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映入眼帘的景象
让观看成了恐怖的梦魇，
就在这些景象吸引着你
欣赏这片点缀着白色橡树的广阔地貌时，
干瘪的尸体
冰晶般的脸孔
结了盐粒的尸身，
使劲抓住你的眼睛去改变它们。
——穆罕默德．莫赫塔里
《来自另一半》
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九岁时母亲去世，革命爆发，他在此时发现诗的存在。体格魁梧、面容忧伤、浓密的褐色鬈发与温暖而疲惫的眼神，夏赫拉姆在伊朗北部省分吉兰一个名叫夏夫特的村落的稻谷脱壳工人家中出生，在七个子女中排行第六。他与父亲以及所有兄弟姊妹睡在同一间寝室里，屋顶是用镀锌铁皮铺设的；不管家人如何劝告他多睡一点，天刚破晓，他就会起床运动与背诵诗歌。
夏赫拉姆不确定自己是否信仰真主。他的母亲还活着的时候会祈祷，但与伊朗其他众多的工人阶级一样，他们家的立场倾向于世俗左派。他的父亲贫穷，但自尊而守法。夏赫拉姆想要一辆脚踏车，他的父亲找到一个人愿意以他付得起的价格卖脚踏车给他。但当他与夏赫拉姆把脚踏车牵走时，夏赫拉姆的父亲想起自己没有跟对方索取收据。他们回头去找卖家，卖家说他无法开收据。让夏赫拉姆沮丧的是，他的父亲居然因此把脚踏车还给对方。
夏赫拉姆整个早上都是一个人独处。他的兄姊在学校，父亲在工作，弟弟巴赫拉姆在祖母家。就读四年级的他只有下午才有课。夏赫拉姆其中一个哥哥打扫顶楼时找到了两件东西，他觉得夏赫拉姆可能用得着。一个是老旧的小型电暖器，一个是破旧的诗集，里面收录了一些诗人的选集以及对诗作的评论，包括了伟大的波斯诗人海亚姆、哈菲兹、莫拉纳与萨迪。诗集的封皮已经快要解体。夏赫拉姆的哥哥亲手将这本书重新装订起来，然后交给夏赫拉姆。
小型电暖器少了插头。第二天早上，夏赫拉姆把电暖器裸露的电线接到二百二十伏特的墙壁插座上。强烈的电击将他击倒在地。下午，他的姊姊放学后发现夏赫拉姆不省人事。夏赫拉姆觉得自己没有死完全是运气好。
那位把电暖器与诗集拿给夏赫拉姆的兄长，是个活跃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爱读书的人。夏赫拉姆小的时候，这个兄长坚持夏赫拉姆必须读完书、写完读书报告才能出去玩。很想出去玩的夏赫拉姆于是读完了《小黑鱼》与萨玛德．贝赫朗吉的其他作品。有个老师给了夏赫拉姆一本书，夏赫拉姆特别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叫《哈萨纳克，你在哪里？》，书中讲述了一则晦涩难懂却又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七○年，由穆罕默德．帕尔尼安以韵文形式写成，故事一开始的场景是天降大雪覆盖了一座繁荣的村落。害怕的村民纷纷躲进自己的家中。但是，一个名叫哈萨纳克的小男孩却决心找回云后头的太阳。他带领一群孩子，不顾父母的抗议，前往山中。大人们反对，因为山里面有野狼与大雪。你们会冻死在那里。但哈萨纳克还是率领孩子前往。
前往山区途中，他们遭遇野狼攻击。哈萨纳克知道，他与其他孩子必须赶在他们冻僵之前达成任务。于是他要其他孩子留下来对抗野狼，自己则继续上山寻找太阳。
现在只剩下哈萨纳克孤身一人，他毫不畏惧，一路往上爬，空气愈来愈稀薄，也愈来愈寒冷，他小小的身体抵挡不住严寒，几乎就要死去。尽管如此，他还是登上了山顶。他在那里发现了正在沉睡的太阳。
「太阳！」哈萨纳克叫道，「太阳！快起来！」
太阳被哈萨纳克的声音唤醒，开始冉冉升起，再次将光与热散发给村子，以及其他或远或近的村落，还有已经冰冻的高山。但是，太阳低头一看，在底下的山峰上，小哈萨纳克的身体早已冰凉没了气息。
此后，在其他孩子的耳中，在山中的岩石间，仍然回荡着哈萨纳克的声音。
「我将前去，我将移除冰雪。」他说道。
「我将前去，我将扫尽云雾。
「我将在乌云中清出一条道路。
「我终将找到太阳。
「凡是想看到太阳的人
「起身随我来！」
遭受电击之后，侥幸捡回一命的夏赫拉姆不敢再去碰电暖炉，而是拿起诗集开始阅读，这是他首次接触波斯文学的几个大师。他朗读这本书给自己听，而且是用尽力气大声朗读。这些诗作的情感发源地并非完全处于夏赫拉姆的意识生活之外。夏赫拉姆开始写作。他把自己的诗拿给他的兄长看，兄长说他的诗写得非常好，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诗人。
一九八一年，夏赫拉姆十一岁，巴尼－萨德尔担任总统，革命卫队与圣战者组织在市区进行巷战。在夏夫特，夏赫拉姆认识一个加入圣战者组织的男孩。这个男孩没有父亲，他很高，很穷，读了很多书。他在巷战中存活下来，而且短暂逃亡了一段时间，而后返回夏夫特来看他的母亲。枪声响起时，夏赫拉姆正坐在家中。他与家人朝那名年轻圣战者家中跑去，发现他家已被革命卫队团团围住。夏赫拉姆认出其中一名队员是另一个邻居家中的男孩。那名男孩拿枪指着夏赫拉姆与他的家人。「如果任何人往前一步，」他说道，「我就开枪。」
那名又高又穷的年轻圣战者正在母亲家中祷告，一名队员潜伏在窗边，一枪打中了他的前额。然后，攻击者进到屋内，把死者的头砍下来。夏赫拉姆看到他们把邻居的无头尸体拖到车内。那是一幅可怕的景象。他因为他的哥哥以及哥哥的朋友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反对伊斯兰共和国。但从那时起，他打从内心反对伊斯兰共和国。
夏赫拉姆的青少年时期就跟一般青少年一样虚掷光阴。他用一年的时间完成高中前两年的课业，接下来就开始疏于学习，甚至把诗抛在一旁，与朋友流连于吉兰首府拉什特的街头，对于不经意发现的街边新鲜事充满兴趣。有一天，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九八八年春天，十七岁的夏赫拉姆搬到拉什特。当他与朋友走在街上时，看到一个令他心动的女孩，他从未对其他女孩有过这种感觉。女孩名叫碧塔，住的地方离夏赫拉姆只有几条街。
夏赫拉姆打听到她的电话号码。但根据伊朗传统，最初见面必须由家人介绍，交往也必须由双方家长安排。约会在伊斯兰共和国是非法行为，重视女性荣誉的传统家庭也无法接受。所以夏赫拉姆只能打公共电话给碧塔，只要电话是她的姑姑、母亲或其他家人接的，他就马上挂电话。终于，碧塔接起电话。夏赫拉姆告诉她，他爱她。之后，两人开始偷偷打电话，有时还会到电影院见面。他们不敢上街，怕巴斯基以行为不检为由逮捕他们，此外也担心被碧塔的家人看到。直到一九九一年，两人终于结婚。夏赫拉姆觉得自己心中有某种东西正在萌芽。他重新开始写诗与阅读。
夏赫拉姆的哥哥在德黑兰担任排字工人，这份工作使他接触到诗人与作家。他把夏赫拉姆的诗拿给一些作家看，这些作家开始与夏赫拉姆通信，并且告诉他他们对他的作品的看法。夏赫拉姆与阿里．巴巴恰希时常信件往来，脸孔粗犷、满头鬈发的巴巴恰希是伊朗最富盛名的世俗文学杂志《周末》的编辑。新婚的夏赫拉姆充满自信，一九九二年，他与妻子搬到德黑兰。
夏赫拉姆在拉什特有个朋友担任文化杂志编辑，他请求夏赫拉姆帮他一个忙。朋友问道，既然夏赫拉姆人在德黑兰，那么是否能代他向世俗诗人兼作家穆罕默德．莫赫塔里邀稿？莫赫塔里是伊朗文坛的著名人物，然而夏赫拉姆从未见过他。但他还是依照朋友的要求，靠着一通电话拿到了这名著名作家的稿子。
莫赫塔里邀请夏赫拉姆到他一个朋友家参加聚会。这是这位文学名人对一个力争上游的二十二岁诗人做出的慷慨之举。夏赫拉姆在聚会中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年少。但当莫赫塔里听到夏赫拉姆说话时，他肯定从这名来自夏夫特体格魁梧、目光温和的年轻人身上看到某种与他心灵相合的特质。当着朋友的面，莫赫塔里走上前去，亲了夏赫拉姆前额一下。
穆罕默德．莫赫塔里不是那种会在聚会里嚼口香糖的人。但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夏赫拉姆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莫赫塔里却在作家聚会上嚼起了口香糖。夏赫拉姆现在心里想到的都是这些细节，无关紧要却又难以忘怀。
聚会中，作家们震惊地谈论起最近发生的可怕新闻。九天前，达里乌什．佛鲁哈尔与他的妻子帕尔瓦内赫在自宅遭到杀害与肢解。佛鲁哈尔一家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分子。达里乌什死时七十岁，他曾在巴札尔甘政府担任部长，从事运动已超过四十年。他与帕尔瓦内赫批评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纪录。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布满了穿刺伤。据说凶手刺了达里乌什十一刀，帕尔瓦内赫则是二十四刀，每一刀都将刀子转了一百八十度。他们把达里乌什残缺的尸体面向麦加。谋杀案发生时，佛鲁哈尔家正受到情报部的严密监视。犯罪者不可能在无人注视下进入屋内。这对夫妇当晚宴请了几个宾客，佛鲁哈尔家的律师相信是这些宾客犯下杀人罪行，当达里乌什坐在书房说话时，他们趁机将他绑在椅子上，然后突袭正准备就寝的帕尔瓦内赫1。
达里乌什遇害的前两天，另一名作家兼政权批评者外出跑步，但再也没有返家。玛基德．谢里夫是沙里亚蒂的助手，在沙里亚蒂去世后负责编辑他遗留下来的作品。他也将尼采与德希达的作品翻译成波斯文。十一月二十四日，德黑兰警方在路旁发现他的尸体。在此之前的八月，左翼活动分子皮鲁兹．达瓦尼也因不明缘故失踪，遗体一直未能寻获。
莫赫塔里难道没有发现佛鲁哈尔家的事很不对劲吗？夏赫拉姆问他。夏赫拉姆觉得，这一连串的死亡事件只是开始。
星期六，适逢假日，但为文化版面写稿的夏赫拉姆仍要上班处理周日报纸出刊的事务，此时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莫赫塔里失踪了。这个朋友是一名编辑，他请莫赫塔里写一篇文章，当他在约好的时间到莫赫塔里家拿稿时，却找不到莫赫塔里。
夏赫拉姆打电话过去，莫赫塔里的妻子告诉他，莫赫塔里在星期四傍晚五点出门购买灯泡与牛奶，从此音信全无。莫赫塔里的家人打算等假日结束再求助媒体。但夏赫拉姆力劝他们要早点采取行动。他的弟弟巴赫拉姆很快就在报纸上下了斗大的头条标题：「穆罕默德．莫赫塔里在哪里？」接着就是夏赫拉姆人生中胆战心惊的一星期。
夏赫拉姆在报社以及在一家名叫新计划的出版社工作，他与一群改革派人士合作，其中以阿克巴尔．甘吉最为知名。一群聚集在新计划出版社周围的宗教知识分子感到害怕。夏赫拉姆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不安。他日后表示，当时大家不觉得莫赫塔里遭到逮捕，也没有他遭到逮捕的迹象。他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失踪，让人觉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三四天后，莫赫塔里的儿子在停尸间认出诗人的遗体。
同一天晚上，穆罕默德．贾法尔．普扬德赫也失踪了。普扬德赫是莫赫塔里的朋友，他是一名作家与译者，最近才将〈世界人权宣言〉翻译成波斯文。他被人发现勒死在德黑兰西南方的夏赫里亚尔。
夏赫拉姆根据杀死莫赫塔里的凶手提供的证词重建了他的朋友兼导师在人生最后一刻经历的过程。夏赫拉姆描述这段历程以纪念莫赫塔里，彷佛这段痛苦的描述可以让夏赫拉姆回到过去，让莫赫塔里可以在爱他的人的陪伴下死去，而非孤独地陷入恐怖之中。
莫赫塔里当时前往德黑兰北区位于自宅附近的约旦大道商店购买牛奶与灯泡。他不知道有多达八人的袭击者分别搭乘宝狮与出租车尾随着他。当他返家的时候，其中一部车下来几个人向他出示传票。他们告诉他，他被捕了，并且要他上车。他们载着他在德黑兰北区绕行几个小时。他们的计划是在情报部位于贝赫什特．札赫拉的办公室杀害他，贝赫什特．札赫拉是位于德黑兰南方的一处大型公墓；但这次行动是保密的，贝赫什特．札赫拉的情报长官知道这件事，不过他的属下却毫不知情。这些暗杀者等待着，直到大楼空无一人为止。
在夜色掩护下，他们穿过墓园，把莫赫塔里运到情报部大楼，然后将他带到专门用来做一些恐怖勾当的房间里。他们让莫赫塔里俯卧着，用绳索缠绕他的脖子。他们坐在他的背上并且抓住他的脚。有人用脚踩住他的脖子，然后拉紧绳索。他们把布塞进他的嘴里，不让血流出来。他们都是有经验的人，懂得从指甲颜色的变化来判断一个人断气了没。当莫赫塔里停止挣扎且没了气息，当他的甲床变成了灰色，他们将莫赫塔里塞进宝狮的后行李箱，接着把车开到德黑兰东南方的雷伊水泥工厂后方。他们拿走莫赫塔里皮夹里所有的物品，并且将他的尸体丢弃在那儿。
在朋友与家人的陪伴下，穆罕默德．莫赫塔里的妻子看着丈夫的灵柩送上灵车。她走向前去，把一支笔放进棺木里。她说道：「我目送他带着他的武器离去。」2
革命前，伊朗的文学菁英多半来自世俗左派。革命后，世俗左派遭到搜捕，未遭到消灭的则噤若寒蝉，伊朗的诗人与作家转而退缩到私人领域。延续以往的文学风格进行写作将招致审查、监禁与流放。穆罕默德．莫赫塔里在一九八一年担任伊朗作家协会干事，在一九八二年时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作家协会遭到查禁。革命教条主义干部发展出新的文学，不仅赞美伊玛目，也改写了宗教叙事。世俗作家在极为疏离而危险的生活中度过十年。马哈茂德．杜拉塔巴迪是一名小说家与剧作家，从贫困中一跃成为老一辈的菁英；他日后表示，当时他一直过着彷佛有人拿刀子从背后顶着他的日子。没有任何主流政治人物或机构出面捍卫这名世俗作家。宪法的约束也无法保护他。
接着则是拉夫桑贾尼的主政时期，以及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地平线》与战略研究中心。这个时期的宗教知识分子，包括索鲁什、卡迪瓦、甘吉、哈贾瑞安与其他人，都不是从伊朗旧知识分子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他们是出身下层中产阶级的传统人士，这些人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思想的优越与革命息息相关。他们使用的是宗教与革命的语言。这是一种充满撕裂感的语言，夏赫拉姆觉得始作俑者就是沙里亚蒂：宗教知识分子永远无法将伊斯兰教以及追求自决与自由意志的革命驱力融合在一起。但由于改革派是政府内部的人士——表面上看来是如此——因此相较于世俗左派，他们可以用较小的代价发起大胆而挑衅的政治自由要求。宗教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这个系统。有些人甚至是这些要求的建立者。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获得容忍。
在这些新宗教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相信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批判神权政治的不公义，甚至抨击神权政治的不虔诚，而他们也要求做到政教分离。前总理梅赫迪．巴札尔甘的一九九二年演说让世人留下主张世俗主义的印象。一年后，《地平线》对这篇演说又加以详细阐述。巴札尔甘在《地平线》的文章中表示：「只要宗教与政府（甚至意识形态与国家）合而为一，并且掌握在统治者之手，民众就被剥夺了言论自由以及管理自身事务的意志。输家一直是宗教，不是政府。」巴札尔甘写道，事实上，伊朗人「看着这些伊斯兰与穆斯林脸孔自认为是奉宗教与政府之名行事……，他们因此逐渐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宗教知识产生怀疑」3。《地平线》编辑在为巴札尔甘的文章写序时提到，他们要为前总理遭受伊斯兰激进分子不当对待一事致歉，因为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地平线》圈子的人：「现在，热潮已经消褪，激烈的激进主义已经结束，社会发展的方向也已经明确，许多人现在正乞求得到他的原谅，特别是攻击他的政策的年轻一代。」4
世俗知识分子以审慎而兴奋的心情关注改革派知识分子逐渐转向接近世俗化的国家观点。世俗知识分子的处境远比改革派人士来得艰困危险。此外，宗教异议人士也为同为知识分子的世俗派人士创造了喘息空间。于是，趁着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初期对出版采取较为自由的政策，世俗派编辑开始创立杂志，其中包括了《周末》。世俗作家也开始发表文章。世俗派知识分子开始在秘密聚会时重新接触，并且将这种聚会称为「共识会议」。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搬到德黑兰时，他进入的就是这个作家圈子。
宗教知识分子也试探性地向世俗知识分子伸出友谊之手。他们的动作不能说完全不具有自利的考虑。把旧文学菁英涵盖到改革派圈子里，不仅能证明宗教知识分子有诚意推动宽容与言论自由，也显示他们对文学的看重，毕竟世俗派作家依然是伊朗文化品味的翘楚5。另一方面，世俗知识分子也察觉国家已经改变，他们不可能无视与排除宗教知识分子而还能代表伊朗的高层文化。他们于是同意让宗教改革派阵营的一些人权与女权活动分子参与他们的共识会议6。
毕竟这些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在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下扩大言论自由的空间。一九九四年十月，一百三十四名伊朗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的标题是〈我们都是作家！〉，他们要求恢复已经查禁的伊朗作家协会，并且要求停止审查7。联署人表示：
我们都是作家！这意味着我们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与出版我们的情感、想象、观念与研究成果。我们的文字作品，无论是诗文或小说、剧作或剧本、研究或批判，乃至于我们翻译世界上其他作家的作品，都应该不受干预或不遭阻碍地传递给读者，这是我们的自然、社会与公民权利。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在任何条件下，有权阻碍这个过程……
请愿书还强调联署人的善意。他们主张，无论政府或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如何抹黑他们，他们的本意均与政治无关。他们只想建立作家的集体组织，取得一个表达自由的空间。如果国内外有任何政治力量声援他们，那些都不是作家们该负的责任。尽管如此，「无论任何状况，捍卫任何作家的人权与公民权，乃是所有作家的职责与义务」。
这封公开信的联署人中就包括了穆罕默德．莫赫塔里、穆罕默德．贾法尔．普扬德赫与其他为人所知的连环谋杀案的受害者。
「连环谋杀案」这个词是贴切的。就像连环杀人犯一样，犯下这一连串谋杀案件的凶手有着固定的类型特征。他们多半避开宗教知识分子，专挑世俗作家、译者与知识分子下手，许多受害者甚至名不见经传。与连环杀人犯一样，这些凶手也有着特定的犯案手法：绞杀、注射钾离子使心脏衰竭，偶尔手段凶狠残忍，就像佛鲁哈尔夫妇的案子一样。受害者都是在出门工作、赴约、办事途中失踪。他们的尸体会在几天后被发现。凶手心狠手辣，行事缜密，早在穆罕默德．莫赫塔里遇害之前将近十年，他们就已经犯下杀人案件。一九九八年的杀人案件之所以引发危机，除了因为这一连串案件是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且犯案手法极为类似，也因为这些凶杀案发生在哈塔米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当时伊朗人多半期待国家应该走向更宽容而非更压迫的方向。
伊斯兰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存在于国家的表象之下，完全不受民选政府及其部会首长的掌控。现在，这股力量就源自于情报部，情报部是最高领袖辖下安全体制最秘而不宣的组织。根据日后一些描述，所有暴力的行动不应该仅追究情报部的执行人员，而应该溯及意识形态的创始者，也就是强硬派教士的圈子。宪法监护委员会、情报部与司法部门就是这些强硬派教士的据点。这些教士称为哈格尼圈子（Haghani Circle），哈格尼是他们受训的神学院名称，他们在这里接受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基．梅斯巴赫－雅兹迪的教导，梅斯巴赫－雅兹迪相信，把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从肉体上予以消除乃是善尽符合公义的职责。「杀死伪善者不需要法院命令，这是伊斯兰教法加诸于所有真正穆斯林身上的责任。」梅斯巴赫－雅兹迪在一九九九年如此说道，当时正是连环谋杀案引起争议的时候。「伊斯兰的命令就是将这些人从高山上推下，毫无顾忌地杀死他们。」8
〈我们都是作家！〉肯定在什么地方触动了狂热捍卫「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者的敏感神经。世俗文学菁英在长期遭受放逐后重新浮上台面，对新文化秩序构成威胁。宗教与世俗知识分子结盟的隐患令他们无法容忍，尤其宗教知识分子愈来愈公然地质疑「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过去，仰仗阿亚图拉何梅尼的权威与魅力，这类讨论很容易加以遏止。但是，随着一九九○年代宗教智性主义的出现以及西式社会科学逐渐流行，大家开始主张理性的辩论，反对一味要求服从或符合革命精神。伊朗的知识分子与权力菁英之间开始出现无可弥缝的鸿沟，梅斯巴赫－雅兹迪与哈格尼圈子相信最高领袖的权威绝对而不可能有错，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最高领袖仍须做到符合逻辑，而且应该受到人民主权某种程度的限制9。
这些隐身在安全机构里的力量杀死的世俗知识分子，在权力结构里毫无立足之地也毫无法律保障，凶手或许认为自己只是在善尽神圣责任。他们也许顽固地认为可以靠一己之力清除伊朗前革命时代的文学文化。他们或许也了解到自己一时间还无法对付他们的政治对手改革派人士，因为这些人尚未明目张胆地违反宪法：于是他们将目光转移到世俗派思想家，企图杀鸡儆猴，警告改革派人士，有一道他们应该感到畏惧而不应该去踩踏的红线。
宗教知识分子并未因此缄默。相反地，索鲁什与巴札尔甘在同一期的《地平线》与其他刊物共同发表声明，抨击神权政治不仅以暴力侵害人权，也伤害了宗教尊严。一九九五年，巴札尔甘去世，他的追思仪式在伊朗革命伊斯兰主义的诞生地侯赛因宗教会所举办。在沙里亚蒂曾经慷慨陈词的讲经台上，索鲁什表示：「一个宗教成为压迫工具而民众遭到打击与剥夺的社会，要比毫无宗教的社会更加邪恶，因为后者的压迫者并未以真主之名犯下罪恶，也未将自己的罪恶归于宗教。」10
伊朗的世俗知识分子成了无情死亡机器的猎物。根据纪录，从一九九○年到一九九八年，超过八十名伊朗作家与知识分子在类似的状况下死亡：遭到绑架、失踪、尸体被人发现。侯赛因．巴拉赞德赫曾经担任沙里亚蒂的助手，一九九五年一月，他在马什哈德被闷死。艾哈迈德．米尔．阿拉埃伊是伊斯法罕的一名作家与译者，一九九五年十月死亡，死状可疑。艾哈迈德．塔法佐利是一名作家与译者，一九九六年一月，他的尸体在德黑兰被发现，头骨遭到击碎。易卜拉欣．札尔札德赫是一名编辑与出版商，他利用传真机将公开信〈我们都是作家！〉发送出去，一九九七年二月，他遭到绑架，三月被刺身亡。六名前政治犯分别遭到绑架，他们的尸体于一九九六年在马什哈德被人发现。一九九八年四月，前总理穆沙迪克的孙女遇刺身亡。一九九八年九月，在克尔曼，担任老师同时也是诗人的哈米德．哈吉札德赫与九岁的儿子被刺死在床上。
一九九六年八月，大约二十名世俗作家，其中许多是〈我们都是作家！〉的联署人，一行人包车前往邻国亚美尼亚参加文学节。半夜，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发现自己搭乘的巴士正朝着悬崖急驶而去。司机故意松开手剎车，然后跳出车门逃逸。一名乘客冲向前去踩住剎车，成功停下车子，车头已经越过绝壁，其中一个轮胎还差点悬空。
同年夏天，安全部队突袭德国文化专员的家中晚宴。出席的作家与知识分子遭到监禁与审问。法拉吉．萨库希也在其中，他当时担任《周末》的编辑，同时也是〈我们都是作家！〉的联署人。往后两年，萨库希一再遭到囚禁，而且被迫坦承自己参与了西方破坏伊斯兰共和国的阴谋。他被迫表示，《周末》遵循德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脚本。
这段期间，夏赫拉姆在作家协会的朋友经常提到一个人，他们只知道这个人名叫哈什米，哈什米要不是将他们传唤到情报部进行审问，就在他们试图出国时在机场拦住他们。后来夏赫拉姆才知道，哈什米的本名叫梅赫达德．阿里哈尼，是专门负责对付世俗左派诗人与作家的情报部官员。这个计划的目的明显就是清算。
接下来到了一九九八年深秋，佛鲁哈尔夫妇、玛基德．谢里夫、穆罕默德．莫赫塔里与穆罕默德．贾法尔．普扬德赫在三个星期内先后失踪。伊朗作家与知识分子知道，自己已成了俎上肉。名单浮上台面：姓名字段表列出即将失踪的知识分子。侯赛因．巴什里耶赫是一名社会学家，他曾在战略研究中心吸引一批追随者，他的名字也出现在某些版本的名单上。虽然他符合名单的特征描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世俗左派知识分子，对于伊斯兰改革派思想有着实质影响力，但他不相信有人会伤害他。他认为自己并非公众人物，而仅是个不过问政治的学者。尽管如此，他的妻子还是在门上安了两道锁，朋友也劝他们到别的地方过夜。恐慌的作家们在伊朗城市四处漫游寻找可以歇息的地方，他们连听到脚步声都感到害怕，而且为了安全将家人送往外地农场。有些人完全与外界断绝来往，只跟自己最亲近的朋友与家人连系。有些人索性出国，等待风暴过去。改革派的报章杂志在哈塔米主政下刚要开始成长发展，此时大声疾呼决心与正义，要求情报部部长古班纳利．多里－纳贾法巴迪如果无法保证伊朗知识分子的安全，就应该马上辞职。
总统哈塔米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他无法针对伊朗异议分子遭到谋杀而引发的抗议声浪提出令人信服的响应，那么他提出的扩大言论自由与法治的主张将从一开始就沦为空谈。另一方面，如果他能让光线照进安全体制最阴暗的深处，那么他不仅是向选民证明深层改革的可能性，也让强硬派理解改革派是一股不可轻忽的力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哈塔米宣布他已经组成委员会调查此事。几乎没有人对此抱持期待。众所周知，伊斯兰共和国绝不会调查自身的弊案。但情报部内部却有人告密，而且提到离职同事与佛鲁哈尔夫妇谋杀案有关。哈塔米利用这项证据要求情报部对此事负责。令伊朗人震惊与讶异的是，情报部部长多里－纳贾法巴迪竟因此引咎辞职，他原本是最高领袖强加给哈塔米的首长，现在他的位子转而由哈塔米成立的委员会主席接任。
情报部表示，一群人数约三十名的恶劣探员，在前情报部副部长扎伊尔德．埃玛米的命令下，未经司法程序就在国内外杀害伊朗异议人士。一九九九年二月，埃玛米与他的探员被送进监狱。四个月后，据称埃玛米在狱中吞食除毛粉自杀身亡。
哈塔米因成功查明此事而声望提升。过去伊朗官方从未对杀害异议人士负责，也没有人为这类事件受到惩处。这是首次有总统仅凭舆论的压力与相对自由的报导就成功行使权力压制了安全机构。总统哈塔米证明强大的改革运动确实能有所建树。
但哈塔米也证实了改革运动的局限。情报部的「恶劣分子」遭到清除，主犯又凑巧自杀，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副部长真的有能力主导如此广泛的跨国行刺计划——夺走超过一百条人命——而完全没有任何上级指示？这样的计划究竟获得多高的层级的授权？是总统拉夫桑贾尼主政时期的情报部部长阿里．法拉希安下的命令？还是拉夫桑贾尼本人？抑或是最高领袖哈梅内意？这里面是否有教士介入，例如哈格尼圈子，他们曾经祝福这项计划，也许他们曾经发布伊斯兰教令，判决这些受害者死刑？有些强硬派官员宣称，埃玛米与他的党羽听令于国外的恶棍。他们公布一份录像带，在影片中，埃玛米的妻子在刑求下承认这件事，而刑求的过程因为过于残酷，导致她的一颗肾脏坏死11。
在《今日晨报》上，阿克巴尔．甘吉无情地向总统及改革派政府提出上述问题。《今日晨报》不只是一份报纸，它属于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所有；哈贾瑞安是战略研究中心的改革派战略研究人员，他曾经是情报部官员。据说在穆萨维时代，哈贾瑞安曾试图阻止哈玛米的任命案。显然他应该知道情报部一些内情。
至于甘吉，他不只是一名作家，他生来就像只牛虻，思想敏捷，干劲十足，而且激进得无可救药，无论是一九八○年代身为革命卫队成员，还是如今的自由派鼓动者，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在改革派眼里，甘吉是个强大但却令人恼怒的盟友。众人无法期望他的言行与团队一致；他是最大胆的思想家，也是最不愿妥协的批评家。
当扎伊尔德．埃玛米被捕时，甘吉为哈塔米喝采，但并未因此放松批评。「把每个人的目光引向情报部，这是个视觉上的幻影，」甘吉写道，「这些思想界与政治界的邪恶吸血者，无论他们如何掩饰，无论他们是否身居高位，都应该一个一个揪出来。」
这不只是对行凶者施加报复的问题。甘吉坚持，整个国内弥漫着「暴力意识形态」，政府必须将这种意识形态连根拔除，这是政府的道德责任。他又说，伊朗的宗教领袖不应该默不作声，否则这就证明他们也是共犯。更确切地说，正直的教士不应该让行凶者「在宗教的领域摆起谋杀与犯罪的摊位，或者是在宗教的圆顶下立起邪恶的大旗」12。
当扎伊尔德．埃玛米死于监狱时，甘吉公开质疑官方宣布埃玛米是自杀而死的说法。甘吉在《今日晨报》提到他被单独监禁的经验：守卫每半小时就会注视他一次；他一个星期只能洗一次澡，每次只能洗五分钟，而且整个过程都有守卫在旁边观看13。甘吉质疑，像扎伊尔德．埃玛米这么重要的犯人，狱方怎么可能任由他一个人取得有毒的物品而且有足够的时间自杀？是否有人该为这起事件负起过失责任，又或者政府应该发起调查，查明埃玛米死亡的真正原因？
甘吉的文章俘获许多读者。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书，书名为《鬼魂的地牢》，一出版就畅销。甘吉在书中追溯哈格尼圈子成员之间的链接，显示这些教士——法拉希安与多里－纳贾法巴迪也包括在内——从一开始就控制了情报部。他宣称，有一支暗杀小队秘密开会，由「幕后掌权者」发布伊斯兰教令杀害某些特定敌人，真主党支持者也听命于同一批教士。甘吉书中的内容，除了推测之外还带了点戏剧成分与B级片的语言。他笔下的人物包括一名「红袍阁下」与某个名叫「主钥」的人。但甘吉的论证也条理分明，他并未放弃越过扎伊尔德．埃玛米继续往上追究责任的念头。他点名法拉希安与梅斯巴赫－雅兹迪，最后还提到了拉夫桑贾尼。
日后，甘吉表示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在动摇政权的基础，他暴露了政权隐藏的计划与最见不得人的腐败。他知道哈梅内意试图控制损害，哈梅内意只承认四起谋杀——佛鲁哈尔夫妇、莫赫塔里与普扬德赫——而且想把责任局限在埃玛米及其党羽身上。但甘吉了解，该负起责任的人更多更广，不仅包括他们的同僚与长官，还必须追究过去。甘吉显然指的是拉夫桑贾尼。后来，甘吉表示，他认为他可以将责任一路追究到哈梅内意身上。但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哈塔米的支持——哈塔米不应该只是整肃情报部，宣布胜利，然后结束这件案子。
哈塔米警告甘吉，认为他追查得过于深入，也过于急切。不久，甘吉开始收到反对者的各种警告。他的文章受到严厉审查，甚至在出版前被删除多达三分之二的内容。「我们有十个编辑，而不是一个编辑。」甘吉日后说道。他开始从电话与传真机收到死亡威胁。
在这段期间，甘吉曾一度被情报部传唤，而且也被军事法庭传唤了一次。他在那里被告知，如果他继续写作，他将坐最少十五年的牢。当他写下一篇题为〈嘲弄死神〉的文章时，他知道自己的冒险之旅即将告终。他在文章里写道，他觉得自己像是参与一场决斗，随时可能被杀。为了访谈消息人士，他必须前往陌生的地方与陌生人见面。每次见面都可能是个陷阱。但他一次次顺利生还而且发表了文章，但每次发表遭受的审查都更甚以往。
终于，甘吉在二○○○年被捕。二○○一年，他将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与五年国内流放。他将成为伊斯兰共和国最难对付的政治犯之一，撰写激进的反神权政治宣言，而且进行长达五十天的绝食抗争，直到他的医师告诉他，他再继续下去将对脑子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为止。
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不像甘吉那么有名，但也锲而不舍地从事写作，追查连环谋杀案的幕后真相。他怀疑改革派分析家只将刺杀计划追溯到拉夫桑贾尼政府，是因为在拉夫桑贾尼主政之前，这些改革派连同他们的伊斯兰左翼朋友与权力核心有着密切关系。但二十八岁的夏赫拉姆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他相信刺杀计划从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时就开始了。他把数十年来发生的超过三十起谋杀案与一九九八年的谋杀案连系起来。在一本谈论情报部副部长，书名为《权力游戏：鲁霍拉．侯赛因尼安》的作品中，夏赫拉姆分析了扎伊尔德．埃玛米亲近人士的公开发言，显示伊斯兰共和国为了混淆真相，故意发表彼此冲突的叙事。
夏赫拉姆的作品使他四处求职都遭遇闭门羹。夏赫拉姆原本在报社编辑文化版面，向伊朗读者介绍世俗派诗人与作家，此外也在出版社任职，并结识一些重要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但现在这两个地方的职位都没了。有时，他甚至连房租都付不出来。他卖掉电视，把妻子碧塔与孩子送回拉什特，从连环谋杀案到他们遭受迫害这段暴力而骚动的期间，他让妻儿与岳父同住。「他们打算杀死我所有的朋友。」他绝望地对妻子娘家的人说道。
莫赫塔里原先相信对话。他是主动向政权中的改革派寻求沟通的人士之一，即使他并不认同他们的宗教理念。他相信和平共存与和平奋斗。他遭到谋杀是个可怕的错误。朋友的遗体被发现后才过了十天，夏赫拉姆就发表一封公开信。他把这封信称为〈诗人的份额：孤独、爱与死亡〉。他写道，在伊朗，希望本身令诗人与作家窒息。
之后，夏赫拉姆开始写书，而且从未停止。他把这一点归功于他对莫赫塔里的回忆。但他在德黑兰的生活却走了样。他身无分文，与家人分隔两地，他的作家圈在巨大打击下伤痕累累。四年过去了，他一直在写书。他完成的三本书只有一本成功通过审查获得出版。二○○一年，有朋友告诉他，一家新的改革派报社正筹备成立，报纸的名称叫《信任报》。也许夏赫拉姆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报社的编辑比夏赫拉姆来得保守，但在两人共同认识的朋友建议下，这名编辑决定给予这个年轻诗人机会，因为夏赫拉姆在新闻圈向来以聪明与敢于报导着称。夏赫拉姆于是成为《信任报》文学版的编辑。
一日，夏赫拉姆信步走到政治版编辑工作的地方。年轻的副编坐在桌旁，桌上散落着文件。他看起来不大可能超过二十二岁，身材修长，轮廓细致，黑色的短发侧分，一丝不苟，梳得整整齐齐。他有着纤细的手指，清澈的褐色眼睛似乎盯着某个更清晰或更美丽的事物，而对眼前的东西视而不见。他的头低低的，看起来正在努力工作。但当夏赫拉姆走近时，年轻编辑说道：「哈啰，拉菲札德赫先生。」
夏赫拉姆感到吃惊。
「我认识你。」年轻编辑说道。他自我介绍，他名叫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也来自拉什特。他询问夏赫拉姆是否愿意为他的版面写一点政治评论。
「你怎么知道我写政治评论？」夏赫拉姆问道，心里有些提防。
「我读过你的书，」年轻编辑说道，「我喜欢你看事情的方式。」
过了一段时间，夏赫拉姆才接受这项提议。到了那个时候，他与鲁兹贝赫已经成为朋友。一股共同的忧郁使两个人愈走愈近，不久，财务的拮据使他们成为室友。下班后，他们一起回家，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会为了散步而一起散步；他们可能一边聊天，一边穿过整座城市，或者只是默不作声地走着，直到喧嚣的车声重归寂静为止。有时走在路上，鲁兹贝赫会为夏赫拉姆吟唱传统民谣，他明亮而高亢的嗓音，响彻了昏暗的街道。
遭到逮捕的可能，一直萦绕在夏赫拉姆心中挥之不去。他试着不去想这件事。某天晚上，两人步行前往德黑兰东北部的国家公园时，夏赫拉姆对鲁兹贝赫开玩笑说：「我希望如果我被捕时，他们会连你也一起逮捕。原因只有一个：你可以在监狱里唱歌给我听。」
书 籍 分 享 公 号：Q L S F 6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