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一条：子女对父母有敬畏、服从之义务。／第六二条：然为人子者更应服从父权。／第六七条：健康的母亲有亲自为儿女哺乳之义务。／第六八条：然为儿女哺乳至何时，则由父亲决定之。
【解说】《普鲁士一般邦法》乃是一部多达二万条的综合法典。起草该法典的委员会内，除了委员长身为贵族，其他全员都是新兴官僚。《普鲁士一般邦法》一方面含有容许自由离婚、保护非婚生子女等新式内容，另一方面则对法国大革命有所警惕，故而愿意妥协保留身分制。该法典辅佐监控的倾向在哺乳规定（第二章67、68条）尤其明显。相对于反映自然法的《法兰西民法典》1804，又称拿破仑法典）能够历经两个世纪沿用至今，留有开明专制影响的《普鲁士一般邦法》才十九世纪初就被纳入修正对象，但其实到十九世纪末为止，该法典在普鲁士尚称适用。
·开明专制君主玛丽亚·特蕾莎（1717~1780）
玛丽亚·特蕾莎为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六世（Charles VI，在位期间1711~1740）之长女。1713年，查理六世颁布《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 of 1713）排除内外反对声浪，规定禁止分割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以及该领地若无男性继承人时，则改由长女继承，此举意味着王室已然放弃禁止女性继承的《萨利克法》。1740年，查理六世逝世，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便对玛丽亚·特蕾莎继承奥地利大公之位提出异议，发起「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1740~1748）。直到1745年，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法兰兹一世（Francis I）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她才终于掌握实权。而后她更在西利西亚（Silesia）境内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联合法国、俄国孤立普鲁士。玛丽亚·特蕾莎与法兰兹一世本身有表亲关系，以当时贵族婚姻来说，两人算是奇迹一般的恋爱结婚，不过法兰兹结婚的代价就是失去世袭领地的继承权（1736）。这对夫妻终生恩爱和睦，育有十六名子女（其中有五人早夭）。
·【史料】艾恩斯特·摩利兹·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的回忆录
「当时风潮崇尚庄重、严肃，无论孩子、雇工他们的父母跟雇主再怎么亲切，仍会保持适当距离。……当男孩子不小心、或者故意把衣服弄得破破烂烂、甚至受伤等等，也只能小心翼翼别被父亲看到。……要是引起父亲注意，那可就惨了，会因为粗心大意受到相对应的体罚。」
「工作最为清闲的秋、冬时节……父亲会教我写字、算数，母亲则让我练习朗读。……刚开始几年的朗读教材都是圣经和赞美诗集，我想这些应该对我们很有好处。」（哈达赫·平克：117页以下）
【解说】阿恩特是一位诗人兼波恩大学教授，还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8）。他出生于当时瑞典境内的自由农民之家，为家中次男，十八岁时就读德国中等学校（Gymnasium），二十二岁进入大学。他的回忆录记载了家父长制的家族之内，父母如何教育子女。
9-3启蒙思想与公共舆论的形成——性别规范的成立
本书相关章节
9-2，10-3，10-4
◆读与写
报章杂志出现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后半时数量急速增加，书籍出版量亦大幅成长。这些出版品已不再使用拉丁文，而是运用各国的语言（国语）书写。尽管人民识字率很低，但以贵族、上流公民为主的识字阶层，其读书心态产生大幅变化，从「精读」转向「多读」。女性写作者也相当活跃，还获得众多女性读者。只是女性从事评论活动、或以专业自立之举仍会饱受批评，社会仅容许她们当一个闺阁作家，写写诗文、小说而已。
◆公共舆论之形成
十八世纪后半时欧洲各地出现「议论的公众」，形成了「公共舆论」，沙龙、咖啡馆、读书协会等变成公众议论的场所。沙龙由贵族女性、上流市民女性所主持，在法国广为流行。咖啡馆于英国拓展，男性公民在此阅读报章杂志、进行议论；德国则是发展出读书协会，会员们传阅附设图书室里收录的定期出版物，并进行讨论。沙龙的成员有男有女，咖啡馆、读书协会原则上是男性的情报交换场所。革命过后，法国同样把女性排除到公共舆论之外，使沙龙转为纯艺文场所。这个排除女性的过程当中，形成一种将柔弱、被动、纯洁、母性视为女性美德名誉的公共舆论。在1770、1780年代刑事法改革论所聚焦的「杀婴」议题上，人们也是重视女性名誉胜于孩子的生命·。
◆公民规范下的性别角色分工
十八世纪后半以来，欧洲开始强调以「性」来做男女角色分工，如怀孕、生产机能被视为女性最重要的任务。这种性别角色分工来自「自然（身体）」的差异，倒不是所谓的「歧视」。鲁索（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论述男女个别教育之必要性、提倡重视「母性」的著作——《爱弥儿》（Emile, or On Education），虽然一开始曾被列为禁书，后来还是流传到整个欧洲·。当时人们几乎很少喂哺母乳，贵族女性都聘请乳母来哺育孩子，自己主要负责生产跟社交活动。相比手工业者、农民不论男女皆须劳动，没有什么时间精力好好育儿，造成许多孩子被丢弃、或送人寄养而丧命·。这种重视「母性」的观念，不仅是对传统贵族、庶民文化的强烈批判，更肯定了女性的独特角色作用，故能受到女性的欢迎。那些担任高级官员、靠俸禄就能过活的丈夫连同妻子，即率先接受上述新型规范，并试图形塑他们与其他身分的差距（三成）。
·【史料】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立法与杀婴》（1783）
「首先在我看来，所有未婚怀孕女孩们的目标，换句话说，亦即『想要隐藏自身耻辱、从自己的小孩身上解脱』这个常见的最终目标，是所有杀婴女子的行为诱因。……至于未婚孕妇为何以此为最终目标，首要原因在于……对女性而言本质上就是必要的，再者，因为社会上有要求女性不可欠缺美德及特性的冲动倾向……这个终极目标也是，就算本身违法，不道德，也不应背负耻辱。（三成：121页）
【解说】歌德《浮士德》（Faust）里葛蕾琴（Gretchen）悲剧的原型即为「苏珊娜审判事件」（1772）。事件中的旅馆女侍苏珊娜（Susanna Brandt）遭到某个过客强暴以致怀孕，然后以杀子之罪被判斩首示众。该事件引发了杀子相关的热烈讨论，裴斯泰洛齐提出「强烈厌恶不守礼法或耻辱」乃是女性守护自身美德和婚姻生活的要件，故不赞同杀子判处死刑一事。而康德也表达了相同见解，后来十九世纪的刑法已将杀子改成无期徒刑。
·【史料】鲁索的《爱弥儿》
「所有女性教育均应与男性有所关连。取悦男性，协助男性，让男性爱慕且尊敬自己，当男性幼小时予以养育，待他成人后则予以照顾，担任男性的谈话对象，安慰男性，让男性的生活舒适愉快——这些都是女性每一时刻应尽的义务，必须趁女性幼年时就教导她们。」（岩波文库）
·【史料】禁止移送弃儿的国务会议裁决（法国，1779）
「弃儿的数量与日俱增，而且现今他们大多还是正式关系下诞生的孩子，（陛下认为）着实令人担忧。原本设立收容弃儿的养育院之宗旨，是要避免那些人生被耽误的母亲因害怕自身耻辱以致犯下大罪，结果竟然渐渐变成一个令人更加漠视父母弃儿罪孽的收容所。」（二宫、阿河编：188页）
【解说】当时的法国平民在每段婚姻大约生产五至七次，有1/4至1/3的新生儿会于出生一年内死亡，十至十五岁期间将有半数死亡。十八世纪中叶起，受到农业产量提升影响，婴幼儿死亡率下降，然而子女过多却造成贫困现象日益严重，弃儿数量也急遽增加。弃儿养育院早在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即已出现，也常见于欧洲各地。十八世纪巴黎的疗养院还设有一种「转收箱」，放进背篮的弃儿会从各地送过来，1772年有弃儿七六七六人记录在案。1770年巴黎弃儿人数已超过总出生数的三成，并且只有一成能活到十岁。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贫穷居民为了工作而把孩子送去农村寄养。十八世纪末的巴黎每年出生人数约有二万一千人，其中以母乳哺育者为一千人，交给乳母养育者为三千至四千人，剩下一万五千人推测是送到乡下寄养。对那些收养孩子的人来说，收养也是一项重要的附加收入，甚至可以达到中等农民家庭收入的15%。
蓬巴度夫人
蓬巴度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原名珍妮．安托瓦内特．普瓦松（Jeanne Antoinette Poisson），她出身一般市民，二十岁时嫁给一位富裕的包税人，生有一女。1745年，丈夫不在身边的珍妮被国王路易十五（Louis XV）看上，成了国王的情妇，而她丈夫得到年薪四十万里弗尔（Livre）的高级参事官职位。由于珍妮地位低下，国王便把无人继承的贵族蓬巴度领地、以及侯爵夫人头衔封赏给她，然后纳为王室情妇（由王室支给年薪的爱妾）。在凡尔赛宫廷内，蓬巴度夫人是一位教养无人能及的美貌才女，她主持沙龙并担任启蒙主义的赞助者，与伏尔泰、狄德罗（Denis Diderot）颇有交情。她还是国王实质上的政治顾问，对政治、外交均有重大影响，如晋用自由派贵族为外交大臣，对奥地利、法国结盟有功，并致力出口王室御用的塞弗尔（Sevres）瓷器等。
手持书本的蓬巴度夫人，桌上并排的书为《百科全书》、孟德斯鸠的《法意》，拉图尔（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绘
9-4凯瑟琳大帝的统治时代——十八世纪的俄国
日本教科书对应
重商主义与开明专制
本书相关章节
9-2，11-4，13-3
◆近代化与西欧化时代
十八世纪时，俄国前后出现彼得一世（Peter I，在位期间1682~1725）、凯瑟琳二世这两位被尊称「大帝」的统治者，他们的统治时期也是俄国历史的剧烈转折时期。俄国早在十七世纪便已着手开始输入欧洲文化，这时又有了加速度的进展，推动建设邻接波罗的海的新首都圣彼得堡，创制近代式陆海军、整顿官僚制度，引进西欧型态的学问和包含女子教育机构之教育制度·，重组身分制度、强化农奴制，采重商主义振兴工商业，扩大四周广大领土与对周边各民族的统治，将风俗习惯「西欧化」等。而纵观两位大帝的功绩，毫无疑问专制皇帝权力即为俄国革新之原动力。在此统治下，俄国以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之姿，达成了国家强化及转变。
◆女皇的世纪
十八世纪时，俄国社会在专制权力强化之下展开变革，此刻也正是「女皇」统治的时代。彼得大帝逝世后、凯瑟琳二世统治开始前的三十七年间，男性皇帝只有三位，在位时间共计约五年，其中还有两位都很年幼（一人不到一岁就即位，一岁多被废）。凯瑟琳二世承继三位女皇——凯瑟琳一世（Catherine I of Russia，在位期间1725~1727）·、安娜（Anna Ioannovna，在位期间1730~1740）、伊丽莎白（Elizabeth Petrovna，在位期间1741~1762），然后废黜「愚昧」的丈夫彼得三世（Peter III of Russia），将大权尽收掌中。尽管彼得大帝试图变更习惯法中以男性长子继承的传统，改为立法规定由皇帝本人指定接班人，可是他还未能实践就已死去，反倒促成了女皇诞生的开端。继彼得大帝皇后凯瑟琳一世在新旧贵族对立中被推上宝座，后来的女皇也是透过大贵族派系利害斗争、禁卫军队政变而上位。在两位大帝中间间隔的时期内，受到大贵族制约的皇帝专制权力显得颇为无力，因此传统上都给予很差的评价，不过近年研究在维持这种基本观点的同时，又进行了部分修正。
◆贵族女性与农民女性
俄国经过十八世纪的各种改革，贵族女性的生活也为之一变。她们从原先只能身穿传统服装、在宅邸深处过着隐居生活·，转而穿起模仿西欧上流阶级的服装、到宫廷等社交场所露脸，甚至成为华丽贵族文化的代表。相反地，民众们——特别是农民女性，即便本世纪强化了农奴制度，他们置身于国家、领主的专横统治中，但生产活动或生活文化层面的变化还是很缓慢。农民女性在男性家长建立的家父长制秩序之下，一如既往地嫁人、生养子女，从事家务、农耕、畜牧、采摘水果和菇类等工作。（桥本）
·凯瑟琳二世与斯穆尔尼贵族女子学校（Smolny Institute of Noble Maidens）
斯穆尔尼贵族女子学校（正式名称为「高贵名门子女教育协会」）乃是俄国第一所为女性设立的正式教育机构。1764年，鲁索教育理论的追随者伊凡·贝兹克伊（Ivan Betskoy，1704·~1795）奉刚即位的凯瑟琳二世之意，设立了这所完全封闭的寄宿学校里，其与改组过的陆军幼年学校目的相同，都是为了要培养前所未有、且具备贵族品德的「新型人类」。学校设立初期，凯瑟琳二世时常前往与学生联欢，此后到俄国发生革命的一世纪半期间，这所学校一直发挥着社会化之功能，让最高级贵族女儿们得以走向宫廷贵族式的社交与文化场所。
·凯瑟琳一世（1684~1727）
利伏尼亚（Livonia，现今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农民出身，本名玛尔塔（Marta Helena Skowrońska），她先到大贵族谢列梅捷夫（Boris Sheremetev）家、接着被派遣至彼得大帝宠臣缅希科夫（Alexander Menshikov）底下担任「洗衣女工」。彼得大帝对她一见钟情，之后成为实质上的第二位皇后。彼得大帝死后，玛尔塔得到同为下层阶级出身的缅希科夫拥戴，被拱上皇位成为凯瑟琳一世，然掌握实权之人却是缅希科夫。
·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贵族女性
在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称为「波雅尔」（boyar）的俄国大贵族，往往会利用女性婚姻来维持家族权势，而其中一环便是把女性隔离于宅邸之内，分隔出男女两性的空间。教堂是女性能出现的少数公共场所之一。
十七世纪贵族妇女穿着传统服饰到访教堂
9-5食物与药物的传播及影响——从美洲到欧洲
日本教科书对应
欧洲各国的海外进出
本书相关章节
6-9，9-7，11-11
◆博物学乃所有经济之基础
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特别是从十六世纪下半叶开始，各种南北美洲的植栽植物、医药品传进欧洲，欧洲于十七至十八世纪期间迈入博物学的全盛时期。基于「博物学乃所有经济之基础」的观念，男性博物学家积极游走世界各地，但以研究目的前往新大陆的女性却寥寥无几。在这阵趋势当中，1699年为博物学研究出航至荷属殖民地苏里南（Suriname）的梅瑞安（Maria Sibylla Merian）·，便是一位例外的女性。十七世纪末，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殖民地的砂糖、棉花、烟草、可可、橡胶等物产引进欧洲，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贸易活动。而来自南美的药物里面，疟疾特效药「金鸡纳树皮」占有重要地位·。它的重要性跟一位秘鲁总督钦穹（Chinchon）伯爵夫人的故事有关：1930年代，这位夫人跟随丈夫前往秘鲁当地时染上热病，靠着金鸡纳树皮处方药才死里逃生，树皮功效遂广为流传。尽管故事可能是为了推广金鸡纳树皮所创造出来的，不过林奈（Carl Linnaeus）趁势而为，把该植物命名的荣誉归予钦穹伯爵夫人，学名取作「Cinchona」，利用这位地位崇高的女性来提高金鸡纳树皮知名度。
◆无法流传的堕胎药
「谁来从事科学」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由于到处旅行的植物学家几乎全为男性，所以就有一些男性会忽视的药草。比如1687年出海前往牙买加（Jamaica）、后来当上英国皇家协会会长的伦敦内科医生——汉斯·史隆（Hans Sloane），他曾经前往西印度群岛找寻有疗效的药草，惟从未把注意力放在堕胎用的植物上，因此如「红蝴蝶」（Caesalpinia pulcherrima）般的发现，象征了遭到男性长期忽视的知识传承·。西方世界本来就禁止避孕，更不用说堕胎了，可是女性依然在漫长的历史之间传承相关知识，假如这种西印度群岛植物的药效能够流传开来，想必会受到重视吧！
◆英国引进种痘技术
说起「种痘」，十八世纪末英国金纳（Edward Jenner）所研发的「牛痘」享有盛名。然而，老早在十八世纪初，玛莉．沃特利·孟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便已在驻伊斯坦堡期间，知晓接种患者小水疱的脓液可以预防天花，并将这项知识带回英国。她回国后将此信息告知英国太子妃卡罗琳（Caroline of Ansbach），于是1722年王室也开始种痘，以预防天花之感染。（小川）
·玛丽亚·西碧拉·梅瑞安
玛丽亚·西碧拉·梅瑞安（Maria Sibylla Merian，1647~1717），生于帝国的弗里敦市梅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是知名画家兼雕刻家大马提欧斯·梅瑞安（Matth·us Merian the Elder）之女。她先是跟随身兼画家及出版商的父亲在工作室里学习，十三岁起又到继父雅各布．马雷（Jacob Marrel）身边受训做一名画家。成年的玛丽亚在与画家约翰·安德烈亚斯·格拉夫（Johann Andreas Graff）结婚后，仍以一位独立女性画家的身分投入研究，1679年出版《毛虫之书》展露头角。离婚后她独立扶养两个女儿，五十二岁时前往荷属苏里南进行昆虫研究，完成了《苏里南昆虫之变态》（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一书。
·献给科学的金鸡纳树枝
本图绘于十七世纪，作者不详。一名黑人孩童（秘鲁）向科学的拟人像献上金鸡纳树枝。后方画了金鸡纳树之植栽，显现其作为疟疾特效药的重要性。
·【史料】《苏里南昆虫之变态》（1705）中有关红蝴蝶之记载
以下为梅瑞安著作中，加注于红蝴蝶图片（图·）的堕胎药相关见闻。
「遭到荷兰主人虐待的印地安人们，宁可服用叹息（红蝴蝶）种子堕胎，也不愿让孩子变成奴隶。来自几内亚（Guinea）、安哥拉（Angola）的黑人奴隶同样表现拒生小孩的态度，只求能够稍微改善他们的境遇。……她们当中还有一些人不堪忍受，以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史宾格）
·玛莉．沃特利·孟塔古夫人
1716年，玛莉夫人跟着担任英国驻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大使的丈夫爱德华·孟塔古（Edward Montagu），进驻到伊斯坦堡。在那个天花肆虐的时代，天花不仅夺走她的弟弟，也让她自己差点丧命。玛莉夫人来到伊斯坦堡后，得知年长希腊女性所传承的接种方法，1717年便连同大使馆附属外科医生一起调查接种的安全性，更委托老妇人为自己五岁的儿子接种，获得了成功。玛莉夫人带着这些成果回国，并且于天花流行的1721年为年幼女儿接种成功，博得人们的赞誉。
9-6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性别
日本教科书对应
欧洲各国的海外进出
本书相关章节
8-2，10-2，11-6
◆奴隶贸易中的性别
无论古今中外，各地都有奴隶买卖的情形，甚至到今日也依然存在。其中连结欧洲、非洲、南北美洲三个大陆，在大西洋上展开的奴隶贸易（又称「三角贸易」）里，有一个特色即是女性奴隶数量远远不如男性。原因在于欧洲的奴隶商人，或者在加勒比海域、南北美洲栽种甘蔗、烟草、咖啡、棉花等作物的农园主人，他们需要的都是可以作为劳动力的男性。反之，在非洲大陆内部、中东穆斯林社会里，除了家务、育儿，像农务、汲水等大部分日常工作皆由女性负责，所以女性作为奴隶的价值更高·。换句话说，欧洲、非洲、南北美洲三个大陆之间对性别认知的差异，支撑着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废除奴隶动向与女性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间，欧洲各国开始慢慢出现废除奴隶贸易、奴隶制度的动向。英国在法国大革命同时期的1780至1790年代间，由英国国教会内部的福音派（Evangelical）、贵格会（Quaker）合作成立了民间团体「奴隶贸易废除协会」（Society for Effect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团体核心为一群具有坚定信仰的女性。她们抵制靠奴隶血汗制作的砂糖，参加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联署活动，还配戴上有黑人奴隶被锁炼绑住图案的浮雕饰品，表达出强烈的反对意志·。英国奴隶运动与当时的社会改革同步发展，并于1807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订立了《废除奴隶贸易法案》（slave Trade act，1807）·。
◆女性奴隶为主体之抗争
被贩运到加勒比海育的种植园奴隶们，纷纷建立村庄来作为日常生活空间，而村庄的营运工作则落在女性身上。奴隶村保存了他们非洲故乡的习惯传统，生养子女也按照非洲的方式，使得农园主人加深了对非洲女性道德伦理的误解和偏见。奴隶村同时是秘密规划、议论奴隶抗争运动的场所，女性们还会运用避孕、堕胎等方法，来对抗「奴隶之子为主人所有物」的观念·。因此，加勒比海域的女性奴隶常常出现流产、死胎情况，必须不断从非洲输入奴隶。相比之下，美国南部各州的女性奴隶生产率颇高，1740年代时大多奴隶就已经是生于美国，但这并不代表南部农园主人对奴隶比较照顾或心怀温情。（井野濑）
·对女性奴隶的观念
由阿拉伯商人主导的撒哈拉沙漠横越路线、以及印度洋上的奴隶贸易之中，大多奴隶均为女性与孩童。他们喜欢女性奴隶的原因之一，在于女性奴隶可以透过穆斯林社会的一夫多妻制，也就是要当第几位「妻子」的方式，更轻易融入当地社会。
阿拉伯半岛东侧阿曼（Oman）港口城市的奴隶市场样貌。该城市因位居交通枢纽而兴盛，现为阿曼首都马斯开特（Muscat），1849年
·奴隶废除运动的口号
当时进行抗争的女性所配戴的饰品，由瓷器老店「玮致活」（Wedgwood）创始人——约西亚（Josiah Wedgwood，1730~1795）所设计。约西亚描绘了一个跪着的黑人形象，上面写着「难道我不是人、不是弟兄吗？」（Am I not a man and a brother·）在1830年代的美国，则出现了「难道我不是女人、不是姊妹吗」的语句。话虽如此，由白人解放奴隶、奴隶乞求白人解放他们的结构并未改变，显现奴隶废除运动中种族、性别交错复杂的情形。
·涌现的奴隶贸易记忆
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加勒比海域的法属圣多明各岛（Saint-Domingue）于1791年8月23日开始解放奴隶，至1804年时，世界第一个黑人共和国——海地（Haiti）诞生。当初的起义之日，现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订为「奴隶交易与废止奴役国际纪念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Remembrance of the Slave Trade and its Abolition）。而英国更于2007年奴隶贸易废除二百周年的这一天，在过去靠奴隶贸易繁荣发展的港口城市利物浦（Liverpool），开设了「国际奴役博物馆」（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2001年，联合国反种族歧视世界大会（开会地点为南非的德尔班［Durban］）申明奴隶贸易、奴隶制度乃「违反人道的犯罪」，接下来奴隶贸易、殖民地统治的相关记忆便于世界各地涌现。
国际奴役博物馆海报，断开锁炼的奴隶人像亦为该馆标志
·非洲传统习惯的哺乳期
在加勒比海域奴隶出生率受到抑制的背景下，奴隶主要供应地为当时的非洲西部，当地人们哺乳期长达二至三年，期间会有视性交视为禁忌的状况。他们在奴隶村庄一样维持这个习惯，以确保有一定的生产间隔。然而这个漫长哺乳期总是被农园主人当成是女性奴隶逃避工作的借口，促成「非洲女性就是懒惰」的偏见。其实不管是加勒比海域、或者美国南部，农园主人从不曾减轻怀孕女性奴隶的工作量。
9-7专题讨论⑨科学革命与性别
日本教科书对应
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化
本书相关章节
1-7，11-11，15-10
◆科学革命背后的女巫审判
十七世纪为建立近代科学的科学革命时代。尽管人们可能认为是科学的理性思想、机械论哲学的成功，才终结了猎巫行动，但事实上猎巫与科学革命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跟十六世纪相比，猎巫行动在十七世纪更是广泛流行。不过这个时代的科学家并非支持猎巫行动，例如英国以血液循环论闻名的医师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曾受他所侍奉君王查理一世之命，于1634年在兰开夏（Lancashire）对身怀女巫嫌疑的女性进行身体检查，回报「未发现可疑的身体特征」。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继1632年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之后，1634年再发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Dialogue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进入科学革命的颠峰期。因提出波以耳定律（Boyle's Law）享有盛名的罗伯特·波以耳（Robert Boyle）虽承认超自然力量与女巫的存在，但从未积极支持猎巫行动。然而，到1660年代为止，还是有数量惊人的女性被当成女巫受到迫害，其中有不少产婆成为攻击目标。英国成立皇家协会的1660年前后，竟也是女巫审判的全盛时期。
◆贵族女性的科学探究
纵使大学、学会都不认可女性的入学或入会，一个地位崇高的女性依旧可以运用其社会身分，从个人管道来学习科学，代表人物就是瑞典的克里斯廷娜女王（Christina, Queen of Sweden，1626~1689）·。这位对求知怀抱着热情的女王，曾于1649年聘请笛卡儿（René Descartes）来到斯德哥尔摩的宫廷，担任她的数学、自然哲学家庭教师。此外，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巴黎沙龙主办者，同样提供了可媲美学会的科学议论场域。到了十八世纪，则有埃蜜莉．杜．夏特莱（·milie du Ch·telet）将牛顿（Isaac Newton）著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Philosophi·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完整翻译为法文，其活跃程度令人瞩目·。
◆女性科学家的系谱
「科学革命」一直以来不仅完全被描写为男性的成就，而此时期的十七至十八世纪，更形成了限制女性参与科学研究的制度及意识型态。然而在意大利，却有一些女性能在今日许多女性想敬而远之的物理学、数学领域之中有所成就。比如十八世纪的波隆那大学里头，1731年就有劳拉．巴斯（Laura Bassi）获颁物理学、以及接下来玛丽亚．加埃塔纳．阿涅西（Maria Gaetana Agnesi）获颁数学等名誉教授职位··。再来又有女医师安娜．莫兰迪．曼佐利尼（Anna Morandi Manzolini）在此讲授解剖学·。只是十八世纪以前，意大利的女性还是得倚赖父亲、丈夫的支持，才能成为活跃的例外，并且只要女性被排除在高等学术机构之外，就不可能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当上研究人员。（小川）
·克里斯廷娜女王
当时人称「巴洛克女王」，伏尔泰曾盛赞她是一位天才女性。图为皮耶．路易·杜梅斯尼尔（Pierre-Louis Dumesnil）所绘虚构巴黎沙龙场景的一部份。左侧的克里斯廷娜正与右侧的笛卡儿进行议论。中央的女性为法尔兹的伊丽莎白公主（Elisabeth of the Palatinate），她与笛卡儿有关哲学的往返信件相当有名。
·埃蜜莉．杜．夏特莱（1706~1749）
即杜．夏特莱侯爵夫人，她更为世人所熟知的身分是伏尔泰的情人。下图为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法文译本的封面图案。
·劳拉·巴斯（1711~1778）
头戴象征博士学位月桂冠、在自己房间里工作的劳拉．巴斯。
·玛丽亚·加埃塔纳·阿涅西（1718~1799）
阿涅西写下有限数与微积分的教科书，并写下「献给玛丽亚·特蕾莎女王」的谢词。
·安娜·莫兰迪·曼佐利尼
波隆那的女医师，擅长解剖学，以制作蜡质解剖标本而闻名。
科学史研究的盲点
直到现在仍然有人会质疑「为什么女性科学家总是少数？」然而这是以「科学家＝男性」作为前提而产生的疑问。美国知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在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社会〉（Science and the Economy of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1938）中对英国皇家学会的早期成员有高达62%是清教徒感到疑问，可是他却对会员100%为男性这点毫无疑问。
10-1概说⑩公民的时代与性别秩序
日本教科书对应
近代欧美公民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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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1、13-1
◆双重革命的时代
「公民的时代」乃是发端于美国独立（1783）、以及打倒「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法国大革命（1789）等公民革命运动。同一时期的英国也产生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至下半叶间，欧洲各地和北美的工厂都陆续运用机械进行大规模生产。而主导这双重革命、树立近代世界秩序的主角，正是「中产阶级」（公民阶层），其中包含凭借工商业累积财富力量的经济资产阶级（bourgeoisie）、在近代早期尾声出现的官僚机构、还有因应科学的发而崛起的公务员、教授、法律专家、医师、艺术家等专业人士团体。
美国独立宣言提出「人皆生而平等」；法国大革命高唱「自由、平等、博爱」，「平等」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理，确立了主权在民之原则。然而，尽管他们最初就主张权利不看家世，而是就个人能力及成就去做评估，过去拥有支配身分的贵族与神职人员（欧洲）、男性公民阶层又有强烈的平等意识，可是女性跟下层阶级民众均不被视为建构新世界的主体。因此，女性或未达到一定收入额度的男性，都被排除在主权者的范围之外，而且还会受到一些限制。
◆公民的价值观
中产阶级崛起于欧洲近代早期的尾声，造就出一个对抗贵族的新型公民社会，他们在道德或生活方式上也形成了有别于「奢侈放荡的上层贵族」和「怠惰粗鄙的下层庶民」的独特价值观。价值观内容包含人格品德养成、情感丰富性、勤勉与合理性、宗教虔敬程度、性别角色扮演、性贞洁与否等等，适用范围涵盖公民阶层的经济、社会、家庭所有生活领域，是其活动之原动力。公民阶层在实践理想价值生活时，也强化了阶级整合及身分认同。而遵守「丈夫扶养全职家庭主妇」这种道德规范的家庭生活，便成了公民价值观的象征。
十九世纪前半的下层民众，需要丈夫、妻子、加上子女都有工作才能维持生计，邻近居民之间总是公开交流，生活世界和中产阶级完全不同。虽然公民价值观、生活形式的适用范围专属于中产阶级，不过这些规范也具有普遍性。其中相当注重性别秩序如性别角色扮演、女性的性贞洁等，认为这些价值观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到了十九世纪后半，随着劳工势力抬头、工厂的女性劳工数量增加，人们又致力把公民性别规范灌输到劳工阶层之内。
◆工作领域的性别区隔与女性社会活动
在「公民的时代」中，即便女性与男性活动领域之间划有严格界线，而且女性需要担任家庭负责人，但不表示中产阶级女性的活动就只限于家庭。她们也可能在家庭以外的场域积极活动，例如创办慈善或战时支持国家的协会。而在十九世纪后半以降产生的女性主义运动，试图消弭工作领域的性别区隔，但是大多数仍在女性工作领域范围内进行，如照顾、看护、服务等，可以说这些工作领域仍然是作为家庭角色的女性功能的延长。
十九世纪后半，女性社会活动针对女性劳工，宣扬她们的理想女性形象，而且提供家政教育，此外尚有婴幼儿或母性、居家卫生等，救济劳工家人、预防贫困的支持性活动。又尝试在劳工阶层成立「恰如其分的家庭」，促使中产阶级女性的社会活动越发活跃。女性并未质疑性别角色分工，反而更竭力强调这点，甚至多数人都不要求政治上的权利。话虽如此，她们决不是「非政治」，而是结合各种政治目的行动，于过程中去深化自己的政治意识。（姬冈）
10-2美国独立革命与性别
日本教科书对应
美国独立革命
本书相关章节
9-6、11-5、11-6
◆妇女的抗争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1756~1763）终结后，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受到英国不断征税的影响而日益紧张，而在之后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之中，可少不了女性的协助。砂糖、红茶、印花等课税物件都跟家庭内的消费息息相关，想要抵制课税，家里就必须省吃俭用、从英国输入替代品。许多白人女性透过抵制运动发现了自己的爱国情操，自称「自由之女」，然则她们依旧遵循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性别规范。然而，实际身处战场的是那些追随丈夫行动的贫穷士兵妻子们。她们冒着危险，带着孩子穿越战场，承担着洗濯衣物、烹饪食物和照顾伤病士兵等服务军队的任务，她们的形象仍然主要围绕着家务事展开·。
◆共和国之母
尽管美国独立战争经验培养了女性对政治的关心，可是战争本身并未改变当时「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性别观念。另一方面，这份战争经验也改变了女性的定义：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翁，女性则是养育孩子成为「共和国公民」的重要存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共和国的母亲」。他们除了认为「应透过教育塑造共和国公民」，同时主张女子教育对于新式国家建设之必要性·，于是陆续出版了女子教育相关书籍或手册，以及建立女子学校。此时的女性角色仍限定在「母性」范围内，这样的意识也把她们拘束在家庭里头。
◆信仰复兴之始末
独立宣言虽有明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所指对象却不包含女性、奴隶在内·。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前后，基督教内部曾有两波信仰复兴运动（第一波在1750至1770年，第二波在1790年代中期至1830年代），两者皆要求超越性别、阶级、种族的平等，其中皆有显著的女性身影。如白人女性组成以改良社会为目标的慈善组织，黑人奴隶在推动奴隶解放的美国北部便能身受其惠。而同时期的美国南部，关于女性奴隶的状况倒是没什么变化，不论是怀孕或生产期间的女性奴隶都无法得到妥善的照顾。（井野瀬）
·战场上的妇女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纽泽西（New Jersey）有一位被称为「水壶茉莉」（Molly Pitcher）的女性，她代替负伤倒地的丈夫，拿起枪枝帮助其他士兵。即便茉莉本人存在的真实性尚且不明，但像她这样的女性形象往往能赢得士兵妻子们的认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女扮男装从军的女性，像是相传出身自搭乘五月花号、从英国渡往美国的某家族后裔——德博拉·桑普森（Deborah Sampson，1760~1827年），就留下过不少纪录。她以「罗伯特·舒特夫」（Robert Shurtleff）之名加入麻萨诸塞（Massachusetts）第四连队，并于1782至1783年持续参军直到女性身分曝光为止，退伍后也领取了少许退伍金。
德博拉·桑普森
·【史料】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身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之妻、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之母，相当强调女子教育重要性的艾比盖儿·亚当斯（Abigail Adams，1744~1818），她曾经如此写道：「倘若我们想要拥有英雄、政治家、哲学家，那就应该培养有学问的女性。倘若大多条件取决于青少年早期的教育、最早学到的准则将会最为根深蒂固，那么让女性学有所成，就必定能获取巨大的利益。」（杜波伊斯、杜梅尼尔：160页）
这种女子教育所养成的「母性」，实际上也被期待能套用到母亲以外的女性，进一步发挥在社会弱势或不幸人士的身上。譬如终身未婚、也没有小孩的作家凯瑟琳·比彻（Catharine Beecher，1800~1878），就在探讨育儿、家政的著作《家政专论》（A Treatise on Domestic Economy，1841）里，要求女性须觉察到自己负有以下使命：「扶养全家幼小的女性，在教室教书的女性，于内室做针线活、为国家知识道德工厂赚钱的女性，还有就算身为卑微雇工、仍可担任榜样养成孩童心灵建构、以其忠实服务维持家庭生活繁荣的女性。」（同上：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