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相互依存与共赢：五金商铺与民国京津冀社会经济发展 .2
New York， 1928.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
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Sidney D. Gamble， M. A. ， Peking： A Social Surve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1.
后 记
本书系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五金商铺研究 （1917—1940）》 为
基础， 经反复修改、 增补而成。
出于对几百年古都的迷恋， 出于对分布于大街小巷数不清的金字招牌
的好奇， 加之沉醉于那渐已逝去的京城商铺的旧时风韵， 最终草成此稿。
回首学术成长与书稿成形的过往， 既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亦有快乐与
欣慰。 个中滋味， 唯有自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足蒸暑土气”， 土里刨食、 靠天吃饭、 农业极
其落后、 农民极度贫困， 基本是冀中平原及以东区域百姓的真实场景。 我
儿时即是在此环境下长大的。 我自幼家贫， 父母面朝黄土， 靠微薄的农业
收入糊口。
直至 90 年代， 到省城上了大学， 方知外面的世界好大， 头一次坐火
车， 头一次住高楼宿舍， 头一次在阶梯教室上课， 头一次知道还有那么大
的图书馆……四年大学， 培养了我对历史学的兴趣， 并顺利于香港回归之
时进入石油系统一所高中工作。 6 年的高中教学， 使我对历史研究充满了
更浓厚的兴趣， 为使此兴趣不衰， 于是考取了河北大学李金铮教授的研究
生。 当然， 考研的苦楚， 对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我而言， 至今仍心有余
悸。 边工作， 边学习， 多少个夜晚， 为躲避孩子的干扰， 我去办公室独自
苦读。 好在， 那些皆成了过眼云烟。
在李金铮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引领下， 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了， 渐渐领悟
到历史研究的博大与深邃， 经过三年学术基础锻炼， 深知三五万字的硕士
论文只是历史学术研究的起步， 后入中国人民大学读博， 拜陈桦教授为
师。 博士初期， 博士论文的选题成为一大难题， 哪些核心资料可以支撑二
三十万字的毕业论文， 我搜遍网络， 翻遍图书馆， 虽苦思冥想， 依然找不
到合适的素材。 在其他师友建议下， 我前往北京档案馆胡乱翻阅大厅里摆
放的馆藏档案目录。 当翻阅到企业账簿档案时， 由于数量太多， 非常杂
乱， 当时， 我并未在意其存在的意义。 接下来的几天， 我每天都去北京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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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馆翻阅目录， 并毫无目的地调取各类档案的几卷随意翻阅， 想从中找到
灵感， 然而， 收效甚微。 就当想放弃查阅档案另辟蹊径时， 我抱着好奇的
想法， 试探性地调取了几卷民国北京五金商铺的账簿， 像翻天书一样， 满
眼皆数字， 根本就无法看懂， 也无从下手， 感觉这些账簿跟博士论文没有
任何联系。 不过， 幸运的是， 当有一天偶然发现调出的一账本中有几张契
约文书与若干房契时， 我忽然来了灵感， 从中发现点滴有价值的字眼， 如
合伙、 人力股、 原本、 护本、 护身、 财神股、 铺底等。 回宿舍上网一查，
类似概念在晋商研究中经常出现， 而在北京史研究中难寻其踪， 于是， 我
如饥似渴地到校图书馆借阅了大量有关晋商与票号研究的著作研读， 阅后
眼界大开。 当时设想能否借鉴晋商票号的相关研究进行选题， 是否进一步
翻阅那些尘封的五金商铺账本， 捕捉其中的研究灵感， 于是我把目光又投
向北京档案馆的企业账簿。
经过多日的调卷翻阅， 我发现账簿中有一些数码很诡异， 根本无法识
别， 一次偶然之机， 向同在查档的一位老先生请教， 方知那些是传统会计
为保密而专用之记账鬼码。 根据老先生的指点， 我又在百度查询相关信
息， 知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道扬教授是业内专家， 于是向其请教， 郭老
给予热心解疑。 之后， 通过阅读相关会计史著作， 并在人大图书馆翻阅到
1930 年言雍梁先生写的 《中国旧式簿记及其改善之办法》， 里面就有诸多
会计记账的详细鬼码举例， 我这才恍然大悟。 再返回北京市档案馆查阅五
金商铺账本时， 我感觉不似以前那样晕头转向了。 从此， 开启了我博士期
间长达两年半的摘抄账本的辛苦工作： 早晨 6 点半起床， 早餐后骑车到北
三环人民大学站坐快 300 路公交， 直达南三环刘家窑站下车， 白天摘抄，
晚上整理并研究这些数字， 12 点半睡觉。 日复一日， 随着抄录内容的增
多， 账簿内涵的大量信息逐步由点成线， 并经整理成面， 一个个不同类别
的表格被我画出来， 再结合京津五金商铺间的通信内容， 及其他各相关账
本的辅证， 同时将此与学界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对比， 最终选定并草成了
博士毕业论文。
写作博士论文之艰辛不必多言， 凡史学同行估计皆有同感， 想来多泪
目， 对像我一样年龄稍长的更是如此。 尤其 2008 年夏季父亲病重住院，
我急赶回县城医院陪床， 看到病床上一生操劳、 含辛茹苦的老人， 瘦骨嶙
峋， 平躺在病床上， 鼻孔插着管， 呼吸微弱， 我顿时崩溃了， 哽咽无语。
我多年在外地求学与工作， 对家里照顾太少， 亏欠父母太多。 同年 11 月
父亲病故， 除了痛哭， 我能做的， 就是把学业进行到底， 写一篇能对得起
自己的博士论文， 以告慰天堂的父亲！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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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年不懈努力， 最终完成博士论文写作并顺利通过答辩， 2010
年 6 月如期毕业， 这既是我学术生涯的一阶段性总结， 亦是我人生之旅的
一关键节点。 工作期间， 我又对论文进行了不断增补修改。 庆幸的是，
2017 年 9 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 按照匿名审稿专家建
议， 我对论文进行了深入增补与修改； 同时， 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环
境， 我对原博士论文进行了整合， 增补了历史上京津冀一体化的内容， 以
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价值。 为此， 排除困难， 一如既往， 我继续奔赴各地
查阅史料， 收集民国时期各种网络电子书刊资料， 并实地寻访五金商铺后
人进行口述史料的收集等。
当然， 书稿的最终完成， 除饱浸自己的辛勤汗水外， 亦凝聚着师友、 亲
朋的心血与期待。 值拙稿搁笔付梓之际， 吾心充满感激， 未敢忘怀于须臾。
业师陈桦教授， 治学严谨， 待人谦和， 其悉心教导和谆谆教诲， 乃吾
一生之宝贵财富， 论文字里行间无不凝聚业师之心血。 不能忘， 在论文进
展最困窘之时， 是他给予我诸多信任和鼓励； 书稿完成之际， 先生又欣然
作序。 唯望拙稿出版能给先生带去些许欣慰。
硕士导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金铮教授， 学识渊博， 成果丰硕， 待人
诚挚， 既是我学术研究的启蒙者与领路人， 又是我各方面学习的榜样。 在
我山穷水尽、 无路可走之时， 其对博士论文选题给予了精心指点， 并对篇
章结构提出了极为宝贵且具建设性的写作建议， 甚至在我博士毕业工作
后， 仍进行不厌其烦的指导与鞭策。 师恩难忘， 铭记心底。
衷心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开玺教授与李志英教授、 中国社会
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谢维研
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砚峰与封越健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张研教授等诸师在我博士论文评审与答辩时分别给予的深入指
导及鼓励。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期间， 清史所黄兴涛教授、 夏明方教授、 何瑜教
授、 潘向明教授、 曹新宇教授、 曹雯副教授、 杨剑利副教授、 叶柏川副教
授， 及历史系郭双林教授、 马克锋教授等， 在选题论证、 论文撰写过程中
亦提出诸多宝贵意见， 使我受益良多。 在此向诸位老师深表谢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史专家郭道扬先生与我素不相识， 然当我发邮
件请教会计账簿相关疑难问题时， 先生在百忙中打电话给我， 进行热心而
细致的指导与释疑。 河北大学经济史专家刘秋根教授与唐晔副教授亦在会
计账簿方面给予解困释疑与大力帮助。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兼职
研究员、 经济史专家高寿仙先生对论文框架结构、 资料推荐等方面给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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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五金商铺研究（1914—1940）
宝贵建议。 向诸专家亦表最诚挚的感谢！
在资料查阅过程中，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旧馆、 北京档案馆等单位的
工作人员给予我诸多便利； 同在北京档案馆查阅资料的许多记不起姓名的
老少朋友， 在午餐闲聊时给予了多方指点、 解疑； 衡水市冀州区政协李登福
先生、 枣强县政协郑焕恩女士及北京五金商铺之后人与相关知情人杨劼女士、
赵飞先生、 杨廷选先生、 杜金才先生、 李凤竹先生、 孙宪杰先生等， 皆在口
述史采录、 搜集方面给予了密切配合与热心帮助。 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论文及书稿选题、 架构、 修改与完成过程中， 诸多同窗好友、 师弟
妹， 及各阶段认识的同行， 亦给予了很多帮助， 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谨表
最衷心的感谢！
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时， 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丽
平编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作为本书出版的责任编辑， 其做了大量烦琐与
细致的编辑工作。 同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五位匿名评审专家提
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为深入修改、 补充及本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大有裨
益。 在此亦皆深表感谢！
最后， 感谢我的父母妻儿， 正是他们的殷切期望与大力支持， 方使我
克服重重困难， 咬牙挺过。 他们的笑脸激励着我前行。
书虽已出版， 本研究暂告一段落， 但 “常恐秋节至”， 随着我对账簿
及其他史料收集、 整理的不断深入， 新的研究亦将接力。
卢忠民
2021 年 2 月 20 日于秦皇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