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社会地位
革命带来的理念转换，果真有被转化成现实吗？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女性的教育机会，变得凌驾于男性之上；女性就业率的显著提高、以及在专门职务上活跃的机会扩大，也都是明显可以确认到的事。不只是教职和或医疗事业，在技术人员、管理职务、乃至于红军士兵与政战军官等多样分野中，都可以看到女性涉足的身影。但是，这到底是社会主义带来的伟大成果，还是顺着沙俄末期以来，女性在、就职形态方面一直走来的路径发展，实在很难判断。关于女性的地位，在新教地域（波罗的海各国）与伊斯兰地域（高加索与中亚等地）间的极端差异（「专业主妇」的存在，几乎都局限在后者），显示了体制论所无法解决的文化差异之存在。女性担任的专门职务（比方说医师）在待遇方面，整体而言极度偏低，这项事实也不可忽略。苏联时期共产党政治局成员中的女性比例无限接近于零，女性被排除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中枢之外，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家庭的实际样貌
关于在法律上被解放、获得经济自立基础的女性在家庭内的样貌，有个足以巧妙掌握它的俄式笑话。这个笑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因为没有被解放，所以只要从事家务就好，但被解放的苏联女性，不只在职场上要和男性同样工作，还要一手包办家务。事实上，家庭内的男女家务负担不均衡、以及男性的酗酒、暴力，都让不需要依存男性劳动的自立女性不满日益高昂，而这也形成了再度让离婚简易化的1960年代以降，苏联极高的离婚率、非婚率（以及和男性相比，明显低上一截的女性再婚率）产生的要因。这种现象伴随同时进展、对婚外性行为的容许，在人口停滞显著化的1970年代，导致了对「未婚妈妈」补助社会政策的引进。在这里我们可以确认到，在和乌托邦式的「家庭消亡论」所假设的体制论极端相异的维度上，家庭的「解体」与变貌正在持续进行。（桥本）
·【史料】摘自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家庭与共产主义〉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会有家庭的存在吗？在针对受劳动者革命的影响，呈现在我们眼前，所有生活领域的伟大进步进行思考，思虑深远的同志跟前，这个问题渐渐且频繁地浮现出来。」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夫妻之间不只没有妻子对丈夫的物理从属与经济盘算，也不是因为考虑孩子而结合；既然如此，那么强制设下夫妻关系，让这种精神上已经走到尽头的结合永远持续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恐怕毫无意义吧！也正因此，就逻辑来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共产主义下，结婚并不一定要采取持续结合的形式。」（刊载于《女性共产主义者》1920年第7号（12月），16~19页）
【解说】柯伦泰出身于一位波兰人将军的家中（用波兰语读音念作科翁塔伊），在苏黎世留学的时候，成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虽然她在1921年被共产党除名，但在1923至1945年之间，她被任命为世界第一位女性大使，在挪威等地以外交官身分活动。
·托伊泽（Irakli Toidze）《祖国――母亲正在呼唤》
拿着红军士兵对国家宣誓书的母亲，呼唤众人为卫国战争奋起。
苏联「伟戴维国战争」的宣传海报，1941
13-4大众政治化、「社会冲撞」与参政权的获得
日本教科书对应
帝国主义与列强的展开
本书相关章节
11-9、11-10、14-8
◆大众政治化与性别
从二十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期间，所有社会阶层都对国家与国民的动向、阶级问题、性别问题等抱持关心，为了实现特定目的的协会活动也相当活跃。女性运动也不例外，女性主义系、民族主义系、宗教系的女性组织陆续诞生，会员数也不断增加·。包括女性主义系在内，几乎所有女性组织都从被认为「只有女性办得到」的课题来展开，并获致成果·。民族主义系与宗教系女性主义，基本上反对争取女权，但她们活跃的活动，也推进了女性的政治化。在这个时期，甚至是拒绝女性党员的保守系政党，为了阻止党员流向其他政党，也不得不接纳女性。
◆「社会冲撞」（Backlash）
在职业与教育机会均等这些经年累月的要求获得实现、女性得以踏足专门职业，且女性参政权运动高涨的二十世纪初期，反女性主义派的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在英国，展开了以上层女性为主，反参政权的特化运动·；在法国，天主教中间阶层与共和主义者认为女性的领域应该是家庭，对女性主义表示反对，劳工运动也把女性劳动视为「压低工资的肮脏竞争对手」，抱持敌对态度。在反动势力最强大的德国，1912年组成了「与女性解放斗争同盟」；许多民族主义者与民族至上主义者参加其中，且有受教养的市民阶层作为指导。反女性主义与反犹主义结合，是德国的特征。同盟的会员中有大约四分之一是女性，主要以对职业女性的涉足职场，深感威胁的主妇为中心。
◆女性参政权的引进
继美国的几个州、新西兰以及北欧各国，1918年的英国给予三十岁以上女性参政权，1928年又降低标准，成为和男性相同的二十一岁。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革命之际，也引进了妇女参政权。在连包含左派的共和主义者在内，也强烈反对女性参政权的法国，则必须等到1945年。作为引进参政权的根据，主要是战争中女性的劳动获得认可；不只如此，在英国有参政权运动的展开，在德国则是随着女性的政治活动，认为「在民主主义的实现中，女性参政权理所当然该被包含在其中」的想法，也逐渐扎下了根。在引进参政权前，大家都认为对积极引进女性参政权的社会民主党有利，但结果是，女性反而选择宗教系与中道、右派居多。·（姬冈）
美国的反女性参政权协会的纪录照片
·德国主要的右派、民族主义系女性团体
·德意志殖民地协会女性同盟
某些人为了守护德意志民族的血统纯粹性，想要让德意志女性移居到殖民地，作为居住殖民地德意志男性的结婚对象，但进展并不顺利，于是寻求女性的支持，从而组成了这个联盟，并获致成果。违反了意图将女性置于麾下的男性意图，女性展开自律的活动；她们主张，男性征服的殖民地要由女性来重建，从而形成民族（保持德意志的血统与文化）。她们在重视男女活动领域分离的同时，也主张若是不兼具双方，则做为支配民族的德意志优势，与德意志文化、认同的维持和强化，都会寸步难行。
·全国女性反参政权同盟（英国）
在女性参政权运动活泼化的1908年，由从事社会改善与著述业的女性、以及政治家夫人等，在沙龙中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伦敦社交界女性为中心组成。童年，以和议员相关、反对女性参政权的男性为中心，也组成了男性委员会。两者汇流后，集结了二万二千名会员，1914年更超过了四万二千人。同盟向大报进行反对投书，并召开集会；在议会引进女性参政权迫在眉睫之际，他们汇集了三十万人的反对联署。
·–1男女别议员数（1919年德国国民议会选举）
·–２男女别投票动向（以男性为100计算女性比率）
13-5节育运动的展开与优生学
日本教科书对应
十九世纪欧美的文化、帝国主义与列强的展开
本书相关章节
8-8、10-11、15-2
◆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运动的诞生与变化
关于避免不想要的怀孕、以及保持生育的间隔，自古以来便有形形色色的民间传承。但是，将避孕与女性权利及解放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历史则相当新颖。十九世纪下半叶，当新马尔萨斯主义开始公然主张避孕之际，当时的女性主义者也以「自主母性」的名义，要求女性自身应该有决定何时、产下多少孩子的权利。但是，她们设定的手段是禁欲；她们批判说，避孕会给男人在不用顾虑怀孕的情况下，要求做爱的口实，从而会让女性被贬为娼妓。相对于此，桑格眼见许多女性在非自主意愿的情况下反复怀孕、又因为非法堕胎而死去，所以从「获得身体自决权，正是女性自立与解放的出发点」进行考虑，在1914年于美国，透过「生育控制」这个崭新的名称，开始推行广传避孕知识的运动··。她和把避孕当成「罪」或「猥亵」的教会与保守势力勇敢对决，在大恐慌期间，逐渐在中、上流阶级与医师之间，获得广泛的支持。但在这样的过程中，运动的着力点从当初的追寻女性自立，转变成「该如何谋求家庭与社会的安定」，到了1930年代，名称也变成了「家庭计划」。另一方面在英国，玛丽．斯托普斯（Marie Carmichael Stopes）在婚姻失败后，痛感女性对性知识的必要性，从而在1918年出版畅销书《婚后之爱情》，开设了为劳动者阶级女性提供避孕手段的诊所，从而成为英国生育控制运动的「门面」代表·。
◆与优生学的接近
十九世纪末，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将进化论适用于人类，提倡应该透过「适者」的增殖与「不适者」的排除，来让人类的品种加以改良，也就是所谓的优生学。优生学在二十世纪初到1930年代成为世界流行，特别是在身受大量移民与人种问题困扰的美国，更是盛极一时·。桑格和斯托普斯在扩大生育控制运动支持的过程中，也积极援引优生学，主张为了抑制肉体、精神上的「劣等」人多生子嗣，必须普及避孕，甚至还主张对做不到这点的人，不得不予以强制断种（施行绝育手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样的思考方式透过担心地球规模人口爆炸的先进国家对避孕手段的输出，和谋求抑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国际家庭计划援助动向密切结合在一起。（荻野）
·玛格丽特．桑格（1879~1966）
出身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家庭，在十一个孩子中排名第六。一开始是在纽约的贫民窟担任访问护士。她的活动对1920至19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在桑格于1916年开设在纽约的诊所前，排队等待避孕咨商的女性。
·1920年代初期，开设英国第一家生育控制诊所的玛丽．斯托普斯（1880~1958）与护士们。
·卡里卡克家族图
当同一名男性与质量优秀的女性、以及劣等的女性各自生下子嗣的时候，其子孙会形成完全不同的集团；这张图被广泛使用在说明遗传决定论上。（米本昌平《遗传管理社会》弘文堂，1989，49页）
马尔萨斯人口论与新马尔萨斯主义
1788年，英国经济学者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主张，包括贫困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成因，来自于人口增加率与粮食增产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人口过剩，因此应该采取晚婚与禁欲等方法来抑制生育。十九世纪中叶登场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则发起运动，要采取更能实践的方法，也就是教育贫困阶层避孕的方法。避孕在当时仍然普遍被视为「不自然」、「背弃上帝意旨的罪孽」，因此新马尔萨斯主义被看成一种危险思想。可是到了二十世纪，马尔萨斯人口论又以地球规模的「人口爆炸」理论之姿复活，并成为美国在冷战时期世界战略的一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家庭计划援助的要因。
13-6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新社会秩序的探索
日本教科书对应
中华民国的诞生、五四运动
本书相关章节
12-4、13-9、13-12
◆辛亥革命与共和国的诞生
中国在1911年，因辛亥革命使得王朝体制瓦解。革命爆发后，年轻人争相加入革命军，各地也诞生了女子军。接着中华民国于次年成立，讴歌国民主权的临时约法被制定出来，但并没有认可女性参政权。在袁世凯的独裁政治下，政治陷于混乱，但在皇帝支配消灭的「精神上的大解放」之中，对新社会秩序的摸索也开始启动。
◆新文化运动与恋爱的自由
1915年《青年杂志》（后来改称《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展开，针对该用怎样的崭新家庭形象，来取代由双亲决定结婚对象的儒教家族制度，以及男女关系展开了讨论·。对怀有激烈救国之心的知识分子而言，被压抑的女性形象是遭到列强凌虐的中国象征，因此家族改革、女性解放遂变成了中国近代变革的中心课题。论争开始之际，是以鲁迅（1881~1936）和胡适（1891~1962）等男性知识分子为中心；胡适主张，女性应当超越「贤妻良母」的框架，在拥有独立人格与自立精神的情况下，尽可能完成自己的天职与事业。不久后女性也加入其中，展开了贞操论争、恋爱讨论、新性道德论争等讨论；基于恋爱的「婚姻自主」虽然几乎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共识，但对女性之性自由的主张，则仍然有着各种批判。这种论坛式的摸索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但并没有获致结论，最终将性别关系的变革委托给了革命·。
◆女学生与纺织女工
在1919年爆发、针对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主权进行抗议的五四运动中，女学生也相当活跃·。在近代学校受教育的女学生，虽然是全体成员中的极少数，但集中在北京与上海等大都市。被视为应当好好待在家里，不与家族以外男性居处的女性，走上街头与男学生一起进行示威，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堪称是破天荒的事。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由日本企业与中国民族企业开设的纺织工厂急遽增加，有大量的女性劳动者在其中工作，忍受一天十二小时的劳动。许多女工都是十来岁便开始工作，当透过自身劳动获得现金收入后，就跑去买缎带之类的事物，把自己打扮得稍微漂亮一点。中国的纺织女工中，也有很多人是已婚或带着孩子的劳动者，她们在工作前后还要操持家务，甚至得带着孩子到工厂，过着严酷的每一天。（小滨）
·【史料】吴虞〈家族制度为封建主义之根据论〉（《青年杂志》2卷6号，1917）
「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其于销弭犯上作乱之方法，惟恃孝弟以收其成功。而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贯澈始终而不可动摇。使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坂元广子编《新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4世界大战与国民形成》岩波书店，2010）
【解说】揭开中国近代家族改革序幕的文章。将具有绝对权威的家族制度，断定为中国停滞的原因。呼吁打倒儒教式的家族制度，其语调激烈，鼓舞了许多青年。
·两位女医师――张竹君（1876~1964）与杨步伟（1889~1981）
身为广东官僚之女的张竹君，在夏葛女子医学堂学习西洋医学，之后募集资金，在广州设立医院，致力从事医疗与社会活动。1904年，她将据点转移到上海，在当地设立了女子中西医学堂与上海医院。辛亥革命之际，她组成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疗队，担任革命军的救护工作，之后也努力从事医疗与女子教育等社会活动。张竹君终身未婚，直到1932年的上海事变仍活跃于救护活动之中，活动时间甚长。
另一方面，留学日本、学习医学的杨步伟，则与自美国留学归来、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意气相投，进而在1921年结为连理。这对当时顶尖的知识情侣，采用了省略一切仪式、只拍摄两人的照片，在报上刊登广告的崭新结婚方法，预告了新时代家庭的到来。但是，杨步伟虽然曾经一度开设避孕诊所，但她身为医师并不怎么活跃，只是作为赵元任的伴侣，一起度过人生。
（左）张竹君 （右）杨步伟与赵元任
·参加五四运动的女学生
随着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上海女界联合会等地组成，各地女性联合与男女联合大有进展，运动中的性别关系也产生了变化。成为周恩来终身伴侣的邓颖超（1904~1992年，本身也以中国共产党领袖身分，在女性运动等领域活跃），就是在天津和五四运动相遇，并成为其象征。参加运动的女学生与女学校教师，有不少人都毁弃了双亲决定的婚约，从家庭展翅高飞，企图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
上海女学生的示威队列
13-7土耳其近代化改革与女性解放
日本教科书对应
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
本书相关章节
5-4、7-6、12-3
◆女性踏入公领域
当土耳其共和国随着鄂图曼帝国的解体与独立战争（1918~1923）的胜利，在1923年建国后，充满魅力的领袖凯末尔就任为首任总统（在任期间1923~1938）。凯末尔为了让伊斯兰帝国蜕变为民主的近代国家，发动接二连三的改革，并致力排除伊斯兰要素。由于女性被视为伊斯兰社会压抑的象征，因此新生土耳其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现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女性地位的改善就成了重要课题。
土耳其在1930年于地方议会、1934年更走在法国与日本之前，认可女性在国家大选中的选举与被选举权。透过初等教育的免费画与义务化，女性的就学率一举提升，受过高等教育，以律师、医师、教师身分活跃的女性也开始登场。戴面纱被认为是令人不悦的事，女性被鼓励应该积极向周围展现自己的美丽，也开始选出土耳其小姐。这些基本上都是「由上而下的改革」。虽然有寻求参政权的女性运动存在，但对女性追求自主改革这件事，凯末尔等支配菁英还是抱持警戒之心·。
◆私领域中的女性――母亲、妻子、贞淑的女性
土耳其虽然高举男女平等大旗、鼓励女性涉足学校和职场等公领域，但认为「女性的本事就是为妻为母」这样的想法，还是维持了下来。以瑞士民法为范本制定的土耳其民法（1926），虽然禁止一夫多妻、规定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也废止了继承上的男女歧视，但丈夫身为家长、妻子要辅助丈夫、负担家务，就业也需要丈夫认可，结婚后还要从夫姓。不只如此，在刑法上，对家族名誉与女性贞操的想法也保存了下来·。（村上）
·要求参政权与女性党的尝试
1923年，土耳其女性试着结成要求参政权的女性政党，但不被允许，于是她们把参政权问题剔除在党纲之外，在第二年组成了土耳其女性同盟。同盟在1927年大选中推出候选人，并在1931年的地方选举中，发表「应为哺乳中的母亲提供免费牛奶」的公约，但在凯末尔等人的反对下，她们只能放弃参与选举。在这之后的1934年，随着女性被赋予国政参政权，新任党主席宣告「女性的权利已经完全获得赋予」，并宣布同盟解散。1930年代，对共和人民党采取权威主义的一党支配体制，人民不满日益高涨。共和人民党企图对各种团体、与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阶层加以管制，因此解散、禁止了许多团体活动，其中一个就是土耳其女性同盟。以后，女性的政治活动逐渐降温，女性的组织化则被运用到「活用贤妻良母特性」的慈善事业等领域上。这些女性多半是受到男女平等改革恩惠的中上流阶层出身，并成为赞颂凯末尔改革的发言人。
庆祝获得地方议会选举权、展开游行的女性。她们手上的横幅写着「土耳其女性同盟」
1935年国会大选中，进行投票的女性
女性主义运动与民法修订
1980年代以降，随着女性运动兴起，加上对凯末尔的批判不再是禁忌，开始有人批评说，女性地位改善只是为了整饬近代国家门面的「装饰品」，在外面看不见的家庭内，女性仍然得忍受低下的地位，因此这样的改革是有所局限的。作为加盟欧盟的候选国，人权问题变成需要解决的课题；在这样的助力下，1990年代以降，土耳其遂着手进行男女平等化的改革。新民法（2001）废止了家长条款，在与新姓氏合并使用的条件下，允许使用旧姓。另一方面，在离婚的时候，结婚期间中形成的财产视为夫妇的共有财产，应由夫妇平等分配；这项规定的意思，是把女性的家务劳动当成一种劳动，给予正面评价。不只如此，防止家暴也获得了法制化（1998）。
·刑法与荣誉处决
屡屡登上土耳其报纸社会版的悲惨事件之一，就是荣誉处决。这种事件的背景，出自于将女性坚守贞操，等同于守护她的丈夫、父亲、乃至于家族全体荣誉的想法。类似的想法不只在土耳其，在广大的中东与南亚社会也屡见不鲜。荣誉在中上流阶层之间，是更加情绪性、且随个人价值观变化的。但是，就算到现在，考虑家族全体荣誉的人还是很多。若是遵循这样的想法，则某女性在结婚前发生性关系，以及发生婚外情，甚或只是有这样的传闻，她的家族都会荣誉扫地。为了恢复丧失的荣誉，家族将她和对方的男性加以杀害，就是荣誉处决。土耳其刑法规定，为了恢复家族荣誉这一理由而杀人，这种荣誉处决的量刑会比一般杀人罪来得更轻。2000年代以降，国内的女性主义者与人权团体，对此批判的声浪日益高涨，而作为加盟欧盟的条件，人权问题的解决也迫在眉睫；以此为背景，在新刑法（2006），荣誉处决的减刑条款终于遭废止。
13-8朝鲜的殖民地化――从「新女性」到「慰安妇」
日本教科书对应
日本殖民地下的朝鲜
本书相关章节
7-5、13-11、14-4
◆民事令、女子教育――殖民地的性别政策
「韩国合并」后，日本制定了朝鲜民事令（1912）。这部民事令虽然是仿效旧日本民法而制定，不过在有关亲族与继承方面，还是沿习两班阶层的旧惯。也因为如此，在家父长权力较弱的地域、阶层中，女性原本一直享受的各种权利也随之丧失。它不但禁止同姓同宗结婚，还包括了在亲权上只认可父亲、只有妻子通奸要受罚、妻子的无能力规定等规范。不只如此，在结婚与协议离婚方面，必须要有父母的同意，也就是认可了比日本更强力的户主权；结果就是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强化了家父长权。就算在教育方面，从就学率来看，朝鲜人儿童已经比日本人低了，但朝鲜女孩的就学率又要更低。在战时总动员体制下，农村因为劳动者被征用、征兵而感到人力不足，于是开始活用女性劳动力，同时以皇国贤妻良母为目标，女子初等教育也获得推广，但就算这样，女性就学还是只有男性的一半左右。
◆男女平等与寻求民族解放
继传教士建立的梨花学堂之后，到了二十世纪，近代女子教育机构也一点一滴设立起来；在这当中就学的女性，被称为「新女性」。她们抱持着加入近代独立国家建设的使命感，学习知识与技能。在日韩合并十周年爆发的三一独立运动中，参加的女性大部分都是女学生与女教师·。这种女性对独立运动的参加，不久后在讴歌男女平等的上海大韩临时政府宪章中开花结果。1927年，以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为目标的「槿友会」·成立，但1930年以降因为在朝鲜内部的运动日益困难，所以有些女性将活动舞台转移到中国。以女子教育先锋著称的金活兰与黄信德等人，则是在肩负皇民化政策的情况下，让女子教育机构延续下去。
◆作为劳动力的朝鲜女性
虽然女性能够在都市纺织与橡胶工厂工作，但因为这些工作大多要求初等教育程度的学历，所以大部分朝鲜女性都从事农业，在整个殖民地时期，无业的情况也持续增加。不识字的女性只能担任女侍、帮忙照顾小孩、或是酒女等工作。和文字或情报隔绝的女性，也很容易成为人身买卖的牺牲者，也有些案例是在公权力下，被当成「慰安妇」来对待·。在总动员体制时期，也有不少女性的父亲或丈夫被强制带往库页岛等遥远地带，导致一家离散。1944年发布女子挺身队令后，为了避免要「献出女儿」，早婚的情况持续增加。（宋）
·柳宽顺（1902~1920）肖像画邮票（1987年发行）
梨花学堂高等科学生柳宽顺在1919年3月，因为在首尔参与独立运动，遭到警察逮捕。之后她虽然在传教士的求情下获得释放，但在四月时回到家乡天安又参与了独立运动。在这次起义中她失去了双亲，自己也遭到逮捕。由于她在西大门刑务所内不断高喊独立，所以遭到拷问，在十八岁生日的前夕死于狱中，至今成为独立运动的象征。
·槿友会宣言（抄译，1927）
「朝鲜女性的地位变得益发恶劣，在旧时代的遗物上，又加上了两重、三重的现代苦痛。对朝鲜女性不利的事物，和让朝鲜全体苦痛的事物是直接连结的；不只如此，它和全世界的不合理，也是密切相连的。朝鲜女性运动的真正意义，应该要透过历史性的社会背景来掌握，而我辈的角色也不能只局限于偏狭一隅。女性绝非弱者。女性被解放之时，世界也会跟着被解放。朝鲜的姊妹们，团结起来吧！」（《槿友》创刊号）
【解说】「槿友会」起初是以统一战线新干会的姊妹团体之姿组成，主要的核心是受山川菊荣影响的黄信德，以及有留学日本经验的李贤卿、崔恩喜等人。这些站在民族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各异立场的「新女性」们，展开了启蒙女性解放思想的活动；在全盛时期的1929年，她们有七十多个分部、二千九百位会员，并将组织扩展到东京、京都、长春、间岛。但是随着朝鲜内部社会运动的困难，1937年槿友会也跟在新干会之后解散。在这之后，会中属于激进活动派的许贞淑与朴次贞，将活动场所转移到中国。
·姜德景的画作《被夺走的纯洁》
姜德景于1929年出生在庆尚南道晋州，十六岁时在教师的劝诱下，以女子勤劳挺身队一期生的身分，被送到富山县的不二越飞机工厂，但因为没有获得充分的食物而逃亡。不久后她被宪兵捕获，送往大部队，在那里担任慰安妇。晚年，为了疗愈自己的心灵，她开始发挥出绘画的才能，用优秀的笔触，描绘出不只纯洁被夺走、灵魂也被谋杀的悲痛少女裸体。
罗蕙锡（1896~1948）的自画像
罗蕙锡是朝鲜第一位女性西画家。1910年代，她在东京女子美术学校留学，归国后以外交官夫人身分，在欧美周游了将近二年。虽然她据说画下了四百多幅画作，但现在几乎都已不存。在她学习欧洲技巧描绘的自画像中，相对于立体的容颜，平面的身体与背景、以及颜色的对比，都深刻描绘出挫折女性的不安心理。她和丈夫以外的男性谈恋爱，高喊性欲平等，结果被朝鲜社会放逐，过着宛如戏剧般的人生。
13-9革命与战争中的中国女性
日本教科书对应
中国的国民革命、日中战争
本书相关章节
13-6、13-11、14-3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女性政策
五四运动后诞生的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都高举承继自新文化运动的家族改革与女性解放主张。两党在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际发表宣言，宣告要「确认男女平等原则、协助女权发展」。伴随着国民革命进展，在各地展开的女性运动，其具体内容是以放足（解开缠足）与断发为中心。革命领导班子虽然高举结婚、离婚自由等家庭改革，但考虑到推进这点会招致男性农民的反弹、对革命进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才首先针对女性身体的改造下手。
◆国民政府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第一次国共合作瓦解后，支配中国大半、在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发表了提倡男女平等结婚的民法，同时也制定了主张男女平等参政权的宪法草案，但因为日军的加速侵略而无法实施。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则认为经济基础的确立，对女性解放是很重要的事，然而这必须透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达成，所以要积极动员女性参与革命。在共产党支配、位于荒僻之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推行了内容激进、反家父长制的婚姻条例，但男性的反弹相当之大·。就像这样，国共两党让政治改革与女性解放结为同盟，并在政治挂帅、男性主导下，展开由上而下的女性解放，但在这时的政治课题中，女性自己的要求仍有从属的倾向。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女性
面对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虽然透过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战，但身处其中人们的生活条件相当严峻。物资欠缺，在共产党支配下的边区，甚至有婴幼儿死亡率超过五成的地区。另一方面，日军在战地频传强暴等性暴力，甚至征调占领地域的女性担任「慰安妇」。在这种日军性暴力下被害的女性，因为失去女性贞操、被视为污辱了民族节操，所以被指责为「破鞋」（持身不正的女性），遭受多重的苦难·。有不少熊熊燃烧抗日之志的年轻人，前往共产党支配地区的中心――陕西省延安；然而在朝抗日与革命迈进的共产主义者之间，也是把女性负担家务、育儿看作当然的事，因此女性在革命中，普遍被视为「落后分子」·。（小滨）
·【史料】关于男女平等的法令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公布）：
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2）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公布）：
第一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第七条：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3）中华民国民法（1930年12月公布、1931年5月施行）：
第九七二条：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
第一一三八条：遗产继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顺序定之：
一、直系血亲卑亲属。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
（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1年12月公布、施行）：
第四条：男女结婚须双方同意，不许任何一方，或第三者加以强迫。
第九条：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婚。
【解说】在中华民国成立当初的暂定宪法――临时约法（1）中，并没有规定男女平等；宪法对这点加以明记，必须等到战后行宪（2）。国民政府的民法（3）规定，结婚须由本人意志决定，且女儿具有财产继承权，这些都是划时代的内容，但就现实来说并没有广泛施行。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4），则更进一步认可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编，41~42，115~117页）
·【史料】「敌之占领状况」（战地总动员委员会，1939）
「在占领地，广泛流传着敌军（日军）恶劣的淫行。在敌人统治区一带，因为（日军）占领初期，屡屡发生蹂躏民间女性的行为，所以居民陆续逃往山间躲藏，避免遇到敌人……于是，敌人想出了更巧妙的方哪，且到现在一直沿用下去：简单说，他们规定每个村、或者说每个班，要不停地提供一两名乃至三名女子……供作日军将士淫乐之用。其中也有成为敌军军官之妻者；也有人偷偷逃跑，逃回乡里。其中很多女性都承受了难以忍耐的屈辱，因此在逃亡途中，或是在家中企图自杀者也很多。即使是都会地区，自杀的人也不在少数。」（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编，161~162页）
【解说】这是一份中国说明在日军占领的山西省下所发生性暴力状况的报告书。随着占领的长期化，日军的性暴力也变成家常便饭。「有尊严的女性会选择自杀」，这样的侧目则让被害女性更加痛苦。
·丁玲（1904~1986）
中国近现代作家，在上海和诗人胡也频同居后开始创作小说。1929年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书，描绘年轻女性的性与苦恼，广受瞩目。当胡也频因为国民党的恐怖活动丧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奔赴共产党根据地延安，进行文艺工作。在1942年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她描绘出即使在共产主义者间，也把女性担负家务与育儿工作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将女性看成是「革命落后分子」的状况描绘出来。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因为描绘遭日军性暴力的女性，而遭到共党高层的批判。战后虽然仍继续为共产党的文艺工作活跃，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遭开除党籍。之后虽然获得平反，但直到晚年，仍持续遭到当局批判。
13-10纳粹主义与性别
日本教科书对应
世界恐慌与法西斯各国的侵略
本书相关章节
13-2、13-4、13-11
◆女性对纳粹党的支持
在纳粹党的宣传电影与小册子中，常会有带着陶醉表情聆听希特勒演说的女性、或是向党干部投掷花朵的少女登场。这是纳粹党要求自己获得女性、乃至于国民狂热信赖的产物（参照下方照片）。纳粹虽然自认是男性结社，但在夺权的过程中，也认识到女性选民的重要性，因此表现出拥护家庭与宗教的态度，好抹消女性的忧心。1930年以降，纳粹党在得票率上的男女落差慢慢拉近，女性在纳粹党获得大众支持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将德意志将来托付给纳粹党的，是民族至上主义者与将母性的复苏，看成对抗「威玛女性解放」价值观的女性。礼赞母性的纳粹，给人一种正面评价「女性的世界」、并捍卫之的印象··。
◆纳粹的性别与家族政策
纳粹的母性礼赞，只是为了增加人口的便宜行事之计，事实上他们把女性蔑视为「二等性别」，在政治决议过程与专门职务上，都把女性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他们对生产则给予形形色色的奖励制度，以妻子不就业为条件，给予结婚贷款，每生下一个孩子，就可以免除还款金额的四分之一·。在税制面上，也有优待措施与儿童补贴。对堕胎则是强化了罚则，要入手避孕器具，变得相当困难。1938年发布的家庭法中，规定夫妇中有一方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怀孕、或是无法生育的情况下，得以诉请离婚。纳粹把生殖彻底置于国家管理下，排除、禁止对他们而言「没有价值的生命」。纳粹在获得政权的半年后便通过《绝育法》，有四十多万名「具有劣等遗传因子」者遭到绝育手术，或是强制堕胎，还有约十五万人被安乐死。
◆女性的社会活动
在活动领域上彻底执行性别分离的纳粹，将女性的领域――家庭也予以政治化，并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女性展开以母性为基础的公益活动，在人种计划的末端支持着它。「女性服务团」（会员四百万人以上）与「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会员约二百万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维持与发展」这一国家事业的一环，一方面举办人种学讲习，另一方面也从人种观点，指导配偶选择与多产。即使在实施绝育政策方面，虽然在优生法庭下达绝育判决的是男性，但女性社工与护士都参与了合乎标准者的选拔，并向法庭提出委托审理的请求。故此，在纳粹人种政策的执行上，女性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姬冈）
为希特勒狂热的女性（左）与少女（右）
·纳粹党的得票率（%）
选举海报「女人啊！选择希特勒吧！」
·【史料】纳粹的女性形象
「德意志女性是高雅的美酒
深爱大地，使之肥沃
德意志女性是闪耀的太阳
温暖包容着家庭
我们要常以尊敬的目光看待她们
不容其他民族的热情与勇气轻侮之
我们要守护德意志民族的纯血
这是元首至高的目的」（昆兹〔Claudia Koonz〕，107页）
·【史料】纳粹母性政策的原点
（1）纳粹党纲领（1920）：
第21条：保护母性是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
（2）希特勒《我的奋斗》（1924）：
「在我国，母亲是最重要的公民。」
·母亲节
德国开始于1923年首次庆祝「母亲节」。因为受到美国首次设立母亲节并将白色康乃馨视为赠礼的启发，于是德国的花业协会也开始大力推动普及这项传统，并且将礼赞母亲与民族复兴连结起来，并在民族团体的后援下广泛传播。为了鼓励多产而「礼赞母亲」的纳粹，设立了母亲十字勋章，来表彰子嗣众多的母亲。在每年母亲节，纳粹都会举办仪式，拥有八名孩子的母亲可以获得金牌、七名可以获得银牌五名则可以获得铜牌。
纳粹的人口政策与性倾向
表面上摆出拥护家庭态度的纳粹，实际上为了增加人口出生，不遗余力在瓦解家族规范。他们在德国国内以及占领地域设立「生命之泉」，保障已婚母亲与单亲妈妈的生产，对不情不愿生下的孩子，也提供收养的服务。特别是亲卫队员，纳粹更是期待他们实践一夫多妻，好生下更多的孩子。纳粹为了「守护德意志人的血统与尊严」，虽然禁止异人种之间的性交，但除了犹太人、辛提―罗姆人（Sinti-Roma，即吉普赛人）、黑人以外，这项规定在适用上还是颇有弹性。纳粹的性政策虽然与将同性恋者送往集中营等种族政策彼此相连，但同时，他们也承认性有快乐的一面，拥护色情与裸体，在性指南里面公然肯定女性的性欲与青年的自慰。不只如此，相对于保守派，他们一方面装成保守的性道德拥护者，批判性解放是受到犹太人影响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试图博取性肯定派的支持。
13-11战争、占领与性暴力
日本教科书对应
纳粹德国的侵略与开战
本书相关章节
13-2、13-8、13-10
◆战争与性暴力
战争往往和士兵的性暴力纠结不清，距今较近的情况，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军、南京大屠杀时的日军、入侵德国时的苏联红军、越战时的美军与韩军、波斯尼亚纷争时的塞尔维亚民兵等，都是显著的例子。以德军的状况来说，比起西线，在被视为劣等民族的东线，这样的情况更为显著；尽管军规禁止强暴、从人种观点也禁止和异民族发生性行为，但强暴、性虐待、强迫裸体、强制性劳动等，各式各样的性暴力还是不断产生·。特别是在战胜后的几天之中，作为征服的象征，占领下的女性往往成为激烈暴力的牺牲品，在强暴中丧失生命的例子也很多。虽然性暴力也会遭到处罚，但军队领导阶层对这种违规行为，多半采取默认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