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文献史料并未记载的那些历史事件，有时会在铭文中重见天日：塞萨洛尼卡以北、马其顿省的小城莱特，出土了一篇冗长的希腊语铭文，这篇前119年或前117年的铭文是为了纪念安尼乌斯，一名罗马骑士。英勇的安尼乌斯成功击退了色雷斯等地抢掠成性的蛮族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纵观罗马帝国历史，边疆防御都是各地总督及其下属的重大任务（比如安尼乌斯），不管这个边疆在哪里。三百年以后努米底亚出现了另一篇冗长的拉丁语荣誉铭文，这是军事定居者为了尊崇他们德高望重的指挥官、现任行省总督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米亚努斯而撰写的。这是一个精力充沛、势不可当的骑兵将军，他在2世纪70年代多瑙河边疆旷日持久的战役中大显身手。马克西米亚努斯一再击退了蛮族入侵，也对盗匪团伙穷追不舍，甚至还在一场肉搏战中杀死了一个入侵部落的国王。退伍老兵的赞颂之词也为本来史料奇缺的多瑙河流域战争添加了关键的细节，正是这几场战争让罗马的边疆各省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剧变，直接导致了马可·奥勒留皇帝在文多博纳（今天的维也纳）的早逝。在这篇铭文1954年出土之前，马克西米亚努斯的形象一直都只是一名军团长（斯洛伐克特伦辛城堡石头出土的“提图利”告诉我们），他统率一支在波希米亚越冬的罗马军团身涉敌意满满的边疆险境（在178年底的那个冬天）。从执政官名单里我们还看到，马克西米亚努斯在四五年之后还曾出任执政官。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文献史料提到过他。
有关罗马帝国的历史，行省铭文不论在个体上还是数量上都比文献史料更能体现其特色与进程。在前1世纪末与1世纪期间，大量意大利商人与罗马商人曾经跑到希腊、爱琴海与亚得里亚海地区做生意，包括那些最不得人心的生计，比如开银行与征税。他们也留下了大量拉丁希腊双语的铭文史料，启发了现代学者的研究。在西班牙康特雷比亚·贝拉斯卡出土的前87年的当地敕令也显示，这个农业城镇的当局使用拉丁语头衔，讲拉丁语，在与周边城镇的纠纷中也使用罗马法原则用于仲裁（见第三章）。这封敕令的出土也无意中推动了学界对于西班牙各行省罗马化的持久争论。
同样在外西班牙，近年来也出土了不少“城市特许状”（曾经如此称呼），尽管并不完整。73年韦斯巴芗授予他们拉丁公民权之后，这些特许状就是各个城镇自治当局颁布的宪法性文件（宪章）。其中最著名的城镇有萨尔彭萨、马拉加，以及位置不明的“伊里尼”。这些宪法都有标准化的格式，确定某座城镇行政长官、元老院（“奥多”）与市政机构的功能，以及地方选举的手续等技术性问题。238年色雷斯地区斯卡普托帕拉出土的文件与西班牙的那些相当不同，但也颇有启发性。这是一封请愿书，呈交给当时还是孩子的罗马皇帝戈迪安三世，请求救济当地人民，免受罗马官吏甚至是普通士兵的持续压榨（见第八章）。斯卡普托帕拉只是众多压榨案例的其中之一，这个难题也是日常困扰罗马各地城镇郊区的难题之一，甚至也会让那些急于做出正确决策的历代皇帝头疼不已。
莎草书史料与铭文一样，同样涵盖了丰富内容，从普通民众到公共生活无所不包。莎草纸不但数量丰富，而且容易与其他垃圾一样一片片一页页地丢弃于临近沙漠的垃圾场里，还有的用来包裹木乃伊。甚至有些文献著作凭借莎草纸这种介质得以重生：亚里士多德有关雅典古典宪法史的著作，米南德唯一一部全篇保留的剧作，还有李维著作的古代版本的摘要残卷，这个版本与前文提到的全本有所不同。罗马时代重要的莎草书还有奥古斯都的敕令（见第五章），克劳狄乌斯41年对亚历山大里亚行为不端的罗马公民发布的劝诫信，还有埃及长官68年发布的一封长长的敕令，斥责并承诺终结腐败（总是如此）。此外，还有出土于幼发拉底河畔杜拉欧罗普斯这座要塞城市的一部3世纪初的拉丁语日历（《杜拉努姆战役》），这部日历列出了一年之中为数众多的节日，各军团士兵要在节日到来之际参加宗教仪式与节庆活动，祭拜包括皇室家族在内的过去和现在诸神。
私人信件、遗嘱、地方官员的备忘录、各种合同、请愿书，还有其他文件，在数量上都超过了官方莎草书。与铭文和硬币一样，这些文件也越来越多地在考古过程中得以发掘（有些是偶然无心的发现）。前112年罗马元老梅米乌斯写给埃及地方官员通报来访计划的信件（见第四章）就是个生动的例子。在另一个时代的另一个地方，1961年的大发现是“芭芭莎档案”，这是一堆法律文书组成的档案，包括合同、不动产转让书、贷款票据，涉及的时间段大约在96年到134年之间。所有者是罗马阿拉伯-佩特拉行省一名富裕独立的犹太女性。这部档案为2世纪初的犹太社会、财产与诉讼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史料。这些档案文件装在皮革袋里，散落在俯瞰死海的一方洞穴里（今天得名“文书之洞”），这里似乎是芭芭莎与其他犹太人避难的地方，或许在犹太大起义期间他们死于此地（132年至135年，见第十章）。1960年在同一座山洞里还出土了叛乱领袖西蒙·巴柯巴的文书，主要以希伯来语和亚兰语写成，还发现了叛乱运动时铸造的硬币。
为数众多的文书与私人信件，重现了普通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与奋斗经历。有三个案例足以揭示这些文书的多元性：前1年一个住在亚历山大的丈夫希拉里昂写信给尼罗河中游俄克喜林库斯的妻子埃利斯说：“如果你生了个孩子，男孩的话就养下来，女孩的话就扔掉。”46年在埃及法雍，两个村庄的14名发言人在这个行政区的官员（“诺马丘斯”）那里宣誓，保证他们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捕捞两种在当地被视为神圣的鱼类；2世纪的某个时候，一个名叫安东尼乌斯·朗古斯的儿子怀着忏悔的心情，写信给他的母亲尼罗乌斯，乞求宽恕自己的一些过失行为：“我陷入了邪淫之中；我写信是想要真心求忏悔……我已经被上了一课。”
铸造硬币的不仅仅有罗马官方（始于前3世纪初），也有其他行政主体，特别是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这里是铸币技术的发源地。在罗马帝国西部，当地参照希腊、布匿与罗马的样式发行硬币，但当罗马钱币在1世纪中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这些硬币都消失了；在东方世界，各个城市都在铸造他们自己的硬币（更多是出于展示而非日常使用），直至3世纪这股风潮才偃旗息鼓。罗马发行的金币名为“奥里斯”（仅在特定场合铸造，当然也仅仅在相当富裕的人群中流行），各种面值的银币，包括“迪纳厄斯”与辅币“塞斯特斯”，这些铸币直至3世纪都是罗马世界最为通行的货币。此外还有铜币，与铭文一样，罗马帝国全境都有硬币出土，所有者往往在混乱时期将它们储藏起来（就像“文书之洞”一样）。
每枚硬币的正面都刻着一名皇帝的肖像（这种做法从恺撒出任独裁官的时候开始，模仿的是希腊化时代的那些君主），背面则印上与时变化的图案。前29年，屋大维如愿地在硬币上刻上了“为了拯救公民”（Ob Civis Servatos）的字样，还有一个桂冠，以纪念长达二十年内战的终结。三十年后他那些成为未来统治者的养子手持长矛和盾牌出现在奥里斯金币的正面。韦斯巴芗为了庆祝镇压犹太人起义，也发行了各种各样的特制硬币，背面印着一棵棕榈树下被俘的犹太女性，旁边一行文字写着“征服犹太”（Iudaea Capta）的字样。哈德良为了纪念他在帝国各地的巡游，也发行了一系列著名的硬币，上面刻着每一个行省标志性的符号和图案，包括犹太行省，作为虔敬的祭献。
罗马人的宣传既可以带来希望，也可能会引发误解。69年那个“四帝之年”里，皇帝轮番上台，先是加尔巴、奥托，再是维特利乌斯，最后是韦斯巴芗，轮流登上罗马这个不稳宝座的人都必须直面敌对的竞争者。奥托在奥里斯金币刻上了“奥托的胜利”的字样（Vicotoria Othonis，但他很快就被推翻了），之后则是维特利乌斯刻了一批写有“军队的忠诚”（Fides Exercituum）的硬币，此外也有同样彰显奥托胜利图案的塞斯特斯硬币。这些硬币的铸造都发生在罗马军团全力支持韦斯巴芗在意大利平叛的时候。一百五十年后的217年和218年，另一位政变发起者马克里努斯（平民）在硬币上刻了“士兵的忠诚”（Fides Militum），后来又出现了“我们时代的幸福”（Felicitas Temporum）。马克里努斯父子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3世纪末的骚乱进行期间，这种疾风暴雨式更迭的场景甚至更加普遍，哪怕这些稳定贬值的硬币已经跌到了灾难性的低点。
硬币也会偶尔透露出其他史料并未提及的历史事件：2世纪40年代初，安东尼·庇护在塞斯特斯硬币上高兴地宣称，罗马已经“承认”了夸迪人（多瑙河中游的强有力日耳曼部族，后来给马可·奥勒留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与亚美尼亚人（他们激怒了帕提亚王，也再一次给马可·奥勒留带来了麻烦）的国王。更多情况下，硬币记述的还是已经发生的事件。比如说，前58年由两名营造官铸造的迪纳厄斯硬币就展现了其中一人阿米里乌斯·斯卡鲁斯的功绩：身为庞培在东方的副官，他在几年之前接受了阿勒塔斯三世的顺服，也就是阿拉伯纳巴泰人的君主。硬币背面刻着阿勒塔斯三世在营造官的骆驼面前下跪并献上一株橄榄枝的场面，周围的说明文字清楚地描述了这次事件。
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约前18年奥古斯都铸造的迪纳厄斯硬币上，这次则描绘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事件。由于前20年帕提亚与奥古斯都养子提比略达成了外交协议，罗马夺回了他们的军团旗帜（这些都是圣物），换回了三十五年前远征帕提亚时沦为战俘的罗马士兵。罗马皇帝仍然渴望在已有军功的基础上继续获得军事荣誉，他在硬币背面刻了帕提亚国王单膝着地举着军旗的图案，同样是顺从罗马的主题（这幅场景在奥古斯都位于第一门的著名塔雕像上有所体现，尽管那里的帕提亚人是站着的）。
铭文、莎草书与硬币都为罗马帝国的识字阶层服务。罗马全部人口中有多少比例受过教育至今未知，学界有关的争论也很多。尽管没有证据，但哪怕是在大城市，估计也只有20%的男性受过教育。更多的女性则根本不能读写。至于其他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只能借助识字的邻居或是职业抄写员为他们提供帮助（比如说，前文提到的14名法雍渔民，也是当地的抄写员）。即便如此，整个罗马帝国仍然依靠书面文件与通信运转。这些史料，加上范围同样广阔的现存文字记录，都让今人研究、分析、评估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崛起成为可能。
致谢辞
我非常感谢阿莱士·莱特和和陶里斯出版社的盛情约稿，他们鼓励我的时间比我料想的还要长得多，因为我写作本书的同时还要处理其他的各项事务。与往常一样，我很高兴在此鸣谢悉尼大学从我2007年退休以来给我的名誉副教授头衔，没有这个头衔我就无法延续学术研究和出版工作。我还要特别鸣谢悉尼大学图书馆，它为会员提供的线上书籍、期刊和数据库的品种都在稳步增长，一直以来得到图书馆员和信息技术专家的加持维护。我同样诚挚地感谢我的文字编辑克里斯·里德，正是他的独具慧眼让我的文字免于太多的讹误。
还是与往常一样，我最深深的感谢与感激之情要献给装饰我生命的那五个人，正是他们如此慷慨地陪伴着我越挫越奋的古典研究：扬·霍约斯，卡米拉·帕杜拉和安东尼·帕杜拉，还有两个活力四射的孙辈，斯嘉丽和亨利。我将这本书献给他们。
罗马皇帝列表
（从奥古斯都到戈尔迪安三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