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海底有一条睿智的老鱼召集她的子女与孙子女，一共一万二千条鱼，然后讲了一则故事给他们听。
老鱼开始说道：很久很久以前，一条小黑鱼与母亲生活在山中的小溪里。从黎明到黄昏，母亲与孩子不断绕着圈游着，在裂缝里进进出出，直到夜幕低垂，她们才返回家中，在长满苔藓的岩石底下安睡。
某天早晨，天还没亮，小鱼叫醒母亲，宣布她要离家。一个简单的念头盘踞在她的心中：小黑鱼想知道，这条小溪通往何处？
母亲笑了。「亲爱的，」她说道，「小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小溪就是这样，它不断地流动，哪儿也不去。」
小黑鱼确定这不可能是真的。尽管有长辈的威胁，以及同辈的敬畏，小黑鱼还是出发了，她顺着瀑布而下，来到一片池塘，那里可以看到的生物只有蝌蚪。
蝌蚪告诉小黑鱼，他们出身贵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生物。他们充满自信地说，他们所在的这片池塘，就是整个世界。蝌蚪的母亲是一只青蛙，她责怪小黑鱼，说她是「没有价值的生物」，会带坏她的孩子。
小黑鱼并不畏惧，她继续向前游，在前往大海的路上，她凭借机智躲过了掠食者，并且克服许多险阻。
在海中，小黑鱼发现一群跟她一样勇敢不服输的鱼儿。鱼群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们把渔网拖到海底，让渔夫乖乖认输。
最后，小黑鱼找到了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她的地方。还没加入其他鱼群之前，小黑鱼就先游到水面，享受阳光照耀背部的感觉。小黑鱼知道，在水面很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但旅行至今已让她了解到，自己的生命不过是沧海一粟。「真正重要的是，」小黑鱼对自己说道，「我的生或死对别人的生命能有什么影响。」
就在此时，一只苍鹭突然俯冲而下，一口吃掉了小黑鱼。在苍鹭的肚子里，小黑鱼听见哭声。那是另一条鱼，既娇小又年幼，正想念着自己的母亲。小黑鱼灵机一动。她可以四处游动，给苍鹭的胃搔痒，小黑鱼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她的小同伴。当苍鹭笑的时候，小鱼可以从他的胃里跳出来。小黑鱼则继续待在胃里，她可以用草叶子做成匕首，杀死苍鹭。
于是小黑鱼给苍鹭搔痒，小鱼跳了出来。从水中的安全处，小鱼看着苍鹭扭曲着身子高声鸣叫，并且不断拍打翅膀，最后倒地不起。但小黑鱼再也没有出现。
祖母鱼讲完故事。她与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九个子孙一起进入了梦乡。有一条小红鱼还醒着。她禁不住想着关于大海的事。
以上描述的这篇儿童故事的大概内容，启迪了一个世代的伊朗革命分子。《小黑鱼》的作者是萨玛德．贝赫朗吉，出版的时间是一九六八年1。在这一年的八月底，二十九岁的贝赫朗吉顶着炎热的天气，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伊朗北部阿拉斯河附近的几个村子巡回游历。他与一个朋友在当地收集民间故事，先前他在家乡的偏远村落也常从事这样的工作。有一天，他在河边涉水而行以消暑，他的朋友则在河里游泳。阿拉斯河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暗潮汹涌，但这名年轻作家浑然不觉，湍急的河水一下子就将他冲离原先所站的位置。贝赫朗吉不会游泳。他大声呼救，等到他的朋友游过来救他时，他已经消失在河水的深处。《小黑鱼》的作者溺死，他的遗体被冲到下游五公里处，三天后才被找到。
十年来，贝赫朗吉旅行于穷乡僻壤，将自己购买的书籍分送给有需要的孩子。贝赫朗吉不是笃信宗教的人，他倾向于左派，农村的赤贫令他心有所感。在旅行中，他注意到一件事：伊朗不仅是个不平等的国家，也是个与自身疏离的国家。伊朗的菁英沉溺于欧美的观念、文化与习惯，但伊朗的国情与欧美却是天差地别。
贝赫朗吉在早期一篇文章里提到，伊朗的师范教育内容几乎完全来自于美国，教材关切的重点，包括孩童的肥胖问题与学校的营养午餐计划，与伊朗的乡村生活完全脱节，让人觉得十分可笑2。当伊朗的孩子学习英语时（这是贝赫朗吉也学过的语言），课本上提到热狗与棒球，这些文化标志对伊朗乡村的孩子来说根本毫无意义。伊朗教师必须把重点放在伊朗儿童的急迫需要与文化现实上，必须想出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以符合实际的环境需求。
为了规避检查，贝赫朗吉把短篇小说写成民间故事的形式，却在小说中挟带革命的要求，甚至主张以暴力推翻一味仿效美国的统治阶级。如果《小黑鱼》让今日的西方读者觉得，就童书的标准来看，这本书对孩子实在太黑暗，那么这并非贝赫朗吉在意的事。「我不希望能理解世事的孩子读我的小说只是为了好玩，」他写道，「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把希望建立在虚假与空洞的愿景上，而应该引领他们把希望建立在对社会严酷现实的理解与诠释上，并且让他们懂得对抗这个严酷的现实。」3
贝赫朗吉去世十一年后，当他的同胞把渔夫的渔网拖到海底时，许多人提到他的小说是启迪他们的来源。那是一则关于勇气与自我牺牲的寓言，鼓励大家不要盲目接受传统或受命运所限制。在贝赫朗吉写作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八年时，对一些人来说，伊朗就像一条平民的山中小溪，只是不断地兀自流动着，却不流向任何地方；对另一些人来说，伊朗就像傲慢而自以为高贵的青蛙池塘，它甚至对喂养其自身的山中小溪一无所知。革命的种子就是拒绝受偶然的出身、对掠食者的恐惧或命运的河岸所束缚。
伊朗为什么在一九七九年爆发革命，对此已经没有人产生疑问。在此之前，西方强权掠夺伊朗的资源，使伊朗的领袖沦为傀儡。伊朗人遭受政治打压与明显不平等的待遇。伊朗的宗教领袖与商人阶级看见自己珍视的文化与经济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外国人有利的制度安排。我们现在知道，一九七九年的伊斯兰革命似乎有点矫枉过正。但我们忽略或低估或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的是，伊朗革命并不是单纯的拒绝行为——拒绝现代性，拒绝西方，甚至最重要的，拒绝绝对统治。它是从热情而矛盾的民众进行的激昂且矛盾的对话中产生的，而革命产生的国家也是热情而矛盾的。
在伊朗国外，我们把伊斯兰革命与阿亚图拉鲁霍拉．何梅尼严峻而超然不凡的脸孔以及神权政治在二十世纪的回归连系在一起。在这则故事的背后与内部还有另一段历史——革命的冲动就跟产生这股冲动的社会一样复杂且现代，而这段历史衍生的公民参与文化也和小红鱼的追求一样难以止息。从革命后建立的国家试图否认自身起源的多样性与试图镇压民众的投入来看，这个国家同样走上了一条悲剧的弧线。
伊朗伊斯兰革命与共和国，不只是有关宗教的故事，而且可能连宗教都不是主要的部分。这个故事是关于政治和认同、关于社会分化和社会凝聚，以及关于在世界各地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这也是一则个人无止尽地追求大海，与克服看似难以跨越的藩篱的故事。
伊朗革命分子有时会把他们的革命形容成许多思想与行动主义溪流的汇聚，这种说法刚好应和了贝赫朗吉的小说。其中有些溪流是宗教的，有些则是世俗的。当溪流的流域变宽，宗教与世俗的观念就算不是变得不可区别，至少也变得密不可分。这种状况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然而一旦发生，历史就随之展开，此后的发展便势不可挡。
萨玛德．贝赫朗吉诡异地溺死，这个谜团在众人心中挥之不去，藉此营造神话几乎成了难以抗拒的事。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是贝赫朗吉的朋友与德黑兰思想界领袖贾拉勒．阿雷．艾哈迈德，他是积极反对伊朗专制君主穆罕默德．雷札．巴勒维的随笔作家。阿雷．艾哈迈德在德黑兰的沙龙以主人身分款待过贝赫朗吉，他曾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谈论这名老师、说故事人与民俗学者，并且称呼贝赫朗吉为他的年轻兄弟。正是阿雷．艾哈迈德传播了贝赫朗吉被巴勒维秘密警察谋杀的传说，他甚至说服贝赫朗吉溺死当天与贝赫朗吉在一起的朋友不要说出意外的详细经过4。
那年秋天，阿雷．艾哈迈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我们必须痛苦地为这名年轻兄弟哀悼并且颂扬他吗？不管怎么说，我们能拥有几个萨玛德呢？……不，这么做不对。现在，是否更好的做法是，我……既不为这名年轻兄弟哀悼，也不带上手杖，而是开始散布传言，说萨玛德跟小黑鱼一样，顺着阿拉斯河流向大海，有一天他将再次出现。」5
与贝赫朗吉一样，贾拉勒．阿雷．艾哈迈德也是世俗溪流中最重要的一条鱼。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篇延伸的文章，题为《西方毒害》，于一九六二年秘密出版。《西方毒害》痛责伊朗人做了阿雷．艾哈迈德眼中所谓崇拜西方且憎恶自己的行为。这种病症腐蚀了伊朗的产业、文化、权力与自尊。由西方发明且由西方控制的机器，摧毁了伊朗的田园生活。旧的经济与文化制度遭到铲除，但新的制度是在别的地方设计，演进的过程也呼应外国的历史与文化，对伊朗绝大多数农村民众来说，新的制度根本不合理。要反转现代性是不可能的；伊朗人唯一的希望是由自己来控制机器，使机器不会取代农村民众的劳动力，而且可以做为改善农村民众生活的工具。
《西方毒害》成了革命伊朗反美的基础文件。但《西方毒害》的呼吁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苦恼。伊朗过于仰赖西方，采用了非根植于本地文化历史的外国思想传统——伊朗人因此认为自己不如西方人，而且从西方人轻视伊朗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这些批判在当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西方对伊朗哲学思想的影响太深入，以至于无法完全抛弃，而西方的吸引力也过于深远。伊朗彷佛陷入了一种恐怖情人关系，一方面自我憎恶，另一方面又遭人轻视。也就是说，伊朗一方面爱着虐待自己的人，另一方面也憎恨自己。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不是那么一目了然。西方的思想传统从根源开始就与波斯的思想传统交织在一起。纳贾夫与库姆的什叶派神学院教导同样的古希腊哲学，而古希腊哲学是欧洲思想的基础。几个世代以来，伊朗的海外留学生深受欧洲观念的影响，他们把这些观念带回国内。伊朗思想家以这些欧洲思想流派为基础，然后又回过头来反对这些欧洲思想流派。阿雷．艾哈迈德在他的反西方宣言的最后，居然引用了阿尔贝．卡缪、欧仁．尤内斯库与英格玛．博格曼的作品。真的有可分离的西方传统这样的东西吗？如果有，那是否是某种外来的，根据外国文化与不同环境改编或已经适应外国文化与不同环境的事物；又或者，那是否甚至是一种伊朗人可以声称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事物，就像法国人或德国人或美国人也认为同样的事物是他们出生就拥有的东西？一九六○年代的伊朗思想家具体表现出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当他们致力创造伊朗本土的思想语言与政治意识形态时，他们援引了西方的思想来源，因为这些来源对他们来说就跟来自本土一样自然——同样俯拾皆是，同样充满意义，同样有用。
贾拉勒．阿雷．艾哈迈德死于一九六九年。当他去世时，一名堪称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已准备接下最后的棒子，往革命的终点线冲刺。阿里．沙里亚蒂将形塑出一个意识形态，由此支撑起一个世代的梦想：好战的、超越的、非外来的、完全属于伊朗人自己的梦想。
沙里亚蒂是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一名深具魅力的演说家与意识形态倡导者，他曾在一九六九年初与阿雷．艾哈迈德见面。沙里亚蒂更年轻、更狂热也更富想象力，当时的他已经在课堂上掳获学生的心，即使敲响了下课钟，听得入迷的学生仍端坐在椅子上不愿离去——在某个程度上，沙里亚蒂肯定意识到，阿雷．艾哈迈德的火炬很快就要交到他的手中。当《西方毒害》的作者去世时，沙里亚蒂写道：「我完全忘记我与亲爱的贾拉勒之间所有的记忆、链接、友谊、亲密关系与和谐。他的脸逐渐从我的记忆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张隐约出现的脸庞。那是我自己的脸！我彷佛听见自己的死讯。」6
沙里亚蒂要求舍弃他认为的阿谀奉承、迷信、消极的教士伊斯兰教，并且复兴他认为的真伊斯兰教——好战而寻求正义，能解答几乎所有的人类难题。他把伊朗世俗反对派的语言与关切，和伊朗什叶派群众的认同结合起来。能做到这点，沙里亚蒂大概也能分裂原子了吧。
沙里亚蒂的魅力充满传奇。他上课时习惯迟到，边讲课边抽烟，而且滔滔不绝连讲六个小时。但他的演说是如此撼动人心，以至于他的一名学生对他的传记作家说道：「他讲课时，你整个人会被他带着走，你甚至感觉不到自己正坐在椅子上。」7今日，一些反对他最力的批评家甚至也在提到他的名字时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感伤的情绪。他们说，事后证明，他确实是个危险人物。但是啊，你真该听听他的声音。
沙里亚蒂于一九三三年在一个传统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出生，他的家乡是东北部的一座沙漠城镇，离土库曼疆界不远。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名宗教老师，曾在马什哈德建立重要的伊斯兰中心。沙里亚蒂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清楚遵循他父亲的路线。沙里亚蒂的父亲主张摆脱迷信与消极，让宗教成为伊朗人生活的积极力量。他告诉沙里亚蒂如何研究西方与伊斯兰的观念：在两条溪流游泳的能力，一条是传统的与宗教的，另一条是现代的与理性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与分裂的社会，或甚至是与分裂的自我对话。
根据传记作家的说法，沙里亚蒂是一名叛逆而懒惰的学生。他逃学，作业总是赶在上学前一刻写完，在课堂上捣乱与恶作剧。虽然他在学校的表现欠佳，但空闲时间他都在阅读父亲的两千本藏书。沙里亚蒂早期的一名老师如此描述沙里亚蒂：「这个学生比所有老师都要学识渊博，却也比所有的同学都要懒惰。」8
沙里亚蒂阅读了列宁与杜斯妥也夫斯基，也阅读了波斯诗人与苏非主义托钵行者(1)。他日后对苏非主义的其中一个宗派——自我责难派——产生特别的兴趣，这个宗派故意公开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好让自己受到众人的嘲笑与羞辱。他们想藉由在公开场合受辱来坚定自己内在的决心；对于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来说，这种行为无疑是相当反常的自我牺牲。虽然沙里亚蒂只是短暂涉足这个宗派，但这个宗派却意外地与他的感性极为搭配，沙里亚蒂终其一生都在对着镜子玩游戏，他创造了另一个自我而且沉迷于矛盾之中，他一方面在演讲厅一群助手簇拥下拥有着公众生活，另一方面却又过着神秘、忧郁、自我撕裂的孤独日子。
一九五○年代初是政治觉醒的时期，不仅对沙里亚蒂是如此，对整个伊朗也是如此。历经数十年压迫的专制统治，一九四一年，年轻而羞怯的新国王穆罕默德．雷札．巴勒维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承王位。战争结束后，年轻的国王消极推动相对开放的政策，这段时期开始时沙里亚蒂十二岁，结束时他二十岁。期间，英国持续强硬主导伊朗政治，把新任的国王当成卑微的臣子。但此时劳工运动开始蠢蠢欲动，国会也呈现山雨欲来之势。知识分子、新闻工作人员、教士与政治人物抛开前一任的国王加诸在他们身上的顺从沉默，开始以热烈的辩论与新政党来填充公共空间。
在刚取得力量的国会中，窜起了一名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穆沙迪克，穆沙迪克承诺伊朗人民实行法治与不受外国干涉。尤其穆沙迪克提议石油产业应该收归国有，由国家控制。伊朗，一个盛产世界最珍贵资源的国家，不应该受到贫困的羞辱，而让外国得利。穆沙迪克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担任首相，他有效地从英国手中夺回伊朗的石油产业，而且每一次行动都比巴勒维国王棋高一着，使这名靠着外国撑腰之有名无实的领袖权力几乎被架空。一九五三年，美国对于伊朗首相与主张共产主义的伊朗人民党之间的关系有所疑虑，于是在中情局的协助下，由穆沙迪克的国内政敌发动政变推翻穆沙迪克。
在这场动荡中，巴勒维国王显露出他冷酷而脆弱的一面。害怕宫廷阴谋而且在民众面前缺乏安全感的他，变得愈来愈多疑与暴虐。他摧毁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伊朗人民党与民族主义人士，然后随即对教士进行镇压。他把伊朗的石油产业移交给国际财团，虽然伊朗也能分得部分利润，但伊朗人不能审计账目，也不能加入董事会。
在穆沙迪克主政时期，伊朗似乎有可能走出自己的路，在或许源自于西方的左翼与自由派思想影响下，这一切都将由强大的民族自尊感、拥有自身资源的期盼以及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来界定。现在，来自西方的强风横扫伊朗，这阵风既残酷又难以抵抗。人们要不是像巴勒维国王那样屈服，就是必须找到某个可坚守的目标——某个看似柔软但却坚固得足以让人立定脚跟抵挡这场风暴的目标。
以上就是沙里亚蒂在青少年晚期身处的大环境。沙里亚蒂参加了支持穆沙迪克的宗教团体，他认为君主制与伊斯兰教互不相容。就读师范学校的时候，他成为支持穆沙迪克的活动分子，甚至在穆沙迪克遭政变下台后仍持续进行活动，这使他经常处于危险之中。沙里亚蒂毕业后开始在小学任教，他有时也代替父亲在家族开设的伊斯兰中心担任主讲。他的传记作家提到，在这段期间，沙里亚蒂曾经于深夜在城墙涂鸦支持穆沙迪克的文字时被捕。他被迫舔掉所有的涂鸦文字，直到他的舌头肿胀发黑为止。
在一九五○年代不断延伸的阴影下，民族主义运动纷纷休止或瓦解，沙里亚蒂因此隐退到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中。诺斯底主义相信神明居住在人的内心，主张透过神秘的方式寻求启发，藉此让人从堕落的物质世界中——沙里亚蒂称之为「发臭的烂泥」9——解放自己的美善本质。沙里亚蒂在马什哈德大学攻读文学时开始写诗，而且加入了诗文圈。在他加入的圈子里还有一名年轻的马什哈德教士，他的名字叫阿里．哈梅内意。
沙里亚蒂获得前往巴黎留学的奖学金，一九五○年代晚期与六○年代初期，他在巴黎攻读社会学并且加入积极参与政治的伊朗留学生圈子。这段期间，他猛烈地公开抨击伊朗与外国势力之间令人恼火的关系。在一篇文章中，沙里亚蒂哀悼伊朗受过教育的现代菁英贬低自己而崇尚外国观念。他写道，这些伊朗人否定自己的历史而想象一个以西方为模范的未来，但一般民众却与地方传统紧密结合，他们拥抱过去，觉得未来不属于自己所有。沙里亚蒂对这个问题做了精明的诊断：「没有未来的过去，将会死气沉沉陷入停滞，没有过去的未来，将是怪异且空虚的。」10于是他决定着手创造一个有用的过去与一个乌托邦的未来。
为了建构崭新而原创的神话，沙里亚蒂从西方哲学传统中挖掘最好的与最具革命性的观念，并且将这些观念归结于伊朗本有的广泛教义中——亦即什叶派伊斯兰教。但伊朗的什叶派通常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更热衷于仪式与眼泪，而非发起英雄式的暴动。因此沙里亚蒂必须创造出新的什叶派。他眼中的什叶派是革命的与好战的，必须能鼓吹推翻专制者，而且要在辩证法的推动下宣扬无阶级的社会。沙里亚蒂的什叶派是人文主义的，因为它要求个人与真主之间不能有教士中介。事实上，教士被指责为让伊朗民众无法接触真实什叶派的元凶。根据沙里亚蒂的说法，伊斯兰教保障个人自由，包括宗教自由；伊斯兰教也支持普世的经济平等；伊斯兰教甚至可以用来支持达尔文的演化论。
这不是说所有这些观念都与伊斯兰教兼容；而应该说，根据沙里亚蒂的说法，这些观念其实全源自于伊斯兰教，而且源自于先知与十二伊玛目（imams）的生活，十二伊玛目从阿里开始，什叶派认为阿里是先知的继承人。对沙里亚蒂来说，集体记忆具有可塑性。回忆并不是挖掘真实，而是现在式的自我创造。
沙里亚蒂的特殊天分在于，他能把现代的革命信条传递给笃信宗教的伊朗人，并且不是以西方教条的形式，而是将其诠释成伊朗人最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权利。然而，从他题为〈我的偶像〉的文章来看，沙里亚蒂的形成影响力其实来自于他在巴黎发现的几个人物。其中有两名是研究伊斯兰教的法国学者，此外还有反殖民主义学者法兰兹．法农与存在主义哲学家尚－保罗．沙特。沙里亚蒂远离家乡才找到他要的东西。他的根源是法国人，但在他的心中，法国人的观念却有助于巩固伊朗转向内省的需要。
沙里亚蒂要求回归真实的伊斯兰教，认为如此可以对现代问题做出回应。但沙里亚蒂定义的真实伊斯兰教却令所有研究《古兰经》的学者感到陌生。我们应该这么说，沙里亚蒂的主张其实是他反省现代经验与欧洲影响力之后得出的结果——这段另类的历史几乎是沙里亚蒂自己创造的，然而他却宣称他将这段历史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学者阿里．米尔塞帕西写道：「沙里亚蒂的作品是一种复兴主义；从他创造的什叶派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对话中，他『复兴』了或许从未存在过的伊斯兰倾向，却契合当时伊朗民众的需要。」11耐人寻味的是，沙里亚蒂带进对话的西方意识形态居然是当时两个重要的无神论学说：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据说沙里亚蒂曾经坦承，如果他不是穆斯林，那么他会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其中仍有一些欧洲成见是沙里亚蒂无法忍受的。首先，马克思主义不仅主张无神论，而且反宗教，沙里亚蒂认为这种倾向与伊朗民众的精神渴望和信仰无法兼容。沙里亚蒂也注意到，西方对宗教的批判导致思想自由与科学发展。但在伊斯兰社会，宗教却是抵御帝国主义支配与文化侵蚀的最后一道防线12。其次，沙里亚蒂仍是一名民族主义者13。他不希望伊朗人把自身的斗争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或者更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与苏联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他知道苏联这个帝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剥削与冷血。因此，沙里亚蒂并未参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议程。他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借用他最喜欢的观念，然后主张这些观念乃是什叶派本有的东西，他称之为阿里的什叶派。
存在主义是战后法国的流行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它或许是更奇怪与问题更多的伙伴。但存在主义呼应了十六与十七世纪伊朗伟大哲学家穆拉．萨德拉的作品，萨德拉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并且主张具体世界应先于范畴与属性，范畴与属性乃是人类判断力加诸于具体世界的观念。对战后欧洲的存在主义者来说，这种形上学的洞察——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存在先于本质——也是一种道德上的洞察。人类的意志作用于这个被剥夺了内在意义的世界上：个人透过自身的选择与行动来打造意义，这不仅是个人的自由，也是个人的责任。
这种解放个人的观念令人神往。然而，沙里亚蒂看着世俗乃至于虚无主义的战后欧洲，对于这样的观念会造成什么结果深感忧心14。沙里亚蒂与其他前革命时代的伊朗思想家厌恶欧洲现代性的死气沉沉，以及伴随而来低落的公共道德、无情的经济制度与遭到遗弃的传统。伊朗有着不同的经验与不同的渴望。与旧欧洲一样，伊朗仍坚守自己的宗教，道德层面如此，社会层面也是如此；但与旧欧洲不同的是，伊朗已经目睹启蒙运动之后欧洲的所有历史，它与欧洲的观念角力，又吸收欧洲的创新，它对欧洲启蒙的一些成果感到欣羡，也对启蒙的其他成果感到厌恶。
最终，沙里亚蒂想象伊朗取得有限的自由。虽然伊朗人在宗教上有责任抛弃专制主义，但根据沙里亚蒂的想象，他们的国家在解放后将可提供宗教上的指引，使伊朗人的意志顺从于真主的意旨。沙里亚蒂把伊朗的政治臣民比拟成需要幼儿园照顾的孩童。他提出一种「指导式民主」，由完美而无可置疑的领导人领导，这样的领导人将能体现与建立乌托邦的革命社会。这样的领导人也不受制于未启蒙的民众一时兴起的念头。
这个观点让人想起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家国王。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个观点类似阿亚图拉鲁霍拉．何梅尼的「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velayat-e faqih），一九七○年代初，有几年的时间，一群年长的教士曾在纳贾夫施行这种制度。
一九六四年，沙里亚蒂从巴黎学成归国，并且在马什哈德大学任教。他有许多学生来自于上层与中上层阶级，他们倾向于左派而且对宗教兴趣缺缺。沙里亚蒂把唤起年轻人对伊斯兰的热情当成自己的责任，他让学生知道伊斯兰足以与左派思想匹敌，而且能协助学生实现他们最重视的理想：社会正义、理性、科学进步、反对专制主义。在此同时，对于那些被世俗菁英激怒的传统阶级年轻人，沙里亚蒂则给予他们具有力量的养料。他们不是过时信仰的落后参与者：他们是革命的先锋。
沙里亚蒂的说法使他在教士阶层树敌。沙里亚蒂不认为人与真主之间真的需要有教士担任中介。他坚持伊斯兰必须接受多元与彼此竞争的诠释。一九六九年，当贾拉勒．阿雷．艾哈迈德造访马什哈德时，他试图说服沙里亚蒂，知识分子与教士必须合作才能打败巴勒维国王。在此次造访的一场会面中，阿雷．艾哈迈德向房间里唯一的教士阿里．哈梅内意伸出手，做为合作的一种象征15。
沙里亚蒂确实与一名教士建立短暂而命定的同盟。在德黑兰这座充满活力、不断往外扩展的伊朗二十世纪首都，阿亚图拉摩尔塔札．莫塔哈里协助建立了一个机构，让现代主义的教士——他们相信充满动力的伊斯兰可以透过诠释来满足当代的需要——能在此聚会、演说与建立新的信众社群。这个机构于一九六七年正式成立，称为侯赛因宗教会所，这是一座位于德黑兰北区，正面以大理石砌成的综合性建筑物，在优雅的蓝色磁砖圆顶下，涵盖了演讲厅、图书馆与装饰了华丽镶嵌艺术的清真寺。创立者刻意将侯赛因宗教会所的地址选在德黑兰北区，为的是与保守教士的设施相区隔，后者集中在德黑兰的市集周围以及传统的南区。在侯赛因宗教会所演说的新思想家，他们的目的是接触在德黑兰北区生活的世俗菁英，并且让他们远离马克思主义，转而支持伊斯兰现代主义。
直到一九六九年为止，阿亚图拉莫塔哈里与他的核心圈子，包括一名年轻教士阿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几乎包办了设施所有的演讲活动，之后在莫塔哈里的邀请下，沙里亚蒂来到德黑兰，开始定期在侯赛因宗教会所演说。沙里亚蒂很快就超越莫塔哈里与拉夫桑贾尼，成为侯赛因宗教会所的主轴。一名观察者日后回忆说，当莫塔哈里演说时，演讲厅通常是半满；但沙里亚蒂演说时，群众挤爆了大厅，外面的「楼梯、庭院，乃至于地下室」也都是人16。沙里亚蒂的演说是反教士的，而且通常是政治性的；他表示要培养一个「革命社会」17。不久，侯赛因宗教会所就成为专为聆听沙里亚蒂而存在的地方——也成为革命伊斯兰主义的温床。
莫塔哈里对于这样的发展感到不安18。他担心沙里亚蒂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使侯赛因宗教会所陷入危险。最后，莫塔哈里与拉夫桑贾尼以及其他曾经以侯赛因宗教会所为家的教士离开了这个设施。更保守的教士开始把侯赛因宗教会所称为异教徒的巢穴，并且质疑沙里亚蒂的虔诚。因为沙里亚蒂不只是一个在《古兰经》中寻找答案的信徒；他也是一个探勘者，在经文中寻求符合他的目的的意义，而且任意解读伊斯兰历史与神学。大家愈来愈能清楚地看出，沙里亚蒂的目的是动员——他要把伊斯兰形塑成一个动员的意识形态。沙里亚蒂不止一次公开表示，马克思无法激励伊朗农民挺身而出，但伊斯兰可以。
随着反对巴勒维国王的声浪日渐升高，沙里亚蒂的言词也愈来愈激烈。一九六○年代中期，沙里亚蒂差一点就要主张革命。一九六五年，沙里亚蒂表示：「我们的社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概念上都还没有做好迎接巴勒维国王之后的社会的准备。仓促起事很可能造成一场灾难。」19当沙里亚蒂不号召大家发起激烈而立即的暴动时，他经常会提出这样的观点。沙里亚蒂是否在掩饰，故意在公众面前表示顺从，以避免被萨瓦克（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也就是被巴勒维国王残酷的情报与安全单位盯上，但实际上他却秘密地培养他的好战倾向？或许这种两极化的倾向都真实反映了沙里亚蒂的智性与性格。他的热情使他无法采取温和的做法，但他又太反复无常，以致于无法坚持自己的热情，所以他有时会在激烈的态度之后转而采取相反的立场，有时则会两者并行。
直到一九七一年，沙里亚蒂才出现决定性的剧烈转折。那一年，武装激进分子攻击希亚赫卡尔这个村子的宪兵队。武装分子成了人民英雄。巴勒维国王意识到国家的难以驾驭，于是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伊朗原本已经可以容纳大量犯人的监狱设施，在一夜之间又做了大幅扩充。希亚赫卡尔事件的同年，一座阴森的新监狱出现在德黑兰的西北郊区。在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的管理下，埃温监狱的名声很快超越了当时恶名昭彰的德黑兰卡斯尔监狱，成为伊朗国王最残酷的刑求地点与国家的新巴士底监狱20。
现在，沙里亚蒂转而支持他原先协助释放的力量，并且开始激励民众起而反抗国家。他把这些武装分子称为殉难者，并且表示「这些殉难者是历史的脉动」21。到了一九七二年，侯赛因宗教会所成为伊斯兰左翼游击队，又称为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招募新血的地方。沙里亚蒂既非圣战者组织的领袖，甚至也不是成员，该组织从一九六○年代中期开始就主张武装暴动；但这个地下团体的意识形态——左翼、伊斯兰主义、反教士，以及强调暴力与殉难——与沙里亚蒂的主张大致相同，因此他的作品成为该组织最佳的宣传，他的追随者也很容易就成为圣战者组织招募的对象。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对此深感不满。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日，沙里亚蒂发表关于存在主义的演说，这将是他在侯赛因宗教会所的最后一场演说。根据他的传记作家的说法，沙里亚蒂知道下个星期警察将会袭击设施，学生与警察将会发生冲突，他与他的伙伴很可能会被逮捕。于是这名曾经说过「发动吉哈德(2)，如果你做得到，你就杀人，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殉难而死」的演说者，与自己的父亲一起逃往伊朗北部22。十一月十七日，警方包围侯赛因宗教会所，学生占据建筑物进行抗争。他们在未落成的清真寺里礼拜，高唱口号直到深夜，他们一边祷告，一边哭泣。
沙里亚蒂躲藏了一年。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持续搜捕他，但一无所获。然而，他们确实找到他的作品。他们在每个地方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家中、手中与心中发现了他的作品，他们仅凭持有他的作品这项罪名便逮捕民众。终于，他们逮捕了沙里亚蒂年老病弱的父亲，并且将他关押到牢里充当人质。如果沙里亚蒂投案，那么——也许——他的父亲能够获释。沙里亚蒂考虑了两个半月。终于，他投降了，但他的父亲仍被关了一年多才获释。
沙里亚蒂未经审判被关了十八个月。根据他的传记引用的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数据，沙里亚蒂在狱方指示下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宣称伊斯兰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毫无类似之处——这两种信条事实上是不相容的。这是伊朗官方对付左派，特别是对付圣战者组织的一贯做法；一九七○年代的政治犯被迫复述官方的说法，在公众面前改变自己的论点23。沙里亚蒂另一篇在监狱写的文章〈回归自我〉，则是赞颂伊朗民族的伟大。
根据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的档案纪录，沙里亚蒂是在监狱里亲笔写下这些文章，然后由情报单位打字，交由伊朗最大报《宇宙报》刊载。但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档案的真实性有争议，而沙里亚蒂的辩护者坚持主张，沙里亚蒂从头到尾一直维持独立的想法，他在出狱后写下这些文章，说明他确实想法上有了改变。无论这两篇文章是真是假，沙里亚蒂获释之后，他又写了一篇〈回归哪个自我？〉——主题似乎跟之前两篇是一样的，文中呼吁不能从革命行动中退却。一九七七年五月，他离开伊朗前往英国。
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在伦敦时，透过彼此熟识的人得知，沙里亚蒂即将被安排偷渡到英国。索鲁什来自德黑兰南部一个好勇斗狠的小区，他是一名非神职的神学家，也是一名攻读化学的学生。在伦敦，他参与了被流放海外的伊朗学生反对团体聚会。这些学生在聚会中讨论沙里亚蒂的作品，把他的书当成教科书来学习。
索鲁什赞扬沙里亚蒂，但也对他抱持怀疑。他认为沙里亚蒂的思想中，马克思的成分稍嫌太多。在此同时，索鲁什自己则比较倾向于何梅尼。但当他得知沙里亚蒂即将前往南安普敦时，他决定把握这次机会，亲自与这位伟大人物面对面交换意见。一九七七年六月，他已约定好与这位知名的演讲者见面。
六月二十日，索鲁什抵达南安普敦，但在此之前沙里亚蒂已经因为心脏病发而被发现死在自己房间门口。他的女儿们在前一晚从伊朗抵达当地。数十年后，索鲁什对访谈者表示，她们身穿丧服，「背靠着墙，像饱受惊吓的小麻雀」24。
沙里亚蒂这一生拍的照片，每一张看起来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头发理得很短，发线略高，黑色的眼珠子看起来既锐利又充满忧虑。他有一张圆脸，目光中带有一丝幽默，微笑时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他几乎总是穿着西装外套与打着领带。如果外套更合身一点，衬衫熨得更平整一点，沙里亚蒂看起来会像个银行家而非充满魅力的革命思想家与精神追求者。因此，索鲁什对沙里亚蒂遗体的描述特别引人注目：「他长发披肩，我从未看过如此庄严的沙里亚蒂。他看起来非常平静。」25
沙里亚蒂在伊朗革命前夕死去，他的观念对革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沙里亚蒂具体呈现伊朗在二十世纪关键时期的苦恼，他为两个世代的思想家提供共同的思想来源。他们一开始完全奉行他的观念，最终却与他争论。他们根据沙里亚蒂的设计建造自己的家园，到了一九九○年代初，他们却发现自己的家园成了牢笼。
学者对沙里亚蒂的评价不一，有人说他是愿景家，也有人说他是江湖术士；有人说他是革命英雄，也有人说他是通敌者；有人说他是抒情诗人，也有人说他是造假者，甚至是剽窃者。但对许多伊朗人来说，沙里亚蒂是小黑鱼，他描绘了通往自由的路线，杀死了天上的苍鹭。他的作品有许多是以演讲的形式由学生传抄下来，但他也撰写书籍，其中一些是神秘主义的作品，还有一些充斥着难解的虚构角色，却以真人的方式呈现——他探索某个学者的作品，但这名学者却是他虚构出来的人物；此外还有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爱人。
沙里亚蒂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四岁，但他是个老烟枪而且承受巨大的压力。伊朗革命分子立刻而且永远都会宣称沙里亚蒂是被巴勒维国王的海外特务谋杀，但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一点。验尸之后，沙里亚蒂的遗体被送往伦敦，他的伙伴为他举行葬礼，之后他的遗体被送往大马士革埋葬。
伊斯兰葬礼仪式通常由与死者同性的四名近亲进行，但沙里亚蒂在英国并无任何同性近亲，所以由四名革命运动年轻人依据仪式洗净沙里亚蒂的遗体，再以传统的白色裹尸布包裹。这四个人是易卜拉欣．亚兹迪、萨迪格．戈特布札德赫、穆罕默德．穆智台希德．沙贝斯塔里与那天前去见他的化学系学生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
亚兹迪与戈特布札德赫将成为伊朗革命后初期政府的要员。沙里亚蒂去世时，沙贝斯塔里是一名年轻教士，在汉堡一间清真寺主持礼拜，一九九○年代成为要求宗教改革的教士成员之一。
至于索鲁什，他将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非神职神学家。与沙里亚蒂一样，他也主张具有活力的伊斯兰，认为伊斯兰就算不能成为承载的工具，也必须拥有足够的弹性接纳当代的观念与关切。另一个与沙里亚蒂相同的地方是，索鲁什也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试图去调和对伊朗国家的愤怒以及对伊斯兰教的忠诚。到了一九九○年代初，索鲁什是伊朗领导伊斯兰改革的世俗理论家——他是沙里亚蒂的继承人，也是在他死后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者。
(1)此处指的是苏非主义中以苦行僧方式生活的修士（dervish）。
(2)吉哈德（jihad）的意思很广，除了一般所见的圣战，主要是有为了自己目标奋斗的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