔在她采访的女性身上看出了某些在她看来“属于男性”的特质，比如“独立、高效、自律、对政治感兴趣”等，于是她写道：“她们身上男性的这一面，比如独立自主，或许是她们进入更被动、更倾向于接受性的女性状态的阻碍，因此她们无法欣然接受生命的馈赠，而这种心态对于女性进入母亲身份是十分必要的。”[249]此处说的母亲，是那些只满足于涉猎生活的神秘旋涡而将政治留给男人去操心的懒散又有依赖性的人：您说的是19世纪吧，您就待在那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