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刘备病逝于永安。诸葛亮护送灵车回到成都，由李严做中都护，留下镇守永安。
五月，太子刘禅即位为蜀汉皇帝，当时十七岁。刘禅尊奉吴皇后为皇太后，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国事无论大小，都取决于诸葛亮。
于是，诸葛亮精简官职，修订法制，向百官发下文告说：“所谓参与朝政，署理政务，就是要集合众人的心思，采纳有益国家的意见。如果因为一些小隔阂而彼此疏远，就无法听到不同意见，我们的事业将会受到损失。听取不同意见而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同扔掉破草鞋而获得珍珠美玉。
“然而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只有徐庶在听取各种意见时不受困惑。还有董和，参与朝政、署理政务七年，某项措施有不稳妥之处，反复十次征求意见，向我报告。如果能做到徐庶的十分之一，像董和那样勤勉、尽职、效忠，我就可以减少过失了。”
诸葛亮又说：“过去我结交崔州平，他多次指出我的优缺点；后来又结交徐庶，得到很多启发和教诲；先前与董和商议事情，他每次都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随后又与胡伟度[1]共事，他的多次劝谏，使我避免了很多失误。
“我虽然生性愚昧，见识浅陋，对他们给我的教益不能全部吸取，然而和这四人的关系始终很好，也可表明我对直言是不会猜疑的。”
诸葛亮曾经亲自校对公文，主簿杨颙（yóng）径直入内劝他说：“治理国家是有制度的，上司和下级做的工作不能混淆。请您允许我以治家做比喻：
“现在有一个人，命奴仆耕田，婢女烧饭，雄鸡报晓，狗咬盗贼，以牛拉车，以马代步；家中事务无一旷废，要求的东西都可得到满足，悠闲自得，高枕无忧，只是吃饭饮酒而已。
“忽然有一天，对所有的事情都要亲自去做，不用奴婢、鸡狗、牛马，结果劳累了自己的身体，陷身琐碎事务之中，弄得疲惫不堪，精神萎靡，却一事无成。难道他的才能不及奴婢和鸡狗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忘记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职责。
“所以古人说：‘坐着讨论问题，做出决定的人是王公；执行命令，亲身去做事情的人，称作士大夫。’
“因此，丙吉[2]不过问路上杀人的事情，却担心耕牛因天热而喘；陈平不去了解国家的钱、粮收入，而说‘这些自有具体负责的人知道’，他们都真正懂得各司其职的道理。如今您管理全国政务，却亲自校改公文，终日汗流浃背，不是太劳累了吗？”
诸葛亮深深表示感谢。后来杨颙去世，他哭泣了三天。
尚书邓芝对诸葛亮说：“如今皇上年幼弱小，刚刚即位，应派重要使臣到吴再次申明和好的愿望。”
诸葛亮说：“我对此事已考虑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找到了。”
邓芝问：“这人是谁？”
诸葛亮说：“就是使君你啊。”于是，派邓芝以中郎将的身份与吴重建友好关系。
魏文帝黄初六年（225）
以前，益州郡的地方土豪雍闿（kǎi）杀死太守正昂，通过吴交趾太守士燮向吴国请求归附，又把益州郡的新任太守张裔抓起来献给吴国，吴国任命雍闿为永昌太守。
永昌郡功曹吕凯、府丞王伉（kàng）率兵封锁边界，坚守城池。雍闿不能进城，派同郡人孟获诱惑和煽动各地的夷族纷纷跟着叛乱。牂（zāng）柯太守朱褒、越巂（xī）的夷族酋长高定，都起兵响应雍闿。
诸葛亮因为刚刚遇上国葬，对叛众只是抚慰，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一心发展农业，种植粮食，坚守关隘，使百姓休养生息，等人民生活安定，粮食充足以后，才使用民力。
现在，诸葛亮率兵讨伐雍闿，参军马谡送行数十里。
诸葛亮说：“虽然我们已经一起谋划此事多年，今天请你再一次提出好计划。”
已故侍中马良之弟、参军马谡说：“南中依恃地形险要和路途遥远，叛乱不服已经很久了。即使我们今天将其击溃，明天他们还要反叛。目前，您正准备集中全国的力量北伐，以对付强贼，叛匪知道国家内部空虚，就会加速反叛。
“如果将他们全部杀光以除后患，既不是仁厚者所为，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办到。用兵作战的原则，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以心理战为上，以短兵相接为下，望您能使其真心归附。”
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
诸葛亮到达南中，征讨叛乱，所到必胜。他从越巂进兵，斩杀雍闿和高定。派庲（lái）降都督李恢从益州进兵，门下督马忠从牂柯进兵，击溃南中各县的叛军，再度和诸葛亮会合。
孟获收拾雍闿的残部抗拒诸葛亮。孟获深得当地汉人和夷族的信赖，诸葛亮要生擒孟获。
之后，诸葛亮果然将孟获俘获，让他参观了蜀军的军营战阵，问他说：“这样的军队如何？”
孟获说：“以前不知道你们的虚实，所以遭到失败。如今蒙您允许我参观你们的军营战阵，如果贵军只是这样的军队，我一定能轻易取胜。”
诸葛亮笑了笑，将孟获释放，要他再战。如此前后把孟获放回七次，又生擒七次。
最后诸葛亮仍将孟获释放，孟获却不再走了，对诸葛亮说：“您有天威！南方人不会再反叛了！”
于是，诸葛亮到达滇池。
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都被平定了，诸葛亮仍然任用当地原来的首领为四郡的地方官吏。
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样做，诸葛亮说：“如果留外地人为官，则要留驻军队，留驻军队，则粮秣供应困难，这是第一个难题；这些夷族刚受过战争之苦，父兄多有死伤，怨气未消，任用外地人而不留驻军队，定有祸患，这是第二个难题；这些夷族叛乱分子屡次三番杀死和废掉官吏，自知有罪，与我们隔阂很深，若留下外地人为官，终究难以被他们信任，这是第三个难题。
“我现在就是要不留军队，不转运粮食，使法令和政纪大体得以贯彻，让夷族和汉人大体安定下来。”
于是，诸葛亮网罗孟获等当地的著名人物，任命为地方官吏，让他们贡献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供给军队和朝廷使用。从此之后，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这一地区的夷族再也没有反叛。
[1] 胡伟度，即胡济，伟度是他的字，曾任诸葛亮的主簿，蜀汉后期重要将领。
[2] 丙吉（？—前55），字少卿，西汉名臣，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有一天，丙吉与下属坐车走访民间，看到路边有一伙人在打架，几个打输的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很有可能会出人命。他没有说话，坐上马车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个老农牵着牛车，那牛的喘气声很粗，一看就是病了或是不正常，丙吉赶忙让人过去问一下情况。下属不明白，问丙吉，为什么看到打死人不管，反而去管牛喘气的问题。丙吉说：“打架斗殴自然有地方政府去管，我只要到时候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就可以了。我作为丞相是统率百官、调理阴阳的。如今天下以农桑为本，现在的季节又不是农时，没什么重活，牛应该不累。而这牛的喘气声明显不对，若是有什么动物的瘟疫发生，影响了以后的农时，那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就大了。”
明帝托孤
魏明帝景初二年（238）
正月，魏明帝曹睿从长安召回司马懿，命他率军四万人讨伐辽东。
十二月初八，明帝患病。
当初，魏太祖曹操还是魏公时，任命赞令刘放、参军事孙资同时担任秘书郎。魏文帝曹丕即位，改称秘书为中书，任命刘放担任中书监，孙资担任中书令，两人掌管机密。明帝即位，两人尤其受到恩宠信任，都加任侍中、光禄大夫，封为本县侯。
这时，明帝亲自处理日常政务，屡次出兵，中枢筹划都由他俩掌管；每有国家大事，朝臣集会议事，经常让他俩决断是非，择定而行。
中护军蒋济上书说：“我听说大臣权力太重，国家就有危险，左右过于亲近，耳目必受蒙蔽，这是古代最大的戒鉴。以前大臣掌事，内外动摇不安；陛下识见高明，亲自处理国事，无不肃然安定。大臣不是不忠，只是权威下移，人们对君王就一定怠慢，这是情势发展的必然。
“陛下既然已经对大臣有所明察，希望不要忘记左右亲信造成的流弊。左右亲信的忠心和谋略，未必胜于大臣，至于逢迎谄媚、阿谀奉承，有的却极其擅长。
“如今外面议论，动辄就说‘中书’，虽然让他们恭敬谨慎，不敢对外交往，然而仅有这个名义，就可以迷惑世俗，何况实际掌握国家要事，整日侍奉在眼前；倘若趁着陛下疲倦之时，有所剖断，窃弄权威，大臣见他们能影响国事，也就会顺势转而趋向他们。
“一旦有此弊端，私结成朋党，褒贬毁誉就会兴起，功过赏罚必定颠倒，走正路向上的或许会被阻塞，而曲意逢迎左右近侍的却能显贵，他们抓住空子就钻，看到迹象就干，陛下亲信他们，也就不再猜疑。这按理是应该让陛下早早听到了解，用心留意，则左右近侍的形迹自然暴露。
“有人担心朝廷大臣会害怕进言不妥而受左右近臣的怨恨，因而不敢上报陛下和他们对抗。我认为陛下静神沉思，垂听舆论全面观察，如果事物有不尽合理或是不合于用的，就要改换曲调，远可以和黄帝、唐尧的功劳相等，近可以使武帝、文帝的政绩发扬，岂止是不受左右控制而已！
“可是君王不可能独自承担天下的全部事情，必当有所托付。如果委任一个臣属，除非有周公旦的忠心，管仲的公道，否则就有弄权败官的弊病。当今之世，栋梁之材虽然很少，但德行能称职于一州，才智可效力于一官，忠信尽力，各奉其职的人，还是可供驱策的，不要使圣明之朝出现专权恶吏的丑名！”
明帝没有接受蒋济的意见。
后来，明帝病重卧床，深虑后事，才任命魏武帝曹操之子、燕王曹宇[1]担任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共同辅政。明帝年少时与燕王亲近友好，所以打算把后事嘱托给他。
刘放、孙资长久地掌管国家机要，夏侯献、曹肇心中愤愤不平。
殿中有一只鸡飞上树，两人互相说：“这也太久了，看他们还能活几天！”
刘放、孙资怕有后患，私下想加以离间。
燕王性情恭顺温和，诚恳地坚决推辞。
明帝让刘放、孙资进入卧室问道：“燕王正是如此吗？”
刘放、孙资答道：“燕王实际是自知不能承担重任，所以这样。”
明帝问：“谁可以承担？”
当时只有曹爽一人在旁，刘放、孙资顺势推荐曹爽，并且说：“应当召回司马懿参与。”
明帝问：“曹爽能承担这件大事吗？”
曹爽汗流满面，紧张得不能回答。
刘放暗中踩他的脚，耳语说：“快说以死奉社稷。”
明帝听从刘放、孙资建议，打算任用曹爽、司马懿，不久又中途改变主意，下令废止先前的任命。刘放、孙资再次入见游说明帝，明帝再度听从他们的意见。
刘放说：“最好亲自写下诏书。”
明帝说：“我疲乏极了，不能写。”
刘放随即上床，把着明帝的手勉强写下诏书，然后拿着出宫大声说：“有诏书免去燕王曹宇等的官职，不得在宫中滞留。”
燕王等流泪而出。
二十七日，明帝任命曹爽担任大将军，因嫌曹爽才能不足，又任命尚书孙礼担任大将军、长史辅助他。
这时，司马懿正在汲县，明帝派遣给使辟邪[2]，带着手诏前去召司马懿。之前，燕王曹宇替明帝筹划，认为关中事关重大，应让司马懿走小道从轵关向西回到长安，司马懿已经照做。此时又接到第二封诏书，前后矛盾，司马懿怀疑京师发生变故，于是急速入朝。
魏明帝景初三年（239）
正月，明帝病重，司马懿回到京师，入见明帝。
明帝拉着他的手说：“我把后事嘱托给您，您要与曹爽一起辅佐幼子。死岂是可以忍住的，我强忍着不死是为等待您。能够与您相见，再无遗憾了。”
于是，明帝召来齐王曹芳、秦王曹询拜见司马懿，又指着齐王曹芳对司马懿说：“就是他了，您仔细看看，不要看错！”又教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颈，司马懿叩头流泪。
这一天，明帝立曹芳为皇太子，旋即去世。
太子曹芳即位，时年八岁。大赦天下。尊称郭皇后为皇太后，给曹爽、司马懿加封侍中官职，授符节、黄钺，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各处修建宫殿的劳役，都以遗诏的名义罢除。
曹爽、司马懿各自领兵三千人轮流在宫内宿卫，曹爽因司马懿年纪已大，地位一向很高，经常把他当作父辈侍奉，每有事情必去拜访咨询，不敢独断专行。
当初，并州刺史东平人毕轨及邓飏、李胜、何晏、丁谧都有才名，但急于富贵，趋炎附势，明帝厌恶他们虚浮不实，都加以抑制而不录用。
曹爽一向与他们亲近友好，到掌权辅政，马上引荐提升，成为心腹。何晏等都共同推戴曹爽，认为大权不能托付给别人。
丁谧替曹爽出谋划策，让曹爽禀告皇帝发布诏书，改任司马懿为太傅，外表上用虚名使他尊贵，实际上打算让尚书主事，上奏先由曹爽过目，以便控制轻重缓急，曹爽听从其计。
二月二十一日，任命司马懿担任太傅，曹爽的弟弟曹羲担任中领军，曹训担任武卫将军，曹彦担任散骑常侍、侍讲，其余兄弟都以列侯身份侍从，出入宫廷禁地，尊贵宠信没有超过他们的了。
从此，曹爽侍奉太傅司马懿，外表仍恭敬有礼，但各项决定很少再经他认可。
七月，魏帝曹芳开始亲临朝政。
魏邵陵厉公正始四年（243）
皇族曹冏（jiǒng）上书说：“古代帝王，必定任用同姓皇族，以表明亲近亲族；也必定任用异姓大臣，以表明尊重贤能。只采用亲近亲族的办法治国，随着它的侵蚀，皇权就会渐渐衰弱；只采用尊重贤能的办法治国，随着它的把持，皇权就会被夺取。先圣了解这种必然趋势，所以对于皇族和非皇族广泛求取，同时并用，因而能够保有社稷，历时长久。如今魏尊重贤能的法律虽已严明，亲近亲族的办法还不完备，或者任而不重用，或者放置不任用。我私下思虑这些，睡觉都不能安宁，谨对所听到的加以陈述，议论它的成败得失。
“古代夏、商、周历经数十世代，而秦只传到二世即归灭亡，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王与各封国共同管理万民，所以封国与君王有忧同当；秦王则独自统治百姓，所以出现危险而没人相救。秦王朝看到周王朝的衰败，认为是弱小的封国终会被吞夺，于是废除五等爵，建立郡县制。朝廷内没有皇族子弟辅佐，朝廷外没有诸侯屏卫，好像一个人割掉四肢独由胸腹支撑，旁观者为之寒心。可秦始皇还安然自得，认为是为子孙创立了帝王的万世之业，岂不荒谬？所以汉高祖奋起三尺之剑，以乌合之众起兵，五年之中，成就了帝王之业。这是为什么？因为拔除盘根错节难以成功，摧枯拉朽容易得力，这是事理之必然。
“汉朝看到秦朝的失误，于是大封皇族子弟。等到诸吕擅权，危害刘氏皇族，而天下却没有发生动摇，其原因仅仅在于诸侯力量强大，有如粘在一起的磐石一样稳固。然而汉高祖分封诸侯建立藩国，封地面积超过古代规定，所以贾谊认为要想天下得到治理安定，不如广建诸侯国而减少诸侯势力，汉文帝没有采纳。到了汉景帝，由于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减封国领土，于是爆发了七国之乱。
“征兆出现在汉高帝时，祸患聚集于文帝、景帝之时，是由于开始宽厚得超过规定，而后来削减时又太急切的缘故。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尾巴与身子同属一体，有时也不顺从，更何况不是属于一体的尾巴，岂能摆得动？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计策，颁布让诸侯自己可以分封子弟的推恩令，自此以后，封国力量由此衰败，子孙微弱，除了收取租税维持衣食生活外，不能参与国政。到了哀帝、平帝时，王莽掌权，借着周公之事，重演田常之乱，封国诸侯中，有的甚至制造天赐祥瑞，歌颂王莽恩德，岂不令人悲哀？
“由此说来，并不是皇族子弟偏偏在惠帝、文帝之际忠孝双全，而在哀帝、平帝之际就变成叛逆，而是哀帝、平帝权力轻微，势力薄弱，不能平定祸乱而已。幸赖光武皇帝发扬不世的英姿，在王莽做了皇帝后仍能将他擒获，使汉代皇族子嗣在将要灭绝之时得以延续，这岂不是皇族子弟的力量？可是以后，汉王朝又不能借鉴秦王朝的教训，不知道承袭周王朝的旧制，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宦官执政，君王孤立于上，大臣弄权于下，于是天下大乱，奸人并争，宗庙被烧成灰烬，宫室变成荒草树丛。
“太祖皇帝龙飞凤翔，扫除凶逆，大魏兴起，至今已有二十四年了。观察五代的存亡原因，而不采用他们的治国良策；目睹前车之倾覆，却不改变车道。皇家子弟空有虚名而实无封地，封国之君空有百姓而不能役使；皇族成员迁居在大街小巷，不知道国家大政方针；权力如一介小民，势力同寻常百姓。内无盘根错节的稳固，外无磐石般诸侯结盟相助，这是不能够使国家安定，成就万世大业的。
“况且现在的州牧、郡守，与古代的方伯、诸侯一样，都拥有千里之地，身兼军队要职，有的一家数人担任高官，有的兄弟同时占据要职；而皇族子弟竟无一人跻身于其间，与他们互相牵制，这不是使主干强大、枝梢微弱、防备万一的办法。如今所谓任用贤能，或提拔到著名城市为长，或担任一军统帅；可是皇族子弟有文才的，必只限于当一个小县县宰，有武略的，必只限于当一个只管百人的小官，这不是奖励进取，任用贤能，褒奖优待皇族子弟的礼法。俗语说‘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这是因为扶持它身体的脚众多的缘故。这句话说的虽是小虫，但可以比喻国家大事。所以，圣明的君王在安定时不忘记危乱，存时不忘记亡，即使天下发生变故，也不会有覆灭的灾难了。”
曹冏希望以这番议论使曹爽有所感动而省悟，曹爽不采纳。
魏邵陵厉公正始八年（247）
二月，魏国尚书何晏等人勾结依附于曹爽，喜好更改国家的法规制度。
太尉蒋济上疏说：“古时大舜辅佐唐尧治国，以结党营私为戒；周公协助成王理政，对结交什么人也极为慎重。国家的法度，只有那些名望才能为世人所重的杰出人才，才能总掌其纲领使之留传于后世，岂是中下等官吏能随便改变的？而且更改国家法度最终不仅无益于治理国家，却反而足以伤害人民。
“所以应该让文武大臣们，恪守各自的职责，都能做到清廉公正，那么平和之气、吉祥符瑞就可以受到感应而降临了。”
大将军曹爽采纳何晏、邓飏（yáng）、丁谧（mì）的计谋，把太后迁居到永宁宫，并独揽朝政大权，广泛地提拔亲戚党羽，多次更改制度。太傅司马懿不能禁止，因此与曹爽之间产生矛盾。
五月，司马懿开始称病，不上朝参与政事。
魏邵陵厉公正始九年（248）
曹爽骄奢无度，饮食衣服与皇帝相同，尚方署中的珍宝玩好，也塞满了他的家，他还私自留用曹睿的宫中女官做歌舞乐妓。他掘开地面建造地下宫室，在四周雕饰了华丽的花纹，并经常与他的党羽何晏等人在里面饮酒作乐。他的弟弟曹羲深深地为此忧虑，多次哭泣着劝阻他别再这样做，但曹爽不听。
曹爽兄弟几个经常一起出去游玩，司农桓范对他说：“您总理万机，掌管城内禁兵，弟兄们不宜同时出城，如果有人关闭城门，又有谁在城内接应呢？”
曹爽说：“谁敢这样做？”
冬季，河南令尹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到太傅司马懿家去辞行。司马懿让两个婢女侍奉着出来接见。
婢女为司马懿更衣，他却把衣服掉在地上；指着嘴说口渴，婢女端来了粥，司马懿拿不动碗，就由婢女端着喝，粥从嘴边流出，沾满了前胸。
李胜说：“大家都说您的中风病旧病复发，没想到您的身体竟这样糟！”
司马懿气喘吁吁地说：“我年老体弱卧病不起，不久就要死了。你屈就并州刺史，并州靠近胡地，要很好地加强戒备。恐怕我们不能再见面了，我把我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托付给你。”
李胜说：“我忝居本州（家乡所在的州）州官之列，不是并州。”
司马懿装聋作哑，故意听错他的话说：“你刚刚到过并州？”
李胜又说：“是荆州。”
司马懿说：“我年老耳聋、思绪迷乱，没听明白你的话。如今你回到本家乡的州，正好轰轰烈烈地大展德才、建立功勋。”
李胜告退后，禀告曹爽说：“司马公只是比死人多一口气，形体与精神已经分离，离死不远，不足以忧虑了。”
过了几天，他又流着泪向曹爽等人说：“太傅的病体不能再复原了，实在令人悲伤。”
因此，曹爽等人不再对司马懿加以戒备。
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249）
正月初六，曹芳祭扫高平陵[3]，大将军曹爽和他的弟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等都随侍同行。
太傅司马懿以皇太后名义下令，关闭了各个城门，率兵占据了武库，并派兵出城据守洛水浮桥；命令司徒高柔持节代理大将军职事，占据曹爽营地；太仆王观代理中领军职事，占据曹羲营地。
然后，他向曹芳禀奏曹爽的罪状说：“我过去从辽东回来时，先帝诏令陛下、秦王和我到御床跟前，拉着我的手臂，深为后事忧虑。我说道：‘太祖、高祖也曾把后事嘱托给我，这是陛下您亲眼见到的，没有什么可忧虑烦恼的。万一发生什么不如意的事，我当誓死执行您的诏令。’
“如今大将军曹爽，背弃先帝的遗命，败坏扰乱国家的制度；在朝内则超越本分自比君主，在外部则专横跋扈，独揽大权；破坏各个军营的编制，完全把持了禁卫部队；各种重要官职，都安置他的亲信担任；皇宫的值宿卫士，也都换上了他自己的人，这些人相互勾结盘踞在一起，恣意妄为日甚一日。
“曹爽又派宦官黄门张当担任都监，侦察陛下的情况，挑拨陛下和太后二宫的关系，伤害骨肉之情，天下动荡不安，人人心怀畏惧。这种形势下，陛下也只是暂时寄居天子之位，岂能长治久安。这绝不是先帝诏令陛下和我到御床前谈话的本意。
“我虽老朽不堪，怎敢忘记以前说的话？太尉蒋济等人也都认为曹爽有篡夺君位之心，他们兄弟不宜掌管部队担任皇家侍卫，我把这些意见上奏皇太后，皇太后命令我按照奏章所言施行。
“我已擅自做主告诫主管人及黄门令说：‘免去曹爽、曹羲、曹训的官职兵权，以侯爵的身份退职归家，不得逗留而延滞陛下车驾，如敢于延滞车驾，就以军法处置。’我还擅自做主勉力支撑病体率兵驻扎在洛水浮桥，侦察非常情况。”
曹爽得到司马懿的奏章，没有通报曹芳，但惶急窘迫，不知所措。于是，就把曹芳车驾留宿于伊水之南，伐木构筑了防卫工事，并调遣了数千名屯田兵士为护卫。
司马懿派遣侍中许允和尚书陈泰去劝说曹爽，告诉他应该尽早归降认罪；又派曹爽所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去告诉曹爽，只是免去他的官职而已，并指着洛水发了誓。
当初，曹爽因司农桓范是他同乡年长的故旧，所以在九卿之中对桓范特别加以礼遇，但关系不太亲近。司马懿起兵时，以太后的名义下令，想要让桓范担任中领军之职。
桓范打算接受任命，但他的儿子劝阻他说：“皇帝的车驾在外，您不如出南门去投奔。”
于是，桓范就离城出去。走到平昌城门时，城门已经关闭，守门将领司蕃是桓范过去提拔的官吏。
桓范把手中的版牒向他一亮，谎称说：“有诏书召我前往，请你快点儿开门。”
司蕃想要亲眼看看诏书，桓范大声呵斥说：“你难道不是我过去手下的官吏吗？怎敢如此对我？”
司蕃只好打开城门。
桓范出城以后，回过头来对司蕃说：“太傅图谋叛逆，你还是跟我走吧！”
司蕃步行追赶不及，只好在道旁躲避。
司马懿得知后对蒋济说：“曹爽的智囊去了！”
蒋济说：“桓范是很有智谋的，但曹爽就像劣马贪恋马房的草料一样，因顾恋他的家室而不能做长远打算，所以必然不能采纳桓范的计谋。”
桓范到了之后，劝说曹爽兄弟把天子挟持到许昌，然后调集四方兵力辅助自己。
曹爽仍犹豫不决。
桓范就对曹羲说：“这件事明摆着只能如此办理，真不知你读书是干什么用的！在今天的形势下，像你们这样门第的人想要求得贫贱平安的日子还可能吗？而且普通百姓有一人被劫作人质，人们尚且希望他能存活，何况你们与天子在一起，挟天子以令天下，谁敢不从。”
他们都默然不语。
桓范又对曹爽说：“你的中领军别营近在城南，洛阳典农的治所也在城外，你可随意召唤调遣他们。如今到许昌去，不过两天两夜的路程，许昌的武器库，也足以武装军队，我们所忧虑的当是粮食问题，但大司农的印章在我身上，可以签发征调。”
然而曹羲兄弟却默然不动，从初夜一直坐到五更。
曹爽然后把刀扔在地上说：“即使投降，我仍然不失为富贵人家！”
桓范悲痛地哭泣道：“曹子丹这样有才能的人，却生下你们这群如猪如牛的兄弟！没想到今日受你们的连累要灭族了。”
于是，曹爽向曹芳通报了司马懿上奏的事，告诉曹芳下诏书免除自己的官职，并侍奉曹芳回宫。
曹爽兄弟回家以后，司马懿派洛阳的兵士包围了曹府并日夜看守；府宅的四角搭起了高楼，派人在楼上监视曹爽兄弟的举动。
曹爽若是挟着弹弓到后园去，楼上的人就高声叫喊：“故大将军向东南去了。”弄得曹爽愁闷不已，不知如何是好。
初十，有关部门奏告“黄门张当私自把选择的人才送给曹爽，怀疑他们之间隐有奸谋”。于是逮捕了张当，交廷尉讯问查实。
张当交代说：“曹爽与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人阴谋反叛，等到三月中旬起事。”
于是，有关部门把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以及桓范等人都逮捕入狱，以大逆不道罪劾奏朝廷。最终，他们与张当一起都被诛灭三族。
自此，曹魏的军政权力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事变。
[1] 曹宇（？—278），曹操与环夫人之子，曹冲的同母弟，曹睿的叔叔，太和六年（232）被封为燕王。
[2] 辟邪，古代宫廷中对仆役给使的称呼。
[3] 高平陵，魏明帝曹睿的陵寝，位于洛阳。
司马代魏
魏邵陵厉公嘉平三年（251）
八月初五，舞阳宣文侯司马懿去世，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被任命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
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
魏帝曹芳多次召见中书令李丰一起交谈，但不知说些什么。司马师知道他们是在议论自己，所以请李丰来相见，向他询问，但李丰却不以实言相告。司马师勃然大怒，就用刀把上的铁环捶死了李丰，把尸体送交廷尉。
曹芳对李丰之死，心中颇为愤愤不平。
司马懿的次子、安东将军司马昭镇守武昌，朝廷诏令召他入京，然后去攻打蜀汉的姜维。
九月，司马昭领兵来觐见曹芳，曹芳到平乐观检阅他的军队。左右亲信劝曹芳借司马昭觐见辞行的机会杀掉他，然后再领兵击退大将军司马师。在此之前已经写好诏书，但曹芳害怕，不敢发。
司马昭领兵入城，大将军司马师就阴谋废掉曹芳。
十九日，司马师假传郭太后的命令召集群臣开会议论，以曹芳荒淫无度、宠幸亲近歌舞艺人为理由，认为他不能再承担帝王的重任了。群臣都不敢反对。于是上奏章要没收曹芳的御用玺绶，贬为齐王，又让郭芝[1]入宫告诉太后。
太后正在与曹芳对坐闲谈，郭芝就对曹芳说：“大将军想要废掉陛下，立彭城王曹据为帝！”
曹芳站起来就走了，太后也很不高兴。
郭芝说：“太后有儿子却不能教育，现在大将军主意已定，又领兵在外以防备非常事变，只能顺着他的旨意，还有什么可说的！”
太后说：“我要见大将军，对他有话说。”
郭芝说：“有什么可见的！现在只应该快点取来玺绶！”
太后无奈，就让身边的侍从官取来玺绶放在座位旁。
郭芝出来报告司马师，司马师很高兴，又派使者把齐王之印绶给曹芳，让他出来住在西宫。曹芳与太后垂泪而别，然后乘坐亲王规格的车子，从太极殿出来往南而行。群臣出来送别的有数十人，司马孚悲恸欲绝，其他人也都挥泪相送。
司马师又派使者向太后索要玺绶，太后说：“彭城王是我的小叔，他立为天子，我该到哪儿去？再说，明皇帝难道就永绝后嗣了吗？高贵乡公是文皇帝的长孙，明皇帝之弟的儿子。按照礼制，可以选择小宗的后代来继承大宗的统绪，你们再详细议论议论。”
二十二日，司马师再次召集群臣，把太后的命令给他们看，然后决定到元城迎接高贵乡公曹髦。曹髦是东海定王曹霖之子，当时年仅十四岁，所以让太常王肃持符节去迎接他。
司马师又派人向太后要玺绶，太后说：“我要见高贵乡公，他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我想亲手把御用印玺授给他。”
十月初四，曹髦到达玄武馆，群臣上奏请求让他住在前殿，曹髦认为那是先帝的旧居，就避开前殿而住到西厢；群臣又请求让朝内皇帝的车驾去迎接，曹髦不同意。
初五，曹髦进入洛阳，群臣在西掖门南边跪拜迎接，曹髦也下车答拜。
司仪对他说：“按照礼仪不必答拜。”
曹髦说：“我也是天子之臣，怎能不拜？”于是就下车答拜。
到了止车门，曹髦下了车，左右之人说：“按旧仪您可乘车进入。”
曹髦说：“我受到皇太后的征召，还不知干什么呢。”然后就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
当天，曹髦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出席的文武百官都十分喜悦。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
闰正月，司马师病情严重，回到许昌，留下中郎将参军事贾充监管诸军之事。
司马昭从洛阳去许昌看望司马师，司马师让司马昭总管诸军。
二十八日，司马师在许昌去世。
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256）
二月初九，魏帝曹髦在太极东堂宴请群臣，与各位儒生讨论夏少康和汉高祖的优劣，曹髦认为少康优于汉高祖[2]。
四月初四，赐给大将军司马昭绣龙的礼服和冠冕，另加一双帝王穿用的赤色木底靴。
初十，曹髦到太学去，与各位儒生讨论《书》《易》和《礼》，各位儒生都自愧不如。曹髦曾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人在东堂饮宴讲论学术，并作文论，对他们特别加以礼遇，并称裴秀是儒林丈人，王沈是文籍先生。
曹髦性急，请人前来就希望快点到达，因为司马望在宫外任职，就特地赐给他一辆追锋车和勇士五人，每当有集会，就奔驰而至。
八月二十六日，诏令司马昭加大都督封号，奏事可以不称名，出师持黄钺。二十九日，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
魏元帝景元元年（260）
四月，再次晋升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为晋公，加赐九锡。
曹髦见自己的权力威势日渐削弱，感到不胜愤恨，五月初七，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日我将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去讨伐他。”
王经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了。
“而且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凭借什么这样做？而您一旦这样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却反而使病更厉害了吗？祸患恐怕难以预测，应该重新加以详细研究。”
曹髦这时就从怀中拿出黄绢诏书扔在地上说：“这样做已经决定了！纵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会死呢！”说完就进内宫禀告太后。
王沈、王业跑出去告诉司马昭，想叫王经与他们一起去，但王经不去。曹髦随即拔出剑登辇，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们呼喊着出了宫。
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zhòu）在东止车门遇到曹髦，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司马伷的兵士被吓得逃走了。中护军贾充从外而入，迎面与曹髦战于南面宫阙之下，曹髦亲自用剑拼杀。
众人想要退却，骑督成倅之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你说怎么办？”
贾充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没什么可问的！”
于是，成济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曹髦，把他杀死于车下。
司马昭闻讯大惊，自己跪倒在地上。
太傅司马孚奔跑过去，把曹髦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着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
太后下令，列举曹髦的罪状，把他废为庶人，以百姓的丧礼安葬。
初八，太傅司马孚等人向朝廷进言，请求以藩王的丧礼安葬曹髦，太后同意了。
朝廷派司马昭之子、中护军司马炎到邺城去迎接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作为魏明帝的继承人。
初九，各位公侯向太后奏明，从今日起太后下达的命令文书都称为诏。
二十一日，司马昭坚决推辞封锡相国、晋公、九锡的命令，太后下诏同意。
六月初一，太后下诏让曹璜改名为奂。
初二，曹奂进入洛阳，即皇帝位，是为魏元帝，时年十五岁。
初四，诏令晋升司马昭的爵位、九锡如前所命，司马昭坚决推辞，于是作罢。
八月，再次命令司马昭晋升爵位如前，他仍然不接受。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
二月，再次晋升司马昭的爵位如前所命，但司马昭又推辞不受。
十月，诏令因征蜀的各位将领捷报频传，再次命大将军司马昭晋位，所赐爵位一切都与前面的诏令相同，司马昭终于接受了任命。
魏元帝咸熙元年（264）
三月十七日，任命司空王祥为太尉，征北将军何曾为司徒，左仆射荀顗（rú）为司空。
十九日，晋封晋公司马昭的爵位为王，增加封邑十个郡。
王祥、何曾、荀顗共同去见晋王司马昭，荀顗对王祥说：“相王地位尊贵，何曾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对他极为恭敬，今日我们就应当相继跪拜，不要迟疑。”
王祥说：“相国虽然地位尊重，但他还是魏国的宰相，而我们是魏国的三公；王、公只相差一级而已，哪有天子的三公可以随便拜人的？这不仅有损魏朝的威望，也有亏晋王之德，君子要以礼仪敬爱别人，我不能跪拜。”
进去后，荀顗就跪拜于地，只有王祥长揖不拜。
司马昭对王祥说：“今日之后才知你对我的关心之情是多么深厚。”
五月初一，司马昭上奏恢复五等爵位，封了骑督以上六百余人的爵位。
二十四日，追封舞阳文宣侯司马懿为晋宣王，忠武侯司马师为景王。
司马昭上奏让司空荀顗制定礼仪，中护军贾充订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论官制，太保郑冲总揽其事加以裁定。
晋武帝泰始元年（265）
五月，元帝施与司马昭特殊的礼遇，晋升王妃为王后，世子改称为太子。
八月初九，司马昭去世，晋太子司马炎继位，做了相国、晋王。
九月初七，任命魏司马何曾为晋丞相，十二日，任命骠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
十一月十二日，元帝把皇位禅让给晋王司马炎。
十四日，元帝搬到金墉城居住。太傅司马孚与元帝辞别，拉着曹奂的手，流泪叹息不能自制，说：“我到死的那一天，仍然是大魏真正的臣子。”
十六日，司马炎登上皇帝位，是为晋武帝。
十七日，晋武帝尊奉魏元帝为陈留王，宫室安排在邺城，优厚高贵的礼制待遇都仿效魏国初期的制度。魏宗室诸王都降为侯。
追尊晋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晋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晋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尊晋王太后为皇太后。
[1]郭芝，郭太后的伯父，曹芳在位时担任散骑常侍、长水校尉。
[2] 少康是夏朝的第五位君主，他的父亲相被寒浞所杀，朝政也被寒浞篡夺。少康流亡民间暗中积蓄力量，最终除掉了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并大有作为，史称“少康中兴”。当时曹魏大权旁落司马氏，曹髦推崇少康，一是告诉群臣，他有意中兴大魏，二是通过群臣的反应，判断哪些人仍然心向曹魏，可以拉拢利用。他的这个行为，引起了司马昭的警觉。
贾充弄权
晋武帝泰始七年（271）
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自晋文帝司马昭时就受到宠信而当权，晋武帝司马炎能成为太子，贾充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他更加受到武帝宠爱。
贾充为人虚伪谄媚，他与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yǐ），侍中、中书监荀勖（xù），越骑校尉冯紞（dān）相互结为党羽，朝野上下都憎恨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