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马人
14年，提比略取代奥古斯都即位，此时罗马帝国的国家属性就开始变化了。共和国末期那种大规模的、几乎产业化的榨取和劫掠告一段落，各地总督开始领取薪水，同时接受罗马的监督。寻求公职生涯的罗马人必须受制于罗马的“守卫者和保护者”，但是帝国的公职人数和后续任命都比之前多了：每年有20名财务官和12名裁判官，还有25个军团需要军团长，此外还有一大把的行省总督职位（只有少数几个行省例外）。14年，罗马人的公职生涯越来越有章可循，尽管还是要面临一定程度的竞争——当然，竞争已经变成了个人和团体在皇帝面前的争宠。而在整个罗马世界，罗马公民的人数也在大幅增长。
前69年，登记在册的罗马公民只有91万人（虽然这个数字几乎不可能代表总人数）。奥古斯都大帝在前28年到14年间进行的三次人口普查更为彻底：最早一次普查显示罗马只有400多万公民，第三次也只是不到500万人。罗马最后一次有记载的人口普查发生在48年至49年，由他的甥孙克劳狄乌斯完成，准确数字是5984072人。公民人数的增长其实与单纯的人口增长关系不大（尽管人口毫无疑问也在增长），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恺撒、奥古斯都与后继者派发公民权，特别是对西部行省各城市和各社区。同样，亚得里亚海以东的特定群体与个人也得到了罗马公民权的褒奖。
安东尼·庇护在位期间，希腊演说家阿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斯向罗马人民发表了演说，他以声情并茂的辞藻，讲述了罗马人如何为符合资格的人授予公民权（也包括他自己）：
在你们的帝国，也可以说是整个文明世界，所有人被分成两个群体。在这里处处可以找到配得上你们公民权的人，甚至是与你们亲近的人。他们是这个世界更具才华、勇气和领导力的那部分人。
阿里斯蒂德斯继续说，“在你们的帝国，所有的通道都无差别地向任何人开放。一个配得上罗马统治的人，一个值得罗马信任的人，不可能还是外人”，因此，“你们已经让‘罗马人’这个词语成为一个标签，它不单单指城市里的一个市民，而且指一种普世的国籍”。他还掷地有声地说：“每个城市出身最高贵、最有影响力的人都在为你们守卫家乡。你们对这些城市拥有双重的控制权，既来自本地名门望族，也来自你们的同胞公民。”阿里斯蒂德斯出身于小亚细亚的贵族之家，他称赞罗马为帝国境内各地贵族授予公民权，因为他坚信，由精英统治当地民众，可以让世界变成最美好的样子。但实际上，新的罗马公民几乎出身于各个社会阶层，就像原本罗马城的公民一样。
前4世纪到前3世纪，罗马共和国一步步扩大自己在意大利的霸权，有时是将战败的城邦和族群直接纳入版图，而不是与他们签订或者更新条约。矛盾的地方在于，这是一种将各地纳入控制的方法，但新被纳入的公民却并不领情。比如前381年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图斯库卢姆，就在前340年加入了拉丁同盟一起反叛罗马，战后也遭到了罗马的惩罚。同样，前343年成为“无投票权公民”的坎帕尼亚人对自己的地位也越来越不满，干脆在前216年加入了汉尼拔一边的阵营，当然后来也遭受了相应的惩罚。相较而言，一旦罗马国家发展为地区一霸乃至成为帝国的时候，罗马公民权就变得奇货可居了。至迟从前1世纪开始，拉丁人与意大利的同盟部族就开始觊觎罗马公民权了（也有少数例外，比如那不勒斯）。
罗马公民的人数也在以其他方式持续增长。拉丁城市与拉丁殖民地的公民有权在罗马定居，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人口普查登记簿；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已经有太多的外邦人进入罗马定居，前187年元老院不得不下令让至少1.2万人返回他们的家乡。不过，移民风潮很快重启，十年之后元老院再次下发敕令的时候，效果就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更重要的是，罗马公民的奴隶经裁判官执行适当程序后，可以恢复自由，然后他们也就成了罗马人。奴隶解放必须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仍对他们的前主人负有义务（现在是他们的庇护人），这些释奴也禁止担任公职。不过，获得自由之后的奴隶所生的子女就不受这些限制约束；诗人贺拉斯就生于这种释奴家庭。前264年之前的罗马奴隶仍然大批源自意大利战争中的战俘。无疑，他们在文化上更容易过渡为罗马公民。而在前264年之后，一部分奴隶就源于罗马在海外和意大利半岛北部的战争了；不过，另一大奴隶来源则是商业市场，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海盗从沿海地区大规模绑架得来的，甚至还有意大利商人劫掠而来的。备受困扰的比提尼亚王在前104年就曾对此抱怨。
在奴隶主家里工作的奴隶最有可能获得解放，而在农场、矿场工作或是从事其他苦工的奴隶就不太可能获得解放。获得解放的奴隶会拥有庇护人的本名和族名，同时保留自己的名字作为名号，或者干脆就用一个更具拉丁色彩的名字。希腊人成为释奴后通常倾向于保留自己的名字，其中大概就有前3世纪的诗人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还有奥古斯都时代的面包师维尔吉利乌斯·尤利萨雷斯，他那壮观巍峨的纪念碑至今仍然矗立在罗马的马焦雷门边。曾经为奴后来得以解放的罗马释奴，最知名的还是要数图利乌斯·泰若，他是西塞罗手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忠诚秘书，演说家西塞罗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个奴隶。再往前一百年，剧作家普布利乌斯·泰伦提乌斯·阿非尔也是一例，他的姓氏“阿非尔”指代出生地，他的主人泰伦提乌斯·卢卡努斯在他还是青年的时候解放了他。而在泰伦斯的时代，另一个有名的“新罗马人”要数普布利乌斯·米南德。此人之前大概是个公家奴隶，这一点从他的族名可以看出。他可以作为罗马使者前往希腊，是稀缺的翻译人才，罗马人出台了一条特别法律保护他重返老家的权利，否则他或许会放弃自己的罗马公民权。
获得解放的奴隶已经人数繁多。前217年，马其顿王腓力五世就曾试图鼓励希腊盟友多多壮大自己的公民人口。腓力五世特别指出，罗马人非常愿意派发公民权，甚至是释奴也不例外；他还补充说，罗马人已经靠着这个新建了70个城邦（当然这一说法不甚准确）。据称，小西庇阿曾在前131年对一帮群情激愤的人大加侮辱：“意大利对你们而言只是继母”，“正是我将你们与意大利联结到一起”（没有记载表明，被俘的迦太基人和西班牙人得到了大规模解放并被赋予公民权，他们在全体罗马公民中所占的比例也要更少）。但这件事大概来自后人的夸张，但各种史料也都表明，也许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相当多来源各异的新罗马人，因此小西庇阿才在他们喝倒彩的时候报之以嘲。获得自由的奴隶已经越来越多，以至于奥古斯都时代的希腊作家、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对此颇有非议（他认为，解放的奴隶实在太多，他们会做很多恶劣之事）。奥古斯都大帝也支持一位执政官在前2年颁布的一项法律，严格限制可以获得自由的奴隶人数：如果奴隶主拥有2到10名奴隶的话，可以解放其中一半；如果主人拥有500名奴隶的话，则至多只能给予100名奴隶以自由身份。
一个奴隶如果以非正式的形式被奴隶主解放，比如在证人的见证下举行一个简短的声明仪式，这个奴隶就会得到一个类似拉丁公民权的合法身份，被称为“朱利安拉丁公民”。不过，若是一个朱利安拉丁公民与一个普通的拉丁公民或一个罗马公民结婚，还生下一个年满一岁的孩子，那么全家人就会获得罗马公民权。坎帕尼亚赫库兰尼姆出土的一批蜡板，清楚地展现了这个相当复杂的步骤：60年7月，同为朱利安拉丁公民的维尼迪乌斯·恩尼库斯与妻子莉薇娅·艾克特，就在见证人面前宣布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一年之后，赫库兰尼姆的元老院明文承认小女孩已经存活（尽管蜡板已经残破不堪）；之后在62年初，罗马城裁判官宣布，他们一家人都成为罗马公民。而在外省，最终的宣布权属于各省总督。
也许罗马在前2世纪派发了更多的公民权（尽管缺少证据）。从前100年左右开始，新获得公民权的人数大幅增加。如前所述，西班牙的萨卢伊坦中队在前89年获得了选举权；正如中队的青铜石板铭记的那样，他们因为勇敢而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作为奖赏。前72年，庞培在西班牙打了胜仗；根据一项特别法案，他为当地人授予罗马公民权，以嘉奖他们在对抗塞尔托利乌斯的漫长战争中做出的忠勇之举。历史学家庞培乌斯·特洛古斯的爷爷因此受益，但最著名的受益者还是加的斯的巴尔布斯。
前90年到前89年，罗马人向拉丁公民、意大利同盟者以及波河以南的山内高卢省人派发罗马公民权。同时，波河以北的山内高卢省人也像西班牙的喀提亚一样得到了拉丁公民权。现存的罗马人口普查数据是出了名地备受争议，但从前115年（394336人）到69年人口总数的攀升，一定反映了意大利半岛变身为扩大版罗马国家的过程（尽管并不全面）。西塞罗、庞培与恺撒也都在孩提时代目睹了一项重要的革新：公民权，或者说公民权的“伙伴”——拉丁公民权，正在成批地扩展到全部罗马领土。接下来，新的君主——恺撒与奥古斯都，都在罗马最古老的西部行省大大扩充实力，靠的就是大量授予符合资格的人以公民权。两位君主也在西部领土安置了大批量的退役士兵，尤其是在山外高卢、西班牙和非洲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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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在统治期间为多少人派发了公民权，学界至今争论不休。同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奥古斯都究竟有没有继续为年满十六周岁及以上的男性公民注册，或是开始一次全新而且范围更广的人口普查，统计所有超过一岁的罗马男性的情况，或者对女性也进行普查。此外可以肯定的是，罗马公民的真实人数在任何时候都比账面上要多，毕竟哪怕在现代，人口普查数据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漏算（至少5%，或许还更多）。如果只有男性成年公民进入了统计，48年的罗马公民加上妻子儿女也差不多达到了2000万到2100万人。相较而言，如果统计的是一岁及以上的男性，再加上部分女性的话（比如那些有独立收入的女性），克劳狄王朝时代的罗马人就会少一些，差不多在1000万左右。无论具体数据何如，在这七十五年间，有记录的总人口增长了47%；而在14年到48年之间发生的21%的增长，我们都很难将原因简单归结为自然增长，哪怕再加上奴隶解放也很难解释。罗马人口的巨幅增长也必然反映了罗马公民权在海外的迅速扩展。在奥古斯都的年代就有人（大胆）估测，外省的罗马公民已经有了700万之多；但还有一个保守得多的估计认为，外省成年男性罗马公民的人数在37.5万到50万之间。
14年，罗马各个行省分布着罗马城市与拉丁城市，还有一些普通的外省城市：罗马自治市、拉丁城市，还有罗马殖民地。这三者都是外省普通地区的特权中心。意大利的罗马殖民地一开始只是罗马公民在战略要地建立的小型定居点，但在行省这些殖民地就要更大一些，可以吸引平民或者退伍老兵，抑或是两者都有。比如小格拉古在迦太基规划失败的朱诺尼亚，还有山外高卢那个规划更成功一些的纳尔波·马尔狄乌斯。恺撒及其后继者通常会在外省城市及其周边建立罗马殖民地，这往往也会为当地人带来罗马公民权（就像前171年在拉丁殖民地喀提亚那样）。
准确地说，罗马公民自治市指的是整体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一个外省地区：加的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前49年巴尔布斯积极游说，恺撒为整个城市授予公民权作为奖赏。到了奥古斯都大帝的时代，整个西班牙南部作为已经独立的贝提卡行省，除加的斯之外还有9个自治市；同时，阿非利加行省的罗马公民城已经上升到15个。内西班牙因其行政首府塔拉戈之故，得名塔拉科西班牙行省，此外也存在大量的罗马公民城。更不用说山外高卢了，那里具备拉丁身份的城市已经足够多了。
那些在一年一度的选举中当选拉丁城市行政长官的人及其家属，获得拉丁公民权则是另一条通往罗马公民权的康庄大道。这份特权似乎在前2世纪后期演化而来，大概也是对拉丁城市精英的让步，安抚他们因从属地位而产生的不臣之心。一开始，拉丁城市只有两名执政官享有罗马公民权，他们通常被称为“多维里”（意为“双头”。——译者注）；后来这一特权就扩展到那些职级更低的官员，那就是那些相当于罗马营造官和财务官的官员。时至2世纪，拉丁城市的所有元老也都获得了公民权（这种拉丁公民权的泛化版本被称为拉丁迈乌斯）。至少，只要拉丁城市的元老向皇帝请愿成功，他们就能获得公民权，就像富饶的北非城市吉格提斯（今天的的黎波里以西）在安东尼·庇护时代所做的那样。73年，韦斯巴芗向西班牙大批授予拉丁公民权，成为最著名的一次公民权授予行动。这次授予让西班牙剩下的所有普通外省城市都变成了拉丁城市，当时将其时髦地称呼为“拉丁自治市”。尽管现存的铭文显示，配套的拉丁化制度往往要花上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最终确立。
令人惊异的是，亚得里亚海以东的罗马自治市少之又少，罗马殖民地也比西方要少，享有拉丁公民权的城市则干脆不存在。埃及，还有帝国最富裕的亚细亚行省，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形态。不过，东部领土上也有个人因为为罗马服役而得到公民权的奖赏：一个比较早的例子就是海军统帅、罗苏斯（一座叙利亚海滨城市）出生的塞琉库斯，后三头之一的屋大维给了他公民权作为奖赏，还同样奖励了他的妻子儿女和其他族人。这是在前41年的一封长篇敕令里宣布的，相同的案例也在后来多封敕令里不断出现，一直延续到前30年。到阿里斯蒂德斯的时代，正如敕令中强调的那样，富有的东部居民拿到公民权已经是稀松平常之事了。
对于普通外省人而言，职业兵役也是成为罗马公民的一条坦途。在共和国时代，只有罗马公民才能应征成为军团士兵，但是这条规则在前1世纪40年代和30年代的内战期间已经大为宽松。恺撒在山外高卢地区那支著名的第五云雀军团是一个比较早的例子。加拉太的军队最早由国王德约塔卢斯征募（在西塞罗时代，他是布鲁图斯的债务人）；后来加拉太被罗马吞并，这支军队就成了第二十二军团“德约塔利亚纳”，之后移驻埃及，仍然归图拉真指挥。元首制时期的常备军，还有边远行省永久性军营的那些军团，它们不但有罗马公民和拉丁公民应征入伍，还有东方行省那些普通人（同盟者和外省人），他们通过参军拿到罗马公民权。加入罗马卫队和舰队的外省人也会在服役二十五年之后成为罗马公民，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正如现存被称为《军事使团》的青铜石板碎片显示的那样。
1世纪到2世纪，在罗马军队和舰队的一百万人里，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都是外省服役者，他们也让罗马公民的人数以这种方式快速新增，罗马公民的总人数也因此代代扩容。每年都有7000名老兵光荣退役（根据估算的平均值），其中半数都是卫队成员。随着时间推移，各个军事基地永久化，老兵倾向于带上家人定居于曾经的军营附近，或是选择附近的行省以及新拓展的殖民地，比如西班牙的埃梅里塔·奥古斯塔，不列颠的坎努罗杜努姆。许多城市都始于罗马军营，比如不列颠的伊斯卡·锡卢鲁姆（卡利恩）和德瓦（切斯特），西班牙北部的莱吉奥（莱昂）、莱茵兰的博纳（波恩）和莫根台孔（美因茨），还有多瑙河中游的文多博纳（维也纳）和阿奎恩库姆（布达佩斯）。退伍老兵在任何一个城市里都是重要成员，他们享有特权，可以免除那些令人不快的义务（比如为士兵提供住宿，以及强制劳役），也能免除形形色色的税收。但在另一方面，退伍老兵也会成为神憎鬼厌的人，比如坎努罗杜努姆那些不甚安分的殖民者。虽然罗马公民权在帝国东部没那么普及，但是在200年的时候，罗马治下的各个族群里倒有非常大比例的人口干脆就是罗马人。阿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斯早在数十年前就为此欢欣鼓舞。
而在同时，铭文史料表明，意大利人在罗马军中的比例却在稳步下降：从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时代的65%，下滑到了一百年后的不到20%，然后在2世纪期间剧降到几乎不足1%。时至2世纪，应征的意大利人主要进入近卫军和新的军团（比如说，图拉真与奥勒留各自新建立两个军团，还有塞维鲁创建了第三个军团——塞维鲁在193年开除了摇摆不定的意大利籍近卫军士兵，开始从行省军团中征募近卫军成员）。甚至早在图拉真的时代，保卫罗马帝国的人就已经是那些地区被征服民族的子孙后代了，而且这个比例还在随着时间不断扩大。卡拉卡拉在212年普发公民权的敕令，只不过是意料之内合乎逻辑的下一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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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马人的起名习惯也能看出公民权的传播时间和传播方式。在意大利，拉丁人与意大利同盟者在成为罗马公民之后会保留他们的姓名。而在意大利以外，少数族群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不止一个单名作为名字：如前所述，外籍的新罗马人会使用庇护人的本名和族名，同时保留自己的名字作为名号，或是干脆就选用一个罗马化的名字。共和国时代授予公民权就能反映出罗马庇护人的姓名，比如庞培的朋友瓦勒里乌斯·莫托内斯、庞培的传记作家庞培乌斯·希奥法内斯。还有西塞罗的西西里朋友科尔内利乌斯·迪米特里乌斯·梅加斯，此人的公民权和罗马姓名，来自西塞罗的女婿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还有庞培在加的斯的朋友巴尔布斯，此人的姓氏显然源于庞培在西班牙的军团长——科尔内利乌斯·伦图鲁斯；而名字大概就是他布匿名字的拉丁化，以表达对腓尼基人的神灵巴尔的敬意。
此后在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时代，归化成为罗马公民的东西方行省居民绝大多数都使用了“尤利乌斯”这个名字：比如61年罗马为安抚不列颠，派出了代理人尤利乌斯·阿尔皮努斯·克拉斯西亚努斯，无疑就是这类罗马公民的后人，他的妻子尤利娅·帕卡塔也是同一情况。塔西佗的岳父也是一例（尽管，阿格里克拉的本名是格奈乌斯）。其他的著名案例还有尤利乌斯·厄瑞克勒斯，他是奥古斯都统治下的斯巴达暴君，后来失宠被放逐；还有小亚细亚的尤利乌斯·阿奎拉，10年左右的时候他在埃及担任行政长官。日耳曼贵族塞格斯特斯及其女婿阿米尼乌斯毫无疑问都以“尤利乌斯”作为名字，前者是坚定地忠诚于罗马，后者则是大叛乱头子。拥有高卢王室血统的尤利乌斯·文德克斯亦然，这位阿奎塔尼亚军团长在68年起兵反抗尼禄，他的家族正是从恺撒那里赢得了罗马公民权。一年之后，“尤利乌斯”们再次成为莱茵兰和高卢西北部地区试图搞分裂的领袖，他们都是同一批接受这个名号的外省公民的后代：独眼的巴达维亚人西威利斯，高卢北部贵族克拉西库斯、都铎、萨比努斯、瓦伦迪努斯。数千封铭文和其他一些文件都显示，“尤利乌斯”这个名字在每一个罗马行省和各个社会阶层里都广为使用。
随着一个又一个罗马元首登上大位，新晋公民那里渐次流传起其他本名和族名：“提比略·尤利乌斯”就是提比略授予的；“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则是克劳狄乌斯在位期间授予的（也许还有尼禄在位时期）。韦斯巴芗及其诸子授予身份的公民会得到“提比略·弗拉维乌斯”的姓氏，其中就有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从图拉真时代开始，新罗马人开始采用“乌尔皮乌斯”的名字；哈德良时代的新罗马公民（比如阿里斯蒂德斯）则用了“阿埃利乌斯”的名字。就像2世纪剩下的那些时间里，绝大多数罗马皇帝都姓“奥勒留”一样，这个姓氏也在后来为一批又一批新公民所继承。最后，因为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长子巴西亚努斯（后来的绰号是“卡拉卡拉”）后来出于王朝宣传的需要，改名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努斯，他在212年颁布的《卡拉卡拉敕令》，向所有非罗马的外省人普发罗马公民权（仅有少数例外）。此举让“奥勒留”之名，特别是“马可·奥勒留”，一时间在帝国境内蔚为大观，其普及程度已经足以改变人们的命名方式。
并非所有罗马外省人都能继承罗马皇帝的第二个名字。有些外省公民是共和国时期新公民的后代，他们的公民权通过资深执政官、行省总督或是庇护人得来。克劳狄乌斯的医生斯特迪尼乌斯·色诺芬来自爱琴海科斯岛著名医学院校，他就是其中一例。尼禄的第一位近卫军长官塞克斯·阿弗拉尼乌斯·布鲁斯来自山外高卢的瓦西奥是另外一例。小亚细亚南部卡里亚的两位著名医生，曾经服务图拉真的斯塔迪里乌斯·克里托，以及他年轻的族弟、服务于安东尼·庇护与马可·奥勒留的斯塔迪里乌斯·阿塔鲁斯，他们祖先的公民权一定来自奥古斯都时代的显贵斯塔迪里乌斯·拉鲁斯，或者就来自拉鲁斯在1世纪的某个后代。
不但如此，一些古老的罗马贵族家族，特别是阿米里乌斯、科尔内利乌斯、法比乌斯、瓦勒里乌斯，他们的名字也在后来几百年里大量散播到外省的罗马人那里。“卡西乌斯”，这个名字非常有可能源于那个罗马执政官家族的某个成员，比如曾经是恺撒的刺客，于是这个名字与东部诸省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名字再次出现，是在比提尼亚历史学家卡西乌斯·迪奥及其父亲卡西乌斯·阿普罗尼亚努斯那里，父子二人都是领导群伦的元老和执政官（迪奥两度出任执政官，分别是204年和223年）；马可·奥勒留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叙利亚将军艾维迪乌斯·卡西乌斯的名字大概也是这个来历。如果真是这样，这位将军头上的“卡西乌斯”一定源于他的母系家族，因为他的父亲艾维迪乌斯·赫里奥多鲁斯的名字大概源于另一名私人庇护人。
对于一些外省罗马人而言，古老的当地姓氏或是家族姓氏也可以罗马化：布鲁斯的朋友兼同乡杜维乌斯·阿维图斯曾经出任57年至58年的下莱茵河行省总督，他就取了一个疑似高卢人的名号。同样，3世纪中叶的高卢显贵森尼乌斯·索勒姆尼斯，严格说来只是个罗马骑士，但即便是帝国行省总督都会选择与他培养友谊。即便是在地位低得多的社会阶层里，我们也能看到雷布利尼乌斯·坎迪杜斯，一名来自阿拉·阿格里皮尼西斯（科隆）的士兵。他在80年左右拿到了一个可能是出自凯尔特西班牙的名字（如果不是从较晚的拉丁语单词“雷布鲁斯”演化而来的话。“雷布鲁斯”，reburrus，意为“刺痛”）。
相较而言，定居海外的罗马人和拉丁人，他们的后代都保留了古老家族的姓氏。哲学家阿奈乌斯·塞涅卡（及其父亲），皇帝乌尔皮乌斯·图拉真，他们都是有意大利血统的西班牙罗马人（卡西乌斯·迪奥错误地将图拉真归类为纯种的西班牙人）。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什么社会或法律方面的意涵：无论是意大利的罗马人，还是意大利血统的外省罗马人，他们都与外省当地血统的罗马人不分轩轾。图拉真的妻子庞培娅·普罗蒂娜来自尼马苏斯，她的名字可以追溯到庞培当年在山外高卢授予罗马公民权的当地人。193年短暂登上大位的皇帝赫尔维乌斯·佩蒂纳克斯就是个山外高卢的意大利人，他的岳父弗拉维·苏尔皮西亚努斯还是个克里特岛的显贵。这位岳父的名字显示，他祖先的公民权来自苇斯巴芗或苇斯巴芗的儿子。193年3月，佩蒂纳克斯遇刺之后，发生了那场臭名昭著的“帝国拍卖”，苏尔皮西亚努斯就是两大竞争者之一。另一位竞争者也是来自山内高卢的意大利人，迪迪乌斯·尤利安努斯。两人都指望靠着大笔贿赂赢得近卫军的支持。苏尔皮西亚努斯更加幸运，他输掉了这场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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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历史学者的克劳狄乌斯在48年提醒元老院，罗马的统治精英总是在不断演化。即便是最高层的统治精英，他们也需要应对变化和机运。随着罗马领土在意大利的扩张，当地贵族谋得了在罗马出任公职的机会。成功把握这一机会的就有图斯库卢姆的福尔维亚和波尔齐亚，以及后来的盖尤斯·马略和西塞罗兄弟，他们都来自阿尔皮努姆。前49年至前30年的内战期间，其他“新罗马人”也从刚刚被赋予公民权的意大利各地来到罗马，比如来自意大利中部的阿西尼乌斯·波利奥（执政官、将军，也是历史学家），还有来自卢卡尼亚的斯塔迪里乌斯·拉鲁斯，以及来自意大利中部的波帕乌斯·萨比努斯（就是尼禄那个臭名昭著的皇后的祖父），以及奥古斯都大帝那个不可或缺的朋友兼同事兼女婿，阿格里帕——他不知出生于意大利何地，他本人对此也从未声张。其他意大利贵族寻求的也不是一官半职，而是皇帝手下的重要职位：负责在行省收税的代理人，统治那些稍小领土（比如滨海阿尔卑斯省，犹太地区）的行省长官（比如庞提乌斯·彼拉多，另一个来自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人）。还有埃及的行省长官，以及近卫军长官，这应该都是骑士等级最高级别的精英了。
新的君主制也标志着意大利各地精英的崛起，他们纷纷获得了权力和地位。执政官与总督的职位挤满了来自意大利的新人，他们与古老的罗马贵族家庭平起平坐。事实上，像是科尔内利乌斯和卡埃西里乌斯这样古老的贵族家庭已经慢慢式微。意大利同盟者完全并入罗马国家发生在尼禄自杀后的那一年：三个拥有意大利地方血统的前任执政官先后自封为罗马皇帝，分别是奥托、维特利乌斯、韦斯巴芗，他们每个人都靠着一连串血腥的政变和内战上台。到了69年，罗马皇帝与统治精英里的意大利同胞也接纳了越来越多的海外罗马人。
1世纪中叶，外省罗马人无论在元老院还是在帝国的骑士等级里都人数众多，塔西佗称之为骑士贵族。如前所述（见第三章），所有历史记载都显示，第一个来自外省的元老出现在前90年，他就是来自西班牙苏克罗的瓦里乌斯。前1世纪也见证了其他跻身高位的外省人，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就是其中少之又少的很早就晋升执政官的外省人。最早的大陆行省，也就是内外西班牙（后来成为塔拉科、贝提卡和露西塔尼亚），以及山外高卢-纳博讷高卢行省，从一开始出产了最多的外省精英。从前1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来自北非和小亚细亚的元老和贵族也开始出现在最高层。无论在意大利内部还是在外省，手握权力的精英阶层人数增加都是为了应元首制的需要。元首需要以此回馈忠诚者，同时在那些公民人数稳步增长的地区谋取支持。
尽管来自意大利的元老至少一直到2世纪早期都还是元老院里的多数，外省罗马人却在更早之前就赢得了同样高阶的职位和权力。他们在元老院里势力增长，很早之前就招致意大利本土元老的嫌恶。克劳狄乌斯48年那篇讲述历史的演说，针对的就是（仍然大多数都是意大利人的）元老院，彼时的元老院对于他从山外高卢-纳博讷高卢提携年轻贵族的做法不无微词，哪怕那时候许多纳博讷人和西班牙贵族已经成了元老。来自贝提卡的图拉真成为元首的时候——如果不是太快的话——来自意大利已经不再是公职生涯或政治生涯的特别优势了。
元首制本身就给出了最好的例子。图拉真被身为意大利人的涅尔瓦收养为继承人，开启了一个基于收养制的王朝。这个由西班牙人和纳博讷人组成的王朝一直持续到了192年新年之夜：在那一天，行为狂悖的康茂德遇刺，王朝即刻倾覆。后来，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很快就恢复了帝国的统治。塞维鲁家族有非洲外省人（他自己一方）和叙利亚（他妻子尤利娅·多穆娜一方）的混合血统，他所建立的王朝从193年一直持续到235年。在这期间，只有217年至218年，毛里塔尼亚人奥佩利乌斯·马克里努斯造成了王朝的短暂中止，此人也是第一个非元老出身的罗马皇帝（他很快就会为此后悔）。235年，非元老出身的色雷斯军官尤利乌斯·维鲁斯·马克西米努斯推翻了最后一任塞维鲁王朝皇帝，那个体弱多病的塞维鲁·亚历山大；也开启了长达半世纪的“短皇帝”时期，包括他本人，还有后来的一连串皇帝。这几位皇帝的出身涵盖帝国除不列颠和埃及之外的每个地区，这也是卡拉卡拉普发公民权带来的副作用。
外省出生的皇帝仅仅是“新罗马人”这座冰山的顶尖一角而已。其他外省人也曾做过皇帝的一方诸侯、心腹密友和亲族兄弟，许多人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从54年到62年，尼禄皇帝在治理帝国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塞涅卡与布鲁斯这两个外省人；而在此后数十年里，李锡尼乌斯·穆西亚努斯与（亲属？）李锡尼乌斯·苏拉，分别是韦斯巴芗和图拉真背后的元老重臣，也与塔拉科西班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就是出生于该地）。数十年后，哈德良年轻的侄孙佩达尼乌斯·福斯库斯出生于另外一个塔拉科西班牙家族，他年迈的外祖父、哈德良的姐夫尤利乌斯·乌尔苏斯·塞尔维亚努斯也来自西班牙（或许是纳博讷高卢）。正是塞尔维亚努斯对佩达尼乌斯野心勃勃的冀望，才让祖孙二人在136年一同遇害。
80年，第一个出生于北非的执政官出现了，他是来自努米底亚锡尔塔的奥勒留·帕克图美乌斯·克莱门斯，这个姓氏在此后一百年里都将是名门望族。邻近的城市提迪斯在2世纪也出现了显贵洛里乌斯·乌尔比库斯，此人是2世纪30年代的执政官，也是139年到142年间的不列颠军团长，正是他修筑了安东尼长城。北非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那个出众的同名祖父在95年得到了诗人斯塔提乌斯的歌颂，他们的祖先也是布匿人，但是斯塔提乌斯坚称，他无论在灵魂和智识上都是完完全全的罗马人。202年，这个家族的家乡列伯提斯马格纳竖立起一块纪念碑，碑文显示，斯塔提乌斯的祖父是家族第一个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人（就像克劳狄乌斯来自阿尔卑斯的受益人一样，但是合法的），也曾出任罗马富有威信的陪审人。
福尔维乌斯·普拉乌蒂亚努斯是另一位列伯提斯子弟，也是塞维鲁皇帝信赖的朋友，后来成为塞维鲁的近卫军长官、手握大权的大臣，最后还做了皇帝的乘龙快婿，最后在205年初，他在罗马宫殿里被卡拉卡拉当着皇帝的面刺杀。塞维鲁在193年至197年间的西部劲敌克洛狄乌斯·阿尔比努斯也是一名北非人氏，来自哈德鲁美图姆（今天突尼斯的苏塞）。但无论是这两人的失败，还是数年之后毛里塔尼亚人马克里努斯短暂而欠考虑的统治，都没有减弱北非人氏在帝国行政、政府机构和民间文化中的成功。一大批北非出生的作家、法学家和后来的基督教教父，形成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团体，包括德尔图良、居普良与圣奥古斯丁，他们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
而在希腊语占据主导地位的东地中海地区，罗马公民权扩展的速度要更缓慢一些。为退伍老兵设立的罗马殖民地遍布马其顿到叙利亚的东部各行省，历代罗马皇帝也创建或是重建了大量具备普通行省地位的城市，通常都是以皇帝自己的名字命名，比如加拉太的克劳狄奥波利斯，色雷斯的图拉真波利斯，还有色雷斯的哈德良波利斯（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但是东部只有为数不多的罗马公民城；马其顿西北部的斯托比长期以来都形单影只。相较而言，个别有名望的东部人也会定期赢得罗马公民权。哲学家、散文家兼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就出生在贝奥提亚的奇罗尼亚，他在1世纪70年代成为“梅斯特利乌斯·普鲁塔克斯”，靠的就是出色的公职生涯，还有韦斯巴芗某个执政官朋友的引荐。普鲁塔克同时代的长者尤利乌斯·亚历山大也是一例。他在68年至70年间这一困难时期出任埃及长官，也是第一个拥戴韦斯巴芗登上皇帝大位的高阶官员（在69年7月1日）；亚历山大是个犹太人，也是土生土长的亚历山大里亚人，还是当地犹太哲学家斐洛的外甥。
最早出任执政官职位的东部人要数94年的帕加马贵族、拥有两个名字的安迪乌斯·尤利乌斯·夸德拉图斯，他在105年再度出任这一职位（一个人拥有两个名字乃至更多名字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是一种展示祖先血统的方式）。105年晚些时候，尤利乌斯·夸德拉图斯·巴苏斯紧随其后继承了执政官之位，他是一位精力过人的军人，可能是安迪乌斯·尤利乌斯·夸德拉图斯的堂兄弟。韦斯巴芗统治期间，历史学家兼哲学作家、比提尼亚人弗拉维乌斯·阿里亚努斯的父亲或是祖父获得公民权，阿里亚努斯本人也在129年成为执政官，后来还撰写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记。马可·奥勒留那个令人尊敬的女婿，也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军事顾问，甚至来自更远的东方：克劳狄乌斯·庞培亚努斯是个安条克叙利亚人，他的前两个名字显示，此人的公民权要追溯到克劳狄乌斯时代。时至213年，埃及终于也诞生了一名执政官：卡拉卡拉的宠臣阿埃利乌斯·克拉努斯。“阿埃利乌斯”的名字显示，他的祖先是在哈德良时代获得公民权的。罗马帝国唯一一个从未出现执政官或是元老的主要省份，就是不列颠行省了（这实在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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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领域在罗马最负盛名，这也是帝国的引擎。在这一领域，外省出生的罗马将军，数量已经追平并最终超过了意大利人。杜维乌斯·阿维图斯是个相对低调的早期外省将军，而他同时代的多米迪乌斯·科尔布洛则要闪亮得多，此人大概也是纳博讷人。克劳狄乌斯在位期间，科尔布洛维系着莱茵河一线的和平；而在尼禄治下，他掌握东部行省军政大权，在亚美尼亚出兵痛击帕提亚人，终于在63年迫使他们同意签订与罗马共治亚美尼亚的协议（前文已述）。
科尔布洛实际上不只是一名杰出的统帅。“多米迪”这个名字似乎出自多米迪乌斯·阿赫诺巴布斯（尼禄的祖先），其曾在征服山外高卢-纳博讷高卢之役中立下战功。和外省的其他“多米迪”一样，科尔布洛及其家族熟稔通向罗马权力结构的条条危险长廊。幸亏科尔布洛有一个结过六次婚的母亲维斯蒂里娅，他有了一个姐夫盖乌斯·卡里古拉（后来他的姐姐卡索尼娅与丈夫一同遇刺），他同母异父的兄弟中出了至少三个执政官（两个名叫庞蓬伊·塞昆迪，一个名叫苏伊里乌斯·鲁弗斯）。科尔布洛本人在卡里古拉统治期间也出任执政官，娶了当时最具名望的法学家的女儿，恺撒刺杀者卡西乌斯同名的后代。但在67年，科尔布洛却被那个不懂感恩的尼禄所逼迫，于希腊自尽身亡。尽管如此，科尔布洛的女儿多米提娅后来还是嫁给了与她名字相近的韦斯巴芗次子、皇位的第二个继承人图密善（图密善96年的遇刺，正是多米提娅为了防止自己遇刺而制造的）。
不列颠行省最知名的总督尤利乌斯·阿格里克拉则是另一个出生于纳博讷的人。尽管出生于恺撒建立的殖民地弗雷姆尤利（弗雷瑞斯），但他的族名“尤利安”显示了他的高卢血统，他的母亲也叫尤利娅。阿格里克拉娶了多米蒂娅·德西蒂亚娜，另一个纳博讷人多米迪乌斯的女儿。阿格里克拉还将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叫科尔内利乌斯的人，此人生于纳博讷或是山内高卢，就是阿格里克拉未来的传记作家——塔西佗。
2世纪的罗马军人在地域出身上更加多元化。卢修斯·库页图斯，毛里塔尼亚当地贵族，成为图拉真麾下最得力的将军之一。库页图斯太能干了，可能也太过野心勃勃，导致哈德良的近卫军长官不敢冒险让他活着，最终在118年将其刺杀。而在哈德良在位期间，比提尼亚的阿里亚努斯出任卡帕多西亚总督。如前所述，他击退了135年阿兰尼人的一次入侵威胁。哈德良时代的另一位军事统帅尤利乌斯·塞维鲁在达尔马提亚赢得了更不寻常的声名：他统领大军镇压了132年至135年间的犹太大起义，之后改革了比提尼亚腐败的地方机构。这次改革也许要比图拉真时代的小普林尼更为成功，此番政绩博得了后来比提尼亚人迪奥的崇敬。另外一个能力稍逊的塞达狄乌斯·塞弗里亚努斯出生于高卢的利莫努姆（普瓦提），此人值得一提是因为，纳博讷以北的高卢地区能做到帝国高位官职的人仍然相对稀少。但他在历史上更值得记下一笔的，还是在161年与他的军团一起在亚美尼亚陷伏败亡（见第六章）。“愚蠢的凯尔特人”，讽刺作家琉善曾如此不屑地评论。
马可·奥勒留手下那些勤勤恳恳的将军重拳出击帕提亚，此后又在多瑙河流域长期作战，其中就有叙利亚人克劳狄乌斯·庞培亚努斯、艾维迪乌斯·卡西乌斯（那个争夺皇位的人），帕加马人克劳狄乌斯·福伦托，还有来自潘诺尼亚波伊托维奥的杰出骑兵统帅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米亚努斯。马克西米亚努斯之所以出名，靠的不是史书上那些少得可怜的战争记载，主要还是因为他麾下士兵创作了两篇铭文。179年底的那个冬天，马克西米亚努斯统率了多瑙河以北的军事据点劳加利西；稍早时分他还单挑杀死了纳里斯塔埃国王瓦拉乌，并在打败这个入侵部落之后，肃清了默西亚与马其顿高地上到处抢掠的“布里萨伊人盗匪”（见第十章）。作为奖励，马可·奥勒留让他成为荣誉裁判官（后来也担任了执政官职位）。
出身更卑微的是瓦勒里乌斯·科马松，他早年可能是个释奴，后来应征进入海军。218年，他以将军身份在叙利亚组织了推翻新皇帝马克里努斯的政变，然后将卡拉卡拉的亲戚瓦里乌斯·阿维图斯·巴西亚努斯扶上大位，此人是叙利亚埃梅萨太阳神神庙的世袭少年祭司（也是臭名昭著的“埃拉伽巴路斯”皇帝）。二十年后，来自巴尔干或小亚细亚的福利乌斯·萨比尼乌斯·阿奎拉·蒂梅西塞乌斯博得了更高的声望：他那漫长的行政军事生涯（与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米亚努斯一样，他是个骑士，而不是元老）在241年至243年达到了顶峰，成为近卫军长官兼幼皇戈尔迪安三世的岳父，也是抵抗波斯人入侵的大元帅。提迈希修斯击退了波斯人，还发动反击，最后在底格里斯河附近死去。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提迈希修斯事实上是帝国真正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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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共和国中期以来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恩尼乌斯、泰伦斯与卡埃西里乌斯·斯塔提乌斯等人的涌现，外省罗马人的创造力和活力持续滋养着拉丁文学。山内高卢在前42年并入意大利，在西塞罗的世纪英才辈出，居于顶峰的就是卡图鲁斯、维吉尔与李维的鸿篇巨著，这个进程还在继续。从1世纪中叶开始，半数乃至更多以拉丁语写作的罗马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专业人士都是山内高卢或是更远的外省人士（对具有明确出生地的人而言）。到哈德良时代，山内高卢与西班牙依然出色：山内高卢是老普林尼及其外甥小普林尼的故乡，大概也是塔西佗的出生地；西班牙出了阿纳伊（与塞涅卡同名的父亲，撰写了修辞术著作。还有塞涅卡的堂兄卢卡恩）、讽刺诗人马蒂阿尔，还有拉丁演讲术的古典权威昆体良。
稍晚时候的2世纪，非洲与邻近的努米底亚接过了外省拉丁文学的大旗。北非作家人才辈出，其中就有来自内陆城市马达乌拉（今天阿尔及利亚的马达鲁什）的阿普列尤斯。此人以演说术闻名，但更让他名声大振的还是小说《金驴记》。生于努米底亚首府锡尔塔的科尔内利乌斯·福伦托，则是未来皇帝马可·奥勒留的童年教师，当时也以顶尖演说家闻名于世（与阿普列尤斯一样）。在塞维鲁时代，拉丁文学的新领域也由其他非洲人开疆辟土，比如那个才华横溢而又争议颇多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全名塞普蒂米乌斯·弗洛伦斯·德尔图良努斯，生于迦太基（他也以此为荣为傲）。在德尔图良的时代也出了一本名著，描述203年发生在迦太基的一起逮捕处决事件。故事中的人物有年轻的贵妇佩尔佩图阿、她的仆人菲里西塔斯，还有几名基督徒。这个故事有一部分内容是佩尔佩图阿系狱期间的自述。另一位早期基督教护教者米努西乌斯·菲利克斯，可能也是一个北非人；同样生于北非的还有居普良（塔西乌斯·卡埃西里乌斯·希普利亚努斯），这位迦太基殉道主教的书信和宗教著作不但为3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北非教会带来了勃勃生机，也为西罗马帝国带来了后续波及全境的种种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