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伊斯兰共和国造就了谁，那么这个人就是阿里．阿夫夏里。他的家族效忠新政权与新政权充满魅力的领袖，革命年代的暴力与他们完全沾不上边。他不受饮酒、妇女服饰与男女有别禁令的影响，因为无论如何他都会恪守这些规定。阿里．阿夫夏里生于一九七三年，才二十几岁就已长得高大魁梧、满脸胡须，他虔诚信仰的态度深受统治教士的肯定。
阿里．阿夫夏里的父亲纳吉是德黑兰西北部小城加兹温的非神职宗教老师与周刊出版商。阿里从小在父亲藏书丰富的书房里获得养分与形塑自我，房间深处的书籍延伸了学校老师给予他的想象。纳吉与妻子是虔诚的信徒、传统的中产阶级，即使对革命国家的行动有些疑虑，却还是忠于阿亚图拉何梅尼。
对阿里来说，革命是在深秋的某个夜里来到加兹温。巴勒维国王的军队封锁街道，形同实施军事戒严，但他的父亲无视宵禁，前去照料阿里重病的祖父。纳吉回家，被打得遍体鳞伤，眼镜也被打碎了。阿里当时六岁。两个月后，巴勒维国王下台。阿里激动不已，他感到既兴奋又恐惧。在他家族所属的庞大氏族里，有何梅尼的支持者，也有批评者；两方的争论极为激烈。但阿里认识的人当中，并没有偏离政治主流太多的分子，因此没有人受到第一个骚动十年的影响。有时伊拉克战机从头上呼啸而过，巨大的黑色双翼随即将焦虑带往加兹温以外的地方。
阿里记得战时配给，民众为了领取基本的家用物品而大排长龙。在那段政治动乱与经济崩溃的岁月里，纳吉的教师薪水几乎难以养活妻子与三个小孩。压抑的气氛令人感到不适，就连不愿走极端的人也有此感受。阿里的同学想参加派对与穿自己想穿的衣服。阿里没有这种想法，但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不让他们这么做。
沙里亚蒂尽管个人并不穷困，但谈到社会正义时，往往流露出丰沛的情感。对阿里．阿夫夏里来说，能让他流露情感的是自由，虽然他个人并未受到这方面的压迫。自由也是一种正义。阿里厌恶体制使用胁迫、力量与不公正的手段将自身的价值加诸在他人身上。对于之后的革命世代来说，阿里是个超乎想象的生物：他参与政治活动——在后革命时代的伊朗，这是个毁灭性的职业——不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是为了捍卫别人的权利。
在父亲位于加兹温的书房里，年轻的阿里．阿夫夏里阅读历史，特别是穆沙迪克以来的历史。他阅读文学，外国与伊朗都有——杜斯妥也夫斯基、狄更斯、巴尔札克，以及赫达亚特、萨迪、阿雷．艾哈迈德。他读诗。他阅读伊斯兰，而且阅读伊斯兰传入之前与之后的波斯历史。最重要的是，他阅读沙里亚蒂。从沙里亚蒂身上，他发现了现代与振奋人心的伊斯兰教，一个号召众人参与政治行动的伊斯兰。但是，读了沙里亚蒂之后，阿里也读了《伊朗革命两步骤》，作者梅赫迪．巴札尔甘是遭到驱逐与蔑视的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理。阿里试图调和巴札尔甘的自由理性与沙里亚蒂的诉诸行动。《宇宙报文化副刊》发表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的文章时，阿里十五岁。他大量阅读《文化副刊》与之后《地平线》的文章。索鲁什接替了沙里亚蒂的地位，而阿里上大学之后，决心追随这位令人兴奋的新思想家。
一九九二年，阿里就读埃米尔卡比尔大学工业工程系，这所大学的前身是德黑兰理工大学。做为伊朗最具声望的理工大学之一，拥有一万名学生的埃米尔卡比尔座落在不断蔓延扩大、单调而又拥挤的首都市中心。这里的天空低垂厚重，到处都能闻到刺鼻的废气，但城市街道却持续着永不止息精力充沛的脉动。低矮而年久失修的混凝土建筑物，山上的流水顺着堆满垃圾的深沟险象环生地从边石与马路之间宣泄而下，加上难以呼吸的空气，德黑兰绝不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德黑兰的色彩与生命力，它惊人的日常动力，使它从众多居民数百万的城市中脱颖而出，而且某种程度上透过其本身的路线，开辟出该城居民们的希望与威胁。
阿里．阿夫夏里前往德黑兰，心知自己将成为活动分子。其他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他的高中老师回忆他是个温和、传统的年轻人，没有理由感到不满足。他不是个愤怒的人，但却是个倔强的人，无论身体或心理上都是如此。一旦他挡住你的去路，你几乎无法期望能将他推到一旁。
独立学生行动主义在伊朗革命后几乎完全消失。大学校园里的伊斯兰学生协会是何梅尼领导班子下辖的一个单位。学生协会相当强大，然而只有在他们服从命令时是如此。每个大学的伊斯兰学生协会都要派代表参加全国协调委员会，这个单位负责监督所有的协会，要求他们与何梅尼的观点一致。全国协调委员会有个古怪而令人讨厌的名称：巩固统一办公室。学生称之为巩固办公室。直到何梅尼去世为止，这个办公室一直是当时相当强大的伊斯兰左翼的支柱。
阿里．阿夫夏里进大学的时候，拉夫桑贾尼才刚开始担任总统，巩固办公室及其代表的伊斯兰学生协会开始主张独立于国家体制。何梅尼已死，随他逝去的还有「巩固统一」的目标。伊斯兰左翼已经失势，随之消散的则是学生运动对权力的把持。苏联与东方集团已经瓦解，冷战的对立也不再存在。
此外，总统拉夫桑贾尼是个麻烦人物，对过去的伊斯兰左翼是如此，对现在的学生运动也是如此。巩固办公室对于拉夫桑贾尼走向政治与文化自由主义表示欢迎，但对于他将伊斯兰左翼排除于权力之外则感到愤愤不平，而且坚决反对他们忧心的利伯维尔场计划。何梅尼死后三年的时间，伊斯兰学生协会觉得自己逐渐在扮演一个暧昧的新角色，从伊斯兰共和国的拉拉队，转变成共和国的谨慎批评者。伊斯兰共和国响应的做法是建立自身的组织来做为控制大学的可靠工具。这些组织包括特殊的校园巴斯基小组，以及大学里的真主党支持者与最高领袖办公室。
阿里．阿夫夏里很可能加入了巴斯基。他的背景没有理由让他被排除在外。他深受大家欢迎，是体育竞技的领袖——他担任登山社社长，也在文化与政治上表现杰出。但阿里的计划起初保持低调与谨慎，但实际上却是颠覆性的。他觉得埃米尔卡比尔的学生并未享有相同的权利。支持政权的学生才能享有特权。他们参加学校赞助的校外活动，前往其他城市、山区与造访圣地。不受欢迎的学生则不准随同前往。真主党支持者、巴斯基与最高领袖办公室执行下的气氛是苛刻而惩戒的：男学生不准聆听女歌手唱歌，更不用说西方的音乐或任何巴勒维国王时期的音乐，即使在自己的宿舍也一样，图书馆则设下比国家还严苛的规定。男女学生不许在校园里交谈，就连讨论学业或分享笔记与书籍也不行。有时候，在大学里，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学生会堵住建筑物的大门，不让穿短袖的男学生进入。有时他们会把这些学生的名字登记起来，罚他们两个学期不准上课。
阿里．阿夫夏里把这些不平等与限制列为他的活动主要目标。他参与了宿舍的文化办公室，并且在办公室创办组织，让所有参与者都能参加校外旅行，他运用自己身为虔诚学生的影响力，说服宿舍管理人员不要因为学生听了某种音乐或读了某种书籍就加以惩罚，相反地，应该鼓励学生之间进行辩论。真主党——阿里知道这些人，因为他跟这些人熟识——可以忽视世俗自由派的反抗者，或受挫、受惊吓的世俗左派的子女，却无法忽视阿里．阿夫夏里。因为他可以很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阿里先是被推举参加系里的学生会，然后在一九九四年被推举加入了大学的伊斯兰学生协会。阿里感到受宠若惊。因为能加入伊斯兰学生协会的人都是参加过两伊战争的退伍军人，他们是非常虔诚而且传统的年轻人，来自于与政权有着紧密关系的家族。但是，与阿里一样，他们也在寻找一个新的政治模式，一个能让他们摆脱统治阶级内部左翼与右翼无聊派系斗争的观念。而他们找到了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
索鲁什用伊斯兰的语言跟他们说话，谈到伊斯兰教的承诺。但索鲁什同时也是现代的、民主的，而且让学生感受到他是非意识形态的。「我们想传布索鲁什博士的观念，从伊斯兰法学进展到伊斯兰现代主义，追求自由而非正义，建立市民社会而非政府。」阿里日后回忆说。
埃米尔卡比尔大学是趋势的引领者。有些大学的伊斯兰学生协会支持哈梅内意的强硬派政策，有些大学要求回归一九八○年代的伊斯兰左翼正统，起初只有埃米尔卡比尔大学宣扬《地平线》与战略研究中心的新观念。然而，不到三年的时间，埃米尔卡比尔的改革主义就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其中最能明确显示与过去决裂的，就是学生重新恢复了梅赫迪．巴札尔甘的名誉，这位处境艰难的自由派总理在革命骚动期间被激进派学生与其他人赶下台。毕竟，正是巩固办公室的先驱接管了美国大使馆，羞辱了巴札尔甘的临时政府，而且见证了一九七九年后激进派教士的傲慢权力。
一九九五年，巴札尔甘去世，阿里在埃米尔卡比尔协助举办了一场追悼会。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恢复巴札尔甘过去被学生否决掉的名誉。但校园巴斯基破坏了这项计划，他们威胁讲者，不让他们上台致词。阿里日后把这起事件视为让他转变成反对派人士的开端。从那时起，他成了情报部注意的对象。
当索鲁什在德黑兰大学演说遭到真主党支持者攻击时，埃米尔卡比尔的伊斯兰学生协会发表声明，敦促内政部介入此事：「当法律在光天化日下遭到违反，即使它在夜里保护国家又有何用？」学生质问说，「当大学的文化领域遭人侵犯，而执法人员视若无睹时，权力主张有何意义？」阿里．阿夫夏里与其他学生活动分子表示，索鲁什应该到埃米尔卡比尔演说，该校的学生将会保护他1。他们决定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举办演说。
大约有五千名学生前来聆听这场演讲。阿里负责安全维护，他将两百名自由派学生组织成战斗队，负责阻挡真主党支持者进入圆形剧场。学生控制了校园清真寺的音响系统，并且用它来播放革命歌曲。但民兵认为这些歌曲是用来煽动反伊斯兰共和国，因此他们切断了清真寺的电力。他们抓住索鲁什，不让他进入会场演说。阿里．阿夫夏里与学生活动分子决心让计划继续进行，即使现场只有负责开场的讲者。他们从邻近的大学建筑物找到其他电力来源。国家安全部队索性切断整座校园的电力做为响应。学生们有发电机但没有汽油；他们用自己的摩托车启动发电机，这使他们能开启灯光与麦克风。讲者完成了开场内容。索鲁什虽然未能上台演说，但埃米尔卡比尔大学的伊斯兰学生协会已然证明他们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反对力量。
两个月后，安排索鲁什演说的活动分子开始消失，他们一个接一个被关进监狱或遭受讯问。阿里．阿夫夏里知道快轮到他了。一名情报部代表在伊斯兰学生协会办公室现身，要求跟阿里说话。阿里跟那名探员边走边谈。逐渐地，阿里发现自己被一群人包围，他们静静护送他穿过后门进入车内，他被蒙上双眼，被车子送到托希德监狱，这是由情报部掌管的监禁中心。
阿里被单独监禁。讯问他的人并未动手打他。他们只是大声侮辱与咒骂他：骂他愚蠢、低能、弱智。骂他在群众中制造骚动，损害了国家安全。就在埃米尔卡比尔大学因举办索鲁什演讲而造成混乱那天，总统拉夫桑贾尼正准备大张旗鼓宣布他的铁路计划。阿里掀起的风波移转了民众对政府伟大成就的注意，讯问者对此加以责备。阿里这么做必然是受到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指使。学生活动分子必然是受到改革运动的控制，而改革运动则是失势的伊斯兰左翼搞出来的。阿里什么也没说。十天后，他被带到法官面前。法官轻蔑地说道，沙里亚蒂与巴札尔甘创立的是一个脱离正轨的宗教。他下令让阿里在埃温监狱关上一晚，隔天早上让他保释出狱。
同年秋天，严密的保安气氛弥漫着埃米尔卡比尔大学。但伊斯兰学生协会却在这种肃杀的情绪中获得能量。协会提名阿里．阿夫夏里担任协会在巩固办公室的代表。阿里现在成了全国学生代表，这群学生认为自己是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他们阅读而且赞扬索鲁什。此外，这一年是选举年。阿里与巩固办公室的改革派人士支持哈塔米对抗保守派候选人国会议长阿里．阿克巴尔．纳提格－努里。学生带动哈塔米的选战，而阿里身为选战的学生协调者，由他来带动学生。
巩固办公室有一辆挂着政府车牌的车子，这是何梅尼时代留下来的。阿里不应该使用这辆车来进行选战，却这么做了。他开着车到城市各处拜访从事选战的人士。在伊斯兰夏赫尔，一个位于德黑兰南部的贫穷小区，他看到志工彻夜制作长达百公尺的旗帜，上面写着哈塔米的姓名。在德黑兰北部，他看到学生深夜将哈塔米明信片扔进行驶车辆的车窗里。真主党支持者有时会将展示哈塔米照片的车窗打破，于是阿里协助组织他所谓的「反压力团体」，负责保护哈塔米支持者的人身安全，不让他们受到真主党支持者的侵犯。选战最后几天，巩固办公室让学生搭乘四辆巴士巡回整座城市，为哈塔米宣传造势。最后，四辆巴士的学生都被逮捕，罪名是组织「宣传狂欢」。
某天夜里，阿里开着挂着政府车牌的车前往位于德黑兰中心的法特米广场。车里还有其他三名学生活动分子与一张他们准备张贴的巨幅哈塔米海报。警察要他们停车，而且以滥用车辆的罪名将他们逮捕。学生们在司法大楼地下室待了两天，其他许多为哈塔米竞选的人士也已经被拘留在那里。
但他们及时在一九九七年选举日当天离开，而这天，伊朗历三月二日，也将成为传奇的一日。在埃米尔卡比尔，有一场哈塔米胜选的盛大庆祝会。阿里日后回忆说：「所有的学生都认为，他们遭遇的每一个问题都将获得解决。」
如果阿里．阿夫夏里曾怀抱着这样的幻觉，那么这些幻觉很快就破灭了，总统哈塔米任命极为保守的大学校长，而非与强硬派争执来确保较为自由派的人士出任校长职位。阿里认为，哈塔米想避免对立，只会让自己付出更大的代价。强硬右派绝不会让步，他们仍控制国会、司法部、情报部、宪法监护委员会与民兵。不过接下来哈塔米大胆地处理连环谋杀案，使阿里稍微放下心中的忧虑。哈塔米毕竟还是有点斗志。
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曾经将改革派的策略定义为「由下而上施加压力，在顶层进行协商」。阿里．阿夫夏里与活动分子知道，他们的角色是发起群众压力，让政治人物有协商的空间。这是个需要手腕的工作。他们必须推动，但不能太用力也不能推太远。他们要激励哈塔米，但不能太过火。学生们为竞选国会议员与市议员的改革派人士助选。他们抗议国会强硬派人士不断试图弹劾哈塔米底下最自由派的几名部长。充满活力的新兴报章杂志出版的内容无惧于统治建制的挑战，学生成为这些报章杂志热切的阅读者与捍卫者。
阿里把改革想象成一只鸟。一只翅膀是学生运动，另一只翅膀是独立媒体。两只翅膀合在一起可以振翅高飞，推动哈塔米的计划前进，让它愈来愈高，向它的对手与大众证明，整个势头是站在哈塔米这一边。因此，对于强硬派对报章杂志的严厉对待，学生活动分子特别热心地进行抗争。特别教士法院创设新的分支机构处理新闻媒体的冒犯行为，将负责核发出版执照的教士的起诉权限划归最高领袖办公室管辖。报纸的消失与其出现时一样快速；编辑面临监狱的刑期；出版商丧失了出版执照；年轻的作家不断更换工作，拚命地向不再存在的出版商追索最后一张薪水支票。巩固办公室对于这一切的侮辱发起了抗争。真主党支持者，也就是强硬派民兵，则以暴力响应学生的抗争行动。
一九九九年七月，国会针对是否通过全面性的新法，让强硬攻击新闻媒体的行为予以正式化进行辩论2。这项立法将大幅限制伊朗的出版品数量，而且将去除对新闻媒体冒犯行为的立法限制，这表示随时可以起诉，而且不仅跟过去一样针对总编，也扩及到个别作家与记者。记者被迫泄漏他们的新闻来源，而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有部分落入了库姆的教士手里。
哈塔米与底下的部长敦促国会反对新闻法。「我们必须制定符合自由的法律，而不是符合法律的自由。」哈塔米的指导部部长抗议说3。但保守派的国会议长有不同的看法：「新闻媒体是文化入侵的门户，所以让我们采取措施。」他警告说。
在投票前夕，改革派报纸《你好》刊出一篇爆炸性的故事4。文章表示，新闻法是扎伊尔德．埃玛米的独创，而埃玛米正是恶名昭彰的连环谋杀案的策画者。《你好》刊出了埃玛米写的情报部内部备忘录的摘要，里面提到不仅要推动国家限制出版执照的发放，还要运用安全机制「个别地」对付作家，「运用法律，让他们无法写作或出版」。
如果这份文件属实，那就表示国会的主流保守派正在为令人不齿的情报部恶棍效劳，后者也支持以箝制做为审查手段。情报部随即否认这份备忘录，宣称它是伪造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同月稍晚，当《你好》的发行人被传唤到特别教士法院时，他却被控犯下出版机密文件与其他罪名。七月七日下午，《你好》遭到停业，编辑被逮捕，就在同一天，国会通过了新闻法。
当时正值暑假，也是考试前的温书时间，绝大多数学生都已返家。但这则消息不容忽视。留在德黑兰大学的学生找来朋友到校园加入他们的抗争行列。随着群众人数增加，学生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他们高唱反司法部的口号，冒险冲出校园。当学生再次回到大学时，发现真主党支持者拿着石块与棍棒等待着他们。活动分子进行反击，也对民兵丢掷石块。到了星期四晚上，在逮捕行动与许多人受伤的状况下，现场一片混乱。
第二天是伊朗阳历四月十八日星期五，情况变得更加恶化。
阿里．阿夫夏里在加兹温。他在前去朝觐（一年一度的麦加朝圣）之前，先在加兹温停留探望自己的家人。深夜一通电话使他放弃了这次计划而且迅速赶回首都。星期六刚过中午，阿里回到校园，他看到的是一幅彷佛被入侵军队劫掠过的景象。
午夜时分，革命卫队冲进学生宿舍，将学生从床上拉下来痛打，打破窗户，而且在房间放火。学生们遮住自己的脸，用石块与汽油弹进行捍卫。警察从走廊蜂拥而入，用棍棒将学生打倒在地。一名学生回忆自己看到朋友被抓着长发在走廊地面拖行，而地面满是碎玻璃。这个朋友之后在医院住了二十天。一个名叫埃札特．易卜拉欣．内贾德的学生在当晚的混战中被杀。战斗结束后，宿舍已经烧成空壳。
警察封住校园大门，但阿里与其他学生领袖知道进入学校的秘密通道。大学里充满了吵闹而激动的学生。巩固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他们决定，学生将静坐，以和平的方式抗议宿舍攻击事件。他们要求延后考试，直到事件得到适当处理为止。然而，即使活动领袖开会商议对策，学生们还是继续朝校园聚集。随着一些抗议者开始高喊反对最高领袖的口号，警察已无法阻挡群众，而巩固办公室也难以掌控它们。群众冲破校门，朝着内政部而去。
技术上来说，内政部控制了警察。但内政部是由改革派人士主掌，而改革派人士坚称他们并未参与宿舍攻击事件。阿里开始觉得不仅学生的抗议手段有误，而且学生还被卷入一场更大的计划之中。也许最高领袖与他的盟友想引诱学生发起大规模街头抗争。然后他们可以派出革命卫队镇压学生，同时以维护法律与秩序为由弹劾哈塔米无法维持街头安宁与国家安全。阿里与政府改革派人士来往的经验，也让他怀疑这个场景有可能发生。
群众已经聚集在内政部前面，阿里赶紧来到群众面前。他力劝学生回去。「我了解你们的关切与你们的痛苦，」他说道，「我相信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必须揪出来绳之以法。」但他坚持内政部并非元凶。在毫无组织与愤怒的状况下上街，学生只会破坏自己的目标。学生应该回到校园持续抗争。
阿里开始引导群众回到大学——他日后估计现场群众大约有六万到七万人，但绝大多数新闻来源都认为接近二万五千人。在返回大学路上，有一群学生开始鼓噪要带领群众前往总统府。阿里．阿夫夏里同样否决他们的提议。哈塔米不应该为此事负责。「让我们去哈梅内意的官邸前抗议，」另一名活动分子说道，「他该为此事负责！」
这个说法可能更接近真相，但对阿里来说，却是最糟糕的意见。学生将一无所获而且还要遭遇暴力。但群众对于口头劝说充耳不闻。于是阿里与巩固办公室成员躺在街上阻止学生前往最高领袖官邸。
最后，学生领袖终于成功说服群众返回校园。阿里回忆说，他们在校园里进行「大规模」示威抗议。学生们高呼口号，包括「杀害佛鲁哈尔夫妇的凶手躲藏在哈梅内意的袍子里」。一般民众带食物给校园里的学生。当真主党支持者再度发动攻击时，学生义勇队抓住民兵，没收他们的武器，包括枪枝与刀子。他们将民兵移送内政部，而且附上一份民兵携带的武器清单。第二天，示威转变成巩固办公室组织的静坐抗议，而且明确提出他们的要求：警察首长必须革职、找出宿舍攻击事件的凶手并予以起诉、废除新闻法、允许《你好》复刊、让民众知道连环谋杀案的完整真相。
但阿里可以感觉到群众正逐渐脱离他的掌握。不是每个人都支持巩固办公室的改革派策略。更激进的学生认为，抗议群众应该离开校园，占领国营电视台与警察总部这类国家机构。另一部分的群众甚至不是学生，而是一群愤愤不平的无组织人士，他们急欲将静坐抗议转变成暴动。到了星期一，随着德黑兰示威扩大，抗议也蔓延到全国其他城市，最高领袖哈梅内意终于不得不出来喊话。
哈梅内意谴责德黑兰大学宿舍攻击事件。「这起惨痛的事件令我痛心，」他说道，「在伊斯兰的制度里，攻击一个团体的住所与容身之处是不被允许的，特别是在半夜或者是在聚会礼拜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无论是不是学生，都是我的孩子，看到他们如此窘迫与不安让我感到煎熬与难过。」5
哈梅内意表示，即使抗议者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他也原谅他们，他要求大家冷静，并且告诉强硬派人士：「即使民众焚烧或撕毁我的照片，也不能采取激烈行动。」然而在此同时，哈梅内意也意有所指地表示，有外国势力介入让街头示威升温，绝不能让美国人在街头赢得胜利。「我想告诉学生，注意身旁的敌人，在你们当中，可能有假扮成你的朋友的陌生人。」哈梅内意警告说。
这些话并未缓和学生的苦恼或响应他们的要求。数百名学生决定不顾巩固办公室的反对，他们离开校园上街抗议。街头示威很快攀升成为暴力与混乱，商店窗户被砸毁，车辆被焚烧，更多的学生受伤与遭到逮捕。革命卫队用催泪瓦斯驱散校园学生。国营电视台播放德黑兰市中心的骚乱景象，指控学生攻击清真寺、抢夺银行与焚烧巴士。
就在前几个晚上，攻击睡梦中的学生成了不可否认的野蛮行径，之后最高领袖还在电视上表现出痛心与悲伤，但此时强硬派却成功控制了公共叙事。国家媒体把学生形容为暴力、无政府与反革命。如阿里．阿夫夏里担心的，有些抗议者的行为协助加深了这种印象。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四日星期三，强硬派人士让德黑兰大学校园与周边街道挤满了穿着严谨伊斯兰服饰的反示威抗议人士，他们手上拿着印了哈梅内意脸孔的旗帜，口中高喊「美国去死」。改革派人士指控这些人全是用巴士从各省或郊区运来的假抗议群众。无论这些人是谁，绝大多数外国媒体估计他们的人数达到十万人，但伊朗国营媒体则报导群众超过一百万人。当天，数千名强硬派民兵骑乘摩托车巡回德黑兰，沿途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街道在监控下陷入不安的沉默。
在大学校园里，头上包着缠头巾的教士轮番向强硬派群众演说。其中一名教士对改革派学生的谴责尤其猛烈。他是一名保守派教士，与世俗体制、拉夫桑贾尼以及最高领袖有着紧密连系。他差点就要求将抗议的学生予以处决。这个人的名字叫哈桑．罗哈尼。
「凡是试图反叛的人，我们都将坚决而果断地予以消灭，」罗哈尼说道，「过去几天参与暴乱的人都将受到审判，并且以对抗真主与在世间播下腐败的种子的罪名加以惩罚。」6这些都是死罪。
当天大约有二千名学生被捕，包括阿里．阿夫夏里的兄弟。绝大多数人大约在一个月后获释，但有些人——特别是没有大型组织当靠山的人——却被判处漫长而恐怖的刑期。
「那一天，他们几乎埋葬了和平的大学学生运动的心与灵魂，」一名学生领袖日后哀叹说，「没有人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民众还很高兴政府能够打击无政府主义。」
马努切尔与阿克巴尔．穆罕默迪这对来自里海南方马赞德兰省阿穆尔附近村落的兄弟，属于运气不好的人。他们率领一个民族主义学生团体，由于是世俗团体，所以连改革派人士也无法庇护他们。马努切尔的拱形浓眉使他有一张忧伤的脸孔，在外国记者眼中，他有时看起来豪迈，有时又看起来脆弱；当他的苦难来到终点时，他被那些在华府的失策下流亡的伙伴形容成「通报悲剧的孩子」。
马努切尔的父亲是个稻农，是村里极少数有读写能力的人。妻子十三岁就嫁给他，生了六个小孩，其中包括阿克巴尔与马努切尔。村民们有争端，或者需要有人帮忙写信，都会到穆罕默迪家求助。穆罕默迪家是村里第一个拥有靠汽油运转的冰箱的人家。绝大多数家庭会把容易腐坏的东西储藏在沟渠里。马努切尔的母亲用冰箱制冰，然后将冰块分送给在家门口大排长龙的邻居。
马努切尔在焦虑与祷告中长大——祷告自己可以上天堂，焦虑自己无法将目光从女人身上移开，因此可能犯下罪过。他会在离祷告还有一段时间之前就进行洗净双手与脸孔的仪式。他试图训练自己的心灵不受诱惑。村里的学校只能上到小学四年级，之后他必须到邻近的小镇上学，单程就要花上一小时的时间。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医师。
马努切尔疼爱自己的弟弟阿克巴尔，而阿克巴尔就像每个弟弟那样，也尊敬自己的兄长。阿克巴尔富有同情心，有原则，重视人情。但他也骄傲而顽固。日后，马努切尔提到自己的弟弟时，说他有着圣人般的另一个自我。他的阿克巴尔试图帮助孩子、行动不便的人、乞丐与受伤的人。小时候，这对兄弟一起观察成年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往往令他们反感与惊恐。一九八○年代的国营电视台赞美有些人以伊斯兰之名进行杀戮与暴力。穆罕默迪兄弟看到他们的宗教被用来从事这种目的，内心感到羞耻。到了最后，他们不仅变得世俗化，还成为无信仰者。
当马努切尔决定就读德黑兰大学经济系时，他拒绝参加伊斯兰学生协会，他不信任这个组织，认为那只是政府的一个分支单位。他与阿克巴尔决定创立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独立于国家，具有民族主义与世俗色彩，而且秘密开会与招募成员。他们公然与神权统治对立，使他们在当时的政治领域处于边缘地位，但马努切尔不断向听者吹捧自己的理念，就连《纽约时报》也形容他是「口若悬河的自我营销者」7。
马努切尔那种年轻人自吹自擂的态度无法说服伊朗学生相信他是个重要人物，却在伊朗历四月十八日——又称为一九九九年七月校园危机——之后给了当局机会将他当成有用的替罪羊。政权里的强硬派可以藉由逮捕穆罕默迪兄弟来完成许多事。这对兄弟既有名又孤立；与连环谋杀案的受害者一样，他们在体制内少有资源，因为他们是世俗派人士。为了杀鸡儆猴，治安当局决定拿这些经常宣称自己可以代表学生运动，实际上扮演的角色却极其有限的年轻人开刀，这样他们就可以宣称在这场不安之后获得胜利，而又不冒犯到有着深厚社会与制度根源的学生团体。于是国营电视台宣布阿克巴尔与马努切尔是学生暴动的元凶；而且表示他们是外国间谍，在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指示下企图推翻伊斯兰共和国。
革命法院判决穆罕默迪兄弟犯下向真主宣战罪。一开始他们被判处死刑，之后减轻为十五年刑期。最后，两人服刑七年二个月，但这绝非怜悯他们。穆罕默迪兄弟遭受的是专门为死刑犯准备的特别野蛮的刑求。讯问者用电缆抽打他们，让他们以受迫姿势吊在天花板上，将他们的头按在马桶里，用震耳欲聋的噪音震裂他们的鼓膜，而且连续数天每天有二十三个小时剥夺他们的睡眠。他们在马努切尔面前刑求阿克巴尔，又在阿克巴尔面前刑求马努切尔。他们让兄弟俩以为自己即将遭到处决，又让双方以为对方已经死了。他们用铁棍殴打马努切尔的体侧，直到他有几节脊椎骨被打断为止。
马努切尔早期被迫在电视上认罪。他承认自己是学生抗争的领袖，在美国与其他国外强权的指示下发动暴乱。其他学生也受到胁迫，在认罪时把马努切尔牵连进来。官方叙事在这套屈打成招的戏码下逐渐成形。接下来剩下阿克巴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日复一日，讯问者要求阿克巴尔招认自己的兄长参与了反对国家的外国阴谋。阿克巴尔拒绝。到头来，马努切尔遭受的刑求固然痛苦，但弟弟的抵死不从却让他更难过。
他们的母亲第一次到监狱探望阿克巴尔时，居然认不出他来。他的体重不到一百磅。他的肾与胃都在出血；他因为鞭笞而双脚青紫，有几片脚趾甲已经脱落。他有一块椎间盘碎裂。因为脑部遭受重击，他已经失去大部分听觉与一部分视觉。一名为他的头部与脸部伤害动手术的医师发现血栓正快速朝他的脑部移动。二○○六年七月，阿克巴尔进行绝食，要求得到医疗照顾。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说法，他在七月三十日「获得内容不详的医疗」8。他的状况愈来愈糟。他的家人表示，阿克巴尔并未被送到他该去的加护病房，而是送到一般监狱，并且被弃置在担架上死去。
在媒体与国际人权团体的压力下，司法部同意给马努切尔二十天的假期，让他参加弟弟的追悼会。到了第十八天的晚上，在伊朗库德民主党的协助下，马努切尔偷偷越过伊拉克边界。库德族人带着他越过山区进入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逃往美国。
带着受伤的脊椎与饱受惊吓的心灵的马努切尔，成了弟弟的福音传布者。连同他的姊妹，马努切尔以什叶派的方式让阿克巴尔成为世俗的殉道之人。伊斯兰共和国，或许还包括整个世界，从未给予阿克巴尔应有的注意。马努切尔把弟弟的狱中回忆录翻译成英文，而且以阿克巴尔的名义设立基金会。马努切尔逃离了埃温监狱，但再也无法看到故乡马赞德兰的森林。
马努切向辽阔而冷漠的美国西部通报这个悲剧，他住在拉斯韦加斯，因为这里很便宜，他也把消息带到了对他而言比阿克巴尔活着的时候更加狰狞的伊朗。
学生暴动之后几天，哈塔米一直默不作声。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未做出特别声明，也未公开露面。学生与他们的支持者先是震惊，然后转变成愤怒。他们都曾是总统的支持者。显然，哈塔米至少可以对他们说句支持的话，对逮捕与殴打学生以及将穆罕默迪兄弟与另外两人刑求致死者表示谴责。
被软禁在家的阿亚图拉蒙塔泽里毫不犹豫地现身。他称学生是「真正的革命之子」，是「国家的眼睛与光明」9。蒙塔泽里又说，反击学生的强硬派势力「背叛了宗教与国家」，把暴力加诸于伊斯兰教之上。阿克巴尔．甘吉也声援学生。然而学生希望听到的是哈塔米的支持，而哈塔米却避而不见。
总统确实早有安排，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他在西部城市哈马丹有演说行程。随着这一天的到来——离强硬派在德黑兰大学进行反示威抗议已经整整两个星期，原本只是例行性的巡视各省，此时却成为哈塔米个人精神强度的测试。上万名观众涌入了哈马丹足球场。
总统赞扬学生与学校人员是「国家进步与提升最重要的推手」，并且批评警察与民兵涉入宿舍攻击事件10。他也暗示，这些肮脏龌龊之事乃是强硬派对于他起诉连环谋杀案所做的报复。但哈塔米也强调，他支持革命国家，他与保守派人士并无嫌隙。「政府、总统与最高领袖之间并未出现分裂」，哈塔米说道，任何相反的表象都是「幻觉」11。
可惜的是，哈塔米哀叹说，学生抗争演变成暴动，他谴责这是「丑恶而冒犯的事件」。他把暴力归咎于邪恶的外来势力想惹事生非，但也语带暧昧地表示，除了外国的阴谋者，也可能是强硬派挑衅生事。哈塔米宣称：「所有该为德黑兰近期暴动负责的人物与团体，无论他们是谁，都该受到严厉的惩罚。」12哈塔米又赞扬安全部队的自我克制：「亲爱的各位，今日为了平息暴乱，为了国家扑灭暴力的火焰，其他人使用坦克、装甲车与重武器，我们的部队却未使用枪炮来对付暴乱。骚动以冷静的方式平息了，而且未开一枪一弹。」13
这场演说的目的似乎是要讨好两方的听众，然而实际的效果相当有限。比较激进的学生不由得相信，在学生与最高领袖之间，哈塔米选择了领袖，因此绝对不能再信任他。学生过去实在太愚蠢了，居然会期待哈塔米的行事作风会不同于其他政府官员。但改革派的学生活动分子，例如阿里．阿夫夏里，则对政治操作尚未失去耐心，他们虽对哈塔米心存怀疑，却仍愿意给他机会。阿里相信，哈塔米已经将关心的重点放在两个可实现的目的上，而这两个目的都值得学生支持。总统决心减轻穆罕默迪兄弟与其他人的死刑。另外，他也把重心放在国会选举上，而改革派有把握赢得这场选举。
阿里与朋友要求哈塔米关注被监禁的学生。他们写信而且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可以看到改革派政府深陷于与革命卫队、警察以及司法部的斗争之中，后三者认为这些抗争者不应该被当成学生看待，而应该视为决心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外国间谍。穆罕默迪兄弟在那一年的夏天没有被绞死已经算是胜利，但这样的胜利还不够。
在学生的助选下，改革派以压倒性的多数赢得二○○○年二月的国会大选。哈塔米的权力大增。他的派系主导了政府的两个民选单位——行政与立法部门，民众的支持已藉由选举两度获得确认。然而，在体制内，改革派却陷入孤立。阿克巴尔．甘吉在此之前曾写下几篇文章，而他也因为这几篇文章被捕入狱，甘吉在文中指出拉夫桑贾尼在连环谋杀案网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为了报复，拉夫桑贾尼不再支持哈塔米与哈塔米的同僚。阿里．阿夫夏里与学生活动分子乐见其成。他们一直不信任拉夫桑贾尼，认为他是投机分子，对政治自由化并未抱持长期持续的兴趣，而他们反对拉夫桑贾尼主要还是因为经济观点。他们支持改革派的经济左派立场。但拉夫桑贾尼绝不甘于屈居人下，他利用自己主掌的利益权衡委员会的保守派教士进行运作，并且试图让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国会的立法。
改革派议员起草废除引发学生暴动的新闻法，而他们拥有可以通过的票数。但最高领袖命令新任国会议长，改革派教士梅赫迪．卡鲁比，未进入投票程序就撤回新的新闻法法案。革命卫队包围国会，威胁一旦议员不照办，就冲进国会大楼逮捕他们。卡鲁比撤回法案，改革派新闻媒体继续遭到逮捕、威吓与停业。之后，国会通过的法案绝大多数都遭到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
阿里．阿夫夏里与朋友要求哈塔米号召他们走上街头。他们想在国会前面发动示威，要求宪法监护委员会不得阻挡民意代表立法。但哈塔米拒绝了。他不想摊牌。
事情发展至此，阿里．阿夫夏里了解光是选出改革派还不够——至少在民选代表仍对最高领袖负责而非对民众负责时是如此。在伊朗北部古尔甘召开的一场活动分子会议中，阿里提出了新策略，他称之为「超越哈塔米」。学生应该上街，以非暴力的方式要求制度做出根本性的变革。一时间，巩固办公室看起来不像是苏维埃的青年团体，倒像是波兰团结工联。阿里．阿夫夏里成为团体新策略的喉舌，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必须提出所谓的「全面批评」，这个异议立场针对的对象也包括哈塔米在内。
在古尔甘会议前不久，阿里才在牢里关了将近两个月，其中有十九天是单独监禁。德国绿党在柏林召开伊朗反对活动分子会议，而阿里是参与的几名活动分子之一。讯问者连续八个小时不间断地侮辱与威胁他，有时还把他关进玻璃屋里任由太阳曝晒。他后来获得保释。当法院宣判他五年刑期，但可获得缓刑时，埃米尔卡比尔大学的学生起而抗议。阿里．阿夫夏里将以行动证明他的「全面批评」立场：他在演说中批评哈梅内意以及向哈梅内意屈服的改革派人士。两个星期后，阿里又受到法院传唤，这一次他被指控试图推翻政权。
面对即将遭受的苦难，阿里并未做好准备。就算他要求活动分子的视野要「超越哈塔米」，他依然是忠实的反对派，而直到最近为止，他也仍是支持总统与国会的政治派系。在学生运动内部，他一直是稳健与合作的力量。然而现在他却被指控侮辱最高领袖与宣传对抗政权。他可以面对这些指控。但他很快发现到，讯问者还要他承认其他的罪名：计划对伊斯兰共和国发动武装叛乱，在巩固办公室秘密囤积武器，以及其他叛国罪名。
与穆罕默迪兄弟不同，阿里与其说是替罪羊，不如说是有价值的目标。他的逮捕显示强硬派已经把学生运动视为真正的威胁。监禁一个全国知名而且与政府人员有交情的学生领袖，打击而且羞辱他，强硬派想藉此压制以阿里为领袖的学生运动的士气。阿里不会被遗留在监狱里等死，也不会容他在深夜沿着偏远的公路逃亡。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目的都是为了公诸于众，用来显示监禁他的人拥有不可抵抗的权力。
阿里．阿夫夏里一开始监禁在埃温监狱的某一区，后来他才知道这一区与革命卫队有关。讯问者在日落时来找他，然后整晚讯问，每天晚上都是如此。最多曾经同时出现十名讯问者，不过房间里通常一次不超过三到四人。他们一整个晚上轮番讯问。阿里被蒙上双眼，面向墙壁站着，一名讯问者不断地威胁与辱骂他，另一名讯问者则是好言相劝。其中一个人说，只要他愿意合作，国营电视台有个好职位等着他。另一个人则说，如果他不合作，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在甘吉描述的鬼魂地牢里，没有人能活着出去。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阿里晚上不许睡觉，白天也几乎没睡。然后，某天早上，守卫用毛毯将他裹起来塞进车里。睡眠剥夺使他晕车，他吐在车内。等到他抵达革命卫队监狱，也就是五十九号监狱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他被蒙上双眼，一直到他进了单人牢房为止，牢房里空气不流通，非常闷热。
「五十九号监狱跟你待过的监狱完全不同，」当晚，他的讯问者如此说道，「在这里，你不会获得宽容。你要是不照着做，就只有死路一条。」
阿里的讯问者对他拳打脚踢，主要是殴打头部与体侧。一名讯问者想讨论哲学。行动本身有善恶吗？讯问者问道。或者，一个人的看法与意图是否决定他的行为是善或恶？阿里也许提到索鲁什与穆塔兹拉学派的说法，但这些讨论最终只会招来一顿痛揍。讯问者不仅要阿里坦承犯下叛国罪，也希望他重复他们的信念——对于当前时事，对于连环谋杀案，对于改革派人士。讯问者告诉阿里，他只有两个选择：投降或坟墓。比他更强壮的人都在这里倒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