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都：最伟大的帝国主义者
恺撒（屋大维的头衔。——编者注）的胜利让罗马帝国大为受益。说得更精确一些，是内战的熄灭让罗马帝国大为受益。安东尼与克里奥帕特拉在前30年双双自杀，漫长的内战结束了。此外，还有一件事也让罗马和屋大维受益，那就是埃及最终成了一个行省，罗马收割了托勒密列王留下的财富。无论罗马的法律细节是什么，征服者在埃及人面前都俨然一副新法老的模样。前27年1月16日，屋大维在罗马接受了一个新的名号：奥古斯都（Augustus），这个名号融合了两重含义：“吉兆”和“令人尊崇”。在之后的四十年里，屋大维的官方名号就成了Imperator Caesar Divi filius Augustus，意为“绝对统治者·恺撒·神之子·奥古斯都”，这在罗马历史中是独一份的。对罗马统治者而言，“皇帝”（emperor）这一军事上的敬语，也即将成为他们的标准头衔。不过，之后的三百年里，奥古斯都及其后继者还是继续使用平民意涵浓厚的“第一公民”（元首，princeps）这个称谓（低级别的罗马领导人只得另寻他名）。这个新时代也就顺理成章得名“元首制时代”。
塔西佗在历史著作中证实，罗马诸行省之所以接受新的帝国体制，是由于“他们并不信任元老院和人民的统治，因为政治强人相互倾轧，行政官员贪婪不堪，法律给予的扶助少之又少，又被暴力、腐败、金钱扰乱了秩序”。其实，腐败与管理不当并未停止。前16年前后，统治者派出的税收长官在高卢的所作所为就是明证：皇帝派出的释奴李希努斯是出了名地贪财，最后不得不将他召回了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总督和行政官员又受到罗马更全面的监管，开始领取薪水（相当大一笔薪水），无法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也不能再出兵劫掠。大批军队无须承担沉重的税负（也不会发生财产征用和强制劳役），军队也不会在行省发动毁灭性的军事行动。罗马军团和外省辅助部队的人数大为削减，其中绝大多数军队单位都部署在边疆，或者干脆就驻扎在边疆（比如莱茵河与幼发拉底河），军营与兵舍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安置退伍老兵的机制也得以规范化：他们要么在意大利或海外得到小块的土地，要么就一次性拿到一笔补偿金——尽管罗马政府为了省钱，并不总能公平兑付这笔资金。
在罗马城，元首和他身边的一小圈心腹进行着高效统治。他们掌管立法，控制着谁能当选公职、谁有资格进入元老院、谁来统治行省。他们直接受命于奥古斯都，指挥帝国全境的军队。奥古斯都还在一纸公开敕令里坦言，他希望以“理想政府之庇护人”的身份为人铭记。卡西乌斯·迪奥在二百年后总结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元老院一如往常集会开会，各级人民会议依然如故，“但要是恺撒不乐意，什么事也做不成”。
在前1世纪20年代，元首尝试了好几种办法，将其对罗马国家的掌控整合进政治结构中。前43年到前33年的“后三头同盟”时期事实上是独裁统治，到了前32年至前23年则被常任执政官取代。到前23年为止，屋大维已经连任11届执政官，远远超过了马略的7次。从前27年起，元首也将西班牙、高卢、叙利亚和埃及变成了他的执政官辖区。之后，屋大维从执政官的位子上退了几年（连任11年已经让他的至高地位过于明显），但继续以行省总督的身份掌控行省及军队的指挥权。前18年，屋大维再一次调整了行省总督的权限：毕竟在理论上，执政官是有权向行省总督发号施令的。奥古斯都对此做出了革新，他让罗马人民通过决议，让他的权力与执政官平起平坐。这样他不需要再担任执政官，重复十年或是五年的任期。前23年，屋大维还拿到了终身保民官的全部职权，尽管身为贵族的他并不能实际成为保民官（因恺撒收养，他获得了贵族身份）。最终在前12年，屋大维当选为罗马的大祭司。
身为实际上的执政官兼保民官，奥古斯都已经拥有了他需要的一切法律上的权力，此外还有无形却有力的尊荣和威望，甚至凌驾于地位最为崇高的贵族同僚之上。奥古斯都大帝还在他的官方回忆录《功业录》（Res Gestae）里夸口说，唯有在威望方面他才出类拔萃。同样，绝大多数罗马军队都部署在奥古斯都自己的行省，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军团部署在别的行省，由行省总督统辖。这些行省总督要么是屋大维的亲属，比如他的女婿阿格里帕、他的继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还有德鲁苏斯之子日尔曼尼库斯，要么也是一些尽忠职守、安分守己之人。军团士兵在意大利征募，但不在意大利部署。在罗马城内和附近，奥古斯都单独指挥军队：六个城市卫队作为警察（兵力3000人），这也是罗马史上第一支常备国防军；还有七个庞大的夜巡民兵卫队（兵力7000人，绝大多数都是释奴），实质上也是一支常备性质的消防队，这在古代城市中尚属首创。还有驻扎在邻近城市的九个精英卫队，这也是最重要的罗马禁卫军，大约4500人，由两名长官统领，军饷优厚。奥古斯都还有一支全部由非罗马士兵组成的私人卫队（通常是日耳曼人），他的后继者也有这种卫队。
至此，罗马世界实质上已经由一名君主统治。他并没有正式君主头衔，收拢来的法律权力原则上也可以由元老院和人民依法取消。但在实际上，只有他才能决定罗马国家如何运转，决定运转它的人是谁。奥古斯都本人也没有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讳饰他的统治，从一开始，罗马人就认可并敬重他的君主地位。诗人贺拉斯就在他最早的一首颂歌里激情满怀地将奥古斯都比作前来拯救世界的天神墨丘利。建筑师维特鲁威也在元首制时期的初期就盛赞奥古斯都的“神圣心灵与天才神机”以及他的指挥才能，暗指他可比肩天神之长朱庇特。维特鲁威还不无欢欣地表示，元老院和人民“都被您那无不包的圣裁圣断统治着”，这与贺拉斯在数年之后最后一本颂歌中发出的赞颂类似。没过多久，人们就可以（也理应）向元首的才华和他的领袖精神致以宗教性的尊崇。
意大利本土的颂圣之词也有其他的表达方式。维特鲁威颂圣三十年后，作家奥维德不幸被皇帝下令流放，只因奥古斯都断定他的那句“罗马国家即恺撒”乃是谄谀之词（后世的路易十四也会重复这种情绪）。4年，埃特鲁里亚人比萨埃正式哀叹了奥古斯都外孙兼养子盖尤斯·恺撒的去世，他还称呼元首为“罗马帝国的守护人，全世界的保护者”。从奥古斯都大帝执政伊始，东部各行省就将他视为活着的神，到后来西部各行省也是如此（见第十一章）。埃及人会将奥古斯都与自由之神宙斯相比（将他视为救星）；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索斯也绝不是唯一一个盛赞奥古斯都为世界和平缔造者、人类之父兼救世主的地方。
正如卡西乌斯·迪奥指出，罗马国家的体制仍然一如往常地运行着。但现在的关键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在高效地管理着国家，奥古斯都又居于这个集团的中心。即便是那些最老的贵族世胄，比如科尔内利乌斯、阿米里乌斯、瓦勒里等家族，想要成功也必须得到奥古斯都的支持。除此之外，他们还得与实力稳步上升、来源多种多样的“新人”分享这种支持，许多新人都因前91年至前89年的“同盟者战争”而获得政治权力、登上政治舞台。奥古斯都大帝本人最核心的圈子，包括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就担任将军和长官的最杰出的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此人的第二任妻子是元首唯一的孩子），以及从未担任公职但智计过人的埃特鲁里亚骑士马埃塞那斯。数十年来，还有许多人加入或接替这两个人：奥古斯都的养子提比略·尼禄和德鲁苏斯·尼禄（两人都是奥古斯都妻子李维娅与前夫克劳狄乌斯婚内所生，屋大维的后三头同盟在前38年下令强迫二人离婚）；德鲁苏斯长子日耳曼尼库斯；皇帝的亲族塞克斯·阿普雷乌斯、多米迪乌斯·阿赫诺巴布斯；还有一名罗马骑士，萨鲁斯迪乌斯·克里斯普斯（历史学家萨鲁斯特的甥孙兼养子，也是马埃塞那斯死后奥古斯都最信任的私人顾问）；还有“新人”，如斯塔迪里乌斯·陶卢斯、洛里乌斯、苏尔皮奇乌斯·居里尼乌斯（《福音书》里的塞伦尼乌斯），还有森迪乌斯·萨图尔尼努斯。
除了马埃塞那斯、克里斯普斯两位骑士，上述所有人都统率军队、支持奥古斯都的帝国扩张；其中许多人还与奥古斯都的女儿、侄甥女或是表亲结婚，与皇帝建立了直接联系。奥古斯都不厌其烦地培养中意的继承人，君主制的色彩也因此越来越浓：先是他的外甥克劳狄乌斯·马尔凯鲁斯（很快就去世了），然后是养子提比略·尼禄，最后则是茱莉娅·恺撒（屋大维之女）与阿格里帕的长子和次子。皇帝很快就收养了他们，为他们赐名盖尤斯·恺撒和卢西乌斯·恺撒。两人拿到了超乎寻常的特权。1年，年届二十的盖尤斯就成为执政官，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成为东部行省实质上的总督了，奥古斯都大帝在致盖尤斯的信件中表示，总有一天孩子们会接过他的“哨兵职务”，也就是帝国的统治权。卢西乌斯死于2年，盖尤斯也在两年之后离世，两个孩子的过早辞世沉重打击了年迈的皇帝，他闷闷不乐地收养了提比略，在德鲁苏斯死亡十三年后，他是皇帝唯一还活着的养子：被收养的人同样闷闷不乐，他后来成为提比略·尤利乌斯·恺撒，也收养了日尔曼尼库斯。
君主的垂青同样危机四伏。维吉尔的朋友科尔内利乌斯·加鲁斯曾经出任山外高卢总督和埃及第一任总督（前30年到前27年），不知为何就失去宠信，在被召回之后，于前26年畏罪自杀。与他辉光日新的公众形象有所不同的是，奥古斯都大帝面对任何挑战都很冷酷无情：他不仅在统治期间不断处决那些暴露行迹的各色阴谋家，特别是在前27年之后的十年间，甚至对自己的女儿茱莉娅（当时是提比略的妻子）也毫不留情。前2年，奥古斯都将女儿流放外地、褫夺名号；8年，奥古斯都还将茱莉娅的那些情夫统统处决，即便是马克·安东尼之子伊乌鲁斯也不例外，奥古斯都曾一度将此人视如己出，擢升他为执政官，还把外甥女嫁给他。运气好一点的政敌，会得到流放的待遇，比如小茱莉娅的丈夫阿米里乌斯·帕乌鲁斯。无耻通奸是他的官定罪名（帕乌鲁斯完全符合），向来谨慎的奥古斯都大帝判了他死罪。但是帕乌鲁斯可能（或者说更可能）的罪名也许是，已经年迈的元首担心自己会大权旁落或是被干脆罢黜，毕竟这更符合年青一代的利益。
因为皇帝公然栽培养子，哪怕是提比略也曾与奥古斯都发生争吵。提比略从前6年到2年自我放逐到罗得岛，一度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4年，他终于回到罗马，也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在后面几任皇帝的统治期间，王朝体制的失能还将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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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0年，罗马还有60个现役军团，现在已经缩减到了28个，退伍老兵都被安置在意大利和各行省的殖民地。奥古斯都在他的《功业录》里强调说，这些都需要花钱，而他为此承担了全部成本。仅在意大利的土地就花费了高达6亿塞斯特斯（1.5亿迪纳厄斯），在外省则花费了2.6亿塞斯特斯。剩下的军团里只有少数部署在奥古斯都直属的行省之外，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只有一个新的行省（努米底亚）和那里的一个军团加进了这个行列（努米底亚的异常状况后来在奥古斯都大帝的曾孙卡里古拉那里终止）。
正如庞培在西班牙的前例，绝大多数罗马皇帝的行省实质上都由代理人治理，这些代理人都是元老院中的元老。前任执政官统领的是军事上重要的省份，比如叙利亚、内西班牙，后来则是不列颠；前任裁判官治理的则是更容易治理的行省，比如伊利里库姆、露西塔尼亚（这个外西班牙的西半部分，后来成了一个独立行省），高卢的阿奎塔尼亚，还有加拉太。类似安排当然可以根据情况需要有所改变：加拉太在前12年之后由前任执政官苏尔皮奇乌斯·居里尼乌斯治理了大约十年，为的就是对付托鲁斯山脉与皮西蒂亚那些跋扈难制的民族。而从前12年到前9年，三高卢（这些行省由尤利乌斯·恺撒吞并）和他们的代理人则归奥古斯都的养子德鲁苏斯节制，正是此人迫使日耳曼各民族臣服于罗马。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一开始还是由一名前任裁判官治理，后来则转到了一名禁卫军长官手里，以便击退海盗袭扰、镇压当地叛乱。这些禁卫军长官都是直接听命于罗马皇帝的骑士；他们绝大多数都被派到元老的威严还难以施展的地方，比如前15年至前14年间有两名禁卫军长官被派往阿尔卑斯西部地带，还有在6年吞并的犹太地区。埃及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块领土极具战略意义，元老也需要奥古斯都大帝的允许才能到访。
理论上，元老院直辖的那些省份都是（或者说几乎都是）远离边疆或大或小的和平之地，比如西西里岛、贝提卡（古老的外西班牙行省的南部富庶之地）、阿非利加行省、亚细亚行省、比提尼亚，还有克里特-昔兰尼加（前30年以后两地合并）。这些行省仍然保留之前的执政官和裁判官，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行省总督，但元老院的统治在事实上当然会遵照罗马皇帝的意旨。罗马皇帝也会不时将行省职权转到代理人或是禁卫军长官手里以便直接控制，就像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还有110年图拉真皇帝对比提尼亚所做的那样。罗马皇帝同样会亲自插手某个元老治理的行省，就像前7年到前6年他下手规范昔兰尼的法律事务。奥古斯都大帝还在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里（同样在前6年），向半自治的岛屿城邦、爱琴海的尼多斯当局重申了司法上的事务。
行省之内，各地继续实施自治，比如西西里岛、贝提卡、外高卢（已经改名纳博讷）的那些城市和市镇，还有从希腊到叙利亚的许多东部岛屿。其余地区都是农业行政区，这些地方往往会有罗马当局建立的小镇作为行政中心（纳博讷的沃康蒂不同寻常，有两个中心：卢库斯·奥古斯蒂、瓦西奥）。在传世铭文和文献记载里（比如老普林尼的地理调查），绝大多数社区都是普普通通的纳税单位，其中只有少数自由社区享有免税特权，而且在理论上如果有偶然出现的征税的话，那就是出自行省总督的干预。
绝大多数罗马行省都出现了越来越多享有特权的行政中心，那是罗马人建立的“罗马殖民地”和拉丁小镇（享有拉丁公民权的外省小镇），同时还有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外省小镇，比如西班牙的加的斯。这类地区虽然在奥古斯都大帝的时代还不多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多。这种混合行政模式的存在，以及越来越多非罗马的外省人进入辅助部队当兵，大大刺激了西部行省和多瑙河等地的外省社区，都让他们自己在奥古斯都大帝及之后的时代里接受了越来越多的罗马文化形态（见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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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尤利乌斯·恺撒的儿子、同名人和继承人，即便身为后三头同盟的一员，奥古斯都大帝也要依靠战争和征服获取“荣誉”。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的内战就被扭曲并美化为一场针对东方堕落帝国埃及的国战。有赖天神庇佑，埃及人在罗马面前以败北告终。罗马人真正的劲敌乃是帕提亚（这个敌人纯粹是罗马人自找的），但是该国却是实打实不在罗马控制范围内。正如克拉苏与安东尼灾难性的入侵，以及帕提亚在两人东征间隙的反击，这些都显示了帕提亚战争的风险实在难以预测。罗马人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外交解决方案。前20年，年轻的提比略与帕提亚达成协议，罗马的硬币将其描绘为一个很大的外交胜利：一个帕提亚人跪倒在地，交还了前53年他们抢走的罗马军团鹰形旗帜（正如后来第一门的奥古斯都雕像显示的那样）。
在奥古斯都大帝看来，还有大把地区可以进行相对安全的战争，以供罗马扩张。伊利里亚与达尔马提亚都是便于获得荣誉的传统地域。维吉尔的赞助人、执政官兼历史学家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就在前39年的伊利里亚拿到了一些荣誉；屋大维在前1世纪30年代末也在这里打了几仗，旨在镇压沿海地带，同时染指内地。这些经略也为后续扩张打开了通路。而在同时，那些重要的罗马支柱——内外西班牙的行省总督，也在前40年到前29年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军事胜利，似乎把罗马的永久性统治推进到西北方的阿斯图里亚斯山和坎塔布里亚斯山边缘地带。前29年到前28年，马其顿总督、克拉苏的同名孙子（小克拉苏）又将罗马的霸权延伸到了邻近的色雷斯和北边的多瑙河地区。多瑙河两岸遍布着好战成性的部族，他们长期以来都在给罗马历任总督制造麻烦，就像他们一度对马其顿列王所做的那样。小克拉苏甚至还在私人决斗中击杀了巴斯塔尼亚国王，这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但正如克拉苏所知，在奥古斯都大帝的新政治格局里，情况并非如此），足以为他赢得自己觊觎已久的丰厚战利品。小克拉苏的战绩也许是太过成功了，以至于让元首不太高兴：他为小克拉苏举行了凯旋式，从此再也不让他指挥作战了。
边疆地带与好战民族的缠斗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而且不仅限于欧洲。北非各民族，包括加拉曼特人、盖图利人，还有其他部族，他们都在阿非利加行省之外，却总是一次次向罗马当局开衅。也正是凭借弹压加拉曼特人的成就（战役总是这样很快结束），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的侄子，也是他的同名后辈，在前19年举行了最后一场并非新的恺撒家族成员的罗马人凯旋式。埃及以南的努比亚人与埃塞俄比亚人则在独眼女王坎迪斯（可能也是头衔而非姓名）的强势领导下，在前1世纪20年代击败了第一任罗马的埃及总督科尔内利乌斯·加鲁斯及其后继者，之后才达成和平协议。远在小亚细亚南部，崎岖不平的托鲁斯山脉地区，杀死加拉太的阿明塔斯的凶手、好斗蛮横的伊苏里亚·纳登人也被苏尔皮奇乌斯·居里尼乌斯镇压下去，此时已经是前1世纪末了。当然，这次镇压同样也不彻底。
在欧洲，无论是在莱茵河的边境还是巴尔干地区，罗马人都备受外部势力的困扰。多瑙河以北的巴斯塔奈人对色雷斯的突袭，就曾直接引发了克拉苏在那里的战役。达奇亚人也同样不止一次顺着多瑙河汹涌而来，罗马人必须得将他们逐之于北。莱茵河东岸的苏刚布里人也在前16年发动了对高卢东北部的一次狂暴突击，夺走了一个罗马军团的神圣旗帜（这面旗帜后来得以复归），并且从此开始连续数年骚扰高卢地区。同样，多瑙河中游地区的潘诺尼亚人也在定期纠缠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利亚，比如在前16年的那一次就规模甚大，直至他们的地盘被罗马人吞并，骚扰才终于结束。本地人的不满情绪也可以被外来者点燃。历史上，阿格里帕不止一次扑灭了高卢北部地区的造反（在前39年到前38年，还有前20年），他们无疑受到了苏刚布里人等莱茵河东岸部落的怂恿。诸如此类的烦恼，反而帮助罗马人在奥古斯都时代发动了新一轮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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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轮扩张开始的时候，帝国政权刚刚建立。刚开始的时候战事都很有限。前25年，奥古斯都本人就快速袭击了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人和阿斯图里亚斯人（也拿到了更多的荣誉）。但一直到了前19年，势不可当的阿格里帕才摧毁了他们的抵抗。好比塔西佗的经典格言所说的那样，“弄成一片白地，然后宣称和平”，罗马就是这样最终统治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正如维莱伊乌斯·帕特库鲁斯后来所说，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两百年之久。同样是在前25年，第二任埃及地方长官阿埃利乌斯·加鲁斯受命沿着红海南下，攻击富裕的示巴王国（今天的也门）。显然，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劫掠之行，根本没落得什么好下场，只能草草退兵了事。罗马人也吞并了小亚细亚中部的加拉太（同样在前25年），其时纳登人刚刚杀死了加拉太的国王阿明塔斯。
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西部地区，从前16年开始的十年战事让顽固不化的山民最终归化为罗马臣民，成为三个新的省份：滨海阿尔卑斯省，科蒂安阿尔卑斯省，还有更北面的格雷晏阿尔卑斯省。之前曾是山地之主的科迪乌斯王仍然保留了名号，只是在降顺之后成了当地的罗马长官尤利乌斯·科迪乌斯。罗马军事征服总是会给被征服者带来沉重的人口损失：根据斯特拉博的记载，仅仅在格雷晏阿尔卑斯省，当地的萨拉西人就有1.6万名非战斗人员与0.8万名被俘士兵一起沦为奴隶。
通过各式各样的吞并行为，罗马人有效实现了多年经营的领土利益。自从罗马与帕提亚为敌以来，加拉太已经成为东部国防的重中之重。而前16年之后，罗马人启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帝国扩张计划。
这次扩张集中在欧洲，而且范围广大。首先，奥古斯都大帝的养子向北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将罗马的控制区进一步扩大到多瑙河的上游地带。罗马军团征服了文德里奇、拉埃蒂和诺里奇，建立了雷蒂安行省和诺里库姆行省，也就是今天的奥地利西部地区。贺拉斯在他的《颂诗集》里尽职尽责地庆祝了这次领土并吞。前13年，德鲁苏斯控扼高卢，准备跨越莱茵河，发动远至威悉河和易北河的军事行动。那些土地上的部族与罗马都是老相识，包括北海沿岸和易北河岸的卡乌基人（他们的名字意为“高个子的人”）、卡蒂人（他们的名字以“黑塞”传世）、剽悍难制的苏刚布里人、即将由阿米尼乌斯领导的切鲁西人、莱茵河口诸岛上的巴塔维人，此外还有乌比人：他们的主要城市奥皮德姆·乌比奥鲁姆，终有一天会变成阿格里皮娜殖民城。
虽然不是有意讽刺，可正当罗马人准备军事入侵日耳曼，元老院就投票支持奥古斯丁建立起一座祭坛，为和平供奉果实与欢乐。这就是前13年7月4日修建的和平祭坛。祭坛在前9年1月30日举行了盛大的封圣仪式。和平当然是帝国享受的战利品，但对那些征服目标而言并不总是如此。
德鲁苏斯在莱茵河的基地包括与今天乌得勒支相邻的菲克提奥（韦克腾）、莱茵河与支流利珀河交汇处对岸的卡斯特拉·维特拉（克桑腾）、莱茵河中游短暂西流处的莫根台孔（美因茨）。罗马在这里投入的兵力从高卢东北和中部调来，他们加在一起可能多达8个军团，此外还有外省辅助部队（但数量不详）。前12年，德鲁苏斯本人带领至少4个罗马军团挥军进入德意志北部地区，惩罚了苏刚布里人，还执行了向北直抵海岸的军事经略。他带上了战舰，和沿海一带的有力盟友弗里斯人一同出击卡乌基人。这次出征仅仅为了教训一下这个强大的民族，以便让前11年到前9年间罗马军队在德意志北部和中部的一系列系统性作战得以实现。
德鲁苏斯的战线在前11年已经沿着利珀河一路推进到威悉河，到前10年（似乎）又从莫根台孔沿着美因河北进，征服卡蒂人和桀骜不驯的苏刚布里人。利珀河畔，哈尔滕的一座重要要塞（考古挖掘已经完成）正是在这几年间建立的：哈尔滕要塞和同一地区以及更南的要塞（特别是罗德根，美因河以北30千米）一起，标志着德鲁苏斯在日耳曼战役中的成就。前9年，德鲁苏斯沿着相同路线再次进击卡蒂人，然后进攻东面的马科曼尼人，最后渡过威悉河北上，攻打切鲁西人。此后，德鲁苏斯继续前进，甚至抵达了易北河中游才班师回到莱茵河，那里距离威悉河已经不下160千米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易北河有个身材异常高大的女人出现在德鲁苏斯面前，命令他不要再前进了；但更有可能的是，德鲁苏斯的补给用完了（正如他两年前在威悉河面临的情况）。
德鲁苏斯的胜利为他带来了凯旋的荣誉和执政官的职位，但这一切并非易事。德意志森林密布，河谷往往布满沼泽，洪水泛滥，而且日耳曼人也拒绝接受失败。前11年，日耳曼人几乎已经将德鲁苏斯及其军队引进了“一个狭窄的通道”（大概在比勒菲尔德附近，德鲁苏斯刚刚向北渡过利珀河的位置），只是他们自己疏忽大意才让罗马人得以逃脱。前9年，一场更严重的失利沉重打击了奥古斯都大帝的这位养子：他在回程的路上不慎坠马，伤势恶化，一个月后就死去了。
德鲁苏斯的哥哥提比略此前一直负责镇压达尔马提亚人和潘诺尼亚人，此时他顺理成章地接掌了德鲁苏斯的职权。提比略在接下来的一年（前8年）以及前7年的一段时间里都在整个德意志地区来回扫荡，击败和震慑敌人；为了压服桀骜的苏刚布里人和其他部族，他迫使40000人移民到莱茵河以西地区。根据提比略的疯狂崇拜者维莱伊乌斯的说法，德意志现在“几乎”已经成了一个称臣纳贡的罗马行省。不过，“几乎”只是美其名曰。实际上，罗马要想对德意志进行有效的税收和治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日耳曼人对罗马的抵抗还在继续，但是罗马帝国也在不断崛起。罗马军队依然在德意志的要塞里驻扎，时不时也会发动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尽管我们对前6年到前7年这一段史实所知不多。前6年之后，多米迪乌斯·阿赫诺巴布斯（尼禄皇帝的祖父）就曾担任日耳曼“行省”的总督，当然更可信的说法是伊利里库姆。他从多瑙河出发挥军深入德意志，跨越易北河，与德意志东部的一部分民族建立友谊，并为奥古斯都大帝筑起了一座祭坛（奥古斯都大帝即使在意大利以外也被奉若神明）。多米迪乌斯回师途中，与仍然剽悍的切鲁西人交兵。切鲁西人相当难缠，多米迪乌斯决定催军西返，到莱茵河过冬。这也给罗马下一任驻德意志的统帅维尼修斯（M. Vinicius）出了个难题：必须处理德意志人那些遗留的麻烦和反抗，但具体细节我们尚不清楚。
在实际行军中，罗马军团遵循东西向的横向进军路线，也就是沿着利珀河与美因河的河谷，以及北海海岸，在友军舰队的配合下来回扫荡（多米迪乌斯从多瑙河地区出发的军事干涉是个别情况）。尽管从4年到6年间，德意志的大片土地仍有新的大战发生，引发了提比略更多的关注（事实上他在4年就是在利珀河过冬的），但到6年，罗马仍然在利珀河岸留有几座要塞和军营，在美因河畔也至少留有另外两座要塞，包括临近法兰克福的罗德根，以及临近伍尔茨堡的马克布雷特。从莱茵河口一直到弗里斯兰的海岸地带，人们都对罗马毕恭毕敬（这里是友善的弗里斯人的地盘）。罗马式的平民生活方式也开始在这里传播，这一点从罗德根以西的瓦尔德基尔梅斯出土的民居土木结构就可见一斑。
奥古斯都大帝一度声称他已经摆平了向北直抵易北河口的德意志全境。罗马统帅及其军团逐渐养成了在夏天前往德意志作战或巡逻的习惯；待到夏季过后，留下一部分卫队戍守要塞，主要军队则回到莱茵河舒服地越冬。实际上，尽管罗马军团纵横驰骋于德意志西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舰队也沿着海岸线北抵日德兰半岛（有时也会遇到暴风雨），但罗马在莱茵河东岸的军事占领主要还是集中在利珀河与美因河两大流域。其中一座要塞离莱茵河最远，位于利珀河上游的安里本，距离威悉河有60千米之遥，距离易北河更是远达300千米。在马克布雷特的两个罗马军团，驻扎于友善的荷尔蒙杜里人中间，这里位于莫根台孔以东180千米，多瑙河以北150千米，似乎就是罗马在日耳曼最南部的安全据点。这些罗马卫戍区域以外的强大民族，尤其是威悉河以东的卡乌基人和切鲁西人，还有利珀河与美因河之间的卡蒂人，纷纷向罗马表示了臣服之意（或者至少是同盟之意），但仍然自行管理事务。而在德意志西南地区，也就是莱茵河上游与多瑙河上游之间的广大地区，似乎还是化外之地，当然还有位于多瑙河中游以北的波希米亚新兴强国：马科曼尼王国，尽管只存在了一小段时间。这个王国建立于前8年左右，是马罗博杜乌斯带着他的族人走出美因河东部地区之后建立的，为的就是避免罗马人的进一步关注。他们的故土后来被同样流离失所的荷尔蒙杜里人占据；这批人的故地更加靠北，正是多米迪乌斯·阿赫诺巴布斯将他们赶到了美因河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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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对多瑙河以南的地区也同样有兴趣。这是一片从诺里库姆延伸到黑海的广大地域。潘诺尼亚人鼓动诺里库姆人抵抗罗马的吞并，并在前14年再次威胁罗马领土，刺激了罗马前来征服。在罗马官员看来，这次征服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第一个受命征服潘诺尼亚人的军事统帅阿格里帕在前12年意外去世，因此，作战任务转移到了元首最年长的继子提比略·尼禄手里。多亏了他的雄才大略，潘诺尼亚人在萨瓦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广大区域于前9年被大体征服。第二年，这些刚刚臣服的人试图举旗再叛，又被提比略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大帝的外甥塞克斯·阿普莱伊乌斯狠狠镇压了下去。
多瑙河流域的纷扰并未就此结束，罗马军队还是反复渡过多瑙河惩罚突袭，宣传帝国的远距离实力。巴斯塔奈人与达奇亚人是主要的惩戒对象。小克拉苏在前29年到前28年就如此远距离地行军。大约二十年后，一个姓字不详的统帅再度击溃了巴斯塔奈人，详情记载在一段已经毁坏的铭文石刻里（可能是苏尔皮奇乌斯·居里尼乌斯，但更有可能是奥古斯都宠爱的另一名继承人，也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维尼修斯）。得胜的指挥官随后率军北向，深入中欧地区，一直走到斯洛伐克与波兰的界山塔特拉山脉，到达附近的铸铁重镇科迪尼，以此炫耀罗马的军事力量。在奥古斯都大帝执政末年，包括阿埃利乌斯·卡图斯与科尔内利乌斯·伦图鲁斯在内的其他代理人也在多瑙河沿岸忙个不停。前9年到前6年，伦图鲁斯击败了生活在黑海沿岸到多瑙河平原的盖塔人，赢得了凯旋式的荣誉。大概十五年到二十年后，卡图斯带着5万多盖塔人定居默西亚，这个区域在多瑙河下游绵延800千米，曾于前12年成为罗马行省。色雷斯与马其顿东部地区，北临默西亚和海默斯的群山（位于今天的巴尔干），南接爱琴海海岸的希腊城邦，在长寿国王罗梅塔尔凯斯一世的统治下，已经成为罗马的附庸国。此后数十年巴尔干地区的战役中，该国机敏地为罗马将军提供了帮助。尽管如此，多瑙河下游边境地区的局势依然不够稳定，这让诗人奥维德感到担忧。8年，奥维德出于莫名的原因触怒了元首，被流放到黑海之滨的希腊城邦托米斯（今天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请求重返罗马却不被允许，只能哀叹蛮族环伺的危险。
时至6年，奥古斯都大帝已经将帝国疆域扩大了一倍之多。潘诺尼亚人与达尔马提亚人已经照章纳税、接受罗马的催课与征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日渐增长的“危险”。现在，奥古斯都决定让德意志也成为帝国行省，课以定期的税负，施行罗马法，至少是那些已占领的地区。更多的帝国工程也在筹划之中：马罗博杜乌斯率领他的马尔科曼尼人占据着新的波希米亚土地，与罗马人和平相处。他们无疑正是博取军事荣誉的绝佳对象。马罗博杜乌斯有信心以平等身份与罗马打交道，这让维莱伊乌斯·帕特库鲁斯非常厌恶（此人当时还是多瑙河军队的一员军官），也让罗马皇帝更为反感。马罗博杜乌斯拥有70000名步兵和4000匹战马，如此训练有素的军队，无论从何种程度上说，都足以让罗马人将其看作一个战略威胁，不利于罗马新占领的一切领土。奥古斯都大帝及其大臣们认定，波希米亚也必须吞并。
6年，罗马对马科曼尼人发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钳形攻势，动用了至少12个罗马军团：提比略·恺撒（至此已经成为继承人）从潘诺尼亚的卡尔努图姆进发，森迪乌斯·萨图尔尼努斯则从莫根台孔直驱莱茵河。这次战役本是奥古斯都扩张主义的高光时刻，但却戛然而止。各路军队刚刚出兵，行动就中止了。内陆地区的达尔马提亚人因为不堪忍受新主子的铁腕统治，开始奋起反叛。在一个名叫巴托的首领领导下，他们在早期战争中取得了几次胜利，打得罗马人目瞪口呆。之后，潘诺尼亚人也出现了“巴托”叛乱，这一叛乱中，大量罗马先遣队和商人遭到屠杀。叛军据说已经拥有20万步兵和9000骑兵，这在罗马城内引发了恐慌（虽然这样的兵力毫无疑问是在夸张）。同样惊恐不已的元首宣布，达尔马提亚人十天之内就会抵达意大利。奥古斯都被迫紧急征募退伍老兵，解放奴隶，课征税金。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评论道，这场战争也许是罗马自汉尼拔之后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由于两次叛乱疏于呼应，罗马人也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控制了锡萨克（现在位于克罗地亚中部的锡萨克，控扼前往意大利的路线）和西米乌姆（现在塞尔维亚的斯勒姆萨·米特罗维卡），也集中起越来越多的军队——事实上由于兵力过多，最后提比略不得不将默西亚和东部行省的兵力调了回去——再加上叛军内部不和（潘诺尼亚的巴托最终死于达尔马提亚的巴托之手），反叛地区一片焦土。这场叛乱也逐渐平定下去。当然，叛乱完全平息，还需要提比略与他的侄子兼养子日尔曼尼库斯（德鲁苏斯之子）以及其他将军继续花上三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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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地区的胜利没过多久，罗马就迎来了日耳曼地区的灾难。7年，奥古斯都大帝派他的姻亲昆提里乌斯·瓦鲁斯以代理人身份前往日耳曼。瓦鲁斯推行了一套更加严苛的统治体制，激化了日耳曼人的不满情绪。瓦鲁斯征收税赋（具体细节已不清楚），推行罗马法律和罗马法庭，而这一切都需要军官坐镇才能推行。这些行省化的举措后来成为正常操作，毕竟塔西佗的岳父阿格里克拉七十年后也在不列颠如此推行，虽然相对来说显得更加巧妙。瓦鲁斯的错误在于操之过急，因此（死后）被指控贪婪愚蠢。
9年夏天，瓦鲁斯与三个军团开拔到了威悉河畔，进入切鲁西人的地盘。此时的切鲁西人已经被视为温和甚至安居乐业的外省人了，二十多岁的尤利乌斯·阿米尼乌斯就是切鲁西人的年轻领袖之一。阿米尼乌斯是个罗马公民，也是瓦鲁斯身边久经战阵而且备受信任的骑兵军官。阿米尼乌斯与其他日耳曼领袖已经在秘密筹划一场北方民族的反叛了，联合布鲁克特利人、安格里瓦里人，大概还有卡乌基人。他们将瓦鲁斯及其军队引诱到了利珀河与埃姆斯河之间的森林地带，这里位于奥斯纳布吕克略北的地方，塔西佗称之为“条顿森林堡”。9月连续三个暴雨盈盆的日子里，日耳曼人对长条式行军的罗马军团发动了致命伏击，杀死或俘虏了罗马几乎全部的1.8万到2万名士兵，随军的仆人与平民也未能幸免。瓦鲁斯与剩下的军官最终自杀，以此避免胜利者的故意羞辱。1987年以来，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东北十七千米处的卡尔科里泽，在山脉与一块沼泽之间的狭窄山路，人们找到了大量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末期的罗马军民用品，包括皮带搭扣、弹弓子弹、炊事用具甚至是医疗用具。这些考古发掘差不多已经可以标明罗马军团的行军路线。
这是克拉苏在叙利亚沙漠折戟以来，罗马帝国经历的最惨重的一次军事失利。全军覆没的第十七军团、第十八军团和第十九军团后来再也没有重建，它们的番号也永远消失了。日耳曼的战事本来可能会更糟糕，幸好另外两个罗马军团扭转了战局：诺尼乌斯·阿斯普雷纳斯率领两个军团从莫根台孔出发，北上阻击日耳曼人得胜后进攻高卢；在莱茵河口的海岸地带，忠诚的巴塔维人仍然尽忠职守；从莱茵河口到北面盟友弗里斯人的地区，罗马人仍然掌控局势。在此后的七年里，提比略·恺撒与日尔曼尼库斯还挥兵深入德意志北部的广大地区，进行一系列的复仇和威慑作战。日尔曼尼库斯是个饶具魅力的将军，只是能力算不上卓越。他在另一场伏击中差点失去了部分军队，在暴风雨中也损失了大部分的舰队。但是，16年日尔曼尼库斯还是在一场公开战役中击败了阿米尼乌斯。日耳曼王子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不甚明智。决战地点就在伊迪斯塔维索，据说就在明登城外，奥斯纳布吕克以东60千米的地方。
12年到16年间，日尔曼尼库斯几次率军染指德意志北部，每次他都在冬天回师莱茵河下游。日尔曼尼库斯行军是标准的血腥残暴：（据塔西佗记载）他对手无寸铁的男人，对女人和老人都一样毫不留情。火与剑蹂躏了德意志的乡间，一座座神庙蒙尘倾覆。他们满足了罗马人为瓦鲁斯复仇的强烈渴望。但在17年，提比略皇帝召回了他的侄子，结束了这场日耳曼战争，原因在于实打实的征服其实并不能带来持续的收益。这一点就算日尔曼尼库斯还不清楚，皇帝心里也十分清楚。阿米尼乌斯的叛乱联盟瓦解了；他本人也在19年被自己部落的人暗杀，因为人们怀疑他有自立为王的倾向。不过条顿森林堡战役还是宣告日耳曼尼亚行省的终结，莱茵河也将和多瑙河一样成为罗马帝国的边界线，尽管罗马人后来还会多次跨越这条界河。
巴尔干与日耳曼地区的叛乱显示，奥古斯都时代的帝国霸业面临诸多障碍。在7年至8年的潘诺尼亚，罗马人集结了约10万名士兵参与平叛，这已经超过了罗马总兵力的三分之一。9年及之后，那三个在德意志全军覆没的军团再也没有恢复。为了让驻守在莱茵河畔的军力保持八个军团，罗马从西班牙等地调兵。此后许多年里，罗马现役军团的总数都保持在25个。巨额军费、意大利的厌战情绪，还有战争失败的幻灭之感，这一切都让年迈的元首推出了“限制帝国规模、谨守现有边界”的政策。这句格言也为他的继承者提比略遵守，尽管并不是每一名继任皇帝都遵守这条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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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与他的同胞为何如此坚定地追求扩张，这是个备受争论的话题。元首在自己的《功业录》里写道：“我为罗马人民扩大了每一个行省的边界，边界外的邻居是不服从我们权力的民族。”塔西佗记载说，14年奥古斯都大帝去世时，仰慕者在葬礼上列举了皇帝的功绩，作为遗产的一部分，他是如何让大西洋和遥远的河流成为帝国的“边界”。其他几个后奥古斯都时代的作家，如苏埃托尼乌斯和卡西乌斯·迪奥，也认为元首的各项政策是出于防御，或者说是“外部”的敌意迫使元首进行扩张。所谓“奥古斯都的帝国主义实质上是个防御性国策”，这一点仍有许多现代人相信。另外一种比较有影响力的解释是，皇帝希望打造一条沿着多瑙河流域通往东方行省的安全行军路线，毕竟现有的路线在糟糕天气和冬日时节往往凶险异常（包括海路）。这种说法还有一个升级版：在6年和9年的军事灾难到来之前，罗马人都希望缩短并合理化自身帝国的欧洲边界，让边界沿着易北河，经由波希米亚，进入多瑙河中游和黑海地区。
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现在也同样得到广泛认同：重新发动扩张的行为，说明罗马人回到了前1世纪60年代和50年代的征服心态。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更大：如果不能征服整块欧亚大陆，那至少要征服整个欧洲。这个目标其实没有乍一看那么好高骛远：一些罗马人和希腊人（并非所有人）认为，里海乃是大洋环绕大陆形成的一个海湾，塔纳伊斯河（顿河）是抵达大洋之前最后的河流。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首先喋喋不休地述说帝国新的胜利与征服，无论现实的远至不列颠、帕提亚甚至是中国这种幻想的领土。而在《埃涅阿斯纪》里，朱庇特甚至说出了那句对罗马的著名承诺，“帝国永无止境”：无论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都无边无界。《功业录》的大标题下用了这样一段文字形容这部书：奥古斯都大帝“将世界置于罗马人民的权力之下”。这虽然是一句夸饰之语，但也不能支持所谓“防御性帝国主义”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