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逮捕之前，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反复做着同样的梦。他站在美丽的花园里，四周都是鸣叫的鸟儿。他想离开，花园却没有出口。每一条路都是死巷，其中有一条路通往一间房间。鲁霍拉．侯赛因尼安，连环谋杀案发生时的情报部重要官员，就站在那里，他头上缠着缠头巾，身上却未穿袍子。侯赛因尼安没有说话，他比了一个手势，指示夏赫拉姆卷起袖子：像这样，像这样。
夏赫拉姆从不相信梦境，却相信监狱里的庭院就是梦里的花园。有时，在牢房里，他可以听见鸟叫声。日后，他搭乘出租车绕行这座监禁中心，还在谷歌地图上研究它。在青年广场附近，位于侯赛因宗教会所左侧的位置，有一间拥有优雅庭院的屋子，没有人知道这里藏着六间奇迹室、九间单人牢房与照着阴暗绿光的狭窄走廊。
牢房非常小，一个人必须后退几步才能转身。夏赫拉姆估计他的牢房大概是一公尺乘以一点五公尺的大小。牢房里总是阴阴暗暗，走廊的绿色灯泡几乎没有亮度。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是装有栅栏的窗户，门上有个窄缝让人送饭进来。换气扇一次可以运转好几个小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
第一个月，夏赫拉姆几乎很少待在牢里。他在讯问室里遭到毒打，然后讯问，然后再被打。讯问室的窗户贴着白色薄膜，他无法看到外面，但外面的人却可以看到里面。讯问者在讯问他时开启摄影机，在殴打他时却关掉摄影机。
夏赫拉姆的脸在反复地殴打与掌掴之后已变得麻木。讯问者抓着他的头去撞墙。有一次，他们拿洗脸盆朝夏赫拉姆头上砸，把洗脸盆砸碎了。他们用缆线抽打夏赫拉姆身体后方从肩膀到脚跟所有的部位。他们告诉他，他们可以逮捕他的父亲，并且抓来在他的面前刑求。他们威胁要伤害他的孩子。他们提醒他，德黑兰每天会发生数百件交通事故，他的家人可能会遭遇其中一件。或者，他们可以把他的妻子碧塔关进监狱，「你知道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夏赫拉姆的讯问者告诉他，他这一辈子都在犯错。他们想知道他抵达德黑兰之后的人际与活动。夏赫拉姆不满地表示，他来首都时才二十二岁，他已经忘了所有的事。
「如果你忘了，」讯问者告诉他，「那么在这里，你会想起所有的事。」
他们在夏赫拉姆的公寓找到一份革命卫队文件，这份文件不是他的，也不是鲁兹贝赫的，而是第三名室友的。他们要夏赫拉姆坦承这份文件是他的。他们还要夏赫拉姆坦承自己有非法的性关系。他们列出夏赫拉姆认识的每一个女子，要求他至少坦承与其中一位有性关系。他们问他关于作家协会、他的作家朋友，包括穆罕默德．莫赫塔里与侯尚．戈尔希里的事。他们希望他能把才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权律师希林．伊巴迪也牵连进来。
一开始，夏赫拉姆的讯问者告诉他，他们将逮捕鲁兹贝赫，但不知道他身在何处。夏赫拉姆试图让他们相信鲁兹贝赫并不重要。他说他不知道他的朋友的新地址。某日，他们带夏赫拉姆上车，要求他带他们到鲁兹贝赫新婚的住处。夏赫拉姆带着他们到三个巷弄的三座建筑物。他不知道哪一间是鲁兹贝赫的家，他说谎。路看起来都很像。他与鲁兹贝赫曾经约定，如果两人之中有人被捕，被捕的人要隐瞒另一个人的信息二十天，让对方有时间离开伊朗。夏赫拉姆遵守了诺言。
他们只给夏赫拉姆一套衣物：裤子、内衣与短袖衬衫。他连续七十二天穿着这套衣服，而且他只被允许在牢房清洗一次衣物。他一天可以上三次厕所，每次三分钟，他们要求他上厕所时必须进行净礼。夏赫拉姆认为自己的饮食被下了药，因为他开始产生幻觉。他会看见自己站在路中间，或身旁围绕着一群想杀他的人。
但无论什么药物都比不上单独监禁本身更有威力或更恐怖。他的感官变得疲乏，他逐渐看不见东西、听不见声音也尝不到味道。牢房里没有东西可以触摸，没有东西可以嗅闻。只有脑子里的记忆勉强使他维持与经验世界以及人类关系的链接，但就连记忆也开始脱离他的掌握。一开始，在讯问或者在他一个人在牢房里时，他的眼前会浮现自己心爱的人的身影与脸孔。但日子一天天过去，虚无逐渐笼罩住碧塔与他的孩子，令他痛苦的是，最后连她们的脸也消失了。他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怒吼，但再也想象不出女儿的眼睛。
两人共同熟识的朋友催促鲁兹贝赫赶快离开伊朗。与改革派网站相关的网络技术人员几个月前就开始失踪。夏赫拉姆不是程序设计师，而是作家，他的被捕显示镇压已经开始转向政治层面。此外，鲁兹贝赫的生活与工作与夏赫拉姆关系密切。但一向冷静的鲁兹贝赫却无视这些警告，任由二十天流逝。他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在此同时，他与夏赫拉姆的家人一起散布他的朋友失踪的消息，他接受报纸采访并造访政治部门希望逼迫对方放人。
鲁兹贝赫与妻子搬到德黑兰南部一个名叫戈姆洛克的小地方，此地在前革命时代是知名的通往红灯区的入口。索尔玛兹在忙于向指导部申请发放女性运动杂志执照的同时，也努力整顿公寓，使其看起来有家的样子。她没有处理家务的本事或经验，但她努力让自己学习烹饪。正面装着玻璃门的角落柜摆在这对夫妇的小客厅里，里面展示着葡萄酒杯与小雕像；蓝色与白色的碟子挂在墙上。框着金边的大幅结婚照俯瞰着柳条长椅，整个空间顿时拥挤起来。照片中，鲁兹贝赫的西装翻领上别了一朵红花，索尔玛兹则抓着他的肩膀。他们看起来聪慧、不自在而且年轻。
某天晚上，鲁兹贝赫在家中对新婚妻子问道：「如果我被逮捕，你会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索尔玛兹一边笑一边揶揄说，「等你被释放了，他们会升你当主编。」
索尔玛兹机敏地知道记者会把政治犯捧成英雄，但她也想纾解鲁兹贝赫内心的紧张。之后，她在浴室里看着镜中的自己。他问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她会怎么做？
她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对自己这么说。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但她会让那些该负责的人受苦。
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清晨，索尔玛兹把鲁兹贝赫摇醒。她告诉他，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梦见鲁兹贝赫在一间小咖啡厅被捕，当时跟他坐在一起的有夏赫拉姆的哥哥与另一名同事，那名同事浑身是血。鲁兹贝赫起身站在床边，此时门铃响起。
夏赫拉姆并未透露鲁兹贝赫的住址，但他们的前室友保守不住秘密。他现在站在鲁兹贝赫家门口，旁边是逮捕夏赫拉姆的人。他们要找鲁兹贝赫，他隔着门告诉索尔玛兹。他被逼着带他们来这里。索尔玛兹看了鲁兹贝赫一眼，心里犹豫了一下。她在心里做好准备，绝不显露任何感情。她深信，自己的冷静可以让鲁兹贝赫保持平和，也能让他们面对接下来的事。于是她打开家门。
两名男子冲进来，彷佛预期会有一场追逐。但这间公寓几乎没有行走的空间，更不用说奔跑。要抵达卧室的衣柜还必须翻过床铺。
其中一人吃惊地环视整间公寓，不假思索地说：「这就是你们的公寓？中情局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他们出示一张撕破的文件，上面潦草地写着搜索鲁兹贝赫的家与监禁他的指示。上面没有信头，也没有公文章，字迹更是一团乱。两名男子都穿着便服，但他们说是检察长扎伊尔德．莫塔札维派他们来的。其中一人对鲁兹贝赫说：「我知道你写了文章，而且接受反革命电台的采访，你从事的是反政权的工作。」
鲁兹贝赫无法想象这么小的空间居然搜索了两小时之久，但莫塔札维的手下不放过任何可能。他们清空鲁兹贝赫的活页夹，检查他的照片，翻阅他的书籍的每一页与检查家具下方；他们甚至搜索冰箱看能不能找到酒，持有酒类饮料也可以成为指控他的借口。当他们连非法的卫星小耳朵都找不到时，脸上不禁露出失望的神色。
索尔玛兹的平静似乎激怒了他们。「看起来这位女士还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一名探员对另一名探员说道，此时鲁兹贝赫正在浴室里匆匆换上衣服。
「我了解，」她冷静地回答，「但我的信仰将帮助我渡过难关。」
「你最好帮你的丈夫做早餐，」那个人回嘴说，「往后几天他可吃不到任何东西。」
「我也会为你们两个人做早餐。」索尔玛兹说道。而她确实做了，但那两个人没有吃。
探员瞧见鲁兹贝赫有一些CD：索鲁什演说的录音，还有一些电影。他们把这些东西、鲁兹贝赫的文件与鲁兹贝赫本人装进停在外头的伊朗国产佩坎汽车里。
在他们离开之前，一名探员用手指着索尔玛兹的脸。「不要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他命令她，「如果你这么做，你会尝到苦头。」
佩坎汽车载着鲁兹贝赫来到莫塔哈里街的警察局，他在地下室等了约两个小时。当逮捕他的人将他移送到一部车窗涂黑的面包车时，鲁兹贝赫看了一眼城市寻常的大街景象，大家还是一如往常地活动。然后他的双眼被手帕蒙住，双手被铐在身后，他的头被塞在驾驶座的下方，面包车以一种容易让人晕车的方式曲折地前往花园里充满鸟儿的秘密监狱。
欧米德．梅玛瑞安还没准备好要面对厄运，厄运却已经找上门。欧米德是个受欢迎的男孩，有企图心、聪明、努力工作而且很快就获得成功。他有一头剪得又短又整齐的浓密鬈发，还有一张椭圆形的爽朗脸孔，他有一种率真的特质，看起来坦诚而让人有所期待。他似乎总是乐于受邀参加派对，认为这就是他该做的事。他说话的速度很快却含糊，往往一个字还没说完下一个字就接着出现；聆听者经常会听漏他说的话。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希望」，这个名字很适合他。
欧米德来自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母是拥有高中学历的公务员，他们先后在德黑兰东北部的拉维赞地区与覆盖着沙砾的偏远城市卡拉季将他抚养长大。欧米德读诗也写诗；他在高中时代既沉迷于沙里亚蒂，也热衷阅读索鲁什。欧米德大学读的是冶金工程，却发现自己的志业是小区组织者。
以一筒冰淇淋的代价，欧米德与朋友在邻里的清真寺担任数学与物理学家教。六个月的时间，他们有将近十二名家教，教授的学生将近一百人，其中许多是极为贫困的孩子。欧米德与朋友开始发行新闻通讯，他们雇用一名心理学家担任婚姻与家庭咨询的热线人员。于是在偶然间，欧米德居然组织了哈贾瑞安设想的公民团体：一个邻里的协会，可以协助民众根据彼此的相似性、需要与需求组织起来。
但清真寺是个有争议的空间。在清真寺里，欧米德与朋友的外表与谈吐看起来就像外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受过教育，毫不掩饰自身的世界主义。虽然伊玛目(1)欢迎他们，虽然聚会者渴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当地的巴斯基不信任他们带来的影响，他们游说伊玛目，说欧米德与他的朋友有女朋友，说他们是罪人与异教徒。巴斯基拥有欧米德的团体没有的金钱、权威与人脉。民兵开始要求欧米德在发行新闻通讯之前必须先让他们过目。最后，欧米德将他的团体登记成非政府组织，使其与德黑兰其他地区的类似团体连系起来，并且迁出了清真寺。
如果欧米德不那么乐观的话，他也许会了解他在清真寺的经验是个不祥的前兆。市民社会的话题，听在西方人耳里相当的平凡无奇，却让欧米德的伙伴感到兴奋，但这个话题也让伊朗的宗教分子感到威胁，甚至构成侮辱，因为他们早已认为自己是公民行动者。清真寺如果不是市民社会的机构，那么清真寺是什么？巴斯基又是什么？这些傲慢的年轻人算哪根葱？他们想以什么样的外国观念来取代他们辛苦赢来的革命秩序？谈到巴斯基，他们几乎无法理解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影响：像欧米德这样的年轻人产生的疏离感，以及他们怀抱的对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渴望。
哈塔米主政期间，内政部发放了数百个非政府组织的许可。有些组织只是为了申请补助以及为履历灌水。有些组织则确实想为社会福利尽一份心力，如哈贾瑞安说的在社会与国家之间搭起重要的桥梁。欧米德完全没想到这会是一份危险的工作。总统自己也把扶持非政府组织视为施政的重点。有些新组织服务环境，协助城市进行资源回收。有些组织维护妇女与儿童的权利与福祉，或协助教育移民，或提供小额贷款，或解决不断增加与隐藏的毒品问题。欧米德这个刚崭露头角的组织者相信，身为公民，不只是每四年投票一次，也不只是仰赖政治人物来改变一切。一个非政府组织应该面对德黑兰难解的困境，实际从第一线解决问题。
欧米德将他的非政府组织转变成其他非政府组织领导者的智库与资源中心。他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市民社会的另类思想家」，并且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黑兰办公室的补助。欧米德是组织的对外窗口，负责与新闻编辑、改革派国会议员与改革派市议员开会讨论。他还发行杂志。当有报纸找他担任专栏作家时，欧米德觉得自己成功了。他喜欢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印刷品上，喜欢听到陌生人讨论他的观念。不久，他负责在德黑兰市政府与协助市府的非政府组织之间担任协调工作。之后，内政部聘请他担任社会议题的顾问。藉由这份工作，欧米德得以接触机密信息、官方报告与高层政治人物。他不能公开他秘密得知的信息，但可以指点其他记者去调查他知道值得挖掘的来源与话题。
前德黑兰市长戈拉姆侯赛因．卡尔巴斯希鼓励欧米德参加二○○三年的市议会选举。欧米德是个合理的选择。他有贪婪的野心，在政府与媒体都有人脉，而且熟悉整个都市地貌。他也十分聪明与容易相处。他在德黑兰各地竞选拉票，他的演说最多有五千名民众参与。他提醒听众，他只是一般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上搽着古龙水，而不是什么阿亚图拉的儿子。这是一种后革命时代的逆民粹主义。而这么做并非没有效果。然而，当母亲告诉他，她不会去投票时，欧米德知道这场选举输定了。
「欧米德，亲爱的，」她说道，「就算你选上市议员，你又能做什么？」
虽然这场市议会选举以改革派惨败收场，但欧米德在一千二百名候选人中还是取得体面的第五十四名。他不会沉溺于追悔过去。他是那种甚至连自己的落选通知都会好好欣赏一下的人，好让大家能注意到他这位落选者。接下来，他把精力投入于同时以波斯文与英文撰写部落格，以及继续投入于市民社会的另类思想家。
藉由推动市民社会之便，欧米德也开始到国外旅行。他出国参加会议，主要是在欧洲。两年内，他拜访了九个国家。他与他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上司向欧洲基金募款出版书籍与训练市民社会领袖。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而那些被推举出来的领袖也期望并且从这些工作中获益。日后欧米德才知道自己的做法让自己成了靶心——他从事的计划正是莫塔札维这类强硬派人士最畏惧的，因为它构成天鹅绒革命的基础。届时欧米德将发觉自己就像一个士兵，与军队一起往前冲，却太晚发现所有人都已经撤退，只剩下自己被遗留在无人地带。
鲁兹贝赫靠着自己的手指研读牢房的墙壁。缓慢地，按部就班地，从地板开始摸到墙壁，直到他可以抵达的高度为止。他摸到其他犯人留下的刻字；他摸到突起物、草皮与斑剥的油漆。他有着盲人或外科医师未结老茧且严谨的手指。牢里没有书，也没有光线让你观看或阅读。鲁兹贝赫只能阅读墙壁，他把读到的东西记在心里，一公分一公分地记下来。
鲁兹贝赫的牢房所在的走廊与夏赫拉姆不同，与夏赫拉姆关在同一区的犯人到鲁兹贝赫牢房所在的走廊拖地，鲁兹贝赫因而从他口中得知这一点。鲁兹贝赫附近的犯人有一个来自马什哈德，他因为在合法市集贩卖法律书籍影印本而被捕。有一个则是伊朗的日本黑道组织老大，他的名字叫哈吉．阿里，身上到处都是刺青，他被指控进行海洛英与古柯碱的非法交易。哈吉．阿里只关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出去了。马肃德．戈瑞伊希是改革派网站的年轻网络管理员，鲁兹贝赫在这个网站发表文章。马肃德也被关在这里，由于他拒绝认罪，因此在这里待了九十天。凌晨两点之后，守卫已经入睡，这些犯人会经由牢房顶端的通风口彼此交谈。
鲁兹贝赫一抵达，讯问随即展开。起初，他只被问一个问题。讯问者拿了一张纸放在他面前，要他承认所有的非法性关系。鲁兹贝赫写道，他没有。
「站起来。」讯问者命令他。
鲁兹贝赫起身。讯问者给了他一巴掌。
「你对我说谎吗？」
「我没有理由说谎。」
讯问者殴打鲁兹贝赫，撕掉纸张，然后命令他坐下，同样的问题又再问一遍。鲁兹贝赫又回答同样的答案。
「你很顽固吗？」讯问者问道。
「没有就是没有！」鲁兹贝赫叫道，「你们把我抓来这里，指控我有非法性关系。起诉书在哪里？我犯了什么罪？」
讯问者命令鲁兹贝赫站起来，然后打他的肚子与胸部，让他整个人摔在墙上。这是鲁兹贝赫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愤怒地殴打。当天讯问足足持续了九个小时。有时候，逮捕他的人会抓着他的头去撞桌子或撞墙。对方一度拿着警棍威胁鲁兹贝赫，但最终没有真的使用。第二天的讯问与殴打从早上八点持续到半夜之后。往后，时间表固定为每日六小时，分别是早上四小时与下午两小时。鲁兹贝赫会藉由短暂的上厕所时间来辨别时间。
几天后，鲁兹贝赫接受指控，希望能结束一切。是的，他说。他跟一个女性有性关系。讯问者将一个女性记者名单摆在他面前：「哪一个？」
鲁兹贝赫很快察觉出这是个计划，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他是否做了，而是他何时做了。讯问者引导他指出某个特定的女性，这个女性曾经是鲁兹贝赫在《信任报》工作时的同事。她也报导了札赫拉．卡泽米事件。她是鲁兹贝赫的朋友。他们有时会一起散步，或出去喝咖啡，谈论工作；有一次，鲁兹贝赫陪她与她的男朋友到里海旅行，他们都住在鲁兹贝赫在拉什特的家里。这个女人不是他的女朋友。她是他与妻子的共同朋友，就是她介绍妻子与他认识。但与鲁兹贝赫一样，而与绝大多数伊朗人不同，她不与父母同住，独自一人住在德黑兰的公寓里。鲁兹贝赫、索尔玛兹与他们的朋友经常到她那里聚会。
鲁兹贝赫的讯问者知道这一点。他们知道所有的指控都不是真的。他们把其他被囚禁的记者写下的声明拿给鲁兹贝赫看，上面提到他与他的前同事之间的关系。
这名女同事最近结婚了，她离开新闻界，与丈夫开始新的生活。现在鲁兹贝赫很有可能摧毁她的生活。讯问者逼迫他承认的事将在她的婚姻种下不信任的种子，而且为她的司法档案添加弹药。抗拒只会招来殴打。鲁兹贝赫说服自己相信讯问者对他的保证，他招供的事不会用来对付他的朋友。
接下来，鲁兹贝赫必须描述他们的性行为，讯问者说道。要生动详细。
「我独自一人跟她在房间里。」鲁兹贝赫回道。但当鲁兹贝赫无法进一步描述时，讯问者直接说出自己的耸动幻想。最后，鲁兹贝赫写下他说的一切。
鲁兹贝赫在狱中的遭遇，其中最难堪也最难以复元的就是这件事。当那名女性同事被捕时，莫塔札维的副手把鲁兹贝赫的供词放在她面前，告诉她，她很有可能因为自己做的事被石头砸死。
他们留下了一团混乱。家里遭到彻底翻查之后，索尔玛兹坐在柳条长椅上，内心感到苦恼不已。鲁兹贝赫被带走后，她在那里大概坐了四十五分钟。她有时哭泣，有时只是睁着眼睛发呆。她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内心深受到冲击。
不要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那个人是这么说的。但媒体的关注是唯一能拯救鲁兹贝赫的方法。而她又是个记者，她所有的资源都在那里。但不一会儿，索尔玛兹告诉自己，那个人说的是国际媒体，他并没有说国内媒体。
索尔玛兹振作精神，前往《信任报》。她的心情沉重，这让体育组的同事感到疑惑，但她一个字也没说。她拿起电话，打给她认识的一个伊朗劳动通讯社编辑，这个通讯社与改革派政府关系接近。电话忙线中，她花了半小时才打通电话。「他们今天带走了鲁兹贝赫。」电话一接通她就马上告诉对方这件事。她觉得自己所在的房间突然变得静悄悄。
新闻一上线，索尔玛兹的电话马上就响了。记者们打电话向她寻求评论。她告诉法尔达电台记者，她无法向国际媒体透露讯息，但对方可以追踪国内新闻并且注意后续的报导。
她不回公寓，那里让她产生威胁感，独自一人的她容易产生幽闭恐惧。第一天晚上，她到鲁兹贝赫的叔叔家过夜，鲁兹贝赫的叔叔经常陪在她的身旁；第二天晚上开始，她与她的母亲同住，直到她无法忍受为止。她母亲的公寓在梅赫拉阿巴德机场附近，这里成了五个月前才经由婚姻结合的两家人的总部，但在共同的焦虑与无助下，两家人非但未变得更紧密，反而渐行渐远。
索尔玛兹从夏赫拉姆家人那里得知，这两个人曾被带到莫塔哈里街的警察局。鲁兹贝赫被带走之后的头三天，索尔玛兹天天都上警察局，要求见她的丈夫。她连续几个小时驻守在警察局入口附近，每一个进出的人都逃不过她的监视。但似乎没有人知道鲁兹贝赫在哪儿。到了第三天，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心烦，有个人终于跟她说话。
「你丈夫不在这儿，」他说道，「你去梅赫拉阿巴德机场的第九支局找副检察长。」索尔玛兹照做了。
「你的动作很快。」当索尔玛兹自我介绍时，副检察长如此说道。
确实如此——不仅快速而且密集。索尔玛兹至少一天进行一次访谈，每通电话就能至少产生一则新闻报导。她决心让鲁兹贝赫的名字停留在报纸上，藉此表明鲁兹贝赫不会就这样静静地消失不见。她去见了穆赫辛．雷札伊——前革命卫队长官，见了梅赫迪．卡鲁比——不久前才卸任国会议长，与两个改革派政党。没有人知道鲁兹贝赫在哪儿，也没有人知道如何释放他。
索尔玛兹首次与副检察长见面也没得出结果。但到了那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她接到一通电话。在此之前，她把电话交由鲁兹贝赫的叔叔代接，现在，他沿着《信任报》的楼梯冲上来，对她大喊。鲁兹贝赫在在线。
「索尔玛兹，」鲁兹贝赫对妻子说道，「你必须停止接受访谈。」
索尔玛兹试图让他在在线多留一段时间。「你为什么这么说？」她问道。
「我很快就会出来了，」他温和地回道，「别担心。」
「我知道了。」她说道。索尔玛兹试图让对话保持含糊。她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她怀疑鲁兹贝赫的讯问者就在旁边，用扩音器监听着他们，事后证实确实如此。
往后一个星期，索尔玛兹未再接受采访。但她每天都在编纂关于鲁兹贝赫、夏赫拉姆与其他至今仍被监禁的部落客的新闻，她要求她想到的每一家报纸的同事将这些新闻段落穿插到任何能扯得上边的新闻报导里。那个星期，她完成了三篇新闻，然后接受了一次采访。
「鲁兹贝赫一个星期前打电话给我，」索尔玛兹向记者表示，「他告诉我不要接受采访，因为他很快就会获得释放。但直到现在他仍未获得释放，也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很担心他的健康。」
索尔玛兹发誓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麻烦人物，她在这方面确实出乎意料地擅长。她没有政治背景，但精明与固执相加之后使她适合从事这场战斗。此外，当她征询希林．伊巴迪的意见时，这位人权律师告诉她要谨慎小心。索尔玛兹是个年轻记者，很容易成为目标，这对狱中的鲁兹贝赫没有好处。伊巴迪建议她少露面，并且把鲁兹贝赫的母亲推到台前。
当米雷布拉希米一家从拉什特前来，索尔玛兹带他们到机场的副检察长办公室。
「鲁兹贝赫认罪了。」副检察长通知他们。
鲁兹贝赫的父母看起来很崩溃。索尔玛兹气恼得握紧拳头。他们就坐在对这一切幸灾乐祸的人面前。
「既然如此，」索尔玛兹冷冷地说，「你们已经了结鲁兹贝赫的事了。什么时候释放他呢？」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米雷布拉希米先生有些承受不住。他跟鲁兹贝赫一样，都是极为敏感却又不善于表达的人，他已经习惯把什么事都放在心里。索尔玛兹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此时的他正沉浸于个人的痛苦世界中。索尔玛兹与米雷布拉希米太太请他先回拉什特，他从未离开家这么久的时间。就在同一天，他们被告知可以跟鲁兹贝赫见面，于是鲁兹贝赫的母亲、鲁兹贝赫的弟弟拉苏尔与索尔玛兹又来到副检察长办公室。
他们在机场建筑物的庭院站着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车子来了，被上了手铐的鲁兹贝赫从后座被拽出来。他满脸胡子，整个人瘦了一圈。他身上穿着结婚时穿的西装——逮捕他的人从衣柜随便拿出一件让他换上，乍看之下，西装的尺寸大了一号，整个人似乎埋在衣服里似的。鲁兹贝赫的母亲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索尔玛兹抓着米雷布拉希米太太的手。「不行，」她严厉地说，「忍耐一下。」
所有人就这样不知所措地站了一段时间。索尔玛兹发觉每个人都在等她拥抱自己的丈夫。于是她上前拥抱鲁兹贝赫，他们在副检察长用来做礼拜的小房间里坐下来。
米雷布拉希米太太打破沉默。「他们说你认罪了。」她说道。
就在这一刻，索尔玛兹突然理解强制认罪的残酷效果。鲁兹贝赫的母亲感到羞耻，这正是莫塔札维的手下期望的。此外，认罪的内容与性有关，索尔玛兹知道每个人都在担心她要如何承受。但索尔玛兹并不在意鲁兹贝赫在她之前是否跟别人有过性关系。她自己之前就有过男朋友。
鲁兹贝赫转身对索尔玛兹。「直到我出狱之前，无论你听到什么，都不用理会。」鲁兹贝赫说道。
索尔玛兹沉着得近乎冷酷。
「无论什么代价，做就对了，」她回答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讯问者说自己名叫基沙瓦兹，但鲁兹贝赫也听到有人叫他另一个名字：法拉赫。这两个名字的意思都是「农夫」。他是从情报部被整肃出来的人员。鲁兹贝赫相信，这个人几乎每天都会连络莫塔札维。虽然他没有比鲁兹贝赫高多少，却较为壮硕，手也较为厚实多肉。当鲁兹贝赫终于看清楚他的长相时，发现那是一张他永远无法忘怀的脸孔，因为实在太平凡了。
在过去的人生里，鲁兹贝赫一直相信仁慈的真主会在黑暗的时刻指引他。但在狱中，他完全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存在。在这里，只有基沙瓦兹或法拉赫。这个人牢牢掌握鲁兹贝赫的生死。他可以施加或不施加疼痛，可以让鲁兹贝赫与外界保持或断绝连系，可以给他或不给他食物、尊严乃至于空气。他拥有真相，他可以传递、摘录、扭曲或拒绝真相。他知道鲁兹贝赫的一切，而鲁兹贝赫无法逃脱他的意志。讯问者就是真主。鲁兹贝赫进监狱时还是个遵守教义的穆斯林。现在既然他见到了这位真主，他决定再也不做礼拜。
基沙瓦兹想得到鲁兹贝赫朋友与同事的个人信息。在伊斯兰共和国严苛的道德规章下，几乎每一个伊朗人都曾犯下某种足以入狱的罪行：婚外情、饮酒，甚至与异性握手。一开始原本是宗教命令，最后却演变成与普世的勒索制度无异的事物。正确的信息可以让讯问者轻易地操纵政治犯。讯问者可以从人身上取得手写的供词，再向其他人展示这些对他们不利的供词。鲁兹贝赫知道，因为这就发生在他身上。这会让犯人陷入困境而且孤单无助，找不到反抗的理由也没有人可以信任。一旦犯人说出不利于朋友与爱人、同事与雇主的供词，他将无处可去，只能求助于真主。
鲁兹贝赫觉得，自己崩溃之后，反而享有一段时间的平静。他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放松是为了生存，就像一个人从高处摔下来一样：身体愈僵硬，就愈容易摔个粉碎。鲁兹贝赫合作了。他会继续取得讯问者的信任直到不需要为止，也许那会是出庭受审的时候。他说出自己知道的秘密，但有些并没有说。他还有一些想要保留的小尊严。他从未哭泣。他一直都很冷静。他不再有任何要求。他不再要求使用浴室或在狭窄的监狱庭院里散步。他不再要求与家人讲话。他试着忘记自己的妻子。
基沙瓦兹把鲁兹贝赫的性供词放在一旁。殴打停止了，但正事才刚开始。讯问者告诉鲁兹贝赫，鉴于他的罪名的严重性，他未来二十年可能要待在牢里。鲁兹贝赫相信他的话。
当讯问者想得到更多关于另一名犯人的信息时，他们将这名犯人与鲁兹贝赫关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讯问鲁兹贝赫。鲁兹贝赫告诉他们这名犯人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当讯问者拿到逮捕新犯人的令状时，他们将令状拿给鲁兹贝赫看并且问他：他对欧米德．梅玛瑞安了解多少？鲁兹贝赫刚好一无所知。然而，当他们问起鲁兹贝赫的前同事贾瓦德．戈拉姆－塔米米的信息时，鲁兹贝赫却能说出贾瓦德的工作史，基沙瓦兹感到不耐。他想把贾瓦德与被罢黜的巴勒维国王流亡中的儿子雷札．巴勒维连系起来。当鲁兹贝赫犹豫时，讯问者拿出逮捕索尔玛兹的令状。鲁兹贝赫不把他的同事送进牢里，就只能让自己的妻子被逮捕。当贾瓦德．戈拉姆－塔米米首次遭受讯问时，他大声地咒骂鲁兹贝赫。
有一天，基沙瓦兹让鲁兹贝赫读一份东西。那是一篇社论，标题是〈蜘蛛的房屋〉，文章刊载于与最高领袖有关的《宇宙报》。在文章中，《宇宙报》极端强硬派执行编辑侯赛因．沙里亚特马达里宣称揭露了美国中情局在伊朗的工作网络。欧洲与北美有二十三名伊朗流亡人士与美国情报单位合作，沙里亚特马达里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他把这些流亡人士与伊朗国内七名知名的改革派人士连结起来，其中包括哈塔米的副总统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国会议员贝赫札德．纳巴维、内政部副部长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与前人质挟持者穆赫辛．米尔达马迪。但连结这七个人与流亡海外的二十三个人的关键点是十三名年轻、没有名气的网络记者，他们向伊朗内部与西方进行宣传。这些国际阴谋的马前卒包括了「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夏赫拉姆．拉菲札德赫」与「欧米德．梅玛瑞安」。沙里亚特马达里建议收网，逮捕他指名的这十三个年轻人。
连续几天，鲁兹贝赫接受指示写下所有指控的供词，但要这么做必须先证实〈蜘蛛的房屋〉的假设。除了非政治的指控（非法性关系、饮酒以及与女性握手），他还被指控破坏国家安全、参与非法示威、加入非法组织、侮辱最高领袖、接受反革命媒体采访扰乱民心，以及散布反政权宣传。讯问者还拿出笔记让他充实自己的供词。其中一项不利于他的证据就是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从达尔班德打电话给在土耳其的叛逃者。
鲁兹贝赫告诉自己，他会在牢里合作，但出狱后就会跟阿里．阿夫夏里一样推翻这些供词。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这些指控可以说完全离谱。鲁兹贝赫从未参加过游行，无论合法还是非法；他从未参加过任何组织；他发表的作品隶属于改革派阵营，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派系。但鲁兹贝赫不仅承认自己参与示威游行，还承认自己是主要的组织者。
某日，鲁兹贝赫很高兴地得知希林．伊巴迪同意担任他的辩护律师。然而，当委任契约送来狱中让鲁兹贝赫签名时，连同契约送来的还有莫塔札维的便条：莫塔札维指示，鲁兹贝赫要拒绝签名，否则的话就要再加五年刑期。根据这位检察长的说法，伊巴迪是以色列的间谍。鲁兹贝赫必须公开表示他认为伊巴迪不适任，他不会被她利用。鲁兹贝赫必须照着他们拟好的稿子亲笔将内容写下来。稿子上的字一大堆都拼错了。鲁兹贝赫一个字一个字地照抄，希望声明书上大量的拼写错误——报纸的编辑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基本的错误？——能引起报章杂志的注意。
到了九月底，欧米德．梅玛瑞安开始觉得事情不对劲。他受邀到华府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演讲，但当他在法兰克福准备登上飞往美国的班机时，两名警员冷淡地阻止了他。他的名字在禁飞名单上。欧米德居然成了国际恐怖分子。他亮出他的记者证。警察告诉他，这种错误经常发生，但他就是不可以上飞机。
欧米德返回德黑兰。十天后，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到他工作的地方逮捕他。他们把他扔在面包车的地板上，上面盖了一件毛毯，并且用脚踩住他的脖子不让他起身。在秘密监狱的牢房里，灯光不断闪烁，透过牢房天花板附近的通风口，他可以听见其他犯人的喊叫声。有时欧米德想象自己是在坟墓里，其他人就在他的上方走来走去。他觉得自己已经丧失了时间感。有一回，他问监狱守卫时间，守卫回答说：「谁在乎现在几点？」总之现在是六点钟，守卫还是告诉他了。当欧米德觉得已经过了六七个钟头时，他又问了一次。现在是七点钟。五天后，欧米德觉得自己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两个月。他现在了解，时间是心灵空间的地图。现在他没有地图，没有方位，就连小时的意义是什么也不知道。
犯人，包括日本黑道老大与其他犯罪者以及年轻记者，以四人为一组共同使用浴室，但厕所没有门。他们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大便。淋浴间有摄影机。欧米德拒绝在摄影机前脱下衣服，直到他被关了十六天，再也忍受不了身上的味道为止。欧米德崩溃啜泣。他只能想象谁在看这个影片，为了什么目的。即使在他获释后过了一年，他仍无法忍受洗澡时触摸自己的身体。
夜以继日，欧米德听见守卫对着他与其他同牢房的犯人吼叫笑骂。「出来，畜生！」当他们打开牢房的门，让犯人去浴室或去讯问室时，会这样辱骂他们。有一回，欧米德在浴室看到另一名犯人，他的裤子沾了血块，脚也断了。他是来自德黑兰南部的一个普通人，因为跟巴斯基打架而被关进来。
讯问者告诉欧米德，他是个叛徒，他绝不可能被释放。他们命令他列出近年来他干了什么「臭事」，结果欧米德列出的清单里完全没有违法的事，他们于是抓着他的头去撞墙。有一回，他们踢他的肚子，直到他呕吐为止。他休息的时候仍觉得恶心，监狱的食物在肚子里翻搅着，让他感到焦虑。有一天，讯问者要求他招供关于去美国的事。他们告诉他，他们已经知道一切。其他人已经提出对他不利的供词，他们手中握有他在华府与保皇党会面的演说讲词与照片。档案足足有一百页。
「我从未去过华府！」欧米德抗议说，「我没办法去！我在禁飞名单中，就跟各位一样！」
基沙瓦兹，或法拉赫，从他对暴力的痴迷，欧米德感觉到他是个变态的人，有一段时间他已经不大理会欧米德，但还是持续揍他踹他。有一回，基沙瓦兹要踢欧米德，却被欧米德闪过，他一脚重重踩在椅子上。这位讯问者顿时暴怒，把欧米德压制在墙上。欧米德设法打开讯问室的门。「别来烦我！」他大喊，「住手！」但只有其他犯人听得到他的吶喊。当欧米德濒临崩溃时，基沙瓦兹说道，也许欧米德愿意找个能给他认罪建议的人谈谈。
基沙瓦兹找了夏赫拉姆。夏赫拉姆同意跟欧米德谈谈，但不是在讯问室。他要在监狱庭院跟欧米德见面。基沙瓦兹同意了。
夏赫拉姆在入狱前从未见过欧米德，但听过这个人。他看得出来欧米德非常苦恼与动摇。夏赫拉姆知道，入狱后的头两三个星期，压力是最大的。他自己体验到的远比他在研究「奇迹室」时想象的强烈得多。夏赫拉姆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帮助欧米德，也可以建立一个关系，为两人提供一条救命索。
夏赫拉姆了解，要赢得信任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予信任。于是他决定冒险。他给了让欧米德日后认为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忠告。然而不只是忠告有这样的效果。夏赫拉姆就像兄弟一样看着欧米德的眼睛。欧米德无法马上放松到能接受这份温情，然而一旦他做了决定，便能发现夏赫拉姆身上蓄积着深厚的正直与力量。
「你有要保守的秘密，也有想保护的人。」夏赫拉姆第一次在监狱庭院见到欧米德时，便这么对他说。这是真的：欧米德曾经看到同事参加派对饮酒作乐。他与几个女性有过关系，他知道的个人秘密可以用来伤害其他人。他不想说出这些秘密。「你需要为自己隐瞒一个故事，并且编造另一个故事给讯问者，」夏赫拉姆建议他，「否则的话，你会将一切和盘托出。」
夏赫拉姆告诉欧米德，要在自己知道的个人秘密——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周围建起一道墙。如果他说出这些秘密，就无法将这些秘密追讨回来。他不应该谈论与外国的接触，以免被指控从事谍报活动。他不应该做出不利于朋友或同事的供词。但他必须给出一些东西，至少显示他愿意合作。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让自己的供词伤害他无法伤害的人，要不是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就是因为这个人很有名。
欧米德恪守这些忠告。他把他所知的人的个人生活全密封起来。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他不再提供可以用来伤害别人的证词，也不让刑求者切断他人生最重要的关系。此外，他依然能够招供。
关于他的性供词，他捏造了几个不存在的女性姓名。基沙瓦兹环绕着他，暗示性地抚摸他的脸颊或手臂，逼迫他说出更生动的细节。性接触是怎么开始的？他用色情片助兴吗？谁带保险套？她是这样张开嘴巴吗？欧米德因害怕与恶心而颤抖，全身都汗湿了。他从未向最亲近的朋友吐露这些细节。这位五十五岁满脸胡子看似虔诚的讯问者喜欢称呼欧米德「小帅哥」，而他似乎是那种会将手伸进裤子口袋抚摸自己的人。
欧米德永远搞不清楚这些性骚扰与侵害身体隐私的行为是为了满足这些狱方人员的喜好，还是为了羞辱一个在严守身体与情欲生活界线的文化中长大的穆斯林男性。也许两者都有。有一次，基沙瓦兹向欧米德展示他从欧米德计算机里找到的一张珍妮弗．罗培兹的照片。她是谁？欧米德跟她有性关系吗？
欧米德的政治供词，就像鲁兹贝赫一样，完全遵循〈蜘蛛的房屋〉的样板。欧米德被告知必须坦承他在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与贝赫札德．纳巴维这些改革派分子的指示下撰写文章与部落格，用意在于「抹黑」伊斯兰政权与发动天鹅绒革命。改革派人士计划在十五年内毁灭伊斯兰社会，他们交给欧米德的任务是增加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与向他们回报可能阻碍他们的任何「革命抵抗势力」。为了换取欧米德的合作，改革派人士出钱让他出国旅行。
欧米德反对这些说法，他从未见过也几乎不认识这些政治人物，他的文章表达的是他自己的观点，他出国旅行的钱来自透明的管道，包括他工作的报社以及他参加会议的主办者。然而他的反对很快就遭到瓦解。基沙瓦兹确保欧米德能够了解，如果他不承认这些指控，他会面临更严重的指控，例如担任间谍。欧米德签字的供词包含了令人愤怒的真相。他曾经造访外国，访谈外国政要，在工作期间曾与外国记者交谈，他还写下这些接触的过程。他还解释自己做这些事是为了提高外国人在伊朗社会的地位，以实现美国中情局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