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赫拉．卡泽米，两岁之后又叫吉巴，她在中年时加入国际摄影记者这个人数少但向心力强的群体。只要哪里有冲突，这群记者就会在当地出现。卡泽米有一头蓬松而凌乱的鬈发，脸孔看来细致，却又带着粗犷的气质，宽阔的嘴巴，眼神精明且带着警戒。她是伊朗人，生于设拉子，但她在革命前就前往法国留学，回来伊朗只是为了访问。卡泽米已经身为人母，而且是加拿大公民。她的工作使她必须前往非洲、拉丁美洲与中东，有时为了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还必须住在难民营里。二○○三年，卡泽米五十四岁，她在这一年前往伊拉克拍摄美国入侵造成的后果。她计划从伊拉克前往中亚，但乌兹别克与土库曼的签证迟迟未核发，于是她决定到邻近的伊朗等待。
就像所有拥有双重国籍的公民一样，卡泽米使用伊朗护照入境。而也像所有访问记者一样，她向指导部申请记者证，使她能够拍摄德黑兰居民的日常生活。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她拍摄埃温监狱大门外的景象。同月稍早，曾有进行抗议示威的民众遭到逮捕，他们的家人因而在此祈求祷告。监狱入口的守卫注意到这名外国女子与抗议民众交谈，偶尔还拍摄照片。他向一名中尉请示这件事是否许可。中尉说，只要卡泽米是获得授权的记者，而且没有造成不安，就不构成问题。
然而有人向监狱安全长官示警，安全长官与另一名监狱官员大步走进群众当中，并且以威胁的口气质问卡泽米，难道她没有看见监狱墙上的告示，上面写着禁止摄影？目击者，包括守卫塔上的看守，看到安全长官要求查看卡泽米的袋子。当她拒绝时，安全长官抓住她的手臂并且抢走她的袋子，然后一拳打在她的头上，力道之大，卡泽米倒在地上，她惊魂未定地坐直身子，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没有办法起身。然后，这名摄影记者就被带进监狱大门。
把卡泽米带进监狱的守卫与司机日后表示，她进去的时候几乎失去了意识。她昏倒在车里，无法站立，全身瘫软无力，必须被搀扶着走进监狱。她令人担忧的伤势以及她做出的微不足道的冒犯行为——在禁止拍摄的地点进行拍摄，这甚至不算是犯罪——并未让她得到一丁点仁慈的待遇。她并未被带到监狱的医疗室，反而被带到单人牢房。根据日后的描述，她几乎没有独处的时候1。德黑兰的检察长扎伊尔德．莫塔札维与副检察长一同赶往监狱，在半夜对卡泽米讯问了四小时。往后四天，卡泽米将轮番受到莫塔札维、警察的情报单位，以及情报与安全部的监禁。
扎伊尔德．莫塔札维看起来像富家子弟。他的脸孔饱满，头发乌黑发亮，八字胡梳得整整齐齐。他带着无框眼镜，穿着闪亮的灰色三件式西装。他的嘴唇缺乏血色，说话的语气温和但让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在接任检察长之前，他负责主持特别法院，专门审理报刊违规事件，他要求报社停业而且监禁记者，因此赢得了「报刊屠夫」的称号。许多记者与编辑都曾亲眼见过他，因为他总是喜欢面对面恐吓对方。他有每个编辑部的联络方式，而且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决定审查的内容。为了让人相信他的大公无私或屈服于他的意志，莫塔札维会描述一个带有恶意阴谋的世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记者，都是国际谍报网的一员，企图颠覆伊斯兰共和国。
在一个自认为被强大敌人围困的国家里，这种说法虽然夸大，却非空穴来风。美国小布什总统入侵伊朗的两个邻邦，而且宣布伊朗是「邪恶轴心」（Axis of Evil）的成员。小布什也明确采取伊朗「政权更迭」的政策，表达了资助伊朗反对团体的意愿。伊朗强硬派最在意的就是前苏联卫星国的不流血革命，这些国家的反对势力获得西方基金与政府分支机构公开或不公开的支持，最后成功推翻违反美国利益的专制政权。伊斯兰共和国想象自己是这类行动的潜在目标，这种想象并非毫无理由。然而，决心避免「天鹅绒」革命却导致了偏执顽固与肆无忌惮地对内镇压。
莫塔札维随即宣布卡泽米是间谍。他没有证据，因为这名摄影记者在被捕时让自己的底片曝光，因而无法成像。此外，虽然莫塔札维否认这一点，但卡泽米的文件齐备，获得指导部与情报部的批准，而情报部要求把被告交由他们来监管，并由反情报人员进行讯问，却遭到检察长拒绝。更确切地说，札赫拉．卡泽米先被埃温监狱与检察长拘禁，接着被警察的情报单位拘禁；然后她又被交回给莫塔札维，最后才在六月二十六日交给情报部。但此时卡泽米的状况已无法进行讯问。她开始吐血，紧接着被送往军医院，最后陷入昏迷。
卡泽米住院后，负责检查的医生表示，她的全身有广泛的瘀青，包括脚掌、胸部与手臂后方。日后有法医推测，她手臂的瘀青可能是防卫时造成的——可能是为了阻挡钝器的打击。她的鼻子与手指断裂，几片脚趾甲与指甲被压碎；她的脖子有「深刻而平行的线形擦伤」，背上则有条纹状的伤口；骨盆检查显示瘀青与「非常严重的性侵」相符。检查她的脑部发现，头部各处出现多重挫伤，内部出血；最后一击是在下巴，或许发生在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击让她的头部突然后仰与脊椎的连接断裂，颅底出现骨折，最后造成脑死。七月十日，她被移除了维生系统2。
札赫拉．卡泽米遭到谋杀以及伴随而来的政治闹剧，清楚显示哈塔米在改革安全体制上的局限。情报部终于交由民选政府来掌控，但最高领袖办公室却透过部分司法部门来维持情报与执法网络，这些人是极端强硬派，而且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卡泽米事件出现了难以置信的文件，其中包括情报部与检察长办公室相互对立的报告，以及出现非政治人物的信件指出有股压力要他们掩盖真相。然而由于萨依德．莫塔札维严厉的审查手段，这些文件绝大部分都不为伊朗民众所知。
七月，指导部主管外国新闻的穆罕默德．侯赛因．霍什瓦格特对外以书面声明表示，札赫拉．卡泽米是中风而死。之后，霍什瓦格特又否认这项声明，他说莫塔札维曾把他叫到检察长办公室，对他进行威胁。毕竟，他曾批准卡泽米的文件；莫塔札维告诉他，他是卡泽米进行间谍活动的共犯，有可能被关进监狱。霍什瓦格特难道不知道，他批准的这些说英语的记者实际上是派来送钱给反对派的？莫塔札维口授了新闻稿，要霍什瓦格特在他用复印机假造的指导部公文用纸上打字，然后逼迫霍什瓦格特签署文件并将文件交给报社。然而莫塔札维错估情势。霍什瓦格特有豁免的办法，因为他的妹妹嫁给了最高领袖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极端强硬派的阿亚图拉，据说曾经与其他阿亚图拉发布教令授权进行连环谋杀）。莫塔札维那千真万确是犯罪的行为被掩盖了，霍什瓦格特成了关键证人。3
卡泽米住院后，负责检查的医师也拒绝保持沉默。卡泽米的遗体被仓促埋葬，他在病历上模糊写着她曾经中风，或者可能是因为意外跌倒而导致头部受伤。「鉴于札赫拉．卡泽米女士受到的不人道待遇，以及伊斯兰共和国当局火速埋葬她以掩盖刑求的证据，加上我是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晚间轮值急诊的住院医师，也是当时院内负责检查她的医师，」夏赫拉姆．阿札姆医师写道，「我认为基于道德与身为人类的责任，我要向国际人权组织做证与公布关于她身上因刑求、攻击与殴打造成的伤害，而且要在揭露伊斯兰政权不人道与野蛮的本质上尽微薄的心力。」4阿札姆与最高领袖并非姻亲，也没有其他人脉关系，因此他逃离伊朗，在加拿大寻求庇护。他的家人几乎可以确定是在胁迫下发表声明，宣称阿札姆有精神疾病，从未在事件发生的医院工作过，而且受到加拿大政府的政治利用。
总统哈塔米委派委员会调查卡泽米谋杀案。这个委员会由情报部、司法部、内政部、卫生部与指导部的部长组成。这几个部会或多或少涉入了这起正受到调查的事件。总统的委员会开了七次会，试图将各部会主管范围内的纪录拼凑起来。报告提供了卡泽米遭到拘禁的时间轴，认为致命的一击必定发生在六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委员会提到，这段期间与卡泽米有过接触的人都必须接受调查。奇怪的是，委员会并未公布时间轴的完整内容来厘清事实，这么做等于把嫌疑人限缩在检察长办公室与情报部，而其中讯问卡泽米最久的就是检察长及其下属。
总统委员会的报告还有一些疑点5。它不只一次暗示卡泽米是个难相处的人而且粗鲁好辩，彷佛这可以解释或合理化她遭受的虐待。报告提到卡泽米宁可选择待在埃温监狱，也不肯交出相机与其他物品。一名颇具声望的伊朗人权律师指出，监狱又不是饭店，怎么可能让你选择待在哪里，为什么不是她被告知可以离去6？此外，报告没有厘清也没有质疑，为什么一个没有前科的女性，只不过是在限制区拍了照片，就要被检察长办公室与其他人连续讯问好几个小时。
札赫拉．卡泽米的母亲在埋葬前看过遗体一次，明显看出她的女儿遭到殴打。她被迫签署文件同意迅速埋葬，但她也向国会表达她的关切。根据伊朗宪法第九十条规定，凡是对立法、行政或司法行动有怨言的人，可以要求国会调查公开报告的结果。过去，伊朗民众并未因为这些要求而获益，但现在国会是由宣称支持法治的改革派主导，那么九十条似乎就成为卡泽米家的一根救命稻草。宪法九十条委员会开始对卡泽米案进行最全面的调查，而委员会得出的报告是露骨而令人不安的。
报告中蕴含着政治的弦外之音。情报部在一九九九年哈塔米的大力整顿之后，已经与民选的改革派政府结盟，而且以避免司法以外的暴力为荣，另一方面，包括检察长办公室在内的司法部，仍与哈塔米从情报部整肃出去的人员藕断丝连。在向宪法九十条委员会宣誓做证之后，情报部官员愤怒地指出他们是被莫塔札维捅的娄子拖累。他们坚称，他们的建议是释放札赫拉．卡泽米，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她从事间谍活动；如果莫塔札维坚持她是间谍，就应该把她交给情报部，因为情报部才有专门的反情报人员。认为她应该被关押在埃温监狱，受到持续的监视与无情而暴力的讯问，这些都违反了情报部的建议。情报部副部长抱怨说：「情报部既然已经建议释放这个人，怎么可能日后又跑到监狱里把这个人杀掉？」
莫塔札维鄙视宪法九十条委员会，也不去开会，此举惹恼了委员会成员。莫塔札维写了一封专横的信响应委员会的问题，暗示国会议员不懂法律7。对此，委员会成员引用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主张卡泽米的监禁极有可能违法；指出莫塔札维伪造监狱人员对卡泽米医疗状况的报告，而且虚构卡泽米未取得情报部记者工作许可的故事；监狱纪录被轻描淡写，目击者也被噤声。真相被掩盖的规模很惊人，但委员会揭露详情的决心也不可小觑。检察长办公室不仅止于有错。委员会指出，大约二十名监狱人员与守卫曾经以证人身分做证，事后却被监狱的情报人员追究，要求他们推翻证词。但国会议员毫不怀疑谁才是卡泽米谋杀案最终该负责的人，在某个委员会成员在演说以及在给检察长的公开信中严厉抨击莫塔札维之后，整个结果已相当明朗8。
根据法律，宪法九十条委员会完成的报告应该向大众宣读与刊载于报章杂志上。经过两个半月的延宕，中间毫无任何解释，委员会的代表终于在十月二十八日于国会宣读报告，而整个过程也在国营广播电台播放。然而，就在平面媒体准备刊载委员会报告内容的那天晚上，奇怪的事发生了。
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二十四岁的《信任报》政治编辑，他认为札赫拉．卡泽米事件令人震惊，但也希望此事能激励改革派人士。在一连串事件之后，改革派运动似乎已土崩瓦解，如德黑兰市议会的失败、学生运动遭到击溃、国会的毫无建树、重要改革派成员扎伊尔德．哈贾瑞安遭到有恃无恐的枪击、阿克巴尔．甘吉遭到监禁，以及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被迫流亡。鲁兹贝赫猜想，卡泽米事件以及这起事件暴露司法部赤裸裸的滥权，或许能促使改革派采取行动。就像连环谋杀案一样，卡泽米事件有可能激励改革派捍卫法治。鲁兹贝赫心里清楚，毕竟发生在卡泽米身上的事，也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在他或他的同事身上。能持续不断地调查此事与揭露加害者，国会与媒体的改革派人士才能确保记者不会遭到肆无忌惮的虐待与杀害。
宪法九十条委员会报告支持鲁兹贝赫的乐观想法。国会改革派成员揭露检察长明显妨碍司法。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有利政治行动，而是为了维护法律。在最好的状况下，改革派的派系只要能尽心尽力就能做到这一点。《信任报》打算以整个版面报导宪法九十条委员会的报告。但是，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晚上八点到八点半之间，莫塔札维打电话给《信任报》主编，告诉他如果《信任报》报导宪法九十条委员会报告，检察长将会重启原本搁置的对《信任报》的诉讼，届时将导致报社停业。鲁兹贝赫的上司通知他，报社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他协助准备的页面撤下。
十月二十九日早上，报纸保持缄默，彷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虽然国会才刚发表司法部涉及谋杀案的严厉报告，但要不是《新茉莉花报》在莫塔札维打电话之前就已经将报纸送印，这则故事将就此石沉大海。各家报纸顶多只是简要说明委员会的发现。前一天才在广播播放与在国会宣读的报告，此时彷佛已经完全从公共纪录上抹去。美国经营的波斯语广播电台——法尔达电台——的一名记者试图追根究柢。他访问了鲁兹贝赫，鲁兹贝赫坦白告诉他，莫塔札维以停业要挟《信任报》不准报导国会委员会的发现。记者问鲁兹贝赫，是否愿意公开表明这项主张。鲁兹贝赫愿意。莫塔札维的行为是非法的，鲁兹贝赫补充说；国会已经透过现场的广播宣读报告，说明这份报告并不是什么机密文件。
鲁兹贝赫以为其他编辑也会跟进一起揭露莫塔札维施压的事实。他将因此开启反对暴力审查的水闸门。读者将会知道，媒体并未串通起来蒙骗读者，而是在暴力胁持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然而，没有人出面呼应鲁兹贝赫的说法。鲁兹贝赫年轻而瘦弱，有着超乎年纪的教养，此时只能只身应战。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从缓慢靠近的断崖边一跃而下，而他几乎没有注意到断崖就在那里。
小时候，鲁兹贝赫曾被告诫，不要去注意长辈不愿解释或描述的罪行。不要跟犯罪扯上关系，就不会知道加害者，也不会知道受害者。然而，鲁兹贝赫的世代浸泡在犯罪的氛围中，一股威胁感潜伏在孩子视线的边缘——父母的恐惧散发着动物的气味，时时疑心必须要牺牲别人才能让自己得到安全。父母善意隐匿的真相外溢到意识的范围之内。罪恶感就像影子，与投射出自己的本体分离，却在与自己最无关连的地方安顿下来。
对鲁兹贝赫这个世代的伊朗人来说，暴力与秘密构成已知地貌的疆界，就像区隔吉兰省与德黑兰省的阿勒布尔兹山脉一样。小时候，在拉什特，鲁兹贝赫会跟家人一起去探望亲戚的坟墓。但每当他接近某个未标记的墓园时，母亲都会特别留意他，用一种紧张的口气叫他回来。对他来说，这个地方带有一种神秘气息。有时候，他会自己到这个地方，看着坚硬的地面，彷佛如果他看得够用力或站得够久，只要吹一口气，就能看出这块地方有何邪恶之处，能让来此安慰死者的人不敢入内。很久之后，他才逐渐知道，这是一九八八年监狱屠杀，拉什特受害者被埋葬的地方——他们被当成异教徒，与信仰者埋葬的地方区别开来。
拉什特是一座懒洋洋的绿色城市，人口只比五十万多一点。它是吉兰省的首府，紧挨着里海海岸，曾经是重要的丝绸交易城镇。拉什特是伊朗最早拥有剧院、图书馆与银行分行的城市；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拉什特是反对君主制的自由派行动主义的中心，有时也享有诙谐的名声，因为这座城市的气候、政治乃至于两性关系都相当温和而节制。大家常说，革命很晚才抵达拉什特。鲁兹贝赫在革命后的一个月，也就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出生。
鲁兹贝赫的姊姊丽塔革命时是六岁——年纪已经大到足以留下深刻的记忆。革命好战分子冲进萨瓦克总部杀死九个人当天，她正在市中心。当他们年纪大一点，经过市中心时，她告诉鲁兹贝赫——当时三岁——她在哪边看到被杀死的人的手与腿。日后，当鲁兹贝赫一些较冲动的朋友鼓吹推翻伊斯兰制度时，这段回忆——即使不是他的——总是在他的脑子里浮现。政治暴力表现于外在，却对内在造成影响。
鲁兹贝赫的母亲是个裁缝，拥有高中学历，从言谈举止可以看出她是个有教养的人。她嫁给比她大十六岁且不识字的出租车司机——一个冷淡而有威仪的人，富有温情却不善于表达。他们的三个子女取的昵称都用R开头：丽塔、鲁兹贝赫、拉苏尔。鲁兹贝赫五岁之前，全家住在祖母家的一个房间里，祖母家是个传统的庭院住宅，位于拉什特最古老的邻里小区。战争期间，米雷布拉希米一家搬到夏勒库自己的房子里，这个小区的道路尘土飞扬，许多房子尚未盖好，公用设施极其简陋。
鲁兹贝赫个性平和而含蓄，能够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他养成的性格与他的父亲差异不大：冷静、若有所思、和善、不张扬。这种行为举止使他不同于旁人，他一直无法确定这样是好是坏。这使他人难以解读他内心的想法，却又容易将自身的感受投射在他身上。
鲁兹贝赫的父母不是特别虔诚的人，但鲁兹贝赫自己却是。他自己阅读《古兰经》，每天做礼拜，而且在什叶派神圣月分穆哈兰姆月上清真寺。由于父亲无法读写，所以鲁兹贝赫会大声朗读父亲带回家的报纸与杂志上的体育新闻给父亲听。逐渐地，鲁兹贝赫开始阅读报纸与杂志的其他版面，他想象自己有一天可能会成为记者。
一直以来，与其说鲁兹贝赫生活在有形世界，不如说他沉溺于书本与观念的世界。高中时代，他加入了大龄孩子组成的类似沙龙的圈子。他们每周轮流在每个人家里聚会，讨论宗教、电影、小说以及政治哲学作品。透过这个团体，鲁兹贝赫对笛卡儿与马基维利产生兴趣。他透过这些思想家得到对西方的理解，并且拿这些理解与他对伊朗的看法做比较。他为一份地方杂志撰写政治哲学文章。圈子里有两个男孩喜爱沙里亚蒂，但鲁兹贝赫认为沙里亚蒂的伊斯兰思想太僵化，太无所不包。他比较喜欢索鲁什与另一个类似的思想家，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穆智台希德．沙贝斯塔里的前教士，他们认为宗教不是完整的体系，而可以由其他的理解来源加以补充。鲁兹贝赫与朋友订阅了《地平线》，他们阅读了索鲁什与沙贝斯塔里在新颖性与影响力均处于巅峰时期的作品。
这段时期的政治，对鲁兹贝赫来说依然相当遥远而难以理解。他没有想支持的行动者。鲁兹贝赫年轻时绝大多数时候，伊斯兰左翼都是令人恐惧的对象。他们的成员在拉什特市中心巡逻，对于违反严格行为与服装规定的年轻人来说，这里成了危险的地方。当伊斯兰左翼的重要成员摇身一变成为改革运动成员时，鲁兹贝赫与朋友依然对这些改革派人士过去的激进主义感到恐惧，他们怀疑这些人致力于公民自由只是一种权宜手段。然后，哈塔米于一九九七年竞选总统。鲁兹贝赫从未听过这个性格温和的图书馆员。敌对阵营形容哈塔米是自由派，会把伊朗的思想空间炸开。这么说是为了恐吓选民，却对鲁兹贝赫产生极具说服力的效果。他认为，如果保守派这么害怕与仇恨哈塔米，这就表示哈塔米很可能是个正面的力量。
当哈塔米于伊朗历三月二日当选总统时，鲁兹贝赫感到晕眩。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好事应该会逐渐发生。他的感受与他出生当年革命分子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他很庆幸自己是在年轻的时候遭逢这样的时代。
许多伊朗父母希望子女能成为中产阶级，米雷布拉希米家也不例外，他们希望鲁兹贝赫能成为工程师。只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才能获准进入大学的工程学系就读。鲁兹贝赫不想成为工程师。他刻意消极表现好让自己遭到淘汰：他不想准备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果然就没考上。他的父母感到失望，但鲁兹贝赫却觉得获得解放。他入伍当兵，被派到了伊朗库德斯坦。
Sarbazi，或者是义务役，就跟每个地方一样，在伊朗，绝大多数年轻人只要有办法都想避免当兵。但鲁兹贝赫却愿意当兵。他发现自己有个特质，在未来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发挥这样的特质：适应环境，这使他在面对变化的时候，就算做不到无动于衷，也能表现得极具弹性，即使他看起来对任何经验都毫无反应。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放满书本的房间、监狱以及在国外，他依然是原来那个鲁兹贝赫。鲁兹贝赫认为，由于兵役是强制性的，为了抗拒兵役而破坏服兵役的经验并没有好处。他认为独立、新奇、旅行、机遇都可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他在当兵期间，每天都会写日记。他称之为「大兵之旅」。战友都笑他。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当兵不是自我探索的旅程，而是多绕了一段路，要履行不愿履行的责任，要等待两年的时间才能让自己的人生重新开始。但鲁兹贝赫对于自己的日记感到自豪。他持续写日记，还把日记给了弟弟拉苏尔，让他为自己的兵役做好准备。
鲁兹贝赫获得解放——藉由服兵役让自己从年轻人的依赖中解放，藉由在工程学考试失利让自己从父母的期望中解放。当他回到拉什特，他报名参加另一种大学入学考试，当时都认为这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考试：人文学科考试。他的分数可以就读拉什特公立大学的社会科学，或德黑兰私立大学的政治科学。家人希望他留在拉什特，这样无论学费与住宿都是免费。但现在鲁兹贝赫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喜爱政治学，他会想办法支付伊斯兰自由大学的学费以及德黑兰的住宿费。他只跟父母拿了登记入学的费用，其余的就靠他工作赚取。他在大学念书时就已经在当记者，他在《信任报》找到工作，这份报纸从拉什特选出的国会议员获得许可。
伊斯兰自由大学由拉夫桑贾尼政府创立，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校园网络，收取学费，让各地区更多的伊朗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与公立大学不同，公立大学是行动主义的传统温床，伴随着诸多的危险，包括民兵的冲突与各层面的监视，私立大学校园则是以典型的拉夫桑贾尼风格管理：严厉禁止学生结社与从事政治活动，以此来确保校园正常运作与安宁和谐。鲁兹贝赫的思想饥渴是在政治方面，他靠着阅读来获得满足，特别是世俗左派社会学家侯赛因．巴什里耶赫的作品。
鲁兹贝赫高中时就已经阅读巴什里耶赫的作品，当时有一个经济学与政治学杂志刊载了巴什里耶赫的文章。这些文章为伊朗青少年难以企及的政治哲学世界开启了一扇窗。巴什里耶赫论宽容的作品特别让鲁兹贝赫感兴趣。鲁兹贝赫开始自己写文章，等到他到了德黑兰之后，他开始幻想自己会遇到这位启蒙的社会学家。某天，他把自己论民主化的作品草稿做了总结，然后鼓起勇气前往德黑兰大学校园寻找巴什里耶赫的办公室。他向教授介绍自己是来自另一所大学的学生，尽管如此，他仍希望向巴什里耶赫本人求教。不知道巴什里耶赫有没有可能阅读他这个大学新鲜人的文章，并且告诉他哪里写得对或哪里写得不对。
巴什里耶赫接受了。他要鲁兹贝赫把文章留下，然后一个星期之后来找他。巴什里耶赫慷慨而坦率地批评了他的文章。鲁兹贝赫又提出一个请求。巴什里耶赫在博士班开了一门比较政治科学的专题讨论课程，鲁兹贝赫希望能够旁听。巴什里耶表示欢迎，而鲁兹贝赫也让他成为自己的导师。他上了西方哲学课程，与巴什里耶赫的伊朗社会学课程，之后又读了巴什里耶赫所有的作品。对鲁兹贝赫来说，他从巴什里耶赫的作品获取的东西远比《地平线》的文章来得多。鲁兹贝赫认为，索鲁什、卡迪瓦、沙贝斯塔里是伊斯兰学者，他们最关心的是让他们热爱的宗教从扼杀宗教的政治体系中解放。巴什里耶赫关注的不是宗教，而是政治。同样地，对鲁兹贝赫来说，政治与历史要比宗教更能让他挖掘出他想知道的最深刻的真理。
鲁兹贝赫觉得，在伊斯兰共和国长大有时就像在一个走廊的房间全都上锁的家中长大一样。门后头的房间，彷佛隔着毛玻璃，仅能看到模糊的轮廓：人质危机、监狱屠杀、两伊战争、巴札尔甘政府的倒台。但要真正进入这些房间，了解历史的细节，以及知道形塑历史的人物的动机，则需要钥匙。
易卜拉欣．阿斯加札德赫，一名好斗的市议员，他在一九七九年时曾是人质挟持行动的领袖，他手中就有一把鲁兹贝赫一直想探索的上锁房间的钥匙。透过阿斯加札德赫，鲁兹贝赫想象自己可以重新找出攻占大使馆事件的逻辑与气氛——与美国断交，对鲁兹贝赫出生后的伊朗造成深刻的影响。阿斯加札德赫曾在访谈中承认挟持人质是一个可怕而代价高昂的错误，鲁兹贝赫想取得阿斯加札德赫的同意，刊载这段访谈。根据鲁兹贝赫的说法，阿斯加札德赫私底下差点就同意了，但他实在无法公开抨击这场使他在政坛上平步青云的活动。
于是鲁兹贝赫继续关注其他上锁的门把。有一次，他与报社同事到库姆采访一九八○年代的绞刑法官萨迪格．哈勒哈里——他是一名教士，在他的直接命令下，有数百名，或许有数千名异议分子、库德族人、保皇派菁英、将领与其他人在革命后的恐怖时期被行刑队枪决。在行为或精神变态上，扎伊尔德．莫塔札维都无法与这名老教士相比。对鲁兹贝赫与其他一般伊朗人来说，哈勒哈里的脸是令人恐惧的事物——白色缠头巾的下方是一张臃肿的圆脸，配上不自然的小眼与残酷扭曲的上唇。但鲁兹贝赫在库姆见到的他却是一个已经失势、近乎滑稽的人物。
哈勒哈里在与鲁兹贝赫见面的同年死去。他原本就个子矮小，此时看起来又缩得更小。哈勒哈里头上并未缠着头巾，而是戴着大盘帽，看在鲁兹贝赫眼里不禁联想起婴儿帽。他已经到了帕金森氏症的末期，回答记者的问题往往十分古怪而且离题。但他的长期记忆似乎仍完好无缺。没错，哈勒哈里告诉鲁兹贝赫与他的朋友，他的确签署了超过一千份处决命令。「许多人逃掉了，」他回忆说，「如果再让我逮住他们，我还是会处决他们。」
鲁兹贝赫不是个生性叛逆的年轻人。对于老一辈，即使谈不到尊敬的程度，他也渴望遇见能让他毫无保留加以赞美的人物。鲁兹贝赫注意到阿拔斯．埃米尔恩特札姆，他在巴札尔甘主政期间担任副总理，温文儒雅的他因为从美国大使馆搜出的文件而被指控叛国，他在牢里待的时间跟鲁兹贝赫活的时间一样久。一九九七年，他在短暂请假期间出版了两本回忆录。鲁兹贝赫在书店橱窗看到，马上趁着被禁之前买下这两本书。他有很多书都是这样买下来的——趁着审查人员发现它们的存在之前，赶紧将其藏匿起来。但这两本书很特别，鲁兹贝赫才花两天的时间就看完了。
鲁兹贝赫从小就听过埃米尔恩特札姆这个人。与绝大多数伊朗民众一样，他知道的埃米尔恩特札姆是个犯人，而不是思想家或政治舞台上的行动者。然而由于他是伊斯兰共和国关押最久的犯人，因此在高知名度之外，他也享有民众普遍对他的好感。他经常被称为伊朗的纳尔逊．曼德拉。与曼德拉一样，他在牢里与在家中遭受软禁的时间总共有二十七年。在这段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恐怖的暴行，包括一九八八年的屠杀事件。而他从未离开过监狱，因为他从未认罪。
一九九八年，埃米尔恩特札姆请假期间，在血腥的一九八○年代担任埃温监狱典狱长的阿萨多拉．拉杰瓦尔迪在市集遇刺身亡，他在退休后成了市集里贩卖女性内衣的商人。哈塔米与其他官员颂扬这名象征伊朗现代监狱体系最滥权时代的人物。私底下，许多伊朗人却欢呼正义得到伸张。埃米尔恩特札姆在广播中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访谈。「恐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说道，「我对于这则新闻并不感到高兴。一个极度无情、暴力、邪恶而残暴的人居然被当成英雄、殉难者、人民公仆。」由于针对拉杰瓦尔迪做出的这类声明，埃米尔恩特札姆又被送回了监狱。
二○○二年，鲁兹贝赫得到一个罕见的机会撰写与埃米尔恩特札姆相关的报导。埃米尔恩特札姆在他的一本书里几乎指出一名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人质的挟持者，而且在他遭到逮捕后不久曾经讯问过他。那名知识分子则是写了一篇愤怒而冗长的文章争论埃米尔恩特札姆回忆的内容。鲁兹贝赫在《信任报》刊出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做为响应。他在文中指出，过去曾经指控过埃米尔恩特札姆的人，即使现在有许多人的政治立场更靠近埃米尔恩特札姆而非保守派菁英，他们似乎还是无法坦然承认过去的错误。
文章刊出后不久，《信任报》主编把鲁兹贝赫叫到办公室。埃米尔恩特札姆的妻子打电话过来。她想知道是谁写了这篇关于她丈夫的文章。鲁兹贝赫接过电话，那名女士告诉他，她的丈夫想对于他写的内容向他致谢。
鲁兹贝赫吓了一跳。他甚至不知道埃米尔恩特札姆已经保外就医，如今则断断续续地软禁在家中。鲁兹贝赫询问自己是否可以过去探望这位前副总理。埃米尔恩特札姆仍然处于被关押的状态，在他家的门口设有一个小亭，守卫会在这里监视访客的一举一动。鲁兹贝赫如果到了那里，将会引起注意，甚至接下来会遭受监视与怀疑。但他可以因此见到他心目中的英雄，他从未想过还有人能够见到埃米尔恩特札姆。
埃米尔恩特札姆同意每周见他一次，鲁兹贝赫将两人的对话内容编纂成书，这本书将在数年后出版。对鲁兹贝赫来说，这些对话已不仅仅是记者的访谈而已。埃米尔恩特札姆不可思议的平静与轻松的神色让鲁兹贝赫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大半生都在牢里度过的男人怎么可能如此快乐？不仅如此，鲁兹贝赫很肯定埃米尔恩特札姆不只是快乐，而且还很乐观，他的心灵总是专注想着未来会有更好的事情降临。不仅如此，埃米尔恩特札姆是个爱国者。他在牢里一直认真想着自己的国家。他思索着革命与革命的影响；他为了伊朗的未来而在脑子里构思计划，甚至考虑到了德黑兰的地铁系统。他原谅自己的仇敌，因而能放下愤怒的重担。鲁兹贝赫视埃米尔恩特札姆如父而加以赞扬，他觉得埃米尔恩特札姆也爱他如子。
鲁兹贝赫开始以《信任报》为名对埃米尔恩特札姆的批评者进行访谈。他找到讨厌埃米尔恩特札姆的作品或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公众人物，刊出他们的说法，准备之后刊载埃米尔恩特札姆的响应。鲁兹贝赫希望用这种方式将埃米尔恩特札姆的话语偷渡到报纸上，然后驱使报纸的读者转而去阅读埃米尔恩特札姆的著作。在此同时，他也协助埃米尔恩特札姆将文件组织成档案，并且帮他将信息补充到书籍与报纸上。保守派报纸提到两人的关系，发表一篇文章表示《信任报》的政治编辑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已经成了埃米尔恩特札姆的经理人。鲁兹贝赫的同事提醒他要小心。但鲁兹贝赫至今从未做过如此有意义的事，因此他不打算停手。
某日，埃米尔恩特札姆告诉鲁兹贝赫，他接到埃米尔卡比尔大学学生活动分子的电话，对方希望他过去演讲。他感到高兴但也存有疑虑。鲁兹贝赫是否知道这个学生团体？它是宗教团体吗？鲁兹贝赫知道埃米尔卡比尔校园受到自由改革派学生领袖阿里．阿夫夏里的影响，阿夫夏里目前正在坐牢，但校园里的活动分子应该与他的路线相同。鲁兹贝赫鼓励埃米尔恩特札姆前往。
二○○三年五月五日，埃米尔恩特札姆与一小群随行人员进入圆形剧场，剧场里满满都是与鲁兹贝赫年纪相仿或更小的学生。当主持人说出埃米尔恩特札姆的名字时，现场欢声雷动，口哨声与掌声足足持续了十五分钟。
埃米尔恩特札姆演讲了两个小时。他谈到自己遭到逮捕与指控，其中一些指控令学生发笑。埃米尔恩特札姆因为美国官员在信件中称呼他「亲爱的」，因为他是巴哈伊教信徒，同时也是个犹太人，因为他很有钱，而判他有罪。他谈到过去，也谈到新的世代。鲁兹贝赫觉得每个人都喜爱埃米尔恩特札姆。二十五年前，学生活动分子让他判处终身监禁。现在，学生活动分子将他当成反抗上一代建立的国家的图腾。
哈塔米担任总统，起初为伊朗年轻人带来了希望，他们相信与日俱增的变革，相信扎伊尔德．哈贾瑞安所谓的政治发展的过程，相信通情达理的人有能力将稳健节制引进到他们服务的体制之中。哈塔米对连环谋杀案的响应显示改革派政府并非毫无力量。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能迫使情报部对杀害反对派人士负责？但在此同时，哈塔米显然无法约束司法部，司法部部分官员，包括德黑兰检察长办公室与特别教士法院，看起来都听命于最高领袖。
阿亚图拉蒙塔泽里仍被软禁。特别教士法院对哈塔米的两名部长提出政治指控。一九九九年二月，特别教士法院传唤穆赫辛．卡迪瓦，这名异议教士曾主张「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与伊朗的君主制传统更为接近，而与什叶派传统无关。卡迪瓦被指控破坏伊斯兰体系、侮辱何梅尼与哈梅内意、误导民众、支持蒙塔泽里以及支持政教分离。四月，卡迪瓦被判处入狱十八个月。学生发起示威游行，他们高举旗帜，上面写着：「我们跟卡迪瓦的想法一样，你们也可以逮捕我们。」9
二○○一年，哈塔米第一任任期结束时，国家已经停掉了一百零八种报章杂志，穆赫辛．卡迪瓦、阿克巴尔．甘吉与许多学生活动分子及记者仍在狱中受苦。改革派同盟濒临分裂。自由派学生号召进行公民不服从与对整个政府体制进行公投。改革派教士如国会议长梅赫迪．卡鲁比与总统本人要求选民要有耐心，他们仍持续与保守派进行协商，然而后者的态度却愈来愈强硬。
一群世俗改革派政治人物采取了强硬但不失弹性的中间路线。内政部副部长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是领袖之一。他是知识分子，也是善于政治运作的人物。塔吉札德赫是哈塔米的追随者——他们在拉夫桑贾尼主政期间一起在指导部工作——当老教士当上总统时，他让塔吉札德赫主掌治安与政治事务的敏感职位，其中包括了监督选举。二○○○年国会选举——改革派大胜，尤其在德黑兰，改革派囊括了全部的三十席——使塔吉札德赫成为保守派忌惮的人物。宪法监护委员会认为有舞弊行为，宣布约有七十万张选票无效。塔吉札德赫反对。他表示，这是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干净与最自由的选举」。宪法监护委员会将塔吉札德赫告上法院，塔吉札德赫也用同样的方式反击，对大权在握的委员会主席进行象征性的诉讼。二○○一年，法院判决内政部副部长缓刑一年，禁止担任公职三年10。
塔吉札德赫从不认为街头抗争应该列为改革派的一项策略。民众遭受严重的侵害而且缺乏组织。一旦抗争变得激进，保守派将会出手镇压。他们将会封闭改革派仅存的一丁点运作空间，他们将会在监狱里毁掉更多的年轻人，而我们将一无所获。塔吉札德赫与其他改革派人士总是劝告支持者不要受到挑衅，也要求他们的同事坚持进行内部的协商与妥协。但在二○○一年后，塔吉札德赫改采较具威胁性的路线。他仍然不鼓励街头动员，却号召政府中的改革派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反对压迫与揭露政治暴力的深层非法体制。调查札赫拉．卡泽米事件的宪法九十条委员会报告正是他想做的事。
在德黑兰中南区一个名叫埃斯坎达里的邻里中，诗人与作家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与鲁兹贝赫以及《信任报》另一名同事同住在不到十四坪的一房公寓里。他们住在四层公寓的三楼，屋内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只有床与书。
夏赫拉姆接受鲁兹贝赫的邀请，开始为《信任报》政治版撰稿之后，两人就成了好友、室友与同事。夏赫拉姆年纪较大而且已经颇有名声。他的作品《朝改革开枪》最近才刚通过审查，只被改了几个字。这本书的主题是扎伊尔德．哈贾瑞安，夏赫拉姆与另一名共同作者从报摊案与法律文件重构了刺杀哈贾瑞安未遂背后的过程与动机。这两名记者把枪击案与国家支持的其他暗杀行动连结起来并且探讨哈贾瑞安的理念，显示国家为什么把哈贾瑞安列为特定目标。撰写与改革派相关的内容使夏赫拉姆获得一些掩护，这是过去他撰写与伊朗作家协会的朋友相关的文章所未曾有的。只要改革派仍掌握权力，审查的红线就有足够的弹性来容纳他们的想法。但夏赫拉姆不认为这种状况可以永远持续下去。
夏赫拉姆认识改革派人士，虽然认识的程度比不上他与其他作家的关系。在一九九○年代，他曾在改革派出版社新计划工作，他在那里认识了塔吉札德赫与其他改革派知识分子。现在，他与《信任报》的编辑，包括鲁兹贝赫，在工作时偶尔会与塔吉札德赫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接触。夏赫拉姆尊敬一些官员，但对另一些官员则敬而远之，他知道有些改革派成员过去曾是伊斯兰左翼，这些人或许无法容忍他们过去协助建立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动。除此之外，就像他的老朋友穆罕默德．莫赫塔里一样，夏赫拉姆也寻求彼此的共通点。
在法院判决不许担任公职期间，塔吉札德赫大胆创立了在线刊物《今日报》。夏赫拉姆与鲁兹贝赫虽然在《信任报》工作，却也开始为《今日报》写稿。伊朗的在线媒体是相对新颖的事物，而且可能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来探索敏感的主题。另一家报社的朋友介绍夏赫拉姆撰写部落格。这项科技看起来容易使用而且难以审查。回到《信任报》之后，夏赫拉姆开始到处问人，是否有人能够教他如何贴文与更新网站？一名精通网络的同事帮夏赫拉姆与鲁兹贝赫各建了一个部落格。
鲁兹贝赫、夏赫拉姆与其他几名同一个圈子里的记者是这个新媒体的先驱。虽然他们以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但他们的部落格读者很少，主要都是知识分子、记者与活动分子，因此他们并不担心招来报复。但部落格——绝大多数明显不是政治性质——很快就在伊朗这个缺乏未受监控的公共空间的国家出现爆炸性的成长，成为一种分享经验的工具。到了二○○五年，波斯文成为部落格世界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有了部落格，伊朗人可以规避审查机制，关掉网站然后在别的地方放上网站，科技永远走在陈旧的情报机制的前头。
鲁兹贝赫把他的部落格称为「晚间通信」（shabnameh），即「秘密流通的小册子」，这是秘密出版物（samizdat）的波斯文名称。这个部落格主要是用来发表未删除与未审查的报纸报导版本。夏赫拉姆贴的文章谈的是言论自由与书籍和报纸的审查。他仍继续提到连环谋杀案。他报导了最近一些谋杀案的说法，这些谋杀案都是由同一个阿亚图拉下令执行的，这名阿亚图拉可能是连环谋杀案的幕后主使者。他还提到一桩恶名昭彰的法院案件，一名被控杀害安全人员的妇女宣称她是为了不被性侵才进行防卫。
就算夏赫拉姆不是有名气的人，二○○三年他在在线——在《今日报》——发表的文章也必然让他引起注意。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奇迹室〉，内容是关于强迫认罪。奇迹室就是讯问室，政治犯进到里面，彷佛被施了魔法似的，马上变成卑躬屈膝愿意认罪的人。夏赫拉姆分析了几个已经公开的认罪案例，包括阿里．阿夫夏里，他试图解释讯问者如何毁了一个人。他特别提到一个知名的改革派记者（与人质挟持者）最近才在压力下「认罪」。夏赫拉姆指出，认罪标志着转变：即使是著名的改革派人士也成为众人抨击的对象。夏赫拉姆的文章与文章标题将被收录到伊朗政治学字典中，使刑求的心理控制成为可形容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