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在牢房里感到炎热难耐,在讯问室里又觉得寒冷刺骨。他吃得不多又睡得少,因为他被迫连续数天站着。如果阿里开始打盹,讯问者会用力拉扯他的头发逼他站直。有一回,他甚至连续四天都醒着。他感到头晕目眩、毫无方向感且极其孤独。刑求者在他耳边不断低声地说,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更严酷的刑求。如果阿里不认罪,他会强奸阿里。他会用瓶子鸡奸他。他会将他吊在天花板,把他鞭打得半死不活。他会拔掉他手指与脚趾的指甲。他会让阿里在牢里关二十年。
阿里在五十九号监狱待了一个月,然后才被送回埃温监狱。他被关在一间冰冷的地下牢房,身上只有单薄的睡衣,与一条毛毯。到了吃饭时间,他必须站起来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脖子后面,直到守卫把饭菜送到然后离开为止。他应该要在白天睡觉——疲惫已经撕裂了他的精神,但浑身颤抖使他难以入眠。夜间,他被带回到讯问室。有时,讯问室会有多达四人讯问他;他可以感觉到有二到三人从后面打他的头。有一次,阿里正坐在椅子上,一名讯问者用力打他的体侧,让他摔倒在地。那名讯问者用力抓他的头发,逼他坐回椅子上。他们告诉阿里,如果他再不认罪,就等于害他的父亲、妹妹与朋友遭受跟他一样的刑求。
一天夜里,一名讯问者告诉阿里,要他做好遭到处决的准备。讯问者拽着被蒙上双眼的阿里来到监狱空地。另一名讯问者正在讲手机,听起来是在恳求法官收回成命。但第三个声音却突然说道:「不。绝不可能。处决必须执行。」讲手机的男子恳求能大发慈悲。「不行,」第一个讯问者说道,「这个家伙没救了。」讲手机的男子恳求阿里想想自己的父母然后认罪,而不是去面对等待着他的行刑队。长达三十分钟的时间,讯问者来回议论着阿里的命运。这是头一次,阿里感觉自己的意志崩溃了。也许他们不是真的想杀他,但也许真的是。
他想象自己承认有罪。但刑求他的人心里想的可不是如此。他们要他认罪的内容将会牵连其他人,而且必然导致他自己也要遭到处决。他要说巩固办公室储藏了武器,而他计划要刺杀某个省长。他要指认某些特定人士,把他们牵连到他们从未犯过的罪名上。他的刑求者,把他绑在一张像是当初鞭打穆罕默迪兄弟的床上,并挥动了准备用来鞭打他的电缆。
「我觉得自己像个落单而脆弱的孩子,失去了父母,置身于一群陌生人当中。」阿里日后在向人权组织做证时说道14。他已经抵抗了一百四十天。他担心如果自己继续撑下去,刑求会变得愈来愈严酷,到头来也许要招认的罪名要比目前被要求的更重。「结果,」阿里对人权团体说道,「我接受了将汽油弹偷偷运到大学宿舍的部分指控。于是他们将我从床上松绑。」
接着开始了阿里第二阶段的监禁,也是最糟糕的阶段。狱方把他送回到五十九号监狱。在讯问室里,阿里协商他的认罪措词。他同意录像,条件是讯问者只能将罪名加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能更动的文字非常有限。他要供称,在改革派指示下,学生运动进行颠覆政权的非法活动。他要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天真、无经验而且容易上当的人,而现在的他已能分辨是非,也准备好要向最高领袖道歉。阿里与讯问者草拟了一份文件,然后将文件呈交给某个单位,阿里认出那个单位是「专家」委员会。委员会对供词做了补充,然后送回给阿里,命令他将这些修改添加进去。
编辑的过程似乎没完没了:从阿里到讯问者再到「专家」,就这样反复不断地来回。然后是录像。阿里日后回忆,他被迫预演文字内容七到八次,目的是为了最后在摄影机前面能够自然地进行描述。之后,他们一共拍摄了四次。阿里开始觉得自己真的在拍一出电影。有时,他拒绝念出某些台词,例如提到学生试图颠覆政权。于是他被转移到单人牢房,或遭到毒打,直到就范为止。总之,写下供词、编辑、预演与正式录像,一共花了约两个月的时间。当摄影机开始拍摄时,阿里的讯问者站在摄影机后面,未出现在画面中,但直接面对着阿里的视线。
二○○一年五月某个早上,阿里被叫起来梳洗。他可以刮胡子与理发,而且获准淋浴洗澡,狱方也让他换了一套衣服。然后阿里被蒙上双眼,在经过一段难以辨识方向的车程之后,抵达了革命卫队空军基地,这里依然在五十九号监狱的范围内。国营电视台的记者与摄影师已经在那里。阿里的讯问者也在现场。他们告诉阿里,他将接受采访,但这段采访不会对外公开;他们只是希望录制一段比过去质量好一点的短片。其中一段采访,讯问者坐在采访者的椅子上,而摄影镜头只拍摄阿里;另一段采访,电视台采访者提出问题,讯问者则站在镜头刚好拍摄不到的位置。阿里则依照背诵的脚本回答采访者的问题。
当天的两段采访被合在一起之后在国营电视台播放。阿里坐在办公椅上,与采访者隔着一张玻璃咖啡桌。他解释学生运动如何运用公民不服从这个策略,企图以世俗政权来取代伊斯兰共和国。阿里强忍住内心的不快,向最高领袖、伊朗人民,以及最重要的,伊朗共和国的战争殉难者及其家属致歉。他穿着灰色格子图案衬衫与深灰色的长裤。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只留下看起来十分阴郁的八字胡,肩膀倾斜。他坐在一个毫无特征的米色房间里,身旁是一个塑料盆栽与电视机。有时,摄影机捕捉到阿里的眼神,深不可测,令人难以捉摸。
阿里.阿夫夏里已经被抹除了。他认不出自己。在国营电视台脸不红气不喘地说谎的那个人是个怀有恶意的冒名顶替者。几年后,阿里读到奥斯威辛幸存者的描述,得知在纳粹集中营里被迫违反自己的信仰行事的人往往比较早死。他们说出了阿里的感受。他背叛了每个人,他消除了自己的人格。独自在牢房里,阿里用头撞墙,希望一死。他没有胃口。自杀的冲动几乎使他发疯;这种冲动是狂乱的,没有任何计划。天花板上有几条裸露的电线。阿里想到了些什么,于是努力而近乎着魔地谋画着,不过却构不到电线。终于他有了主意。
他要让讯问者将他刑求至死。他们有的是办法结束他的痛苦。当然,最好还是靠着自己结束生命,但他绝对不可能构到那些电线。他能做的就是撤回供词而且进行反抗。剩下的部分就由狱方来操心了。而这么做也能暴露这些人的野蛮行径。
阿里写信给承审法官,解释他遭到暴力取供,采访都是演出来的,他陈述的内容全是讯问者要求他说的。司法部要求他不许撤回,但现在的阿里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很快地,他又被送回讯问室。他在加兹温的父亲据说因为经营的杂志刊登的讽刺漫画而被法院传唤。监狱人员告诉他,接下来他要忍受的一切会让他忘了先前所有的刑求。但阿里已经对这些恐吓无动于衷。他的牢房就在机场跑道旁,飞机起降的噪音让他日夜都无法成眠。但有件奇怪的事却在他身上发生。
一开始,他感到饥饿。监狱的伙食还是一样,但此时他却狼吞虎咽。他面对的是相同的讯问者,而且还是一样遭到孤立——往后六个月,他一直待在单人牢房——但从自我否定的深渊中,他却逐渐摆脱刑求的影响。既然他已经放弃生命,刑求者就无法再威胁他。真正的抵抗看来就是如此。他并未认罪,但也没有死。相反地,他逐渐恢复元气,而且觉得自己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他了解他的刑求者并非万能——他可以选择屈服,也可以选择拒绝。六个月后,他们放弃从他身上取得供词的念头。殴打停止了。过去,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精神的力量被监禁他的体制吸得一干二净,现在,他却发现自己重新找回这股力量。
二○○一年十二月,阿里.阿夫夏里获释,他召开记者会,解释他五月是因为受到威吓才做出虚假供述。他希望全世界能够知道伊朗监狱内部发生的事。他再次向伊朗人民道歉,但这一次是为了他做出虚假供述而道歉。阿里还有该服的刑期,两个月后,他回到埃温监狱,在普通牢房服刑两年。与先前忍受的状况不同,在这里,他可以读书与打排球。父母可以去探监。他写的文章与信件也被偷偷挟带回校园。
二○○三年,阿里再次出狱。巩固办公室并未忘记他。学生们几乎一致同意征召目前成为研究生的阿里重新加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此时的阿里已不再是过去那个举办校外教学与主张男学生可以穿短袖的年轻人。而他的目光也已经远远超越了哈塔米。阿里主张伊朗需要一部新宪法。选举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伊朗需要举办公投来决定政府该采取的形式。阿里.阿夫夏里提出的任何目标,前改革派,也就是现在巩固办公室当中的自由派分子,都愿意追随。
但阿里无法留下来继续为公投奋斗。二○○五年,法院针对一件尚待判决的案子判处他六年徒刑。如果阿里入狱服刑,等他出狱时已经三十八岁,几乎把一生的四分之一都给了伊朗刑罚体系。前往杜拜是容易的,从杜拜到都柏林也没那么难。他最后流亡,生活于弗吉尼亚州雷斯顿,仍然是研究生,但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系统工程系。要说伊斯兰共和国造就了谁,那么这个人就是阿里.阿夫夏里。但伊斯兰共和国已无他容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