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罗马帝国的人口聚集区是从西欧到南欧的宽阔半圆地带，再加上近东。地中海南部诸省固然人口稠密，对罗马也有关键的经济价值，但是纵观帝国历史，非洲5000千米边境线上驻扎着的罗马军团和卫队人数也只不过相当于不列颠一省的人。地理形势给罗马人带来的战略需求和战略选择都与近代欧洲帝国所面对的截然不同（也许，17世纪瑞典那个短命的波罗的海领地除外）。如果说有类比对象的话，罗马这种情况更贴近中国12世纪的南宋王朝：这是个大陆国家，始终面对北方蛮横邻国的挑战，最终被邻国推翻了。
另一不同点在于，罗马人不曾试图将他们自己古老复杂而又高度仪式化的宗教强加给其他族群。他们甚至都没有以此显示高人一等，相反还情愿将他们的神祇与其他地方的神祇放在一起接受祭拜，也出于政治文化原因而非宗教原因，鼓励外省人在自己的仪式中加入对帝国的崇拜。不管是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两个殖民帝国的狂热传教士也好，还是19世纪西方强国力图将某种教派的基督教传播到帝国殖民地或是受西方影响时强时弱的那些国家（中国与日本是最明显的案例），罗马人在此之前，至少在西罗马帝国末期一百年之前，都没有类似先例。也就是在西罗马帝国的末期，基督教狂热教徒大胆接过了这项挑战，让日耳曼人、哥特人这些逼近罗马危如累卵的边界的蛮族人改宗基督教。
罗马帝国与当代帝国（俄国除外，这是另一个陆上强国）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几乎是从一开始，非罗马人就获允成为罗马公民，就像那些合法解放的奴隶曾有的那种待遇。如果足够富裕，足够有进取心，外省罗马人也可以出任罗马官职：有些成为元老，有些成为高级骑士官僚，当然从98年开始，还有极少数成为罗马皇帝（称帝之后，绝大多数的外省皇帝也会成为神祇）。前90年来自西班牙的瓦里乌斯也许还被贵族出身的前任执政官阿米里乌斯·斯卡鲁斯鄙视，但在两百年后罗马精英（无论是旧贵族还是新贵）都聚在一起称颂他们同样来自西班牙的仁慈元首图拉真。217年紧随卡拉卡拉之后短暂统治罗马的马克里努斯也是个“父母出身孤微”（迪奥不屑地说道）的毛里塔尼亚人，也许还是个真正的柏柏尔人，他的耳朵还依摩尔人的习俗打了耳洞。但是他之所以在218年身死非命，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种族，而是屡屡出现的政治失算：陷溺于一个被宠坏了的叙利亚青年。
依靠入伍当兵博得公民身份的罗马人，回到故乡仍然会是各自社区的重要人物。他们在定居的殖民地也举足轻重，在殖民地繁衍的子孙后代更是前途无量。德尔图良就是一个百夫长的儿子。训练有素的军事家马克西米努斯据说就从一个普通的军团士兵做起来（他是235年到238年间的罗马皇帝）。另一方面，就近代欧洲的海外殖民帝国而言，非洲、亚洲或是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臣民或许有资格前往殖民者国家旅游，但是不论他们多么有能力，出身多么高贵，能在殖民者国家大城市出任官职的人还是非常罕见的，不可能在法国那样的国家担任总统这种领袖高位。
罗马帝国还有一项特色颇具毁灭属性，让它与所有现代殖民帝国都拉开了差距。从前241年算起，仅仅过了一百多年时间，罗马就成了军事暴力的牺牲者。前88年，政治失意的执政官苏拉就从坎帕尼亚率领他的八个军团进军罗马，击溃他的政敌。武装政变也在共和国时代和元首制时期反复形塑罗马国家的面貌，甚至让其面目全非：前63年到前62年喀提林的崛起，恺撒在前49年的夺权，还有很快在前43年成为“后三头同盟”的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后来则有69年“四帝之年”从加尔巴到韦斯巴芗一连串通过暴力手段上台的皇帝，193年塞维鲁向罗马进军，218年马克里努斯被推翻下台，还有238年空前绝后的所谓“六帝之年”。归根结底这都是帝国主义，以对帝国和财富的占有，还有“掠取更多”的愿景，才让罗马共和国经由史诗般的暴力变却形貌，成为披着“元首制”一层薄皮的君主制国家。罗马也发动一轮轮军事扩张，屡屡抄掠周边地区。从238年开始，一连串军队政变、反政变、内战与分离主义动摇了帝国的稳定性，尤其是外部世界出现了一轮轮可怖的新的强大攻击力量，冲击着帝国从北海到幼发拉底河甚至是埃及的几乎全段边境。
至少在238年以前，帝国境内的军事叛乱无论成功与否，起因都不是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只是出于肆无忌惮的贵族、将军及其圈子的自利野心，也有出于对战利品和赃物丝毫不少的渴求和自利欲望，他们手下的士兵也斗志满满。现代帝国可没有染上这种病灶。近代史上并没有殖民地叛军远征巴黎、伦敦、海牙或是圣彼得堡之后再将叛军首领推上权力大位的现象。可能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案例就是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了，1936年7月他率领殖民地军队从邻近的摩洛哥（这是西班牙旧殖民帝国的残余部分）前往塞维利亚，由此点燃了西班牙内战。
同样让帝国难堪的还有偶发的地区分裂运动，罗马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成本才镇压了这些叛离。尽管，地方上的统治压力已经成为帝国的症候之一：前70年塞尔托利乌斯的“反动政权”；69年到70年间克拉西库斯与萨比努斯叛乱建立的“高卢帝国”；经历了两百年太平之后，高卢地区并未错过3世纪末再次降临的叛乱，这次叛乱获得了短暂成功，第二个“高卢帝国”出现于3世纪60年代至3世纪70年代，帕尔米拉短暂的东方霸权也在同一期间出现，持续了数十年；286年到296年这十年间，不列颠也出现了卡劳修斯的自治政权，以及后来杀掉他取而代之的阿莱克图斯。不过，这些裂土举叛的人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罗马人，他们的首领才是“真正的”皇帝，可以与罗马城那个残破的帝国政府相比肩。即便是帕尔米拉的执政女王塞普蒂米娅·泽诺比娅也自封为“奥古斯塔”，还给儿子加上了“奥古斯都”的头衔。所有这些分裂政权都自称“罗马”，这足以证明，“罗马帝国”的概念多么深入人心，传承久远。另一个历史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273年到296年间罗马再度统一之后，下一轮分离主义运动一直要等到5世纪才再度出现；5世纪的主要分离主义者也是那些进入罗马西部领土之后就难以驱赶的日耳曼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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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241年算起的四个半世纪，帝国主义的缔造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他们征服的各族群天翻地覆。一开始由诸多彼此交错的因素驱动，比如精英与普通罗马人对战利品的渴望，人们对过去或潜在敌人的怀疑怨恨，贵族阶层对军事荣誉的渴望，还有罗马持久的动员能力，让他们拥有数万男性公民（以及兵力相当的盟友），足以投入多条战线连年作战，这都让罗马的帝国主义在1世纪改弦更张。罗马人不再追求更多的人力资源或更广阔的军事行动潜在舞台，只是断断续续地提出领土要求，为的是消灭现有省份的可能威胁，成就某一统治者的军事荣誉，或是夺取新的战利品和收入来源，抑或以上三者皆有。此外，帝国政策也聚焦于如何持续控制罗马统治的广大地区，如何尽可能地调整罗马与周边各大帝国的关系。在任罗马政权一旦认定某些领土油水不多或危险万分，就会果断放弃，比如提比略时代放弃了弗里斯兰；哈德良时代放弃了幼发拉底河以东图拉真所占的土地（哈德良一开始还想将达奇亚一并放弃）；出于相关考量，马可·奥勒留那个传闻中吞并多瑙河以北土地的计划，也在他死后不了了之。
正如本书导论提及的那样，每一个自由的外省人都在212年成为罗马公民，此时，所谓罗马“帝国”就在实际意义上终结了。罗马再也不是那个一邦万民的国家了。早在卡拉卡拉敕令颁布以前很久，来自外省的皇帝、元老和官员就已经统治着罗马城的罗马公民和遍布意大利的人口，数量同意大利本土出生的皇帝、元老和官员一样多。保卫意大利本土的陆军与舰队也越来越多地由半岛以外的军人统御。当然到了212年，随着社会地位的区别越来越大，普发公民权也丧失了不少价值。富裕的罗马人传统上被称为“上等人”（honestiores），他们违法的时候可以依法享受更轻的刑罚，待遇好于“下等人”（humiliores）。人民意识到大家都是罗马人，理应从罗马当局那里博得公正和同等的待遇，这种愿望仍然强烈，正如斯卡普托帕拉的请愿书显示的那样。正是身为罗马公民的荣誉感，成为维系帝国安然度过3世纪末一连串厄运的一大力量源泉。
罗马帝国主义往往崇尚暴力，有时甚至是非常残暴，各级官吏常常渎职懈怠、肆无忌惮、贪污腐败，对臣民的需求反应迟钝、麻木不仁，臣民对此也满腔怨望。罗马帝国还打造了一个史上绝无仅有的统治架构：将欧亚非三大洲纳入一个单一的政治制度之下。这套体制一方面服从于法治原则，一方面也允许根据各地的区域性特点，因俗而治，这一点不仅出于原则，往往落实于实践。除极少数个别案例之外，宗教或是其他各项思潮都可以自由活动，一任兴衰。老普林尼口中“罗马主宰的广泛和平”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释放了罗马臣民的活力，也让罗马人自己得以放开手脚从事相当规模的贸易、农业、制造业等其他太平时日里的事业，这在之前的地中海世界里相当罕见。罗马各级官员有时会热心监督这些活动，有时则冷漠以待，有时甚至根本不会过问。如果他们自己愿意，或是得到更高级别行政官员的命令，这些官员还会建设基础设施促进这些事业。即便在数百年间也多次出现影响一个或多个地区的种种乱局，罗马治下的土地依然大体和平，能看到明显的全面繁荣。这些都标志着，在奥古斯都时代以来的地中海世界，各族群都享受着罗马治世给他们带来的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即便创造这个治世的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很久，人们都依然追忆这个帝国，依然为之抱有遗憾。
附录：古代史料
罗马的帝国主义及其形成的横跨三大洲的帝国，留下了大量史料，但是分布颇不均衡，散见于各种语种与各个地方。罗马与希腊作家对这些史料做了个人化的阐释，他们的解读异彩纷呈，但往往站在罗马的立场上。这些史料大部分聚焦于政治、名人、战争、道德，但也并不仅限于这些话题。对这些关键性精英话题的补充乃至时不时的比照，也成为文献资料里比重越来越大的内容。以拉丁语和希腊语写成的铭文，刻在青铜或石头上，从哈德良长城再到尼罗河瀑布，遍布帝国的各个角落。这些铭文的作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落款人是当地社区或罗马政府。铭文意在记述个人生活，传颂个人成就，记载宗教仪式，颁布当地规章、国家法律、法令条约。钱币由罗马政府铸造，有时也由自治城市铸造，用于纪念宗教与世俗的重要事件。莎草纸文件主要见于埃及，类型包括官方法令、私人函件以及税务和商务的收据。同样小规模流传的还有木制写板，它们发掘于庞贝、赫库兰尼姆这种被火山喷发所摧毁的城市，以及哈德良长城一线。最后但是同样重要的史料，就是横跨罗马帝国三洲之地的考古遗址，这些遗址出土的实物证据日益累积，展现了罗马治下各族人民的普通生活、文化与公共设施。
文献史料：罗马共和国
现存的罗马希腊文献著作只是当时的一部分，但也保留了范围广阔的材料：史著与传记是最直接的文献，但除此之外尚有诗歌、演说词、哲学著作、技术性专著，包括百科全书以及后来的基督教神学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均为男性），从出身到经历都完全不同；另一方面，他们被视为罗马帝国里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罗马的利益、观念与偏见很大程度上都在他们的心中先入为主。
关于罗马崛起为地中海霸主，现存最早的记载出自伯罗奔尼撒人波里比阿之手。前167年到前150年间，波里比阿被迫滞留意大利（波里比阿的家乡城邦亚该亚同盟曾经惹恼罗马）。尽管被迫滞留，但生活相对平顺，反而激发了他对罗马共和国政治、道德、军事的仰慕之情。为了回答自己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谁不想知道，“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单一帝国，如何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几乎征服并统治了全部已知世界”，波里比阿撰写了40卷本的《历史》，涵盖了不仅仅这五十三年（前220年到前167年），同时简要地介绍了之前数十年的历史背景，并将他的叙事延伸到前146年。正是这一年，罗马终结了希腊的独立地位，洗劫了老对手迦太基（波里比阿目睹了这次洗劫）。这本著作不仅记载了罗马崛起成为地中海霸主的历史，还出于铺排背景的需要，以同等篇幅记述了希腊化世界的历史。
与绝大多数希腊罗马长篇史著的命运一样，波里比阿的著作也没有完整流传下来：仅仅前5卷有足本存留，然后就是后35卷或长或短的摘录，在中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大量散播。古代的“书籍”是一部卷轴，篇幅长短不等，取决于作家的意愿。波里比阿的前五卷，每卷都是长篇。波里比阿还小心谨慎地进行了调查与说明，那些他认为重要的话题也在行文中掺杂了大量个人评论与解读，比如“历史的教化功能”、军事话题，以及与地中海地理相关的主题。大段得以保留的第6卷《历史》就对2世纪罗马的政治军事体制做了一番著名的评述。在波里比阿看来，罗马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令人惊叹的“混合”宪法，平衡了行政长官、元老院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但波里比阿不认为这种平衡会千秋万代持续下去。尽管也有种种漏洞与缺陷，《历史》的叙事毕竟出自一个古老刚强文化的自身观察者，这本书也成为研究罗马崛起为地中海世界大部地区霸主这段历史的唯一重要的史料。
在波里比阿同时代迅速累积起来的拉丁语文献里，对罗马崛起这个现象也有各种各样的描绘，从喜剧作家普劳图斯讲述罗马人对外发动战争以便掠夺财富的那些笑话，再到老加图（“监察官”）的演说与著作。老加图撰写的罗马与意大利历史著作，名为《创始记》，这也是第一部以拉丁语写成的史著。更早的作家大约五十年前曾经以希腊语写作，模仿当时一流的希腊化史学家，如埃福鲁斯、蒂迈欧。但包括老加图在内，这些作家的著作都未能流传下来，仅有部分篇章依靠后世作家的引用得以留存。老加图在前2世纪和前1世纪的后继者也都创作了历史著作，记述从神话时代开始的罗马，这些著作有时还以想象力见长。它们与老加图的著作一样并未流传下来，但也得到了后世大作家的引用，我们得以透过这些后世作家的转述窥见一二。
前1世纪，哀伤与激动并存，最终造就了新的罗马君主制，这一百年也是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兼思想家西塞罗生活的年代，他的著作绝大多数都穿越千年流传了下来。西塞罗的诸多演说词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元老院里，都与帝国事务有关，包括腐败的（或者是遭受不实指控的）总督、统治不当的行省、危机重重或是蓬勃壮大的罗马霸权。此外他也收发了大量书信，通信人包括尤利乌斯·恺撒与庞培这样的名人，正是这些大人物的火并终结了罗马共和国。恺撒自己写成的战争史《高卢战记》记述了他在前1世纪50年代对高卢的征服，以及之后第一次内战的历程。这本书在当初发行的时候就已经闻名于世了。前1世纪40年代末恺撒麾下一个较小的支持者萨鲁斯特也写了两本短篇著作：第一部探讨前63年那个失意政客喀提林的所谓阴谋事件，第二部讲述的则是半个世纪以前，罗马与同样失意的努米底亚傀儡国王朱古达之间时好时坏的关系，最后演化成一场艰难的战争。萨鲁斯特在两部书里不仅向读者展现了拉丁语史料编纂的新技艺——那种激动人心、简明有力、雄健动人的写作风格，而且认定这两起事件都源于罗马帝国本身的道德败坏。这个结论让读者为之着迷、入神乃至愤怒，让他们拿起书本就放不下。此外，萨鲁斯特还有一部更长的著作，讲述前78年到前67年间的历史。这部书拥有相似的文学与教化意义，但仅有一部分摘要保留到了罗马之后的时代。米特拉达梯那封意在指斥罗马帝国主义贪婪成性的书信，就引自萨鲁斯特的这本著作。
萨鲁斯特同时代的希腊作家狄奥多鲁斯，编纂了一本精彩程度稍逊但颇有价值的世界史，名字叫《历史丛书》。这本著作主要收罗了之前希腊作者的著作（包括波里比阿）。《历史丛书》起初有40卷本，后面20卷一直讲到了恺撒时代。这20卷仅仅依托拜占庭的宫廷藏书才得以留存下一些片段，但也涵盖了罗马扩张时代的重大事件，以及地中海世界其他各国对此的反应。
文献史料：元首制时期
李维生活在恺撒时代后期及奥古斯都时代，他也是罗马帝国最初时代里比肩波里比阿的卓越历史学家。与希腊人罗马人那些长篇历史著作相似的是，这本著作的命运也是一波三折，142卷的《建城以来史》仅有四分之一左右留了下来，那就是前10卷与第21卷至第45卷，后面这几卷也是在近乎散佚的情况下勉强留传的。即便如此，第21卷至第45卷还是成了前219年到前167年这段重大历史时期最完整的史料来源，波里比阿那部残缺不全的著作对此也有记述。非常幸运的是，李维选择波里比阿作为他的权威史料来源之一。李维使用的其他希腊语与拉丁语史料都很难查明，因为这些史料已经少有留存。不过李维的著作仍有留存，罗马帝国晚期有一部名为《摘要》的大纲性著作，收罗了《建城以来史》的几乎全部纲要（有两卷遗失），这本书就像狄奥多鲁斯的那些摘要一样，为前167年以后几个世纪的历史增添了一部分信息。
狄奥多鲁斯并非唯一撰述世界史的人。外省罗马人庞培乌斯·特洛古斯在奥古斯都时代撰写了44卷本《菲利披史》，这部著作有两方面的独特意义：他有意将笔触聚焦于地中海世界的其他民族与国家，而不仅仅关注罗马；这本书也仅仅以全本摘要的形式存留于后世作家查士丁的笔下（此人的生活年代大致在200年到400年之间），查士丁也留下了《菲利披史》的内容目录。他留下的这本《摘要》成为中世纪最流行的拉丁语史书之一。在特洛古斯的时代，与罗马帝国主义有关的短著，一部是两卷本的罗马史《纲要》，作者是谙熟军事的中等贵族韦勒莱伊乌斯·帕特库鲁斯，这本书只有第1卷的开篇与第2卷存留。另一部是9卷本的《名事名言录》，这是一部主要将李维著作摘编出来的汇编本，作者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名事名言录》也成为另一本读者众多的汇编著作。
非历史学领域的作者也留下了重要史料。本都人斯特拉博就是一位与李维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兼地理学家，他写作的17卷本《地理志》描绘了人类已知的全部生存世界（这也是他唯一流传于世的著作）。斯特拉博留下的史料大多非常古老，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时新史料，他的著作为奥古斯都时代的帝国补充了大量信息。犹太裔的希腊哲学家斐洛生动地记载了他与其他犹太请愿者在40年晋见卡里古拉时的场景，这次会见因为卡里古拉的焦躁乖张而颇为古怪。有关罗马社会、政府与历代皇帝的更多细节见于年青一代的塞涅卡笔下卷帙浩繁的著作（塞涅卡身兼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头衔，是尼禄的家庭教师，这位百万富翁后来也成为首席大臣，最后死于尼禄之手），以及老普林尼写就的37卷本百科全书式巨著《自然史》（他是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最著名的遇难者）。
曾经做过犹太叛军领袖的约瑟夫斯（后来得名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写了一部7卷本的著作，阐述了66年到73年犹太地区大起义的缘起、经过、后续。约瑟夫斯本人在改换门庭之前曾是叛军领袖，后来他也撰就了一部野心勃勃的20卷本叙事史书《犹太古史》，这本书讲述了从创世神话一直到这场大起义爆发的犹太历史。生于希腊的普鲁塔克是另一位堪比塞涅卡的百科全书式哲学家（他的罗马名是梅斯特利乌斯·普鲁塔库斯），此人编撰了一部记述从奥古斯都时代一直到69年间的《罗马帝王传》，但只有加尔巴与奥托两篇简短的传记留了下来。然后就是他那脍炙人口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本书内容丰富，但篇幅并不比一本专书更大。普鲁塔克以性格际遇相仿为标准，将史上的希腊领导人与罗马领导人两两合传（至少按照普鲁塔克的理论）；当然，他笔下的名人都是男性。依托手中多元广泛的希腊罗马史料，普鲁塔克的著作温文尔雅，饱含人文关怀与平民气息，重点论述了每个人物或道德或悖德的性格与行事，其中就有罗马帝国的权势人物，比如马略、庞培、恺撒、安东尼。
1世纪晚期，罗马人书面文献的作者已经是意大利人与外省人士各居其半了（塞涅卡是个外省人，塔西佗大概也是）。自尤利乌斯·恺撒时代以降，外省人得到公民权的人数越来越多。罗马公民权的普及也鼓励了法律专家之外的少数人舍弃母语改用拉丁语，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作家用希腊语写作，希腊化的非希腊人也不例外，科马基尼王国的琉善无疑就是其中一例，此人是哲学讽喻作家兼哲学家。罗马帝国相关史料逐渐累积，它们糅杂了大量罗马传统的主题、臆测，有时还是偏见。当然也有其他视角，比如希腊作家与思想家，以及之后的基督教作家，比如德尔图良。
图拉真与哈德良时代的两名历史作家对于1世纪的罗马帝国历史记录至关重要。执政官兼演说家科尔内利乌斯·塔西佗的著作写于98年到120年之间，其中包括一部他的岳父阿格里克拉（不列颠史上最著名的总督）的传记，一部研究莱茵河两岸自由日耳曼人的民族志著作（《日耳曼尼亚志》），还有两部分别研究69年到96年和14年到66年间历史的伟大叙事著作（《历史》与《编年史》）。根据4世纪学者圣哲罗姆的说法，塔西佗的著作一共有30卷之多，这些著作同样经受了部分散佚的命运。《历史》仅有前面四又四分之一卷留了下来（涵盖69年到70年的历史），《编年史》的第1卷到第6卷、第11卷的下半部分与第16卷的第一部分大体得以保留。塔西佗写就的这些书里以《编年史》最为出色，标志着罗马文学与分析性史著的巅峰。无论风格还是语言，塔西佗都大胆运用了萨鲁斯特的技法，成就了他那简约、凝练而又诗意盎然的独特韵味，后世没有作者敢于挑战他的技艺。塔西佗还在叙事与分析方面尖锐剖析了历代皇帝，包括奥古斯都。他记述了罗马的帝国荣耀，也以同等篇幅大胆揭露了罗马的贪婪与残暴。
苏埃托尼乌斯身居帝国高位（直到121年，他才从哈德良的邮政长官的位子上退下来），他写了一部8卷本的《罗马十二帝王传》。这本书以传记风格写成，迥异于普鲁塔克与塔西佗的著述。苏埃托尼乌斯以一种冷酷而且相当平和的文学风格写作这部传记，与塔西佗的妙笔生花相去甚远。每部帝王传都首先交代传主的公共活动，然后是私人习性、美德，以及分列于各个子题的臭名昭著的恶行；苏埃托尼乌斯只会在君主登基之前与最终死亡的部分使用普通的叙事手法（往往死得离奇）。罗马皇帝毕竟是皇帝，尽管《罗马十二帝王传》密切关注历代皇帝的私人生活，每部传记里还是大量地透露了皇帝如何治国理政、处理帝国事务的信息。小普林尼（也是塔西佗的朋友，那位百科全书学者的外甥兼养子）出版了9卷本的自选书信集，公开了他与苏埃托尼乌斯之间的来往书信，这部书信集集中展现了2世纪罗马统治阶层的大量社会文化情况。小普林尼身后出版的第10卷则收入了110年到112年他写给图拉真的官方书信与报告，也收录了图拉真的回信，那时的小普林尼正出任麻烦多多的比提尼亚行省总督。这部书信集堪称无价之宝，它是帝国最高级别行政官员的记录，其中包括罗马官方对于如何处理新兴基督教派的讨论，这个新生的小教派曾让小普林尼非常头疼。
2世纪的亚历山大希腊人阿庇安也以自己的方式记述了罗马帝国史。3世纪20年代，另一位退休的执政官兼元老、比提尼亚人卡西乌斯·迪奥（他也许是迪奥·克里索斯托姆的后代）同样以希腊语写作罗马史。比迪奥更年轻的同时代希腊人希罗狄安则是截至3世纪末的最后一位大历史学家。与苏埃托尼乌斯一样，阿庇安也做过罗马官员，他的著作以地域划分，记述了从古代一直到前31年的所有罗马战争，一卷记载了西班牙的所有战争，一卷写了北非的全部三次布匿战争，还有一卷写了前90年到前60年间对本都的米特拉达梯诸王的三次战争。阿庇安还有五卷著作记述了前49年到前35年间的罗马内战。内战史的著作全部流传了下来，但那些区域战争史并没有如数保存。阿庇安的史学著作质量严重依赖于他所选取的史料。幸运的是，在记述最后一次布匿战争和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时候，特别是在记载内战的几卷里，阿庇安决定择善而从。
卡西乌斯·迪奥创作了一部全景式的《罗马史》，篇幅几乎与李维相同。这部80卷本的巨著从罗马建城讲起，一直延续到作者生活的时代。这部著作依然没能完好无损地留传下来，不过拜占庭人摘抄了头20卷的内容，记述罗马共和国衰亡与奥古斯都崛起的第36卷到第60卷也得以全本保留。12世纪一个名叫塞克斯腓力努斯的拜占庭修士做了一部从第36卷到第80卷的摘编本。迪奥这部《罗马史》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从第78卷到第80卷的大段摘编，当时的迪奥已经成年，也在元老院全程目睹了从压力重重的康茂德到臭名昭著的埃拉伽巴路斯这一连串的皇帝。迪奥的著作在叙事技艺上远逊于塔西佗，文字也不如塔氏典雅，但是迪奥同样关注文论与修辞学，他的作品象征着希腊文化与罗马荣耀的融合，也是3世纪初帝国东部精英的代表。同样是较小体量的著作，希罗狄安（此人仿佛是个级别很低的退休官员）撰写的8卷本《马可·奥勒留之后的帝国史》在叙事上没那么连续，这部书记载了与他生平同一时期、从180年到238年间的历史。尽管希罗狄安对证据不大鉴别，也对政治、战争、地理呈现出惊人的无知，但他的著作还是提供了详赡的细节，足以补充迪奥的记载。希罗狄安这本书在同时代的历史叙事中价值连城，涵盖了结束这一时期的重大年限：“六帝之年”（238年）。
另外一部记述2世纪与3世纪帝国历史的大篇幅叙事史料，就是那部内容独特、仍然充满争议的短篇帝王传记合集——《皇史》。这本书据说是4世纪初6名作者的合著，但后来学界经过分析，认为它是一本独著。佚名作者在4世纪末写就了这部作品，叙事年限绵长，从哈德良皇帝一直延伸到284年，还包括皇位继承人、竞争者、僭居者的短篇介绍。作者喜欢在写作中加进虚构的文件，在基本无误的叙事里穿插他虚构的姓名与空想的历史事件。不知是出于拣选还是出于运气，从哈德良到塞维鲁的这段帝王纪最为可靠，作者吸收了希罗狄安与马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的研究成果。马克西姆斯是与希罗狄安、迪奥同时代的元老，也是一名传记学家，他的著作似乎是依循苏埃托尼乌斯的体例而作（已散佚）。同样是在4世纪末，罗马世界也出现了两部更短但是更有价值的短篇帝王传记合集，一部是高级官员奥雷利乌斯·维克托写成的《恺撒》，另一部则是更短一些、主要依据《恺撒》但并非完全照抄的《摘要》。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大帝之子、君士坦丁二世（维克多著作）或是狄奥多西一世（《摘要》）之间的罗马皇帝，每位皇帝都有一个自然段的篇幅，有的皇帝所占的篇幅更长一些；尽管这两本书都很短，也是模仿性质的著作，但它们还是收进了一些别的地方没有的篇什，而且这些仅有的内容显然还算靠得住。比如说，《摘要》认为图拉真的祖居地是翁布里亚的图德尔。这个时代另一部更有价值的短篇作品要数《罗马历史概述》（内容包括一些人口普查数据和纪年日期），作者是一个名叫欧特罗庇厄斯的高级官员。
其他现存的文献资料则以各种非叙事的方式展现了2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以及遇到的种种难题。有一个比提尼亚的知识分子名叫迪奥·科塞伊亚努斯（外号克里索斯托姆斯或“金嘴巴”），无论在罗马城还是在东部地区都很有名，小普林尼也认识，他就是到处演说并撰写散篇哲学论文的无数实践者之一。他们往往被称为“智者派”，活跃在2世纪的罗马帝国。此人署名的八十篇演说词存留至今，内容均为他向当时希腊城邦提出的建议，如何在地方总督与罗马皇帝的眼皮底下处理内部事务。他还有四篇《论君主制》的论文，希望向图拉真提出睿智的建议，以此激励图拉真思考，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君主（他的建议完全以希腊化时代的哲学术语写成）。
比迪奥·克里索斯托姆更年轻的比提尼亚同胞阿里安（弗拉维乌斯·阿里亚努斯），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记作家。基于他2世纪30年代在小亚细亚东北边疆卡帕多西亚行省出任总督的经历，阿里安写出了几份简短而重要的文件：一份对黑海海岸的调查报告，一篇有关军事战术的论文（只有骑兵战术的章节流传下来），还有《应战阿兰人的军阵》，这本书生动描绘了他如何调遣军队、打退里海地区马背民族的进犯。讽刺学家琉善在2世纪下半叶写成的两篇论文也对其他智者尽情嘲弄，包括一位自命为先知与可靠医者的“亚历山大”，一个行踪不定的智者，还有一名一时兴起的基督徒伯里格林努斯。此人在165年结束了自己动荡的一生，跑到奥林匹亚的木柴堆上自焚了。琉善的第三篇论文《如何撰写历史》，对那些有关2世纪60年代帕提亚战争加以夸大和虚构的近期叙事著作进行了讽刺。
这一时期，有三个北非人也对史学做出了相似的贡献。来自马达拉乌的阿普列尤斯的小说《金驴记》，以及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华丽演说词《申辩篇》（当时他被指控以巫术勾引一名富有的寡妇），这些都是流传下来的著名史料。锡尔塔人科尔内利乌斯·福伦托是个来头更大的人物，他也是安东尼·庇护皇帝的两个儿子兼继承人——马可·奥勒留与卢西乌斯·维鲁斯的良师益友。福伦托与安东尼·庇护父子三人的往来书信一直要到1815年才重见天日，人们在一部严重损毁的手稿集里找到了这些书信。第三个值得一提的北非作家是迦太基人德尔图良（塞普蒂米乌斯·弗洛伦斯·德尔图良努斯），此人也是最早一批著名护教家的一员，二百年后的圣奥古斯丁也会在著作里热烈称颂他的贡献。
还有一些作家能增进我们了解2世纪帝国状况及其问题，其中一位前文已经反复提及：阿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斯。此人身为演说家与学者，能力出众，在希腊世界和罗马城都声名鹊起。阿里斯蒂德斯的两篇赞词《罗马颂》与《雅典颂》都在这两座城市中得到了激动人心的回应，他的著作包括有关哲学、修辞学、宗教学的诸多论文，还有6卷本的《神圣故事》。这本书写了他本人罹患了诸多疾病，以及他经久不息寻求神圣疗愈的各项努力。这些著作也为罗马帝国极盛时期，所谓希腊文学的“第二次智者兴盛期”做了注脚，再现了当时丰富多彩的求知生活。帕加马哲学家兼医生盖伦（阿埃利乌斯·盖伦努斯）后来成为马可·奥勒留及其家人的医生。盖伦是个多产的作家，他的著作尚未完全得到整理评注，其中就写到了165年到168年间的灾难性瘟疫。盖伦的著作也以冷峻精确的笔触记载说，“在诸多行省”，城市定居者都会在瘟疫期间卷走周边乡村累积的储备粮食，留下倒霉透顶的农民命悬一线，只能依靠树皮草根艰难为生。马可·奥勒留的私人哲学《沉思录》写于他在170年到180年间忙于北方边疆战事的时候；尽管奥勒留在书里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当前的大事，这部12卷本的著作还是映照了他那本分专心、艰苦献身的内心世界（从未打算公开出版）。在罗马帝国面临危机的历史时期，奥勒留的言行迥异于其他罗马皇帝。
此外还有一部相当特别的史料：《学说汇纂》。这是530年查士丁尼皇帝任命专门委员进行合作的产物。他们从先前的全部罗马法著作中抽取最佳的段落（按照他们自己的判断），编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50卷本著作，以不同主题编次。他们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项超凡杰出的工作。这些著作大多出自2世纪末塞维鲁皇帝执政时期那些法学巨匠之手，尤其是盖尤斯、帕皮尼亚努斯、乌尔比安，尽管并非全部出自他们之手。可以想见的结果是，这些作家的原有著作就少有留存了（大概只有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留了下来，这是一本介绍罗马法的通识册子）。尽管如此，《罗马法评注》还是保留了一些与罗马帝国主义历史休戚相关的史料。这部汇编著作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人解读罗马法的基础。
铭文、莎草与硬币
一直到近代早期，文献作品几乎是研究罗马帝国主义及其影响的唯一史料。1663年在巴黎成立的法兰西铭文与美术学术院乃是第一个系统性发展“硬拷贝”书面证据的机构，研究对象包括铭文与硬币。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这两者的数量与范围不断扩大，稳步增长。硬币上同时刻有图像与书写内容，展现了罗马帝国政府与地方行政当局希望传递的宣传教化内容。铭文，也就是“提图利”，不仅体现了针对识字人口的宣传，而且就算不那么具有教化性，也代表了涵盖各个社会阶层的数万（或者数十万）罗马人与外省人的话语。考古发掘同样出土了大量莎草写本，它们主要出土于古代尼罗河流域农业地带的野外垃圾场，但也在其他干燥的地方有所发现，比如约旦沙漠（以及赫库兰尼姆城“莎草纸别墅”里已经炭化的图书馆）。与铭文史料一样，这些莎草纸也涵盖了几乎所有形式的通信内容，从罗马皇帝与地方总督的敕令，再到私人的书信、收据、请愿书。与铭文不同的是，有些莎草纸也为图书馆藏品增添了价值。
罗马人比希腊人更热衷于所谓“铭文传统”（顾名思义），甚至与埃及人相比也不遑多让。罗马当局不论在行省还是在各地社区，都将各级法律、敕令、规章与宗教活动文本写成了铭文，或是镌刻在坚硬的介质之上，如石头、石灰岩、混凝土、青铜、钢铁、铅器。这些介质足够坚硬，也足够保存千年之久。在意大利、西部地区、巴尔干地区、多瑙河流域，拉丁语铭文占据支配地位；希腊语铭文则在地中海东部世界风行，希腊语在那里也是主导语言。以西部当地语言（比如凯尔特语与布匿语）写成的“提图利”也有出现，但它们的数量要少得多，在1世纪以后也基本消亡；东部地方语言（比如叙利亚语与阿拉米语）写成的铭文则一直持续到罗马帝国晚期，甚至是灭亡之后。
时至21世纪初，学界发现的拉丁语铭文已达30万件之多，但不断还有新发现。根据另一份估计，每年多达1000件罗马时代的铭文重见天日，不管是什么语言。某种论调认为，绝大多数铭文史料都单调乏味：它们终究只是墓志铭、还愿祭品、祷文，或是其他宗教性文件。不过，这些铭文的细节还是大大增长了我们对普通罗马人生活的认知，还有罗马帝国各个角落的文化状况。比如说，罗马士兵及其后代的情况，就对研究罗马军队历史非常重要。罗马元老与其他帝国大员、地方精英的墓志铭（比如庞贝城的行政长官），在共和国末期和帝国早期得到发展，往往详细列出死者的公职生涯，有时还会简略记载某人（或是更多人）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其他低等级人士也会效仿这种行文习惯，比如罗马军官与其他富有的解放奴隶。
行省总督与罗马皇帝颁布的敕令、元老院通过的法令、罗马人民批准的法律，这些也都写成铭文，在市集、神庙及其他公共建筑那里公之于众，让接受教育的人可以阅读（还能将铭文内容转述给不能识字的罗马公民）。同样，从前1世纪到4世纪初这几百年间，光荣退役的罗马士兵也在铭文里留下了不少细节。他们来自不同的军队单位，著名的有非军团单位，比如罗马卫队，还有那些驻扎于罗马的特别编制，比如罗马近卫军，此外还有从帝国海军退下来的水手，他们的生平事迹也记述在卡皮托林山的铜板上。这些铜板在古代就没有保存下来。但如前所述，每名退伍士兵都有权获得由两枚小型铜板拼成的副本作为“军事荣誉证书”，这种证书出土了数百份，为这些军人的部属、年月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也写明了他们光荣退役的地点。
铭文在使用的时候还是会碰到一些问题。没有多少铭文在出土的时候完好无损，它们通常都出现于考古遗址倾圮的建筑物里，或出土于夯实的泥土中。哪怕是那些刻在现存建筑物上的铭文，也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遭遇侵蚀。奥古斯都以拉丁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官方回忆录《功业录》就刻在土耳其安卡拉的奥古斯都神庙里，但在砖瓦裂开的地方还是出现了文字缺损的情况。极其幸运的是，《功业录》绝大多数缺损的文字都靠其他语种的版本得到了补全（缺损的段落很少能“连起来”），或是能在其他地方的铭文碎片里得到补全，比如皮西蒂亚的罗马城市安条克，距离安卡拉西南300千米，那里保存了《功业录》的部分片段。
另一份皇帝公告的缺损情况截然不同。那是48年克劳狄乌斯对元老院的演说文本。这处铭文在1524年左右出土于里昂的荒郊野外（罗马的卢格杜努姆，也就是克劳狄乌斯的出生地）。这尊200千克重的铜板断成了大致相等的两半，顶部几乎完全丢失，似乎在遗弃之前就遭到砍凿。即便如此，这一大段铭文得以完好保存，记录了克劳狄乌斯独特言论之一，原本镀金的文字传达了一系列重要信息：克劳狄乌斯不但认为外省贵族应当成为元老，而且还叙述了罗马早期列王一些既晦涩又重要的细节（内容古怪但是语带兴奋）。正是在历史研究中，克劳狄乌斯发现了这些细节，以此支撑他的论点。这封铭文一共只有690个拉丁词汇。
与某个人物或某个主题有关的任何铭文都能解决不少问题，但也会带来同样多的问题。意大利以外，现存最早的拉丁铭文是前189年刻着“军营里”的一方小型铜板，作者是外西班牙的总督（阿米里乌斯·帕乌鲁斯，后来的马其顿征服者），他在铭文里宣布解放定居在图里斯·拉斯库塔纳的“黑斯腾塞斯人的奴隶”，并赐予他们土地占有权，“只要元老院和人民愿意这么做”。为什么这位总督会解放这些“奴隶”？（难道是因为邻近的黑斯塔叛乱了，而拉斯库塔纳人仍然忠诚？）既然他们已经拥有了地产，也有了一座城市，那“自由”对这些奴隶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已经很难调查清楚了。李维与其他作家笔下的史料难以解答这些问题。
在小亚细亚的爱琴海海岸塞麦，出土了一方三段铭文，开篇是一段希腊语敕令，签发敕令的人是当年的两名执政官：奥古斯都与阿格里帕。这封敕令处理了有关亚细亚行省（小亚细亚西部）的神庙财产问题；然后则是行省总督维尼修斯以拉丁希腊双语颁布的法令，阐述执政官的敕令将如何影响塞麦的这座神庙。对奥古斯都与其左右手阿格里帕而言，这则敕令的主题足够鲜明。内战结束十年之后，他们以执政官的身份向行省签发命令，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在恺撒、安东尼与奥古斯都本人以独裁方式统治了罗马二十年之后，奥古斯都本人声称要重建的，是何种基于传统的文官政体。
同样具备争议性（甚至争议更大）的还有20年12月元老院发布的敕令，这篇刻在另一面大青铜铭盘上的2000字铭文，内容是关于格奈乌斯·卡尔普尼乌斯·皮索。铭盘的主要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的安达卢西亚遗址出土了11片，靠近出土地点的其他碎片让专家得以还原其全文。这篇铭文以恭维谄媚的口吻，讲述了元老院如何在提比略皇帝及其母亲（奥古斯都的遗孀莉薇娅）昭昭天命的指挥之下，处理了皮索出任叙利亚总督时期违逆上级的罪行。铭文表示，皮索对抗了当时的皇位继承人日尔曼尼库斯，并在日尔曼尼库斯死后发动了对该省新政权的战争。皮索如何犯罪、谁在协助他犯罪、元老院如何以刑罚处置皮索的地产及家人（此时皮索本人已经自杀身亡），这些情况都在铭文里有着详细记述，佶屈聱牙的风格七拐八绕，全篇几乎都是令拉丁语学生抓狂的方式表达。这篇铭文的争议点在于，敕令里的诸多细节都与历史学家塔西佗本人对事件的记载相悖，甚至是日期。根据铭文的记载，元老院的投票在12月10日进行，塔西佗却将敕令发布的时间写成了第二年的5月。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引发了一些基本问题：塔西佗的记载是否可靠，他运用的史料源于哪里（显然他没看到这则元老院敕令，尽管其他地方他声称自己利用了元老院的档案），罗马帝国官方宣传的本质与目的（这则满是谄媚色彩的敕令究竟能让人信赖多少？），还有1世纪初罗马皇帝、元老院、贵族阶层与罗马帝国统治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