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的城市将被拥有清醒心智的你我所统治，而非如今日绝大多数的城市那样，居住着一群为了影子而彼此争斗与为了官职而彼此争论的人，彷佛这些事物能带来伟大的善，并且如同在梦里一般受着这些人的黑暗统治。事实上，在城市里，能够掌权统治的人必须是最不渴望取得官职的人，如此所有的需求必能获得最好的分配也最能避免意见的不合，一个国家若是受到完全相反类型的统治者统治，将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绝无例外，他说道。1
——柏拉图，《理想国》
一九六三年，在设拉子这座城市，阿里雷札．哈吉吉生于两个世界之间。他的母亲出身贵族，却嫁给了一名市集商人。这名商人榨干了她所有的财产，然后另娶妻子，将他们母子留在设拉子南区贫民窟里过着勉强餬口的生活。在那里，邻居是粗鲁的、贫穷的与虔诚的。阿里雷札的母亲因为自身的虔信而变得孤高寡合。从她身上，阿里雷札学会了阅读阿拉伯文的《古兰经》，这是他的同辈做不到的事。阿里雷札的母亲无法容忍电视，也无法容忍任何装模作样的西方事物。阿里雷札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他藉由书本来排遣寂寞，并从中寻求关于人性与世界的知识。
渴望求知的阿里雷札时常造访当地的图书馆，令馆员难以置信的是，他借了《基度山恩仇记》，然后一个晚上就读完。每天放学后，阿里雷札会到小区的新清真寺祷告。这间清真寺也有图书馆，也就是在这里，阿里雷札发现了萨玛德．贝赫朗吉的作品。《小黑鱼》告诉他贫穷的孤立与富有的隔阂。他觉得自己同时在山中的小溪与广阔的大海中游着，他不可避免地注意到自己的生活与他那些富有、过着世俗生活且见过世面的亲戚有着令人不解的差距，他们的家美丽奢华、应有尽有，自己住的地方则是家徒四壁。阿里雷札当时不知道，他正住在伊朗社会裂缝的正上方，这道裂缝将引发一场革命与持续不断的余震。阿里雷札决心要让自己获得充分的学识。他有一颗聪明的脑袋，对自己也有着强烈的期许，他没有受父亲的庞大身影垄罩着，逼迫他承袭家族事业，或主宰他该受什么样的教育。他可以凭借自己心智的力量，与他的亲戚一较长短。
对一个智性上得不到满足的人来说，设拉子南区很难找到一个明显的安身之处。但距离阿里雷札家只需要步行一小段路，有一个神龛，还有一座被树木围绕的清真寺。在新清真寺，阿里雷札可以逃离邻里乡亲粗鲁的行为与亵渎的言语，进入到一个彬彬有礼的社会，一个重视谦恭、互助、同情苦难与伊斯兰道德的社会。从这些教士的身上，可以想见他那些受过教育的亲戚拥有的教养，但不同的是，这些教士恪守他母亲所信仰的道德界线。对阿里雷札来说，清真寺是他的父亲与老师，是政治聚会与精神的家。在巴勒维国王统治逐渐衰微的这十年间，清真寺总是热烈讨论着社会正义、暴政与不平等的结束，尤其是不平等，阿里雷札特别有资格感到深恶痛绝。
阿里雷札梦想成为一名教士。十五岁时，他放弃高中学业，转而到离家最近的神学院就读。当院长阿亚图拉哈什米．达斯特盖布跟学生谈到《古兰经》时，阿里雷札兴奋地对这名老教士提出一连串问题。为什么《古兰经》这么说？为什么《古兰经》不这么说？某天夜里，阿亚图拉把阿里雷札拉到一旁。他解释说，神学院不适合阿里雷札。所有的学生都来自农村，只有阿里雷札来自设拉子。阿里雷札最好还是回高中读书，等拿到文凭之后，再回来攻读宗教。从谈话中，阿里雷札发现，自己的问题被人认为是莽撞无礼，他在无意间顶撞了这些长者的权威，因此被要求离开这所学校。
虽然他成为教士的企图心因此减弱，但伊斯兰教依然是阿里雷札的两项最爱之一。他的另一个最爱则是电影，这是来自西方的禁果，隐匿在他无法接触的电影院里，除了因为他的母亲不准他看电影，也因为他买不起电影票。他的邻居曾经自制了一个旋转画筒，然后将好莱坞电影胶片的卷盘放进去，阿里雷札只用一只眼睛朝着盒子里被照亮的内部仔细观看。就这样，阿里雷札迷上了电影。他藉由担任邻居孩子的家教，教导他们功课，换取看几回电视或看几场美国电影。《新天堂乐园》是一九八八年的意大利电影，内容讲述一名电影导演儿时对电影的痴迷；几年后，当阿里雷札看到这部电影时，他觉得里头的故事讲的就是他自己的人生。阿里雷札从小就认定电影是个钥匙孔，透过电影，他可以看见在世界上遥远的其他地方，那些人的心灵，以及生命与爱的本质。
如果阿里雷札住在德黑兰，如果他再大个五岁，他很可能会在沙里亚蒂的吸引之下，在侯赛因宗教会所度过每个漫长的夜晚。但那是一九七七年，接近沙里亚蒂去世的时候，沙里亚蒂与阿亚图拉鲁霍拉．何梅尼的作品才刚要在阿里雷札居住的设拉子流通。沙里亚蒂去世时，阿里雷札十四岁。当他朋友的哥哥，当时在大学念书，找他一起去参加沙里亚蒂去世四十天的纪念仪式，并且到校园进行抗议时，他什么也不懂，只是兴致勃勃地答应了。
那一天的事件将烙印在阿里雷札的记忆里，但不是因为沙里亚蒂的缘故。当他抵达校园时，朋友的哥哥几乎立即消失在人群里，一名警员拦住还是个瘦弱男孩的阿里雷札，要求他出示大学学生证。阿里雷札灵机一动，他告诉警察他要找他的高中老师要成绩。但警察将他打倒在地。没有人对他伸出援手。
警察挥手要他退到警车与消防车后方位于天堂花园附近与法学院旁的一处地点。在那个地点还有另一名惹了麻烦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艾哈迈德．梅夫塔希。大约六个月后，梅夫塔希遭巴勒维国王的警察杀害。革命后，阿里雷札就读的高中改以梅夫塔希的名字命名。但在那天下午，梅夫塔希与阿里雷札只是默默地看着学生涌入宿舍，准备在那里举行纪念仪式。此地此刻，空气中充满了紧绷气息，众人预期到可能出现暴力，但内心深处却又因此感到兴奋。就在此时，在阿里雷札身旁的马路上，一名年轻人开着一辆雪铁龙在路边停下。
「梅赫里！」那名男子呼唤着。那是他女朋友的名字。「梅赫里！过来这里。」
那名年轻人看到阿里雷札与大量涌出的学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穿着庄重的宗教服装。「这些人在这里做什么？」他问道。
「他们来参加沙里亚蒂的纪念仪式。」阿里雷札说道。
「沙里亚蒂？」年轻人说道，「沙里亚蒂是谁？」
梅赫里钻出人群，来到雪铁龙的车窗旁。年轻人亲吻她，一个打招呼的长吻，阿里雷札从未在公众场合看过有人这么做。
十四岁的他，有很多事情尚未经历过。除了有钱亲戚的婚礼，他从未参加过任何宴会。他不知道年轻人有轻浮的一面，也不知道当时全世界流行的青少年文化充斥着肾上腺素、性欲与叛逆。处于贫困与清真寺之间，他的童年甚至全在严肃的讨论、书籍与礼拜中度过。现在，在阿里雷札心中正播放着一部电影，在天堂花园出现了一个鲜明的场景，一名无拘无束的年轻人与他的女友坐在雪铁龙里，而一名男孩闷闷不乐地站在路边，男孩觉得自己彷佛过着修道院的生活一般，他对政治的关注如同那已然失去的成为教士的渴望，都是相当克制且严肃以待。当下他突然领悟，有些人投身于政治，例如设拉子大学的学生，有些人则为了生活终日奔忙。对阿里雷札来说，政治「就是」生活，是他的意义来源，是他最好的沉醉之物。若非如此，一个人将会自暴自弃，将会沉湎于女孩、车子与午后阳光。这样的人生实在太不值得。
当天晚上，设拉子爆发伊斯兰革命。在新清真寺有一个纪念沙里亚蒂的典礼，当群众离开清真寺时，有人开始反复地高喊：「阿亚图拉何梅尼万岁！」这是首次有人在伊朗的示威抗争中喊出这名流亡教士的名号——此后，开始有无数人在游行中高喊他的名字。没有人提到巴勒维国王，众人只高喊着何梅尼。当警察攻击群众时，阿里雷札与梅夫塔希趁机溜走。抗议群众冲向市内的卡普里电影院，用石头砸碎了电影院的平板玻璃。
对许多抗议群众来说，卡普里电影院象征着不道德、西方毒害与腐败。对阿里雷札来说，卡普里电影院是他计划隔天要去参加七十毫米电影节的所在地。在此之前，卡普里已经放映了《雷恩的女儿》与《宾汉》；阿里雷札想看《万夫莫敌》。第二天早上，当阿里雷札抵达电影院时，买票的人早已大排长龙，但长久以来一直装饰着电影院窗户的约翰．韦恩与芭芭拉．史翠珊的海报，现在却在破碎的玻璃中闪烁着。看电影的人问剧院老板发生了什么事。
他其实可以说：「伊斯兰革命爆发了。」往后一两个月，示威抗争将蔓延到德黑兰，在往后数年的革命与后革命暴力中，伊朗五百二十五家电影院将有一百九十五家遭到破坏。但当天早上，在设拉子北区，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电影院老板大胆猜测说：「大概是一些醉汉酒后闹事吧。」
在伊朗的革命思想家中，阿亚图拉鲁霍拉．何梅尼是最坚定的一位。他的文字与思想极为清晰，逻辑直接而有条理。他有哲学家的纪律、教士的确信、神秘主义者的灵魂，而他的耐性与巨大的野心将震惊全世界。何梅尼深陷的眼眸与斧凿的轮廓，使他有着威严的外貌。从他浓密粗黑的眉毛之下——他习惯只挑起其中一道眉毛——放射出冷酷、威严而充满智性的目光，彷佛能扫视所有看不见的事物。
何梅尼生于二十世纪开始之际，父亲是省区教士，何梅尼出生才五个月就失去父亲，由母亲与兄长将他抚养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青少年的何梅尼协助建造地堡，而且学会使用步枪。十七岁时，他进入神学院就读。三十四岁时，他已完成进阶的教士研究，开始发表论文，他研究的课题从诗到政治，从法学到神秘主义，无所不包。与沙里亚蒂一样，何梅尼对于伊朗的情势感到愤怒，他将自己的宗教视为抵抗与力量的泉源。
什叶派兴起于七世纪，是伊斯兰教第二大宗派，什叶派信众相信穆斯林的合法领导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以及阿里的后代子孙。先知有十二名继承者，什叶派称这些继承者为伊玛目，每个伊玛目绝不会犯错而且被赋予了神圣的智慧。但人世的厄运与悲剧使伊玛目偏离了他们的正道，而穆斯林社群也未能团结一致接受他们的神圣领导。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起来，只有在真主指定的时刻，他才会再度在世间现身。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中最重视阶序的宗派，通常被比拟成天主教会。什叶派教士从刚由神学院毕业的穆智台希德(1)到大阿亚图拉，完全根据威望来进行排序。大阿亚图拉不仅拥有最高的学术地位，而且可以响应学生与追随者的要求对广泛的实际事务发布伊斯兰教令(2)。一般的穆斯林可以从大阿亚图拉中选出一名马尔贾．塔克里德（又称仿效的根源）(3)，马尔贾发布的宗教命令，所有穆斯林必须立誓遵守。鲁霍拉．何梅尼于一九六三年成为马尔贾，同年，他的政治地位急速窜升，成为君主制的反对者。
何梅尼在一九四四年的作品《揭露秘密》2中表示，唯一具正当性的政府是由教士指导的伊斯兰政府。同年，他呼吁教士及其追随者要挺身而出成为好战分子。何梅尼相信，巴勒维国王已经将国家出卖给外国人，外国人不仅将掠夺伊朗的资源，也将败坏伊朗的灵魂。与沙里亚蒂以及宗教现代主义者不同，何梅尼对于西方文化影响并不存在复杂的情愫：他彻头彻尾地讨厌西方。一九六三年，巴勒维国王提出一整套改革方案，包括女性参政权与允许非穆斯林担任公职。何梅尼抗议说这两项措施违反了伊斯兰。事实上，这两项措施是为了掩护巴哈伊信徒(4)（后伊斯兰的宗教少数族群成员）渗透到政府之中，并且确保政府能忠于以色列3。巴勒维国王把这次改革称为白色革命，但何梅尼却认为这是美国式的改革。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白色革命完全以美国马首是瞻，但巴勒维国王迎合美国的态度却一目了然。这位伊朗君主热衷于建立军队，而军队的配备与建议完全来自于美国。愈来愈多的美国商人，特别是国防产业的相关人员，开始在伊朗定居。一九六四年，做为与华府协议的一环，伊朗国会通过法案，让居住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人员及其家属享有刑事豁免权。何梅尼严厉谴责道：
如果美国人的仆人、美国人的厨子，在市集杀害了马尔贾，或开车撞死了马尔贾，伊朗警察没有权利逮捕他！伊朗法院没有权利审判他！卷宗必须送往美国，由我们的主子来决定该怎么做！……让美国总统知道，在伊朗人民眼中，他是最令人厌恶的人，因为他把不公义的事加诸在我们穆斯林身上。今日，《古兰经》已经成为他的敌人，伊朗民众已经成为他的敌人。让美国政府知道，美国的名声已经在伊朗破坏殆尽。4
巴勒维国王下令逮捕何梅尼，而且对随后的示威游行进行开枪镇压，造成多达四百人死亡，然后又将何梅尼流放到邻国伊拉克。但这位阿亚图拉的发言让愤怒的民众心有戚戚焉，巴勒维国王对他的严厉处分，使他的声望更加提升。
在流亡期间，何梅尼进一步发展他在数十年前首次提出的政治愿景。真主不可能在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期间刻意让穆斯林生活在黑暗之中。但何梅尼早在一九四一年就已指出，全世界的政权都是凭借武力建立起来的；它们主张的并不是正当性或正义。唯有真主的政府才拥有这些美德。在不存在神圣统治的状况下，举目所及，「从道路清洁工到最高级的官员」，到处充斥着「混乱的思想……自私自利、好色淫荡、不知检点、犯罪、背叛与数千种诸如此类的恶行」5。我们可能认为这就是人的境况。但何梅尼相信，人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他起初以神秘主义者的角度切入，相信人必须投入于精神的道路才能臻于完美；之后，他转而认为这属于政治的领域。一个正义而神圣的政府，在教士的指导下，将可提升它的臣民，使他们不再沉沦于混乱与黑暗。
何梅尼在伊拉克纳贾夫发表一系列演说，之后在一九七四年将这些演说集结成一部论着，书名为《伊斯兰政府》。何梅尼在书中表示，一个国家的宪法与立法都不能超越已揭露的真主话语6。在第十二任伊玛目缺席之下，指导国家的责任就落在最受尊敬的伊斯兰学者（faqih）身上，只有他才有资格诠释神圣经文。
何梅尼写道：「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是理性的与外在的；这是以任命的类型存在，就像为未成年人任命监护人一样。从责任与地位的角度来说，国家的监护人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其实没什么区别。」7何梅尼认为人犹如婴儿一样没有判断力，这种说法与沙里亚蒂的「指导式民主」以及柏拉图《理想国》的哲学家国王不谋而合，后者认为哲学家国王可以用他的智慧来统治宛如穴居人一般愚昧无知的民众。何梅尼思想中带有柏拉图的元素，这并非出于偶然。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像中东什叶派神学院那样，如此尊崇地保存了古希腊哲学家的观念。在什叶派神学院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对伊斯兰学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这段期间，何梅尼致力提出这项愿景，许多伊朗年轻人虽然不认同他的想法，但还是愿意追随他。何梅尼之所以能打动年轻人，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自豪而目空一切的民族认同主张，以及他不屈不挠反抗暴政的意志。与《伊斯兰政府》相比，何梅尼的书信与宣言是用比较接近方言的语言写成，因此传布更广，而且里面传递的都是这类讯息。这些书信让人想起何梅尼在一九六四年挺身而出反抗巴勒维国王的事，而且书信中也严厉抨击东方与西方两个帝国，认为它们阴谋将以色列强加在穆斯林世界之上，使以色列成为穆斯林的压迫者。〈世界人权宣言〉是个骗局——是「群众的鸦片」，何梅尼尖锐地写道——签署的国家只关切超级强权的权利8。只有伊斯兰才能保障穆斯林的权利。何梅尼比沙里亚蒂更为粗鲁也更为直接，但他所认同的政治基调仍与沙里亚蒂相当契合。这绝非出于偶然。因为沙里亚蒂比教士更能号召伊朗年轻人远离世俗左派而亲近伊斯兰。绝大多数教士抨击沙里亚蒂的反教士主义，但何梅尼却精明地不发一语，张开双臂拥抱沙里亚蒂的追随者。政治上的伊斯兰开始集结，完美的风暴即将形成。
阿里雷札在设拉子目睹的示威抗争开始在全国各地爆发。巴勒维国王的回应愈是严厉，示威者的决心愈是坚定，最后巴勒维国王终于在一九七八年秋天宣布戒严，而且派坦克上街。整个国家正逐渐脱离巴勒维国王的掌握。伊拉克无法再庇护邻国这名身陷风暴中心的男子，只好催促何梅尼移居他国。由于科威特人也拒绝让他入境，这位阿亚图拉于是前往法国。
何梅尼耐心而无所顾忌地公然生活在诺夫勒堡一间涂着白色灰泥的屋子里，在巴勒维国王统治的最后几个月，何梅尼经常在一棵苹果树下发表对时事的看法。他当时表示没有意愿进行直接的教士统治。教士可以在幕后提供「指导」，但国家的行政事务最好还是交给技术官僚。曾经支持穆沙迪克的自由派民族主义分子，现在转投何梅尼阵营。伊朗自由运动是一个已经成立一段时间的民族主义伊斯兰自由派团体，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是个工程师，名叫梅赫迪．巴札尔甘，伊朗自由运动实际上已成为何梅尼的亲卫队。这些民族主义者并不支持「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民族主义者出现在何梅尼的核心圈里，显示何梅尼愿意接纳革命运动的各种复杂成分，而不支持教士统治的人也不介意让何梅尼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相应地，民族主义者也努力不懈地为何梅尼四处奔走，他们向巴勒维国王的西方盟友保证，如果他们能让巴勒维国王离开，那么伊朗将会顺利过渡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民族主义者甚至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建立关系，担任起何梅尼、美国人与巴勒维国王军队之间的中间人，并且说服军方不要介入9。
革命分子攻击阿里雷札的最爱——电影院，而他们攻击的理由却是他另一个最爱——宗教。这个场景在往后数十年一直在他心中徘徊不去，但这并未激怒他，或让他改变立场，或让他的内心分裂。阿里雷札的个性温和，政治一直是他的核心关切。他心里想的是，攻击电影院是一种错误的战术，只会让民众产生反感；但由于他并未参与其中，因此他也无力阻止。他每天与投掷石块的人一起加入示威游行，活生生的历史脉动令他感动不已——从空气中，他感受到历史的气息，源源不断的群众正推动历史的巨轮前进。他成为他阅读与喜爱的欧洲小说里的角色：伊尼亚齐欧．西洛内的《面包与葡萄酒》，里面提到意大利农民以宗教与左派之名反抗法西斯主义。在设拉子，人行道、墙壁与柏树都随着这层含义而悸动着。
阿里雷札保持超然的态度。他心想，自己既是历史的动物，也是历史的行动者。如果他生在以色列，也许他会成为一名犹太教正统派。他怀疑，就像人会选择观念，观念也会选择人。阿里雷札认为，因为他能思索这种想法，所以他也能试着理解与他不同的伊朗人的观点，并且从中选择最能捕捉他的革命信条。他与六个共产主义团体见面。他那些富有的世俗亲戚属于这些团体：有些人是斯大林主义者，有些人是托洛斯基主义者或毛泽东主义者。这是阿里雷札首次发现自己成为他的亲戚争取的对象，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说服这个来自设拉子南区的穷亲戚加入他们的左派阵营。
在大学里，阿里雷札加入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研读会。他一边阅读马克思，一边对照宗教文本，试图找出两者的不一致处。不久，被激怒的研读会会长告诉他，课堂上没有时间响应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必须留待以后再说。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青年团体气氛也大致相同，阿里雷札每天早上参加他们的讨论，他努力想让自己了解所有的革命思想。圣战者组织是伊斯兰左翼游击队团体，人员来自侯赛因宗教会所的沙里亚蒂追随者，但到了革命时期，这个组织逐渐以一名充满魅力的领导人为中心，这个领导人名叫马肃德．拉贾维。他的作品是圣战者组织唯一阅读或讨论的书籍。阿里雷札后来就不再参加他们的会议。
唯一能让阿里雷札感到自在的讨论会是沙里亚蒂另一批追随者组成的小团体，团体里都是一些以知识分子自任的人士，他们坚持沙里亚蒂的好战什叶派观点，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标。这个团体采取平等主义的激进立场，恪守沙里亚蒂的主张，认为真实的信仰者不需要教士中介，他们因此也不支持「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这些人认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拥有神圣智慧。
阿里雷札认为，他在沙里亚蒂的阿里什叶派中，找到了他在左派分子与神学院遭遇专制主义与不宽容时的解答。阿里雷札参与沙里亚蒂追随者的小团体虽然时间相当短暂，但长期而言，对他来说却是个错误的赌注。当革命伊斯兰主义的主流于一九七九年获胜，并且在往后十年间在何梅尼手中透过一连串的血腥镇压巩固权力时，阿里雷札在这段过程完全成了局外人。尽管阿里雷札并未如团体领导人与其绝大多数追随者那样，在动荡的一九八○年代遭受监禁或处决的命运，但他曾参加团体的事实终究在他身上留下黑色的印记，即使日后在政府内部工作，他依然遭到孤立。这是个围绕着非正式的成员资格与意识形态亲缘性的网络组织起来的政府、体系与国家。在这个处境下，没有什么比无所归属更加危险。
然而，在革命展开的时期，阿里雷札却感到如鱼得水。阿里雷札从小就冷静稳重，这是智性首次在社会上成为最热门的商品，其中尤以当时彼此竞争的两种知识最为抢手：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主义。阿里雷札的朋友巴赫拉姆是他认识的人当中最帅气英挺的一个。在革命前，阿里雷札与巴赫拉姆走在街上，年轻女孩总会找借口接近他的潇洒朋友。但巴赫拉姆不属于任何类型的知识分子或好战分子，革命后，女孩们转而受到活动分子、理论家、革命分子与学者的吸引。巴赫拉姆于是拜托阿里雷札帮他赢回那些离他而去的女孩们的心。于是他们故意进行一些对话吸引那些马克思主义美女注意。由巴赫拉姆对马克思主义发表意见，阿里雷札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政治的投入已众所皆知，他佯装对于巴赫拉姆的说法感到印象深刻。巴赫拉姆用这种方式交了两三个女朋友。但往后几年，阿里雷札在狭窄的生活圈中，会记得巴赫拉姆是最早批评革命的人之一。巴赫拉姆抱怨意识形态让人与人之间彼此敌视，而且扭曲了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英俊的巴赫拉姆交不到女朋友，无论在哪里众人莫不为了意识形态而彼此仇恨，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仇恨对方。
革命酝酿了许久才发生，不过一旦发生便肆无忌惮地快速延烧。宣布戒严无法让巴勒维国王获得任何好处。大罢工让整个国家瘫痪。暴动也随之展开。巴勒维国王慌乱地进行各种补救措施。他任命一名首相负责安抚的工作，但之后又把他换下来，改任命一名将军上台，之后眼见国家不可避免得做出改变，于是又把将军换下来，转而任命另一名首相来负责过渡工作。巴勒维国王于一月十六日离开伊朗。报纸标题在欣喜若狂之下史无前例地使用八十四点大型字体：「巴勒维国王离开了（Shah Raft）。」伊朗人在街上大肆庆祝。二月一日，毫无争议的领袖与革命的象征，阿亚图拉何梅尼搭机抵达梅赫拉阿巴德机场。报纸报导：「伊玛目已经来了（Imam Amad）(5)。」
伊朗全国把何梅尼当成救世主，热烈地欢迎他，而何梅尼为这个欢欣鼓舞的国家带来的则是他的美德与明确的威吓。伊朗是个矛盾的国家，不仅急于与他人斗争，也迫不及待地与自己斗争，整个国家因此满目疮痍。但何梅尼却是个前后一贯的人。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何梅尼向全国民众表示：「我想任命的政府是一个根据神圣命令建立的政府，反对这个政府不仅是违反人民的意志，也违反真主的意旨。」10他只承认自己的力量，而否认所有革命的力量。六月，何梅尼以吟咏的语调说道：「有些人以为用伊斯兰以外的力量就能粉碎暴政的高墙，这些人错了11。选择伊斯兰以外道路的人，对人类毫无帮助12。」
何梅尼在法国时已经暗地里任命一小批人组成革命会议，负责在政府建立前主持国家事务。会议成员包括一群头脑冷静而充满野心的教士，他们忠于何梅尼，而且服膺「宗教人士的政治管理」观念。这些人当中有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贝赫希提与中级教士阿里．哈梅内意以及阿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革命爆发不到一个星期，他们与其他会议成员共同组成了伊斯兰共和党。这是个拥有巨大毁灭力量的组织。
伊斯兰共和党控制了清真寺、国家广播机构与其他媒体。伊斯兰共和党除了仰赖何梅尼个人的魅力——何梅尼在一九七九年时的号召力确实无人能及，伊斯兰共和党本身也是个庞大的高压统治机构。由于怀疑巴勒维国王军队的忠诚度，何梅尼先前已经下令创设一支准军事部队以保护他与革命会议的安全。这支部队称为革命卫队。伊斯兰共和党底下还有一批打手，称为真主党(6)，专门对反对者进行骚扰。阿亚图拉贝赫希提主掌新成立的司法部，他大权在握，指派与他关系密切的教士到全国各地召开革命法庭，对「反革命分子」进行速审速决，包括旧政权官员、库德族分离主义分子、政治反对者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物。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八个月内，在没有证据或法律辩论之下，革命法庭径行处决了七百五十七人，理由是「在世间播下腐败的种子」13。这个数字是过去八年来巴勒维国王政权处决政治犯人数的七倍以上——而这还只是开始14。
何梅尼与激进教士的行为彷佛这场革命完全是由他们主导，但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地位并非表面上看来那么稳固。那些发动示威抗争与罢工让巴勒维国王政权垮台的伊朗人，主要是世俗的左翼分子、民族主义分子、自由派人士与伊斯兰左翼分子，这些人并不赞同由教士来进行统治。巴黎时期围绕在何梅尼周围的民族主义伊斯兰自由派或许是其中最弱小的群体，他们最不可能在权力斗争中认真挑战教士。然而，这些人却最能让前西方盟友减轻焦虑。因此，何梅尼放心地在一九七九年初提名温和派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梅赫迪．巴札尔甘担任临时政府总理。许多激进派教士对于这个决定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巴札尔甘将成为美国霸权与影响力再次进入革命伊朗的特洛伊木马。
巴札尔甘是另一个时代的残余，这名温和的七旬老人，他的时代要不是已经过去，就是尚未到来。他戴着粗框方形眼镜，下巴看起来有点紧绷。他是一名工程师，与沙里亚蒂的父亲同辈，他曾经在穆沙迪克政府任职，主掌曾经短暂国有化的石油产业。当时，他曾批评穆沙迪克的民族主义者不虔诚。巴札尔甘认为，要有效对抗巴勒维国王，必须有教士与传统阶级的参与，因此他成立了自由运动，这是一个结合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反对党。
巴札尔甘是民主派人士。在巴黎生活七年使巴札尔甘得出一个结论——宗教可以在世俗统治、科学进步的社会里发展茁壮，他相信人民主权而非高压统治最终可以让国家与伊斯兰价值一致。尽管如此，巴札尔甘却与教士维持一个现实的同盟关系。当何梅尼与其他教士在一九六○年代初反对女性参政时，据说巴札尔甘曾私底下表示反对，但最后却采取了政治态度而非道德立场：他的自由运动宣称，在选票不具重要性的国家里，参政权毫无意义，因为能投票的人与不能投票的人没有什么差别。
此外，不同于当时宗教与非宗教的激进分子，巴札尔甘捍卫言论自由、少数族群权利与私有财产；他不在乎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语言，他认为强调殖民主义与剥削只会造成分歧而且很容易向苏联的野心靠拢15。巴札尔甘是技术官僚。他在德黑兰大学告诉群众：「不要期望我跟何梅尼一样……，何梅尼就像推土机，所到之处，岩石、草根与石块全压个粉碎。我是一辆精美的小客车，必须在铺好的平整路面上行驶，你们必须为我铺平道路。」16
在革命的伊朗，没有平整的道路可以行驶。巴札尔甘既不能平息民众乌托邦式的动乱，也无法破解革命会议的图谋。这位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理直到三十多年后，也就是他去世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找到支持他理念的人。在巴札尔甘担任总理期间，他面临的是一个民众被武装起来的国家，安全部队已完全失去功能。革命会议控制了这些临时起意的民兵，称他们为委员会（komitehs），并且要求他们遵行伊斯兰化的工作事项——巴札尔甘不同意这些事项，也从未咨询过这些事项。委员会监督民众是否穿着不适切的伊斯兰服装、聆听西方音乐、持有妇女裸露照片，以及两性之间是否有禁忌互动或其他道德偏差行为。何梅尼为委员会的行动辩护，认为伊斯兰国家有责任为了提升民众而干涉私人生活17。
伊朗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巴札尔甘领导的合法政府，另一个是由草根革命委员会、民兵以及行刑队支持的教士法庭组成的法外网络，这个网络完全忠诚于何梅尼与伊斯兰共和党。巴札尔甘的政府试图掌握革命卫队的指挥权，但未能成功；他也试图让革命法庭接受司法部的监督，但也失败18。巴札尔甘曾对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表示：「理论上，政府主导一切，但实际上，真正管事的是何梅尼。他与他的革命会议、革命委员会以及他和群众的关系才是主宰者。」19
在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国里，哲学家将成为国王，不只是因为睿智，也因为他不愿意成为国王。哲学家的智性之光乃是哲学家存在的理由；智性而非野心将驱使哲学家服务他的同胞，甚至使他违反自己遗世独立钻研学问的天性。然而，在何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激进派教士「如同在梦里一般进行黑暗统治，他们为了影子而彼此争斗，为了官职而彼此争论」20。这些教士面临的最重要以及在政治上最困难的任务，就是为自身的统治建立永续的基础。为了制定革命国家的宪法，引发的斗争臻于白热化，而巴札尔甘对此几乎没有准备。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巴勒维国王被推翻后不到两个月，伊朗人便面临一场公民投票。投票的选项是：伊朗是否将成为伊斯兰共和国？没有任何定义，也没有其他选项。投票结果有百分之九十八投下「赞成」票。21但伊斯兰共和国是什么？由谁决定？六月，巴札尔甘与盟友根据法国第五共和宪法提出自由派与大致倾向于世俗的宪法草案。草案须经伊斯兰教法专家会议审查与批准。专家会议的选举过程充斥着违法乱纪，包括对反对「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人士进行暴力攻击22。在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担任主席而阿亚图拉贝赫希提担任副主席的状况下，专家会议完全被伊斯兰共和党以及其他附随政党垄断23。他们从总理手中夺取宪法，然后重新起草，添入何梅尼国家理论的元素。结果产生一份创新而充满矛盾的文件，文件中呈现的紧张情势将定义这个国家的未来。
绝大多数政府的正当性都来自于单一来源。但伊朗政府的正当性来源却有两个：人民主权与真主主权。就像绝大多数有过的妥协那样，结果就是两者都蒙受了损害。伊朗将成为共和国，但程度却超出何梅尼原先的预期。伊朗将拥有一个民选的总统与能够立法的国会。伊朗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在君主的掌控之下，而是需要民众的参与及同意。但在此同时，却由教士出任最高领袖（Supreme Leader）与真主在人世的副摄政来指导国家。最高领袖将指挥武装部队、掌控国内治安机构与外交政策，以及任命司法总监与宪法监护委员会，而且这两个职位与机构都由教士出任。法律由国会通过，但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必须经由宪法监护委员会许可，宪法监护委员会犹如最高领袖的臂膀。
巴札尔甘向何梅尼提出抗议。他反对这部宪法，认为这部宪法将使国家完全落入教士统治阶级的掌控，而且也将败坏未来的世代，使其起而反对伊斯兰教。但何梅尼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
「现在，宪法明文规定了宗教学者的统治原则，」三个月后，何梅尼对一名访谈者说道，「我认为，在这方面，宪法的规定仍有不足。在伊斯兰教中，宗教学者拥有的特权比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大得多，而教士们……却未能坚持这个理想，因为他们不愿意与知识分子敌对！」24
在世界的另一端，穆罕默德．雷札．巴勒维国王成了绝望的亡命之徒。他行经埃及、摩洛哥、巴哈马与墨西哥，走到哪儿都担心新政权会派人来暗杀他，而他的安全还有一个更迫近的威胁：五年前，巴勒维国王被诊断出罹患淋巴癌，不仅伊朗民众不知情，连他的家人也被蒙在鼓里。一九七九年九月，巴勒维国王的侍从武官与美国的中间人接触，巴勒维国王的处境出现重要转折。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允许巴勒维国王赴美接受医疗。美国政府不顾美国驻德黑兰大使的反对，后者警告，除非巴勒维国王不再要求波斯的王位，否则承认巴勒维国王将对「美国的利益以及在伊朗的美国人安全造成严重损害」25。但与白宫关系密切的人士坚持，华府对于被罢黜的国王负有责任；这个人罹患重病，而且全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接受他。
有几个理由可以支持美国大使的看法。何梅尼希望将巴勒维国王引渡回伊朗，审判他镇压伊朗人民的罪行。但与把巴勒维国王送上刑场的愿望相比，许多伊朗革命分子其实更不想看到巴勒维国王待在美国。他们担心一九五三年的政变会再次重演：或许巴勒维国王前去投靠北美盟友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与支持他的中情局会合，以夺回他的王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大约四百名革命学生突破位于德黑兰市中心占地宽广的美国大使馆的高墙。这些学生在一个称为「追随伊玛目路线的学生」团体授意下冲进大使馆，绑架了约五十一名美国人质，并且要求美国必须引渡巴勒维国王。
何梅尼并未下令占领大使馆；从各方面来说，这起事件都让他感到惊讶。尽管如此，何梅尼还是不顾巴札尔甘的反对，给予学生祝福。伊斯兰共和党将这些绑架人质的学生纳入自己的组织中，确保这些人在往后数十年能在政治上一路扶摇直上。
占领美国大使馆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树立方针，也为伊朗的内政政策迈出蛮横的一步。激进派教士已经受够了巴札尔甘。为了逼他离开，他们只好让政治升温到连他这种温和的人也无法忍受的地步。绑架人质事件做到了这一点。而这起事件也让伊斯兰主义者从世俗左派手中夺取了反帝国主义的据点，成功从侧翼包围伊朗反对派长久占据的高地。
巴札尔甘一向支持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他与他的政府成员一直与美国外交人员维持接触，并且认为这是他们日常职责的一部分。现在，他们的外交政策落空，同时也失去了对内政局势的掌握。巴札尔甘递出辞呈。在最后的电视演说中，巴札尔甘向民众表达他内心的恐惧，他担心未来伊朗人民的主权很可能被教士的统治取代26。
一个月后，明定「宗教学者的政治管理」的新宪法获得公投通过，但实际上参与投票的伊朗民众不到一千六百万人27。何梅尼公开表示，他不会轻易行使他的大权，除非是为了防止悖离伊斯兰教的状况发生28。然而实际上，往后十年伊朗将成为当代最不负责任与最专制的政权之一。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一九八○年首次举行总统大选。阿亚图拉何梅尼支持独立候选人阿博尔哈桑．巴尼－萨德尔，此人以激进的伊斯兰经济学家自称，而且留着格鲁乔．马克思的八字胡。巴尼－萨德尔在法国时曾帮助过何梅尼，然后成为革命会议的一员。由于没有真正的竞选对手，巴尼－萨德尔在总统大选以压倒性的多数获胜。
新任总统与前总理巴札尔甘不同，他并不是一个高尚的自由派人士。他是他身处的极端时代下的人物，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决心对抗他的政敌。巴尼－萨德尔毫不掩饰的自信使他一下子触怒了伊斯兰共和党的教士。他宣称，「总统应该主掌一切」，他也提到教士「终将失败」，革命委员会将解散，而彼此竞争的权力中心将被去除29。
阿亚图拉贝赫希提与伊斯兰共和党决心阻止巴尼－萨德尔，他们试图说服何梅尼相信，这位民选总统是国家的敌人。对手抨击巴尼－萨德尔滥用权力、「自我中心」而且是「教士的敌人」30。他们说新任总统是「换了一张脸的巴札尔甘」31，抱怨他开始转向自由主义，而且警告他必须「与革命站在同一阵线」32。他们利用他们在国会的多数，让巴尼－萨德尔在自己的内阁中遭到孤立，几乎所有的阁员都来自伊斯兰共和党，他们还逼迫巴尼－萨德尔任命与他为敌之人担任总理。
彷佛巴尼－萨德尔遭遇的难题还不够似的，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伊拉克入侵伊朗。伊拉克与伊朗交恶已有一段时间，彼此持续进行挑衅，而且发生过几次小规模冲突。但现在萨达姆．海珊(7)决定利用伊朗遭受孤立与革命动荡之际控制阿拉伯河的水道。这已经不是小型的边境冲突33。伊拉克独裁者派出二十二个师进攻伊朗领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场军事行动。
国际上并未出现抗议的声音。美国官员日后回忆，两伊战争爆发时，他们抱持着幸灾乐祸的心态。伊拉克是苏联的附庸，而伊朗绑架了美国外交人员做为人质，几乎等同于与美国开战。占领大使馆事件使伊斯兰共和国受到国际的冷遇。但伊朗的革命分子对于世界各国的沉默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他们过去一直怀疑国际秩序对他们不怀好意，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确认这一点。
战争非但未能让伊朗的政治派系团结一致，反而造成更严重的分裂。巴尼－萨德尔认为学生应释放美国人质，好让伊朗能向西方购买备用的军事零件。他要求停止对军队进行意识形态清洗，因为此时的军方比以往都更需要指挥官。但令巴尼－萨德尔感到挫折的是，人质危机继续拖延，而军方的整肃也依旧持续。
结果，伊朗总统居然公然成为反对派的领袖，无论从哪一国的宪法来看，这都是一件奇怪的事。巴尼－萨德尔获得自由派与一部分左派的支持，其中包括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后者此时有大量的年轻人加入，许多甚至是青少年34。巴尼－萨德尔在他的报纸上谴责革命政权的暴力行径——刑求、审查制度、暗杀阴谋等等诸如此类。他的结论是：「在这样的共和国里担任总统，我无法感到骄傲。」35他甚至要求何梅尼向他保证，如果自己出事，他的妻儿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36。何梅尼并未直接响应。但何梅尼最终还是警告总统，必须与圣战者组织保持距离。
圣战者组织是巴尼－萨德尔握有的最好筹码，他不愿意放弃他们。一九八一年二月，抗议民众开始在街上与真主党发生冲突，真主党是支持政权的好战分子的通称，他们手持棍棒、刀子与手枪对抗圣战者组织与总统的支持者37。何梅尼成立委员会来进行调解，但委员会却专门针对总统，而且剥夺了他剩余的权威。教士关闭巴尼－萨德尔的报社，逮捕他的亲信，禁止他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最后在六月透过国会的不信任投票免除了他的总统职位。
「我很遗憾，」当巴尼－萨德尔的逮捕令发出时，何梅尼如此说道，「我试着避免……免职的结果。」但「外国势力的介入以及夹杂在这些人当中的狼群，不让我们避免我们想避免的事」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