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基沙瓦兹也曾试图劝诱这三名年轻人到《宇宙报》旗下的研究机构工作。欧米德非常生气。他宁可上吊自杀，也不能这么做。如果他们还与沙里亚特马达里见面，这场游戏就结束了。他们等于把自己的灵魂卖给莫塔札维。基沙瓦兹曾对欧米德说，十六家强硬派报社的价值比不上一名改革派人士跳出来反对自己的阵营——例如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这样的人物。
总统哈塔米对马兹鲁伊的信做出回应，他要求宪法观察委员会调查部落客案件。由数名高阶教士、政府部长、教授与拥有法学背景的国会议员组成委员会，邀请几名「未悔罪的部落客」前来做证。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在委员会聆听证词。他在部落格发表文章谈起这场会议，认为单独监禁与刑求的说法是可信的。
莫塔札维迅速采取行动。他打电话给宪法观察委员会主席，斥责他只找「未悔罪的」部落客出来做证。这位检察长谎称，鲁兹贝赫、欧米德与夏赫拉姆——「悔罪的」部落客——对此有意见，他们要向国会申诉，而这将迫使国会组成宪法九十条委员会调查此事。莫塔札维坚持，「悔罪的」部落客对于监狱的状况有非常不同的描述，委员会也应该听听他们的说法。委员会主席同意了。莫塔札维没有先征询鲁兹贝赫他们，就排定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出席委员会。
鲁兹贝赫接到莫塔札维办公室的电话，他只有几个小时可以准备。鲁兹贝赫被告知，检察长要他、欧米德与夏赫拉姆立刻到办公室报到。他们将出席宪法观察委员会。此时鲁兹贝赫脑中浮现一幕景象：莫塔札维与基沙瓦兹会胁迫他们，然后在他们做证时紧紧盯着他们，确保他们不会偏离脚本。与在记者会上时一样，这三个前犯人将成为莫塔札维手里的工具，用来免除他对他们犯下的罪行，同时也用来打击说出真相的部落客。鲁兹贝赫转念一想：他们也许可以抓住没有预先通知这个机会。他对莫塔札维的助理说，他无法出席；他有工作，人不在德黑兰，今天不可能。然后他关上手机，用索尔玛兹的手机打电话给欧米德。
「我们在革命广场见面，」鲁兹贝赫对欧米德说道，「我有话要跟你说。」
鲁兹贝赫告诉欧米德电话的事，以及他想象莫塔札维可能采取的计划。鲁兹贝赫自己也有一套计划。他们应该避不见面，让莫塔札维相信他必须重新安排与委员会见面的时间。但在此同时，他们应该自行参加委员会。没有这些恶棍或脚本或威胁，他们才可以向亲近总统的人畅所欲言，而他们应该会聆听。鲁兹贝赫开玩笑地说，真主没有选择透过他们的改革派盟友来帮助他们，或许是想透过莫塔札维来做这件事。
欧米德吓了一跳。他已经同意私底下与委员会的某个成员见面，不过还没有约好时间。他没有想到鲁兹贝赫跟他的想法一致，更不用说是向整个委员会做证。鲁兹贝赫提出的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想法——跟他平日的行事方式相比，更让人有这种感受。欧米德马上就同意了。两人可以说是首次彼此坦白内心的想法，相信自己的人生将彻底获得改变。最坏的状况，他们可能再次遭到逮捕。但他们已想不出更好的方式来获得自由与洗刷污名。
鲁兹贝赫打电话给阿卜塔希确认会议的时间与地点。阿卜塔希唐突而粗鲁。然而是的，两点在巴斯德街的总统办公室召开会议。
欧米德、鲁兹贝赫与索尔玛兹在两点进入会议室。夏赫拉姆无法及时从拉什特赶来。在他们面前坐着阿卜塔希、司法部长、国会管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专家会议的一名年迈的阿亚图拉，以及几名法律专家。
当他们走进会议室时，司法部长感到困惑。莫塔札维打电话说这场会议已经取消，他对他们说道。鲁兹贝赫解释说，他们摆脱莫塔札维，自己前来参加这个会议。
「我们决定说出我们过去从未说过的事，」鲁兹贝赫说道，「我们相信你们。」
「等一下，」司法部长说道，「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即将要说的事可能造成负面的结果或让你们惹上麻烦，你们要知道，我们无法保证你们的安全。」
索尔玛兹按捺心中的愤怒。即使鲁兹贝赫与欧米德冒着各种危险坐在他们前面，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一个副总统，一个司法部长——居然说自己无能为力。他们缺乏这些年轻人的勇气，而阿卜塔希居然敢说这些年轻人是懦夫。
「我们坐在三个政府部长前面，而他们却说他们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这实在让我们感到遗憾，」鲁兹贝赫回答道，「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知道我们一走出这栋建筑物，马上会有麻烦上门。」
「好的，好的，」委员会主席说道，「我们会聆听你们要说的事。」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鲁兹贝赫又说，「唯一重要的是你们是总统的亲信，只要总统能知道我们的经历，这样就够了。」
鲁兹贝赫首先说他的故事。索尔玛兹描述鲁兹贝赫监禁期间，她与莫塔札维会面的过程。他们播放了索尔玛兹要鲁兹贝赫录的音，证明讯问者在鲁兹贝赫获释后仍继续骚扰与强迫他。
司法部长不耐地打断鲁兹贝赫。鲁兹贝赫一直提到压力，到底是什么意思？
欧米德要求索尔玛兹，现场唯一的女性，先离开房间。
「为什么你要我们描述压力是什么？」欧米德愤怒地质问司法部长，「你一直是讯问者！多年来你一直在情报部门工作。你是司法部长！你一直是监狱体系的头子。现在你说你不知道？你说谎！」
欧米德突然走到在椅子上睡着的教士身旁，大声把他叫醒。他开始重演他遭受的讯问，详细描述自己遭受的性虐待，殴打自己，把文件扔到委员会成员头上。他问道：「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讯问者是性变态，我们就要因此付出代价？就算他们跟伊拉克打过仗。为什么我们该因此付出代价？」
两个小时后，每个人都精疲力竭、心神不宁。当欧米德说话时，有些委员甚至哭了。阿卜塔希用手机捕捉了鲁兹贝赫与欧米德红着眼眶的照片。二十四小时内，阿卜塔希将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发布关于这场会议的贴文，而且将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证实「悔罪的」部落客已经推翻他们的供词。一夜之间，合作者变成了英雄，而最支持他们的就是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
但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对于鲁兹贝赫与欧米德参加委员会会议浑然不知的莫塔札维，在另一场访谈中宣称，鲁兹贝赫等人会站在他这一边。这些「悔罪的」部落客将会更正大家对部落客案件的理解，这位检察长信心满满地解释。当鲁兹贝赫看到这篇访谈时，脸部的肌肉抽了几下。一旦莫塔札维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也许真的会杀了他们。
鲁兹贝赫、索尔玛兹与欧米德那天下午出现在巴斯德街时，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就在那个星期，莫塔札维打电话给每个认识他们的人，留下指示要这三个年轻人自首。他把给鲁兹贝赫的传票交给为鲁兹贝赫保释的亲戚。他也留下讯息给鲁兹贝赫，提醒他在德黑兰不会有人注意到多发生了两起交通死亡事故。在拉什特的夏赫拉姆则收到警告，他的孩子的生命有危险。往后二十天的时间，鲁兹贝赫、索尔玛兹与欧米德无家可归，他们白天在街头流浪，晚上未事先告知就出现在朋友家中，他们在任何地方待的时间仅供他们睡觉。但这些部落客已不再分歧：他们都不悔罪，鲁兹贝赫也不再被同侪拒于门外。
由于宪法观察委员会的关系，哈塔米向司法总监阿亚图拉沙赫鲁迪提到部落客的案子。沙赫鲁迪起初不认为莫塔札维会做出部落客指控的事。但哈塔米坚持必须调查此事。
沙赫鲁迪派了代表秘密听取这些部落客的报告。在夜色掩护下，这些部落客在离埃温监狱不远的办公室与这名中间人会面。他们谈了五个小时，拿出他们收集到的所有证据，包括他们偷偷从监狱带出来的遮眼布。在听了代表的报告之后，沙赫鲁迪表示，他将在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亲自与这些部落客见面。
夏赫拉姆从拉什特过来。大家选他担任报告的开场与结尾。他们被告知阿亚图拉只给他们一小时的时间，因为之后还有一场高层会议要开。在司法部的房间里，鲁兹贝赫对沙赫鲁迪表示，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莫塔札维做为沙赫鲁迪的下属，他的行动肯定获得司法总监的知情与认可。现在他才知道检察长通常是独立行事。但莫塔札维的行为反映了司法部恶劣的一面，沙赫鲁迪不应该让自己的名声被他们的行为玷污。鲁兹贝赫跟沙赫鲁迪谈到死亡威胁，他说莫塔札维曾经告诉他：「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国家有四分之一是我的。」
沙赫鲁迪轻声笑道：「幸好他有四分之一就满足了。」
当欧米德详细说到讯问时跟性有关的部分时，阿亚图拉似乎确实感到不安，嘴里有时低声说着「真主至大」。性的供词冒犯了身为虔诚者的他。即使部落客犯了这种罪，他们也不应该讯问细节，沙赫鲁迪解释说；讯问罪人罪行的细节，本身就是一种罪。他也对于夏赫拉姆的孩子遭到威胁感到震惊。「喔！」他叫道，「我的下属真的做了这样的事吗？」沙赫鲁迪取消稍后的会议，与部落客谈了两小时而非仅一小时。然后他起身去做礼拜。
夏赫拉姆在沙赫鲁迪出去时拦住了他，他握着阿亚图拉的手。
「这场会面会有什么结果？」夏赫拉姆问道，「当我走出这扇门，很可能有另一辆黑色车窗的白色汽车等着我。我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再度把我带走？我怎么知道他们不会让我再写一封信，说我刚刚告诉你的事是个谎言？」
沙赫鲁迪接下来说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如果有人从任何地方打电话给你并传唤你而且说他们需要跟你讨论一些事情，不用遵从他们或响应他们，」阿亚图拉指示说，「只要告诉他们，你的案子正由某个令人尊敬的先生处理，他们必须遵循我的指示。」
「好好过你的日子，」司法总监对这名担惊受怕的年轻记者说道，「不要担心这些事。」
鲁兹贝赫、索尔玛兹与欧米德终于回到自己的家。第二天，司法部宣布，部落客案子不再由检察长办公室处理，改由三人委员会调查。最终，委员会洗清所有人的罪名，却未免除被检察长起诉的四人：鲁兹贝赫、欧米德、夏赫拉姆与贾瓦德。他们必须在法院结束他们的案件。在案子悬而未决的漫长期间，沙赫鲁迪指定处理这件案子的人贾马尔．卡里米－拉德车祸身亡，案子又回到检察长办公室。
但对欧米德来说，情况还是乐观的。部落客成功洗刷虚伪认罪的污名，而且将污名返还给莫塔札维。民众得知真相后激起广泛的愤怒。就他所知，这是伊朗历史上首次有司法部最高长官被迫与被告见面，聆听监狱体系中的各种虐待。
鲁兹贝赫恢复了自由之身，至少暂时如此，但却找不到工作。莫塔札维从中做梗。报社如果雇用鲁兹贝赫或索尔玛兹，哪怕只是担任自由撰稿人，都会面临停业的威胁。鲁兹贝赫的最后一个机会，来自于一个他在入狱前完全想不到的来源。梅赫迪．卡鲁比，这位曾经担任国会议长的教士为他的温和派改革运动设立报社。在被逮捕之前，鲁兹贝赫曾批评卡鲁比而且支持他在改革派派系内的对手。但索尔玛兹告诉他，在他坐牢的时候，卡鲁比曾给予协助与同情。现在，卡鲁比即将发行的报纸《国家信任报》的编辑雇用鲁兹贝赫到委员会中，协助构思报纸与建立编辑人员。《国家信任报》让鲁兹贝赫在这段紧张而艰难的时期找到了发挥精力的管道。
到了二○○五年六月，夏赫拉姆与欧米德都已悄无声息地离开伊朗。欧米德告诉鲁兹贝赫，他将到一座偏远城市进行一项计划。但事实上，三人中唯一拥有国际连结的欧米德则是经由伊斯坦堡一路前往美国。
夏赫拉姆只告诉鲁兹贝赫他要离开。他没有护照。他把自己的命交给了偷渡客，经由土耳其在伊朗边境的一座肮脏而焦虑的难民城镇前往加拿大；透过联合国难民署，申请过程可能——实际上也是如此——长达数年。这是让无法离开伊朗的人离开伊朗的方式。总有一天，他的三个孩子都将会说英语，也许甚至认为自己是加拿大人。但夏赫拉姆与碧塔却是格格不入。
在多伦多郊区，夏赫拉姆仍旧写诗，就像过去那样。他也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发文，为设在欧洲的波斯文网站写文章，谈在伊朗谁被逮捕与谁被杀害，谈一名大学教授性侵一名学生，谈在胡泽斯坦警察杀害十八名女性的时间。这种存在方式一点也不自然。有时，夏赫拉姆想象伊朗的水一直跟着他。当他在加拿大打开水龙头将玻璃杯盛满，从水龙头出来的水却是来自伊朗。他喝下这些水，又排出这些水。有时，夏赫拉姆想象自己是在火的加热下不断变大的气球，他体内的暖空气来自伊朗。他在凉爽的多伦多街头上下飘荡，街上的人单纯为了自己而工作而休息而生活，而他很快就会爆炸。
鲁兹贝赫继续在伊朗待了一年，直到二○○六年八月。他日后说，入狱前的他已经死了：一个新鲁兹贝赫取代了他的位子。有时候，新鲁兹贝赫依然让索尔玛兹操心。刑求者让他内心的光明变得黯淡，将他的精神载运到更远离外表的深处。但鲁兹贝赫在牢里也想了很多事。他了解伊朗的司法部就跟政府其他部门一样复杂且派系林立，在那里有良知的人与精神变态及充满权力欲的人龙蛇杂处。情报体制也是一样。鲁兹贝赫依然相信，开启伊朗未来的钥匙是诚实清算自己的过去。他批评改革派人士，因为他们回避这类讨论。
到了总统第二个任期快结束的时候，鲁兹贝赫对哈塔米已不抱任何幻想。他相信，当哈塔米要求阿亚图拉沙赫鲁迪调查部落客案子时，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旁边的人强迫他这么做。对比之下，沙赫鲁迪是真的对他们的故事感到烦恼而着手进行纠正。但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这个案子使改革的力量变得更强了。不是总统个人能伸张正义，而是体制本身，前提是体制内的人员能拥有开放的心灵。而这样的发展——艰苦的、不可抵抗的、心理的与政治的——必须来自于社会。
如果鲁兹贝赫能在自己选择的领域工作，他很可能会继续待在伊朗，即使知道自己仍将被判刑入狱。但拮据与压迫逼得他与索尔玛兹先是前往法国，然后转往美国。他们离开德黑兰之前最后见的人是他们的老朋友阿拔斯．埃米尔恩特札姆。
二○○九年二月，德黑兰法院终于对部落客的一些指控判刑。夏赫拉姆判刑九个月与鞭刑二十下。欧米德判刑两年九十一天与鞭刑十下。鲁兹贝赫判刑两年与鞭刑八十四下。几年后，上诉法院放弃对他们的所有指控。然而为时已晚，早在他们被判刑之前，他们人已不在伊朗。
(1)这里的伊玛目只是该清真寺的教长，不是历任什叶派领导人伊玛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