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想象法国在大革命之后为什么要采用全新的历法——新历法一个星期有十天，月分则以伪拉丁文衍生的名称命名，例如冬天的「Pluvi·se」（雨月）与「Vent·se」（风月），春天的「Germinal」（芽月）与「Floréal」（花月）。革命分子显然觉得历史在十八世纪末出现了断裂。这是唯一一次历史不是以分秒持续累积来产生微小的变迁，而是被一口气推升上去。就连过去也成了崭新的事物，不再与现在紧紧相邻。旁观的英国人嘲弄革命法国历做出的累赘创新，他们觉得法国历每个月的名称彷佛矫揉造作的童话里的十二个侏儒姓名：喘吁吁、打喷嚏、冷冰冰、花盛开、急阵雨、树成荫。新历法的使用只持续了十二年，至于革命维持多久则是另外一回事。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创造的某个历法名称此后却恰如其份地成为研究或经历革命的人使用的专门术语。
热月这个名称表现了夏季的炎热，热月始于七月底，终于八月底。恐怖统治时期的雅各布布宾领袖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在共和二年（法国以外称为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被送上断头台，结束了他的一生。罗伯斯比的死标志着反动时期的开始，反动紧随着革命，正如夏天紧随着春天，此后远至俄罗斯乃至于伊朗，都把革命朝反动转变的过程称为热月。在热月，革命的热忱破灭，极端主义者被处决或被逐出权力核心；乌托邦主义被舍弃，秩序恢复，强调技术治国的新菁英重建过去的官僚系统。从断裂的混乱与暴力中诞生了新独裁体制，并且承诺带来稳定。一九三八年，哈佛大学教授克莱恩．布尔顿在他的作品《革命的剖析》中特别辟出一章讨论热月，布尔顿把热月形容成是一种从危机热病中恢复的过程与旧秩序重建的前兆。
布尔顿是研究雅各布布宾与塔列朗的学者，后来在二次大战期间成为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的主任分析师，被派驻到英国工作。一九六五年，布尔顿对《革命的剖析》做了修改与更新（此时离他去世还有三年，而在此前两年，汉纳．鄂兰出版了《论革命》），他对法国、英国、美国与俄国革命进行比较，寻找其中的共通点，试图解释这类翻天覆地的动荡如何进展。布尔顿写作时带有一种霍布斯式的超然；面对人类进行对抗、感受狂喜与遭遇不幸时的激烈情感，布尔顿不为所动，因为他想理解的是革命最根本的机制。布尔顿的作品在后乌托邦时代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时期的伊朗找到许多热切的读者，这点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伊朗的知识分子开始将布尔顿的模式套用在他们发起的革命上。
以热月来说，布尔顿的描述不可思议地与伊朗革命相契合。布尔顿指出，革命分子通常不会是那些在绝望的地方受压迫的可悲人群，在那种地方，富人往往过着物资匮乏的穷人无法想象的奢华生活。更确切地说，革命分子往往是经济正在改善的国家里的困苦人群，这些人觉得自己有权过更好的生活。布尔顿写道：「革命不是弱者的复仇，不是绝望的产物。革命是因希望而生，革命的哲学在形式上是乐观的。」1革命往往发生在社会阶级相对紧密，但阶级分化仍让他们感到苦涩的社会里；在政府散漫无能、无法对快速现代化做出回应的国家里，以及在菁英开始怀疑自己、对「自身阶级的传统与习惯」丧失信心的时候，也特别容易爆发革命。
布尔顿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在前革命国家扮演的角色。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例如一九六○年代后的美国，内心疏离的知识分子也许会责难现代资本主义，但他们提不出正面的议程，也不会认真考虑如何翻转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与特权。然而，在前革命国家，知识分子会走上极端，甚至转而效忠其他的事物，例如更好的世界：「革命分子的理想世界，与一般人眼中更好的世界，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革命分子热切感受到理想实现的可能，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摆脱当前的命运，相信不只是不该如此，而且是不需如此。进一步来说，就是对现状带有一种根深柢固的憎恶。」2
革命国家建立之后，就会遵循一套属于自己的可预测日程。根据布尔顿的说法，革命国家最初的领袖会是温和派，就像巴札尔甘乃至于巴尼－萨德尔那样，但这些人很快就会被兴起的左翼极端主义者处决或流放。这些极端主义者会集权中央，搁置公民自由、打击异己、设立特别法庭与革命警察。
然后，极端主义者在道德热忱的驱使下，坚信这个世界及其居民必须洗心革面，他们会使用警察力量刺探民众的日常生活，惩罚微不足道的不当行为，赞扬违反人性的禁欲美德。布尔顿称之为恐怖与美德统治。当这种黑暗、狂热的能量耗尽的那一刻——亦即当这股能量终于合乎逻辑地来到连曾经领导它的极端主义者都被处决的那一刻——就是热月开始之时。
伊朗革命的剖析也许不一定完全与布尔顿的描述相符，但却惊人地类似。我们可以这么说，热月始于何梅尼去世之时。与布尔顿的预测一样，最初的极端主义者——如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与法国的雅各布布宾——连同残余的伊斯兰左翼一同被逐出权力中心。但这些左翼人士并未像欧洲左翼人士那样遭到处决或流放，他们的同事对恐怖统治负有责任，甚至可能责任更大，却依然担任公职。伊朗无意对恐怖与美德统治悔过，也未牺牲他们的罗伯斯比；更确切地说，一九八○年代的流血事件完全未再次被提起。与所有被压抑的创伤一样，这种做法将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产生一股犹豫不决与内疚的力量。
革命之后，某种外观成为伊朗政府圈的主流。男性必须蓄胡来证明自己的信仰：留全胡，或者更好的做法，能隐约看出脸上长了胡子就行。即使在三十年后，年轻人如果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依然无法在政府找到工作。但总统拉夫桑贾尼，身材肥胖，有着一双小而聪慧的眼睛，在每张照片里都流露出阴郁的表情，却是个明显的例外。他鄙视邋遢的巴斯基外型，他说道：「如果成为真主党人即意味着要让自己的外表变得令人无法忍受，而这种做法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会是一种罪，伊斯兰将会反对这一点。」3拉夫桑贾尼以生面团似的宽阔无须脸庞为人所知；他的皮肤白皙，甚至白得有点光泽闪亮。民众给他取了「鲨鱼」这个绰号，这里的鲨鱼指的不是邪恶的海中生物，在波斯语中，同样的词汇只是中性地指一个人不长胡子。不过，这个词之所以用在总统身上，理由不仅止于外在形貌。
正如布尔顿预言的，拉夫桑贾尼放弃恐怖与美德统治的刻苦简朴，由此开启了新的时代。他要求伊朗人消费更多的商品以刺激经济，他也告诫伊朗人，夸耀自己的虔诚是一种伪善的行为。拉夫桑贾尼说道：「只有在紧急状况下才有必要禁欲」，否则，「自命清高地装出虔诚与贫困的样子，反而显得矫情虚伪」4。他劝告主麻日伊玛目对年轻人松绑，因为「透过压迫、压力与威胁，我们只能部分保住社会的外观」5。
总统拉夫桑贾尼的任务并不轻松。经历一九八○年代的动荡，何梅尼的领袖魅力、战争以及革命的群众动员已将整个伊朗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少了以上这些条件，拉夫桑贾尼与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意必须以职务能力来取代意识形态，就像各地的热月领袖那样。
起初，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意退居幕后，让精明而务实的总统决定政策方针。哈梅内意的缄默是可理解的。何梅尼的地位难以承接；总统拉夫桑贾尼拥有领导威望而且掌控着庞大的政治体制；此外，新政府还必须面临许多问题。经济一团糟，战争让伊朗花费二千亿美元，而且在边界产生数百万难民，就连国内生产毛额也跟着萎缩。在技术官僚建议下，拉夫桑贾尼决定反转穆萨维内阁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他怀疑是这种政策造成国家的贫弱。
拉夫桑贾尼的修正路线在批评者看来，像极了国际货币基金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构调整计划：新总统提议以出口取代进口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甚至于发展民间部门。拉夫桑贾尼想重建战时遭到破坏的设施，让农业部门私有化，并且扩充石化产业。要做到这一切，拉夫桑贾尼深信伊朗需要盟友，甚至外国投资。他开始让伊朗与波斯湾地区邻邦关系正常化。在此同时，拉夫桑贾尼要求放松伊朗的审查制度，允许指导部部长穆罕默德．哈塔米发放出版许可给报纸与书籍。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的头三年，指导部允许出版了八千本书籍，到了一九九二年，哈塔米许可发行的报纸与期刊数量已经是过去的三倍以上。虽然还不到出版自由的地步，却已经比伊朗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来得开放。
拉夫桑贾尼的批评者担心这将成为扩大的热月——就像过去的法国那样，伊朗将牺牲掉所有革命代表的一切，以稳定为名，重新恢复众人熟悉的旧秩序。保守的右翼对于新总统的外交与经济政策愿意有条件地抱持观望态度，但却认为文化松绑是一种偏离意识形态与宗教不纯净的象征。在此同时，伊斯兰左翼支持文化松绑，却极力反对拉夫桑贾尼的外交与经济政策以及左翼被排除于拉夫桑贾尼的核心圈子之外。
当萨达姆．海珊入侵科威特时，伊朗的内部紧张开始浮上台面。拉夫桑贾尼认为，伊朗做为上一个被伊拉克入侵的国家，不可能坐视最近发生的侵略行为；然而，伊朗也不可能公然容许美国陈兵边界。于是拉夫桑贾尼决定，伊朗「不会为了让美国实现目标而流血，也不会为了让伊拉克留在科威特而流血」6。伊朗将保持中立。但一些伊斯兰左翼国会议员仍相信，如果伊斯兰共和国不起而反对美国，伊斯兰共和国将什么都不是。他们坚持必须将美国人逐出这个地区。有些人甚至觉得伊朗应该与伊拉克连手对抗美国。这些主张都遭到拉夫桑贾尼拒绝。
如果拉夫桑贾尼希望带领伊朗走向较少对抗的外交政策，那么不断向民众宣扬巴勒斯坦苦难与美国恶行的伊斯兰左翼肯定令他感到难堪，甚至成了他的眼中钉。拉夫桑贾尼一旦下定决心，就会义无反顾地进行派系斗争。在第一任任期期间，拉夫桑贾尼急欲压制反美与反对结构调整计划的激进分子，他显然认为自己与这些人在文化与审查层面享有的共同利益是可牺牲的。包括当时仍存在于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政治，其中的各种好处也是可抛弃的。为了在短期内确保对伊斯兰左翼的胜利，拉夫桑贾尼做出了浮士德式的交易：他支持制定选举法，规定参加伊朗选举的候选人都必须合乎「绝对忠于」最高领袖这个条件，而且由宪法监护委员会决定谁具备或谁不具备这项忠诚。这个法律实质上将允许教士对选举过程拥有独断的权力。宪法监护委员会不属于拉夫桑贾尼的中间派，而是由比他偏右的保守派教士掌控——而且是永久性的，因为委员绝大多数由最高领袖任命。一九九二年，这些教士是拉夫桑贾尼的战术盟友；几年后，他们将成为他的敌人。选举法依然继续施行，对「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下仅存的人民主权造成永久的打击。
在一九九二年国会大选中，宪法监护委员会许可的人选有利于保守派。比总统偏右的保守派强硬分子以压倒性的多数控制国会。一旦控制国会，保守派便开始巩固他们的革命正统主张。书籍、报纸、戏剧、电影与女性服饰——这些领域在热月开始时都获得松绑，而且得到拉夫桑贾尼的同意——强硬派希望这些领域能与革命伊斯兰价值更加一致。在经济方面，强硬派捍卫市集的特权，反对拉夫桑贾尼支持的更为现代的工业优先项目。因此，拉夫桑贾尼确保强硬派选举获胜，好让自己能够摆脱左翼的压力，但现在他却觉得右翼把他勒得更紧。
哈梅内意逐渐站在强硬右派这一边，反对中间派的总统。哈梅内意这么做，彻底改变了最高领袖的地位。「宗教学者」不再佯装自己是个居于高位的智者，在敌对派系之间进行权力平衡。哈梅内意自己参与派系斗争，全力支持强硬右派。当国会里的强硬派坚决反对哈塔米允许的新言论自由时，哈梅内意出面为强硬派发声。最高领袖介入后，拉夫桑贾尼别无选择，只能以强硬派人士取代哈塔米——而他也确实在一九九二年七月这么做。哈塔米转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个闲差。短暂的文化开幕式结束了。新指导部只会发放出版许可给符合「适当」宗教与民族主义资格的出版物——不管这个资格的意义是什么。
在此同时，强硬派与最高领袖办公室也镇压大学校园与街头的年轻人。学生人数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之间增加到三倍，使校园成为各种活动的据点，带来潜在的麻烦。最高领袖办公室要求在大学派驻更多代表，从事动员来纠正学生在道德与宗教上的散漫。一九九二年制定的巴斯基法律保护法赋予年轻民兵执法的权力，他们甚至可以进行逮捕。巴斯基民兵在城市街头设立岗哨，行使新权力，他们搜索车子里的非法西方音乐、杂志与录像带。巴斯基看到走在一起的年轻男女会当场拦住进行盘问，如果他们无法证明彼此的关系就会遭到逮捕。一九九四年，国会通过立法，允许执法者（包括巴斯基）可以射杀抗议者。
由于这些因素，使得伊朗校园里反对总统拉夫桑贾尼的人反而比反对教士的人多。伊斯兰学生协会是伊斯兰左翼成立的团体。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立场反对总统的市场改革，同时利用民众蓄积的不满情绪。伊朗的经济波动剧烈，对于战时的损失与改革的震撼反应十分快速。伊朗在战后突然出现一群暴发户，此时外国的商品，从汽车到衣服，再度成为炫耀性消费的目标，这些暴发户中也包括过去的传统家庭，他们因为与革命国家连结而致富。拉夫桑贾尼的盟友，包括许多伊朗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即使在拉夫桑贾尼主政期间富人确实在短期内变得更为富有，但这位热月总统并未剥削穷人，而且从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贫困实际上也持续减少。但新阶级的存在过于显眼，引发了憎恨的情绪。前革命时期的菁英嘲笑这群暴发户举止如同乡巴佬，品味粗俗，对一般没有特权的伊朗人来说，新阶级的存在显示了腐败、裙带主义与非法取得财富之风盛行。
事实上，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左派都无法成功形塑伊朗的经济。更确切地说，在各派系为了主导伊朗经济方针而进行的拉锯战中，实际控制经济的权力反而落到了第三者身上，这些人在过程中默默地巩固财富与权力。到了一九九四年，伊朗的经济有四成掌握在所谓的「半国有企业」（para-statal）部门手里，这些半国有企业由几个庞大的半民营基金会组成，主持者一般来说都是教士，而且只听命于最高领袖。这些庞大而不透明的企业集团称为 bonyads，控制着从巴勒维国王政权夺取来的基金而且囊括了整个经济，从工业到农业乃至于服务部门，将数百家企业归并到几个巨型保护伞之下。没有任何小企业可以跟这些企业集团竞争。财富聚集的地方，无论是透过 bonyads 还是石油企业，都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因此理所当然引发了怀疑。再一次，我们不得不引用布尔顿的说法：革命国家在热月的恢复期间，几乎总对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伊朗来说，这个发展逐渐与总统个人连结在一起。更糟的是，拉夫桑贾尼与他的家族最近才因为开心果事业赚了一大笔钱。
一九九二年左右，当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五十时，拉夫桑贾尼转而左倾。他开始提出属于他自己的一套国家主义，不仅挑战市集，也将资本移往政府与银行。他强调工业生产，彷佛伊朗政府可以把经济抓在手里，迫使伊朗走向现代化之路，并且在全球经济担任要角。为了缓和冲击以及让批评者缄默，拉夫桑贾尼将伊朗民众仰赖的消费补贴增加了一倍。但他的提案依然令右派感到嫌恶与芒刺在背。一九九三年一月，国会大幅削减拉夫桑贾尼的预算。往后一年，伊朗撑过了油价暴跌与货币贬值。由于在政治上不可能提高能源价格或削减补贴，于是使得伊朗消费过多的石油；出口锐减。拉夫桑贾尼被逼到了墙角。他已经没有选择，只能寻求被排挤的伊斯兰左翼的帮助。
侯赛因．巴什里耶赫的故事要从他的父亲，一名苏非主义寻求者与诗人讲起。在伊朗，成为一名苏非主义者，意味着你将成为少数教派的一员，而且将交替地受到压迫与喜爱。诗是伊朗最受尊崇的文学，特别是苏非主义抒情诗人哈菲兹与鲁米的作品。但苏非主义是一种不具确定性的信仰，是一种探索而不是命定，是严谨伊斯兰脉络下的一种脱离常轨。巴什里耶赫的父亲从事冥想，接受神秘主义，从生活的所有层面与一切宗教中寻求真主。他对神的追求是如此真切，以至于就算探寻不着他也甘心。到最后，巴什里耶赫的父亲完全舍弃了宗教，他告诉家人：「我在所有宗教里找不到任何真理。」
一九五三年出生于伊朗西北部城市哈马丹，巴什里耶赫有五个兄弟姊妹。他的父亲对他的人生有着极大的影响，早在他入学之前，他的父亲已经教他识字。巴什里耶赫还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引导他阅读波斯文学经典，特别是诗人哈菲兹与菲尔多西。巴什里耶赫个性沉默寡言，在说话之前总会多加思考。虽然他一生研究的观念总是与他目睹的历史密切相关，但他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对学术的关切，而非对观念、历史与自身命运的热情。这种冷静沉稳部分出自他的天性，但部分或许是有意为之——从安全的堡垒中，他可以观察影响深远的政治生活蕴含的危险与沮丧。
巴什里耶赫很小就开始研读文学、诗与历史。他尤其喜爱萨迪格．赫达亚特的小说，赫达亚特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贵族现代主义者，他的作品含蓄地批评教士与巴勒维国王。巴什里耶赫读了赫达亚特所有的作品，他的作品中，对波斯文学界影响最大的是一九三七年的中篇小说《盲眼的猫头鹰》，这部阴暗而令人眼花撩乱的散文诗，不断地混合与改换各种不祥的景象：一个古董花瓶、一瓶可能被下毒的酒、一名头发浓密的斜眼女人、一个驼背的老头、一个杀人的武器、一条河，以及古城沙赫勒雷伊的滚滚尘土。叙事者可能发烧或发疯，可能遭到监禁或即将死去，可能极度悲伤或只是极度亢奋，可能杀害或并未杀害那名女子，那名女子可能是天使、娼妇，也可能是他的母亲。《盲眼的猫头鹰》是一部文学现代主义经典，也是一幅引人入胜的社会肖像，它描述一个被传统窒息与催眠的社会，这些传统包括了对情色的压抑、对女性的贬抑以及把罪与更好的自我分离开来。一九五一年，忧郁而疏离的赫达亚特自杀，享年四十八岁。
对巴什里耶赫来说，赫达亚特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的民族主义，他对前伊斯兰波斯历史的喜爱，以及他对伊斯兰的揶揄，包括伊斯兰腐败的教士、贪婪的宗教商人，还有伊斯兰衍生出来的褊狭传统文化。正当比他年轻一点的学生致力挖掘政治的伊斯兰时，巴什里耶赫却反过来，从反对伊斯兰中找出思想的健全性。他的父亲总是要求心灵的独立，而巴什里耶赫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了解自己赞赏的诗人如欧玛尔．海亚姆、哈菲兹与萨迪主张批判思想与反对宗教的传统诠释。若是有任何宗教影响巴什里耶赫的思想，那就是苏非主义的道德观点，以及苏非主义对宽容、个别性与宗教内在经验的强调，而非对宗教外在责任与义务的重视。
尽管如此，巴什里耶赫十九岁时开始与朋友前往侯赛因宗教会所。与他们一样，巴什里耶赫来这里也是想寻求启发；但与许多人不同的是，巴什里耶赫觉得沙里亚蒂宣扬的只是另一套带有预示性且含糊不清的事物。某天晚上，巴什里耶赫看到沙里亚蒂滔滔不绝连讲六个小时，听众都累坏了，但沙里亚蒂自己倒是精神奕奕。沙里亚蒂接受非常现代的观念，包括存在主义，但巴什里耶赫认为，沙里亚蒂运用这些观念是为了回归传统。这种主张无法被巴什里耶赫接受，他寻求的是从宗教解放，而不是回归宗教。他怀疑，一个新的盲从即将诞生。
巴什里耶赫对于伊朗的世俗政治事务毫无兴趣，他曾表示自己终其一生都是如此。他喜爱的政治属于理论层面，是一种哲学，其根源与同情源自于世俗左派，而正是这种对政治理论的投入，使巴什里耶赫获得自己想象不到的划时代影响力。在大学时代，巴什里耶赫从比较角度与社会学观点学习国家与政治制度。巴什里耶赫并未从事任何活动，尽管他倾向于左派，他仍认为伊朗国王试图在伊朗推动世俗化与现代化是无可非议的。
一九七○年代晚期，伊朗的情势慢慢升温，此时巴什里耶赫前往英国留学，他在埃塞克斯大学取得政治行为硕士学位，在利物浦大学取得政治理论博士学位。他阅读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马克思与黑格尔，以及大量的英国政治理论。不过，巴什里耶赫的思想与霍布斯较为契合。这位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与乌托邦思想家完全相反，他关注的不是主持正义或构筑理想的国家愿景，而是把国家视为存在之物来进行观察，并且解释国家的行为以及国家存在的必要性。根据霍布斯的观点，服从于主权者的权力，是让人类免于可怕的「自然状态」的唯一办法，在自然状态中，人类的生活——「孤独、贫困、污秽、野蛮而短暂」——将成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的国家是一头利维坦（Leviathan），不受公民自由、分立政府或独立司法约束，霍布斯认为这些都会削弱中央权威维持统一与和平的力量。更确切地说，主权者保护人民不受他人的侵犯，而为了回报主权者的怜悯，人民必须付出他们的自由做为代价。国家的昌盛不是仰赖国家的繁荣，而是仰赖臣民的服从。霍布斯写道：「虽然人可以想象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可能带来许多邪恶的后果，但缺乏这种权力的结果，却会产生每个人与邻人对抗的永久战争，相较之下，后者要糟糕得多。」7
霍布斯的观点显然是一种威权主义（他甚至简要地提到支持审查制度，因为这么做可以防止「不和与内战」）。但霍布斯提出的基本问题——国家为什么必要？——暗示国家并非来自上帝的命令，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人类愿意做出某种牺牲来换取和平这个更大的好处。从这一点来说，霍布斯是社会契约理论的早期阐释者，他预示的自由主义后来由洛克与尚－雅克．鲁索加以实现。
对巴什里耶赫来说，霍布斯对于人性、不祥的利益与政府功能的悲观理解似乎是真实的。巴什里耶赫翻译讨论霍布斯的二手著作，几年后，他将《利维坦》翻译成波斯文。这部作品不仅获得读者接受，而且大受欢迎。首先，这是第一次有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作品被引介给波斯文读者。其次，引介的时机也恰到好处。因为此时的伊朗人——或许最感到幻灭的莫过于伊斯兰左翼干部——开始对宗教政府感到质疑，他们面临的问题刚好与霍布斯提出的问题相同。如果国家不是真主的代理人，那么国家是什么？国家为什么必要，国家的义务是什么？巴什里耶赫详细说明这类问题，提供客观的分析工具给革命分子，因为这些焦虑的革命分子正急于对政治生活作出崭新而深刻的理解。有些人认为霍布斯的《利维坦》适切描述了他们建立的制度，「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就是伊朗的利维坦。有些从乌托邦希望中醒悟的人十分欣赏这名英国哲学家对国家不带感情的评估。
留学英国期间，巴什里耶赫也发现了克莱恩．布尔顿。在此同时，他也从安东尼奥．葛兰西与尼可斯．普朗札斯的作品中接触并且接受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被资本阶级掌握的简单工具，而是利益与同盟进行动态互动的场所，在互动的过程中，就连工人阶级也会被收编进去，转而维护资产阶级特权。巴什里耶赫吸收布尔顿、葛兰西、普朗札斯与其他人的思想，并且以伊朗革命与革命带来的不安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尽管在他写作之时，伊朗的动荡仍是现实发生的事件。
这个论文计划刚好符合巴什里耶赫的超然性格。在他的家乡，好战分子兴起，君主制倒台，权力斗争随之展开，数千人死亡，极端神权意识形态不仅击败其他敌对教条，也扼杀所有初萌芽的渴望。在伦敦，巴什里耶赫读遍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波斯文资料。一九七九年，他短暂回伊朗探亲一个月，然后在将近一年后又回去一次，每一次都带了满满两个大行李箱的报纸、小册子与书籍返回英国。巴什里耶赫仔细提供各项文献证明，描述何梅尼领导的激进派教士、自由运动的温和伊斯兰自由派人士、圣战者组织的激进派穆斯林以及左翼分子之间的权力斗争。他所撰写的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的伊朗革命巩固过程，在一九八四年他的博士论文《伊朗的国家与革命》出版后成为经典。只要是描述后革命时代初期的作品都不能不引用这部论文。在论文中，巴什里耶赫认为伊斯兰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运动，起因是旧社会阶级反对现代主义而产生的憎恨。
巴什里耶赫撰写论文时，刚好是穆萨维执政之初，伊斯兰共和党终于巩固了政府。巴什里耶赫相信，热月已经开始。但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巴什里耶赫归乡回到他几乎不认得的国家与大学。伊斯兰学生协会比大学学系或行政单位更有权力。革命卫队驻扎在校园大门，对进入大学的人士进行搜身。老一辈的教授——巴什里耶赫学生时期的老师——遭到孤立，日子过得很不愉快。学系的新老师很多是在宗教机构里仓促受训，然后派到大学传布意识形态。巴什里耶赫很快就发现，课堂里不可能有开放讨论，因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经过精挑细选，确定忠于新政权才能入学。他有两门课——一堂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伊斯兰政治理论，另一堂是检视现代化理论——引起了审查单位的疑虑，不到一个月就被取消。巴什里耶赫于是转而教授西方政治理论与政治社会学。这些课程过去曾经开设过，课程内容不会直接触及伊朗的现实，要到数年后，当局才感到这些课构成威胁。
所以，在拉夫桑贾尼开始执政时，巴什里耶赫在德黑兰大学教授政治社会学、革命理论与二十世纪政治思想。他从讲台上望去，无法确定谁才是他的学生。他知道大学行政单位让两伊战争的「殉难者」亲族、退伍军人以及与新政权密切相关的家族优先入学。他也知道校园里到处都是右翼的宗教团体。或许他怀疑比较好的做法是与学生保持距离，对这些学生了解得愈少愈好。他对学生说，他的目标是尽可能用最具说服力的方式引导他们认识思想家：当他教授马克思时，学生会相信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当他教授霍布斯时，学生会以为他是霍布斯主义者。巴什里耶赫不知道，或选择不去知道，他的课堂里坐满了副部长与其他失势伊斯兰左翼的重要人物。
拉夫桑贾尼始终是一个与朋友维持紧密关系、与敌人维持更紧密关系的人物，他精心安排将左翼分子逐出政府，却又为左翼的思想家占位符。拉夫桑贾尼把这个预留的地方称为战略研究中心。这是总统办公室辖下的智库，不过总统从未咨询过他们。一名官员日后解释说，这个机构不是动态的思想活动中心，而是用来收容左翼分子，让他们闭嘴领薪水的地方。当战略研究中心的智库人员忙着辩论与提出另一套观念时，政府只顾着从事自身的事务，而完全不理会他们。
穆罕默德．穆萨维．霍伊尼哈是战略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与他的许多伊斯兰左翼盟友一样，霍伊尼哈有着一段错综复杂的过去。一九八○年代初期，霍伊尼哈担任伊朗的检察总长，他无可置疑地与伊朗早期的恐怖统治有关。他也是一九七九年攻占美国大使馆的激进学生的精神领袖。但他的助手说他是个有着开放心灵的人，而且抱持着非正统的宗教观点。霍伊尼哈坚持战略研究中心必须研究保守观念与保守思想家，而且要与拉夫桑贾尼预算办公室的自由派技术官僚合作。战略研究中心的智库人员必须邀请这类人物到中心来，与他们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他认为这么做至少可以让这些左翼智库人员透过对手的观点来衡量自身的想法。此外，这么做也能让中心树立起宽容与文明的楷模，而这正是中心最终要宣传的民主思想学校的主轴。在中心内部，伊斯兰左翼开始将自己形塑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部的参与式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将被称为改革，而其阐释者则被称为改革派人士。
战略研究中心在德黑兰市中心有两个分支单位。社会与文化计划办公室位于市中心偏北一些。办公室中最知名的智库人员包括一名前美国大使馆人质绑架者，如今他对政治抱持着世俗观点，以及一名前革命卫队军事情报人员，他后来转而赞赏索鲁什以及被剥夺接班人地位的阿亚图拉蒙塔泽里。
战略研究中心最著名的分支单位或许是比较靠近政府核心，位于德黑兰市中心马尔珍街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包括中心的外交政策与经济部门，中心里的智库人员，最知名的不仅与战略研究中心有关，也与改革运动关系密切。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是来自德黑兰南部身材魁梧的年轻激进分子，曾经为总理穆萨维工作。由于革命分子猛烈抨击而且解散了受人鄙视的情报单位萨瓦克，因此使得革命政权在两伊战争开打时居然没有情报单位可以派遣。哈贾瑞安是穆萨维政府派来建立新情报部门的人员，一开始直属于总理办公室，之后则为伊斯兰共和国工作。哈贾瑞安为情报部门草拟法规，然后在国会立法通过后于新部门工作。等到他离开情报与安全部前往战略研究中心任职时，他对革命的走向已有深刻的认识并且产生一股痛苦而不祥的预感。至于他在情报部门看到什么东西使他产生这种不祥的感受，即使他的朋友也很难猜得到。
与在《地平线》的同事一样，战略研究中心的学者也怀疑伊斯兰共和国需要重新认真思考——沙里亚蒂与何梅尼的革命伊斯兰主义导致伊朗走向新的专制，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政治体制都需要从这种专制中解放出来。哈贾瑞安与两名同事两度前往库姆。在那里，他们成功说服反对既有体制的年轻教士穆赫辛．卡迪瓦到战略研究中心担任伊斯兰研究部门的主任。
卡迪瓦有一张老实的脸孔与随和的笑容，他的门牙之间有缝隙，兴奋的时候说话会跳过一整个音域。卡迪瓦曾在大学攻读哲学与社会学，也曾在库姆的神学院向蒙塔泽里学习。两伊战争期间，卡迪瓦每年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在胡泽斯坦前线担任类似随军教士的工作。驻防前线时，他开始质疑霍拉姆沙赫尔之后仍要继续战争的政策。这些疑问引发了其他的怀疑。何梅尼死后，卡迪瓦着手撰写一本质疑「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著作。他认为：「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不过是伊斯兰化的君主制理论，主要受到柏拉图与愚昧的波斯历史影响，而与什叶派的教义无关。他相信，教士在社会上具有权威，但在政治结构内部则毫无权力可言。他支持代议制民主，认为不该有国王，也不该有最高指导。当审查单位不允许他出版这本书时，他感到十分沮丧。但身为战略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卡迪瓦还是将内心的挫折抛诸脑后。
由于卡迪瓦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批判主要放在法律层面而非神学层面，因此伊斯兰左翼的思想家一开始接受的是卡迪瓦而非索鲁什的说法，索鲁什认为不仅要对何梅尼的国家理论进行大幅修正，甚至连更广泛的伊斯兰教领域也要做出调整。哈贾瑞安与在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对索鲁什相当熟悉，甚至参加偶尔在《地平线》举行的聚会（哈贾瑞安比其他人更常参加），但一开始他们只能算是外人。他们受的影响主要来自马克思而不是波普尔，而且起初他们把索鲁什与索鲁什自己写的反马克思主义长文以及伊斯兰主义运动右翼联想在一起，至于他们自己则是来自于左翼。战略研究中心思想圈的成员尤其关切索鲁什对伊斯兰左翼的诠释过于简约，而且与宗教连结得太少，与世俗领域连结得太多。索鲁什抱持的大体上是现代化乃至于世俗化的思想，这令他们颇为担心。但他们还是认真看待索鲁什的观点。其中一名智库成员日后提到，毕竟索鲁什揭露了伊朗极权主义的根源，而且提出宗教多元主义与哲学的节制来做为对抗极权主义的良方。逐渐地，伊斯兰左翼不再有所保留，决定转而支持索鲁什。索鲁什自己则是变得愈来愈激进；经过数年的时间，他逐渐将伊斯兰左翼分子引领到一个陌生之地。
波普尔与英美分析哲学在《地平线》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政治社会学在战略研究中心的地位。哈贾瑞安与许多伊斯兰左翼的同事一样，在革命前深受沙里亚蒂的影响。但实际统治的过程引发的问题不是沙里亚蒂狂野的诗文所能响应的，这些都是与政治和国家职能相关的明确而实际的问题。即使是对哈贾瑞安这些人而言特别重要的马克思，面对复杂问题也只能提出最不管用的解决方式。哈贾瑞安在革命时期读的是机械工程，他在主持新智库部门之余，又回到德黑兰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受到文雅的年轻政治社会学家巴什里耶赫的影响。
除了哈贾瑞安、两名来自哈塔米指导部的官员、一名未来的内政部副部长与一名未来的外交部副部长，还有许多刚崭露头角的政治人物为了满足求知的渴望而群集于巴什里耶赫的课堂。他们全是虔诚的人，许多人的宗教观比绍鲁什圈子的人更保守，对伊斯兰国家也更投入；但他们却接受巴什里耶赫的世俗背景，因为巴什里耶赫与索鲁什不同，他对马克思主义态度友善，而马克思主义构成这群人另一半的政治观。他们知道，驱使他们成为革命分子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做出修正。马克思主义不够细致。从巴什里耶赫身上，他们获得一条受马克思影响却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这条思路是分析的而非意识形态的，这条思路专注于社会力量、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而这样的多样性使得国家成为斗争与冲突的发生场地。他们的革命已经完成，但他们可以看出国家还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物。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的持续动态关系，巴什里耶赫向他们引介了普朗札斯与葛兰西以及市民社会的概念，市民社会不仅是国家的一部分，对于结构上的对立也是一道活门。哈贾瑞安与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无法接受波普尔对马克思的全盘反对，于是转而学习巴什里耶赫引进、诠释与默默适用于伊朗脉络的政治社会传统。
在伊斯兰共和国建国的头三十年间，巴什里耶赫写了十六本书，翻译了七部作品。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篇讨论革命理论的论文，文中将这些理论适用于一些实际发生的革命上，包括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革命。这本印行了十五版，被巴什里耶赫视为重要著作的书籍，书名叫做《政治社会学》，书中检视了社会力量在政治生活扮演的角色。他也为一般读者写了《每个人的民主课程》；此外还有一本受傅柯影响的现代性社会学著作。巴什里耶赫把巴林顿．摩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翻译成波斯文，此外也翻译了霍布斯、哈伯玛斯与傅柯的作品。他最具争议的著作是一篇谈论宽容的论文，他认为强迫人民信仰宗教或执行宗教仪式，最终会因为信仰成了一种义务而使信仰受到损害。在另一篇论文中——在战略研究中心引起广泛讨论，巴什里耶赫认为有益的反对意见是必要的。
伊斯兰左翼分子很快就重整成为改革派人士，他们宣称巴什里耶赫是他们的导师。但巴什里耶赫就像过去的法迪德那样否认他们的说法。从他冷静的社会学家视角来看，这些人不过是国家内部派系斗争的参与者，他们是被边缘化的菁英，试图让自己重新挤进权力结构。为了这个目的——根据巴什里耶赫日后的说法，这些人想提升自己的目标与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把民主理论当成政治工具。几年后，巴什里耶赫沉思道：「或许每个地方都是如此，民主这个抽象观念只有在做为一种真实有形的政治需要而被运用时，才能真正获得实现。」他表示，这些改革派人士「发现自己身处于各种对伊斯兰政府的不同诠释或不同意识形态之中，在这种状况下，只有竞争的理论最适合他们。所以他们从竞争的观点来理解民主。参与与竞争，这两者都是工具，而非民主的目的」。
尽管如此，当哈贾瑞安邀请他到战略研究中心讲授一系列课程时，巴什里耶赫还是答应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公开分析革命的进程。巴什里耶赫当时甚至指导哈贾瑞安撰写博士论文，探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弥赛亚主义。他不知道当时哈贾瑞安才刚离开情报部，也不认为这些授课是一种政治干预，他以为这只是在大学外进行的课程。对于听众来说，意义则不仅止于此，巴什里耶赫的课程就像一座鹰架，从这座鹰架上将建立起伊斯兰共和国的新外观。
民主观念原本在伊斯兰共和党意识形态倡导者眼中是一个滥用的词汇，却在一九九○年代初掀起风潮。再加上索鲁什主张的宗教可以从多重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宗教随着历史而变迁，宗教不会只有单一一种真实的解释，所有的说法似乎暗示政权，即使是宗教学者本身，不能垄断真理，也不能正当地独占权力。
这群被称为改革派的思想家与政治人物，主要来自三个机构：《地平线》、战略研究中心与哈塔米主掌的指导部。但这些圈子呈现同心圆的状态：这些人彼此认识，当《地平线》举办晚宴时，三个团体的人都会参加。他们争论当前国家最急迫的问题，也就是宗教在国家行政组织里扮演的角色。身为改革派，关注的就是如何巩固国家的共和面向与反对教士的统治。这么做意味着要对宗教做出动态的理解，也就是对现代国家里现代民众的需求与现实做出回应，以及质疑——无论如何拐弯抹角地进行——「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极权式父权主义。不过，改革派的做法确实符合他们为自己的计划取的名字，他们认为自己并非公然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相反地，他们是共和国核心圈的一个派系。他们要透过改革保存革命国家，而改革要透过通情达理的主政者之间的对话与协商来达成。
在这种状况下，无论在当时还是从日后来看，我们始终不清楚总统拉夫桑贾尼是改革派的朋友抑或敌人。拉夫桑贾尼的经济自由主义遭受的批评主要来自于与战略研究中心有关连的改革派。但一九八九年后，左派在全世界普遍衰退，这些思想家发现自己愈来愈倾向于社会民主或福利国家自由主义，而这样的愿景未必无法与拉夫桑贾尼技术官僚中最自由派的人士兼容。到了一九九六年，随着冷战结束与改革派思想家转向更民主的国家愿景，前伊斯兰左翼也放弃了反美的主张。此时的改革派，似乎比拉夫桑贾尼协助夺取国会多数的强硬派，更可能成为处境艰难的总统的盟友。
尽管如此，拉夫桑贾尼仍须对最高领袖与右翼人士有所交代。一九九二年，拉夫桑贾尼不得不让霍伊尼哈离开战略研究中心。他从安全部门找人来取代这名激进派教士。哈桑．罗哈尼与拉夫桑贾尼关系紧密，但他对右翼的态度远比对改革派来得友善。他以最高领袖的代表身分参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罗哈尼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让战略研究中心不再成为改革派思想的巢穴。中心一名智库人员回忆罗哈尼如此说道：「如果你们以为我们会相信你们说的那些民主的好听话，你们就错了。我们知道你们想推翻政权，但我们不会让你们如愿，因为我们不会犯下与巴勒维国王相同的错误。」8罗哈尼禁止中心智库人员对贫困、不公义、政治发展或反对意见继续进行研究；卡迪瓦只好停止他对什叶派统治理论的研究。此外，罗哈尼也禁止巴什里耶赫进入中心，甚至宣称他不该从过去所做的工作获得酬劳。当新主任让一名线人渗透到卡迪瓦在库姆进行的会议时，这名线人意外将报告传真到卡迪瓦盟友的办公室。智库成员群情激愤。他们想知道自己为什么遭到监视。某天早上，这些智库人员前往中心上班时，却被挡在门外不准进入。
自从拉夫桑贾尼协助保守派在第四届国会大选取得多数以来已经过了四年。一九九六年，由于拉夫桑贾尼提出的许多计划不是陷入困境就是遭到反转，他知道自己在下次国会大选时必须做出不同的选择。对他来说，是到了该支持前伊斯兰左翼的时候。拉夫桑贾尼觉得温和左翼分子是可接受的，这群人现在已经改头换面成为改革运动人士。拉夫桑贾尼的温和右翼与初生的改革运动共组同盟，成立了建设公仆党，强调法治、经济重建以及以科学与科技为基础进行发展。在一九九六年国会大选中，同盟的改革派提出政治自由主义，包括言论与集会结社自由。直到近期为止，学生团体对拉夫桑贾尼来说一直相当关键，他们也认为建设公仆党是民主改革的推动者而决定予以支持。新成立的同盟在大选中取得八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