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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1 显示， 16 年间万丰成各职工人力股份的增减、 新开、 退出
情形变化较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 各职工人力股的份额一般都有增加， 只是增减幅度不同。 16
年间， 按二年一个账期算， 王玉庄由 1. 2 分增到 1. 5 分， 等于每个账期平
均增加约 0. 33 厘； 而刘庄成由 4 厘增到 1. 2 分， 6 个账期， 每个账期平均
增加 1. 33 厘； 马子和由 6 厘增到 1 分， 8 个账期， 平均增加 0. 5 厘； 张广
俊由 4 厘增到 8 厘， 5 个账期， 平均增加约 0. 8 厘； 贺书森由 4 厘增到 9
厘， 7 个账期， 平均增加约 0. 71 厘； 郭德俊等 6 人由 4 厘增到 5 厘， 2 个
账期， 平均增加 0. 5 厘。 这样， 王玉庄的人力股份的增幅最小， 刘庄成的
最大， 贺书森次之， 马子和、 郭德俊等相同。 16 年间王玉庄的人力股份
只增加了 3 厘， 这对于一经理来说似乎少了点。 因王玉庄是万丰成五金行
最初成立时的老职工之一， 1894 年他的人力股份由 8 厘增为 1 分， 并取
代王凤来爬上经理宝座； 1897 年其人力股份直升至 1. 2 分， 后来可能是
成绩和能力平平吧， 其股份 30 年间没什么变化， 直到 1928 年后才增至
1. 5 分。 而人力股份增幅最大的刘庄成， 12 年间增了 8 厘， 可能是刘业绩
突出使然， 比如 1922 年大账时东家一次性就给其增加 6 厘身股， 此种奖
励确实惊人， 实属罕见。 1928 年大账时刘庄成又新增 2 厘人力股， 但
1932 年不知何因却又 “账下出号” 并 “立有退字一张”， 当时他的人力
股份已高达 1. 2 分。 从刘庄成人力股份的增幅之大来看， 他应该是一难得
的人才， 如果刘庄成是自辞出号， 有可能是另有高就， 但无论如何， 五金
业内重视人才， 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 如果店员表现
良好， 得到了东家或经理的赏识， 无人力股的不但可得到身股， 而且有时
得到的股份数目较大， 如 1922 年东家给马子和新开人力股份高达 6 厘，
这充分说明了能者多得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 同是顶人力股者， 结局不一
样， 表明早期资本家已经有了重视人才和使用英才的意识与观念， 同时也
使持股职工把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商铺的整体利益联在一起， 形成了当时有
人力股职工以店为家的观念。
其二， 从总体上看， 人力股份的增幅有下降之势。 1922—1934 年，
除刘庄成的人力股份 1922 年新续 6 厘外， 其余职工皆是续增 2 厘， 且刘
庄成 1928 年也是续增 2 厘； 然而到 1936—1938 年， 凡续增人力股的职工
皆是新续了 1 厘股份， 这表明资方在职工人力股份的增加问题上已经改变
了策略。 因为资方考虑到， 不给职工增股份不足以调动积极性， 增多了又
会使资方的分红减少， 所以只好改变策略， 缩减增幅。 当然， 这也和当时
商铺的经营形势与盈利状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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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北京五金商铺研究（1914—1940）
其三， 职工人力股的新入、 退出变化情形逐步增大。 1922 年只 2 人
有人力股份， 1924 年 3 人， 1926 年 5 人， 1936 年 9 人， 即持有人力股的
人数有增加之势。 其中， 1922 年新入人力股 1 人， 1924 年 2 人， 1934 年
6 人， 但 1932 年刘庄成退出， 1934 年张广俊又退出。 这样， 16 年间退出
共 2 人， 新入共 9 人， 即后者是前者的 4 倍半。 新入股职工的份额分 4 厘
与 6 厘两个级别， 其中只马子和 1 人为 6 厘， 其余 8 人皆为 4 厘， 这说明
初获人力股的职工以 4 厘股份的最为普遍， 只有极少数职工或对商铺有突
出贡献， 或与资方有特殊关系的才能获得 6 厘。 总之， 职工初获人力股
时， 在份额上一般要体现出差别， 但万丰成在 1924 年之后的这种差别已
经减弱， 1934 年一次性新放 6 人入人力股， 且股份皆为 4 厘即是证明。
万丰成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让这些新开股的职工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既能
消除职工因股份不同而生的怨言， 又能开展在新起点的公平竞争， 促使这
些职工比着干， 为以后的增股积累砝码。
二 人力股制度的物质激励之表现
人力股制度的实质从一定意义上讲， 其实是对职工进行物质刺激， 这
是因为员工只有获得物质满足才能激发其工作热情， 这样相应地也就能给
商铺带来兴旺发达。 人力股制度能给员工带来具有诱惑力的物质利益主要
体现在分红大大多于工资收入、 日常应支制度的便利、 去世后还可找铺内
厚成等方面。 况且， 有没有或有多少人力股份， 对于去世后其继承人领取
分红的年限也有很大不同。 正因为如此， 没有顶上人力股者祈望着有朝一
日能顶上身股， 已有人力股份者希望身股份额能不断有所增加。 这种物质
利益推动或激励着员工的进取精神。
首先， 人力股持有者的分红金额大大高于其薪金所得。 如 1938 年万和
成的谢永昌有 5 厘人力股， 分红 1000 元， 而其月薪只有 5 元， 一年共得 60
元， 这样分红是其一年薪金收入的近 17 倍。 也就是说， 谢永昌如果只靠薪金
收入的话， 得干 17 年才与 5 厘人力股的分红所得相当。 又如万丰泰五金行对
能力大的人员实行吃股分红， 一般人员可是看上去工资不多， 可到年底按工
龄长短分红包， 俗称 “馈送”， “这个红包可就比工资多的多了。 在日伪时有
一个一般跑外的 （是专跑本市的） 月工资 8 元， 到年底馈送了 1200 元”。① 因
① 在当时北京市的各大买卖家都实行吃股分红， 尤其八大祥 （八大祥是绸缎行， 是山东省
旧津孟家的买卖） 和万字号 （是万丰泰五金行所开的分店） 的人员如吃上股了就了不起
了。 参见王者香 《北京万丰泰五金行》， 中国人民政协河北省枣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 《枣强县文史资料》 第 9—10 辑， 第 26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