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希耶赫的阿特法赫报告刊载没几天，她就听说有一个女孩被判处死刑。事发地点在德黑兰西南部的城市阿拉克，女孩十九岁，名字叫蕾拉，据说她的心智年龄只有八岁。蕾拉也因为不贞洁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她同样是幼年遭到性侵的受害者。阿希耶赫在晚上九点得知这个案件，隔天早上四点，她就搭上开往阿拉克的巴士。这次她没有太晚，蕾拉还活着，她被关在监狱里。
蕾拉的母亲首次让她卖淫的时候，据说她才八岁，有些数据甚至说是五岁，她的对象是一个六十岁老头。之后她的母亲与哥哥让她每天卖淫，并且靠她卖淫的钱养家。蕾拉首次生产是在九岁，之后又在十四岁生下双胞胎。十岁时，在生下第一胎之后，蕾拉首次因卖淫而遭受一百下的鞭刑。蕾拉十九岁时被判处死刑，罪名之一是乱伦，因为她的哥哥们跟许多镇民一样都曾性侵过她，此时的蕾拉不会说话，生活无法自理，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在法院大楼里，判处蕾拉死刑的法官恭敬有礼，他让所有人离开房间，好让他能跟来自德黑兰的记者谈话。他告诉阿希耶赫，法律就是法律，他的工作就是适用法律。而法律对蕾拉这么严厉是因为她的卖淫破害了家庭生活。法官向阿希耶赫解释，如果社会是苹果，蕾拉就是虫子。
「你有小孩吗？」阿希耶赫问道。
「有。」法官说道。
「男孩？女孩？」
「都有。」法官说道。
「我的女儿四岁，」阿希耶赫说道，「再过三四年，可能就会有人性侵她，你会因为她是社会的虫子而判她有罪。这怎么可能？你怎么解释这件事？」
「我是在蕾拉十九岁的时候判她有罪，不是八岁。」法官回道。
当然，阿希耶赫说道，但从八岁到十九岁，这个女孩一直遭到奴役；她不知道其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阿希耶赫从夏迪．萨德尔的事务所带了委任协议书过来，她最想做的是到狱中探望蕾拉并且让她签下协议书，这样蕾拉将会拥有一个律师与一个奋战的机会。阿希耶赫对法官访谈了一个小时而且与他争论。阿希耶赫要求法官让他带走蕾拉，让蕾拉重新生活；然后法官再来判断，蕾拉是否真的对社会没有好处。
法官笑了。「去吧，」他终于说了，语气中带着轻蔑，「去看你想看的东西吧。」法官写了一张便条给狱方，命令监狱人员让阿希耶赫探视蕾拉。
阿希耶赫很兴奋，她可以为蕾拉做任何她未能为阿特法赫做到的事。监狱人员接到法官的便条，但没有仔细看上面写什么。他们以为阿希耶赫是蕾拉的律师，于是他们将被判死刑的女孩带到阿希耶赫面前：一名高挑、美丽的年轻女性，带着婴孩般的表情，她无法说话或阅读或写字，她看着阿希耶赫，露出单纯困惑的样子。
阿希耶赫手臂环抱着蕾拉，轻轻地在她耳边说话。
「我是你的姊妹，」阿希耶赫说道，「我想帮你。你的状况不大好。你必须相信我。我向你保证，我会帮你。」
阿希耶赫拿出夏迪．萨德尔的委任书：「我只需要你在上面签字。」
但蕾拉不会签名。于是阿希耶赫将墨水涂在蕾拉的手指上，然后在签名栏上盖章。警卫暴跳如雷。阿希耶赫骗了他们，他们现在才发觉阿希耶赫不是蕾拉的律师；在阿希耶赫将蕾拉的手指按在委任书上之前，蕾拉还没有律师。
「这个女孩已经判死刑了！」警卫一边怒吼，一边收走了委任书。「她很快就要处决，你不能这么做。出去！」
阿希耶赫回到德黑兰，她要夏迪到阿拉克去见她的新客户。夏迪到了监狱，协助蕾拉在委任书上签名。阿希耶赫在《妇女》杂志上报导蕾拉的案子，她的文章引发了震撼。她的电子邮件信箱被支持者灌爆，每个人都在问，他们能为蕾拉做什么。设法让蕾拉重审与获得释放，阿希耶赫回道。监狱官员指控阿希耶赫，而阿希耶赫不知道把律师的委任书带到监狱里是违法的。然而由于是法官自己签名允许阿希耶赫进入监狱，于是他下令放弃起诉。
蕾拉的故事不仅在伊朗国内人尽皆知，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一开始是国外的伊朗记者与部落客报导此事，之后便迅速传遍了国际媒体与人权组织。挪威首相谢尔．马格纳．邦德维克得知蕾拉的案子之后，还写信给总统哈塔米表达关切。终于，蕾拉获得第二次审判的机会，这次是由一名较年轻、较具同理心的法官审理。
当法官仔细考虑的时候，阿希耶赫在法庭门外踱步。
「放轻松，」法官走出门外告诉阿希耶赫，「她会获得自由。」
但阿希耶赫感到担心，她对法官说，光是获得自由对蕾拉来说还不够。如果她的家人逼迫她重操旧业，阿希耶赫或任何人就完全帮不上忙了。
「我可以将她送到德黑兰做为惩罚，」法官提议说，「但之后你要怎么做？」
「你就这么做吧。」阿希耶赫说道。而法官确实这么判了。
阿希耶赫与夏迪找到一个为贫困年轻女性设立的组织来照顾蕾拉。她们募款来维持蕾拉的各种需要，包括保姆，因为她无法照顾自己，还有心理医师来协助医治她的长期创伤，以及私人家教教导她读写与通过相当于小学五年级的考试。阿希耶赫尽可能常带蕾拉到自己家里，这样她才能跟艾娃一起玩，体验一下家庭生活。蕾拉的心理医师告诉阿希耶赫，让蕾拉接触贾瓦德非常重要，因为她缺乏正常的与男人交流的经验。
「你就像母亲一样地照顾我，」蕾拉曾对阿希耶赫这么说，「你应该帮我找个丈夫。」
阿希耶赫经常拍摄蕾拉的影片。当她拍得够多了，她打算把这些影片剪辑起来，寄给第一次审理蕾拉案子的法官，并且问他，现在的蕾拉是否对社会有好处？
加兹温有一名年轻女性，因为杀害一名她宣称要性侵她的男性而面临死刑。阿希耶赫同样发现承审法官是个亲切的男性，但这名年轻女性无法说服他相信她这么做是出于自卫。依照伊朗法律，这种案子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免除死刑：迪亚，也就是血钱，被告支付受害者家人赔偿金。但加兹温的这名女性付不出这笔钱。于是阿希耶赫在妇女新闻网站以及她先前成立的部落格上张贴募款告示。不到十五分钟，阿希耶赫已经募到了足以换取加兹温女孩性命的金额。她与两个朋友租了车，带了一盒糖果与一张支票，前往哈马丹郊外山区的受害者家中。
阿希耶赫变了。她依然是那个干劲十足的报纸编辑，每天要处理《信任报》十六页的版面，而且还要当个诗人；但她现在也成了另一个人：她变得极为关注未成年死刑犯与犯下不贞洁罪的贫困年轻女性的故事，她们的生命还没开始就变得廉价。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发生的吊诡之处，在于无论是得体还是残酷，都有赖于国家的良知判定。同事们指责她：她不能既是个记者又是个活动分子，而且这些是死刑案件，是已经成定局的事，不值得她花上记者时间去报导。阿希耶赫只知道自己有工作要做。如果身为记者的她都不知道这些法律与这些法律执行的状况，那么她要如何让她的七千万同胞更加了解这些事？
在哈塔米第一个总统任期刚开始的时候，阿希耶赫与她昔日的教授、当时的总统发言人哈迪．哈尼基争辩关于市民社会的问题：哈尼基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种可以由上而下设立的计划；阿希耶赫反对，她认为从定义来说，市民社会应该来自于民众，而非来自于政府。两个人的争辩越演越烈。阿希耶赫对哈尼基说，他现在不是以一个社会学教授的身分跟她说话，而是以他现在担任的职位，也就是以政府的立场在跟她说话。哈尼基请她离开，并且断绝两人的关系。现在，几年过去了，阿希耶赫在会议上见到哈尼基。哈尼基公开承认说，市民社会最好的地方，就是它来自像阿希耶赫这样的人士。
但阿希耶赫不知道总统哈塔米与改革派人士对于她关注的议题抱持什么立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阿希耶赫宁可与改革派合作而非改革派的对手。但阿希耶赫既不信任政治人物，也不期望能信任政治人物。当人权律师希林．伊巴迪于二○○三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总统哈塔米的评论贬低了伊巴迪的成就。哈塔米说，伊朗可以为诺贝尔的科学与文学奖项感到骄傲，但和平奖则不是那么重要。阿希耶赫在专栏中做出回应，她认为伊巴迪获得肯定这件事足以荣耀伊朗。
阿希耶赫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女性主义者，她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在维护儿童权利。伊朗有将青少年处以死刑的恶劣传统，先将青少年关在牢里，等到他们成年后再处死他们。伊朗也是全世界死刑执行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中国。然而，随着阿希耶赫对死刑案件的关注愈来愈广为人知，女权活动分子也渐渐将阿希耶赫视为她们的阵营。她们找阿希耶赫前来聚会，共同商讨希林．伊巴迪从斯德哥尔摩得奖返国后的庆祝事宜。
这场会议让阿希耶赫印象深刻，参与者的背景极为广泛——与会的女性有些是严肃的穆斯林与伊斯兰主义者，有些则是世俗派人士，她们从事的工作也反映出非常广泛的关切。当希林．伊巴迪的飞机降落时，机场涌现了大批人群。人群不仅是为了祝贺，也为了保护。在众目睽睽下，没有人能伤害希林．伊巴迪。为了这个活动而进行的各项组织工作，只是为下一步做准备。在此之前，伊朗的女权活动分子已经组成网络。往后一年半，同样的团体将每周或每两周开一次会。透过开会，活动分子们达成共识，认为伊斯兰女性面临的最重大议题，乃是法律本身的歧视性质。
根据伊朗法律，女性在婚姻、离婚或继承上没有平等权利。男人可以娶好几个妻子，而且可以有所谓的临时婚姻，形同合法嫖妓。孩子的国籍承袭自父亲，而非母亲。女性的生命与肢体，价值（血钱）不如男性；在法庭上，女性的证言效力不如男性；名誉杀人，女性的性行为使家族蒙羞，男性亲戚以此为由杀死该名女性，这种杀人行为在法律上不算杀人。然后，在刑法责任能力的年龄起算上，女性比男性早了六岁。
二○○五年夏天，哈塔米的总统任期已接近尾声，先前开会讨论如何表扬希林．伊巴迪的女权活动分子，此时组织了一场静坐抗议。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德黑兰大学前面，贾瓦德拍照，阿希耶赫写作。这是伊朗二十年来首次出现女权示威抗议，上一次是为了抗议何梅尼强制女性穿戴头巾，这一次是为了抗议法律的基础不平等。
对于那些因为相信哈塔米的承诺而感到恼怒的人，阿希耶赫．阿米尼对于他们的感受并没有强烈的体会。但相较于一九九七年，阿希耶赫觉得自己对于二○○五年总统大选的胜负更加关注。她并不期望奇迹出现：民主、言论自由、解放的市民社会。她不认为在国内能有与强硬派一较高下的候选人，也不认为人权支持者能敌得过司法部。她只希望跟政府之间能有合作的空间，有脱落的线头供她拉扯，在国家沉重的盖子之下能有些许针孔供像她这样的活动分子呼吸。她为女性、青少年与伊朗法律下生命的神圣性争取权利，这是个漫长而缓慢的路途，无论谁当总统，这一路上都将遭受敌视。而基于这个理由，一旦总统也成为敌视她的人，整个世界必将更为不同。
没有人想把票投给穆斯塔法．莫因，莫因是哈塔米的教育部长，也是改革派政党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的候选人。阿希耶赫的朋友与亲戚对她说，如果连哈塔米都无法有所建树，那么对于更缺乏魅力的莫因他们还能期待什么？如果连哈塔米都无法击败强硬派势力，那么莫因又怎么可能敌得过？尽管如此，莫因做的事却赢得阿希耶赫的尊敬：莫因让竞选团队邀请女权活动分子、人权活动分子与记者前来与他进行讨论。阿希耶赫同时具有这三种身分，因此受到邀请。阿希耶赫发现当活动分子发表他们的挫折与期望时，莫因都仔细聆听着。
莫因开始高谈性别平等，并且引用《古兰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权活动分子打断了莫因。
「不要再提真主了，」她说道，「我要你回答我，你不是真主派给我们的使者。如果我们投票给你，你必须为我们做事。」
选后，阿希耶赫从莫因的朋友那里得知，莫因认为这场会议是这场选战中最棒的经验。他对他的朋友说，从女权活动分子口中，「我听到了这三十年来我从未听到的声音」。
会议之后，阿希耶赫深信莫因当选总统的话，必能提供她持续工作所需的空间，而且也会比她记忆中的拉夫桑贾尼政权卷土重来更能与她意气相投。当顽固的改革派人士呼吁抵制选举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阿希耶赫．阿米尼反而恳求她的朋友与家人跟她一起投票给莫因。可是她无法说服贾瓦德或她的姊妹。当艾哈迈迪内贾德挤进第二轮时，她愤怒地指责她的亲人。她坚持，他们以及其他抵制第一轮选举的人都要为眼前的可怕选择负责。他们必须硬着头皮投票给拉夫桑贾尼，因为另一个选择更令人无法忍受。
艾哈迈迪内贾德就任总统时，一股寒意几乎马上降临在剩余的改革派报刊上。阿希耶赫回忆说，有些审查来自报刊内部，而且是可预期的。此时不是与检察长办公室作对的时候。阿希耶赫的编辑要她停止发表这么多女性报导，《信任报》不是女性主义报纸。经过几次争论之后，阿希耶赫离开《信任报》，到欧米德曾经待过的负责推广市民社会的非政府团体。她负责管理团体的网站，并且利用自己的时间研究死刑案例。现在她看起来完全像是个活动分子而非记者，而她的工作也更直接地落在新政府的视线范围之内。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情报部长是过去曾经担任特别教士法院院长的戈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在他的直接命令下，审理阿特法赫．萨哈阿雷赫案子的法官免于遭到起诉。在获得任命后不久，穆赫辛尼－埃杰伊宣布「市民社会」可说是敌人的战略工具，这里的敌人指的是美国。包括阿希耶赫在内的活动分子们现在知道安全部队将以此为借口来进行扫荡。
穆赫辛尼－埃杰伊发表声明后不久，希林．伊巴迪打电话给阿希耶赫。「我们彼此认识，但我们距离遥远。」这位诺贝尔奖得主说道。伊朗的人权活动分子从现在起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伊巴迪找来大约十名领袖组成团体，其中包括阿希耶赫。他们与他们的组织是哈塔米时代曾经获得培养与放逐的重要市民社会场景的残余。现在，他们遭到孤立而且处境危险。他们必须捍卫彼此，来因应未来可能遭遇的逮捕。他们组织一个秘密网络，定期见面，如果无法见面，便在在线会合。
对阿希耶赫来说，这个网络可以带给她力量与支持。尽管笼罩的阴霾逐渐扩大，阿希耶赫还是持续进行研究与拥护人权。她接受未成年人被判处死刑的案子；她无法判断被告有罪还是无罪，她只相信一件事，那就是无论这些年轻人在十八岁前做了什么，国家都不应该处死他们。如果伊朗的法律不认为他们是孩子，那么至少国际法是这么认定的。
住在拉什特的德拉拉．达拉比从四岁就开始画画，聪明的她深获父亲的喜爱。十七岁时，她与一个十九岁的男孩交往，这个男孩名叫埃米尔．侯赛因．索图德赫。埃米尔．侯赛因想娶德拉拉，他急着筹钱来准备迎娶的事。根据德拉拉日后的说法，二○○三年某天夜里，埃米尔．侯赛因引诱她到她父亲的一个有钱的女性亲戚家中。德拉拉表示，在亲戚家中，她被埃米尔．侯赛因下了镇静剂，因此当埃米尔．侯赛因杀死亲戚并且洗劫亲戚家时，她无法反抗。埃米尔．侯赛因恳求说，如果他们被抓，就让德拉拉出面顶罪，因为她只有十七岁，不会被判死刑。埃米尔．侯赛因已经十九岁，他必定要面临死刑。
埃米尔．侯赛因的朋友偷偷把事情告诉德拉拉的父亲。达拉比先生把德拉拉叫到面前，他想知道那个人说的是不是真的。德拉拉承认是真的。她的父亲一气之下，不想再听任何解释，直接报警把他的女儿与她的男朋友带走。往后两个星期，他完全没有德拉拉的消息。然后他得知德拉拉已经坦承犯案。
德拉拉的父亲到狱中看她，问她是否真的杀害亲戚。
「你怎么会这么想？」德拉拉回答说，「我有能力杀人吗？」
与埃米尔．侯赛因的预测相反，当二○○五年二月这个案子开始审理时，德拉拉在案发时的年龄并未让她获得宽大处里。虽然她推翻自己先前的说法，却还是被判处死刑。往后三年，她的律师不断要求再审，而他也找来阿希耶赫到拉什特研究与公开这个案件。
每当德拉拉的父亲向阿希耶赫提起女儿，都忍不住哭泣。如果他能聆听德拉拉的说法，相信那是她男友犯下的罪行，并且从一开始就阻止她为她的男友顶罪就好了。阿希耶赫想看德拉拉的画，原本预期只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少女的作品，但她却看到了杰出而惊悚的景象，其中有许多是德拉拉在狱中完成的作品，她用手指取代画笔，绝大多数是以黑白两色呈现，并且添上显眼的红色。画中的人物骨瘦如柴或蒙上双眼，遭到监禁或面对绞索；他们在黑暗中发出亮光，被阻隔在铁丝网与栏杆之后，他们的脸上满是摧残的模样。德拉拉描绘了死亡、监狱与她对不公义的印象，像她这样的人，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都会被当成天才。
「我可以写一篇关于你女儿的报导，」阿希耶赫对达拉比先生说，「但我更倾向于将你女儿的画作展示给世人。这些画比我的解释更能说明一切。」
二○○六年五月，阿希耶赫接到一通令她困惑的电话。一个住在马什哈德的老朋友读到阿希耶赫关于青少年死刑犯的报导，这个朋友想知道，阿希耶赫是否也报导其他形式的司法处决案件，例如石刑。
石刑是一种古老的伊斯兰刑罚，通常用在通奸者身上，人们会把已婚的妇女与她的爱人埋在坑里，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然后持续朝他们的头部与身体丢掷石块，直到他们死亡为止。显然伊朗刑法并未授权执行这种野蛮的刑罚。事实上，阿希耶赫曾经问过夏迪．萨德尔这类案件，因为夏迪曾经看过某些案子里提到这种刑罚。夏迪向阿希耶赫保证，二○○二年，大法官阿亚图拉沙赫鲁迪已经下令中止石刑。夏迪说，也许有些犯人被判处石刑，但这种是虚有其表的威胁，不可能执行，实际上执行也是非法的。
阿希耶赫向在马什哈德的朋友说明夏迪的解释。那两个人不可能被实施石刑。但朋友坚持阿希耶赫应该亲自来马什哈德看个究竟。
朋友与同事都警告阿希耶赫别管这件事。如果真的有石刑，一定是秘密执行，无论是谁下的命令，必然会想办法隐瞒这件事。但阿希耶赫还是去了马什哈德，而且找到了消息来源。那个人是阿希耶赫待在马什哈德那一年认识的老朋友的邻居。他为革命卫队情报单位工作，而且目睹了一切。
阿希耶赫与一名同事邀请他上他们的车，让他带着他们前往执行石刑的地点。这名卫队成员带着革命卫队情报单位的无线电，每当无线电发出细微的爆裂声时，阿希耶赫就觉得自己的皮肤一阵刺痛。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相信这个人，但之后这个人说话了。这名卫队成员对阿希耶赫说，他原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穆斯林，但那天经历了贝赫什特．雷札公墓的事情后，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了。
被处刑的两个人名叫马布贝赫与阿拔斯。判刑的法官写信给革命卫队的情报单位、省政府、巴斯基与当地的巴士站，表示将在公墓进行一场伊斯兰仪式，希望有人能自愿参与仪式。许多人登记报名，有些人是革命卫队成员与巴斯基，有些人是巴士司机。然而没有人知道要进行什么仪式。
阿拔斯与马布贝赫被带到现场，他们人还活着，身上却穿着寿衣；他们被放进地面已经挖好的坑洞里。但女人的坑洞不够深，她的胸部必须完全被土盖住才行。于是又把她拉上来，把洞挖深一点。
一名在马什哈德担任重要法官的高阶教士向众人吟咏诗句。他告诉大家，他们对这两个人丢掷的每一块石头，都将用来建造他们在天堂的家园。他自己先丢了第一块石头。
阿拔斯默不作声，也许他已经死了，也许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他一息尚存的身体。但女人却哀号着，她说：「请砍下我的头，砍掉我的脚。但不要用石头丢我。」
他们抵达公墓。阿希耶赫的同事蹒跚下了车，在一旁呕吐。卫队成员继续说着故事。他告诉阿希耶赫，他不想参与这件事。法官叫唤他，要他丢石头。他说他的工作是保护群众，他不是自愿者，他不会放弃他的职责。但他心里想的其实是别的事情。这名法官，这名教士，嘴里不断说着真主与先知。但这名卫队成员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真主与这样的先知。
「有石刑的影片。」卫队成员对阿希耶赫说。
「在哪里？」阿希耶赫问道，「无论如何我都要拿到影片。」
卫队成员说：「我有一份拷贝。如果你能保证有国家愿意提供我还有我的家人安全避难所，我就把影片给你。」
阿希耶赫无法做出这样的保证，但她也对这名卫队成员产生恐惧。现在他知道她是谁，也知道她知道这件事。她告诉他她会留意这件事，但她永远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
阿希耶赫很清楚，石刑确实发生了，而且是秘密执行。阿希耶赫拿这件案子去找承审法官，法官拒绝接受访问。阿希耶赫说，没关系，但能不能告诉她，是不是他下的判决？
他是依据法律下的判决，法官回答说。法律不是他制定的，他必须执行法律。
阿希耶赫提醒法官，司法总监曾经下令停止执行石刑。法官露出轻蔑的表情。他解释说，伊斯兰教法是最高的律法，而非司法部。身为法官，他不对任何德黑兰官员负责，而是对伊斯兰教法本身负责。他会自己下决定，不受条约、立法或沙赫鲁迪的政策影响。
阿希耶赫把这段陈述以及其中蕴含的对司法部职权的理解，带回给她在伊斯兰女权社群的朋友。她们先前决定把歧视性的法律做为抗争的重点，但现在她们才理解先前未曾理解的事。她们可以将她们的要求告诉政府，甚至直接向司法总监申诉，或许可以得到聆听与响应。但是，在伊朗体制下，法官都是由接受伊斯兰法学训练的教士出任。最强硬的法官认为他们是向比国会通过的立法位阶还高的伊斯兰教法负责。阿希耶赫不久将会知道，伊朗的宪法与刑法模棱两可，居然同时支持上述观点以及与其相反的观点。
阿希耶赫的所有案子都与律师夏迪．萨德尔进行非正式的合作：阿希耶赫进行研究以及与被告接触，夏迪提供法律建议与辩护。现在，阿希耶赫去找夏迪，告诉她自己在马什哈德知道的一切。她深信石刑确实存在，但她没有档案证据。如果阿希耶赫公开报导这件事，司法部会说她说谎，届时阿希耶赫既无法提出证据，也无法让自己免于报复。那些该为此事负责的人将在她挖掘出更多证据之前设法让她闭嘴。在哈塔米时代，要公开这类故事已经有风险；现在，在强硬派统治的压迫越演越烈以及更加不透明的状况下，做这种事简直是有勇无谋。
同年稍早，阿希耶赫在拉合尔的会议上见到几位巴基斯坦的女权活动分子。她曾与她们提到巴基斯坦的石刑问题，而当时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也有石刑。在巴基斯坦，石刑不是司法惩罚，而是村民们自愿进行的族间血仇（vendetta）。巴基斯坦女性主义者开始透过揭露与谴责来去除石刑。阿希耶赫提议，她与夏迪可以尝试这种做法。她们不会具体谈论个案，只会向民众传达石刑的不当；在此同时，阿希耶赫则继续研究马什哈德的案子，直到可以向大众公布为止。
夏迪欣赏这个想法，她找了第三个伙伴加入，这个人是著名的女性主义前辈，拥有革命运动与伊斯兰左翼的背景。她们三人与另外两名女性共同发起「永远停止石刑」（Stop Stoning Forever）运动，后者因为居住国外，所以可以传播她们的发现与引起国际注意而不用担心风险。
阿希耶赫回忆活动初期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她原本独自投入死刑案件，但现在却逐渐产生影响，拥有了伙伴与更大的目标，在她的身边也有了强大的团结力量。阿希耶赫与伙伴面对的每一件案子都跟过去接触的案子一样悲惨，但在下班后，她们会在晕眩的派对中唱歌跳舞，藉此纾解内心的焦虑与消耗剩余的精力。有一次，她们当中的三人租了一辆巴士，带着她们的孩子前往北部的克拉尔达什特，这是位于马赞德兰省的一处草木葱郁的谷地。她们整个周末都待在阿希耶赫朋友的度假屋里，放松之余也计划着运动的未来。
当一群妇女在足球场外静坐，抗议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时，阿希耶赫与其中一名伙伴也参与其中。伙伴的脚因为警察的攻击而严重受伤。二○○六年六月十二日，当其他团体在德黑兰四月七日广场发起女权示威抗议时，阿希耶赫也前往支持。妇女们面对封锁线与警察，而警察以警棍、胡椒喷雾剂驱赶她们，并且用有色颜料标记她们，让警察能够逮捕脱逃的抗议者。当天有七十人被捕，阿希耶赫不在其中。七十人当中有十四人被以「破坏国家安全」或「危害公共秩序」的罪名判刑。
这段时期与阿希耶赫所知的其他时期一样黑暗，但这段时期也是伊朗妇女运动团结的时期。这场运动就像在花岗岩山腰建立城市一样，注定要经历艰困。四月七日广场抗争之后，有些女权活动分子发起所谓的百万联署运动。她们印制小册子，上面详列歧视女性的法律。活动分子私底下将小册子发放给妇女，向她们解释内容并且收集废止这些法律的联署签名。
阿希耶赫与她的伙伴采取不同的做法，她们的武器是透明化，因此她们的运动仰赖媒体。她们也肩负报导的重担：她们需要确实的证据证明司法部并未遵从中止石刑的命令。
阿希耶赫让参与运动但已经移居国外的伙伴采访自己，在访谈中，阿希耶赫提到她曾听说马什哈德有一起石刑案件，而她正对此进行调查。这个访谈终于引起阿希耶赫希望得到的响应：受害者家人的朋友跟她们连系，他要带她们去见被石头砸死的妇女的子女。
阿希耶赫回到马什哈德寻求完整的故事与相关证据。根据家人的说法，马布贝赫嫁给家暴的丈夫，他不仅把马布贝赫打得头破血流，还带其他女人回家过夜。马布贝赫完全不想嫁给这个男人，是她的父亲坚持把她嫁过去的。她曾经四度尝试与家暴的丈夫离婚，但父亲告诉她，如果她这么做，她将无家可归，因为他不会支持马布贝赫这么做。阿拔斯爱着马布贝赫，于是杀了她的丈夫。在刑求下，马布贝赫被迫承认她与阿拔斯有性关系，因此犯下杀人罪。阿希耶赫无从确定这种说法是否真实，马布贝赫的家人则是予以否认。但这显然是对这两人实施石刑的理由。
马布贝赫的家人给了阿希耶赫两份文件：一份是法院判决书，证实石刑确有其事；另一份是法医报告，证实了死因。阿希耶赫于是在部落格上公布她所知的一切，这则故事没有任何报社敢刊登。司法部长贾马尔．卡里米－拉德召开记者会，他表示，这则石刑故事是谎言。国家媒体散布谣言，说永远停止石刑运动拿了外国的钱，宣传虚构的故事，散布西方对伊斯兰律法的偏见。
技术上来说，石刑并不局限于女性议题上。至少就被指控与已婚妇女发生性行为的男性来说，被施以石刑的状况也不少见。但最终来说，通奸还是属于女性的议题。男性在法律上可以拥有四个妻子与多个情人；女性想要反对，也只拥有有限的救济手段。女性提出离婚的权利与男性并不对等，就算真的离婚成功，她们也会自动丧失七岁以上子女的监护权。已婚妇女如果没有丈夫允许，甚至不能外出工作。拥有情人的女性，将会与她们的情人以犯通奸罪为由而被处以石刑。阿希耶赫与永远停止石刑运动的伙伴希望藉由揭露石刑依然存在，将一连串歧视性的家庭法公诸于世。
永远停止石刑运动的创立者持续接受访谈。阿希耶赫在全国进行游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城市，从监狱到监狱。二○○六年一整个夏天，阿希耶赫只有两个周末与家人共度。阿希耶赫与伙伴发现有十四个人被判处石刑，而且找到他们的家人与律师。夏迪建立一个网络来协助没有律师的石刑受害者，很快地，永远停止石刑运动拥有一个庞大的顾问团。阿希耶赫负责外勤，夏迪负责法务，而第三个伙伴负责活动分子运动。她们无法在国内发表文章，于是就把案例的内容发送到国外，给像国际特赦组织这样的团体，然后这些信息就会像回力镖一样送回到伊朗。
阿希耶赫忙着计划德拉拉．达拉比二○○六年秋天的画展。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到狱中见过德拉拉，也见过德拉拉的法官。不知何故，与之前阿特法赫的法官一样，阿希耶赫觉得这名法官似乎决心处死这名孱弱的女孩。阿希耶赫希望自己能让德拉拉成为一个艺术名人，藉此先发制人，影响法官的决定。
阿希耶赫为德拉拉找到了画廊。这间画廊属于莉莉．戈雷斯坦所有，她是在库德斯坦被地雷炸死的摄影师卡维赫．戈雷斯坦的姊姊。当阿希耶赫与贾瓦德把德拉拉的画拿给莉莉．戈雷斯坦看时，她感到吃惊。她不在乎这些画作的质量，因为她认为这个运动的宗旨很重要，因此她无偿提供空间供画作展出。但莉莉还是对阿希耶赫说，这些画「令人惊艳」。光从画作本身来看，德拉拉的作品值得举办展览。
展出第一天出现了戈雷斯坦画廊从未见过的盛况：五名大使到场，还有大批摄影师、记者与活动分子出现。此次的新闻报导遍及全球。德拉拉的照片，戴着蓝色头巾，目光低垂，指关节顶着嘴唇，露出沉思的模样，出现在远至意大利与布基纳法索的抗议者标语牌上。她展览上的画作也是一样。
画廊墙上贴着德拉拉的声明：「在你面前的画，不是无言的景象与色彩，它们是我们生活上如照片般的痛苦现实。每天，我眼前见到的脸孔，只有墙壁。三年来，我用颜色、形式与言语来捍卫自己。这些画是对我从未犯过的罪行的誓言。在这些色彩带我重回世间之前，我只能从墙的后头向前来观看我的画作的人致意。」2
德拉拉继续在墙的后头待了两年半。然后法官秘密行刑，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任何通知。二○○九年五月一日，德拉拉．达拉比在早上七点打电话回家，若有人听见，她说的最后几句话就是：
「喔，母亲，」德拉拉说道，「我看到刽子手的绞索就在我的面前，他们要处死我了。请救救我。」3
司法部长贾马尔．卡里米－拉德在每周记者会上几乎都会提到阿希耶赫与她的同事，他威胁说，国内某些势力胆敢威胁司法部，这个问题必须处理。阿希耶赫从其他人那里得知，司法部长正伺机逮捕阿希耶赫，因为她的做法触怒了他。如果有任何事或任何人可以让阿希耶赫停手，那就是司法部长；但阿希耶赫还是继续追查石刑案件。
在加兹温省的城市塔克斯坦，贾法尔．基亚尼与他据传的情人莫卡拉梅赫．易卜拉希米因为将近十年前犯下通奸罪而被判石刑，法院直到现在才要执行刑罚。永远停止石刑运动开始行动，以各种方式将她们对这个案子所知的一切公诸于世。终于，阿希耶赫得知石刑遭到中止，这对运动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几天后，阿希耶赫听到别的消息：基亚尼被秘密带往城外的山区，在那里被处以石刑。
阿希耶赫前往当地山区，一名村民为她指出血迹斑斑的石块。她把这些石头收集起来，带回德黑兰做为证物。她拍摄照片与影片，而且采访了当地村民。然后她在城市加兹温稍作停留，当地一名活动分子找她前来，阿希耶赫于是来此与他见面。这个活动分子有一份重要文件：有人偷偷从审理基亚尼案件的法官桌上拿了文件，并且将它扫描下来。扫描的内容存在光盘里，他要求阿希耶赫阅读这份文件，然后销毁光盘。
这份文件是塔克斯坦法官给沙赫鲁迪的信，信中明确反对中止石刑。法官宣称，无论沙赫鲁迪下什么命令，他都不会停止执行石刑，因为伊斯兰律法站在他这一边。此外，法官引用了阿希耶赫从未看过的法律条文；条文授予法官裁量权，法官可以对违反贞洁的罪行处以石刑与一百下鞭刑。凡是认为这些惩罚具有合理性的法官，都可以独立于体制之外实施刑罚。虽然宪法规定，法院必须根据国家法律进行判决；但宪法也规定，如果国家未提供相关法律，法官可以诉诸「伊斯兰来源与可信的教令」。类似的矛盾也出现在刑法典上。塔克斯坦法官最后说道，阿亚图拉沙赫鲁迪也许是司法总监，但在贾法尔．基亚尼的案子上，他毫无置喙余地。
阿希耶赫依照活动分子的嘱咐销毁光盘，但她把光盘的内容记在心里。她现在了解，司法部内部正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有些法官只根据国家的刑法典判决，但另一些法官则超越刑法典之外，引用伊斯兰教法来判决。愈来愈多的基本教义派法官不接受沙赫鲁迪的权威。不幸的是，沙赫鲁迪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只会让他的敌人更加肆无忌惮。
阿希耶赫不愿保持沉默，她在返回德黑兰的出租车上接受德国之声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访谈。她等待结果。但是，几天后，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贾马尔．卡里米－拉德在一场车祸中丧生。阿希耶赫有点难为情地承认，她当时确实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二○○七年春，阿希耶赫收到几个活动分子同事的信。去年在四月七日广场抗争时被捕的五名女性，将在三月四日开庭审判。信上表示，女权活动分子社群必须表现对这些妇女的支持，她们将在法院前面进行沉默抗议。
这些沉默抗议群众才刚在法院聚集，警察就开始抓人。警察粗鲁地抓住阿希耶赫，连大衣都扯破了。被告与她们的律师，包括夏迪．萨德尔，一同走出法庭，也参与抗争；她们也一起被抓。阿希耶赫与其他三十二名女性先被带到沃札拉，这里是道德警察平常使用的监禁中心。抓捕她们的警察也是女性，这些活动分子觉得有机可趁。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你们』，」一名活动分子对女警说道，「为了你们的女儿，你们的侄女、外甥女。你们应该支持我们。」
这些警察与被拘留者突然开始讨论起来。有些女警坦承，她们的确支持妇女运动，对于拘留她们也感到遗憾；有些女警则对着同情的女警大吼，要她们闭嘴。被拘留者被移往埃温监狱，所有的讨论到此结束。
阿希耶赫从眼罩底下可以看到，讯问者手中有厚厚一迭档案。在档案的最顶端，阿希耶赫觉得自己看到了从自己的部落格打印下来的数据。讯问者抱怨，某天她遭到监禁的事引来大量的新闻报导。她能说什么？阿希耶赫不经意地想着，难道这表示她与她的同事很重要？但讯问者说话的语气与内容让阿希耶赫想到别的事。按理她现在不应该待在监狱里。安全部队原本是想持续监视她与其他女权活动分子，追踪她们的网络与活动，最后再一网打尽。但法院外头的抗争行为构成了挑衅，所以她现在才在狱中。
讯问者知道，活动分子计划下个星期在国会前发动一场女权示威活动；他指示阿希耶赫应该取消这场活动。阿希耶赫说，她不可能在监狱里取消活动。讯问者说，阿希耶赫迟早都会出狱。确实如此，阿希耶赫与其他绝大多数犯人都在被捕的五天后获释。只有两个人还关在牢里，她们是永远停止石刑运动的两个伙伴。
所有获释的妇女都收到相同的指示：取消示威抗议。但如果她们这么做，很有可能有些人未能及时收到通知。到场的妇女将受到残暴的镇压，组织者要为此负责。但是，如果她们不取消行动，阿希耶赫很确定她的朋友将会在狱中受苦。
阿希耶赫想了一个办法：她们应该取消示威，但她们也应该在原定时间前往国会，告诉那些误以为示威继续进行的人赶快回家。她们会直接向安全部队表示，她们来这里是为了取消示威。但安全部队依然用警棍殴打她们，阿希耶赫拍了一张活动分子的脚严重瘀青的照片。
剩下的两名犯人于三月十五日获释，其中一名的保释金是二十二万美元，另一名是二十八万美元。两人各自经营的组织都被勒令停止，但不包括永远停止石刑运动。
她们现在知道自己的工作已经受到严密监视，她们的生活也是。阿希耶赫知道自己的电话遭到监听，她的行踪也遭到监控。某天，一名陌生人顺道拜访阿希耶赫的一个邻居；他说他是为了处理保险事宜而来研究车祸报告，他问邻居大楼里的所有家庭与他们的车子。之后他离开，但过了几分钟又按了邻居门铃。他透过对讲机说道：「我忘了问你阿米尼太太的车子。她的车子是哪一辆？」
这个邻居并未告诉他阿希耶赫姓什么，而大楼里的人也只知道她的夫姓，大家都叫她蒙塔泽里太太。
某天傍晚，阿希耶赫独自在家。艾娃在朋友家，贾瓦德去工作。公寓很阴暗。突然间，阿希耶赫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她觉得很想哭，却发不出声音来。她以为自己快死了。她去冲澡，然后检查电子邮件。她看到已经流亡的记者朋友留给她的问候短信。不知何故，她的情感决堤了。她发出剧烈的呜咽声，而且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她的邻居跑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阿希耶赫骗他们说，她有个亲人去世了。
阿希耶赫的电子邮件信箱塞满恐怖的故事，这些故事来自遥远的城镇，来自死囚的亲人与律师，这些死囚已无计可施，而他们听到阿希耶赫所做的一切。阿希耶赫得知塞姆南省有三个人即将遭到处决，她把这件案子交给另一个活动分子团体。但某天早上五点，阿希耶赫还是接到那些死囚律师的电话，他说这些人即将被绞死。就在这个时候，阿希耶赫的手突然麻掉了，她的手动不了。她看着自己的身体，彷佛自己已经灵魂出窍。不久，她整个人又恢复原状。然后，阿希耶赫前往拉什特探望德拉拉的母亲。回程的路上，夜里，她的身体在颤抖，似乎是发烧引起的；这种状况现在每个星期都会发生一次。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发烧，她觉得应该是病毒引起的。她吃了药，但颤抖的现象没有改善。
运动内部出现了麻烦。阿耶希赫的伙伴们飞到了比阿希耶赫还高的高度：她们的国际连结更多，有时也更投入于构建理论上，阿希耶赫认为这只会让她们忽略本业。尽管业务量不断增加，运动内部还是出现了分歧与不合。某天下午，阿希耶赫正在讲电话，她与一名伙伴正在密切讨论，但她却倒下了；电话掉落。她并未昏睡，她可以听到房间里的声音，但她动不了。大约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她一直躺在地上。
阿希耶赫开始觉得头痛：无论吃什么药或接受什么疗法都无法缓解这种头痛欲裂的感觉。阿希耶赫的伙伴没有回复她的电话或电子邮件；她们有很多工作要做，许多绝望的人正仰赖她们。最后，阿希耶赫去看神经科医师。医师怀疑，阿希耶赫可能出现某种神经性休克。除了休息，没有别的治疗方法。每天每夜，她的身体都会颤抖，她不断地发烧。然后有一天，她无法移动她的眼睛、肩膀、脖子。阿希耶赫去了医院。
阿希耶赫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从脑膜炎、艾滋病到疟疾，做了各种检查。阿希耶赫还做了核磁共振与腰椎穿刺。检查结果完全正常，但她的头痛以及现在连眼睛也开始的疼痛已变得难以忍受。她觉得自己的眼睛好像要从头骨蹦出来。但医院不能收治她，因为根据检查结果，她很健康。急诊科医师说，也许她该去看眼科。她既愤怒又怀疑地离开医院。第二天早上，阿希耶赫醒来时，发现自己完全看不见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