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希耶赫的眼睛看起来就像两颗红色灯泡，彷佛她的眼睑外翻肿大成葡萄的大小。她去看了非常有名的眼科教授，他也说没有问题。阿希耶赫快被逼疯了，她问道，她已经看不见了，为什么眼科医师还说她很正常？
「孩子，」教授说道，「我可以检查你的眼睛，但出问题的不是你的眼睛。」
阿希耶赫去看了德黑兰最顶尖的神经科医师，他确认了第一个神经科医师的说法：心理性的因素引发身体休克，因而导致神经系统的震荡。她的症状极为罕见，一百万人中会有一个例子像她那样，在极度压力下产生这样的反应。然而，当医师了解阿希耶赫的工作性质后，他相信他的诊断是正确的。医师开了高剂量的可体松帮阿希耶赫消肿，这种药物使阿希耶赫的记忆减退、心智迟钝。有时当她走出家门，居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阿希耶赫脑袋变得不清楚，失去活力，而且对于永远停止石刑运动感到厌倦。她无法与夏迪沟通。但阿希耶赫连络上运动在蒙特娄的联系人，在国际组织的保护下，运动最近开始在当地运作。对方要阿希耶赫放轻松；没有她的话，这个运动无法继续下去。
然而事实上，整个情势早已翻转。阿希耶赫生病期间，她的同事解散了伊朗的永远停止石刑运动，并将其并入以蒙特娄为据点的组织。就这样，阿希耶赫建立的一切完全消失。她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是谁从中搞鬼。
阿希耶赫逐渐恢复健康，之后她受到情报部的传唤。讯问者很清楚运动的事，情报部探员曾经闯入她的办公室搜索档案。讯问者询问她的健康，特别是她的眼睛，彷佛想让她知道，他对她的事无所不知。在阿希耶赫看来，就连她的身体也遭到恶意的检视。但情报部最想知道的还是阿希耶赫协助组织的市民社会活动分子网络。
阿希耶赫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几个月。她失去了永远停止石刑运动、工作、朋友，有一段时间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身体与心灵；最先恢复原状的是最后两者，她的眼睛消肿了。二○○九年三月，阿希耶赫的身体状况已经可以让她前往纽约，向联合国的分支团体发表青少年死刑犯的演说。然而，当阿希耶赫想到死刑犯的家人将黯淡而脆弱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而她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解释运动已经瓦解时，阿希耶赫开始陷入沮丧。
阿希耶赫曾对讯问者念了一首诗：「我对你说过无数次／『别带着枪进入我的梦中』。」她还给一位在美国的外籍朋友写了一封感人的信，信中谈到人权工作者需要接受培训、咨询与休息时间，而她之前从未想过这些事。这位朋友将阿希耶赫的信翻译后发布在英语网站 Iranian.com 上，她还附上阿希耶赫眼睛的照片，只见令人吃惊的红色突起物塞在眼窝里，但这与阿希耶赫的医师当初看到的状况相比已是小巫见大巫。
其他国家的人权工作者是否更有准备、训练更充分？阿希耶赫不知道。但阿希耶赫无法想象有哪个地方会比伊朗的情况还要更混乱。她曾在信里反省，认为自己过去与研究主题纠缠太深。德拉拉、阿特法赫以及其他人不断出现在她的梦中。她与母亲们一起坐在绞死她们儿子的绞刑架旁。她没有模范、导师或手册可以遵循，如果有的话，就能警告她保持距离或提醒她再这样下去也许会崩溃。
「真相是，我们是在一座遥远的岛屿上工作着，」阿希耶赫写道，「我们只身一人。当我用疼痛的双眼盯着天花板两个月后，我才了解这一点。」
(1)穆拉：指受过伊斯兰神学与伊斯兰教法教育的人。在大多数的伊斯兰世界，地区的伊斯兰教士与清真寺领导者，都会被称为穆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