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哈塔米唯一最大的资产是他的脸。这不是说他缺乏其他的特质：事实上，哈塔米博学、和蔼可亲且稳健，个性温和而愿意妥协。哈塔米生于一九四三年，父亲是来自亚兹德省阿尔达坎的大阿亚图拉。哈塔米年轻时在库姆神学院学习伊斯兰法学，之后又在伊斯法罕大学攻读西方哲学。一九七八年，哈塔米在德国汉堡主持一间伊斯兰研究机构，这里成为流亡海外的革命分子的聚集处。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二年，在这十年当中，哈塔米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担任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部长。他拥有霍贾托尔－埃斯兰(1)这个教士头衔，身上总是穿着暖色调、剪裁合身的袍子。但在他担任公职期间，报纸一篇篇的报导描述的都是他的脸，彷佛当时伊朗的历史大事全从他脸上的皱纹表现出来。
这不是说哈塔米长得英俊，虽然以一个慈祥长者来说，他的确长得不差。阿亚图拉鲁霍拉．何梅尼也长得英俊，至少有些伊朗人是这么认为。在美国，何梅尼的脸成了穆斯林愤怒与严肃的象征——何梅尼的人生走到尽头之时，整张脸变得十分憔悴，蔓生的白色胡须尖端拉长了他的脸，双眼深埋在皮草般的弓形眉毛下方，尽管头发早已斑白，双眉却依然乌黑浓密。然而年轻时的何梅尼有一张心形的脸、宽阔光滑的脸颊、动人的嘴形，以及炯炯有神的双眼；到了老年时，他那张历经沧桑的脸令人不寒而栗，面容铭刻着充满情感的智性，他的脸充满力量，象征着伊朗重新找回被忽视已久的民族尊严。穆罕默德．哈塔米则拥有不同的脸，他透过他的脸呈现出伊朗的另一种面貌。哈塔米的脸坦诚而亲切，随时随地带着自然的笑容。哈塔米有一副受欢迎的教授长相——这样的长相，即使你以前从未看过他，也会产生一种熟悉感。何梅尼的脸带着权威感，但哈塔米的脸则是充满亲和力。
然而，从哈塔米的著作来看，这种吸引人的特质却隐含着矛盾。在战略研究中心、《地平线》乃至于他自己主掌的指导部里，哈塔米的同事满怀自信且毫无顾忌地引用西方与伊斯兰经典的观念，但哈塔米却依然抱持着前革命时期思想家的核心关切。他不想看到伊朗人在西方毒害下「认同遭到稀释」：「既无法成为自己，也无法成为西方人。」如同雷札．达瓦里，哈塔米也看到西方思想核心埋藏的有毒种子。哈塔米指出，在西方，启蒙运动的理念导致了帝国主义、暴力与无神论。不仅如此，启蒙运动还成为新资产阶级聚敛与夺权的工具。此外，今日西方自身的经济与文化也面临内在危机。伊朗人应该通盘地观察西方经验，深入审视，并且试着理解，如此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然而，现代性与发展的观念来自西方；哈塔米认为，要成为已发展国家，意味着要采纳西方价值。而伊朗人确实有理由渴求发展。他们的国家在科学、经济与政治权力上远远落后西方，长期的专制统治不仅阻碍了政治与思想文化，也在伊朗宗教思想家心中形成寂静主义，使人重视形上学而忽视政治学。
麻烦的是，西方价值中最腐化的事物同时也是最吸引人的事物。西方重视自由：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饮食、穿着、思想与说话。人类很自然地受这种自由吸引。对比之下，伊斯兰教要求信众做到克制——要节制、诚实与正直，这些并非出于天性，人需要努力才能做到自我控制。因此，伊斯兰体系势必对个人自由构成妨碍，伊朗年轻人会问，为什么他们不能跟西方的年轻人一样享受自由。哈塔米认为，真正的自由源自于道德与精神的成长。但人需要指引才能了解这一点。哈塔米写道：「要让我们的社会稳定与强大，必须教导年轻人比享乐更有价值的道路，使他们从节制中得到快乐。」1
哈塔米相信，伊朗的未来在于拥抱伊斯兰文明。但这个拥抱不应该是拥抱过去。穆斯林必须认识到，虽然他们的宗教是永恒的，但宗教的诠释却是动态的，要能够随着时代进行更新以因应现代世界。伊朗人可以重新诠释与赋予伊斯兰文明活力。但这必须从内心开始努力，而且需要自我认识：「如果我们对于自己有坚定的认同感，我们就能批判传统；没有传统的民族总是缺乏严肃思想。」2
如果伊朗知识分子在挖掘西方最有用的现代观念的同时，又要舍弃西方有毒的核心——如果他们要深入考察伊朗与伊斯兰的传统与处境，以此来批判与更新当地的文明——那么他们就需要自由的空间、新鲜的空气以及出版自由这类事物。然而，尽管哈塔米提出警告，认为应该设下一些限制，他还是支持信息自由以及与西方对话：「一个有活力的伊斯兰社会，绝不能采取孤立的文化策略。」3哈塔米写道。日后，哈塔米将强调民众参与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他要求民众监督、评价与批评政府的表现。「政府的正当性源自于人民的投票，」哈塔米宣称，「而人民选举产生的强大政府是代议制的、参与式的与负责任的。伊斯兰政府是人民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主人，伊斯兰政府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都应该对所有国民负责。」4
从哈塔米的著作可以看出，哈塔米与改革派最具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相距甚远。虽然他的分叉式宗教观——核心原封不动，但在诠释与法学上则是动态的——显然受到索鲁什的影响，却未达到索鲁什令人晕眩的高度。哈塔米依然是革命环境下的生物，或许这是适当的。毕竟他竞选的是一个历经伊斯兰革命未满二十年的国家的总统，而不是思想前卫的代表。
尽管如此，在他有时显露的惋惜与卑微的微笑以及在他平静而诚挚的言语中，哈塔米似乎提供了别的希望。哈塔米的脸不是由秘密警察的棍棒与拳头统治的脸，也不是用绞刑台让批评者噤声的政府的脸。哈塔米的脸不可能成为执意孤立于世界的国家的象征。哈塔米尤其相信——或许就是这一点最终让他受害——对话的力量与必要性。
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从《地平线》获得的比他在印制海报时期梦想的来得多。他终于在这里找到文化复兴的媒介，不仅充满活力而创新，而且具有伊斯兰与伊朗固有的特色。然而，《地平线》才创立不久，穆斯塔法就离开了伊朗。他一直希望能到西方深造一段时间。他认为这么做可以让他更了解自己的社会。因此，在拉夫桑贾尼主政初期，他前往加拿大蒙特娄麦基尔大学攻读伊斯兰哲学博士学位。但不久他就得知，在他离开伊朗后，《地平线》内部开始酝酿冲突，他只好匆匆返国。
从穆萨维退选到哈塔米参与一九九七年总统大选的几个月间，哈塔米暗中与同事与熟识者见面，向他们征询参选的可能。阿克巴尔．甘吉至少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会议。哈塔米告诉他的密友，他从未想过自己能当上总统。相反地，他预期自己只能拿到三百万到四百万票。有了这样的支持，他们可以发行振奋人心的思想期刊，而当局想要关闭这样的期刊想必也会有所顾忌。甘吉对于这个做法很感兴趣。
《地平线》其他成员认为这是个可能产生重大结果的政治时刻，必须加以把握，因为《地平线》成立的宗旨不只是思想上的，还包括政治上的目的。穆赫辛．萨泽伽拉是这些思想家的领袖，他是年轻的技术官僚，曾经在拉夫桑贾尼主政时期担任产业部门长官，直到他与索鲁什的关系成为政治负债为止。萨泽伽拉相信，《地平线》与战略研究中心弥漫的改革主义不仅是伊朗思想的新潮流，至少从潜在来说，它也是更大规模动员的核心。一九九七年，当哈塔米的选战气势高涨之际，萨泽伽拉也要求《地平线》的成员组织起来。即使——尤其是——真的能够掌权，改革派也必然要面对一场与哈梅内意的斗争。他们需要一个政党与一间报社：一个能让他们抵挡即将来临的风暴的基础设施。
战略研究中心的扎伊尔德．哈贾瑞安同意这个想法。其他人，包括甘吉在内，则倾向于维持较为超然的立场——或许只需要发行周刊，将自己定位成市民社会的压力团体，而非拥有野心的政党。他们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计划的命运与哈塔米的选战有过于紧密的连系。
穆斯塔法的朋友把他叫回德黑兰，让他来调解这场纷争，但等到他回国时已经太晚。《地平线》已经决定性且永久性地陷入分裂。虽然刊物并未因为这场争端而停刊，但团结在这份刊物下的思想圈却被新的对手撕裂。
穆斯塔法的立场并没有太多神秘之处。即使甘吉的取径过于世俗：对穆斯塔法来说，改革派的计划依然是思想性的，而且离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能好好推动这项计划，其所实现的目标将比参与政治更多且持续更久。身为哲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与理论家，改革派知识分子有机会撬开伊朗社会的硬壳——它的传统，它的威权政治——使伊朗社会再也无法对外封闭。然而，如果他们现在就参与政治，他们将在还没聚集足够力量之前，就必须面对处于权力巅峰的政权。为什么要赶在社会做好充分准备以及强硬派认为改变不可避免之前推动改革？政党可能被禁，报社可能被勒令停业。但改革、觉醒、复兴无法轻易停止。穆斯塔法认为《地平线》正走向这条路，而且即将卷入一九九七年总统大选之中，如此一来非但无法促成改革，反而会让改革胎死腹中。
此外，哈塔米并非担任总统的适合人选。要站出来对抗哈梅内意，需要力量、技巧，以及最重要的信念。穆斯塔法在哈塔米身上看不到这些特质。他认为哈塔米有时倾向于法迪德而非索鲁什，倾向于海德格而非波普尔；哈塔米不是一贯支持这场思想运动的朋友，早在《宇宙报文化副刊》时期，这场运动就受到他令人不快的监督。穆斯塔法认为，哈塔米不是改革派人士。他的思想混乱，内心举棋不定，在政治上也左右摇摆。
穆斯塔法很直率地承认这件事受到他个人立场的影响。他是保守的地毯商人家族中的异类；他至少有一个兄弟是伊斯兰联合党成员，这是个市集商人组成的秘密结社，与教士组织中最强硬的分子过从甚密。穆斯塔法为了进行思想探索而放弃了家族事业。他在激烈的家族争辩中独排众议大谈改革前景。他觉得自己既受轻视又受重视，所有的兄弟都爱护他，认为他与常人不同，尽管他的立场完全与他们的信念相反。他担忧地看着自己的朋友、同事与盟友投入政治体系之中，他知道这个体系只会羞辱与驱逐他们。对穆斯塔法来说，这场运动的重要性不下于他自己的尊严；他为此倾尽全力，这也是他从索鲁什身上获得的启迪。令穆斯塔法感到焦虑的是，索鲁什居然支持哈贾瑞安与萨泽伽拉的做法。他私下抱怨说，索鲁什成了哈贾瑞安与萨泽伽拉的囚犯。但几年后，索鲁什淡淡地回忆当初他是基于自己的意志选择政治这条路，他对任何人都不具有敌意，而他怀疑《地平线》内部的不和也许是强硬派的人教唆的。
穆斯塔法返回加拿大，隐居在他的小公寓里，往后几年，他的生活只有家人、图书馆、课堂作业、法文与阿拉伯文练习、硕士论文。继续存在的只有他的博士论文。但是，当他从伊朗回到加拿大时，他的研究对他已不具任何意义。他放弃了博士论文并且转而从事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涉足的领域，那就是他从学生时代就极力摆脱的地毯生意。洛赫瑟法特兄弟长久以来一直催促理智的穆斯塔法把家族生意拓展到加拿大。穆斯塔法不像他的兄弟那么有经验，或许也不像他们那么精明，但没有人看出他内心的愤怒。
在伊朗，穆斯塔法是个重要但低调的文化人物。在加拿大，他是个勇往直前的商人，努力不懈地推销他的地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企图心与活力。他的家族声望转化成经济上的信誉，他一度有二十五箱货柜的波斯地毯停放在加拿大海关。他日后回忆，当时他疯狂且拚命地经销这些波斯地毯，彷佛要靠自己的力量席卷整个加拿大市场。他曾一度负债，之后又还清债务，这个经验让他刻骨铭心。但这一切都无法抚慰他情感上的挫折，他的真正计划遭到劫持，走上一条他反对的道路，而且与他的明智判断相左，他知道这终将付出极大的历史代价。
哈塔米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的主要对手纳提格－努里由最高领袖指定。由于纳提格－努里深受欢迎，因此大选尚未结束，他就已经开始进行国是访问。其他参选人包括雷札．札瓦雷，他是司法部副部长与宪法监护委员会委员，以及穆罕默德．雷沙赫里，人称「可怕的阿亚图拉」，曾担任穆萨维的情报部长。但这两个人甚至连百分之三的票数都拿不到。从参选名单可以看出，纳提格－努里当选总统应该是毫无悬念。
从各方面来看，当局推派的总统候选人纳提格－努里仍坚持革命主张。他抨击西方的「文化攻击」，认为这将使伊朗陷入「腐败、堕落与懒散」5。唯有巩固本土的伊斯兰文化，才能让伊朗免于这种潜藏的入侵。纳提格－努里强调防卫巴勒斯坦以及与美国永久为敌。他透过政府部门从事选战，而且还是在政府正常办公时间进行。一开始，纳提格－努里的竞选人员完全没有发现哈塔米阵营的学生活动分子绘制与悬挂竞选旗帜直至凌晨，他们把竞选明信片丢进车窗，在街上唱着歌曲。
在选举前，哈塔米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他是个退休的知识分子，以美式风格从事选举，并且搭乘巴士巡回各省，他受欢迎的程度是过去伊朗选战所未有的6。哈塔米是个魅力超乎预期的政治候选人。他心胸开放，对选民友善，尽管穿着优雅的袍子，但谦虚的风范正好投合后革命时代伊朗民粹主义的胃口。哈塔米的理念——法治、市民社会、政治发展——直接来自于《地平线》与战略研究中心这些思想温室。但他让一般民众得以接触到这些理念，民众对于这些事物的渴望远比他的幕僚最热切希望的更为强烈。
哈塔米承诺，未来的伊朗，政府将不会保持沉默。伊朗民众缺乏一切求助的手段，这些手段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市民社会：独立的报社，草根的社团、政党、权力制衡——对敢于怀抱希望的人来说，甚至还想拥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可以做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及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虽然哈塔米穿着教士的袍服，头上裹着黑色缠头巾，标志着他是赛义德（seyyed）或称「先知的后代子孙」，却还是提出了这样的未来。哈塔米不是个激进分子。投票给哈塔米的人，心中通常怀抱着希望，相信伊斯兰共和国能有更好的未来，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仍有可能带来解放。
尽管如此，哈塔米必须面对当局势力与最高领袖权威的连手打压。长期以来，哈塔米只能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天生的魅力进行选战。然而，就在大选前两个月，他意外取得一项极大的战术优势。一九九七年三月，拉夫桑贾尼与他的建设公仆党同意让德黑兰市长戈拉姆侯赛因．卡尔巴斯希支持哈塔米，而且让整个德黑兰市政府机器接受他的调度7。现在哈塔米有了充足的金援，而且在拥有伊朗五分之一人口的首都立起了竞选广告牌。到了五月初，也就是大选举行的月分，情势已经愈来愈明显，哈塔米不仅有后来居上的可能，参与投票的伊朗人也可能成为一九七九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面对这样的状况，改革派感到惊奇，但还是半信半疑，甚至未预先为哈塔米拟好胜选感言。可以确定的是，投票可能出现舞弊。哈塔米的弟弟穆罕默德．雷札．哈塔米向一名外国记者表示：「选前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已经确定哈塔米先生将会胜选，但如我所言，我们不确定这个胜选的结果是否会获得公布。」8哈塔米的选战吸引了拉夫桑贾尼的注意，毕竟他仍是现任总统，掌握了幕后庞大的人事资源。五月十六日，在主麻日礼拜上，拉夫桑贾尼宣示，最糟的罪莫过于选举舞弊。哈梅内意也被逼着表态。他口头上重申相同的原则，他说道：「我不允许任何人在这场选举中舞弊，这不仅违反了宗教，也违反了政治与社会伦理。」9
大选的前两晚，《地平线》成员聚集共进晚餐。有人表示哈塔米仍然落后纳提格－努里，但两人的差距已经拉近。离开战略研究中心后创办了民调机构的几名社会科学家做了民意调查，他们选择这个时候公布最新调查结果，哈塔米将会以压倒性的多数赢得这场选举。结果不出所料，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大约八成的伊朗选民投票，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九把票投给了哈塔米10。
温和、容易妥协、缺乏信念——几年后，哈塔米最亲近的盟友与幕僚将会提到，他们从哈塔米身上始终可以看到这些悲剧性的缺点。一九九七年，在这场被称为「伊朗历三月二日史诗」的大选之后，伊朗依然是一个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地方。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对于这点说得尤其坦率，他也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不到十年前，他原本是何梅尼的接班人，后来因为反对监狱大屠杀而被剥夺资格。
阿亚图拉蒙塔泽里严守政治沉默已将近十年。现在，在一九九七年的十一月，他罕见地在库姆发表演说，除了宣泄他的愤怒，也概略陈述他在这段沉寂岁月里构筑的愿景。也许，他知道这么做将使他失去他尚未失去的东西。也许，他一点也不在乎。
蒙塔泽里是「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这个教义的创始人之一，他表示自己过去认为最高领袖可以在巴勒维国王滥用权力后成为对抗专制主义的利器。宗教学者——最初是广受民众爱戴与尊敬的何梅尼——可以制衡总理与总统的权力，确保两者无法进行绝对统治。然而实际的运作却与理想有很大的差距。最高领袖反而成为绝对的统治者。人民选举总统与国会负责执行人民的意志，但这些民选领袖却缺乏权力。蒙塔泽里懊悔地说，最高领袖掌握所有权力，却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
蒙塔泽里提醒听众，在什叶派传统中，只有十二位伊玛目不会犯错。虽然何梅尼的追随者尊称何梅尼为「伊玛目」，但即使是何梅尼也只是凡俗之躯，而非神圣不会犯错之人。不仅如此，何梅尼的言行在保守派教士里属于僵化恪守《古兰经》的类型。蒙塔泽里抨击对何梅尼的崇拜是一种偶像崇拜。蒙塔泽里总是回到《古兰经》的内容，引用先知的说法与其他伊玛目的行谊，认为必须进行某种动态的「伊智提哈德」（ijtihad），也就是从当代的角度来诠释神圣经典。当蒙塔泽里提到什叶派创立者伊玛目阿里时——蒙塔泽里经常以他为例，他形容阿里是个温和、有弹性而且自信的人，他是最高领袖哈梅内意应学习的典范，也凸显出哈梅内意的难以相处。
蒙塔泽里无畏地提出反对意见，他的做法令人尊敬，而这也使他成为政治教士的异数。他不担心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可能带来的喧嚣与争吵。他不懂哈梅内意及其下属为什么觉得批评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也不担心教士未预先选定候选人，民众就会陷入错误。伊朗人都是好穆斯林，就算选出错误的国会议员，这些人也只是少数，在绝大多数议员都是好议员的状况下，这些不良的议员起不了什么作用。蒙塔泽里相信民众的智慧与善意。《古兰经》的经文要求统治者要「协商」。有些伊斯兰学者，何梅尼也是其中之一，认为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指协商是许可的而非必要的，而且无论如何领导者需要协商的对象是有资格的伊斯兰学者，而非一般民众。蒙塔泽里对于这段模棱两可的经文采取了民粹主义的观点。至少到了一九九七年，他认为（与人民）协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政府正当性的基本根源。
在一九九七年的演说中，蒙塔泽里斥责巡逻伊朗大学校园的武装民兵。Hezbollah 的意思指「真主的党」，但蒙塔泽里坚持，没有任何一个真主的党会肆无忌惮地高呼口号而且用棍棒殴打政治对手。伊朗人民不应该受到这种野蛮力量统治。相反地，蒙塔泽里认为，伊朗人民应该拥有一个具有政党、权力分立、自由选举与言论自由的体制。而根据他的看法，根本不应该由宪法监护委员会选定候选人。总统与国会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这名原本可能成为最高领袖，却在一九八八年被剥夺资格的男子，对于他眼前这个体制内最高职位的扩张与滥用提出抨击。最高领袖的存在不是为了立法、为了偏袒某人、为了打压异议人士或确保任何特定的政治派系能够获胜。最高领袖不应该指挥警察或军队，不应该成立属于自己的司法外特别法庭来管理教士，而哈梅内意现在做的就是如此。最高领袖应该要在宗教法的领域内「指导」国家事务，本质上来说，最高领袖是政府的精神顾问。即使如此，最高领袖也不应该无视民众的意志或让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之后的作品中，蒙塔泽里还明确表示，最高领袖应该由民选产生，而且要向人民负责。
蒙塔泽里毫不隐讳地轻视那名取代自己成为最高领袖的男子。哈梅内意无法成为而且未来也无法成为像何梅尼与蒙塔泽里那样的法学权威。但就在成为最高领袖后不久，哈梅内意试图让自己迅速取得高级教士的地位，而这个地位其实已经逾越他受的训练、他发表的作品以及学术社群对他的认可。蒙塔泽里让最高领袖知道，他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应该加以反对的。哈梅内意的做法「堕落了」传统的什叶派权威世系，使这个世系退回到「幼稚期」11。
哈梅内意对「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诠释，实质上架空了民选官员的权力。蒙塔泽里不久将指出，总统无法实施法治，行政工具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警察只向最高领袖回报，而最高领袖还主张自己能控制司法。此外，最高领袖可以召开特别教士法院，目的是为了整肃异议教士，而最近法院的管辖范围甚至扩大到「侮辱」教士的俗人身上。这个特殊的革命法庭并不符合《古兰经》协商的原则，但何梅尼与哈梅内意却认为舍弃这项原则是适当的做法。事实上，哈梅内意担任最高领袖之后便开始扩充教士法院，使其拥有自身的安全网络，甚至拥有自己的监狱。教士法院的法官、检察官乃至于辩护律师都直接向最高领袖负责，而非向司法部或任何民选官员负责，而最高领袖倾向于从情报部与特别强硬的教士中选任法官。就连法院预算也由最高领袖监督而非国会12。
或许，接下来当特别教士法院将矛头指向蒙塔泽里时，也不让人意外。蒙塔泽里的一九九七年演说在核心的部分冒犯了哈梅内意。特别法院对蒙塔泽里判处软禁的刑罚。革命卫队、巴斯基与情报部派暴民洗劫蒙塔泽里的家、办公室以及蒙塔泽里在库姆进行演说与授课的侯赛因宗教会所。根据蒙塔泽里回忆录的说法，这些安全部队听命于最高领袖办公室，他们破坏与查封了宗教会所，任由它沦为废墟。蒙塔泽里被软禁在自宅的二楼，所有通往屋外的门全被封死，仅留一扇门对外出入；而就在这扇门的里面，安全部队盖了一间小屋来屯驻武装卫兵。往后五年，除了自己的家人，蒙塔泽里无法见到任何人。
然而，蒙塔泽里的话语已经打破封住的门，传布到外界。蒙塔泽里在十一月的演说中表示，哈梅内意已经让伊斯兰共和国成为与巴勒维国王统治时期几乎没什么差别的专制政体。没有任何伊斯兰的事物是与压迫相关的。蒙塔泽里劝告哈塔米：「如果我是你，我会去找最高领袖，以适切而尊重的态度告诉他，每个人都知道你支持另一个候选人，但二千二百万人把票投给我。因此，这表示人民已经否定了现存的秩序。」13
(1)霍贾托尔－埃斯兰（hojjat ol-eslam）意指「伊斯兰之证明」（proof of Islam），也是宗教界的头衔。
第三部 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