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地位的议论
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末期的十九世纪中叶时，有一群叫做「新鄂图曼人」（Young Ottomans）的评论者，起而批判苏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在位期间1876~1909）之专制统治，要求建立宪政。他们是喜爱欧洲文化思想的新兴知识分子，利用平面媒体如小说、新闻，批评一夫多妻、相亲结婚、女性隔离，要求提升女性权利、女子教育之必要性等等，针对改善女性地位积极发言。又称培育爱国情操国民的贤妻良母为「新女性」，主张跟这类女性恋爱结婚所成立的家庭，才是适合新国民的生活单位·。只是宪法才公布两年就被苏丹停止，专制统治再度复活，「新鄂图曼人」的运动完全失败。阿布杜·哈米德二世筹办了近代式教育机构，不过很讽刺的是，这里出现了对他专制统治的批判，后来更培育出人称「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s）的将校军官、军医、官员等年轻菁英。「青年土耳其党人」跟过去的「新鄂图曼人」一样，都提倡改善女性地位，改变旧式家父长制家庭、组成基于爱情建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当他们革命成功（1908）取得政权以后，便积极着手改革制度。根据新立的《家庭法》（1917），婚姻成为世俗契约，且实质上禁止一夫多妻。新政权亦投入女子教育，除了原本就已设立的女子中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大学之门更于这个时代向女性敞开·。
此照片展现了夫妻间的亲密、以孩子中心的小家庭
◆作为国民象征的女性
当新鄂图曼人、青年土耳其党人这些改革主义者讨论鄂图曼社会女性地位低落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讨论鄂图曼帝国的衰退状况。因为女性权利议题带有帝国家父长家族体系下、青年们受到压迫的社会批判性质。年轻改革论者们藉由支持女性权利、恋爱结婚，来谴责由年长男性掌权的传统家族体系，将其看作压迫、落后的土耳其社会缩影。此外，若要对抗强的威胁，改革社会秩序、培养优秀国民将是迫切要务，既然女性的性控管被当成鄂图曼社会秩序基础的一环，那么讨论女性的社会地位及理想型态，跟讨论鄂图曼社会之理想形态（不管是重建鄂图曼帝国、或者建设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家）便是相通的·。（村上）
·鄂图曼帝国末期的婚姻与家庭
虽然新鄂图曼人批判一夫多妻制、相亲结婚、年长男性娶十几岁女性等情况，但实际上当时这些婚姻已经越来越少见。至十九世纪下半叶时，婚姻中的爱情、对孩子的关爱开始在都市中上流阶层之间受到重视。
·女性动员参与战争
女性之解放，对于战时劳动力供应亦有贡献。鄂图曼帝国末期不断发生战乱，使得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于是成立了伊斯兰妇女就业促进协会，确保女性能从事「无损名誉的劳动」，让她们以劳工身分对战争给予协助、有所贡献。土耳其独立战争（Turkish War of Independence，1918~1923）时，就曾动员农民妇女做后方支持。只是接下来当土耳其共和国建立、恢复和平以后，女性又被要求回归家庭担任妻子跟母亲。
·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与恋爱结婚
新鄂图曼人透过爱情小说来质疑既有秩序、并摸索新的秩序。然而约在1920年代前后，他们对爱情的论调产生了变化：爱情被视为过度西化或性的欲望，乃危险之事。对男性而言，他们把爱情当作一种破坏家父长式秩序的手段，同时要求建立家庭的妻子贞节贤淑，所以女性的「过度自由」就不太恰当。女性也基于男性菁英的思想或其他理由，渴望一个安定的家庭。女性之所以追求恋爱结婚，原因在于她们看到夫妻关系更多可能性。像女性作家哈莉黛·埃迪布·阿迪瓦尔（Halide Edip Ad·var，1882~1964），其早期作品描写的就是沉溺于奔放激情的女主角，后期作品则改为理性选择稳定爱情的女性。而这些拥有自主性的女主角，显示出女性自愿承担贤淑妻子、国民之母的新角色，而不是由菁英男性强加到她们身上。
（左）土耳其战争中 装填弹药的妇女 （右）哈莉黛．埃迪布．阿迪瓦尔
【解说】土耳其小说家哈莉黛·埃迪布·阿迪瓦尔，出身鄂图曼朝臣之子，就读美式教会学校。1908年革命后开始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小说。她是忠实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曾担任军队伍长参加土耳其独立战争。
12-4清末社会的变化与女性解放思想的出现
日本教科书对应
太平天国／清末的改革、革命运动
本书相关章节
7-3、7-8、12-7、13-6
时至十九世纪，清朝于鸦片战争战败，又在太平天国席卷华中与华南后走向衰败，而在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1835~1908）统治下，维持了王朝最后半世纪的命脉·。在这段期间的社会变化之中，也对女性理想形象提出新的观念。
◆踩着大脚战斗的女性——太平天国
作为清末最大动乱的「太平天国」，从本质上否定儒教的性别角色分工，并且禁止缠足、实行一夫一妻制等，动摇了传统秩序，尤其是将男女分隔成男兵、女兵，分别战斗、工作、过生活。太平天国发祥地广西省的少数民族女性并无缠足习惯，有些人还位居领袖地位，相当活跃，可是对江南女性来说，解开缠足、到户外劳动是非常痛苦的。后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自己娶很多妻子，否定了一夫一妻制，天国本身也逐步腐败崩解。
◆变法派的女性论
中国在甲午战争败北后，1898年尝试了人称「戊戌变法」的体制改革。当时变法派的男性知识分子就提出：若要拯救亡国危机，女性亦须有所改变。梁启超（1873~1929）〈论女学〉一文阐述女性应一同从事劳动生产，才能富国强兵；若要培养未来的国民，女性就得拥有知识跟体力，故须创设女学堂。康有为（1858~1927）1883年在广州创立「不缠足会」，开启反对缠足运动，不让女子会员缠足。谭嗣同（1865~1898）则于著作《仁学》揭下性的面纱，反对把女性当作淫欲工具。然而戊戌变法仅三个月就遭遇挫败，称为「百日维新」，他们的尝试也顿时中断。
◆革命与「女权」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马君武曾翻译介绍史宾塞（Herbert Spencer）和约翰·史都华·弥尔的学说，展开「女性主义」与民权、革命结合的讨论。革命派的金天翮（1874~1947）于1903年写下祈愿中国女性解放的《女界钟》·。不仅男性知识分子如此，女性自身也做起女性世界的革命宣传行动··：例如1902年创刊的中国第一部女性杂志《女报》上，有陈撷芬（生卒年不详）所写的〈独立篇〉，提到「女子有兴女学、复女权之志者，勿自比于属国也」。而后许多女性杂志、报纸纷纷创刊，主张女性要成为跟男性享有平等权利的「女国民」，更创立多所女学校。（小滨）
·慈禧太后是「坏女人」吗？
1861年，六岁的同治皇帝即位，生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她曾任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展洋务运动，稍微恢复了清朝的威信。1874年同治死后，慈禧再立自己的外甥为光绪皇帝。光绪成年之后，他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施行「戊戌变法」来改革清朝的体制。只是改革过于急躁引发众多反弹，三个月后慈禧太后就夺回政权，对变法派处刑、幽禁光绪皇帝。慈禧掌握了清朝末期长达半世纪的大权，直到1908年光绪死后隔日去世为止，她向来都被批判是一位顽固的保守派代表。不过也可以说是慈禧高明的政治能力，才让清朝得以存续到二十世纪，过去那些评价其实来自对女性掌管政权、对她打压变法派的反弹，或许太过严苛了吧！
·【史料】金天翮《女界钟》：「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
「民权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吾为此说，非独为二万万同胞姊妹说法也，为中国四万万人民普通说法也。请试言之。『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左传》〈昭公元年〉）与立者，国民之谓也。而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今吾中国『国民』之称其无有矣，其代名词则『万姓』是也。是代表吾国民无精采、不风骨，徒于《史姓韵编》占一席地而已。……顾亭林（顾炎武，明末人士）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独匹夫然栽？虽匹妇亦与有责任焉耳。」（村田编：358~360页）
·革命家秋瑾（1875~1907）
其为官员之女，奉父母之命结了一场不幸的婚姻，后来留下孩子只身前去日本留学。她在东京参加孙文所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担任浙江省负责人，从此为革命运动奔走。又创立「共爱会」组织女子留学生，运用白话（口语）的文章、演说，以女性容易理解的言语讲述革命。1905年，秋瑾为反抗日本政府对清朝学生的取缔而归国，于故乡浙江省绍兴开办学校，一方面培养革命派人士，一方面进行武装起义所需的军事训练。惟1907年起义计划走漏风声，秋瑾被捕处死，她那句「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遗言，以及英姿焕发的男装模样，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
·【史料】秋瑾〈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第一期，1907）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闇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札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唉！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办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编：30页）
12-5东南亚民族运动与性别
日本教科书对应
东南亚的殖民
本书相关章节
3-4、5-3、8-2、14-5
◆殖民地社会与性别
早期负责统治殖民地的东印度公司雇员、政府官员和军人，绝大多数都是单独赴任的男性，等到统治机构稳定下来，热带医学、教育医疗制度有所发展，女性、儿童才会出航到殖民地居住。而对东南亚来说，尽管有大量劳动力从中国、印度等外地被引进到都市跟开拓地区，举家出航之举同样仍属例外，所以这里对「当地妻子」、「妓女」有着重大需求，后者又导致日本人（唐行小姐）、中国人的女性流入东南亚·。
十九世纪末以后，东南亚各殖民地社会和泰国都着手推动「从上而下的近代化」。女子教育渐渐普及，人们开始意识到「近代的」女性及各种性别问题。但是这时引进的近代家庭法律或「文明化使命」的意识，就是把父系家族制度、贤妻良母等尚未在东南亚扎根的观念，予以具体化实现·
◆民族运动先驱卡蒂尼（Raden Adjeng Kartini，1879~1904）
卡蒂尼
卡蒂尼出生于爪哇岛加帕拉（Jepara）一个进步的贵族家庭，受过荷兰式教育，对自由民主怀抱关心，同时关注女子教育和她们的职业教育，后来因产褥热离世。她生前写给荷兰友人的信件（用荷语书写），在死后以《黑暗过后是光明》（Out of Darkness to Light）为题出版，还翻成英语、印度尼西亚语或其他语言广为流传。卡蒂尼从事活动的当下，荷兰正好改变过去「轮耕制度」等贯彻追求利润的殖民统治体制，转而引进重视教育、福利的「伦理政策」。印度尼西亚独立后，1964年将卡蒂尼列为「国家独立英雄」之一。
肩负民族运动的人可不只限于近代知识分子跟劳工。在反抗西班牙、试图建立东南亚第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菲律宾革命」之中，在地化的天主教信仰及其信徒组织就发挥了重大功用，他们所朗诵的耶稣受难叙事诗（pasyon）反映出传统思想、家族观念，还有对圣母玛莉亚的热烈崇拜。因此，如果要说现代东南亚女性领袖辈出·全都拜近代化所赐，这种看法并不正确。（桃木）
·唐行小姐
贫困的明治日本，向海外输出移民及劳工。日本移工不只前往夏威夷或美洲大陆，也前往菲律宾南部当麻蕉（Abacá，马尼拉麻）栽种农等，另外更有九州岛天草、岛原地区出身的「唐行小姐」，她们搭乘煤炭输出船只航向东南亚至远东俄罗斯沿岸一带的广大范围，奉献己力赚取外币。据说唐行小姐在东南亚与中国女性「猪花」并称，以其「肤色白皙」颇获好评，她们带来一种「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式的东方主义，可能还有向男性献身的意象。唐行小姐赚取外币的情形，其实就跟现在东南亚各国输出性劳动力一样，只是当日俄战争结束、日本自认为一流国家的意识增强以后，唐行小姐就被当成国耻，从此饱受抨击。
·泰国的近代化与性别
泰国的近代化与民族国家形成，以及后者所必需关于「国土」、「历史」、「民族」之「创造传统」，乃是拉玛四世蒙固（Rama IV，Mongkut，在位期间1851~1868）、五世朱拉隆功（Rama V，Chulalongkorn，在位期间1868~1910），六世瓦吉拉伍德（Rama VI，Vajiravudh，在位期间1910~1925）三代国王带头，由王室主导推行的。推行过程包含排除世代外戚汶纳家族（Bunnag family），还有强化家父长制的政策，比如正式承认上流阶层父亲对女儿的支配权和一夫多妻、父系财产继承制等。1913年立法规定「姓氏」之使用，也是在原本不明确的家族、亲族框架之上，强行加上了父系家族原则（东南亚地区除了越南以外，人们的名字普遍都没有「姓」）。
拉玛四世蒙固
·现代东南亚的女性领袖
菲律宾有科拉蓉·艾奎诺（Corazon Aquino，在任期间1886~1992）、葛萝莉亚·马嘉柏皋·艾若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在任期间2001~2010），印度尼西亚则有梅嘉娃蒂·苏卡诺普特利（Megawati Sukarnoputri，在任期间2001~2004）都是女性总统；其他还有不少著名女性，如泰国总理盈拉·钦那瓦（Yingluck Shinawatra，在任期间2011年至今）、缅甸民主化领袖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或者越南于巴黎和平协议上表现出色的阮氏萍（Nguyen Thi Binh）、菲律宾独裁者费迪南德·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之妻伊美黛·马可仕（Imelda Marcos）等等。军事方面也曾出现像越战中担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副司令的阮氏定（Nguyen Thi Dinh）这样活跃的女性。在东南亚跟南亚都可以看到一个共通模式，就是知名男性领袖的妻子（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来自名门、富豪之家）或女儿往往能当上领袖，或许是因为东南亚在传统上对于性别角色分工的阻碍较小。
翁山苏姬
12-6对抗殖民的非洲抵抗运动
日本教科书对应
非洲的殖民与民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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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7、14-6、15-7
◆初期的抵抗
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间，非洲大陆除了利比里亚（Liberia）、埃塞俄比亚以外的地区，都已经成为西欧列强的殖民地。在此对抗殖民的女性领袖们，依照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类型：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即今天的津巴布韦）有灵媒查维（Charwe Nyakasikana，生卒年不详）将神灵权威结合抵抗行动；埃塞俄比亚有皇后泰图（Taytu Betul，·~1918）运用政治权威勇敢对抗意大利军队；肯尼亚（Kenya）东部的梅卡蒂莉莉（Mekatilili Wa Menza，生卒年不详）则以个人魅力连结人们对殖民地统治的恐惧，带头进行抵抗运动。另外南非也展开以西欧教育、基督教作为基础的新型抵抗运动，例如第一位读到大学毕业的黑人女性马思克（Charlotte Maxeke，1874~1939），就曾于1913年号召反对通行证（工作许可证）法规的女性发起抗争。这种女性抗争行动把西欧的性别观念（男主外，女主内）带进非洲，跟女性过去在共同体扮演的政治、经济角色弱化过程，乃是一体两面的进行式。
埃塞俄比亚皇后泰图
夏洛特．马思克
◆中期的抵抗
到了1920年代，非洲展开各种型态的组织性反抗运动。如南非开普敦女性为了对抗国家及在地资本，发起了商店抵制运动；肯尼亚则是对白人经营的咖啡、红茶农庄发起要求加薪的罢工行动。同一时期，那些无法参加男性主导组织的女性也设立了「班图妇女联盟」（Bantu Women's League，位于南非）、或组成「蒙比中央协会」（Mumbi Central Association，位于肯尼亚）。后来男性主导的「基库尤中央协会」（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位于肯尼亚）在1933年、「非洲民族会议」（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位于南非）在1943年向女性敞开大门，便整合成为男女共同奋斗的体制。除此之外，1929年西非尼日利亚（Nigeria）东部还有数千名女性对当地殖民地行政发起抗争，她们遭到英军武力镇压，死者超过五十人（即阿巴妇女抗争〔Aba Women's Protest〕）。
◆后期的抵抗
本来非洲主要是透过各组织进行非暴力抵抗，之后逐渐出现暴力形式，肯尼亚、南非白人移住地就演变为高喊民族独立的解放抗争。肯尼亚于1950年代、南非于1960年代开始发展，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而女性在这些解放抗争里扮演的历史角色，要到1990年代以后才获得注目，因为以前人们总是觉得「解放抗争＝男性」，文献纪录又很少有女性活动，是以造就了这种印象。解放抗争中的女性并非只做后方支持，实际上也有一些女性参加游击队，跟男性同为政府逮捕、拘禁、拷问、处刑的对象。尤其执行城市作战时，更少不了女性的协助。以肯尼亚的案例来说，茅茅起义（Mau Mau rebellion）时就曾利用娼妓探听机密情报、穆斯林女性的衣服藏匿枪枝来进行搬运。一位男性前游击队队员（奇涅提〔Maina wa Kinyatti〕）回忆——倘若没有女性支持，解放抗争是打不动的，因此对参与抗争的女性给予了新的评价。另一方面，女性跟男性的差别就是可能受到性暴力侵害。譬如挺身投入肯尼亚解放抗争的汪比·奥蒂诺（Wambui Otieno，1935~2011）的经验谈：她被捕收监时遭到英国守卫强暴导致怀孕，获释后查明强暴犯且试图提出诉讼的时候，英国当局竟然把犯人遣返回国。再者，担任英国下属的非洲男性也时常对女性施以强暴，说明他们把性暴力当成一种战略。（富永）
种族隔离（apartheid）与性别
社会上隔离非白人种族、政治经济上予以歧视的「种族隔离制度」，在美国已于1960年代划下休止符，南非则持续到1990年为止。其结构包括多层次的性别歧视，像是种族隔离下只允许男性请愿、抗议的情形，或是施行通行证法（pass laws，规定工作许可证发配）跟后续「通行册」（reference book）的时期，男女状况皆有不同。1950年代南非各地发生的女性抗争，其触发关键正是这种女性歧视。比如她们对殖民地当局的不当土地分配制度（发生地点为纳塔尔［Natal］），或女性副业啤酒酿造的规范（发生地点为德尔班［Durban］）感到不满，于是诉诸武力——在卡车、农田作物上放火，烧毁公营啤酒馆，和警官发生冲突，执行罢工纠察等。1996年南非通过的新宪法新增性别平等保障，而且为了有效实践这点，政府或民间不论层级，均实施女性配额制度（女性议员比例须占30%以上），此举意味着南非终于挥别过去种族隔离下的性别歧视。
12-7生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女性们
日本教科书对应
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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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1-7、11-9
◆男女人口失衡与帝国之存在
十九世纪下半叶时，主要以石油及电力作为动力源的德国和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进而威胁到使用煤炭及蒸气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霸者英国。而正被追赶的英国，整个十九世纪的社会都维持女性数量多于男性的人口失衡状态，产生众多无法达成「家庭天使」理想形象的女性。这些直接面临如何度过漫长单身时期问题的女性——特别是中产阶级女子，她们就一边找寻国内的新活动·，一边把目光投向岛国之外。当时欧美列强竞争的白热化加速了殖民地争夺战，女性也因个别状况跟帝国的存在连结起来。
◆外出旅行的女士们
十九世纪下半叶时，那些探寻家庭以外空间的中产阶级女子之中，有不少人前去当时欧洲视为「野蛮」的地区，找当地向导一同进行「一个白人的旅行」。她们被称为「女士旅行者」（lady travellers），会详细观察所到之处的自然、民族、宗教、文化等，留下日记、信件和旅行游记·。这些文件不仅是广受欢迎的读物，对十九世纪下半叶衍生的新学问如人类学、动物行为学都有重大贡献。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欧洲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逐步扩大统治，这些女士才能如此旅行，她们的信息、知识、经验均会再利用到殖民地统治上·。
◆文明使者
十八世纪末以降，身为废除奴隶制运动主力之一的英国女性们，在殖民地重组、扩大之间，对于向非欧洲人推动「文明化」有着重大影响。慈善活动是中产阶级以上女性少数可被通融接触社会的交集点，所以贫困日益严重、差距变大的英国国内，有许多女性参与伦敦等都市贫民窟的调查，并且反复尝试改革方法。此外，随着海外传教越发积极，传教士的妻女也致力废除、改善加诸当地女性身上的积弊恶习，如印度的「娑提」（寡妇殉死）、童婚等·。不过她们的慈善行动总是遵守英国社会的「正确常识」，看在当地女性的眼中等同于「伪善」。（井野濑）
·碧雅翠斯·波特（Beatrix Potter，1866~1943）
波特出生成长于一个富裕的中间阶层家庭，从小就常常接触动物，加深了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兴趣。她曾向伦敦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提出论文《论伞菌孢子之萌芽》（1897），当时女性学会报告尚未受到认可，本篇由他人于学会代读，颇获好评。波特1902年创作的《彼得兔》（Peter Rabbit）系列后来大为畅销，她也把收入用来资助英国湖区国家公园（Lake District）的自然保护工作。
·女士旅行者
伊莎贝拉·博儿（Isabella Bird，1831~1904）幼时体弱多病，辗转各地疗养激起她对旅行的兴趣，进而环游世界。1878年她初次到访日本，还获得驻日大使特准，到日本东北地方和当时称为「虾夷」的北海道旅游，跟爱奴族（Ainu）进行交流。玛莉·金斯利（Mary Kingsley，1862~1900）受到爱好旅游的父亲影响，待双亲过世以后，失去「女儿」身分的她便两度前往当时有着高死亡率、被称为「白人坟场」的西非旅行。西非经验让她从此强烈反对用「文明与野蛮」二分法的方式看待当地社会，也严厉谴责对殖民地强加欧洲人做法的统治方式。
伊莎贝拉．博儿
·葛楚德·贝尔（Gertrude Bell，1868~1926）
葛楚德．贝尔
贝尔成长于北英格兰数一数二的实业家族，十九世纪末至中东地区旅游时深受沙漠吸引，后来趁着参加多处遗迹挖掘，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还跟部族首长建立起信赖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尔因应开罗英军情报局的要求，和「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即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少校（Thomas Edward Lawrence）一同从事谍报行动。1921年的开罗会议依循贝尔提案，让伊拉克于英国托管统治下建国，而沙特阿拉伯的国境划定，原案亦出自她的手笔。
·玛莉·史莱沙（Mary Slessor，1848~1915）
1898年史莱沙和她带到 苏格兰的非洲儿童
玛莉·史莱沙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传教士。她出身自苏格兰劳工阶级，由于受到同乡英雄——传教士兼探险家戴维·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死亡的启发，决定前往尼日利亚东部。她勇于对抗当地风俗，反对把生下双胞胎的女性当成不祥之人驱逐出村、还丢弃她的孩子，而且饮用生水、跟在地人过一样的生活。
12-8专题讨论·作为传统文化的「娑提」寡妇殉死
日本教科书对应
印度的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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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2-2、14-2
◆「娑提」的起源与变迁
「娑提」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好女人」、「有德妇女」，而跟丈夫尸体一起被活活烧死的行为，在梵文文献上的表述为「Sahamarana」（同归于尽）。到英国统治时期以后，娑提才变成用来指称上述行为、习惯的语词。
关于娑提之习惯，目前尚且无法确定出自何时、何处，又是如何诞生·。有古希腊史料记载公元前317年一位印度将军的妻子、随同丈夫一起火化的事迹，但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并无相关规定。《摩奴法典》建议丧夫妻子最好的正确生活方式，便是余生清廉度日。而提及娑提的镌刻文字史料，最早可追溯至公元510年。
早期梵文文献里的婆罗门女性均未实行娑提，直到七至八世纪以后，才把它称颂成一个向丈夫献身的终极方式。推测可能是添加了宗教意涵的某部份战士阶层习俗，再纳入婆罗门式的性别规范之内。
◆英国统治与娑提论战
十八世纪下半叶是英国确立印度统治的时期，很讽刺的是，最盛行娑提的地区，竟然是英国统治据点孟加拉国，尤以加尔各答附近为最（英国在孟加拉国管辖区域所掌握的娑提发生次数，1815~1828年就有超过八千件）。
娑提争论于十九世纪初期浮上台面。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特别是基督教传教士，将娑提视为异教徒的野蛮习惯，要求予以压制。于是在1829年，孟加拉国总督班提克（Lord William Bentinck，在任期间1828~1833年，1833~1835年担任印度总督）颁布条例禁止娑提。此一决定时常被拿来自卖自夸，当作英国统治完成「文明化使命」的代表案例，然则东印度的反应既不果断、也不迅速。因为他们本来只是把用「宗教」教义把娑提看成一种习惯，也担心干涉娑提会引起当地社会的反弹·。
这时有一个人成功让东印度公司起身行动，他就是孟加拉国的婆罗门知识分子——拉姆·莫汉·罗伊（Ram Mohan Roy，1772~1833）。他从1817年就开始使用小手册批判娑提了。虽然罗伊批判娑提的立论涵盖人道主义视角，不过主要论点还是偏向印度法之释义。这些由高种姓男性带领的议论，论点往往会从女性的生命问题，导向何谓印度教的正确形式·。
印度邮票上的拉姆·莫汉·罗伊
随着印度民族运动气势高涨，有些人更加拥护娑提，认为它不同于重视物质、自我本位的西方文明，是一个可以展现印度文明深层精神的例证。（粟屋）
·娑提纪念碑（sati stone）
用于纪念那些追随战死男性而去的女性，常用弯曲的手臂来表现意象。
·「文明化使命」与娑提
有不少画作描绘娑提的情景。此绘画强调娑提之野蛮，右边角落还画了转身望向别处的白人男性。
·【史料】反对娑提禁令的议论
「娑提不单是教义实现，也是远古以来就认定的习俗，印度寡妇们出于自我意志及喜悦，为了夫婿与自我的灵魂，实行唤作『娑提』的殉死牺牲。对于打从心底相信自身宗教教义的她们而言，这份牺牲不但是神圣的义务，更是莫大的特权」（出自「达摩众会」［Dharma Sabha］——反对娑提禁令而组成的印度保守派团体，其递交给班提克的请愿书）。
露璞．坎瓦尔（Roop Kanwar）与娑提信仰
1987年，北印度的拉加斯坦有一位十八岁的拉吉普特族女性「露璞．坎瓦尔」实行了娑提，该新闻事件不止在印度国内，还也流传到全世界。坎瓦尔的娑提之举引发广泛的议论：女性主义者将此习惯看成压迫女性的典型行为；部分拉吉普特族人赞赏它是拉吉普特的传统；知识分子感叹印度之「落后」；还有一些评论者批评知识分子不懂印度传统宗教心态、背离民众等等。
13-1概说·世界大战的时代
日本教科书对应
凡尔赛体制下的欧美各国、亚洲的民族主义
本书相关章节
12-1、14-1、15-1
◆近代化的进展
不论评价如何，在二十世纪总体战的战时体制下被动员起来的欧洲女性生活，在其后的战间期中，产生了各个层面的变化。导致变化的最大要素，是因为自三十世纪初发端的社会近代化，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而战争促使这种变化加速跃进，其中最显著的就是都市化与就业结构的变化，让许多原本在传统部门从事工作的人，转移到近代部门。随着让作业工程标准化、合理化的流水线系统（Ford System）获得采用，对非熟练劳动需求增长的工业部门，从女性比例较高的农业部门就业者与家务帮佣中，录取了许多新的人员。同时扩大的服务业与办公室职务，不只是让中产阶级的女孩，也让劳动阶层的女孩得以就业；从战前就已见到的未婚女性婚前就业现象，在这个时期已经完全成为定局。家务帮佣急遽减少，主妇不得不独立承担家事，因此吸尘器、洗衣机、冰箱等家电制品（但因为价格高昂，所以购买人数颇为有限）也开始登场。在战后复员期与1929年大恐慌期间，「女性回归家庭」的声音虽然一度高涨，但就算这样，整体的趋势仍不可逆；即便在推动回归家庭的纳粹时期，女性的就业率也仍在增加。
起源于战前养成教育的公益活动，从以志工为主转变成战后职业化的社工，成为了女性专属的职务。在现代生活百花齐放的都市中，舞厅、餐厅、咖啡馆陆续出现，手上有了钱的女孩，也成为大幅成长娱乐产业的常客。在家庭生活方面，自二十世纪初期起，少生孩子、给予良好教育的倾向持续存在，一家有两到三名孩子成为主流，即使以纳粹为首，展开大规模的鼓励生育，但出生率也没有上升。然而，尽管有这样的近代化，性别规范本身仍没有动摇；在感觉自己被进展的生活与近代化抛在后面的主妇群中，有很多人仍对「女性解放」大表嫌恶。（姬冈）
◆新兴国家的性别秩序摸索
在古老帝国爆发革命成立的国家中，展开了对适合新国家性别秩序的摸索。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度苏联，女性透过参加社会劳动、实现经济自立，被认为达成了完全的男女平权。在中国，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在接下来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开始摸索取代儒教秩序的新性别秩序。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各自的革命运动中都讴歌女性解放，并认可女性参政权。鄂图曼帝国解体后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一方面以世俗化近代国家之姿，推动国家建设，另一方面也寻求改善被视为「伊斯兰落后象征」的女性地位。在这些国家中，都展开了所谓「由上而下」的女性解放运动。当然还无法立刻达成完全的女性解放，但女性的理想形象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殖民地的女性压抑与民族解放运动
日本在其殖民地的台湾与朝鲜，仿效日本民法制定了「民事令」，强化了家父长的权限。在这些地域，尽管只限于上层与中间阶层的女孩，但女性的近代教育也开始发展。就像在朝鲜三一运动中所见，受近代教育的女性在民族运动与女性运动中也相当活跃。在印度，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是靠着激发出中上阶层女性的能量才得以展开。
但另一方面，贫穷女性不只要担负无偿的家务与育儿劳动，在列强资本的纺织工厂等地，比起资本国家的男性员工，当地男性劳动者的薪水已经远远低落许多，但女性的薪资比那些男性劳动者还要更低。而且在殖民地，贫穷女性几乎完全没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小滨）
13-2总体战与性别
日本教科书对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
本书相关章节
13-4、13-10、13-11
◆总体战体制与后方的组织化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场世界大战与以往的战争型态大不相同，不只在于军队领域，而且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媒体等攸关国民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展开动员的总体战。在参与战斗人数飞越增长的同时，没有从事军务的人，也不分年龄性别被要求为战争运作提供协助；故此，支持前线的后方组织化，遂成为不可或缺。在各女性团体方面，为了跨越思想信条差异、积极扛起总体战体制，成立了具涵盖性的女性组织；它们一面和自治体当局进行密切合作，一面在公益服务、粮食配给、生产动员等方面展开活动·。随着战争长期化，女性的协助变得日益重要；她们在透过公益服务，踏足自治体行政机构的同时，也得以进入过往无缘涉足的国家中枢。
◆女性劳动力的动员与复员
在总体战下，取代被动员加入军队的男性，女性被要求编入生产过程当中，这样的行为有时候甚至是在法律强制下为之。起初负责家务责任的女性大多被排除在外，但随着劳动力的不足日益严峻，这些女性也被动员起来。从事军需产业的女性劳动力显著增加，也有人在受过速成教育后，从事炸弹制造与车床等传统被认为属于「男性领域」的劳动··。战后，随着男性从军队中复员，他们向旧有职场提出重新雇用的请求，因此女性或者回归家庭，或者不得不转移到「适合女性的职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德国，由于纳粹「女性即家庭」的政策，因此尽量避免动员女性，而是从东部占领区强制移送劳动力；但英国则是包含征用在内，动员了女性劳动力，且战后还缔结约定，规定低工资的女性，在战后不得夺走男性的劳动位子。
◆女性的叛乱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因为明显的粮食与燃料不足·，屡屡爆发粮食暴动，而其核心则是女性与青年。参加示威抗议的女性蜂拥到市政府，破坏商店、掠夺商品，或者是付了适当的现金之后，在没有面包配给券的情况下，径行取走面包。粮食暴动在工厂内也引发了自然产生的罢工，战争末期，反战和内政改革便成了首要议题。负责家中厨房的女性，对于得用黑市价格和非法手段弄到粮食感到强烈愤怒，她们为了终止在困穷与工厂劳动强化下导致严酷负担的战争，开始采取直接行动。可以说，厨房的困苦，迫使她们展开激进的政治行动。（姬冈）
·祖国女性服务团（德国）：
由「德意志女性团体联合」的代表者，在第一次大战前夕获得普鲁士内政部承认所组成。它和「红十字会」与「爱国女性同盟」等没有参加「联合」的组织彼此协调，并要求立场相异的社会民主党系女性，也来参加与协助。其重点课题包括了：1. 粮食的确保与配给；2. 出征士兵家族与失业家族的公益福利；3. 女性就业或志工方面的中介；4. 情报提供。不只如此，她们也担任往战场的包裹递送，以及卫生方面的支持。1916年起，她们也致力于动员女性劳动力；由于作为自治体公益活动援军、半官方的活动已不足以应对局势，因此受过高等教育、实务经验丰富的女性，便开始在作为战时局处设置的「女性部」（包含中央以及地域）中，以负责人的身分，正式就任军队组织的领导者地位，来执行任务。
·职业女性的变化（德国）
·产业别女性就业者数的变化（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的女性就业
·【史料】德意志复员政策的基本方针（1918年11月）
大战中召集的所有劳动者，可以立刻要求旧有职场重新雇用。
女性劳动力，应尽可能按适合其「本性」的方法加以活用。
解雇女性的顺序如下：1. 无就业必要之女性；2. 有可能转移到其他职业（农业、家务帮佣等），或是以前从事类似职业的女性；3. 解雇后仍有就职机会、或是出外打拚，但在故乡足以生活的女性；4. 未成年，有可能纳入教育课程的女性。
【解说】1919年三月，德国发出复员令，对大战中初次涉足工商业界的女性进行强制解雇。
·排队购买面包的女性
13-3苏联的女性与家庭
日本教科书对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
本书相关章节
9-4、11-4、15-5
◆革命与女性解放
在俄国革命（1917）与社会主义建设高举的大旗中，与和平、土地社会化、劳动者专政、军队民主化、民族自决等并列的，就是女性从家父长式与布尔乔亚式的支配中解放、男女平等、女性参加社会劳动、达成经济自立等课题。在革命之后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制定的一连串家庭法中，男女被视为完全平权，也推出了自由堕胎、离婚简易化、不得歧视非登记结婚的事实婚主义等先驱性法制。之所以如此，其运作背景就像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 1872~1952）所歌颂般，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等强制机制等同于「消亡」，所以随着家事与育儿的共同化，家庭也会随之「消亡」，亦即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思想·。姑且不论对「家庭消亡论」的评价，正面推动女性解放、并进行立法这件事，堪称是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戏剧性转换。然而，在斯大林时期显著化的重视家庭与传统回归（如离婚困难化、禁止堕胎等）·，与逐渐进行的现代都市化社会转换，乃至于战争带来的极端扭曲人口结构到来等相矛盾的契机下，当初家庭法规定的划时代内容一再变调，尽管仍有男女平等与女性解放的呼声，但革命当初的构想，并没有一贯维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