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庞大运动的顺从者、追随者、灵魂奴隶、应声虫，都无法满足独裁者，除非自由人与极少数的独立人士也开始谄媚他与他的农奴，独裁者才会感到满意。为了让自己的信条成为普世真理，独裁者会让国家将不一致列为犯罪。
——史蒂芬．褚威格，《异端的权利》
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这个主动接近夏赫拉姆与鲁兹贝赫的年轻人，看起来有自杀倾向且孤独无助，实际上他这么做都是为了诱骗夏赫拉姆与鲁兹贝赫自投罗网。现在，法兹里内贾德已成为强硬派司法部充分承认的宣传者；他除了为革命卫队的法尔斯通讯社工作，也为隶属于最高领袖的《宇宙报》写稿。
二○○九年六月初，法兹里内贾德在《宇宙报》发表了爆炸性的五篇系列文章1。他的文章标题是〈穆罕默德．哈塔米的天鹅绒政变任务〉，文章声称揭露了精心策画的国际阴谋，这个阴谋企图以「市民社会」这个恶毒力量来推翻伊斯兰共和国。法兹里内贾德认为，当前的不安乃是西方阴谋长期计划下的结果。
法兹里内贾德用改革派的语言来攻击改革派，他用几颗事实的种子栽种出满园的幻想果树：学术交流成了与西方哲学家的秘密会议，而这些西方哲学家只是幌子，他们真实的身分是特务；市民社会的发展理论成了围困与颠覆革命国家的阴谋。耐人寻味的是，法兹里内贾德从这个假定推演出，市民机构、独立媒体与选民参与不可避免将授予世俗化力量，因此这些事物本质上具有颠覆性，必须予以禁止。根据这种观点，威权主义乃是伊斯兰政权的本质，而威权措施是唯一能保护伊斯兰政权的手段。
法兹里内贾德认为「天鹅绒政变」阴谋的源头是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这两个单位透过位于美国、英国与德国的智库进行运作。早在一九八八年，这些外国情报单位已经与流亡海外的伊朗保皇党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连手，驱使《地平线》圈子与战略研究中心在伊朗境内执行他们的命令。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负责将世俗主义灌输到思想领域，侯赛因．巴什里耶赫则以「政治发展」为掩护，有系统地阐述政治策略。他们招募了一批政治人员，包括扎伊尔德．哈贾瑞安、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穆赫辛．卡迪瓦，当然，还有担任行动先锋的穆罕默德．哈塔米。
一旦这些阴谋者成功让哈塔米上位，他们就开始推动城市与地方议会选举，表面上是要建立「参与式民主」与「市民社会文化」，实际上却是要没收地方资源，「将世俗主义散布到社会与文化各个层次」。然后，在巴什里耶赫的坚持下，改革派主导的内政部拨款资助「市民机构」或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将成为有能力推翻政权的颠覆性社会力量。
然而，不知何故，法兹里内贾德并未详细说明二○○一年改革派计划失败的事。美国中情局在关切下派遣探员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伯玛斯到伊朗「评估美国『转向民主』计划的状况」。事实上，哈伯玛斯确实在二○○二年受到改革派人士的邀请前往伊朗2。他的演讲吸引了大批群众，而伊朗人也热切地与他讨论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地位。法兹里内贾德在文章里描述哈伯玛斯来伊朗是为了向卡迪瓦、哈贾瑞安与其他人传达指令。哈伯玛斯建议改革派人士建立民主机构，特别是在大学与政党内部，而且要「做好进行公民斗争的准备」。当然，改革派人士依照哈伯玛斯的吩咐进行。但是，改革派在二○○三年输掉市议会选举，接着又在二○○四年输掉国会选举，他们的「市民社会」计划因此陷入混乱。
就在此时，西方派出第二位「安全与情报理论家」。法兹里内贾德写道，已故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察．罗蒂「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事实上，他是美国中情局思想领域秘密行动最老牌的领导人，曾经在一九五○年代主持一个名叫『知识分子肮脏战争』的计划」［事实上，一九五○年代，罗蒂仍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可能性的概念》］。法兹里内贾德声称，二○○四年六月，当罗蒂访问德黑兰时，他要改革派人士放弃地方层级的辩论与关切。改革派人士唯有「完全仰赖美国传统与遵循实用主义哲学才能达成目标」。与哈伯玛斯一样，罗蒂建议改革派人士组织「民主机构」，在危机时刻可以发挥功效，建立美国式的民主。
但阴谋者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到了二○○四年秋天才出现。根据法兹里内贾德的说法，澳洲政治理论家约翰．基恩是「英国军情六处的大脑」与「主钥」。基恩是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作品《民主与市民社会》的作者，他显然是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共产主义崩溃的幕后推手。法兹里内贾德表示，西方政治哲学字典废弃「市民社会」一词已有一百三十年，但基恩的作品又让这个词汇重新回到西方政治哲学字典中，而且基恩重新想象这个词汇，使其具有「好战」的意涵。基恩也是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耗资九亿美元的秘密计划的探员，负责渗透与颠覆什叶派宗教机构与社群，企图让伊斯兰教完全丧失政治地位。法兹里内贾德提到，这个计划记录在前美国中情局探员麦可．布兰特的作品《一个分裂与毁灭神学的计划》中。但这本书似乎只存在于一个名叫里亚卡特．拉札的人用乌尔都语写的部落格文章里，这位拉札宣称布兰特是「前美国中情局局长鲍勃．伍德华的左右手〔原文如此〕」。
基恩曾于二○○四年访问德黑兰。法兹里内贾德表示，当时，巴什里耶赫与索鲁什才刚结束与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兹以及「五角大厦战略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当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家）的重要会议，福山告诉他们，伊朗人要扮演让伊朗「波兰化」的角色。基恩与哈贾瑞安见面，指示他进行「软颠覆」并且告诉他最近期的「民主化模式」。基恩也建议改革派政府补助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与市民机构，以此来挑战政权，最终以天鹅绒政变来推翻政权。
法兹里内贾德把乔治．索罗斯与美国国会也牵扯到这个阴谋里，但这里头的坏人不是只有美国人或英国人。根据法兹里内贾德的说法，一名有伊朗血统的荷兰国会议员指示希林．伊巴迪将女权运动与民权策略挂勾。伊朗的女性主义者发起百万联署运动正是源自于荷兰人拟定的计划，「这项运动公然在伊朗赤裸裸地推动与宣传卖淫」（法兹里内贾德之后直接将百万联署运动等同于「推广卖淫运动」）。
法兹里内贾德告诉读者，「针对第十届总统大选进行的绿色政变计划」有着多样的层次与复杂性，其中的策略与情报他无法一一加以厘清。但到了最后阶段，改革派动员了米尔．侯赛因．穆萨维（「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隐藏了这么久」），穆萨维在与英国大使会面后敲定了「令人屏息的选战活动」，并且宣布他将发起公民斗争。
在仔细分析公民斗争时，法兹里内贾德的语气变得拐弯抹角而含糊。败选的总统候选人计划引发一场正当性的危机。有组织与受过训练的市民社会间谍将走上街头，「到处破坏、发起恐怖行动与引发危机」，而且刻意造成原本不会那么严重的骚乱。法兹里内贾德认为，在伊朗，街头并不存在社会群众，上街的都是受过训练的颠覆分子，他们企图「瘫痪国家的神经系统」，导致政权的崩溃。
在法兹里内贾德的描述中，穆萨维推动了公民斗争，但背后的关键人物其实是哈塔米。法兹里内贾德提供了哈塔米访问世界各国的行程，其中令人怀疑的是，在二○○九年选战期间，这位前总统几乎一直待在国外。或许最启人疑窦的是，哈塔米访问突尼西亚的时候，美国总统巴拉克．欧巴马也抵达埃及，这两个国家都位于北非。在二○○九年六月十四日的声明中，哈塔米恶意地「使用示威抗议、公民抗争这类词汇达七次之多」。
法兹里内贾德的文章只是司法部对付改革派领袖的前菜。二○○九年八月一日，德黑兰革命法院以电视播送审判实况，只见礼堂里满满都是被告。好几排前任高级官员穿着囚服，他们的脸色泛黄，眼窝凹陷，在他们旁边站着穿制服的男子。一开始，众人先聆听检察官长达二十五页的起诉书，然后再聆听被告自己陈述认罪内容。
穆罕默德．阿里．阿卜塔希外观的退化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昔日矮胖而面带微笑的教士，现在却被剥夺了教士身分，阿卜塔希的身躯瘦了一半，整张脸很憔悴，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额头上挂着斗大的汗珠，满脸的疑惑。然而，真正让审判过程进入高潮的是扎伊尔德．哈贾瑞安的认罪内容，让人感到恐惧，又觉得荒谬。
哈贾瑞安病得很重，无法当众宣读，一名年轻的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成员，同时也是犯人，负责为哈贾瑞安念出强迫认罪的内容。认罪书一共六页，全文由法尔斯通讯社对外发布3。在认罪书中，哈贾瑞安表明放弃马克斯．韦伯的家产制理论，他现在知道这个理论无法适用在伊斯兰共和国。哈贾瑞安表示，韦伯的理论是用来描述「民众被当成臣民而且被剥夺一切公民权利」的国家。这位脊椎还卡着子弹的政治理论家在胁迫下承认伊朗显然不属于这种国家。
哈贾瑞安指出：伊斯兰共和国是一种革命体制，韦伯并未讨论到这种体制。伊朗政权举行选举，「其正当性的来源在于期望有一天失踪的第十二伊玛目能够回归」；韦伯并未解释这类细节，这意味着他的架构对伊朗来说毫无意义。哈贾瑞安因为无知而一度「盲目地陷入这些误导的理论的陷阱中」；现在他懂了，于是他道歉。
哈贾瑞安又说：他很后悔自己不加批判地散布这些西方社会学家的观念，包括马克斯．韦伯在内。第十届总统大选之后，「我们现在知道，许多这些观念引发的抗争威胁到国家的团结」。哈伯玛斯与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观念要负最大的责任。哈贾瑞安充满歉意地写道：「人文学科的理论包含了意识形态武器，可以转变成用来对抗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战略与战术。」
检察长扎伊尔德．莫塔札维提出的指控，将危险的西方观念与外国的阴谋连结在一起，这种手法就跟法兹里内贾德的文章一样4。莫塔札维的副手宣读起诉书，一开始是长篇引用他们宣称已经捕获的间谍的认罪书，然后所有的起诉内容完全围绕在这名间谍的供词上。
根据起诉书的说法，这名间谍向检察机关详细说明了法兹里内贾德曾经描述过的复杂阴谋结构。这些阴谋者包括开放社会研究所、洛克斐勒研究所、福特基金会、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自由之家、外交关系协会、德国外交关系协会与英格兰的民主研究中心（由约翰．基恩主持）。荷兰的人道主义发展合作研究所支持妇女运动，而哈佛大学的伯克曼因特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则支持伊朗的部落客。
不意外地，检察机关把矛头指向吉恩．夏普的作品，夏普是一位年迈的美国非暴力斗争理论家，在全世界「天鹅绒」革命的场景中，都可以看到他谈论公民抵抗独裁制度的小册子的踪影。根据起诉书的说法，这些革命也是美国特务的杰作。副检察长阴沉地说，夏普手册中提到的一百九十八个步骤，伊朗已经执行超过一百个。他们宣称的间谍表示，套用在伊朗的模式来自乔治亚、波兰、捷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乌克兰与吉尔吉斯。然而克罗地亚并未发生这类革命，把克罗地亚涵盖进来充分显示这个消息来源或检察长对于世界的走向一无所知。
这位宣称的间谍提到，天鹅绒政变总是依照单一的计划进行。大约在总统大选前两年开始准备，外国阴谋者挑选他们要的候选人。然后，「他们会投资大量人力、物力在候选人身上，例如让候选人的支持者透过类似金字塔结构的商业模式网络来教育民众（这种做法已经证明在选战中可以有效地吸引支持者）」。如果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输了，他们会提出选举舞弊的主张，要求在外国观察者参与下重新举办大选。起诉书暗示，外国观察者的介入是为了确保他们选择的候选人能够胜选。
起诉书指出，伊朗的通敌者网络，包括了夏迪．萨德尔与希林．伊巴迪，以及以纽约为据点的人权研究者哈迪．加埃米，加埃米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人权观察工作，还有如今正在流亡的前学生活动分子阿里．阿夫夏里。当然，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特务是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他的任务是瓦解伊朗对西化的抵抗，攻击伊斯兰共和国的神圣支柱，例如「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与政教合一。
副检察长宣称，索鲁什与其他宗教知识分子「逐渐把目标对准革命的文化基础并且开始摧毁这些基础。他们的思想讨论明显训练不足而且充满思想上的专断，而他们却故意隐瞒这一点」。一旦建立起了思想基础，这些阴谋者便开始成立非政府组织形式的机构。然后，他们会将这些机构串连成一个网络。
改革派政党扮演的角色尤为恶毒。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的政纲居然大胆描述伊斯兰共和国是专制与反民主，而且鼓吹改革派人士争取进入每个民选机构，从国会、市议会到专家会议。起诉书引用了参与阵线政纲的一句话：「当整个政治体制面临威胁的时候，民选的领导人有能力利用这种危机来巩固民主体制，并且取得更多的协商权力。」然后政纲以一种可能出自修辞的语气问道：「这句话听起来跟叛国有什么不同吗？」检察机关也引用不具名的消息来源，宣称参与阵线在伊斯法罕与阿拉克的分支机构曾经对党员进行意见调查，如果美国人入侵伊朗，他们是否愿意把最高领袖交给美国人。
于是，一个愤世嫉俗与背信弃义的阴谋便围绕着第十届总统大选展开了。副检察长大量引用聚集在法庭上的被告在狱中的自白，尤其是阿卜塔希与塔吉札德赫。副检察长表示，这些阴谋者很清楚这次选举并没有出现舞弊，但他们早在选举之前就已经计划要让民众对选举制度丧失信心。因此，改革派人士伪造了一封由内政部官员写的信，想在选举日前引起关注。副检察长引用塔吉札德赫在狱中的口供，塔吉札德赫表示，在选举日当晚，他的数字与官方的数字吻合：「我从未说过发生选举舞弊。他们提出的指控跟我没有关系，我并未涉入此事，然而既然我的党发出这样的声明，那么我也应该受罚。」
起诉书宣称，选后的「非法集会」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这些集会由这些被告组织，包括那些在抗争之前就已经被逮捕的人在内。他们也预先计划向外国媒体散布残暴镇压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的照片与影片。副检察长表示：「这些照片与影片显示出许多伊朗国内民众的痛苦脸庞，让观看者以为煽动者就是这些上街抗议选举的伊朗民众。」
副检察长宣称，庆幸的是，伊朗安全部队早一步破获恐怖分子的阴谋，这些美国派来的人员计划在投票所放置炸弹。然而混乱已经传布出去。阴谋者自制手榴弹，并且穿上偷来的革命卫队制服引爆手榴弹。著名的人权律师在办公室里偷偷存放武器与毒品。巩固办公室与其他学生叛乱分子攻击自己的宿舍以引发民众同情。副检察长对于学生宿舍遇袭的受害者无耻地流下鳄鱼的眼泪：「从报告以及被殴打与受伤躺在医院的人数可以看出，这场破坏与暴动的计划者与行动者为了实现目的，不惜牺牲这片土地上的无辜孩子。」
起诉书完全是依据这名宣称的间谍的陈述撰写的，然而这份陈述其实来自几个运气不佳的犯人自白。其中最主要的犯人是一个深具企图心的年轻部落客，他曾经历过一连串耐人寻味的转变。侯赛因．德拉赫尚在艾哈迈迪内贾德第一次担任总统时从伊朗移民加拿大，他热心自我推销，努力向美国媒体宣传自己，而且经常宣称自己是伊朗部落格文化的引进者。他在初期的部落格文章中自称是无神论者，而且公开支持伊朗成立世俗政府。西方的朋友与同事记得他是一个极度追求美食与享受生活的人，对于名声有着强烈的渴望。
德拉赫尚日后解释，他在哈塔米主政时期支持改革主义，其实是一种青春期叛逆的表现。德拉赫尚出身富有的保守派家庭，与政权关系亲近。他表示，他在移民加拿大之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体验以及对美国小布什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反感促使他反对改革。德拉赫尚认为，伊朗的改革派对新保守派提供协助与施惠，这些人已经被启蒙理性腐化了。德拉赫尚支持后殖民理论与爱德华．扎伊尔德、贾克．德希达以及茱蒂丝．巴特勒的作品。当德拉赫尚支持强硬派对伊斯兰共和国的辩护并且开始撰文赞扬艾哈迈迪内贾德，呆板地模仿伊朗官方的说法与抨击改革派分子以及人权分子时，他先前的朋友与同事都认为他别有用心。
德拉赫尚后来在公众面前做了一件鲁莽而思虑不周的事，他在二○○六年初以及二○○七年两度前往以色列，此举公然违反伊朗的禁令，尽管如此，此时仍无法看出德拉赫尚政治立场的变化。德拉赫尚说他进行的是独立的外交任务。他希望影响以色列的舆论，使以色列民众反对与伊朗开战，同时也藉此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喜欢成为短暂的目光焦点，并且穿着印有「我·伊朗」字样的T恤在特拉维夫街头摆出各种姿势拍照。
二○○八年，德拉赫尚一回到伊朗就随即遭到逮捕。讯问他的人就跟他之前的改革派朋友一样，完全不相信他已经改变立场。讯问者认为德拉赫尚是受到摩萨德(1)或美国中情局的指示，企图渗透伊朗政权。德拉赫尚日后表示，做为一名忠实的臣民，他返国时已准备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预期自己违反旅行禁令应该会被判三年。然而，德拉赫尚最后被判处两个死刑与将近二十年的刑期。他说，他就像一名遭己方空军误击的士兵（二○一四年年底，哈梅内意赦免了德拉赫尚）。
德拉赫尚日后坚称，每当有人提到检察机关是根据他的说词来起诉改革派领袖时，他都会痛苦地觉得自己遭到利用。然而，他这么说也可能是为了撇清责任。这些说词出自德拉赫尚于二○○八年十二月被要求写下的分析，他当时解释了改革派的观念与行动如何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他从未想过要勾勒一个由美国中情局主导的阴谋，也从未言之凿凿地表示自己目睹了一切。无论如何，在德拉赫尚写下供词时，伊朗总统大选还有六个月才举行，穆萨维甚至还没宣布参选。
帕亚姆．法兹里内贾德在《宇宙报》发表的文章纯属幻想，而且如约翰．基恩响应时指出的，这些文章提到的叛国阴谋有可能涉及诽谤。法兹里内贾德很可能是在牢里获取了强硬派的观点，而这也为他的文章的恶毒更添几分感染力。法兹里内贾德的主题激励了检察机关正式起诉改革派领导阶层，显示这些文章的叙事并非出于偶然或只是权宜之计。这些文章确实反映强硬派人士内心的预期，呈现出他们根深柢固的想法，因此不能说完全没有合理的成分。
大家经常说，即使是偏执狂也有敌人，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来说确实是如此。或许伊朗安全体制希望面对的是一个简单的敌人，例如像牵线木偶那样被外国操控的伊朗国内异议派系与公民活动分子。当然，如果光靠举办专题讨论与寄支票给改革派政治人物与市民社会团体就能推翻伊斯兰共和国，那么华府早就动手了。伊朗具有一种强烈不想受到外国干预的精神特质，而这种精神特质不只局限在保守派身上。当美国总统小布什打算拨款资助伊朗反对派人士时，伊朗反对派人士对此感到惊恐并予以拒绝。除了强迫认罪，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伊斯兰共和国会有人与外国勾结。
伊斯兰共和国畏惧的事物，其实已经存在于共和国内部。伊朗改革运动的确借用了韦伯、哈伯玛斯与罗蒂的观念，但改革运动的意识形态却是自己形成的，他们与真主党支持者一样是革命本身的产物。改革派理论家面对伊朗独特政治制度造成的策略难题，必须公然与之进行争论，在这方面，外国人无法为他们出谋画策。西方没有任何哲学家或情报头子能像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与扎伊尔德．哈贾瑞安那样有能力走出这个迷宫，或愿意投入心力解决这个难题。
塔吉札德赫与哈贾瑞安以及其他跟他们一样的人，相信伊斯兰共和国是动态的而且具有响应能力，能够摆脱专制。但哈梅内意对于什么是伊斯兰共和国核心与什么不是有不同的看法。
前后总共有五次公开审判，因此有五份起诉书。第二份起诉书比第一份起诉书更清楚揭橥政权的自我定义5。起诉书提到，外国人有几个恶毒的目标，例如「揭露违反人权的案件」，训练记者「收集与分析信息」，「创设网站，为举行大选而进行训练，呈现完整的二○○九年总统候选人信息」。选后，美国间谍又提供软件与服务器让伊朗民众能够规避政府的网络控制。起诉书显然相信聆听者会认为由政权来保护真正的国家利益是不证自明的事，这些保护措施包括审查报刊、控制网络、隐匿人权侵害的案件以及破坏选举过程。
往后一年半的时间，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一直不甘于沉默。这位前总理定期向追随者发表声明，而他的主张也越来越鲜明而具说服力。穆萨维不是改革运动的一员，他不会使用社会学的词汇，也没有掌权的苦涩经验。穆萨维的用语简单并强调精神面，重视道德而带有浓厚的怀旧情绪。他把阿亚图拉何梅尼说成是已逝的父亲，虽然何梅尼的身影逐渐隐没在儿子身后，但他智慧的光芒却更加凸显。伊斯兰共和国一切的善良与正义，包括穆萨维自身的良好特质，全源自于伊玛目何梅尼，尽管相反的状况也有可能是真的。革命最好的意图已经走偏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对穆萨维来说，绿色运动的目标在于重新恢复失落的纯洁。关于这一点，穆萨维无论在表达上还是情感上都呼应着沙里亚蒂。沙里亚蒂在一九七○年代曾经告诫伊朗人要找回从未存在的过去，要「回归」充满渴望的自我。穆萨维在九月底表示，「我们需要伊斯兰共和国，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这也呼应了何梅尼革命时说的话6。穆萨维指出，即使选举不如人意，何梅尼依然尊重选举结果。当何梅尼得知他支持的候选人在伊斯法罕败选时，他微笑说：「没问题，就让他们拿走伊斯法罕吧。」7穆萨维口中的何梅尼要求政治人物做到诚信，而且要尊敬民众。当政府的三个分支单位被迫要揭露伊朗门事件时，穆萨维告诫它们：「绝对不要做无法向民众解释的事。」8这个国家的创建者受到两次亵渎，第一次是受到外国人误解，第二次且严重程度不下于第一次则是强硬派恣意压迫民众，却想象何梅尼会赞许他们的行径。
穆萨维坚持，伊朗民众想得到尊重，也值得受到尊重。他说：「一个伟大的国家不能容忍结果总是一成不变的堕落选举。当一个国家变得伟大时，公仆就不能再告诉民众该吃什么、该去哪里、该选举谁、该信任谁或信任什么。」伊朗民众希望得到健全的经济管理。他们不想要一个会攻击要求薪资的劳工或攻击要求权利的妇女的国家。穆萨维说道：「这里的绝大多数民众都『喜欢』彼此。他们不想被区分成真主党与魔鬼党，也不想被区别成一边是人类，一边是尘垢与牲畜。」9
穆萨维要求政权释放政治犯、报刊解禁、允许成立政党与示威游行、修改选举法以及让总统有权有责。这些要求都写入绿色运动的宪章中，而且也将绿色运动定义成民权运动。国外五名受敬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签名支持穆萨维的主张，而且增加了额外的要求：大学、神学院与军队独立于政治，各层级的法官与领导人民选产生。签名的人包括阿克巴尔．甘吉与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
穆萨维对政权提出的是基本的要求，他对追随者的要求也是普世的基准。在十月声明中，穆萨维思索被压迫者的尊严，这篇文章堪称世界抵抗文学的经典10。穆萨维提醒他的追随者，国家的形式结构只占现实的一小部分。伊朗人民的生活赋予这些结构意义与实质。象征可以强加在人民身上，但意义是不可让渡的。
穆萨维表示：「表层结构可以逮捕革命之子，把他们当成罪犯囚禁起来，让他们穿上羞辱的衣物，但民众可以看着这些景象并且感到自豪，而且从这些影像中创造出英雄。谁是这场对峙的赢家？……表层结构可以对这些家庭判刑使其陷入孤立，而民众可以拥抱这些家庭。说真的，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
藉由道德与思想正直的力量，伊朗民众即使无法纠正国家政治生活的外在结构，至少可以纠正内在的实质。而他们确实做到这一点。穆萨维说：「过去几个月，我们并未打破外在秩序，而是靠着改变意义而改变了社会。一旦我们可以在每个状况下指出方向，就不需要打破秩序。」因此，穆萨维对未来寄予希望。他指出：「有这么多国家的民众未选择行使这项权力，他们选择把权力交给强有力的人。他们无法成为他们的社会的领导者，但我们会。」
二○一一年二月，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与妻子札赫拉．拉赫纳瓦尔德位于巴斯德街的家成了监狱，屋子的门窗被焊死，房屋周围装设了泛光灯、摄影机与监视器。根据二○一三年路透社的一篇报导，当局拆除了屋内所有门把，这对夫妻因此丧失了隐私，他们还没收了个人文件、艺术品、电话、收音机与计算机11。穆萨维与拉赫纳瓦尔德只有在很罕见的状况下才能阅读报纸或使用书房。他们几乎没有新鲜空气，拉赫纳瓦尔德因此出现了呼吸问题，于是穆萨维用拳头打破了一扇窗户。
亲近穆萨维家的人士告诉路透社，住进这对夫妇家中的警卫态度恶劣且粗暴。穆萨维的健康状况不佳，他曾因为血液循环问题数次住进医院。到了二○一三年春天，穆萨维体重少了二十六磅，而拉赫纳瓦尔德少了三十七磅。
梅赫迪．卡鲁比的家没有安全可言。在二○一○年的访谈中，他做了计算：「最近连续五天，每天都有人朝我家扔石头与手榴弹。我们的邻居吓坏了，他们的财产遭到烧毁与破坏。」卡鲁比思索，他预期这种状况不会改善。「但我关心的是伊斯兰，我担心这些人以伊斯兰为名攻击与骚扰民众，将在世人面前严重损害我们的宗教。」卡鲁比不会停止捍卫伊朗政治犯。他坚持说：「我将表明，他们在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在监禁中心性侵犯人，而他们仍在监狱以残暴的方式刑求异议人士。」12
二○一一年，卡鲁比也遭受软禁，他被安置在情报部位于德黑兰中区的安全屋里。卡鲁比同样因为缺乏新鲜空气而萎靡不振。这三名反对派领袖从未被指控任何罪名，更不用说被法院判刑。但有传言说，除非他们公开悔过，否则他们不会获得释放。
穆萨维不再对外发表声明。起初他做的是推荐书籍，而这些书传达了讯息。第一本书是《绑架新闻》，加布列．贾西亚．马奎斯在书中描述接二连三有名人遭哥伦比亚贩毒集团绑架。这本书很快在伊朗贩卖一空，因为穆萨维的支持者想在这本书中探索相关的意义。第二本书内容晦涩却很容易引起共鸣，史蒂芬．褚威格在书中描述一名十六世纪的神学家挑战约翰．卡尔文；这本书的书名叫《异端的权利》。
褚威格是奥地利犹太人，希特勒掌权后不久，他于一九三四年逃离欧洲。褚威格在一九三六年出版《异端的权利》。六年后，他与妻子在巴西自杀，他在自杀的字条上写着：「我自己的语言世界已经从我身边消失，我的灵魂故乡欧洲已经毁灭了自己。」13在褚威格的作品中，《异端的权利》少为人知，英译本几乎马上就绝版了。作者大概怎么都想不到这本书居然在伊朗找到了第二春，一九九七年，波斯文译本在伊朗出版。
《异端的权利》把约翰．卡尔文描绘成一个残酷的神权主义者，他在日内瓦施行沉闷无趣的禁欲主义，要求每个人都要像奴隶一般顺从他的神学，而且以冷酷而自以为正义的狂热进行个人仇杀。褚威格书中的主人翁是一名异议神学家与人文主义者名叫塞巴斯汀．卡斯特留，当卡尔文将一名异端连同其作品一起焚烧时，卡斯特留提出反对。卡斯特留坚持，国家无权主宰人的内在生活：「把一个人活活烧死，无法捍卫教义，只是杀死了一个人。」14宽容而非迫害，才是基督徒对于异议人士的适当响应。卡斯特留写道：「当我思索异端究竟是什么时，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在与我们的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都是异端。」15
面对大家对他的异端政策的批评，卡尔文的做法是，将阴谋者的罪名扣在对方头上，然后刑求政治反对派领袖，直到他们承认阴谋推翻他为止。卡斯特留是知识分子而非政治人物，当卡尔文诽谤他时，他不做反驳。卡斯特留是自然死亡，如果他再活久一点，很可能被当成异端处以火刑。褚威格写道：「专制君主永远的悲剧是，他们总是害怕拥有独立心智的人，即使这些人被解除武装与被噤声。事实上，被击溃的对手就算什么话也不说，光是拒绝成为暴君的逢迎者与奴仆这件事，就足以让他的持续存在成为暴君愤怒的根源。」16
二○○九年八月，阿亚图拉哈梅内意抨击社会科学。在向大学的学生与教职员演说时，最高领袖表示这些研究领域造成了怀疑、不确定性与世俗主义：「许多人文学科根据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以及对真主与伊斯兰教的不信仰。」17教导这些学科将导致信仰的丧失。思想正确的思想家应重新检讨国内的大学课程。
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做出回应，他表示：「神权主义者希望人文学科以真主的意旨、精神与其他宗教内部教义的概念来解释人类与社会，一旦人文学科无法符合神权主义者的期待，神权主义者与伊斯兰学者（ulema）便嫌恶人文学科。」18这个问题早在文化大革命时就已经出现，而索鲁什对此有着亲身体验。当时，对于人文学科的怀疑源自于意识形态的僵化、无知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深受伊朗大学生欢迎的恐惧。如今，要求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伊斯兰化则具有较直接的政治意涵。索鲁什猜测，对哈梅内意来说，世俗化的政治科学「距离世俗政治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有人质疑他，索鲁什就会举遭受公开审判的扎伊尔德．哈贾瑞安为例。
教士在一九八○年代想让学院知识伊斯兰化的企图最后以失败告终。但索鲁什建议，如果哈梅内意想再次成立伊斯兰社会科学，那么伊朗的知识分子不应该阻拦。相反地，他们应该鼓励最高领袖派出最优秀的人进行这项计划，让这些人埋首于这些知识领域中，这样他们也许就能「见识到从观察、数学、批评、反省、直觉、运气与机缘的子宫中痛苦孕生出知识的过程，这样他们才不会冒进或只想不劳而获」。然而，当他们完成工作，他们应该大胆地将他们的观念与世俗理性产生的观念做比较，以此来衡量他们的观念是否成功，而这两种知识形式也能「互相砥砺」。
对于这些「创建伊斯兰社会科学」的朋友，索鲁什只想提醒他们一句话。他们在进行计划时将遭遇不可解决的循环论证，因为他们想从《古兰经》提取出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工具本身就是世俗的。举例来说，如果没有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学，他们几乎无法研究阿拉伯人的历史与文化，而不了解阿拉伯人，他们就无法了解《古兰经》。索鲁什强调，世俗的人文科学绝非「徒劳而毫无生产力」，它们是「解开宗教知识必要的黄金钥匙。」
大选以来，这已经不是索鲁什给予哈梅内意的第一个建议，但却是最客气的建议。与许多流亡海外的知名伊朗人一样，索鲁什看到祖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内心感到无能为力的悲痛与愤怒。索鲁什连续写了好几封信给最高领袖，一封比一封词藻华丽，指责他成了一名暴君，旁边围绕着逢迎拍马之辈，而且残暴地对待他的批评者。索鲁什表示，宗教专制主义将在伊朗燃烧殆尽，等到专制制度崩溃时，他将是第一个欢呼的人。索鲁什写道：「喔，真主，请为我做见证：我这辈子都关心宗教与教导宗教，我离弃了这个崇拜暴政的体制。如果我一时不察出了错误，居然有那么一天帮助了压迫者，我祈求祢的原谅与赦免。」
索鲁什哀叹说，如果哈梅内意开放报禁与聆听批评者的声音，那么很多事都可以避免。最高领袖声称要打击经济腐败，如果能有记者加以揭露，经济就不至于烂到骨子里。哈梅内意如果不是被自己的傲慢冲昏了头，那么他还有可能做出清醒的决定。索鲁什写道，无论如何，「统治快乐、自由、有知识与聪明的人民是值得自豪的事，而不是统治一群乖乖听话、极度悲伤的奴仆」。
索鲁什远在海外，但他的女儿基米亚与女婿哈梅德仍待在国内，他们既非公众人物也非政治活动分子。安全体制的探员找上哈梅德，将他的衣服脱光然后关在冷藏室里一整晚，他们威胁要杀了他而且逼迫他指责自己的妻子是个不检点的女人然后与她离婚，他们还要哈梅德抨击他的岳父是外国间谍。但哈梅德与妻子最后顺利逃到了美国。
穆斯塔法．塔吉札德赫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他在狱中写了一些信件。其中一封从狱中偷渡出去，是给哈梅内意的公开信。其他的信绝大多数是给他的妻子。塔吉札德赫的妻子在自己的部落格发表文章，内容是关于她与塔吉札德赫之间的情感连系，这种公然展示私人亲密关系的做法，在伊斯兰共和国保守的伊朗文化下是一种藐视权威的行为19。
塔吉札德赫的妻子在信中写道：「当你告诉我，在关了一百七十天之后，你终于能看到天空与月亮，我焦虑的心情才得以解放。我实在太天真了。每天晚上我盯着我们城市上方灰蓝色的天空，寻找你的眼睛，心里想着在半小时的放风时间，你的眼罩会被取下来，你也能看着这片天空。」塔吉札德赫在回信的末尾写着：「我很骄傲能有你这样一个美好的妻子，能娶到你是我修来的福气……，真希望在狱中可以读到你所有的信，我可以开心地读信，也可以跟狱中的朋友炫耀这就是我的法赫里（塔吉札德赫妻子的名字）！我亲吻你美丽的脸庞，愿你幸福健康。你的爱，你的穆斯塔法。」
起初，塔吉札德赫研究讯问他的人，心想，或许在长期的强制讯问后，双方能有辩论的可能。然而他与逮捕他的人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双方完全没有任何坚实的共同点可以供他施力。二○一○年，从埃温监狱偷渡出去的信里，塔吉札德列举了他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与讯问者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完全不一样，塔吉札德赫想辩论，但讯问者只想强迫取供与用胁迫的方式让犯人悔悟20。塔吉札德赫发现，讯问者把不同的意见视为阴谋。在他们眼中，他重视的每一个观念都成了应该加以粉碎的威胁。因此塔吉札德赫认为，关在监狱里的人，反而是最适合统治这个国家的人。
塔吉札德赫的信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原因不在于他反思了当前的状况，而在于他大胆描述过去遗留下来的影响。与穆萨维或其他知名的改革派人士不同，塔吉札德赫对于一九八○年代并未怀抱浪漫的幻想。虽然塔吉札德赫认为革命十年留下了正面的遗产，但也承认革命十年是暴力与压迫的根源。他指控强硬派是建立在革命的错误之上而非革命的成就之上。但改革派也必须响应自己在暴力制度化上面扮演的角色。塔吉札德赫哀叹说，当司法部处决不计其数的政治反对人士时，他与其他伊斯兰左翼分子却以「默认」来响应革命法院的做法。塔吉札德赫写道：「因此，我们必须认罪，但不是在公开审判上认罪，也不是由讯问者强迫我们承认自己犯下从未犯过的罪，而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根据事实认罪。革命世代必须认罪，但不是承认自己为了扩大民主与维护人权而做的努力是有罪的」，而是为了自己过去犯的错误认罪。
现在，塔吉札德赫代表改革派忏悔，承认改革派未能捍卫最初遭受迫害的异议教士，以及改革派最初未能采取强硬的立场捍卫人权。塔吉札德赫写道：如果「我们想要认错并且要求原谅，而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么我们必须要为巴札尔甘受到的不当对待道歉，我们也要向所有政治活动分子道歉，他们想要合法参与政治，但他们的权利却因为各种借口受到忽视。我们也必须向伊朗人民道歉，因为他们被迫过着某种生活方式，私人生活也受到干预」。
跟塔吉札德赫一样发现自己在狱中受到讯问者暴力劝说的人，都有责任揭露与谴责刑求他们的人。尽管如此，塔吉札德赫表示，这些人必须先「获得真正受压迫的人的原谅，而且要承认如果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履行了自己的道德与国民责任，我们就不会陷入强迫取供与悔罪的困境」。
在信中，塔吉札德赫说话的对象不是要求他悔罪的革命法院，而是伊朗的年轻世代，这些年轻世代一直在等待他这个世代的革命分子，尽管等到现在完全是徒劳，他们在等待塔吉札德赫这个世代的人为自己协助建立的体制负起责任。塔吉札德赫打破他那个世代的「默认」，为空泛的认罪象征添入他经历过的历史意义。
二○○九年秋天，民众利用官方集会做为掩护来进行抗争。抗议民众不可能获得官方许可，因此当政府庆祝圣地日(2)或攻占美国大使馆纪念日或学生日(3)时，一些最强硬的绿色分子便混入其中进行抗争，但通常只会招来暴力对待。
「哀悼的母亲」每个星期六都会在内达被杀的时间在郁金香公园聚会，这是离内达枪击地点最近的公园，聚会者身穿黑衣，手中拿着被杀的抗议民众照片，对经过的行人讲述死者的遭遇。警察非常粗暴地对待她们，就连参与的七十岁妇女也照样殴打，这个团体因此吸引了比预期更多的媒体注意。
某天，艾妲．萨达特被传唤接受讯问，而且连续讯问了十四小时。她被禁止离开伊朗，被禁止离开德黑兰，而且几乎被禁止开车。艾妲被迫停止工作，而在此之前她已经不再返家：有一个月的时间，她一直待在朋友家里。当天深夜，她从情报部步行回朋友的公寓。几个手持警棍的男子突然跳出来将她的脸、手与脚打得鲜血直流，他们告诉她，下一次他们会杀了她。
艾妲可以想象自己会有什么下场，在她之前的一些人，他们的家人必须四处筹钱保释他们，甚至要拿出房地产证明。除非承受得住刑求，否则自己所知的网络与秘密很有可能和盘托出。她是那种禁得起刑求的人吗？绝大多数人都办不到。
艾妲有个十一岁大的儿子，他现在已经懂得巧妙应付安全探员打来找她母亲的电话。艾妲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这几年在加兹温做的努力，正逐渐远离她：同时做好几份工作，觉得每一天都十分漫长，深夜开着车行驶在危险的道路上，投入心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她曾为贫穷的农村家庭找来心理学家，希望打破虐待与暴力的循环。她曾设立免费的托儿所，让双亲都需要工作的孩子能得到照顾。她曾经成功阻止一起名誉杀人事件。现在，在德黑兰，她协助组织了哀悼的母亲而且公布了选后的各种虐待事件。她是卡鲁比与早期几起性侵案件之间的联系人。她是伊朗最秘密与最狂热的人权组织人权记者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将政治犯在牢里的信息传递到外界。艾妲知道很多事，她想象一旦讯问者从她身上得知这些信息可能造成的危害。
艾妲的护照已经过期。她被禁止出国，所以她不可能申请新的护照，但听说有偷渡客可以非法带人跨越土耳其边界。十二月，土耳其与伊朗交界的山区非常寒冷。偷渡客告诉艾妲，成功的机会一半一半，她可能平安渡过，也可能被逮捕或冻死。
艾妲没有时间犹豫或恐惧，她甚至没有时间回家打包行李。她从朋友那里尽可能带走一些保暖的衣物，买了一张前往伊朗阿塞拜疆最西北端的城镇欧鲁米耶的巴士车票，然后在加兹温稍做停留，在晚间与她的父母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