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得失
“随后这个冬天以一系列最有利的政策开始（指78年底的那个冬天），”塔西佗为其岳父阿格里克拉所著《传记》（Life）中写道，“正是为了让这些四分五裂、野蛮桀骜而又侵略成性的人接受和平与安宁，阿格里克拉挨个劝服他们，以官方形式援助他们建立神庙、市集和宅邸，奖励勤快热情的人，申斥不思进取的人；名誉竞赛取代了粗暴镇压。”他的岳父大人正是77年到84年间的不列颠总督。这些举措正是阿格里克拉为激励当地人做出的努力，让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地位还算高贵的不列颠人拥抱罗马文化。维鲁拉米恩（彼时已是罗马城市）一处大型铭文的残片证实了，塔西佗笔下的罗马官员对公共建筑十分留心：79年到81年间，阿格里克拉在这里投入建造了一项大工程，包括一座神庙，一个方形会堂，还有自带的广场。
“他也以博雅学问教育贵族子弟，帮助不列颠人在秉性上超过高卢人。阿格里克拉还促使那些刚刚拒绝罗马口音的不列颠人以饱满的热情投入雄辩术中。”所谓“雄辩术”也就是修辞术和演讲术，是博雅教育的至高追求。不列颠人的学习热忱，也在塔西佗晚年的时候得到了另一名作家的确认：“口才机敏的高卢人已在不列颠教出了大律师；现在，极北之地的人都在谈论成为一名雄辩家的可能。”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笑称。“接下来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塔西佗写到他岳父的种种努力时谈道），“我们各种品类的服饰得到追捧，我们的托加长袍也得到普及”。换句话说，阿格里克拉已可广泛授予不列颠人以公民权，因为只有罗马人可以合法穿上托加袍。教化宣慰还不是阿格里克拉的唯一成就。大约一年之后，重访不列颠的阿格里克拉有步骤地终结了地方官员的需索无度，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敲诈勒索，再一次让官员们在收税征物的时候有所收敛。
尽管在阿格里克拉的超长任期中，每年夏天他都持续向北境的不列颠部落发动战争（见第六章），但是罗马帝国的绝大部分疆域都开始把重心转向巩固统治和经济发展上。其实这个进程早在奥古斯都时代就开始了，罗马对各地总督和地方官员的控制越来越强，拉丁公民权与罗马公民权落到了更多的外省人头上，罗马也在外省建构了稳固的军事组织——征兵与养兵都得到规范，绝大多数军团及外省辅助部队都驻扎在从北海到幼发拉底河一线的主要边境线上，或驻扎在临近边境地区。正如罗马贵族阶层接受奥古斯都的元首制，视其为内战的解救者，罗马贵族也将元首体制看作获得财富、官职和尊荣的捷径。尽管这条捷径有其限制条件，但罗马治下的各省臣民对帝国体制依然大为满意（塔西佗在著作中强调了这一点）：
手握权势之人相互倾轧，行政长官贪婪无度，暴力、腐败、金钱扰乱本已寥寥的司法救济，外省人却并不拒斥罗马政制，也依然信任元老院与人民的统治。
这幅“改革与进步”的理想图景，与2世纪40年代阿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斯口中的太平景象相比真的是黯然失色。毕竟在阿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斯的口中，罗马哺育境内各族的利益，接纳他们“更好”的一部分成为罗马公民。不过，塔西佗还是揭示了罗马统治各族群的黑暗面。不列颠人在61年揭竿而起，只因罗马官吏的敲诈勒索和肉体虐待；尽管新任罗马代理人克拉斯西亚努斯与不到二十年后的阿格里克拉都努力抑制了罗马官吏猖獗一时的虐行（如前所述），他们二人也同样热衷于个人利益，没有从刚刚发生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即便是阿格里克拉的建设性举措，在他的女婿那里也得到了这样的苛评：“他们（不列颠）一点点地折服于恶习的诱惑：石柱廊，公共浴室，精致的晚宴丰馔。这些玩意儿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所谓‘文化’，也是他们被奴役的一个因素。”塔西佗语出惊人的尖刻嘲弄也呼应了古代那些成功道德家与讽刺家的流行说辞：潜移默化的文明对阵淳朴善战的蛮族。这也是罗马人（或者说是一些罗马知识分子）无时无刻不喜欢讥嘲罗马文化的说辞。塔西佗已经开始研究日耳曼民族及其朴素的、毫无腐败的生活方式，这位历史学家将他的观点投射到了哪怕是阿格里克拉治下的外省人身上。
如前所述，罗马外省实际上都是自治政策。各地的城市与农村聚落都有自己的长官和元老，比如前87年的康特雷比亚·贝拉斯卡。而在东部各行省，这种政治机构可以追溯到罗马霸权建立很久之前。一些大城市，比如纳博讷的尼马苏斯，还有努米底亚的锡尔塔，它们周围都有一圈依赖于它的小型城镇，形成一个城市网络，这种共生关系早在罗马入主之前就确立了，也获允独立于征服者的体系之外。每当一座城市获得拉丁公民权，它会进一步规范自身的政治制度，比如在马拉加的贝提卡、萨尔彭萨以及不那么知名的伊里尼（最近）出土的所谓“宪章”所呈现的那样。这些“宪章”都很冗长，是精心写就的缜密文件，尽管今天只有一部分被保存了下来。罗马殖民地也得到了相似的宪法：一个是恺撒某个公民殖民地的奠基法，还有一个是西班牙乌尔索（奥苏纳）的一部法律，这两部法律的残片都流传到了今天。行省总督的职责是保证税收，受理外省人因利益受损或争执不休前来打官司，并在必要的时候实施军事行动或警察执法；各省总督不会干预地方自治，除非出现过于贪婪狂热的人，比如下面要说的皮索，或是肩负政治清洗的要务，比如图拉真时代出镇比提尼亚的小普林尼。说得准确一些就是，富有的城市长期以来都获允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自治。
其他地方的女性、奴隶与公民，在当地并不比在罗马城享有更多的投票权。地方选举、元老院及相关政治事务一直以来都在当地贵族的控制之下，比如努米底亚城市提迪斯的洛里家族（见第十一章），西班牙萨贡托的巴埃比家族，还有比提尼亚普鲁萨的迪奥·克里索斯托姆家族和卡西乌斯·迪奥家族。这些家族之间容易产生激烈竞争，有时竞争十分激烈（迪奥·克里索斯托姆曾经被逐出普鲁萨长达九年时间），为了官职、荣誉、罗马总督的荣宠乃至罗马皇帝的青睐，永无休止地争来争去。这些人也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等级制度：新加入的人总是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比如在3世纪从高卢的森尼乌斯·索勒姆尼斯而来，或是从其他区域中心移民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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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省人看来，罗马帝国的官员真是捉摸不定。他们没有行政、法律或是财政方面的正规训练，更不用说军事或者外交方面了。恰恰相反，罗马的元老都是在工作中学习，职业生涯从青年军官开始（正如阿格里克拉60年至61年间在不列颠），然后出任小行政官，再步步上升。官僚化的骑士等级也是从小型军职起步，比如骑兵长官，然后做到小型代理人，之后打开上升通道。自然，并不是所有政治新人都能升职，也只有很少的人会获得最高规格的任命。那些登上最高职位的人，往往需要借助位高权重的元老院亲友的协助。
获任某行省的总督或是行政长官，这对罗马人而言，概率就像是中了彩票。在奥古斯都与提比略的时代，亚细亚行省为韦斯巴芗的父亲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行省代理人）立了雕像，以表彰他完美无缺的品行。这些雕像既是他本人美德的见证，也昭示着亚细亚省人与老弗拉维之前那些执政官有不愉快的经历。阿格里克拉在不列颠的业绩，与小普林尼在比提尼亚的业绩，都展示了某些帝国官员品行正直、兢兢业业（这样的官员或许有许多）。同样在不列颠，布狄卡叛乱之后，新任税务专员克拉斯西亚努斯阻止了前任总督的野蛮报复；虽然他的举措引来了塔西佗恼羞成怒的苛评，但更重要的是在一段时间内他减轻了外省人的负担。
品行正直也会带来危险。比阿格里克拉晚一个世纪的佩蒂纳克斯，在他漫长的公职生涯中都以正直到严苛的程度而闻名，后来他成了罗马皇帝。他的严苛在2世纪80年代出任不列颠总督时，差一点让自己丧命于哗变士兵之手。也是同样的原因，193年他做了三个月皇帝就身死人手。同时代的克劳狄乌斯·庞培亚努斯也以正直博誉著称，他也更为幸运（年老而死）。此人也是马可·奥勒留的女婿。历史学家迪奥出任多瑙河行省上潘诺尼亚总督的时候发现，治军严整同样危险。迪奥手下愤怒的士兵怂恿罗马的近卫军朋友们，计划在229年迪奥回罗马出任执政官的时候干掉他和塞维鲁·亚历山大皇帝（还好没有成功）。严苛，即便是出于奉公职守，在罗马臣民那里也并不总是受欢迎，在提比略时代，塔拉科内西斯总督卡尔普尼乌斯·皮索就被一名伊比利亚的凯尔特村民杀害。起因是，谋杀者的同乡、努曼西亚西南部的特尔莫斯一个镇民挪用了公款，而这位总督却过度热心地对其追索。
压榨剥夺存在于每个时代，藐视一切良好的愿望、法律和帝国监管。甚至于，帝国政府本身就无时无刻不在威逼需索。64年7月的大火将一半罗马城烧成了白地，之后的尼禄君臣就从意大利和各行省那里榨出了大笔资金，用以重建罗马。卡拉卡拉同时代的卡西乌斯·迪奥也断定，212年皇帝普发公民权的真实动机是让所有人都支付继承税和奴隶解放税，因为这些税种只有公民才需要缴纳；卡拉卡拉还将税率扩大了一倍，达到了10%。
帝国时代的行省总督也像共和国时代一样腐败。越来越多的行省总督都是有外省血统的罗马人，这并不能保证行省总督、军团长或是军队长官廉洁奉公，如果这帮人另有他谋的话。有一大堆人可以和共和国时代的维勒斯相媲美。比如13年的亚细亚行省总督瓦勒里乌斯·梅萨拉·沃勒苏斯，他曾为自己一天之内处决300人的所谓“高贵行为”而扬扬得意；提比略时代犹太地区臭名昭著的总督（26年至36年）庞提乌斯·彼拉多，他调动军队镇压撒玛利亚基利山上聚集的宗教狂热者，对这群“可疑分子”进行了大屠杀。接替彼拉多的长官（也是他的上级，叙利亚总督）施行了虐政，点燃了66年至70年间犹太大起义的烈火（见第十章）。
涅尔瓦与图拉真时代的阿非利加行省出了个窃盗嗜杀的总督——马里乌斯·普利斯克斯（与图拉真一样是个西班牙人）。尽管在100年有小普林尼（当年执政官）和历史学家塔西佗（也是执政官）这样豪华的弹劾阵容，被控有罪的普利斯克斯还是得以优哉游哉地在流亡途中尽享奢华生活，留下身后残破的行省哀叹自己的损失。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作文奚落说：
如果你手中现金分毫不少，那又何必担心受辱蒙羞？
流放的马里乌斯痛饮午时丰馔，在众神的愤怒中狂欢嬉游。
阿非利加行省赢了，但你却涕泗横流。
当然并非所有罗马行政官员都是腐败邪恶之人。传世至今的官员传记只有阿格里克拉，假定阿格里克拉的品行卓尔不群或是极其罕见，显然有些太过武断了。马可·奥勒留的教师兼朋友福伦托在2世纪50年代末获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他小心翼翼地征募得力可靠的随员，履行名目繁多的职责。不过，福伦托还是那个福伦托，疾病很快就击倒了他，最终未能成功赴任。有的时候，罗马外省官员身上会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品质：在皇帝加尔巴短暂执政期间，他的心腹近侍维尼乌斯就是个权变灵活的人，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纳博讷杰出的行省总督。同样灵活多变的还有同时代乐天知命的佩特洛尼乌斯·尼格尔（大概就是著名小说《萨蒂利孔》的作者），比提尼亚行省总督。他即便以尼禄宠臣之姿回到罗马，还是会“陈说尼禄罪恶，或是由衷坦承这些罪行”。苏埃托尼乌斯尽管对当政的图密善大加批评，但他还是主张，这位皇帝对各省总督和城市官员统御得力，“这样一来他们就更加温顺，行事更有原则”（苏埃托尼乌斯不忘补充说，之后还是有不少官员作奸犯科了——他也许想起了那个马里乌斯·普利斯克斯）。
面对那些被控不法的元老或是帝国骑士，罗马帝国当局并没有怠慢。每当官员遭遇违法指控，即便被告声名卓著也还是会被定罪：一份调查显示，从奥古斯都时代直至图拉真时代的41次审讯中，有28名被告被判有罪，还有1例畏罪自杀，只有7人得以无罪开赦（其余5份裁决并未存世）。梅萨拉·沃勒苏斯就是被定罪的其中一人，尽管此人拥有古老的贵族血统。当然，这段时期不是只有这些审讯；我们的古代史料并不完整，即使是存世史料，记载的内容也颇为有限。不过，史料不存的那些审讯，也不大可能出现让有罪之人逍遥法外的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罪判决大量出现，因为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后，大的渎职弊政和贪污勒索案件都会转交元老院审判，而不是之前的公共刑事审判庭。换句话说，许多曾经或是即将出任总督的元老获得授权，审判同朝为官的其他元老以及皇帝手下人脉活络的骑士。这一制度通常不会让有罪者逃脱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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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总督的有限任期以及赴任之后行事的不确定性，对外省人而言，碰上一个好总督远远不如碰上一个好皇帝，因为皇帝治下基础设施的稳步改善对行省更为有利。当然，一些主要大道在帝国时代之前就已经修好了：山内高卢在前2世纪和前1世纪已经修建了一系列通衢大道，与意大利半岛一样。西西里岛已知最早的罗马大道则要追溯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前2世纪40年代，裁判官厄纳修斯开始修筑的厄纳齐雅大道，帮助罗马人控制着新成立的马其顿行省，这条大道从亚得里亚海滨的都拉斯和阿波罗尼亚一直延伸到了当时的色雷斯边界；一百年后，这条大道又延伸到了远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直到近代，厄纳齐雅大道仍是连接亚得里亚海与黑海的重要通路。另外一条著名的道路要数山外高卢到纳博讷的多米迪亚大道，这条大路得名于首创者多米迪乌斯·阿赫诺巴布斯（据称是沿用了从西班牙到意大利的大力神之路）。多米迪亚大道从比利牛斯东部和纳博讷出发，走蒙特格内傅雷山口进入山内高卢。这条大道在该地并入罗马之后不久就完成修筑，还修建了道路里程碑，时间在前120年左右（前118年去世的波里比阿已经知道这条大道了）。
正如古代文献与碑刻铭文显示（特别是道路里程碑），在奥古斯都及之后的历任皇帝统治期间，罗马官员在行省的工作都比之前更加忙碌，不论新行省还是旧行省。比如说，奥古斯都女婿阿格里帕就在前20年到前18年间修筑了一系列道路，将卢格杜努姆（三高卢行省的行政中心）与阿奎塔尼亚海岸、英吉利海峡和莱茵河连接起来。十年之后，罗马人平定了小亚细亚加拉太南部山区的皮西蒂亚。随后在前6年，加拉太的军团长科努图斯·阿奎拉庆祝穿越该地的塞巴斯特大道的开通（塞巴斯托斯，就是“奥古斯都”的希腊语名字）。在西班牙，前2年的科尔多巴道路里程碑，标志着一条始于贝埃蒂斯河源、通往大西洋大道的开通（以“奥古斯都·亚努斯”神庙闻名），这也是连接西班牙诸行省发展中城市路网的一部分。这些路网逐渐完善，在帝国灭亡之后很久仍然得到了有效利用。
提比略在位期间，罗马继续在刚刚征服的巴尔干地区修筑新的道路，比如从达尔马提亚的亚得里亚海岸萨罗纳通往地形崎岖的内地。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道路系统越出这一地区，连接了亚得里亚海与多瑙河边疆（这里后来也建起了一条条平行的大道，差不多与之前道路系统的长度相等），也沟通了意大利东北部的阿奎莱亚、默西亚和马其顿。罗马在北非的筑路始于14年，当时的第三军团“奥古斯塔”修筑了一条公路，连接苏尔特湾加贝斯与内陆军事基地阿玛达拉（距离东北海岸有320千米之遥）。二百年后，阿非利加行省、努米底亚行省与毛里塔尼亚行省已经贯通了约1.9万千米之长的道路。
帝国的北方边境，克劳狄乌斯在43年征服了不列颠行省，也开始修筑一系列的道路，其中就有从伦底纽姆到德瓦（切斯特）的沃特灵大道，还有从伊斯卡·杜姆诺尼奥鲁姆（埃克塞特）通往林杜姆（林肯）的福斯大道。罗马人在不列颠建成了一个总长达3000千米的路网，到哈德良时代已经深入了苏格兰低地。而哈德良前一任皇帝图拉真的统治时期，新吞并的阿拉伯佩特行省军团长克劳狄乌斯·塞维鲁，修建了之前提到的新图拉真大道。这条大道从叙利亚边界一直通往红海，对已经密如蛛网的近东行省道路进行补充。
诸行省的罗马大道主要供军队和政府使用，包括士兵及其后勤部队，帝国邮差（邮政系统名为“国家邮驿”，也是奥古斯都开创的诸多系统之一），还有官员。不过，这些大道同样也向平民旅行者和商人开放。正如现存数千块道路里程碑等铭文证实的那样，帝国与地方当局都致力保持这些大道有条不紊地运行，在必要的时候也会予以修缮。这一工作在任何地方应该都开销甚大，导致道路修缮工作进度落后：123年的一篇铭文提到，意大利中部山区的阿庇亚大道只修缮了15.75罗马里，“（道路）在漫长年代里已经损毁”，花费却高达1718090塞斯特斯（差一点达到43万迪纳厄斯），其中有569090塞斯特斯都是当地地主出的。当地人也定期受召前去修缮道路，并为旅行中的帝国官员提供载具和畜力，帮助帝国官员从他们的村庄市镇出发，走完相应的路程。按理说他们这些差役都会获得报酬，但任何时代的强制公共劳役都一样不得人心。涅尔瓦皇帝在97年废除了意大利境内的强制交通劳役，他愉快地将这项政绩刻在了钱币上（这些钱币刻上了令人动容的画面，两匹骡子在倾倒的马车一旁悠闲吃草）。另一方面，无论是强制交通劳役还是强制道路工役都没办法在各行省禁绝。罗马当局能做到的至多不过是订立规则和限制，规定谁才有劳役义务，要干多少活，还有理想状态下他们又会得到多少报酬。不出意外，这些规章会被后来的官员和其他在位的罗马官员不断违反，我们下文还将提及。
与道路一样，外省桥梁和港口也由罗马人修筑。埃梅里塔地区瓜迪亚纳河上建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桥，阿尔坎塔拉附近塔古斯河上建于图拉真时代的桥，（在经历大幅修缮后）至今仍矗立如初：后者正如一封铭文记载，至少还是由露西塔尼亚当地社区出资修建。犹太地区恺撒雷亚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港口工程也是大希律王对腓尼基港口重建工作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沉没不见了。显然，大希律王是以他的恩主奥古斯都为此命名。迦太基在尤利乌斯·恺撒时代——事实上在奥古斯都治下——的重建则保留了布匿旧有的海港设施，比如那些隐蔽的港口，还扩大了海岸沿线的海滩面积。而在更东面的列伯提斯马格纳，1世纪的那些港口设施在塞维鲁时代那些更宏大的建设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列伯提斯是塞维鲁的出生地）。
伦底纽姆尽管曾在61年的布狄卡叛乱中被付之一炬，但数十年后这里就建起了气势恢宏的港口设施，其中就有一道长达500米的橡树柱岸堤；而在东方，另一座著名港口以弗所在1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装配船只，进入2世纪后这里已经建成了一座全新的港口，还有一片公共建筑群，包括体育馆、浴室、巨型剧场以及为适应人口增长修建的大型供水设施。绝大多数的行省基础设施经费都源自罗马国库，有时甚至是全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仰赖于从这些行省得到的收入。至少一部分行省税和关税会反过来用于这些公共工程建设，数额也要比共和国时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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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记载，阿格里克拉热衷在不列颠兴建神庙、市集和浴室（他的传记作家女婿对这个不那么感冒），这反映了罗马在不列颠帝国行政管理的一大特色。罗马帝国的许多地区，特别是那些远离地中海海岸的地方，大体都还是乡村。罗马入主之前，外省的大型定居中心可谓屈指可数，比如说，不列颠就只有村庄、小镇和少数大一点的卫戍定居点（坎努罗杜努姆在成为罗马殖民地之前，一度是特里诺文特的中心）。多瑙河流域，远离腓尼基人定居海岸的努米底亚，还有小亚细亚内陆不少地方都是如此。罗马人对此已是驾轻就熟。即便是在意大利和希腊，多达90%的人口还是生活在乡间，但他们同样认为，拥有各式各样的城市中心很有必要。这些城市中心要有管理得当的市集，坚固的公共建筑，比如方形会堂、公共浴室、神庙与集市，功能明确的行政机构，担负起责任的年任行政官员，元老院，市民大会，定期的收入，还有一份详细记载上述细节的书面宪章。
罗马帝国也在帝国全境推广城市化。罗马殖民地的扩张，前文业已述及：时至200年，帝国已经建立了一张城市之网，从不列颠的埃布拉库姆、德瓦，到西班牙的弗拉维奥布里加、埃梅里达，再到努米底亚南部的蒂姆加德，叙利亚的赫里奥波利斯，阿拉伯佩特拉的布斯拉，以及（从哈德良时代以来）耶路撒冷原址建立的阿埃利亚·卡皮托利纳。罗马殖民地享有特权地位，但也要与它们周边的当地社区互动。即便总督没有推动，罗马殖民地也乐于向周边邻居传授罗马文化的精华。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就记述了西班牙南部贝提卡的情况，这个省的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了。
图尔德塔尼亚人（斯特拉博对贝提卡人的称呼），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贝埃蒂斯附近的人，已经完全转变为罗马式的生活方式，甚至都不记得他们原先的语言了。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已归化为拉丁人，也接受了罗马人的殖民者地位。因此，他们距离成为真正的罗马人也不远了。
斯特拉博还指出，这与北面的凯尔特西班牙人形成了对比。在奥古斯都时代，凯尔特人大部分仍然是乡村居民。
罗马帝国并非只在殖民地建设城市。位于边疆地区的罗马军团基地，也在其周边聚集着平民定居点，也就是村镇，这些村镇往往会演化为经久不衰的城市。比如说，不列颠的埃布拉库姆、德瓦，莱茵兰的博纳和莫根台孔，多瑙河中游的文多博纳和阿奎恩库姆，塔拉科内西斯西北部的莱吉奥，还有努米底亚的拉姆比斯，延续到今天的城市有约克、切斯特、波恩、美因茨、维也纳、布达佩斯、雷昂、塔祖尔。
除了军事基地和殖民地，帝国当局也在时时新建或扩建那些普通的行省城市，有时还给它们加上帝国之名。奥古斯都时代大量新建或扩建的城市，其中就包括新征服的西班牙西北地区的尤利奥布里加；位于高卢中部的阿杜伊人新首都奥古斯托杜努姆（今天的欧坦），取代了他们临近山区的旧有堡垒比布拉克特；奥古斯都还将更南边维钦托利的部落阿尔维尼扩建为奥古斯托内梅图姆（克莱蒙-费朗）。韦斯巴芗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大西洋海岸建成了伊里亚·弗拉亚，在刚刚吞并的阿格里·德库马特斯建立了阿诺弗拉维亚，在随后形成的路网系统中，这里也成为一个节点。在图拉真的时代，色雷斯得到了发展，以皇帝、皇后和皇帝姐姐的名字新建了三座城市：图拉真波利斯、马尔西娅诺波利斯、普罗提娜波利斯。图拉真的丰功伟绩很快就被哈德良比了下去，他修筑的哈德良波利斯（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也是为自己庆功的系列工程之一（哈德良给另一座城市命名“哈德良的猎物”，即哈德良诺赛雷，以纪念他在阿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斯家乡密西亚的狩猎壮举）。哈德良还在尼罗河中游的一处村庄兴建了一座新城，这里不是罗马殖民地，但却是哈德良年轻爱人安提诺溺水身亡的地方：安提诺乌波利斯。这座新城在帝国的关照下繁荣起来，它甚至在两个半世纪之后成为基督教的主教辖区。
罗马各行省的其他城市、乡镇甚至是村庄也得到了用皇帝之名命名的殊荣。它们的命名方式多种多样，代表着皇帝对它们忠诚、热情的回报，也许还有皇帝御临后的恩典。比如说，西班牙中部的奥古斯托布里加，阿奎塔尼亚的奥古斯托里图姆，纳博讷高卢的迪亚·奥古斯塔和卢库斯·奥古斯蒂都源自第一位罗马皇帝的恩泽。后来的克劳狄乌斯也将自己的姓名广为散播：比提尼亚城市比提尼乌姆，改名为克劳狄奥波利斯，这是后来哈德良爱人安提诺的出生地。还有奇里乞亚故地马加萨也是如此。高卢中部地区也有一个克劳狄奥马古斯（今天仍然是个小城，名为克里昂-苏尔-因德雷）。这些地方并不能自然获得罗马公民权或拉丁公民权，但是靠着罗马式的生活设施，借助帝国的关照，它们同样赢得了特权，足以提升自己与行省总督以及其他罗马显贵的关联。在一个地位意识颇强的世界里，这算是一种优势。
附属国的国王同样不需要动力就会推进城市的建设工作。文化程度甚高的毛里塔尼亚朱巴二世（奥古斯都的宠臣，克里奥帕特拉与安东尼之女克里奥帕特拉·塞伦尼夫婿）就将他治下的大城市伊奥尔改成了西泽利亚（阿尔及利亚的歇尔谢尔），然后将这里打造成了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典范城市：公共浴室、神庙、剧场，还有在朱巴及后来君主的统治时期建起的周长7千米的城墙。同样是出于帝国眷顾，大希律王在前1世纪末修建了恺撒利亚海港，取代了之前腓尼基的老旧港口。新港口呈现出绚丽多姿的希腊化特征，后来也成为罗马治下犹太行省的行政中心。就在同一时期，同为附属国国王的卡帕多西亚王亚基老可能出于不甘人后的心理，将自己古老的首都改名为恺撒利亚（今天的开塞利），这座城市在罗马和后罗马时代也都保持着繁荣。康茂德皇帝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还给罗马城重新命名为“新康茂德殖民地”，此举也不过是将沿袭已久的老旧命名术用到了罗马城自己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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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项在内容、时间、地点都不尽相同的事例足以显示，无论是行省总督还是罗马当局都可以励精图治，也显示了他们能取得多大成功（或者是不成功）。
68年，新任埃及长官尤利乌斯·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里亚颁布了一部敕令，清楚地体现出埃及普通人承受的种种压力，以及埃及总督试图纾解这些压力的举措。亚历山大在敕令中承认，“城中最值得敬重的人和那些远在乡野者”都在如潮水般抗议。诸多虐民残民之举读来令人震惊：当地官员强迫人们缴纳税费或缴纳公共土地租金，其中就有那些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郊区、在法理上免缴国家赋税的人；一些官员大放高利贷，然后围捕债务人强迫支付，甚至非法拘禁部分债务人；从国家那里购买充公地产的人，依然被当地官员索取土地租金；原告持续与司法官员勾结，导致罗马长官已经审结的案子也会被发回法庭重审；此外那些农民甚至是亚历山大里亚郊区的居民，都会在已有税粮之外被追加新的威逼勒索。上述虐行在敕令发布之后都被立即禁止，埃及长官还以强硬措辞警告了当地官员。不过，亚历山大并非第一个要处理官僚恶行的长官，也并非最后一个。
历朝历代行省总督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各地部族对土地和罗马公共设施的觊觎和争抢。康特雷比亚（见第三章）的铭文就反映了西班牙在前1世纪发生了类似冲突。69年3月撒丁岛的一则铭文也显示，依照当时行省总督赫尔维乌斯的敕令，加里伦赛斯人（卡拉勒斯以北高地的一个部族，即今天的卡利亚里）必须将那些本属于另一个部族帕图尔森塞斯·坎帕尼的土地物归原主，因为早在前114年，原主人就从前任行省总督那里取得了该土地的所有权。加里伦赛斯人长期以来都实际控制这块区域，有时甚至是暴力控制。他们用对待前任总督的老办法，用各种借口、保证和搪塞来干扰赫尔维乌斯的依法行政。现在，赫尔维乌斯给了他们仅仅18天时间，要求他们在4月1日之前选择：要么交出土地，要么接受惩罚。加里伦赛斯是不是遵循了命令，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很有可能他们并没有遵循命令，那么仍然尘封的另一篇铭文或许就记载了后来总督的失意沮丧。
110年左右，勤勉任事的小普林尼前往比提尼亚处理该省的棘手事务，他碰到了一个颇为难解的小问题，与普鲁萨的弗拉维乌斯·阿奇普斯有关（说得直白些，就是个在弗拉维王朝皇帝治下获得公民权的比提尼亚人）。此人是个哲学教授，因伪造文书而获罪，但仍然在逃。阿奇普斯希望他的旧有身份得到承认，同时还要求免于在普鲁萨履行陪审义务。相反，阿奇普斯的原告弗里亚·普里玛等人希望此人可以被遣回罗马被罚去挖矿。小普林尼面前摆着一连串的文书：图密善与涅尔瓦褒奖这名哲学家的帝国文书（尽管此人获罪流亡），普鲁萨人后来对他表达荣崇的敕令，阿奇普斯本人递给图拉真的请愿书，还有弗里亚愤愤不平表达反对的请愿书。小普林尼将这些文书全部转交给了皇帝，请求圣裁。图拉真决定让这个纠缠不休的哲学家得偿所愿，但同时他也告诉小普林尼，让一切指控的流程都走下去（显然皇帝仍然疑心重重）。
另一个滋生腐败的重灾区就是为官员或货物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强制交通劳役，罗马当局数百年里都在执行这项政策。不同时代在各个行省，都有连篇累牍的抗议文书证明这一点，不论皇帝本人及其代理人多么大发雷霆都没有办法根除这项弊政。已知最早的案例发生在18年至20年，加拉太军团长索提狄乌斯·斯特拉博·李布斯西狄亚努斯以希腊拉丁双语撰写了一封敕令，详细解释了萨格拉塞斯重要城市皮西蒂亚城有关强制交通劳役的实施规则。比如，敕令里提到：“罗马人民对一名元老的供应不得超过十辆马车，换算下来不能超过三十匹骡子或者六十头驴子，元老还要按我的规定付给报酬。”奉皇帝之名出行的罗马骑士能享受到的交通服务要少一些，百人团就更少了；不过，任何另增的马车或是畜力，都要按照当地人的要求付费。在这封敕令中，索提狄乌斯禁止未获授权的人索取交通服务，可以看出强制交通劳役已经广为滥用，其他更多的敕令也证明了这一点。48年12月，当时的埃及长官维尔吉利乌斯·卡皮托就禁止了当地类似的不法行为，并承诺向被侵害者支付补偿；卡皮托的铭文和提比略的碑文立在同一座橡树神庙旁。二十年后，亚历山大承诺要终结腐败行为。四十年后，图密善皇帝写信诫命他在叙利亚的代理人，停止未获授权的人对当地进行剥削，不得再向当地人转嫁负担，或是简单粗暴地（不付报酬）征用畜力、劳役自耕农。
未获授权的胆大妄为者依然故我，不论是罗马官员和士兵、罗马旅行者、当地长官，还是其他当地显贵。在238年的另一份文件里，色雷斯一个村庄斯卡普托帕拉，其中的居民就向当时年幼的皇帝戈迪安三世大倒苦水，说罗马士兵和其他罗马人跑到斯卡普托帕拉观赏温泉和邻近的年度集市时，强迫当地人提供免费食宿和交通，他们已经不堪骚扰。实际上，这当然是向近卫军长官提迈希修斯倾诉。当地人向色雷斯总督抱怨后，情况只是暂时好转。斯卡普托帕拉还算幸运，他们有个正在罗马近卫军服役的地主——奥勒留·皮洛士。尽管如此，戈迪安和提迈希修斯的回应也只是告诉请愿者，让他们回去找当地总督要求赔偿。与1世纪撒丁岛久经磨难的帕图尔森塞斯人一样，在这些碑铭竖立起之后，他们的处境有没有得到改善，已经不得而知了。
耶稣对强制交通劳役给出了“忍耐”的建议：“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那就和他们走两里路吧。”这也反映了相当严酷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