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何梅尼主义学生狂热、教条、极端而且十分暴力，他们在政府支持下，人数持续膨胀。许多教授被迫离开大学，不是因为受到官方整肃，而是遭学生赶走。根据索鲁什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委员会也认为这些革命学生被授予过大的权力来从事这些骚扰行为，委员会也花很多时间试图说服学生以更成熟的方式处理问题。索鲁什提到，学生想让大学无限期关闭，或至少关闭个二十年，但委员会却希望重启大学。
然而，激进派学生萨迪格．齐巴卡拉姆却表示，索鲁什在受到道德劝说时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齐巴卡拉姆后来成为一名知名的政治分析家，而且公开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扮演的角色道歉，他表示自己在整肃的过程中一直感到良心不安，于是他把自己的忧虑告诉索鲁什，他认为索鲁什是委员会中最明理也最包容的人。但是，齐巴卡拉姆表示，索鲁什两手一摊，「他对这件事毫不在意，看起来冷淡而漠不关心……，彷佛这些事发生在阿富汗，这些学生不是离乡背井的伊朗子民」13。索鲁什日后宣称齐巴卡拉姆夸大了自己的重要性，也夸大了他的重要性，他认为齐巴卡拉姆完全忽视了委员会里其他成员比他更有权力而且显然比他更支持整肃。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索鲁什至少知道自己身边的人就算不需要受到严重的谴责，但也确实乏善可陈。在大家眼中，委员会另一名成员法尔西是以残酷闻名的埃温监狱典狱长的好友。而就索鲁什印象所及，法尔西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总是直接前往监狱。他们见面时都谈些什么？法尔西是否带着激进派学生去见典狱长，如果是，目的是什么？他们在批判谁，那些人的下场如何？索鲁什并未继续思索这些事。但有些场面他无法避免或解释，有些时刻当法尔西出现在他身旁也令他感到不安。有一次，在索鲁什建议下，委员会与大学的教职员开会，一名教授发表他的关切与批评。最后，这名教授表示，委员会总是想刁难教授，但教授们不会屈服。「不，」索鲁什记得法尔西冷淡地回答，「我们不会刁难任何人。如果有人找麻烦，我们会杀了他。」
然而，或许做为一种典型，在往后数十年间，索鲁什在后革命时代初期的活动要比他那些一贯强硬的同事更受到详细检视。一部分是因为随着名望的累积，他的道德性格的一贯性成了全国民众注意的焦点，另一方面是因为索鲁什一直拒绝道歉。最晚到了二○一○年，他仍坚持自己未曾伤害过任何人。他是否曾对暴力镇压赋予正当性？他是否曾利用自己与权力高层的关系来保护那些比他更容易受伤害的人？当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遭到残酷对待，而他自己有一天也将遭受同样的遭遇时，他是否曾为这些人高声疾呼？索鲁什为自己与政府合作的时代筑了一道高墙，他总是这样响应批评者：为什么总是要问我啊？可恶的是我身边那些人呀！在难熬封闭的专制思想与统治时期，伊朗民众从索鲁什的作品中获得解脱，但索鲁什的说法无法让他们认同他是个坦荡荡的道德英雄。众人不仅对索鲁什的看法如此，对伊斯兰共和国的看法也是如此。
一九八三年，索鲁什离开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同年，委员会成员扩增到将近二十人，其中有许多是高级教士。索鲁什是唯一一位递交辞呈的委员，而这个委员会至今还在运作。索鲁什认为，委员会已无存在的必要；无论如何，他还是无法接受国家的政治逐渐转向非民主的方向发展。
当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在《宇宙报文化副刊》刊载索鲁什的作品时，这些文章引起了轰动。索鲁什获得何梅尼器重时，他也许未曾对遭受攻击的大学伸出援手，但在思想领域，他仍是一名战士。在不理性的年代，他积极捍卫理性，独自一人对抗体制，只要何梅尼还活着，他就会持续批评。索鲁什要求在浮夸的时期保持谦卑，在充满愿景的乌托邦主义时代主张渐进改革，在广泛仇外的年代坚持对外开放。
一九八○年代中期的伊朗，所有反对当局意识形态的势力才刚被击溃，索鲁什就开始拐弯抹角地批评「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以及支持者强加的僵化的伊斯兰道德规章。索鲁什在一九八四年写道：「先知并非被派到天使面前，先知不把人类当成不完美的天使，先知也不认为必须要把人类转变成完美的天使。人类就是人类，人类无法被转变成天使。」14索鲁什推论说，如果人类可以变得完美，而政治人物肩负着让人类变得完美的责任，那么这些政治人物就会把自己当成是真主在尘世的代理人，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而且妄自尊大地认为自己可以享有特权。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对何梅尼的直接批判。
索鲁什对教士提出质疑，当他撰文讨论宗教时，彷佛宗教可以透过理性与观察来加以探讨。这些探讨就像人类做的一切努力一样，总是有瑕疵，总是需要改进。不仅如此，索鲁什认为，虽然信仰的核心可能难以形容，但人类对于真主真理的理解与应用却建立在人类研究的局限、方法与时限上，无论人类研究的主题是政治、药理学还是宗教都是如此。因此，人类所有的知识学科必须相互链接才能产生有利的结果：如果思想家保持开放的态度，那么数学的进展可以造成神学的进展。索鲁什认为，不需要畏惧开放。世上不存在被分割出来的巨大西方传统威胁着要侵犯伊斯兰教。思想不属于任何单一的文化，而属于整个人类历史。
刊载索鲁什的文章之后，穆斯塔法让原本支持他的体制大感震惊。《世界报文化副刊》是官方喉舌，但它刊载的文章却让官方思想论述逾越界线。穆斯塔法的顶头上司穆罕默德．哈塔米感到紧张。穆斯塔法知道自己的做法会给哈塔米带来麻烦。如果穆斯塔法想让副刊继续存在，他不能只刊载索鲁什的文章，也应该让批评索鲁什的人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穆斯塔法找到索鲁什最难对付的对手，他是一名哲学家，名叫雷札．达瓦里．阿尔达喀尔尼。达瓦里与《西方毒害》的作者贾拉勒．阿雷．艾哈迈德同为艾哈迈德．法迪德的学生。法迪德是一名口述哲学家，他在一九五○年代晚期将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的观念传入伊朗。法迪德与他的学生接受海德格的观点，认为科学不过是一种哲学。根据伊朗思想家的说法，科学是一种与伊斯兰教竞争的西方宇宙论。这个世界要么是由科学上可发现的事实构成，不然就是由伊斯兰真理构成；两者不可能同时存在，因此必须承认伊斯兰真理居于首位，而且要保护伊斯兰真理免于受到科学方法与科学主张的侵害。
达瓦里把他的科学观点扩展到社会契约上。自由主义的政府观把社会契约化约为凡人之间缔结的契约，每个人都试图最大化自己的权利。但在这个世界观里，更高层的真理存在于何处？——道德与社会价值并非仰赖法律或契约而存在，而是由于真主的命令。对达瓦里来说，自由主义只是文明误入歧途，把个人自由置于神圣真理之上的另一种症状。一个有德行的社会必须接受监护而且要符合天启。其他的选择，包括致力于民权与人权的民主政府，都是腐败而空洞的。一九八二年，达瓦里谈到〈世界人权宣言〉明订的宗教自由时写道：「现代人在真理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但他却不与真理立约，反而与自己立约。」15
达瓦里认为，西方的政治问题源自于西方的形上学问题16。西方传统的基础，也就是西方的核心洞见，在于相信人类是宇宙的中心，而非真主是宇宙的中心。这种人文主义导致西方将宗教与哲学置于科学与科技之下——选择人民主权而非监护——而且将这种病症输出到全球各地。从他的观点来看，西方的思想传统是特异的与不可分割的。外人无法从西方的思想家或产物中进行拣选，任何思想家或产物最终都会导致人文主义而且接受人文主义的养料。就连伊斯兰哲学也因为受到古希腊的影响，所以也是不纯粹的。达瓦里转而诉诸苏非派神秘主义来废除自我，摒弃世俗的依恋，以及顺从真主。而顺从真主最终成了顺从由真主在尘世的代理人统治的国家。
一九八○年代中期，索鲁什与达瓦里的导师法迪德公开进行一场喧腾一时的论战。由于这两名哲学家都与统治当局有合作关系，因此这场论战得以完整展现在民众面前，而双方的论述也都在可接受的思想范围内。这是伊斯兰共和国时期最后一场公开的政治哲学辩论。
伊朗的知识分子或许对这场辩论的气氛感到兴奋，他们通常将这场论战形容成波普尔与海德格的代理人战争。索鲁什向读者介绍波普尔的思想，使波普尔的思想蔚为风潮，一九八五年左右，《开放社会》居然出现三种波斯文译本。由于索鲁什的缘故，波普尔在伊朗的名气无疑超越他在英国或奥地利的知名度，波普尔在英国与奥地利主要以科学哲学家与维也纳实证主义的批判者为人所知。在伊朗，波普尔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至于海德格，他在伊朗的历史耐人寻味，如同波普尔的历史与索鲁什密不可分，海德格也与法迪德个人的生平与心灵息息相关。法迪德人称口述哲学家，因为他几乎没有留下文字作品。但是，早在海德格深奥难懂的哲学被翻译成波斯文之前，法迪德已然将他的思想的某个版本传布给学生，而这些学生日后将倾向于伊朗的强硬派伊斯兰主义。至于这个版本是否忠于原作则不是重点。
法迪德于一九四○年代在法国与德国学习欧陆哲学，他并非严守教规的穆斯林。但他认为西方几近于十足的邪恶，他相信伊斯兰教可以成功对抗西方的黑暗。从海德格的观念中，法迪德了解到「真理」与「存有」曾经为人所理解，但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形上学却让「真理」与「存有」变得晦涩难解，至少让西方失去了宗教性与精神主义，使西方倾向于科技，而科技不过是一种支配工具。法迪德宣示，保有原貌的东方即将兴起，在东方，「真理」与「存有」尚未败坏。法迪德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中，也看到黑格尔有过的著名观察，在拿破仑身上看到的马背上的历史。
革命后，法迪德对西方的憎恨更加强烈，他的思想充满阴谋论，他觉得到处潜伏着贩卖西方毒害思想的恶棍，他们正等待机会一举推翻伊朗的革命成果。虽然海德格的杰作《存有与时间》直到二○○七年才完全翻译成波斯文，但法迪德与他的追随者却认为海德格是对抗西方毒害力量的良方。无神论的法迪德宣称，无神论的海德格是「唯一一位观念与伊斯兰共和国一致的思想家」17。
法迪德是个有魅力、有学识、情感奔放而且能言善道的人；他的学生回忆法迪德在家里上课，他的追随者一动也不动地聆听直到黄昏，完全忘了时间或空间、饥饿或疲倦18。与沙里亚蒂一样，法迪德喜欢煽动，喜欢自相矛盾，喜欢说自己不相信的事；但出于智性上的傲慢，目中无人的法迪德做得比沙里亚蒂更过火，他以睿智的愚人自居，经常恶作剧、嘲讽与佯装直率。他以侮辱有影响力的人为乐，但对于无法为他带来任何好处的大一学生却慷慨伸出援手。虽然许多伊朗知识分子称呼他为导师，但法迪德却对这些人相当冷淡。有个年轻作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献给法迪德，宣称他所知的一切全来自这位老先生的教导，法迪德说道：「每年春天，我从对街的商店买了草种，种在自家的草地上，但长出来的净是些奇特古怪的杂草，跟我原先种的完全不同。宣称受到我的教诲或反对我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与我教导的一切毫无类似之处。」19
革命后不久，在两人的共同朋友要求下，索鲁什短暂与法迪德会面。会面的过程相当愉快，但之后，根据索鲁什的说法，法迪德散布索鲁什是社会民主人士的谣言，这在当时的伊朗等于是一种侮辱。在法迪德的余生，这个称号成为两人互相辱骂中最恶毒的词汇。索鲁什宣扬西方的科学与分析哲学，这对法迪德的西方邪恶观点构成直接挑战。索鲁什的立场也挑战了革命精神，而这种革命精神某种程度上可以定义为排外主义。所以这两位哲学家与各自的盟友都认为，自己是在争论什么才是革命国家的灵魂。
索鲁什提到，法迪德支持以暴力对付在他眼中与国家、伊斯兰、兴起的东方为敌的人，而且丝毫不感到内疚。索鲁什又说，法迪德告诉他的学生，在伊朗以外的地方提到正义、人权、民主、宽容与自由，那全都是谎言，而全世界的文化与政治组织都是阴谋者20。因此，伊朗人不应该理会这些场面话，而应该用暴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连法迪德过去的学生也提到他在后革命时期的讲课内容——后来被集结成书，书名为《末日的征兆》——如同梦魇一般且漫无边际。
在西方，海德格的哲学观点是否不可避免地使他加入了纳粹党？——关于这一点，引发了长期的争论。同样地，在伊朗，法迪德在后革命时期支持极端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也产生类似的争议。索鲁什从未认同海德格派——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想把海德格与纳粹做出区隔的做法，他认为法迪德的哲学骨子里就是法西斯主义。他对法迪德与他的圈子的访谈者说道：「如果这些人攻击自由主义，那么他们是站在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而不是站在伊斯兰或社会主义或其他立场……。换言之，海德格哲学中负面及受人辱骂的部分构成了这群伊朗人。」21
法迪德与他的圈子也相应地对波普尔与索鲁什抱持负面的看法。法迪德在一九八○年代讲课时表示，波普尔宣传一种堕落而放纵的自由主义；他是伊斯兰教的敌人与无知的提供者22。一九八四年，法迪德抨击索鲁什与波普尔，他写道：「他们把这种无用的东西当成哲学，这简直是对人类历史的侮辱……。这些人被国际犹太人组织操纵，我会将他们的阴谋告诉伊玛目何梅尼……。我，艾哈迈德．法迪德，有个简短讯息给伊玛目何梅尼：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将毁了这场革命。」23
法迪德的支持者也开始投稿接续这场论战，其中最著名的是雷札．达瓦里．阿尔达喀尔尼刊载在《宇宙报文化副刊》上的作品。达瓦里曾在德黑兰学习哲学以及在戈姆学习神学，他也以海德格派自居，而且认为相较于欧陆的真正传统，分析哲学是一种「反哲学」。一九八五年，在《宇宙报文化副刊》一篇对波普尔作品的翻译评论中，达瓦里轻蔑地说：「谁是波普尔？我们海外的敌人利用他来反对革命，而在伊斯兰共和国的队伍中居然有人将他奉若神明，认为攻击他的观念就是亵渎。」24事实上，波普尔的伪哲学助长了科学与科技的进展，压抑了宗教、第三世界的解放与社会正义25。对波普尔的批判在保守的宗教圈里广泛流传，在国营的报纸与主麻日(1)礼拜上都有人热烈抨击这位维也纳哲学家。
或许没有任何事要比直接与口头的反对更能让哲学的心灵专注；或许对索鲁什而言，思想上至关重要的莫过于清楚明晰。因为就在这段时期，也就是一九八○年代中期，索鲁什才刚离开文化大革命委员会，他就完全不掩饰自己的自由派立场，开始批判「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
巴札尔甘的临时政府早已是过去式。「自由派」成了专门用来辱骂巴札尔甘政府的词汇，在巴札尔甘下台的六年后，索鲁什觉得有必要为「自由派」正名，或许还要为巴札尔甘翻案。虽然索鲁什从未支持美国大使馆的占领行动，但也从未在巴札尔甘担任总理期间为他辩护。尽管如此，在一九八○年代，索鲁什逐渐发觉法迪德一伙人曾对这名自由派总理进行抹黑丑化，他认为必须改正这种状况。
一九八六年，索鲁什在德黑兰大学发表三场演讲，两场谈法西斯主义，一场谈自由主义。他的自由主义演说，标题为〈敢于求知〉，这是取自康德论文《何谓启蒙？》的一句话。索鲁什借着这句话来主张，不只是启蒙运动，就连自由主义的核心也是检视与批判，这当中不存在秘密，也不存在确定性。在不透明与压迫的年代，索鲁什建议伊朗人应该追求这样的自由主义。在一九八六年的另一场演说中，索鲁什认为，设计并且试图执行一套社会蓝图，特别是天堂般的蓝图，终将导致法西斯主义。
索鲁什并不期望每个人都同意他的论点，但有一个人的反对特别让他失望。穆罕默德．哈塔米此时担任文化部长，他找人将内心的不悦转达给索鲁什，而且说了很严厉的话。
索鲁什认为哈塔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法迪德的影响。至少，他觉得哈塔米摇摆不定，有时支持索鲁什的普遍理性主义，有时支持法迪德的反西方二元论。当哈塔米相信法迪德是对的之时——西方受到固有与具传染性的邪恶感染，他便认定索鲁什支持的西方理性必定是腐败的。索鲁什从哈塔米欠缺清楚的哲学忠诚看出他精神的犹豫不决，并且认为这损害了他的政治能力。对索鲁什来说，这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他认为法迪德是个扭曲而邪恶的人，不仅支持暴力也反对人权，他相信头脑聪明、心地善良的哈塔米是被法迪德模棱两可的言语所蒙蔽。
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不像索鲁什那么有同情心。穆斯塔法对于哈塔米为了刊登索鲁什的文章提心吊胆感到不耐。他觉得哈塔米胆怯而守旧。哈塔米还在《宇宙报》的时候，曾经提到报纸的角色是为民众发声，而民众的声音「等同于何梅尼的声音」26。
一九八○年代末，哈塔米被要求提出一份担任《宇宙报文化副刊》执照持有人、发行人与总编的推荐名单。穆斯塔法是明显的人选，但哈塔米并未推荐他。穆斯塔法辞职，而且把他圈子里的知识分子一起带走。
《宇宙报文化副刊》急速衰退。此后，穆斯塔法短暂担任政府的文化顾问。但他身为文化推广者的工作尚未结束。他的《宇宙报文化副刊》引发的兴奋情绪或持续论辩的需求也未因此终止。
于是，穆斯塔法创立自己的刊物与思想沙龙，刊物的名字叫《地平线》。《地平线》独立于国家，与索鲁什密切合作。讽刺的是，与穆斯塔法的原意相左，《地平线》日后成为政治运动的传播媒介，而且将希望寄托在穆罕默德．哈塔米身上。
(1)每个星期五的祈祷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