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断帝国：罗马人与外邦人
在帝国建立初期的几个世纪里，罗马人对战争和征服的想象不外乎是一架机器，用来谋求战利品、利润与职业发展。伴随着军事战役，一队队商人也在行动（这些人常常是不那么体面的逢迎者），他们向罗马士兵出售货物，从罗马军团那里购买战利品和俘虏。前195年的老加图与前134年的小西庇阿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两个人都曾经侵略西班牙，以效率和军纪的名义禁止商人随军。普劳图斯喜剧《埃皮埃库斯》的主人公埃皮埃库斯就表示，他将召集“我的内部协商元老”敲定发动新战争的下一个目标，“这样一来我就能抢夺他们的银子了”。这种调笑并非只在前2世纪90年代一针见血。数十年后，征募士兵去西班牙打那些无利可得的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有争议，但是志愿兵几乎同时聚集起来，加入针对迦太基的战争，因为有人宣称（实际上是谎称），去那里将会轻松得到回报。
行军打仗，吞并领土，不论在当时还是事后都得到罗马人的辩护，认为这是预防潜在的袭击、保护遇袭盟友的必要之举。这个“盟友”得打个引号，因为那些从罗马保护中受益的国家是不是真的拥有盟友地位，（不论当时或是现在）往往并不是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质问前218年的萨贡托，前200年的雅典、帕加马、罗得岛三城，或是前58年的高卢阿杜伊人。恺撒称阿杜伊为罗马的“兄弟亲族”，以此作为出兵攻打他们日耳曼敌人的理由。到了第二年，恺撒入侵高卢北部的理由就简单多了：那里的部族已经做好了准备，防备恺撒入侵。对于恺撒养子奥古斯都而言，前16年苏刚布里人在莱茵兰地区抄掠罗马第五云雀军团取得的短暂胜利，已经足够成为他出兵弹压日耳曼西部的借口了。克劳狄乌斯在43年在不列颠的主动出击也是基于自身政权的政治需要（和以前一样，为了军事荣誉和经济剥削），而不是什么战略上的压力。罗马与帕提亚之间反复而徒劳的战争始于克拉苏在前54年为猎取荣誉而发动的入侵，一百五十年后图拉真对帕提亚的战争则是一场过度渲染的“反击”，来了结两国之间为期四十年的亚美尼亚争端。但这场战争本质上还是要为一个老大垂暮的政权寻找新鲜的军事荣誉。前156年的达尔马提亚战争，至少对波里比阿来说，结束了长达十二年的罕见和平，重振了罗马暌违已久的刚毅作风。
至于其他的冲突和领土吞并，罗马确实有正当理由。前214年叙拉古君主过分自信的统治、前192年安条克三世及其埃托利亚傀儡的挑动，引发了这些国家与罗马共和国的战争。米特拉达梯六世对前88年战争爆发的责任更大，远远大于罗马人事前肆无忌惮地冲进该国抢掠领土的危害。161年，帕提亚人入侵亚美尼亚，结束了又一段和平共存的时光。最终的胜利既不属于亚美尼亚，也不属于帕提亚，好处统统归了罗马。然而，在161年至166年间的帕提亚战争中，罗马并没有收获新的领土，而是发生了一场肆虐帝国全境的瘟疫。这次教训并没有阻止下一代的塞维鲁皇帝，他拿下了罗马对帕提亚的最后一场胜仗。如前所述，这是一次具有“双刃剑”效果的胜利。
罗马早期获得的领土，无论是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还是山内高卢、内外西班牙，当时人们并没有将这些领土兼并视为罗马统治世界的天命象征，仅仅将其看作军事上的必要行动：为了赶走迦太基人，为了驱逐（山内高卢地区的）高卢人，为了让利古里亚人顺服，同时也让这些地方成为抢掠和军需的来源。这些新占领土，罗马都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建立起有序的税收制度：西西里岛始于前210年左右，内外西班牙则是在前195年到前179年逐步完成，撒丁岛与科西嘉岛的征税大概也始于前2世纪初。山内高卢居民最后应该也得纳税，但有关证据并不充足。罗马人对于课税山内高卢意愿不大，至少部分原因是，这个行省从前2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罗马和意大利移民前往，以开拓新的殖民地和定居点。没有任何记载表明，罗马曾在当地或其他地方向当地人花钱购地，以建立定居点；最好的情况只是允许当地人继续居住，就像前171年西班牙的喀提亚一样，但是其他地点的相应证据同样稀少，直至很晚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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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已经展现了征服其他部族的卓越能力，还有统治他们的资格名分。这种说法呼应了亚里士多德对希腊人蓄奴的看法，也得到了罗马人的普遍信服。他们认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来自众神对其虔诚和美德的恩赐。前193年（此时罗马正与安条克大帝陷入外交僵局），裁判官瓦勒里乌斯·梅萨拉在写给小亚细亚城市特奥斯的信中表达了罗马的善意。梅萨拉强调：“我们全心全意，持续崇奉众神，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为此我们倾注了你所能想象到的善意，我们正是从最高神祇那里感受到了这股善意。”而在前1世纪，西塞罗的诸多著作也体现了同一个主题。在公开声明里，他对帝国不吝赞颂之情：帝国的成就归功于诸神的意愿与庇佑。庞培（在前56年告诉元老院）说，罗马的帝国边界已扩展到地球尽头；恺撒也表示，他在高卢无穷无尽的战事（当然是迫于政治压力）正是为了罗马的利益，这些战事让地中海世界最终得以和平。
西塞罗本人也认为，罗马的统治权建立在正义与人道之上，即便统治仍有缺陷。直至苏拉成为独裁官的时代，各个国王、各个民族与各个国家都在元老院找到了安全的避风港。罗马各级长官与将军也竭力保卫各行省和盟友，以此赢得正直诚信的声誉。罗马的统治确切地说是对全世界的保护，而不仅仅对一个帝国。直至内战爆发、罗马人与外省人均遭镇压之前，这一点都还成立。
罗马帝国不仅仅是罗马城的光荣，对罗马臣民也大有好处，当然也理应如此。这也是罗马人心中感觉快慰的一个信念。前60年或前59年，西塞罗在写给弟弟昆图斯的一封长信中劝诫道，作为亚细亚行省总督，应当如何统治这个罗马行省（西塞罗肯定也预想到了更宽的读者面）。西塞罗强调要以正直、克制、同理心关照外省居民，毕竟罗马“是天下万族里文明程度最高的”。西塞罗同样强调说：“在我看来，那些身居统治之位的人必须有如下的通盘目标：确保那些帝国治下的人可以享受尽可能多的幸福。”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外省人和罗马公民管理者的任务，也是奴隶主和不会说话的牲畜主人的职责，要为他们的福利和利益而战”。当然了，作为回报，亚细亚行省人要花钱履行他们的义务，即便他们对罗马的税收有所抱怨。
要让亚细亚行省好好想想这一点：如果不是并入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就难以摆脱来自对外战争和内部争斗的灾难。帝国如果没有收入就没法存续下去，（亚细亚行省）应当对此满意：负担帝国一部分财政支出，换取永久的和平与安宁。
这并不令人意外，帝国的理念就是应当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得到好处。
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里借极乐世界里的埃涅阿斯父亲之口说出这番话，堪称是对罗马普惠万民的帝国使命最知名的宣示：罗马的命运就是“以法律为和平加冕，宽怀饶恕被征服者，制服那些桀骜不驯者”。同样对罗马的善行表露热忱的还有75年左右的老普林尼，他认为罗马乃是普天之土的保姆和母亲，罗马的地位乃是出于神恩拣选：
她将分散的领地整合起来，以礼仪文明教化万民，将天下民族彼此冲执的语言以通用语（也就是拉丁语）合而为一，改进人类的心性；简而言之，罗马已是天下各族各民的唯一家园。
罗马主宰世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所有人都清楚这是夸饰之词。早在前202年（波里比阿写道），小西庇阿在扎马之战前告诫他的军队，胜利会让罗马成为世界其余地区的主人。这显然是极具修辞色彩的言论，但对大战在即的士兵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从东部地区班师回朝时，庞培在一篇铭文里提到了他的赫赫战功。狄奥多罗斯引用了这篇铭文里的华丽辞藻，“他将（罗马）领地的边界延伸到了世界尽头”（西塞罗也在数年之后使用了这套说辞）。维吉尔笔下的天神朱庇特，承诺将时间和空间都“无边无际的帝国‘赠予’世界的主宰、身着托加袍的人”，也就是罗马人。安喀塞斯神也预言说，奥古斯都大帝作为维吉尔笔下的主神，即将得到这个世界。不久之后，贺拉斯也描述了一幅全世界匍匐于罗马皇帝敕令的场景：即便是“无信仰之心的波斯人”也会遵从皇帝之命。甚至还有更大胆更不切实际的说法，中国人也将顺从。一代人之后，奥古斯都大帝在《功业录》里畅想了一番相似的愿景：奥古斯都已经“征服全世界，让普天之下都归于罗马人民的权力”。天下帝国的叙事至此已是人所共知，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也以此劝说犹太王阿格里帕二世（也是罗马公民），让他以此说辞反复劝阻66年反抗的犹太同胞，不管罗马统治有多么严苛都不要反抗。但最终阿格里帕二世并未成功。
后世仍然有人认为，帝国是件好事。老普林尼创造的一句名言常为后世引用：罗马和平的无垠伟大。正是得力于罗马和平，人们才得以欣赏大千世界的多元奇妙。意大利以外的罗马社区与个人也持相同观点，尽管他们对罗马和平并不总是毫无批评。与小普林尼同时代的塔西佗出身于山内高卢或山外高卢家族，他就非常清楚帝国的弊病。塔西佗引证那些据说朴拙单纯的日耳曼人的观点，作为讽刺帝国腐败的绝好反证。尽管如此，塔西佗仍然坚持罗马的理念，谴责那些威胁帝国完整的人。他在同一本书中写道，布鲁克特利人刚刚遭遇日耳曼同族屠杀，这表明天命仍然青睐罗马，毕竟“帝国仍旧处境艰难，经历连番厄运”，敌人内部的倾轧不和就是帝国最好的屏障。据塔西佗颇具先见之明的预言，日耳曼人就是罗马最危险的敌人。
塔西佗现存著作里，对罗马帝国秩序最引人注目的辩护，就是70年那篇归于佩蒂利乌斯·塞雷亚里斯名下的演讲。佩蒂利乌斯是当时韦斯巴芗的莱茵兰军团长，他这篇演讲是讲给降顺的高卢叛军的。佩蒂利乌斯表示，在罗马人到来之前，高卢人已在无休止地自相攻伐，与日耳曼入侵者也斗得不亦乐乎；现在好了，他们享受着罗马占据莱茵兰带来的和平，拥有了罗马人的保护，付出的仅仅是必要的税收而已（这番说辞与西塞罗谈论亚细亚行省的主张类似）。这么说的理由是，“国家之间的和平不可能在没有武力的情况下存续，更不用说是不发士兵军饷的武力，或是不收税款的武力了”。高卢人现在也是罗马公民，分享军队与行省的指挥权；当贤帝统治，他们一体受惠，尽管“野蛮人也会就近袭扰高卢人”。可如果罗马统治终结的话，当地战火也会重燃。“（罗马）八百年累积的财富与秩序建构起这套统治体系；要想解体罗马帝国，解体者就得先被消灭。”这篇演说实乃一面之词，佩蒂利乌斯的声明也是如此，“罗马进入高卢，是应高卢人的请求，抵抗日耳曼入侵者”（1世纪的时候，高卢出生的总督或是将军仍然不算很多）。尽管如此，这篇演说仍然是现存最为直率的一篇拉丁文文献，论证罗马统治其他民族的合法性。
与塔西佗同时代的普鲁塔克也认定了帝国的神圣性。普鲁塔克表示，罗马乃是“普天之人的温暖家园，既神圣又仁慈。罗马是坚不可摧的擎天之柱，也是永矢咸遵的人间至道”。2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阿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斯也在他写给罗马的公开赞词中，慷慨颂扬罗马在世界范围内无远弗届、蒙天庇佑的统治，有着远至大洋、红海与尼罗河瀑布的影响力。尽管罗马的统治显然并未涵盖此边界之外的世界其余地区，阿里斯蒂德斯仍然高兴地看到，罗马霸权覆盖了世界文明之地，罗马人的智慧也以一个个军事据点和戍守部队拱卫着这块区域：“安营扎寨的军队就像坚固的堡垒一样，环绕拱卫着文明世界”。
同样信心坚定的还有阿庇安，他是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人，是退休的行政长官。阿庇安认为，罗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是审慎、幸运与智慧的产物；多亏两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全，罗马人至此已经占据了世界最好的土地与海洋，以堡垒一样的雄兵守卫着这些地区（使用了与阿里斯蒂德斯相同的比喻）。罗马人也没有任何兴趣将统治延伸到这块区域之外，那里的蛮族贫穷又无用。事实上，身在罗马的阿庇安曾经目睹各族派人请求罗马统治，却都遭到驳回。数十年后，迦太基出生的好斗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也在谈论灵魂本质的时候加上了一点略带讽刺的赞词：在他看来，罗马秩序的好处会造就越来越大的人口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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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并不总是以崇敬之心千篇一律地看待罗马霸权。前155年，卡尔内阿德斯将罗马的地中海霸权贬斥为不公不义，此言着实让听者感到不安。其实，卡尔内阿德斯仅仅将这种观点看作学术工作，以平衡自己之前的那些溢美之词（见第四章）。波里比阿对罗马霸权同样爱恨交加。他赞颂罗马主人有着令人钦佩的国家体制和个人品行，将罗马人发动的一部分战争视为正义之举。不论是与迦太基的战争，还是与伊利里亚人的战事，甚至还有与波里比阿自家的亚该亚联盟的战斗，他认为这些战争都或多或少有其必要。不过波里比阿还是承认，另外还有几场战争并不算正义。即便是与汉尼拔和迦太基的战争，主因也是罗马占领撒丁岛（在波里比阿看来），这给了迦太基人开战的合理性。更过分的是罗马人对马其顿王珀尔塞乌斯的战争，这完全是罗马的单方决定。前149年对迦太基的攻击也是如此。事实上，就在波里比阿开始讲述自己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对罗马的感情已经明显疏冷了。
一些外邦评论家的措辞要严厉得多。罗得岛的作家安提西尼（比卡尔内阿德斯稍老的同时代人）创作了一篇神谕体的讽刺文章，以预言的口吻表示，意大利的毁灭是对罗马人洗劫亚细亚的惩罚。同样尖刻的还有一份希腊语文献，据说是出自前1世纪初犹太人之手的神谕，文中预言说，罗马从亚细亚掠夺的财富，亚细亚将夺回三倍，还要奴役二十倍的意大利人，让他们“挤满罗马的大街小巷”。历史学家迪奥也提到，一则神谕曾让提比略皇帝大为光火：神谕中预言，罗马将在“三百年后”毁于内战。迪奥还写道，64年罗马城大火之后，这则神谕一时间又广为传播。
无论罗马人还是外邦人，有识之士都会在赞颂崇拜之余冷静地意识到，帝国带来的不仅仅有弊病，而且还有实际的罪恶。罗马人对于“自私自利”的指控非常敏感，总是迫不及待地反驳这一指控。他们指出，早在前190年，大西庇阿及其弟弟卢基乌斯·西庇阿率军征讨小亚细亚的安条克，途中就向米利都附近的赫拉克里亚人保证，罗马人此行对他们和全体希腊人的福祉都会加以关心照顾。和后来的佩蒂利乌斯·塞雷亚里斯一样，恺撒也曾宣称，他征服高卢是为了保护高卢人。奥古斯都大帝的崇拜者也认为，皇帝进行的征服是为了打造帝国的安全边界：奥古斯都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没有进行更进一步而又并不必要的领土扩张。
而与此同时，罗马人往往也对他们的战争和霸权感到矛盾。普劳图斯不但编排过埃皮埃库斯那个讽刺笑话，也在另一出剧作中安排了一名机灵的奴隶，借他之口嘲讽罗马人的“胜利”多么司空见惯：“伙计们，我没拿下一场胜利，不要惊奇。所有人都在赢，我对此却不感兴趣。”当时的罗马精英一方面对战争、战利品和外省税收带来的高额回报心动不已，同时也迫不及待要持续追踪这些丰厚回报，避免它们脱离掌控：元老院在前170年下手惩罚了卢克莱修在希腊的暴行；前171年，元老院下令限制西班牙的重税政策；在之后的前2世纪末，皮索及其后继者也同样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来抑制弊政。
对弊政的关切，就像虐行本身一样不会消失。在前71年的一场公民大会上，当选执政官的庞培坦率地承认了罗马在各行省的弊政，还承诺加以改革，赢得了热烈激情的掌声。但即便如此，政治因素与关系的盘根错节，都让那些犯法者胆大妄为，也让他们的伏法变得没那么容易，比如前151年至前150年间的卢库鲁斯和加尔巴，前106年抢劫托罗萨财宝的卡埃皮奥，还有在西西里岛施暴的维勒斯。和卡埃皮奥一样，维勒斯也溜之大吉，躲过了判决（当年的执政官庞培并没有出力搜捕维勒斯，尽管他曾发表了那篇演说）。最后，还有前68年至前67年间臭名昭著的喀提林，他在阿非利加行省的虐行举世皆知。而在冯特乌斯一案中，这位前1世纪70年代中期的山外高卢总督，他的善行也好，劣迹也罢，对于辩护人西塞罗而言都只不过是人为编造的所谓虐行，只因控告冯特乌斯的人都是外省人：此时高卢人被罗马征服仅仅过了数十年而已。
西塞罗的著作中，关于罗马帝国主义也反映出类似的矛盾态度，或者说是双重标准。不论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他都会赞颂帝国的荣耀和利益，但同时也清楚帝国的种种弊病。西塞罗在前70年控告维勒斯的时候，列举了维勒斯在西西里岛总督任上种种未受惩罚的不法行径，还指控维勒斯举行过一场麻木无感的游行式。三年之后，西塞罗敦促选民授予庞培前所未有的宽泛职权，用以平定海盗。他在演说中坦率承认，以前的东部行省总督让当地人仇恨罗马的统治。西塞罗晚期著作《论责任》中也再三承认，各个行省常常惨遭罗马人的抢劫和暴政。他在前51年到前50年出任奇里乞亚总督的时候，也向元老院如此抱怨。作为奇里乞亚的行省总督，西塞罗必须与那个行事残忍而又令人尴尬的斯卡普狄乌斯打交道，此人也是布鲁图斯的收债人。西塞罗发现，无论是自己与布鲁图斯的高贵友谊，还是布鲁图斯本人的哲学原则，都不能阻止布鲁图斯支持斯卡普狄乌斯，也未能阻止布鲁图斯批评西塞罗为抑制斯卡普狄乌斯暴行而做出的善意努力（见第三章）。
其他罗马人，也意识到了罗马对待外省和外省人的种种过失。西塞罗同时代的年轻人萨鲁斯特就是个苛刻的道德家。萨鲁斯特晚年时期（此时他住在奎里纳尔山奢华的别墅花园里）就指斥罗马人特别是罗马精英，说他们抢劫和压迫被统治的各民族以及罗马平民。当然了，相比于外省人所受的摧残苦痛，萨鲁斯特终究还是更关心他的罗马同胞。迦太基的毁灭结束了所有外部危险：“奢侈之风开始惑人心智，祸乱罗马。”先是罗马贵族，然后是打胜仗的士兵，最后甚至连罗马城内的穷人都开始追逐财富和奢靡：这也意味着共和国的衰亡。
十年之后，李维给自己那部里程碑式的史著作序。他既评论了罗马历史的光荣，也向罗马人提出了警告——正是美德成就了罗马，铸就了帝国，但财富也带来了一发难收的腐败，“一直到了这个时代：我们既不能容忍自己的罪恶，也无法接受惩治罪恶的解方”。其他作家也纷纷撰文，抨击帝国的腐败势力。哲学家塞涅卡的外甥卢坎（有一段时间）是尼禄最宠幸的诗人。他撰写的史诗《法沙利亚》，开篇就用一篇立意鲜明的题录谈及了恺撒内战。与萨鲁斯特相呼应，卢坎指出，罗马在恺撒时代自以为是的那些失败都源自罗马的对外征服。由于世界霸权与变幻多变的命运，罗马人得以觊觎堕落腐化的财富、奢靡与淫邪，结果招来了嫉恨和互相屠杀（同在尼禄时代的罗马人佩特洛尼乌斯也以一则短篇史诗呼应了他的观点，谈的也是恺撒内战）。
2世纪初，塔西佗明确指出，即便新的罗马帝国政治不似之前的共和国那样压榨成性，仍有大把机会剥削外省人。这些机会有时得到了帝国政府的纵容，有时则没有。暴政会引发一场场大叛乱，正如21年的高卢人、28年的弗里斯人、尼禄时代的不列颠人。在上述案例以及其他案例中，塔西佗记下了被统治者显而易见的不满对象：严苛的总督和官吏，腐败，重税。塔西佗也详细记载了几次针对腐败总督的控告，之后相应的审讯（尽管并非总能得到审讯），还有几次皇帝或者大臣们居于其中的两难境地。一百年后，迪奥就坦坦荡荡地记述了帝国主义者的不法行径。比如说，奥古斯都大帝时代的罗马人大肆镇压潘诺尼亚人、伊利里亚人和日耳曼人，还有尼禄时代不列颠人遭逢的苦痛，以及图密善在北非对纳撒蒙部落的残忍屠杀。即便是在迪奥生活的时代，卡拉卡拉也对亚历山大里亚公民痛下杀手，只为报复他所受到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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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往往也乐于敞开胸怀，将那些对罗马的尖刻批评写进史著。恺撒本人就在著作里罕见地提到这部分内容。他用了一整段演说，记录前52年高卢大起义期间，高卢英雄维尔琴格托里克斯手下副官克里托格纳图斯的事迹。这位副官敦促高卢人团结在他身边，在被围困的阿莱西亚战斗到死。恺撒称这篇演说独一无二，认为其内容残忍之至，因为克里托格纳图斯主张，哪怕同类相食也要抵抗到最后一刻。不过恺撒还是在著作中称颂了此人的坚定意志和高贵品格，还有他的修辞之力，因为这些都同样适用于遭遇类似困境的罗马人。
除此之外他们还想要什么，还在追求什么？难道是他们出于嫉妒之心，希望定居在拥有高贵名望与军事实力的人民（罗马人）的地盘和国度？他们已经学到了这些名望与实力，也给罗马人加上无穷无尽的奴役和镣铐？就为了这一条准则，他们总是会为自己而战。
随后，萨鲁斯特让米特拉达梯的本都王国也来指责罗马人，“总是怀有向全世界各国、各族与列王开战的深厚恶习，对领地与财富有深入骨髓的贪欲”。罗马拥有的一切都是偷来的：家园、妻子、土地和帝国。罗马人已“成为全世界苦难的渊薮”，他们甚至抢掠并消灭盟友和朋友，认定所有不愿顺从他们的国家为罗马的敌人。“罗马人向所有人秀肌肉，那些带来最多战利品的国家和民族往往被罗马揍得最惨。胆大妄为、背信弃义与连绵战争，让罗马得以伟大。”数十年后，历史学家特洛古斯在他的世界史里记载，本都国王被迫再度臣服罗马的时候痛骂，罗马的整段历史就是犯罪、机会主义与贪婪的记录。罗马的建城者育自母狼：“整个罗马人种都有狼的灵魂，他们嗜血永不餍足，饥饿欲壑难填，对财富与权力的贪欲无有竟时。”
塔西佗与迪奥接过了批判大旗。塔西佗的著作里反复引用被压迫的不列颠人的说法。而在岳父阿格里克拉的传记里，塔西佗记载说，布狄卡时代的不列颠人在布狄卡大起义前，彼此反复倾诉着对罗马人的憎恨；塔西佗《编年史》记载说，布狄卡在最后决战前曾提醒不列颠人，因为罗马人做过种种错事，不列颠人有权奋起复仇。最著名的宣言出自卡莱多尼亚将军卡尔加库斯之口，此人率军参战，与阿格里克拉麾下的罗马军团交手。战前，卡尔加库斯以雄辩滔滔怒斥罗马帝国的罪恶与贪婪。
他们是全球的掠夺者；一旦陆地上的抢劫所剩无几，他们就会把目光转向海洋。如果敌人有钱，他们就贪婪异常；如果敌人穷苦，他们就渴求权力。东方和西方加起来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既贪恋巨富之地，也觊觎赤贫之土。抢劫、屠杀、强盗，他们谎称这是帝国。每当弄出千里赤地，他们就称之为和平。
历史学家迪奥浓墨重彩地撰述了布狄卡引领的不列颠大起义，借女王之口激情满怀猛烈抨击，尽情讽刺罗马帝国的镇压政策与道德堕落（特别是尼禄本人的道德堕落）。迪奥笔下的主题与之前的历史学家大体相同，但并不是文字叙述上的模仿，只是因为外邦人所受的冤屈数百年来都没有改变。
当然了，这些厉言指责不大可能与现实对应得严丝合缝，即便一两个战俘对他们听到或看到的东西也只是口耳相传。既然斥责之言被历史学家写进了作品，它们就非常重要。即便历史学家对帝国主义怀有好感，他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和不同时代的读者一起，从那些受苦受难而非既得利益的族群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帝国。在讲述帝国罪恶的时候，他们自然也在显示自己的文学技艺。这些公开的斥责固然很少，但是它们与历史学家揭露罗马帝国弊端的意愿相吻合，也为历史学家的作品注入了完全的生命——尽管罗马自己也在努力纠正这些弊端，但这些弊端依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