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如何成为罗马帝国？
塔西佗记录了阿格里克拉在不列颠行省的文化改造工程，这也是古代文献中仅见的罗马人鼓励外省人接受罗马生活方式的记载。尽管老普林尼的赞词也已经清楚昭示了这一点（见第九章）。目前并没有其他行省总督或高阶官员的传记存世，因此有关阿格里克拉的做法是否罕见、是否独特，所有的争论都不可能有最终的答案，也将一直争论下去。不过，罗马帝国政府认识到向外省人展示罗马生活方式的好处，这一点在塔西佗的著述中有所体现。为什么罗马要在49年的坎努罗杜努姆建立退伍老兵为主的殖民地，塔西佗的回答是：“建此殖民地，以巩固平叛力量，引导外省人履行法律职责。”——尽管这两项任务从一开始就以悲惨的失败告终（傲慢自大的殖民者与他们的城市都在61年被布狄卡连锅端了）。第二年，也就是50年，莱茵兰的阿格里皮娜殖民城在奥皮杜姆·乌比奥鲁姆建成，这里是乌比人的主要城市。阿格里皮娜殖民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更为成功的据点，尽管这里的市民在70年被迫加入了巴塔维人的叛乱，但他们还是拒绝伤害本市的罗马殖民者。市民表示，通婚已经让本地居民与罗马定居者合而为一。很快，阿格里皮娜殖民城就重新宣布忠于罗马。
塔西佗在著作中明言，他的岳父阿格里克拉发现有大量不列颠人诚心归顺罗马（对塔西佗而言，甚至有点过度诚心）。对外省社群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接纳统治者的文化方式会获得罗马人对他们的认可（一旦与那些不接受罗马生活方式的邻国发生纠纷，还可能得到罗马人的偏袒）。除此之外，正如塔西佗坦言，希腊和罗马文明本身就有许多特色颇具吸引力。时至前100年，希腊学很自然地成为修辞学，吸引了西班牙南部不少志存高远的学生，他们在比提尼亚语法学家阿斯克莱皮亚德斯的教授下勤奋向学。拜内西班牙总督所赐，罗马的法律语言与法律概念也在同一时期影响了凯尔特·康特雷比亚人。前1世纪70年代的科尔多巴还只是个混杂了本地人与罗马人的外省小镇，但就是这么个小镇也出现了土生土长而且教育程度甚高的几个诗人，称颂当地的行省总督梅特鲁斯。
以罗马为蓝本建造城市公共设施，也是各地显贵邀宠获誉的现成办法，正如阿格里克拉治下的不列颠精英所做的那样。36年，迦太基城西南120千米处的图加镇（今天的沙格镇）就已经配备了富丽堂皇的广场、神庙，还有已经追封为神的奥古斯都大帝的祭坛，以及其他恢宏的建筑。经手这一切的是赞助人波斯图米乌斯·齐乌斯，一个确凿无疑出生于当地的罗马公民。这些设施上的题词骄傲地记载着，这些都由齐乌斯“自己出钱修筑”。在图加镇以西300千米、临近努米底亚首都锡尔塔的地方，有个建于陡峭山坡的小城提迪斯。在2世纪与3世纪，这个小城也在当地精英的主持下建起了公共建筑与雕像，其中最著名的建设者就是修建了“安东尼长城”的洛里乌斯·乌尔比库斯。此人也为自己的家族兴建了宏大的环形陵墓，这座豪华陵墓至今仍然矗立在小镇之外，那里一定是他们的家族产业。一百年后，提迪斯出现了另一位恩主科切伊乌斯·法乌斯图斯，从名字来看，此人祖先的公民身份可以追溯到96年到98年间的罗马皇帝马库斯·科切伊乌斯·涅尔瓦。类似的慷慨之举在帝国境内非常普遍，甚至一直延续到帝国后来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最近发掘于萨迪斯（亚细亚行省主要城市之一）的一篇211年的铭文显示，该市最近大肆庆祝了一座宏大浴室-体育馆外层的镀金工程，提供资金的正是两名祖上曾担任执政官的女性：安东尼亚·萨比娜，弗拉维娅·波利塔。
一种古老的观点认为，帝国政府是在西部行省、北非和巴尔干地区主动推行了所谓“罗马化”计划。今天的学界已经不再将这种观点视为理所当然了。外省人主动选择了罗马化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语言），这种选择早在前100年的那些旧行省中就已经非常主动了。从意大利而来的定居者在各大行省安家落户，帝国的各个角落连绵不绝地建起一个个罗马殖民地和其他城市中心，再加上自恺撒时代以来，意大利以外的个人与社区都越来越多地得到了拉丁公民权与罗马公民权，这些都给外省人树立了足够多的榜样，促使他们效仿并炫示罗马文化。对于外省人而言，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期待得到承认，并且得到回报。
至于什么时候能得到罗马人的承认、外省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罗马的当权者是谁。如果外省有一到两个富裕的实权人物正在罗马任职，往往也能对这个外省有所帮助。如前所述，前49年恺撒在加的斯普发公民权，肯定也得益于加的斯头面人物巴尔布斯与独裁官本人的密切友谊（即使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此）。40年左右，山外高卢的维也纳得到了“罗马公民权的丰厚恩赐”（克劳狄乌斯皇帝如此认为），正是拜当地显贵瓦勒里乌斯·阿西雅迪库斯所赐，这个人在35年和46年两度出任执政官。这项德政甚至一直到阿西雅迪库斯后来失宠于克劳狄乌斯之后还得以保留。44年，克劳狄乌斯本人也为毛里塔尼亚的瓦卢比利斯市居民欣然授予公民权和其他特权，酬谢他们帮助罗马镇压本地叛乱。这件事之所以能办成，也要归功于当地头面人物瓦勒里乌斯·塞维鲁亲往罗马进行请愿（其父博斯塔尔有一个布匿名字）。西班牙的普通外省社区之所以在73年升格为拉丁地区，也许要归功于韦斯巴芗的密友兼近臣李锡尼乌斯·穆西亚努斯。如前所述，穆西亚努斯本人大概也是个西班牙人。阿非利加行省苏尔特湾的吉格提斯本已成为拉丁自治市，也在2世纪40年代获得了拉丁公民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该市的优秀市民塞维里乌斯·德拉科·阿尔布西亚努斯，这也让该市的所有元老（不仅仅是长官）都成了罗马公民。
授予罗马公民权或是拉丁权，体现的是罗马各级当局最感兴趣的事：让外省人在政治上服从管理，而且能更好地合作。这些都是帝国政府的举措，比各省总督的教化行为更有说服力。如果一个社区能更熟练地运用罗马语言，使用罗马法律，遵循罗马的教育规制，采行罗马的宗教仪式，那么它应该也能更可靠地定期缴纳税收，推行罗马的关键性法律（尤其是有关财产权、继承权和商业的法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帝国各地社区都由当地的精英统治，这些精英也成为帝国推行激励政策的主要目标。阿格里克拉与他的女婿兼传记作者都将这种相互作用视为天经地义：总督阿格里克拉把重点放在罗马文化的教化上，特别是修辞学上，而作家塔西佗则以讥刺的语调列出了一系列由此产生的“罪恶”。石柱廊（奢华别墅的代称）、浴室、奢华的晚宴，这些只有富裕的不列颠人才能消受得起。作为昂贵的服饰，此时的托加袍也主要穿着于官方场合。
这套方略当然也非常有效。如果普通市民也开始用简单的拉丁语交谈，使用罗马青铜或是白银货币以及其他帝国造物，比如罗马度量衡、罗马建筑技术，那么他们就能够同罗马商人和官员打交道了。毫无疑问的是，罗马总督与当地精英乐于见到这种涓滴效应。只不过，这种程度的“罗马化”仅仅停留在个人事业层面，不大能下沉到一个行省90%的人，更不用说居住于城市以外的人了——他们与罗马当局和罗马文化的联系非常有限。对于普通外省人，尤其是乡村居民而言，掌握一些拉丁语和少量罗马文化的最流行手段，还是应征入伍成为卫队士兵，如果在东部行省他们也可以选择加入罗马军团。
与罗马人社区临近也会促成文化趋同。克劳狄乌斯皇帝在46年写在青铜石板上的一封敕令至今犹存。皇帝在敕令中宣告，他将授予特里登图姆（今天的特伦托）以北的三个阿尔卑斯山小社区以罗马公民权。这样一来，罗马公民的范围就抵达了山内高卢地区的最北端。这几个社区不但早就自认为是罗马人，而且按照特伦托人的说法，“除非将他们的繁华市容弄得破败不堪，否则不可能将他们赶出特伦托”。事实上，克劳狄乌斯皇帝还补充说，来自这三个社区的人可以进入罗马军队百人团，其他人则选入皇帝的近卫军（这件事他已经得知）。有幸进入近卫军的人，有的会成为百夫长，也会有少数（显然是有钱人）进入罗马备受敬重的陪审团。这一切都令皇帝感到惊讶——准确地说，前面几任皇帝对此也并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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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与近东地区沐浴在教化万民的希腊化文化中已经很久了，也已经习惯说希腊语，特别是那些高度城市化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罗马人的生活方式长年受希腊化影响，因此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同而又更为精细的文化影响。造访或定居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意大利人、罗马殖民地的定居者、前往意大利参观的东部行省居民，还有在罗马军团或卫队里服役的人，所有这些人都让外省进一步罗马化。再加上外省人需要与罗马统治者打交道。不论是在当地还是在罗马城，这些统治者通常都性情和善，但也会有例外。
对罗马皇帝的狂热崇拜，源自希腊与东部各地的宗教模式（下文将述），这也是东部行省罗马化的最大特征，再加上罗马公民权的普及，东部居民有人进入元老院，也有人成为骑士等级的精英。像是普鲁塔克、阿里安、阿庇安、迪奥这样的作家，他们都将这种文化二元性视为理所当然：身为东部地区已经罗马化的上层希腊人，他们很轻松就可以与意大利人和西方显贵结交，出任公职或祭司之位。他们往往在自己的故土身居要职，也会出任罗马的高阶官职（普鲁塔克除外）。另外一个有名的罗马化东方人是马可·奥勒留的希腊语教师兼密友，或许还是史上最富裕的雅典人，赫罗狄斯·阿提库斯（全名是维布利乌斯·西帕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阿提库斯·赫罗狄斯。像同时代的许多罗马人一样，他有两套全名）。他的一生非常忙碌，其中包括143年出任执政官的经历。赫罗狄斯的妻子阿皮娅·安妮娅·雷吉拉，出身于2世纪以来罗马最高的社会阶层（雷吉拉的亲戚中，有安东尼·庇护与马可·奥勒留两任皇帝的皇后），她最终死于非命，这一丑闻曾让赫罗狄斯备受非议。赫罗狄斯曾慷慨赞助雅典娜女神节等节日，还为希腊全境各个城邦与祭祀中心慷慨修建了一系列建筑项目（今天雅典卫城下面已复原的剧场就是其中之一）。身为演说家与知识分子，赫罗狄斯也赢得了广泛的名声。
与赫罗狄斯几乎同时代，阿波诺忒伊库斯的亚历山大也魅力过人。尽管表面上看并不是罗马公民，亚历山大还是一方人望。正是他成功开始了这座小亚细亚沿海城市（现在黑海边的伊内博卢）的蛇神崇拜。不但当地的虔诚者对他奉若神明，就连不少有头有脸的罗马人也对他倍加崇敬，其中就有不走运的塞达狄乌斯·塞弗里亚努斯（见第六章），据说还有马可·奥勒留手下参与多瑙河战事的指挥官——尽管照那位怀疑主义讽刺作家琉善的说法，此人乐观满满的预言促成了罗马人的一场场灾难。但很显然，亚历山大打造的蛇神格利康在东方人和西方人中间都很受欢迎；不但如此，题献铭文与画有格利康的硬币都证明，蛇神崇拜不但传到了远至多瑙河诸行省和叙利亚等地方，而且还比先知本人活得更长，一直延续到3世纪（那条最初的蛇大概也活到了这么久）。
浴室与体育馆等城市公共设施，长期以来都是希腊各城邦的标志，但它们正是在罗马统治时期才得以在规模、数量与便利性上有所提升。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到3世纪中叶，由于地中海东部地区长期和平，大型公共工程加速兴建，尤其是从2世纪以来。比如以弗所那条长达500米的大道；而安条克那条大道更是以弗所的4倍多长。同样在以弗所，当地人尤利乌斯·阿奎拉·勃利马埃亚努斯（110年的执政官）在图拉真时代修筑了塞尔苏斯图书馆，并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父亲塞尔苏斯曾在92年成为最早生于亚细亚行省的罗马执政官）。叙利亚南部的富庶小城格拉萨（杰拉什）到200年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廊柱大街，新建了一个宙斯庙、一个祭祀城市主神阿尔忒弥斯的巨大神庙（这两个神庙都修筑于2世纪末）、两座附带裙房的罗马风格剧院，还有两座建于哈德良时代或更早时期的巨型拱门。
与以弗所、格拉萨和其他东方中心城市相似的是，更东边的绿洲古城帕尔米拉城也拥有自己高拱华饰的大街、气势宏伟的神庙。这些神庙都于1世纪到3世纪间修建或改进。帕尔米拉人的崇拜对象堪称一座万神殿，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阿拉伯、希腊还是罗马的神祇，他们都照单全收。不仅仅是罗马殖民地，一些东部城市也玩起了罗马人的另一项消遣活动，那就是角斗士格斗。少数几个城市有自己的专属露天竞技场（罗马人的发明），比如科林斯、帕加马、萨格拉塞斯和亚历山大里亚。但其他几个城市的角斗士表演仍在现有的剧场进行，只是略加修整以适应角斗士表演，就连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剧场也不例外。这让小普林尼与普鲁塔克同时代的修辞学家兼哲学家迪奥·克里索斯托姆非常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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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文化的借鉴影响常常与各地文化的生命力融合在一起。无论在东部行省还是西部行省，当地的艺术风格都适时吸收了罗马的影响，就像曾经的希腊风格艺术。在小亚细亚的卡里亚，距离以弗所150千米的内陆地区，阿佛洛狄西亚斯老城发掘出了丰富的卡里亚大理石遗存，它们从很早就开始加上罗马人的趣味。该城不但出现了异彩纷呈的高雅雕像与建筑，时间下至5世纪（包括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各大人物的生动画像，比如克劳狄乌斯、小阿格里帕和尼禄），而且当地雕塑家的足迹远至奥林匹亚和罗马。形制略显简单但同样生动的艺术风格，也在多瑙河这种边疆地区涌现：比如默西亚的特罗帕埃乌姆·图拉真尼（邻近多瑙河三角洲的阿达木克里希），那里在109年建起了大型圆柱纪念碑，上面描绘了图拉真在达奇亚战场上的详细战斗场面，气势恢宏又活力四射。这些纪念碑别开生面又彪炳煊赫，展现了罗马帝国对战争和征服的赞颂。
1世纪末，在高卢与莱茵兰的大部地区，凯尔特-罗马混合形态的新型宗教建筑得到发展，今天我们习惯称之为“法努姆”（圣所）。这些圣所建造于已有的凯尔特圣地上，绝大多数现在都只能靠航拍照片才能辨认出来。它们的规模大小不一，但却整齐划一地拥有一座或环形或方形或八边形的塔楼，周遭则是四边形的有顶柱廊。人们通常认为，这些法努姆都源于前罗马时代形制更为简单的木质建筑，后来加上了专为游行仪式而建的环塔楼柱廊；不过，学界的争论仍在继续，这些法努姆中进行的仪式也好，信仰的教义也好，这些具体内容都尚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根据考古证据显示，罗马时代的法努姆几乎都在1世纪末或2世纪建成，数量超过800个（迄今为止找到的）。
更具体来说，2世纪与3世纪初的艺术作品也都展现了罗马风格与其他风格的融合。2世纪的一块东部纹饰墓碑就是个生动的案例。墓主人大概是帕尔米拉人，根据帕尔米拉字母撰写的碑文显示，墓主名叫萨布迪波尔，他的三个孩子都有名有姓，额头正对着观看者（这是东部地区常见的习俗，通常也被认为是受波斯风影响的产物），但是空间深度和雕刻细节都体现了希腊化的罗马风格。绘有亡者卧姿的纪念碑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雕塑主题（埃特鲁里亚艺术一度也热衷于这种风格）。年轻的萨布迪波尔身着希腊式的“辛赛西斯”（晚宴长袍），擎着装饰过的饮杯，侧卧在华美的卧榻上，准备他的最后一次晚宴，身后站着的是他几个正在悲泣的孩子。
不列颠北部也出土了一块200年左右的墓碑。这块石碑为殉道者维克托而立，比萨布迪波尔墓碑略显简单。立碑的人是他的前任主人努美里安努斯，正在不列颠行省服役的阿斯图里亚斯西班牙骑兵。他显然对自己解放的这位20岁释奴维克托哀泣不已。墓碑上的维克托斜卧在睡榻上，身着进餐礼服，一只手抓着一尊饮杯，另一只手则握着一小束叶子。树叶造型显示，雕塑家也许是个帕尔米拉人，这块石碑也是3世纪初帝国境内人文艺术风格大融合的见证。造型更佳的是不列颠北部的另一方墓碑，刻着雷吉娜（Regina）的形象。雷吉娜是另一名帕尔米拉人巴拉特斯的自由人妻子。墓碑上的雷吉娜一身正装，佩戴首饰，身边还有羊毛篮子和织布机。鳏夫巴拉特斯还以帕尔米拉语加了一句悼词：“雷吉娜，巴拉特斯的解放女奴，安息吧！”悼词上方则是巴拉特斯手撰的雷吉娜墓志铭。这篇拉丁语墓志记载说，雷吉娜（去世时年仅30岁）是个卡图维拉乌尼安人，也就是那个诞生了罗马早期劲敌卡拉塔库斯的不列颠南方部族。
在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的故乡，阿非利加行省的大莱普西斯，有一座胜利的拱门。拱门的腰线上绘制着游行场景，上面出现了皇帝本人、皇帝的家族，以及出席的元老，都是罗马的头面人物，雕工精细，不过他们的形象都正对着观赏者。同样，“塞维鲁浮雕”，也就是绘事明亮的木质肖像画板（大概就是在埃及完成的），上面也刻画了这位君主、其妻尤利娅·多穆娜以及两个儿子的形象。他们的形象混合了东方与罗马的肖像风格，同样直视着观赏者。不过，画像上幼子盖塔的头部是空着的，因为浮雕的绘制时间晚于211年12月，此时兄长卡拉卡拉已经杀掉了盖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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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与希腊语是帝国境内的通用语。拉丁语当然是官方语言，但是其他语言并非泯灭无闻。事实上，多种语言并存对罗马司法当局而言不是问题：塞维鲁皇帝的法学家乌尔比安就强调说，法律受托人可以用任意一种语言接受遗赠，“无论是拉丁语或是希腊语，还是布匿语、高卢语或其他任何一族的语言”。在亚得里亚海以东，希腊语是各级政府的正式语言（即便在罗马人的行政机构也是如此），不过各地母语同样兴盛。阿拉姆语事实上是叙利亚行省、犹太行省和幼发拉底河边疆上几块邻近地区的标准语，其在西部的变种叙利亚语后来也在罗马帝国晚期和拜占庭早期成为叙利亚基督教会的主要语言。在与另一名熟人通信时，乌尔比安还提到了亚述语，认为这是另一门活着的语言（他的观点是，亚述语在正式的司法调查中并不能用）。在18年就并入帝国的卡帕多西亚，当地语言一直到4世纪都还是主流，彼时正是神学家恺撒利亚的巴希尔（卡帕多西亚人）的时代。就好像加拉太地区的凯尔特语，一直保留到了帝国末期，直至拜占庭时代才最终消亡。
西部行省、阿非利加行省与多瑙河诸行省也享受着繁荣多样的语言。布匿语是古迦太基后裔腓尼基人的语言，从列伯提斯马格纳到努米底亚，在北非地区已经成为通用语。2世纪中叶，阿普莱乌斯就对他的继子兼敌人西西尼乌斯·普登斯大加嘲讽，说他只懂得布匿语和少量希腊语，对拉丁语则是一窍不通。五十年之后，塞维鲁皇帝碰上了一件尴尬事。他本人精通拉丁语、希腊语与布匿语（就像诗人斯塔提乌斯讴歌的塞维鲁祖先一样），但据说他妹妹的拉丁语实在糟糕，于是他将妹妹从罗马送回列伯提斯。两个世纪之后，圣奥古斯丁在农村与城市会见了说布匿语的教众，直到6世纪30年代布匿语还在北非大地上广泛传播使用，查士丁尼时代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在拜占庭帝国重新征服该地时还有听闻。史料证明，西班牙的土著语言，包括伊比利亚语、凯尔特语、露西塔尼亚语，都至少沿用到了1世纪初，高卢风格的凯尔特语甚至沿用了更长时间。比如说，即便在2世纪，拉格罗费桑克的陶工还会在一些陶器上用凯尔特语刻上他们的工作细节与姓名，并排摆放的是另外一些刻写着拉丁语的陶器。
帝国在宗教上的多元性同样不必怀疑。罗马长期以来的传统都是将外国的神祇融入自己的万神殿，也习惯了在罗马城为每个神祇建造神庙或圣所，为相关宗教信仰活动提供适当维护。希腊的医疗之神阿斯克勒庇乌斯、小亚细亚的地母神（库柏勒）也在前3世纪入祀罗马：阿斯克勒庇乌斯成了阿埃斯库拉皮乌斯，地母神（这是一种由宦官祭司主持的狂欢崇拜仪式）被严格管理以避免任何丑闻。埃及人信仰的塞拉皮斯神和伊西斯女神，尽管在罗马城内曾经长期禁止崇拜，但后来这些信仰还是赢得了它们的追随者，也赢得了韦斯巴芗、哈德良与塞维鲁等统治者的庇护。2世纪，另一个神祇，也就是印度的密特拉神，则取道帕提亚进入罗马，在罗马士兵那里得到关注之后日益流行（尽管这并不是唯一影响士兵的神）。崇拜密特拉神的地下圣所在帝国全境已经突破了400座，许多都在罗马城内或附近，还有不少位于欧洲边境地带，包括不列颠行省。伦敦著名的密特拉神庙就是明证。
凯尔特诸神与女神也在罗马西北各省保住了地位。与其他各地的神祇一样，凯尔特诸神也很受重视，地位和希腊罗马的诸神相同。这样一来，主圣所位于不列颠阿奎埃·苏利斯（今天的巴斯）的温泉疗愈女神苏尔，视同智慧女神密涅瓦。还有凯尔特的战争之神卡穆罗斯，也很自然地与战神玛尔斯联系到了一起，殖民地坎努罗杜努姆的名字也来源于此。同时尊奉罗马诸神与各地神灵，是高卢圣所“船夫之柱”的一大特色，朱庇特、塔沃斯·特瑞伽拉努斯、伏尔甘、埃苏斯都在这里得到供奉。这一个高高的四方石柱建筑，四层基座上刻着基线浮雕，还有称颂各个神祇的铭文。船夫之柱建于提比略皇帝在位期间，建造者为帕里西亚齐水手，这是一批来往于塞纳河、范围直达鲁特里亚（巴黎）的人。帕里西亚齐是帕里斯人的首都，他们的族名也成为这座城市的名字。
凯尔特女神艾波娜是马的形象，并没有相应的罗马神祇，但它在罗马西部诸省和巴尔干地区同样大为风行（而且据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的轻蔑说法，她至少吸引了一名1世纪的罗马执政官）。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不那么著名的神祇，比如高卢、山内高卢与莱茵兰人尊崇的马特瑞斯三神（它们最著名的形态就是“马特瑞斯·奥梵妮”），露西塔尼亚神祇安多维里库斯，还有在德意志北部的另一名母神尼哈尼亚。这些神祇之所以留存于世，绝大多数是因为信仰旧址都有拉丁文撰写的祭献铭文，也标志着它们与罗马相处融洽。
一神教也在帝国内得以存在，虽然罗马人（比如塔西佗）与希腊人是以好奇夹杂着困惑的心态来看待这类宗教的。卡里古拉在40年要求斐洛等犹太使节将他正式奉为神灵崇拜，犹太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为此卡里古拉罕见地动了怒，毕竟其他外省都同意了。卡里古拉下令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至圣之所安放他的雕像，但幸运的是他在这一命令强制执行之前就遇刺身亡了。意大利的犹太社群也时不时遭遇不公，比如在19年，提比略下令将犹太人与埃及人逐出罗马，因为这些人在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4000名犹太释奴被送去打仗，或在撒丁岛死于盗匪之手，其他人则要发誓放弃信仰，或者离开意大利。这次驱逐依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仅仅过了三十年，克劳狄乌斯就再次命令犹太人滚出罗马（一部分犹太人，或者可能就是基督徒），苏埃托尼乌斯对原因语焉不详，只说是因为犹太人引发了骚乱。但就像之后几百年里罗马城的其他禁令和逐客令一样，这纸禁令很快失效。抛开这些歧视性法令，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总体而言还算友善，当然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除外，那里占多数的希腊公民总是与占少数的犹太人争斗得不亦乐乎，这让克劳狄乌斯恼怒不已。比如在41年，愤怒的皇帝就以一纸长长的敕令直接诫谕两大族群：
我对你们把话说得简单一些吧。除非你们停止彼此之间的破坏和愤怒，否则我不得不向你们展示，一个宽大为怀的领袖在义愤填膺之后会变成什么样。
结果当然正如我们所见，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
犹太宗教不仅早在尤利乌斯·恺撒时代就享受宽待，而且赢得了后续罗马统治者的让步。犹太地区以外的犹太人，一直到66年至70年间的大起义之前都获允寄钱回去维护耶路撒冷的圣殿。这项许可令隔三岔五就要重申一次，因为海外犹太人生活的城市时不时就试图侵吞这笔款项；犹太人也得到保证，有权继续他们世代相传的习俗。此外，从前43年以来，犹太人还豁免了兵役，这可是个很大的让步。尽管在66年和135年发生了严重叛乱，犹太人的宗教也并未遭禁。一直要到二百年后帝国独尊基督教的时候，针对犹太宗教的迫害才宣告开始。少数罗马人甚至成了犹太教的追随者（或者被其他人认为是追随者），其中著名的就有尼禄那个从情妇变成妻子的波佩亚·萨比娜。图密善的表亲兄弟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及其妻子多米蒂拉曾遭遇刑罚，罪名据说是“无神论”，但实际上是出于政治原因。最终，克莱门斯在95年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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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宗教和祭仪招来了罗马的敌意。同是东方舶来的巴库斯崇拜就在前186年受到罗马当局的严格管控——但并未禁绝——原因就是其秘密而又据称颇为狂乱的仪式（见第四章）。250年后，盛行于高卢不列颠的德鲁伊教也遭遇了禁止，因为（罗马人与希腊人声称）这个宗教牵涉野蛮仪式。但其实还存在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德鲁伊教的祭司似乎在时不时地鼓励大家抵抗或是造反。61年苏埃托尼乌斯·帕乌利努斯对安格尔西岛的进攻，69年至70年间巴达维亚人与“高卢帝国”的起义，德鲁伊教祭司都在其中煽风点火。尽管提比略与克劳狄乌斯两位皇帝下达了禁令，苏埃托尼乌斯将军也采取了惩罚性举措，德鲁伊教依然故我地继续着他们的宗教仪式，甚至在4世纪罗马覆亡之后仍然如此。当然他们也更为小心翼翼。
让罗马人瞋目以视而且不时攻击的宗教还有一个，那就是誉谤皆满的基督教。1世纪发源于犹太地区的基督教，逐渐在小亚细亚、希腊的几个城市形成了自己小范围的秘密“飞地”，后来又蔓延到罗马。很快，这个新兴宗教就招来了罗马人的怀疑。塔西佗认为，基督教是个反人类的“毁灭性迷信”；而在八十年后的德尔图良神父则抱怨说，每次只要罗马碰上天灾人祸，事后都会掀起一股愤怒风潮，要求“基督徒去喂狮子！”在长达两百五十年的岁月里，历代罗马皇帝与历任总督都时不时发动对基督徒的攻击。罗马对基督教的高压政策并不连贯，施行地区有时是帝国全境，有时仅限几省。不但如此，打压基督教的理由也并不总是相同。64年的尼禄就让基督徒成了罗马大火的替罪羊。德西乌斯与3世纪后期的继任罗马皇帝都对基督教大肆迫害，据说正是他们的不敬神灵或是无神论之举，才让诸神掉过头来针对已是四面楚歌的帝国。
这一切的背后都体现着罗马人对这个新兴教派的盖棺论定：即便基督教在成长中渐次扩张，同时赢得了上层社会与一些不那么显贵的追随者，但他们依然向罗马人宣扬异己思想，威胁了帝国的福祉。对罗马行政官员和非基督徒的普通人而言，证据就是这些基督徒坚决抗拒加入罗马公民的宗教仪式（在基督徒看来这都是偶像崇拜）。尤其是罗马人会将在位的皇帝视为正式神灵加以崇拜。基督徒的顽固与“无可妥协的刚硬”，即使是温和的各省总督和罗马皇帝也会被激怒，比如约112年的小普林尼与图拉真（普林尼受命调查比提尼亚的基督教教团），还有六十年后在《沉思录》里对基督教大加挞伐的马可·奥勒留。
尽管如此严酷，罗马对基督徒的打压事实上断断续续，不甚连贯，还往往是有选择地执行。比如说，卢格杜努姆的基督教社区在177年前后可能平安无恙地存续了数十年之久。203年罗马在迦太基处决了一群基督徒，这次事件最终流传于世，源于其中一名殉教者的片段记载保存了下来，那是一个名叫维比娅·佩尔佩图阿的年轻贵妇。迦太基殉教事件似乎打破了持续多年的基督教宽容期，但并未让其他公开信仰的基督徒销声匿迹（比如德尔图良，也许就是他编写了佩尔佩图阿的生平行状）。即便是200年之前，在身居高位的罗马人之中，基督徒与基督教的同情者并不罕见，比如说，康茂德皇帝的情妇玛西亚·奥蕾莉亚·塞伊奥尼娅就是个基督教追随者，但她的宗教原则并未阻止她在192年末刺杀皇帝，这一计划也是为了先发制人防止自己遇刺。无论是德尔图良，还是当时的任何基督徒，如果他们知道一百多年以后自己的宗教会成为帝国国教的话，恐怕都会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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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元首制时期还产生了第二种重要的新型信仰：皇帝崇拜。罗马人视其为最重要的信仰。这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整套政治意味浓厚的仪式，源自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也许还与埃及人狂热敬拜君主的传统有关。从前2世纪初开始，“罗马”就以罗马国本身的神圣本质，赢得了希腊人的狂热崇拜。“希腊的解放者”弗拉米尼努斯是第一个领受狂热祭仪的罗马人，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仪式还需要大祭司主持（这种仪式名叫“提忒亚”，一直持续到了普鲁塔克的时代）。庞培大帝成为另一个希腊神灵。而在击败庞培之后，尤利乌斯·恺撒也被不止一个东方政权奉为神灵。前面提到的爱琴海科斯岛上的罗马商人社群也将恺撒敬为神灵。
奥古斯都大帝将两种形态的公共崇拜巧妙地合二为一，打造了“罗马-奥古斯都大帝”崇拜。这种新型崇拜先流行于东部行省，不久又扩散到了西部。前18年帕加马铸造的钱币，就描绘了亚洲教团修建神庙的场景，所谓“亚洲教团”正是该省的宗教组织；而在加拉太省的安塞勒，祭祀罗马和奥古斯都的那座神庙仍然矗立，墙壁上镌写着由希腊语与拉丁语写成的奥古斯都大帝的著作《功业录》，作为他崇尚节俭的证明。而在西部行省，西班牙的塔拉科和埃梅里塔也建起了祭坛，与帕加马的神庙在同一时间里敬奉同一种信仰；塔拉科也在15年继续建造了一座敬拜奥古斯都大帝的神庙，在奥古斯都大帝死后正式尊奉其为罗马的神祇。（奥古斯都本人并未完全将各省对他的崇拜放在心上。塔拉科西班牙颇具谄媚地报告说，有一棵棕榈树已在他的祭坛上发芽时，奥古斯都的评论是，“很明显了，你们经常用这个祭坛”。）
前12年，奥古斯都最小的养子德鲁苏斯就在索恩河畔的卢格杜努姆城对岸建起了“三高卢祭坛”。德鲁苏斯还任命一个名叫尤利乌斯·维尔康达里杜布努斯的人（一个阿杜伊贵族）担任“罗马神奥古斯都大帝”的首任高卢祭司。而在前9年去世之前，德鲁苏斯也在莱茵河畔的乌比城筑起了一座祭坛，作为宗教中心，这里后来也并入了阿格里皮娜殖民城。在纳博讷，也就是之前的山外高卢，树立皇帝信仰要花更多的时间。但在11年，也就是奥古斯都生命将尽的时候，罗马殖民地纳博讷还是筑起了一座祭坛，敬献奥古斯都的守护神，以及他的内在神灵。两篇存留至今的铭文也详述了相关宗教仪式的细节。
罗马行省治下各社区也会选举产生高阶代表，出任行省会议的成员，负责在一年一度的大会上执行必要的宗教仪式。获选的贵族则要主持会议，他们被称为行省祭司。这些职位都显赫至极，特别是祭司之职。尤其是东部行省的首席祭司一职，出任首席祭司的人拥有在铭文上留下姓名的荣耀。自然，这给各省显贵打开了一条让自己从贵族群体中脱颖而出的途径。行省会议同样扮演着行省代表机构的角色，这个机构可以向总督乃至皇帝提出建议、申诉或是祝福。尼禄在位期间，克里特岛的巨头克劳狄乌斯·提马克斯就夸口说，他有权决定该省议会是否按惯例投票，通过一项感谢卸任总督的决议。这番披露非常不智，也招来了罗马元老院对他的愤怒。不过，他的说法也是各省实际情况的写照。如前所述，3世纪30年代的高卢行省会议还出现了权势更大的森尼乌斯·索勒姆尼斯（见第七章）。
罗马陆军，当然还有罗马海军，也都一丝不苟地执行了对皇帝的崇拜，正如幼发拉底河畔杜拉-欧罗普斯出土的3世纪初《节庆年历》中详细记载的那样。223年至227年，年轻的皇帝塞维鲁·亚历山大在位期间，一支帕尔米拉卫队士兵就驻扎在这里，年历就是他们的财产。这部纸草书记述了每年每一天要举行的献祭与祈祷活动。比如说，一月至少有七次仪式（具体内容已经漫灭难识），四月则有五次仪式（包括4月21日的罗马建城日），九月还有五次仪式，等等。除了玛尔斯和密涅瓦等神灵，罗马皇室成员（都是官方意义上的神灵），被圣化的统治者远至恺撒、奥古斯都与图拉真，都博得了人们奉若神明的殊荣，此外还有克劳狄乌斯皇帝，他那死于19年的兄弟日尔曼尼库斯，还有图拉真的妹妹马提蒂娅。除极少数例外，每次仪式都需要阉牛、公牛或是母牛作为祭献，这也让皇帝崇拜变得非常昂贵（尽管人们会与祭司一起吃掉祭献的牛肉）。
帝国的广袤全境，语言文化如万花筒般多样，对统治者的崇拜于是成为维系各地忠诚的一大纽带（即使对罗马人自己而言，这看上去也很生硬造作）。与犹太人不同的是，拒绝参与皇帝崇拜的基督徒也因此招来了如潮的批评和不间断的攻击。但即便是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后继者成为基督徒之后，沿袭已久的统治者崇拜特性——“神圣”与“庄严”——仍然沿用如初（帝国的财政首脑、后来的首席征税人也得到了“神圣赏赐伯爵”的动人称号）：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见证，证明从尤利乌斯·恺撒开始的统治者崇拜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结论
在不经意间，罗马的帝国主义打造了一个整齐划一、规模庞大的地缘政治实体，这个实体最终吸收并改变了帝国主义者自身。无论前2世纪和前1世纪的时候，罗马人将地中海世界纳入自己的统治是否出于刻意，都没有人能预见到，他们的子孙后代可以在不出一百年的时间里扩大统治秩序。不断扩充的军团，也吸纳了西班牙、高卢、阿非利加、希腊等民族的后代，这些人原本都是罗马人白眼相待的臣属民族。罗马人也没想到，帝国会在很大程度上由那些一度武力抵抗罗马（但最终失败）的民族后代来守护。
大众心中的“罗马人”大体指同一种人，那就是历史上生息繁衍于台伯河畔罗马城的人。然而“罗马人”的概念却最终扩展为一幅怪异的图景：（比如说）“罗马人”最终在410年退出不列颠，让倒霉的不列颠人自行收拾残局。而410年的不列颠人已经与圣奥古斯丁和默西亚年轻的弗拉维乌斯·阿艾迪乌斯一样，是标准的罗马人，他们在某一天最终成为西罗马帝国的最后守护者。同样不真实的图景还有，一开始被帝国踩在脚下的弱势民族，最终仍然要在一成不变的中部意大利人的铁蹄下俯仰求生。帝国境内各民族，不仅仅是各省民族，确实在多数时间里都被踩在脚下，这个观点很对。不过，造成这一现象的既是帝国当局也是各省当地的精英，两者恰好形成了深度重叠。
如前所述，现代人对罗马帝国主义和帝国影响的评价，至今仍然高度分化。那个“所有人都因帝国受益”的图景，在本质上回到了普林尼、阿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斯及其贵族同袍的观点上。但随着人们对文献档案里的证据研究得越来越深入，这幅图景也就不那么诱人了。尽管坚持这一观点的人仍然大有人在，尽管蒙提·派森1979年的电影更让它甚嚣尘上，这一观点在学界也没那么吸引人了。相反，如前所述，对某些现代评论家而言，整个罗马帝国都可以被定性为一种巨大的抢掠或是强暴体制。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与另一位古代权威的说法相符，他就是圣奥古斯丁。“你可以将正义搁置，”奥古斯丁写道，“如果不大规模掠夺，如何造就一个王国？因为反过来说，如果已经成为王国，抢掠算什么呢？”也就是说，奥古斯丁认为，成功的抢掠日积月累总会造就一个王国，而一旦成为王国，抢掠也就无人计较了。
时至212年，罗马的统治达到了最大范围，从大西洋海岸一直延伸到底格里斯河。正如本书所述，从吞并西西里岛，到卡拉卡拉普发罗马公民权，四个半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者，也就是“罗马人”，同样从典型的城邦人群进阶成了拥有多民族、多文化认同的共同体，打造出一个横跨地中海的帝国体制。这个帝国从一个贪得无度、崇尚暴力、以自我为中心的起点，演化为一个持久的政权。这个政权在其境内实现了普遍和平，建造（也鼓励其臣民建造）实用的基础设施（这让西门·本·犹哈·拉比深恶痛绝），让地中海世界对帝国全境的有产精英而言都成了安全之地。但是这个政权却未能消除各地公职人员的猖獗腐败，往往还虐待剥削帝国境内各民族（哪怕是在他们也成为罗马人之后）。这个政权打造并改进了一套法律和司法实践体系，即便不完美也算理论完备，对帝国境内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都一视同仁，但却总是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或是惩罚自己敲剥成性的官员（包括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这个政权残酷镇压造反者以及叛乱者，有些叛乱真实发生，有些仅仅是莫须有。这个政权允许陆地和海上贸易，鼓励在“无远弗届的罗马和平盛景”之下旅行与商业的繁荣，但也向贸易活动和繁荣经济大肆征税，对或真或假的罪犯施行了残酷野蛮的刑罚（包括对基督徒的不时迫害）。这个政权向体格健壮的男性打开了一条稳定（而且往往安全）的事业通道，也就是让他们整理行装在帝国陆海军里服役数十年。这个政权并没有基于人民的肤色或是出身，出台过什么禁令或是隔离令，也容忍了除去少数例外的所有宗教和哲学家。
这是一个将各种行为、成就、过失、罪愆刻意融为一体的混合物，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罗马帝国主义与帝国总是会被多方评价，无论其仰慕者还是批评者，无论选取何种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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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那些备受推崇的日子里，罗马帝国主义以其开明统治、对更原始民族的扶助，常常作为出类拔萃的制度典范，被拿来与现代帝国主义相比，尤其是英法殖民帝国。这种类比很自然地忽略掉了诸多伴随罗马帝国扩张而发生的屠杀事件，还有那些毁坏帝国统治秩序形象的压榨（部分原因是现代殖民大国在同样的领域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罗马帝国与现代殖民帝国还有一个显著区别：位居欧洲边缘地带的现代国家都控制过距离很远的领土，这些殖民领地分布于非洲、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彼此之间远隔重洋，欧洲人超乎绝伦的军事科技征服了它们，尤其是火药。相较而言，罗马的军事科技相比其绝大多数对手可没那么遥遥领先，也许只有愚莽的自由德意志、卡莱多尼亚和撒哈拉北部等地确实要在科技上相对落后（即便如此，罗马也不可能将它们永久征服）。塞勒斯特指出，罗马人的纪律、韧性和智谋是他们取得帝国争战胜利的诀窍，而迦太基人或帕提亚人这样的劲敌，往往在装备纪律上并不输给罗马军团。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罗马本质上还是个陆地帝国。即便领土环绕着一片大海，而且罗马的首都就在领土的正中央（直至3世纪末情况发生剧烈变化）。除了少数几次必须动用大型海军的战役，比如与迦太基的头两次战争、前67年庞培对海盗的清扫，以及针对庞培幼子塞克斯图斯的内战（塞克斯图斯是前43年到前36年西西里岛的总督），罗马人所有战事几乎都在陆地上进行，军事行动则是尽可能走陆路或是河流。帝国邮差和代理人也是如此，使用的是名为“国家邮驿”的中转服务。交通工具仰赖人力、畜力或风力推进，与前近代那些海外帝国一样缓慢。新闻在帝国境内传播，有时非常耗时，甚至可以与蒸汽机电报发明前从伦敦传递消息到加尔各答，或从马尼拉传消息到马德里的耗时相比。96年图密善皇帝在罗马驾崩，这个新闻似乎花了99天（超过三个月）才到达埃及中部。127年3月1日，哈德良皇帝从罗马发出一封法令，也花了75天才抵达卡里亚的斯特拉托尼塞亚，这座内陆城市离帕加马不远。因此，就像近代那些疆域广阔的欧洲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一切并非关键的决策都留给了各地行省总督和军团长自行完成（后来他们当然也会主动要求这一职权）。不管有多么窒碍难行，这套制度也都延续了六百年之久，相比于任何近代欧洲帝国都算是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