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普通人第十五章 阿希耶赫第十六章 污泥与尘垢的史诗第十七章 知识分子肮脏战争的结束
后记
致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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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好评推荐
一部细腻、踏实、深入伊朗社会变革脉动的精彩作品。透过对人物与事件的描写，作者带领我们认识那些一个又一个不放弃希望的伊朗人，所积极争取的改变以及遭逢的命运。作者笔下的人物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观与立场，但都期盼一个更好的伊朗。革命后的伊朗比我们过去所知的要更丰富，但也经历更多苦难，而读者有幸可以读到这些罕见的故事。
——张育轩／说说伊朗创办人
二十一世纪通讯媒体的普及与蓬勃发展，自媒体现象让更多以往底层不可听闻的声音都逐渐浮上台面，议论纷纷已成常态。本书叙事观点主要是以异议分子的视角入手，记录着主流叙事外的声音，读者阅读这本书一边对照官方叙事，将可看到伊朗在一九七九年革命同一场域的两种观点。《庄子．齐物论》提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两种观点都是在同一情境下产生，也各有其理据，甚至对照地阅读，发现两者有着相生相成的互动关系，故若要理解清楚事件的脉络，本书将给予了接近全景式的阅读体验。
——庄德仁／台北市立建国中学历史教师，台湾师范大历史所博士
作者以充满人性温度的笔调结合精准细腻的剖析，述说伊朗自一九七九年什叶派革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之后三十年波澜壮阔的政教冲突史，彻底颠覆了当今伊朗是被一群守旧的什叶派教士以严苛教法治理而毫无言论思想自由的刻板印象，揭示伊朗人民正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尝试调和传统神权至上与现代自由人权理念，建构独特的伊斯兰式民主政权。研读本书如同进行一场思想与文化启蒙之旅，翻转吾人对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惯性思维。
——蔡源林／国立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专任副教授
凡是把伊朗想成铁板一块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本书将带领读者深入到令人恐惧的讽刺漫画背后的世界。原书名《天堂的孩子》（Children of Paradise）所说的孩子，指的是一群杰出的梦想家，他们抱持的转变的意识形态造就了今日的伊朗。这是一部审慎报导的思想史，但全书不只是如此而已。席科尔无惧于描述革命共和国的残暴，而最重要的是，整本书透露出知识分子的热情与承诺所散发的光芒。
——芭芭拉．德米，《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作者
这本书出现得正是时候……具有极高价值，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伊朗复杂的幕后故事。
——角谷美智子，《纽约时报》传奇书评人
难以释手的作品。
——《欧普拉杂志》（The Oprah Magazine）
伊朗的思想生活可能愈来愈受限制，政治进展可能愈来愈局促，故事中复杂难懂的主人翁想守住街垒，却往往以失败收场，而他们也渐渐走投无路。尽管如此，促使他们挺身而出与激励他们采取行动的理念与论战，将继续存在于地下，躲藏在封闭的门后，直到有一天将再度绽放新的花朵。席科尔描述的伊朗故事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但对我们来说，这当中也蕴含着警告：不要践踏这片土地，等待来春降临之时，你将无力阻挡新生的力量。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席科尔窥视这个维持了数十年的复杂神权政治体制「黑箱」，她的作品必将引起各界的热烈讨论。
——纽约文化网站「风味线」（Flavorwire）
一部介绍伊朗文化与伊朗知识分子的作品，伊朗知识分子敢于对伊斯兰共和国统治者做出意识形态挑战，整个过程令人毛骨悚然。
——上架提示出版社书评（Self Awareness）
深刻而详细的描述，并非只是对伊朗近期动荡历史的记录，而是成功展现其独特的精神与意义。
——《国土报》（Haaretz）
揭露事实，而这些事实往往令人感到震惊……作者记录了当局血腥镇压与民众奋勇抵抗的真相，发人深省。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
这部令人身历其境的思想史……提供了理解过去四十年伊朗政治思想的坚实基础，正是这些政治思想在伊朗这个复杂而迷人的国度激起了各式各样的政治行动。
——《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这是首度有作品将焦点放在统治者以外的个人身上，这些焦虑而充满决心的知识分子试图推动政治变革，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被改变，他们最渴望的是恢复与保存伊朗的尊严，还有他们自己的尊严。
——阿札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罗莉塔》与《想象的共和国》作者
导读
持续实验与奋斗的伊朗政府及其异议分子
陈立樵／辅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一九七九年二月，伊朗的巴勒维（Pahlavi）政府遭革命势力推翻，没多久后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成立。迄今这四十多年来，伊朗在国际舆论之间多是负面的形象，例如保守封闭、宗教狂热、恐怖主义的温床、违反核子协议规范等等。然而，一国改朝换代在历史中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而新政权建立后所呈现的肃杀气氛也不是伊朗独有，(1)但何以伊朗在革命后的情况特别受到国际间的关注？原因在于伊朗革命之后这四十多年来，都是持反对美国的立场，所以成为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批判与谴责的对象。不过，我们不应只从美国掌握的主流价值观来看待伊朗。
本书《伊朗的灵魂》（Children of Paradise）呈现了伊朗这四十年来国内政治的情况，特别是异议分子在伊朗遭到政府打压的故事。本书作者席科尔在序言提到的一段，笔者看了相当有感触。她说：
伊朗不是个快乐的地方，却值得我们致上最高的尊重——这个国家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列强争斗，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府形式实验，而且为了让这场实验持续下去而不断提出质疑，最后对异议分子的生活构成了威胁。
确实这国家经历过很长一段不快乐的阶段，即使现在也不算快乐，长久以来与外国强权对抗之下，也影响国内的政治氛围，在众人对于时局有不同立场的讨论中，免不了有些人就成了所谓异议分子，在对抗政府的过程中牺牲了。
回溯伊朗近代历史，自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在西亚地区的势力竞争，对当时伊朗的卡加王朝（Qajar Dynasty）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若对近代中国外交史有所了解的话，应也能够理解伊朗所面临的命运，要致力周旋在列强之间，寻求让彼此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
进入二十世纪，欧美强权在石油利益、冷战（Cold War）优势之争夺，仍然没有减少对伊朗的压力。一九五○年代初期伊朗试图取得石油利益主导权，首相穆沙迪克（Mohammad Mosaddeq）推动石油国有化政策时，遭到想要控制伊朗石油的英国与美国推翻，随后美国在伊朗握有最多的政治与石油利益。(2)在这么长时段的过程之中，有些伊朗人选择与强权为伍，以便获取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利益，也有人走上誓死与强权对抗之路，当然也有人如墙头草，也有人觉得无所谓。
一九七七年底之后，伊朗的反政府势力兴起，到了一九七九年一月巴勒维国王突然离开伊朗。宗教人士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虽不是革命领袖，而且他因一九六○年代曾反抗过巴勒维的政策而遭到驱逐出境，但已透过在国际媒体发言而成为反政府的指标人物。二月临时政府成立，革命人士巴札尔甘（Mehdi Bazargan）担任首相，可是似乎何梅尼已经运用了自己的号召力，形成了「平行政府」（Parallel government），(3)不断自行发起行动打击任何与巴勒维政府有关系的人物与团体。
何梅尼正好是那类想要誓死与强权对抗的人，他并非排斥外来思想与文化，而是着重在反对外来的压迫。在他与巴勒维对抗的年代，正是美国在经济与军事方面对伊朗最有影响力的时刻，反巴勒维也就与反美划上等号。何梅尼个人的反美情绪，在一九七九年之后煽动了部分伊朗人的反美行动。革命本身与反美并无直接关系，但革命之后却因为何梅尼的领导，而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走上反美之路，也酿出了美国大使馆被包围、突破，外籍外交人员遭到挟持的事件。巴札尔甘的临时政府当下解散，代表已无法控制何梅尼所造成的局势了。
何梅尼及其支持阵营往后便把持着「反美」的话语权，只要任何人有可能对外接触，就会受到政府的「关爱」。虽然在这时代有很多伊朗人觉得，伊朗的气氛已经比较没有三十年前那么肃杀了，但仍然会有些人如本书中提到的，被政府监视、盘查、拷问，甚至罗织通敌罪名，有人宁死不屈，有人想办法逃离，也有人不得不认罪，也有很多人「被消失」。
当然上述伊朗人的不堪遭遇，都是相当痛苦的，也都该获得同情。但笔者的想法是，这不尽然是一九七九年革命以来伊朗政府的问题，而是伊朗政府仍在与强权对抗的产物。控制国家舆论一事，本来就是每个政府都会做的事情，无论是所谓专制或者民主国家，政府总是扮演着「老大哥」（Big Brother）监控着一切。(4)多数人可能认为美国是最注重舆论自由的国家，但一九五○年代在封锁苏俄的时候，国内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也是监控着是否有人与共产势力来往。到了我们这时代，情况并没有太大差异，要不然就不会有史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国政府监视工程的事件了。在美国，肯定也有不少人被政府监视、盘查、拷问，甚至罗织通敌罪名。
一九七九年以来的伊朗政府，因反美立场而遭到美国的封锁、制裁、谴责，伊朗政府对此肯定需要有所回应，也有必要防范美国及其阵营可能的渗透，以期能够稳定自己。每个国家总是会有所谓异议分子，不认为要跟政府持一样的立场，这样其实没有错。只是当伊朗政府仍在思索如何稳定自己的时候，自然有需要压制不同的声音，进一步视他们为企图结合外来邪恶强权的鼠辈。于是，一九八九年何梅尼去世，但伊朗对抗外来压迫的奋斗尚未结束，接任领导人位置的哈梅内意（Ali Khamene’i）仍维持既定的路线，即使经历过拉夫桑贾尼（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三任总统，有些舆论在伊朗仍是很敏感的。
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最支持伊朗的异议分子，因为可藉由宣传他们的意见、声援他们的行动，来打击伊朗政府的形象。像是伊朗导演帕纳希（Jafar Panahi），他拍的电影遭到伊朗政府禁播，可能就是他影射国家的问题，获得了政府的「关爱」。但在欧洲获奖也不代表帕纳希拍得多好，而是颁奖单位可藉此让国际知道伊朗是如何邪恶。如本书提到的，「当前的不安乃是西方阴谋长期计划下的结果」，这可能都是部分伊朗人的心声。换位思考，若我们是政府领导人，在一切情势都不稳定的情况下，台下有一票人对施政提出不同的看法就算了，他们竟到外面告洋状，尽管我们知道这只是意见表达而已，但真能高尚地容忍他们的声音存在？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让国家更好，在既有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如本书〈后记〉所说，这些异议分子「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推翻伊斯兰共和国」。但问题在于，伊朗至今还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美国，无论是长久以来的制裁或是今日的核子协议（Iran Deal），都可看到伊朗政府还有很多事情要努力。伊朗政府确实有很多「实验」尚未有结果，当然很难「快乐」。
过去台湾曾出版过《在德黑兰读罗莉塔》、《德黑兰的囚徒》这类有关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之后的小说，但比较偏向于女性议题，也属于自传类型的作品。而本书作者为记者，故事内容非个人经验，主要取材于一九七九年迄今四十年来众多所谓的伊朗异议分子，尽管笔者认为不能单纯靠这些所谓异议分子的遭遇来说明一切，但本书格局更大，也可「更新」台湾读者对于伊朗既有的讯息，感谢猫头鹰出版社的引介。当然除了本书所说的故事之外，伊朗还有更多的面向值得读者去探索。
(1)可参考 Shireen T. Hunter, Iran and the World: Continuity in a Revolution Decade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
(2)可参考 Ervand Abrahamian, The Coup: 1953, The CIA, and the Roots of Modern U.S.-Iranian Relation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3)。
(3)可参考 Ervand Abrahamian, The Coup: 1953, The CIA, and the Roots of Modern U.S.-Iranian Relation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3)。
(4)可见乔治奥韦尔着、杨炼译，《1984》（台北：时报文化，二○二○）。
导言
伊朗政治制度与美伊关系发展回顾
崔进揆／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当代南亚与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是影响伊朗国内政治、对外关系和国际政治发展的重要事件。革命前的伊朗在巴勒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国王主政下，政策态度亲西方，与美国维持友好紧密的关系；革命后的伊朗在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掌控下，拒绝西方势力干涉伊朗政治，反美、反以色列立场鲜明。另，发生于同年十一月的美国使馆人质危机亦值得特别关注，该事件重挫美、伊两国关系，双方至今仍无正式的外交关系，彼此敌意甚深。事实上，伊朗的对外关系发展受到该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影响，「最高领袖」和「总统」是实际具有决策影响力的人物，尤以不受任期限制的「最高领袖」地位最为崇高。何梅尼是伊朗革命后首任「最高领袖」，现任则是一九八九年继位的哈梅内意（Ali Khamenei）。伊朗的大政方针都须得到「最高领袖」的认可。
西方国家在判断中东情势和伊朗对外关系时，除了考虑「最高领袖」因素外，主要依据的是民选「总统」的意识形态和其对于特定议题的想法与立场，并以保守派、改革派和中间派来概略区分伊朗的政治菁英。一般来说，保守派人士多有宗教神职人员的背景，倾向较为严格的社会规范，并愿意赋予「最高领袖」更多的权威，现任总统莱西（Ebrahim Raisi）是著名的代表人物；改革派人士重视社会正义、公平选举、政治多元主义等议题，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是代表；中间派又被西方媒体称为温和派，在各项社会议题上多持包容的立场，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和罗哈尼（Hassan Rouhani）两位前总统被视为中间派政治领袖的代表。在哈塔米和罗哈尼主政期间，美、伊两国关系曾短暂获得改善，攸关伊朗核计划发展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又称「伊核协议」），就在罗哈尼任内签署完成。
伊朗近二十年的对外关系同时受到国内领导菁英和国际政治的影响，特别是美、伊两国关系进展，以及欧巴马（Barack Obama）、川普（Donald Trump）、拜登（Joseph Biden Jr.）三任美国总统的中东政策。欧巴马外交政策的特色是多边主义外交，重视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功能，而国际社会关注的伊朗核问题主要就是透过多边主义外交途径来解决。在欧巴马政府积极主导下，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与伊朗在二○一五年签订了所谓的「伊核协议」。根据协议内容，美国、欧盟、联合国安理会同意解除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则同意将其核计划发展交由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监管。由于国际社会放宽对伊朗的限制，并解除经济制裁，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企业得以与伊朗正常往来，而伊朗也可以将石油和各种商品的出口收益用来改善民生经济。欧巴马执政期间，美伊关系相对和缓，欧盟国家与伊朗关系也同步得到改善。
川普在二○一七年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影响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美伊关系再陷谷底。川普不认同欧巴马多边主义外交路线，在竞选期间就大力抨击欧巴马政府的「伊核协议」，认为协议非但未能让伊朗放弃核武的研发，还使得伊朗在经济制裁解除后，能以更充裕的资金和能力发展军备、金援特定恐怖主义团体，严重威胁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与安全。是故，川普政府在二○一八年五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以「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进行新的核子谈判。川普政府还要求欧盟国家必须配合美国政策，否则将连带受到美国的制裁。欧盟国家并不认同川普政府的政策，但迫于政治现实和制裁风险，虽不愿意完全放弃「伊核协议」，但也只能顺从美国，被动修正对伊朗的政策，美伊关系、美欧关系、欧伊关系皆受到影响。
川普任内还将伊朗定义为中东地区最主要的乱源，颠覆一般认为「以巴问题」才是影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观点。川普政府认定伊朗「什叶新月」势力已在二○○三年的伊拉克战争后大幅扩张，因为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的内战中皆可以看到伊朗发动的代理人战争，不仅以色列的安全受到挑战，阿拉伯半岛上的顺尼阿拉伯国家也同样受到威胁。在川普政府主导下，美国一方面利用沙特阿拉伯等顺尼阿拉伯国家来制衡伊朗的「什叶新月」势力，一方面推动阿以关系正常化发展，将伊朗形塑为阿、以两方共同的敌人。此外，川普政府也将伊朗革命卫队列入国务院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任内还以无人机击杀革命卫队圣城旅最高指挥官苏雷曼尼（Qassim Soleimani），原因是其涉嫌策划多起针对美国公民的攻击行动。苏雷曼尼之死让伊朗群情激愤，宣布不再遵守「伊核协议」，亦攻击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设施。川普主政下，美伊关系高度紧张，两国将开战的臆测亦时有所闻。
拜登二○二一年就任总统后，持续关注伊朗的核进程问题，但修正川普争议性的外交政策。在反核扩散议题上，拜登政府与欧巴马政府极为相似，皆重视多边主义外交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在国际组织与制度中的领导角色。拜登政府主动释出重返「伊核协议」的意愿，并协同缔约各方在奥地利维也纳与伊朗展开多个回合的谈判。二○二二年八月，各方代表初步达成共识，美国政府和欧盟目前皆针对恢复核协议的草案进行最终文本的修正。在二○一五年「伊核协议」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同意放宽对伊朗的限制，以换取伊朗重新遵守「伊核协议」的意愿。惟重返「伊核协议」，以及未来协议能否顺利执行，美国尚须获得区域关键国家的支持。拜登二○二二年七月中东行的重点之一就是与区域国家商谈伊朗的问题，而为取得以色列的信任与对「伊核协议」的支持，拜登与以色列总理拉皮德（Yair Lapid）签署「耶路撒冷宣言」协议，防止伊朗取得核武是重点。拜登政府亦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商讨建构共同防空系统的可能性，目的在于防范伊朗日增的军事威胁。
回顾过去二十年中东区域情势发展，以及美伊关系进展，核问题和伊朗影响力扩张是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关切的重点。在核问题上，伊朗始终坚持和平使用、发展核能的权利，但其过去反美、反以色列的历史，令西方国家无法信任其会彻底放弃拥有核武的企图。事实上，核议题和经济制裁让伊朗长期遭受国际社会孤立，国际形象不佳。此外，伊朗藉由伊拉克战争海珊（Saddam Hussein）政权被推翻之机，将其影响力延伸至阿拉伯半岛，又深度介入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黎巴嫩的政治，让域内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伊朗的角色和动向。目前伊朗已是影响区域秩序和地缘政治发展的关键国家，而所谓的「伊朗威胁」更让顺尼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愿意放下世纪仇恨，共同对抗伊朗代表的「什叶新月」势力。预计二○二二年乌俄战争和未来美中两国对抗的趋势，将使得中东地区未来出现国际政治中的极化现象，成为美国、以色列、顺尼阿拉伯国家与俄罗斯、中国、伊朗「什叶新月」两大集团对抗的态势。
献给乔治、查理与茱莉亚
序言
当伊朗学生冲进德黑兰（Tehran）的美国大使馆，把大使馆职员当成人质扣押了四百四十四天时，我还是个孩子。那是我有意识以来首次注意到的国际新闻事件。在电视上，德黑兰成了一座交通堵塞的城市，愤怒的年轻暴民到处焚烧美国国旗。我有很多词汇看不懂。什么是大使馆？什么是人质？但影像与感情我却能够体会。在世界的另一边，有个外人难以进入的国家，这个国家与我的国家有着深刻而难解的纠葛，而双方产生的敌意也让新闻频道的主播感到震惊。
在我这个世代的美国人眼中，伊朗是讽刺漫画中令人畏惧的对象，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神权政治国家，由神态阴沉的阿亚图拉(1)担任领导人。伊朗是个难解的外交政策问题，也是个难以窥知内容的黑箱。一九七九年后，很少有美国人到伊朗旅行，与当地有关的深度新闻报导自然少之又少。当我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之后，伊朗便成为我深感兴趣且非去不可的国家。毕竟身为一名通讯记者的特权，就是能够前往自己完全生疏的地方。伊朗签证是出了名的难办；一九九九年，新闻工作者萝宾．莱特在《纽约客》刊载的一篇故事，把伊朗描绘成一个令人瞩目的国家，我明白自己有一天一定要取得签证。
我知道伊朗最近选出的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2)誓言改革伊朗的专制政权。但我想象不到在一九七九年冻结的景象背后，存在着一个充满活力与自我反省的国家。学生活动分子依然在使用从美国大使馆抢来的专用信笺，并且把这些信笺当成影印纸，他们捍卫报纸反对审查制度，而哲学家则努力思索新的理论，使自由权利与他们协助建立的伊斯兰国度能和谐共存。有一个人是一九七九年率先进入使馆绑架人质的成员之一，他已经成为民主改革的拥护者，如今在德黑兰市议会里致力解决交通问题。这样的翻转不仅引人侧目，也不可思议。这名市议员解释说，革命的意识形态有其局限，无法解决世俗的都市问题。我相信，在这个简单说法的背后，存在着一整个脉络：国家与个人这二十年的发展经验，还有思想气候的转折，使他能够谈论民主变迁以及把市议会当成推动民主改革的卑微手段。
我从未去过中东。我在《通用语》这本报导思想生活与学院政治的杂志担任作家与编辑，而当时我正处理一篇我自己撰写的关于前南斯拉夫的故事。我在文章里提到，前南斯拉夫异议知识分子遵循的路线似乎与伊朗的轨迹相反，他们从共产主义内部的改革批判路线，转变成凶残而排他的民族主义，从而让自己的国家四分五裂。我逐渐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国家与我的志趣相符——在这个国家里，观念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个国家的历史是如此压缩，以致于国家的历史与创立这个国家的人的生平合而为一，变得难以区分。我很确定我在《通用语》杂志的编辑也读过《纽约客》的报导，当他在编辑我的故事时，他抬起头不假思索地说，他期待有一天我们两人能在他的办公室再次开会一起写一篇关于伊朗的报导。
我开始把投递到杂志社的伊朗学术书籍收集起来。我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与处理其他主题之后才会翻开这些书籍，但对于像我有这种爱好的作家来说，伊朗是个梦寐以求的报导。
二○○四年，我启程造访伊朗。当地的气氛比我想象的来得压迫。对于改革的兴奋之情使人忽略了促成政治松绑的必要条件。我看到的状况或许对于曾经造访前苏联集团的人来说相当熟悉，而这里与许多邻近国家相比无疑较不严厉。不过，伊朗依然是个封闭国家，凡是忠实描述伊朗政治现状的报导绝不会否认这个事实。
即使是一般的伊朗民众也能做出实际的假定，认为自己的电话遭到监听、电子邮件遭到监看。敏感的会面最好透过精心安排的一连串接触来进行。我的一些受访者固定遭受跟监，其他人则接到骚扰电话或被迫持续向曾经在狱中讯问他们的人报告。我在市集遇见一个商人，他塞给我一张纸条，要求私下见面，我答应了，在繁忙的街角，他压低音量向我解释他的工作场所中层层的政治控制。
在伊朗，焦虑是一种生活方式，你不可能只是报导伊朗的状况而不受这种焦虑影响。在伊朗这样一个地方，没有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反对，就连忠诚而轻微的反对也不存在。但是，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伊朗也是一个公民精神拒绝消亡的国家。伊朗民众排除万难，面对无孔不入的监视与经常发生的暴力压迫，依然努力投入，这对我们沾沾自喜的民主制度来说有着借鉴作用。
我动身前往伊朗的时候，这场改革实验显然已经落幕。我遇到的许多伊朗人在提到已经转变成改革者的人质绑架者以及即将离职的哈塔米总统时，总是带着苦涩的沮丧，彷佛他们成了希望破灭的象征。接下来的十年间，我五次造访伊朗，试图拼凑这个故事，显示改革如何串连、如何崩解，以及如何在二○○九年绿色运动时风起云涌——改革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改革在什么地方与伊朗的意识流相符，以及这场改革为伊朗留下什么。这是一则讲述革命本身与往后三十年动荡岁月的故事。这段时间伊朗民众过的生活，他们透过思想沙龙与狱中书信、梦境与童年回忆传达的讯息，让我觉得像是一部史诗级小说，不仅充满灾难与翻转，而且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给，而这部小说的核心也反映出整个历史发展。
二○○五年六月，我在德黑兰与一名年轻部落客见面，当时他才刚从悲惨的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同年秋天，我在《纽约客》撰文报导鲁兹贝赫．米雷布拉希米遭受伊朗司法系统迫害的事。一年后，鲁兹贝赫抵达美国，当时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跟我以及我的丈夫同住，直到他安顿下来，他同为记者的妻子索尔玛兹．夏里夫也来到美国与他团聚。
我们共度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某天早上，我们坐在厨房柜台长桌旁，指着各种物品，比较它们的波斯语与英语名称：大蒜、香蕉、胡椒。多么简单，但却不怎么灵光，当你指的是「厨房」（kitchen）时，嘴巴却有可能说出「鸡」（chicken）这个字，反之亦然。我们晚上一起翻查字典直到深夜，我们谈论伊朗的政治，这个主题让欲言又止的鲁兹贝赫改变想法，使他决心好好传达自己的观点。随着他的英语日渐流利，我开始渴望在另一方面获得进展——伊朗革命的历史以及革命造成的影响——使我能真正探索他的人生历程。
几乎跟我在伊朗国内外认识的每个伊朗人一样，鲁兹贝赫有着最原初的创伤。他提到家乡有一处禁止进入的墓园，他小时候一直想象那个墓园是怎么来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大人能够解释。革命的十年是充满暴力的十年：街头械斗，炸弹爆炸，政治处决，与伊拉克进行的残酷战争，最后则是国家毫无道理地屠杀政治犯。国家表面上照常运作。但对伊朗人来说——不管是孩子，还是年纪大到足以害怕自己会失去性命，或者质疑自己是否成了帮凶的人——一九八○年代是一段被压抑的记忆，国家因此永无宁日。本书的写成有一部分也是为了解释墓地的由来以及鲁兹贝赫身处墓地边缘时的不安。
在美国，我们倾向于把伊朗选举政治的摇摆视为伊朗国家性格的明确彰显，并且任由我们的外交政策辩论将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渲染成可怕或和善。我们很可能忽略了真正的核心，因此未能注意到那些深受政治结果影响的人历经的政治经验。伊朗不是个快乐的地方，却值得我们致上最高的尊重——这个国家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列强争斗，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府形式实验，而且为了让这场实验持续下去而不断提出质疑，最后对异议分子的生活构成了威胁。无论伊朗要走向何处，它都会率先抵达，而且完全仰赖自己的力量。
本书要阐述的不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对于一名外国记者来说，要撰写这样的历史未免过于放肆。这是一本关于真实人物的书，其中一些人也许比较有名或获得较多的赞扬，但无论是谁，他们复杂而不完美的人生都照亮了他们一路走来的历程。书里没有美国主人翁，也没有美国政策处方。书里谈的是伊朗人与「一段」历史——这段隐藏的历史绝大部分反映了伊朗政治与思想生活中巨大而多变的潮流。这个潮流引领多少伊朗人立定志向，我们无从得知。十年前，改革派总爱说全国八成的民众赞同他们的做法，只有两成支持政府。二○一二年，我上次造访伊朗的时候，我听到强硬派引用了完全相反的比例。恐惧的状况下，无法反映真正的舆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深刻的分裂就像撕裂伊朗政治阶级一样，也撕裂了伊朗的社会。我愈了解伊朗，就愈相信这个内在冲突不仅定义了伊朗，也成为伊朗命运的引擎。
(1)伊朗的高阶宗教人士，意指「真主的象征」。
(2)哈塔米的任期在一九九七年到二○○五年，但本书出版时已是二○一六年，此处所指的时间可能是作者造访伊朗的二○○四年。
第一部 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