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由批评我们的理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理论代替我们死去。
——卡尔．波普尔，《框架的神话》
除去我们的观念，我们将仅存血肉之躯，我们将与任何其他动物与植物无异。这么说不对吗？
——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二○○八年访谈
二○○四年十二月六日，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与他的随员费力地穿过拥挤的德黑兰大学科技学院大厅。学生们一直期盼总统在一年一度的学生日这天造访，这是纪念一九五○年代初巴勒维国王暴力镇压大学示威游行的日子。有些学生高唱学生运动歌曲来迎接总统的随行人员，有些学生则唱着国歌。但跟随官方代表来到典礼大厅的电视台摄影机却捕捉到不同的情绪。学生向摄影镜头举起手写的标语牌：
「哈塔米！言论自由怎么了？」
「伊朗国民厌恶专制主义！」
「八年了，学生们想得到响应。」
「我们将像蜡烛一样矗立，不惧火焰。」
典礼大厅太小了。学生们把外头的走廊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大吼大叫敲打着大厅的门，直到他们的手流血为止。总统的随员将学生们击退。大厅里，总统结束演说，学生领袖一个接一个地抨击总统。哈塔米未能履行他承诺的改革。他允许当局关闭报社与暴力镇压学生抗争。
「哈塔米先生！」另一名发言的学生叫嚷着，「我们是否有必要努力了八年，最后才知道我们问题的根源居然是我们的精神已经被专制主义击溃？」一名年轻女性起身抗议许多学生从破晓就开始等待，却无法进到这个房间；她又说，走廊的警卫「辱骂我，我这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
哈塔米日后表示，这个羞辱的场景恰恰证明伊朗已经走出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后的暴力镇压：集会的学生可以安心地当面批评总统，这种状况在他之前的拉夫桑贾尼主政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那天在德黑兰大学发生的事，几乎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好是坏，有些事确实没有做到，而总统只能无助地站着，观看这场混乱并与之争论。
被挥舞的标语与指控的口号包围——「哈塔米，你无视我们！」与「哈塔米，把我们的选票还来！哈塔米，叛徒，叛徒！」学生们高呼着——总统仍一如以往：做得太少，做得太晚。他冷静地解释礼堂太小。他告诉学生要「克制、聆听与包容」。终于，当大厅内外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完全掩盖了其他所有的讨论时，哈塔米找来安全人员。
「各位！」他无力地告诫，「麻烦快一点，不要再打学生了。」1
在演说中，哈塔米重提改革派的两难，但他的听众早已认定改革不过是空话。哈塔米肯定改革伊斯兰共和国是伊朗走向民主唯一真正的道路。政权必须保存。「为了民主、自由与不受外国控制，我把捍卫革命视为我个人的职责。」哈塔米说道。事实上，其他可行的方案并不存在。此外，他补充说：「长时间持续的暴政是我们长期的痛，而治愈这个痛苦的药方就是人民统治。我们需要自由。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总统哈塔米自己曾经说过，从他上任以来，每九天就遭遇一场危机。不仅民选机构——总统与国会——受到权力更大的教士机构的监督，还有深层的暴力网络规避总统的掌握。到了二○○三年，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在希望与高度抽象下诞生的改革运动已然搁浅，因为反对势力远比改革理论家预想的来得顽强且无情。
从哈格尼圈子的强硬派教士，到被整肃的情报部人员，到德黑兰的检察长办公室，到真主党支持者这类民间武装性质的压力团体，乃至于被派去杀害扎伊尔德．哈贾瑞安的神秘小队，伊斯兰共和国充斥着这种在社会上运作的类似黑手党的网络组织。许多改革派人士发现，监督这些力量的人获得了高度支持而且相信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的竞争者是符合正义的行为。这些人反对民主改革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基于深刻而无可超越的原则。
当改革派取得总统职位时，他们一直有个共通的信念，认为保守派愿意妥协而民选机构是可以取得的而且是可以促成改变的有效手段。改革派充满自信地认为——或许就是在这里犯了致命的错误——民众压倒性地支持他们。但改革派选择要民众只当个选民。一九九七年，几乎所有的改革派人士都认为民众缺乏组织、具有激进倾向而且容易愤怒。街头抗争只会引发安全体制的强烈反弹。伊朗历四月十八日的事件加强了这层忧虑。因此改革派致力于开启言论与结社自由的窗口，让伊朗人开始成立市民机构。这么做最终有助于宣泄沉默大多数人的企图心，让民众的苦况可以被听见。
但到了二○○三年，改革派这项战术共识被粉碎了。保守派不愿妥协。与改革派不同，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不存在协商的政治过程。民众开始将他们的愤怒转向改革派，改革派在面对强硬派的压迫时往往表现得软弱与妥协。哈塔米与他的盟友该怎么做？
五名改革派杰出人士举行一场专题讨论。他们意见交换的文字纪录读起来像是存在主义剧作的最后一幕。五个人在迷宫中摸索着，最终却在一间上锁的房间找到彼此。每个人都提出了脱逃计划，但这些计划看起来崇高，实际上完全徒劳。就在他们说话的同时，墙变得愈来愈高，也密封得更严实，更加凸显出他们计划的无用。
这些思想家思考的问题是，哈塔米与他的盟友究竟该待在政府还是该离开政府——以及，无论是哪一种决定，其目的是什么。总统的第二任期大概还剩两年的时间，而总统的专业智库，还陷于煎熬与麻痹、愤世嫉俗，以及不可能会改变的逻辑泥沼里。
其中一名发言者——记者、活动分子与前人质挟持者阿拔斯．阿卜迪——表示，既然他们没有实现目标的可能，那么改革派就应该负起道德责任离开政府。其他四名思想家驳斥阿卜迪的说法。想象随后必然会出现的镇压！到时候将没有人可以保护人民，改革派取得的少数成果也将遭到推翻。
阿里雷札．阿拉维塔巴尔——改革派社会科学家，曾经是战略研究中心文化单位的主管——认为改革派应该孤注一掷。改革派应该针对他们关注的所有基本议题举行公民投票：去除宪法监护委员会在选举中扮演的角色，赦免政治犯，授权国会，掌控司法部，出版自由，除了以色列外，与所有国家关系正常化。改革派必须做好准备，如果公民投票遭到禁止，就应该辞职与发起公民不服从运动。改革派真正的盟友在政治体制外，不在政治体制内：「民主的基础是和平对话，」阿拉维塔巴尔说道，「但对话的对象不包括法西斯主义者。」
但这是战争，其他理论家表示反对。使用这项策略，改革派绝对无法取胜。这么做只会疏远对手，使社会两极化，最终将产生一个强人来解决这场混乱。
前内政部副部长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认为伊朗菁英倾向于将政治视为零和游戏：有人赢就有人输，输家将完全遭到排除或遭遇更糟的状况。改革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允许政治对手分享权力，迫使统治体系包容多样性、批评与不同意见而不施加报复。塔吉札德赫认为，改革运动在追求目的的同时也重视手段：要实现合法、宽容与非暴力，就不能采取与这三者相反的手段。塔吉札德赫表示，问题在于伊朗强硬派并不接受这种交战守则。强硬派只要能采取强制手段，就不会尝试说服，强硬派也倾向于将批评者从公共领域中除去。
只要伊朗缺乏强大的市民社会或私部门，政府就成了伊朗唯一的政治行动领域，非政府部门要么不起作用，要么容易遭受暴力。塔吉札德赫认为，改革派撤退到政府以外的领域完全没有好处。他表示：「除非我们的社会已经建立法治，除非我们的民间机构已经获得授权，除非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限制，除非我们已经培养出有能力的公民，否则改革派仍必须掌控这个政府。」
因此，塔吉札德赫建议哈塔米仍应继续担任总统。他对选民负有责任。改革派应该继续努力实现目标。在此同时，改革派也该利用自己的民选职位来揭露与阻碍对手的暴力阴谋。
扎伊尔德．哈贾瑞安，将近三年前，一枚子弹打进他的颅底，他是社会科学家也是政治行动者，是分析家也是参与者。他在专题讨论里使用的语言虚无缥缈十分抽象，但他的野心却是平凡而世俗，彷佛他是个从事理论的物理学家，却在解释如何修理汽车引擎。当哈贾瑞安协助推动的运动开始质疑自身存在的目的时，他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家产制国家，是一种诉诸传统价值的专制政体，统治者掌握军队乃至于经济做为遂行个人意志的工具。
哈贾瑞安承认，他的由下而上施加压力，在顶层进行协商的战术失败了。他有些后悔：「我们应该创造希望与恐惧，我们应该同时争斗与妥协，我们应该与这些［教士］机构的领导者协商。而我们什么也没做。」但哈贾瑞安即使经历了这一切而个人也遭受伤害，他仍拒绝相信协商是不可能的。「我很坚定地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对手当中没有教条主义者，」哈贾瑞安说道，「如果我们对于他们的理性所做的假定是错的，那么就表示我们的伊朗历三月二日运动建立在错误的理解上。」
哈塔米为伊朗带来的事物，哈贾瑞安称之为「二元主权」，意思是指在统治机制内部同时存在着两种彼此竞争的政治力量。哈塔米已经取得这么大的成果，与过去相比，整个体制已经变得较有活力且较能做出回应。问题出在体制的另一面——神权政治——控制了治安部队。为了进行协商，改革派也需要权力。
改革派现在最佳的选择是坚定自己的信念，逼迫保守派将改革派驱逐出去。改革派的荣誉与效能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哈贾瑞安表示，出走是一种开小差的行径。「就民众看来，这种行为显示了无能、恐惧、临阵脱逃、不稳定与放弃。」驱逐将使改革派取得上风：「驱逐将伴随着监禁、筛选与软禁，这将使改革派更为主动与有组织，反观出走只会造成消极的不作为。」
哈贾瑞安认为，这个策略将暴露出强硬派的不宽容，从而使强硬派失去正当性：「国家在出走政策下还可以存续，但驱逐国家的反对派——举例来说，透过政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生存。」2
总统哈塔米没有辞职。他没有举行公投，没有揭露强硬派的暴力网络，也没有逼迫保守派驱逐他。他做完第二个任期，遵守底线，到了卸任之时，支持者已大幅减少。
哈塔米肯定知道自己的支持度正在衰退。但由于新闻审查、政党几乎非法、民意调查因为监视与不信任而极不精确，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伊朗民众无足轻重。往后几年，民众对于哈塔米总统任期末尾的不满将被归因为经济萧条或政治压抑，对改革感到不耐或反对改革，被西方孤立或受西方宰制，敌视西方或渴望西方。从二○○四年开始，选举结果也隐藏了一些谜团，因为候选人的获准参选愈来愈严格，而选民在政治选择上则愈来愈自我。
改革派掌握的第六届国会蹒跚地结束任期，这届国会在宪法监护委员会任意使用否决权之下陷入瘫痪。二○○二年九月，哈塔米引进了两项全面性的改革法案，将授予总统与民选国会更大的权力，同时缩减司法部与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权力。不意外地，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了这两项法案。持续的结构改革只能到此为止。
宪法监护委员会完成对国会的斗争。在第七届国会选举于二○○四年二月举行之前，委员会否决了超过两千名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在两百九十个席次中，改革派人士——包括八十七名现任议员——实质上被禁止竞选其中的两百席。在此之前，宪法监护委员会从未如此党同伐异地行使监督权。
国会改革派人士并未等待哈塔米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在三个星期的静坐抗议后，有一百二十五名议员辞职。他们在声明中把伊朗的宗教政府比拟成邻国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我们无法继续参与一个无法捍卫人民权利的国会。」他们表示。大约三十名省长与十二名内阁部长也递交辞呈。内政部长宣布，他不会依照既定时程举办大选。就连谨言慎行的梅赫迪．卡鲁比也警告宪法监护委员会：「我们看到有几个老人想主导这个国家。」
但哈塔米无论怎么劝说都不愿表态。令许多顾问感到作呕与困惑的是，哈塔米退回部长与省长的辞呈，而且坚持在排定的二○○四年二月二十日举行大选。
批评者指责哈塔米为一场遭受操纵、实际上已经算是政变的选举的正当性背书。改革派想象伊朗选民会待在家里，但他们没有。全国的投票率低于上次国会大选，但整体仍相当可观，而且显然高于改革派所想象的在他们未参与选举下的可能投票率。在德黑兰，虽然投票率很低，但以伊斯兰伊朗建设者同盟自称且强烈支持市长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派系席卷全部三十席。国会落入保守派之手，哈塔米成了跛脚鸭。
哈塔米担任总统时，阿克巴尔．甘吉绝大部分时间都被关在牢里。讯问者常常对他说，只要说一句话就能重获自由：「我错了。」甘吉下了决心，就算要关他五十年，他也不说这句话。他毫不间断地忍受了六年，他日后回忆，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告诉自己，没有人在乎这件事。他独自一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自己的罪名负责。他不止一次因为绝食抗议被送进医院，其中一次维持超过八十天。他的身体因此大不如前。
「这个体制的目标就是要瓦解与摧毁我，」甘吉在〈给自由世界的信〉中写道，这些信于二○○五年从埃温监狱流出，「我的身体处于完全衰弱的边缘，然而既然我相信自己的推测（我自己的意见），我就没有理由否定其中的真实。」他批评波普尔，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所有的推测都要经过证伪之剑的测试，这句话其实没什么意义。致力于『批判理性』，与『在监狱的强迫下放弃自己的信念』，两者不能相提并论。」3
甘吉首篇长度宛如一本书的〈共和国宣言〉于二○○二年从埃温监狱偷渡出去。在宣言中，甘吉与改革派完全决裂，他主张世俗的自由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宗教将不具有任何官方特权。含糊其词的改革派策略无法建立这样的国家——哈贾瑞安的「二元主权」也不可能。「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就是无法与共和国共存。
甘吉相信，伊朗政治思想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年的立宪革命。这场运动迫使卡加王朝诸王在伊朗建立君主立宪国。然而这场运动其实应该废除君主制才对。若是如此，伊朗人或许就不会误以为可以从专制统治者身上获得一小部分权力。二元主权、立宪主义——这些都是懈怠的托词，涣散了伊朗共和派的精力，使其无法真正对专制统治产生威胁。
与哈贾瑞安一样，甘吉也援引韦伯来对伊朗当前的政府形式进行分类。甘吉认为伊朗属于素檀主义(1)，是家产制的一种，但素檀主义仰赖的不是传统，而是专制统治者个人的裁量。这样的政权是无法改革的。甘吉认为，改革派应该停止与伊斯兰共和国合作，也不应该参与选举，因为选举只是伊斯兰共和国的遮羞布。改革派应该抵制选举，退出政府，利用人民的力量，透过公民不服从，反对不公正的法律与要求以公投决定伊朗的政府形式。甘吉要求与人民「肩并肩」来进行这场斗争。「如果公民不服从需要领袖与计划，那么我们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组织力的群体与领袖，」甘吉于二○○五年表示，「而不是以缺乏领袖为由而放弃这场争取自由的斗争。」4甘吉指出，市民社会的建构，本身就是在一个法律上没有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国家里进行公民不服从。当中不存在折衷的可能。
甘吉是以一个已经被关在牢里，已经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人的立场来写作。甘吉写道，即使民众捍卫暴政或无视暴政，「热爱自由的民主人士仍然有权（不，是有责任）独自一人反对这样的体制」。有人说，他是在哗众取宠，他的作品是在进行危险的煽动。但他没有看出细微差别的天赋，也没有政治生存的本领，因此难以对他人构成影响。甘吉拥有的只有勇气，而且是令人屏息的勇气。
「我完全不相信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理论，我认为它是反民主的而且违背人权，」甘吉写道，「我无法忍受主奴关系，最高领袖上升到神的位阶，而民众下降到奴隶的层次。我要代替哈梅内意先生向学生、记者、部落客……、连环谋杀案的受害者家人、札赫拉．卡泽米的家人……，这些年承受的一切道歉。」他又说，「我要代替哈梅内意先生向一九八八年夏天在全国各地遭到处决的犯人家人致上深刻的歉意。」休假期间，甘吉与部落客见面，他写道：「逼迫犯人写悔罪信，这是伊朗斯大林主义者从斯大林的讯问者那里继承来的方法。」5
甘吉写作时往往引用许多说法：哈菲兹(2)、莫塔哈里与苏格拉底，佛洛伊德、傅柯与阿多诺，托克维尔(3)、罗尔斯(4)与洛克，理察．罗蒂(5)、米兰．昆德拉、克洛德(6)．勒佛，乃至于当代的欧洲学者，如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弗兰科．莫雷蒂与英国社会理论家戴维．比森。他逐渐远离他的革命根源，他日后描述，这个革命根源发端于他儿时在德黑兰南部贫民窟生活的阶级仇恨土壤里。二○○五年，甘吉认为保守派的社会正义说词不过是用来掩盖压迫的外衣。一个人在主张社会正义的同时，怎么可能也主张人类存在着不平等的阶级，例如男人与女人、教士与俗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如果伊朗统治者只容许在财富分配上追求正义，那么他们理应允许新闻自由来揭露伊朗阻碍经济公平的贪污腐败。但他们没有这么做。
至于总统哈塔米，他一直是从事改革工作的错误人选。「他不具备改革精神。」甘吉日后回忆说。哈塔米不是很清楚市民社会是什么，甚至也不知民主为何物。所以难怪他无法坚持。「我们需要像甘地、哈维尔、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物，」甘吉坚持说，「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我们最需要的是甘地。」
明确反对宪政秩序的不是只有甘吉而已。学生运动的激进派也要求针对伊斯兰共和国举行公投，用来呼应一九七九年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那场公投。活动分子发起在线请愿，而且以取得六百万份联署书的特大号野心来命名。
扎伊尔德．哈贾瑞安形容这场公投运动纯属妄想。激进派凭什么想象自己可以将公投强加在保守派身上？此外，激进派的策略建立在一个假定上，那就是「民众」不仅想建立世俗的共和国，也愿意为了建立世俗共和国而让自己暴露在暴力之下。但伊朗社会是多样的、分裂的与受过创伤的。如欧米德．梅玛瑞安日后说的，领先民众一步将成为领袖，领先民众五步将孤独一人。
欧米德反思说，甘吉讲的事，每个人都知道；但不是每个人都认为直接把事情说清楚就能有帮助。哈塔米的含糊其词可以当成软弱，也可以认为是政治上的机敏。哈塔米统治着一个分裂而彼此不信任的国家，国家的长期稳定仰赖缓和紧张；此外，哈塔米的对手掌握所有的强制工具。像欧米德．梅玛瑞安这样的人，在改革时期建立脆弱的新机构，鼓励伊朗民众相互合作，他们觉得一旦激化政治气氛与惹恼保守派人士，将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数千个非政府组织在哈塔米第二个任期开始运作。这些组织的创立者的目标不在于赢得一场观念的战争，而是说服所有党派放下武器追求共同的建设性目标。
非政府组织网络将像先前的改革派媒体那样，被政权内部的政治战争所摧毁。二○○四年国会大选之后，强硬派报刊开始宣传这些市民团体是外国阴谋改变政权的施力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宇宙报》刊出社论〈蜘蛛的房屋〉，而其他与安全体制接近的媒体也开始暗示非政府组织与西方政府和基金会有关，认为他们想依照塞尔维亚模式来改变伊朗的政权。活动分子抗议说，他们已经努力拒绝外界的资助，也曾要求美国记者转达，希望小布什政府公开表示停止支持伊朗的市民社会。但在伊朗政治体系内部，留下来的人完全没有非政府组织网络的支持者。改革派已经完全从国会与德黑兰市议会消失，学生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改革以外的地方，媒体逐渐受到审查，国际压力产生了反效果，哈塔米则慢慢淡出。
二○○五年大选前夕，改革派菁英依然高喊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毕竟，改革派的计划不只是政治运动或政治提议；它也是思想的转变、民众的风潮与文化的分水岭。这一切可以说是真的。但如同欧米德懊悔地指出的，许多改革的具体成果也确实遭到逆转：制度建立又废除，民选官员取得又失去，报纸刊载又受到审查。也许改革派理论家需要这种愿景式的乐观主义才能让他们专注于遥远的前景。也许，这是一种傲慢或逃避现实——拒绝反省自己为什么全盘皆输。
《地平线》持续发行，直到哈塔米第一个任期快结束为止。如穆斯塔法．洛赫瑟法特设想的，《地平线》一直是一个思想泉源，而不是政治喉舌。《地平线》的两名创立者离开《地平线》后创立了一个受欢迎的改革派日报，他们把在《地平线》培养的感性带到哈塔米短暂改变的媒体地貌上。索鲁什的追随者之一，一个名叫易卜拉欣．索尔塔尼的年轻人，他在拉夫桑贾尼主政时期加入《地平线》圈子，当时他是个对哲学怀抱热情的医学系学生，后来成为《地平线》的主编。
索尔塔尼的《地平线》持续将索鲁什的文章与访谈放在头版。其他的页面则是伊朗学者翻译与辩论的外国哲学家作品，针对自由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互动进行讨论，此外也讨论拉丁美洲文学与诗。一如索鲁什对科学的看法，或许《地平线》的编辑与撰稿人也这么看待他们的报纸涉及的领域：哲学是狂野的，哲学没有祖国。他们眼前的工作不是透过追索他们观念的起源来主张国家的认同，而是打造一个符合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国家认同的自由国家理论。
二○○○年秋天，索尔塔尼与同事收到司法部的信函，命令他们停止发行《地平线》。这道命令让索尔塔尼措手不及。过去几个月，没有人阻碍刊物的发行；索尔塔尼才刚出刊十到十一月号的第五十四期，里面有索鲁什谈科学与政治发展、约翰．基恩谈媒体与民主的文章翻译，以及其他谈苏格拉底与黑格尔的文章。而这一期却成了改革运动旗舰刊物的最后一期。尽管《地平线》尽可能不卷入政治争论，但最终还是走上与其他改革派报刊同样的命运。
《地平线》的领导人物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并未流亡，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但他在伊朗不能发表文章也不能教书，无论到哪里演讲都受到干扰。大约从二○○○年开始，索鲁什连续换了几所大学的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空空如也，办公室门上没有名牌，书架上只有书档没有书，公文包里也只有一个晚上的换洗衣物，让他可以轻易打包走人。他曾分别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与乔治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有时人在德国，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会在华府国会图书馆如迷宫般的走廊上看到他。这种四处游走的生活似乎很适合他。随着年纪渐长，索鲁什变得平静、孤独，而且也不那么好斗。
索鲁什又重读马克思，在面对这个德国巨擘时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产生智性上的敌视。而在面对他曾以波普尔的说法加以嘲弄的马克思主义时，这是他第一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洞见、影响与解释力感到由衷敬畏。「我想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有些不公允。」索鲁什坦承说。他现在了解，承认社会与经济力量的重要性，不表示贬低了理性。更确切地说，这些力量的行为模式与佛洛伊德的潜意识行为模式一样。「可以这么说，你会因为周遭的某种社会与经济因素引导你倾向于理性，某种利益会驱使着你，把某些话语放在你的舌头上，把某些思想放在你的心灵里。」索鲁斯反思道。或许，他的心灵也存在着某种奇妙的生命旅程。
但索鲁什仍认为，做为政治解放的处方，马克思主义失败了。一直受人渴求的民主社会主义不仅在伊朗未能实现，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无法实现。索鲁什猜想，伊朗许多改革派心里一定对此感到沮丧。他们觉得社会主义深具吸引力，而且能与伊斯兰教义兼容。「但他们不知道如何让社会主义与社会自由、民主等事物兼容。」
索鲁什批评哈塔米担任总统的表现。二○○三年七月，他发表一封公开信，评论总统正站在交叉路口上。「他要么与民众站在同一阵线，要么与保守派合作，但无论加入哪一边，他都是输家，」索鲁什写道，「他不可能加入人民，因为人民要求的不是如改革派所想的对现存的神权政治进行改革，而是朝着成熟的民主与世俗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也无法加入保守派，因为他们认为哈塔米是一条用过的手帕。」
索鲁什认为，哈塔米必须坦承，面对强硬派的民间武力团体，他无法真正治理这个国家。改革派必须揭露这些民间武力团体赖以运作的资金来源与指挥链，他们必须让这些民间武力团体受到约束。至于学生，索鲁什猜测学生们肯定士气低落，因为他们从未被赋予应有的权利，而袭击他们的人也未受到司法应有的制裁。这些怨言都是有凭有据。
索鲁什坚信观念具有道德与实践的力量，他认为哈塔米在行动上的优柔寡断源自于他在思想上的犹豫不决。他认为这位即将卸任的总统，「缺乏理论的愿景，导致缺乏行动的勇气」。结果，「他有时采取这种做法，有时又采取别的做法。他会提出某个观念，其他人会追随他，但之后他又会突然急踩剎车。他会收回成命，突然中止一切，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6。
索鲁什担心哈塔米的表现将给还有一线生机的思想计划带来不良的影响。「我们需要理论的辩论，正如我们需要制度的建立与政治行动一样。」索鲁什表示。透过辩论而产生的共识，将是出类拔萃的共识。改革派的企图心是民主与政治世俗，这种世俗主义，索鲁什将其定义为国家应对宗教保持中立，政治体系的正当性并非来自于神，而是仰赖制度本身的公义。
索鲁什比他的改革运动追随者更强调民主不只是自决或自由，而是一种权利。「所有重要的现代政治制度都建立在权利之上，」索鲁什认为，「如果我们想达成政治的现代性，这是我们必须采取的路径。如果我们看重权利概念的程度仍不及家庭与荣誉，那么我们的现代体制将缺乏意义；它们将徒具空名。」7权利来自于强大的、保护的、独立的司法制度。这是索鲁什在英国留学时看到的。他现在认为，独立的司法制度比市民社会更为重要；司法制度应该成为哈塔米首要且最不能妥协的目标。
索鲁什的愿景虽然大胆而不妥协，却不像他的好朋友与追随者甘吉那样是个政治激进分子。他依然是那个下层中产阶级男孩，当有人找他加入游击队战士时，他会拒绝，而且表示社会也需要哲学家。他知道伊朗是个虔诚而保守的地方，但也觉得自己与这个地方构成一个整体。如果他能自由为伊朗选择统治者，他会选择虔诚的统治者，尽管他们统治的不一定是个神权国家。
与许多伊朗思想家一样，索鲁什也反复思索伊朗面临的一个经典的两难处境——如此地经典，以至于成了一种陈腔滥调：伊朗是个永远遭传统与现代性撕裂的国家。索鲁什认为，把传统说成是一件可保存或可丢弃的事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传统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上千件事物。把现代性当成一个可建构或可拒绝的状态也同样毫无意义：现代性同样也是多样的，或许更重要的是，现代性与其说是经由计划或选择产生，不如说是人类持续努力下意外产生的结果。
「我们既不现代，也不传统，」索鲁什表示，「我们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我们只是一边摸索一边前进，彷佛身处于黑暗一般。有时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有时则什么都看不见。」对索鲁什来说，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况并不需要哀叹。相反地，它可以激发出动力。或许，在过去的某个时代，伊朗人曾经生活在一个哲学与伦理、科学、政治兼容并存的世界里。「如今我们并不处于那样的均衡状态。我们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失去了过去的和谐，而未来的和谐亦尚未获致。」
二○○五年五月，前总统阿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似乎即将取代哈塔米成为下任总统。多年来，改革派总是处处针对拉夫桑贾尼。改革派认为拉夫桑贾尼涉及连环谋杀案，造成经济腐败与不平等，而且其统治时期采取了比改革派主政时期更为高压的手段。此外，改革派也畏惧拉夫桑贾尼的实用主义。与真正的保守派不同，拉夫桑贾尼知道如何打开压力阀门——让民众获得肤浅的自由，例如稍微放松服装的规定——以及如何向外界展现出温和的形象。但是，与真正的改革派不同，拉夫桑贾尼完全无意让政权民主化。
拉夫桑贾尼的竞选活动充斥着来路不明的资金，闪耀着华而不实、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拉夫桑贾尼阵营印制大量浮夸的贴纸与海报，总部挤满穿着闪亮凉鞋与戴着窄小头巾浓妆艳抹的女性，年轻人争抢打工的机会，把竞选广告丢进正在等红绿灯的车子车窗内，种种安排使拉夫桑贾尼阵营呈现出年轻朝气的样貌。竞选海报也不同于以往：在他小小的眼睛下方，并没有蓄留任何胡须，这位脸庞圆胖的阿亚图拉微笑着，但紧绷而阴郁的笑容并未激起喜悦的情绪。
拉夫桑贾尼有着近乎神话的幕后影响力，他是个愤世嫉俗且不愿表态的候选人。他的竞选大会挤满其他候选人的支持者，他们可能是受到节庆气氛的吸引，也可能心里想着，无论自己想做什么，总是要交给最有力量的人，才更有可能实现。社会学家与新闻记者埃玛德丁．巴吉解释说：「民众是这么判断的：哈塔米是好人，但软弱。拉夫桑贾尼不是好人，但强大。」
改革派对于是否该推出候选人莫衷一是，更甭说决定候选人是谁。所以到最后他们推出了三个候选人：梅赫迪．卡鲁比，这位民粹主义教士仍相信可以跟保守派协商，他的立场最接近中间派，他吸引的是曾经投票支持哈塔米的传统中等收入选民；卡鲁比的主要竞选承诺是全国每人发放五十美元现金。穆斯塔法．莫因是无特定色彩的前教育部长，与学生立场接近，代表世俗的改革派政党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参选；莫因争取改革运动中偏向现代、都市与知识分子的选民支持，而且采取塔吉札德赫在二○○三年专题讨论时提出的策略，利用政府的地位，采取某种内部的行动主义。第三位候选人是穆赫辛．梅赫拉里札德赫，仅在北部省分知名，他的出现使改革派的选票更加分散。
对于拉夫桑贾尼的右翼来说，战场也同样拥挤：受欢迎的保守派候选人穆罕默德．巴格尔．卡里巴夫是伊朗的警察首长，这位革命卫队成员宣称自己是现代保守派，知道年轻人关切什么，也通晓现代科技；穿着紫色外套看起来像是恶棍的竞选人员骑着摩托车在德黑兰大街小巷为阿里．拉里贾尼竞选，他是国家媒体与文化机构里的强硬派人物；知名度不高的德黑兰市长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是大选中最大的黑马，他紧追在其他两名保守派候选人之后，而其他两名保守派候选人又紧追在中间派前总统之后。没有任何政治协会或报纸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
学生领袖甘吉与其他一些改革派人士要求抵制这场总统大选。鉴于国会发生的事，已没有理由让一个决心驱逐忠诚反对派的政权取得民意的正当性。就连一些公开反对抵制的改革派人士私底下也承认他们自己不会去投票。哈塔米任内的表现使他们不再乐观，而且也暴露了政权内部的僵化。此外，没有任何一名改革派候选人能激起他们的热情。
最后，受抵制与冷漠伤害最大的是莫因，因为他的选民最容易响应不合作的激进号召。出乎许多改革派人士的意料，索鲁什支持卡鲁比，尽管他与莫因有私交而且思想上也较为接近。索鲁什认为，卡鲁比与伊朗社会的特质较为相符，而且较能担负起这个历史时刻赋予他的角色。此外，索鲁什也欣赏他观察到的卡鲁比的行事作风，特别是「他能提供思想家与学者相对自由的风气」8。
拉夫桑贾尼在六月十七日的第一轮投票以百分之二十一的票数轻松取得领先。改革派在抵制之下依然拿到约百分之三十五的票数。然而这些票数还要分配给三名候选人，这三人已经没有胜选的可能。卡鲁比拿到百分之十七点二，莫因百分之十三点八，梅赫拉里札德赫百分之四点四；光是梅赫拉里札德赫拿到的比例就足以让卡鲁比打进第二轮与拉夫桑贾尼一较高下。然而拉夫桑贾尼将在右翼遭遇意料之外的挑战者。大选前夕，最高领袖从原本支持卡里巴夫转而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以百分之十九点四的票数稍微落后拉夫桑贾尼。在德黑兰，改革派选民的抵制最为明显，艾哈迈迪内贾德甚至在第一轮领先拉夫桑贾尼约二十万票，而改革派则是远远落后于他们两人的全国总票数9。
梅赫迪．卡鲁比高喊选举舞弊。他曾公开宣称，当他在十八日清晨五点睡觉时，他还排名第二，两个小时后醒来，就掉到第三。事实上，事件的发展比卡鲁比说的更加离奇。在某个时点，内政部与宪法监护委员会同时发布了部分计票信息，两者相差了六百万票。内政部宣称已计入一千五百万票，卡鲁比排名第二；但宪法监护委员会却宣称已计入二千一百万票，艾哈迈迪内贾德排名第二。
卡鲁比发表公开信表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得票比例遭到灌水。刊载公开信的报纸被禁止流通。卡鲁比辞去所有政治职位，包括最高领袖的顾问一职，而最高领袖指控他「毒害风气」。更令人惊讶的是拉夫桑贾尼，这位稳居首位的候选人居然表示有人进行「一场有组织的选举干预」，并且认为巴斯基与革命卫队利用尚未注销的六百万份死者的出生证明硬是将艾哈迈迪内贾德拱上第二位。
因缘际会之下，艾哈迈迪内贾德成为拉夫桑贾尼巧妙的陪衬。拉夫桑贾尼这位年迈的阿亚图拉是个近乎无懈可击的政治局内人，他十分富有，除了扩大了经济的不平等，也是著名的阴谋家与心口不一之人。至于说到政治局外人，则非艾哈迈迪内贾德莫属。这位德黑兰市长是个直言不讳的一般人，是下层中产阶级农村移民之子，是经济民粹主义者，会说出把国家的石油收入送到人民厨房餐桌上这样天真而简单的话。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社会保守主义缓和了传统选民的焦虑，就连他不是教士这件事也能讨好忧虑神权统治的民众。这位市长的脸看起来其貌不扬且饱经沧桑，比例上也带有某种喜感：滑稽的笑容，旁分的发型像极了俯冲而下的翅膀，激动的时候，眉毛几乎可以垂直扬起。不整齐的胡子与长年穿着的风衣，使他成了都市菁英眼中的粗鲁之人与乡巴佬，然而这样的印象却掩饰不了他深邃眼神透露的精明聪慧。
与之前的哈塔米一样，艾哈迈迪内贾德可以动用德黑兰市府的财库做为他的竞选基金，同时也跟哈塔米一样，他精心设计了一场竞选活动，即使不是用在第一轮，那么也必定会在第二轮发挥。第一轮到第二轮之间隔了一个星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廉价竞选广告在这段时间持续在电视台播放。影片中，艾哈迈迪内贾德开着他的一九七七年宝狮，然后画面持续停留在他位于德黑兰南部的小屋子里，即使他当了市长，也依然住在这里。广告还以巴勒维国王时代奢华的市长宅邸照片做为对照。旁白告诫说，贪婪必须从政府官员中清除。「当有这么多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多？」搭配上一九六○年西部片《豪勇七蛟龙》的主题曲，旁白提到了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童年。市长没有钱，他必须自己想游戏与制作玩具。「青年是什么？」旁白问道，「青年是纯洁、勇气、牺牲与服务他人。」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传单列出他的对手可能认为他不应该担任总统的五个理由：首先，他的衣服不像他的安全人员穿的那样昂贵。其次，他从不用公务车来参加儿子朋友的生日。第三，他在市议会开会的时候，不是由他说两个小时的话，而是他坐下来听人家讲七个小时的话。第四，与前任市长不同，他不抽烟斗或搭乘昂贵的防弹汽车。第五，与其将税金交给忠诚者，他宁可分给年轻人协助他们成家。
改革派对于这种来自右翼的民粹主义攻击毫无准备。有些改革派分子在半强迫之下转而支持拉夫桑贾尼，要求支持者把票投给他。但这种支持只能说是心不甘情不愿。第二轮投票前一晚，一张海报上写着：「我们是莫因的支持者，因为我们不想落入巴斯基的手里，所以请把票投给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就连拉夫桑贾尼阵营也采取嘲讽的战术。一些年轻竞选人员高唱他们的候选人是「DJ阿里．阿克巴尔」来刺激艾哈迈迪内贾德阵营。
六月二十二日晚上，德黑兰街头充满兴奋的情绪，但整个气氛却逐渐从节庆转变成紧张。各种竞选工具，从海报与保险杆贴纸到CD，如雨点般从道路两旁撒向行驶经过的车辆。在第一轮较少出现的年轻留胡子男性，在这个时刻为艾哈迈迪内贾德阵营在城市里占得大片区块；他们看起来认真而严肃，特别是与拉夫桑贾尼阵营略带嘲讽的作风相比格外明显。十字路口站满了革命卫队与巴斯基的人。
艾哈迈迪内贾德阵营的年轻选民与志工，许多人在四年前曾投票给哈塔米。他们是来自下层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年轻男女，有些人曾支持哈塔米的号召，寻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但他们觉得在改革派主政的八年期间，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好转。他们想象艾哈迈迪内贾德这样一个不裹头巾的一般人更能了解他们的经济问题。而就改革并未给予他们任何足以改善生活的自由来看，他们并不担心艾哈迈迪内贾德会从他们身上夺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八月，他任命的内阁清楚显示他的意图。他从极端强硬派的哈格尼圈子教士挑选部长人选，甘吉过去曾经提到，他认为哈格尼圈子与连环谋杀案有关。曾经审判德黑兰市长卡尔巴斯希案子的法官戈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被任命为情报部长。新任内政部长穆斯塔法．普尔－穆罕默迪曾经在一九八八年监狱屠杀时服务于三人委员会，负责签发处决犯人的命令。另一方面，德黑兰检察长扎伊尔德．莫塔札维很快就以艾哈迈迪内贾德最亲密的伙伴与政治盟友的身分出现。
选后，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如丧考妣地为这个令他失望且难以饶恕的亲人整理个人遗物。就他看来，改革运动已经死了。有时他甚至觉得，改革运动早该死了。
对鲁兹贝赫而言，哈塔米具体呈现了改革运动的承诺与失败，因此，当他看到总统于七月三十日卸任时，心中也产生痛苦的矛盾情绪。他在部落格里写道：「我只为哈塔米先生感到悲伤，他曾经掌握的一切，绝大多数都将烟消云散。」后来，鲁兹贝赫质疑自己的悲伤。哈塔米举行一场典礼庆祝自己回归私人生活。在典礼上，他被问到阿克巴尔．甘吉。「甘吉自己的问题比较大。」哈塔米说，他把甘吉监禁的延长归咎于他拒绝闭嘴。
鲁兹贝赫写道：「坦白说，不久之前，我想写信给他，我是在他总统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写的，我感谢他而且让他知道我有多么赞赏他在总统任内持续做出的贡献。这封信我准备了一段时间，但哈塔米对甘吉表达的立场使我打消了寄信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