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诸行省
罗马共和国的帝国霸业并非有意为之。无论是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还是内外西班牙，罗马人吞并这些地区的初衷都是为了击退迦太基人。之后，罗马并没有急于吞并其他地方，阿非利加行省、亚细亚行省和山外高卢都要等到前2世纪的下半叶才落入罗马手中。同样，罗马也没有按“现有模式”将新占土地化为行省。西西里在前228年才迎来第一名常任总督；前210年再度平定之后，被征服的叙拉古王国在全岛范围内小心翼翼地设立了基于农业产出的十税一和二十税一制度，这才确立了制度化的税收体制。内外西班牙在一开始也只不过被视为可供抢掠和临时性征税的占领土地，一直到前168年，卸任回国的罗马总督都会带上海量的金银钱币来充实罗马的国库；罗马对西班牙矿产、农产的常态化税制，要到前190年才开始一步一步建立。从前191年到前173年之间，山内高卢也散布着罗马和拉丁的殖民地，在这个世纪里意大利半岛的移民蜂拥而入。山内高卢一直都没有像海外行省那样被课税，而是享受（或者说忍受）年度或是双年总督的统治。罗马的执政官和军事裁判官定期赴任山内高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镇压边境地带的反叛民族，尤其是亚平宁北部的利古里亚人。
罗马在前2世纪末取得的领土也源于相似的机会主义：阿非利加行省是吞并而来，以此抚绥罗马人对宿敌迦太基那历久弥新的敌意，尽管实际上大片领土都赠予了亲罗马的城邦和努米底亚。罗马还吞并了山外高卢，以确保来往西班牙的交通线，同时大概也为了让这个区域更方便罗马商人和拓殖者进入（这一点我们没有明确证据）。实际上，罗马商人和拓殖者果然迅速涌入，山外高卢行省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就住满了罗马人。亚细亚行省作为地中海地区最富有的地区，则是另一番光景：这对罗马而言堪称一笔横财，尽管罗马花了几年时间将其吞并（前文已述），然后又花了几年时间进行合理开发。
时间进入前1世纪，情况已经大为改变。罗马此时新占领土绝大多数都是有意为之：庞培在东方其疾如风的领土吞并，恺撒在高卢的征伐扫荡，最后是前74年征服的小小昔兰尼、前57年征服的塞浦路斯。这些新吞并的领土都是为了改善帝国的安全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据说是这样），满足那些成功将军及军官劫掠财富并赢取荣耀的胃口，扩张共和国的财政岁入。当然，以上顺序并不一定代表着实际的重要程度。
对降服领土的称呼也随着时间逐渐演化。 Provincia（行省）一开始并不指代罗马统治的领土，而是指分配给那个到任行政长官的任务。因此，负责管理国库的罗马财务官也会把这项工作称为自己的Provincia。城市的Provincia则由聆讼听讯的裁判官负责。后来，将军事行动的任务交给某个执政官或是裁判官，无论是意大利本土还是外省，这个行动地点也被称为他的Provincia，所以到了前2世纪末，Provincia就成了描述某个新征服区域的术语。事实上，前2世纪20年代并入罗马的山外高卢很快就涌入了大量的罗马拓殖者，还从意大利渗透而来了罗马文化。于是，该地居民开始称这片土地为“行省”（当然，普罗旺斯还叫“普罗旺斯”）。
“imperium”一词原本只代表“权力”，给这个词语加上领土意义而解释为“帝国”还要花上更长的时间。前2世纪，罗马统治的地区都得到了类似“罗马人民主权之下”的修饰语，现存的两份与爱琴海小城邦签订的希腊语条约就是这样，其中一份签订于前165年，另一份签订于前105年。前122年颁布的一部改革法律规定，对“那些罗马人民指导、统治、施权或是相友的人”横征暴敛的行省总督会被处以极刑。上面这个短语中，前三个词实际上就意味着：帝国。但在前1世纪，imperium（帝国），或者偶尔以短语形式出现的imperium populi Romani（罗马人民的帝国），也等价于“罗马人民的权力”。这个术语固然指“权力”，但偶尔也会影影绰绰地指代“领土”。
西塞罗时代的一本修辞手册就曾提到，罗马诸盟友的角色就是帮助“我们维护imperium”。西塞罗本人写下的著名寓言《西庇阿之梦》（前129年）里提到，小西庇阿拜访天堂，然而目睹了这样一幅景象：“我们的imperium”仅仅是地表上的一个点而已。之后的恺撒也记载说，日耳曼人曾在前55年警告他不要渡过莱茵河，因为那里是“罗马人民imperium”的边界。在上述案例里，imperium的意思可以是罗马的权力，也可以是罗马主权统辖下的领土，或者两者皆是。最终，在奥古斯都大帝时代，罗马人的imperium才引申出“帝国”的意涵：皇帝本人大笔一挥，将埃及划入了罗马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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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罗马帝国的扩张就给被吞并的地区带来了深重灾难。首先，吞并的前奏总是战争，而战争总是残酷无情的。西西里岛的阿格里真托就是一例，该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都惨遭洗劫。前261年的第一次战争留下了幸存者25000名，而前210年的第二次战争幸存者人数未知，每一回的幸存者都被卖作了奴隶。而且从整体上看，西西里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遭遇了比第一次更惨烈的损失，全岛几乎化为灰烬，无情地遭到围城（以叙拉古为最著名）、毁灭和奴役。无论是前167年毁灭伊庇鲁斯，还是二十年后毁灭迦太基和科林斯，元老院和罗马统帅在自觉合算的时候从不吝惜自己的野蛮。同样，罗马总督在行省内外面临抵抗的时候也会行事极端。极负人望的提比略·格拉古任前177年的执政官，曾在前177年至前176年对撒丁岛重拳出击。据闻他将8万名战俘投入了奴隶市场，由此也催生了一个与之相应的撒丁谚语：“廉价的撒丁人啊，一个比一个命贱。”大格拉古的铁腕让撒丁人整整“安静”了一个世代。没过几年，前173年的执政官波普利乌斯·莱纳斯也镇压了一支难缠的利古里亚山民：斯塔特拉特人。拉埃纳斯一度许诺，只要放下武器就会善待他们，结果一转眼却把他们都卖作了奴隶。义愤填膺的罗马保民官随即插手，向元老院施压让尽可能多的斯塔特拉特人重获自由。
安分守己当顺民，也并不总能让这些地区从罗马人的攫利欲望中自保。前189年的执政官曼利乌斯·乌尔索就曾经在错过与安条克三世的战争之后，跑到加拉太大肆掠夺，获利颇丰。虽然这次作战因未经授权而备受批评，乌尔索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如前所述，加尔巴、卢库鲁斯等人在罗马并不掌控的西班牙地区也大打掠夺性战争，那些地区对意图抢掠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找个借口袭击别人再大行抢掠，这种行径甚至可以拿来开玩笑：在前2世纪90年代末的喜剧《埃庇蒂库斯》里，普劳图斯借缺钱的聪明奴隶之口，说出了一句谐谑之语：“现在我就要召集我们国家那些帮腔的元老了，决定一下对谁宣战，好让我轻轻松松抢走他们的银子。”总而言之，我们主要还是要感谢李维《建城以来史》里的数据：据他的估计，在前200年之后的50年里，运送到罗马的战利品总额可能达到了4.15亿迪纳厄斯。
劫掠依然是家常便饭，而且程度愈演愈烈。负债的尤利乌斯·恺撒在前61年以裁判官的身份出镇外西班牙，在大西洋海岸大肆蹂躏露西塔尼亚地区，不但偿还了自己的债务，还为自己赢得了最初的军事荣誉。恺撒更大的成就还在后面：从前58年到前51年，他到比山外高卢行省更远的高卢地区大肆劫掠。自由高卢的绝大多数地区都经济富足、人口众多，建满了圣堂。洗劫这些地区也让恺撒至少可以与他的政敌庞培一样富裕，正是地中海东部的财富养肥了庞培。在宣传的时候，恺撒毫不讳言高卢战事带来的人口损失，据他本人估计就有119.2万名高卢士兵阵亡（如前所述），还有200万高卢人被掠为奴隶。恺撒更愿意将其视为自己军事荣誉的一部分，不过这种宣传也无意中暗示了后来由他发动的内战中死亡的罗马人人数，这可是敏感得多的话题。前99年到前50年之间（根据推测），有2亿迪纳厄斯以劫掠所得战利品的形式流入了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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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劫掠，也就是将战俘充作奴隶，同样也是帝国扩张的鲜明特色。奴役战败的敌军士兵，甚至奴役整个族群，这对古代国家而言十分稀松平常。罗马人在意大利的战事中，这种情况也是家常便饭。人口掠夺也在意大利之外的土地上发生了很多次，不时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前261年，罗马人在长期围城之后拿下了西西里岛的阿格里真托，执政官决定将剩下的2.5万名虚弱不堪的幸存者抓走为奴；前254年，同样位于西西里岛的帕诺尔穆斯陷落，2.7万名平民犯人之中有1.3万人被卖为奴隶（其余犯人以每人2迈纳的价格买回了自由，相当于当时罗马货币的2000阿斯，或是那个世纪晚些时候的200迪纳厄斯）；前209年，罗马人从汉尼拔那里收复了意大利南部的他林敦，该城的3万人由此进入奴隶市场；前177年，撒丁岛有8万人沦为奴隶，这“多亏了”大格拉古；前146年，迦太基有5万人沦为奴隶。罗马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奴役发生在前167年，这场战争前文已经涉及，伊庇鲁斯有15万人被掠为奴隶，只因他们的国王更亲近马其顿而不是罗马。
前264年以来，罗马在地中海各地进行了大大小小许多战争，每次战争都繁荣了意大利内外的奴隶市场。与奴隶贩子一样，海盗业也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罗马人而受益——肆无忌惮的罗马人反复侵扰比提尼亚王国，掠取那里体格健壮的男子，直至前104年元老院出手阻止才告终结；前167年，雅典附近的提洛岛在罗马的一纸法令下成为免税港口，很快这里就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奴隶市场，曾经在极盛期创下了单日卖出1万人的纪录（一直到前88年，米特拉达梯大帝摧毁该岛，奴隶市场才告终止）。奥古斯都时代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博指出，绝大多数奴隶都落入了西方买家之手，现存铭文也显示，罗马和意大利商人还建立了一个主要由提洛人组成的定居点。奴隶贩子所过之处都发生了人口灭失，一批城邦和地区深受其害，它们往往经历了长时间的人口经济损失，比如迦太基和撒丁岛，更不用说伊庇鲁斯和后来落入尤利乌斯·恺撒铁蹄之下的高卢。他林敦再也没有恢复自己在意大利南部卓越的旧时地位；阿格里真托在西西里岛的地位也同样没落；迦太基也是满目疮痍，一直到前46年，才作为罗马的辖地得到复苏。哪怕是阿里斯顿治下的雅典，也因为统治者在前88年极不明智地选择与米特拉达梯结盟，而倒了大霉：两年之后，裁判官苏拉肢解了雅典，这里的人口也部分遭遇了灭失。
前2世纪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岛累积了规模庞大而又常常心怀不满的奴隶人口，也助长着经久不息的骚乱苗头。这个定律时不时就灵验一次。早在前196年和前185年，罗马当局就得出兵处理意大利本土颇不宁静的奴隶运动；此后在前2世纪30年代，一场大规模的暴动席卷了西西里岛，领导这场运动的人叫攸努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叙利亚奴隶（他也给自己取了塞琉古的国姓——安条克）。罗马人直到前132年才将攸努斯起义镇压下去，但就在刚刚吞并的帕加马王国故土上，假冒王室血统的阿里斯东尼克扯旗造反，他吸引的追随者除了奴隶之外，还有饱受压迫的乡下人。阿里斯东尼克给自己人取了一个极具魅力的名字“太阳的子民”。另一场大规模的西西里岛奴隶起义发生在前104年到前100年间，领导这场起义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萨尔维乌斯，他给自己化名“特里芬”，另一个是阿瑟尼翁，两人联手蹂躏了西西里岛。加入他们的除了奴隶，还有心怀不满的投资分子，那些自由的西西里人，他们趁乱大行盗贼暴力之能事。最著名的奴隶起义发生在前73年到前71年间，这场洗劫意大利乡间的起义由色雷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领导。一直等到富豪出身的克拉苏接任裁判官，这场大起义才被镇压下去（但是有一部分军功被刚刚从西班牙返回的庞培攫取了）。
奴隶人口究竟有多庞大，这在罗马的任何时期以及任何地方都没有记载。但是所有现存的史料都证明，这个数字相当之大。意大利本土无疑是奴隶人口的最大集中地，到前30年，这里就已经有大约200万奴隶与五六百万自由公民一起居住。但是，奴隶在几个海外行省无论就比例还是绝对人数而言都堪称庞大，其中又以西西里岛最为典型：古代史料记载的当地奴隶反叛兵力数字差距甚大（从2万到20万不等），但无论就哪个程度而言，都已经足够直面甚至不时击败罗马军团。大约前150年，西班牙南部“新迦太基”的银矿已经有4万名奴隶在工作。恺撒抓来了100万高卢战俘，使得各接收地区的奴隶人数大大增加，其中又以意大利本土最多。随着战俘被掠为奴，新扩张的“行省”人口减少，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批人会在此后的几场内战中给罗马制造麻烦。
另一方面，奴隶加入，并不意味着人口数量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简单累加。事实上，人口总数是波动的。疾病和年老会适时地减少家庭或地区的奴隶数量；罗马奴隶主也越发盛行释放奴隶，特别是主人知根知底的那些家庭奴隶，可以通过法律授予其公民身份。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在前214年致希腊某城邦的信件中提到，罗马人素有释放奴隶的习惯（这对希腊人来说颇不寻常）。腓力五世认为，正是这个习惯帮助罗马人充实了他们的殖民地。此外，在前129年，也就是腓力五世去世那年，小西庇阿还曾嘲笑一队罗马敌军，说意大利对他们而言其实也就是个“继母”（因为他们以俘虏身份来到罗马，后来才被释放）。尽管奴隶有时也会获准组建家庭，尽管被穷困父母抛弃的婴儿有时也会沦为奴隶，但罗马的奴隶供应主要还是来源于战争。当然，战争带来的奴隶也不是一直数量庞大，来源于提洛岛等地的奴隶贩子也不能保证稳定的奴隶供应，即使罗马这边存在定期需求。比方说，一旦撒丁岛和伊庇鲁斯抢来的一百万奴隶中有四分之一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死去，并不能保证意大利或其他行省能有另外二十五万奴隶刚好填补这个空缺。与之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从前91年开始，一波波内战加外战的浪潮又让罗马的奴隶人数如火箭般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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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要有效统治一个行省，通常的程序是先任命一名裁判官。前241年到前197年间，年度裁判官的人数从一人扩容到了六人。其中只有四名裁判官会负责行省领土，因为最开始的两名裁判官，分别负责“城市”和“外邦”，要留在罗马处理司法事务。过不了多久，行省裁判官通常也会得到司法权力，也就是所谓的imperium。如果任期顺延到第二年的话，此人就会获任为“资深裁判官”。一旦某个行省遭遇严重叛乱或者入侵，当年两位执政官之一就会受命，前去充任该行省裁判官的上级：前195年，老加图就接管了两个叛乱的西班牙行省；前74年，奇里乞亚与亚细亚由卢库鲁斯统领，以便应对战火方炽的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与数百年来的传统程序相符的是，一旦有执政官的“权力”年限长于他的公职年限——往往都是出于作战需要，而不是为了统治某个行省——他就会得到“资深执政官”的任命。
行省总督的幕僚团队规模不大，往往还都是业余性质。就拿财务官来讲好了，这是罗马一种不大重要的行政长官，经选举产生，往往与行省总督一同赴任，照看那里的财政（即使财务官都是刚刚开启公职生涯的年轻人）。此外，行省总督还可以带上一个或是多个元老院的朋友为他做副手，也就是所谓的“代理人”。赴任官员都会有私人部属和奴隶，也许还有一些朋友陪同，但并不存在常设的公职人员；作为代理人，总督会任用军官，任用自己的随员，随着罗马定居人口的增长也会任用当地头面人物的罗马人和罗马化的外省人。因此，在实践中，罗马行政机构保留了相当多的临时性色彩，往往非常依赖总督的个人能力（也可能毫无能力）、品格和兴致。总督及其副手没有薪俸，尽管后来元老院通常会票决，提供充足资金作为当地的行政开支。这笔津贴名叫“维蒂库姆”（viaticum）或是“瓦萨略姆”（vasarium）。前58年的执政官卡尔普尼乌斯·皮索，也就是恺撒的岳父，就曾得到高达1800万塞斯特斯的津贴，合450万迪纳厄斯，以便他处理马其顿的事务（西塞罗宣称，皮索将这笔钱全部花在了罗马本土）。
当然，绝大多数日常行政事务都必须交给位于省内城镇和农村的地方当局。他们的工作就是维持地方秩序，协理地方上的税收细目，养护城市及周边的建筑设施，执行总督下发的一切指令。罗马人对当地文化甚少干涉，尽管他们也希望西方行省的行政官员懂得拉丁语，期待东方行省的官员像自己一样通晓希腊语。当然罗马统治的冲击和移民的涌入都对不少地方的社区和个人影响深远，尤其是那些西部行省：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接受了一些罗马式的生活方式。
罗马统治一旦在某地确立，就会遵循三大关键原则：维持秩序，裁定法律案件，征税。即便是那些起初出于战略原因而吞并的领土，罗马人也格外地看重它们的税收和资源价值（这是所有宗主国政府的标准态度）。一俟在西西里岛和西班牙设立行省，罗马人就设立了固定的税收制度：在西西里，相对公平的叙拉古税制，也就是十税一和二十税一制被推广到全岛范围，时间大概从前210年开始；在西班牙，罗马人推行的税制并未留下完整记载，但肯定包括对谷物的二十税一制，也被称为“维塞斯马”（vicesima），以及对半岛银矿等矿产外运时征收的关税。前146年吞并的阿非利加省则要缴纳人头税和土地税（根据农业产出），这些税种都承自迦太基列王。之后罗马在新占地的税收也遵循着相同的套路，可惜这些税制的细节并不总能保留下来，比如恺撒在征服高卢期间如何每年搜刮到4000万塞斯特斯（1000万迪纳厄斯），以及这么一笔庞大的金钱如何计算、如何在当地分配，又如何征收并运往罗马的。
甚至在罗马，公共项目都由私人或财团（社团）负责修建，比如庙宇、街道、桥梁、下水道等。他们处于“罗马骑士”等级，并非元老院的贵族等级。经营合同通过竞争投标，在审查机关下发后可进行固定期限的经营，比如五年的期限。竞标成功者被称为包税人，因为他们处理的是国家的商贸事务。包税人根据他们对未来税收收益的评估，向国库支付一笔钱，然后就可以亲自或借助代理人从公众那里收取实际税款。可以想象，收上来的实际税款要比汇给国库的金额更多。换句话说，中间的差额是合法的利润，而对国库来说，好处就是可以如期地得到大量资金，以满足国家的开支。因为几乎每个地方的税收和建筑工程都通过合同来运作，所以有很多类似项目可以争取（就像波里比阿在前2世纪中期指出的那样）。
在各个行省，总督完全可以把税收和其他合约承包给富裕的当地人。然而，在有些领域，高额的利润很快就吸引了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比如说，西班牙南部的大量银矿就在前2世纪吸引了大量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前来淘金；狄奥多罗斯就曾记载他们如何残酷地虐待奴隶，强迫他们采矿；波里比阿也提到，在他的时代（前150年左右）光是新迦太基附近的矿场每天就能为罗马人产出2.5万德拉克玛（或者是迪纳厄斯）。至于矿产承包人挣了多少钱，我们就无从得知了。而在亚细亚行省，当地的征税人在罗马统治确立之后只挣了短短几年钱，因为从前123年开始，罗马的包税人就接手了亚细亚行省的税收合同，包括港口关税和大片官地的租金。实施这项改革的正是保民官小格拉古。罗马每年从亚细亚行省收上来的岁入可能高达2400塔兰同（1440万迪纳厄斯）。包税人当然是逐利的，外省人因此需要多缴税。
行省的赋税至少应当有一部分服务于本省利益，但是没人想到要这么做。如前所述，无论是前133年的帕加马国库、十年之后的亚细亚行省新税政策，还是前57年的塞浦路斯王国国库，仅仅这三个案例就足以表明，税收最后都成了罗马人的好处费。西塞罗在前66年公然宣称，除了亚细亚行省，其他行省的税收都不足以覆盖保卫它们的支出。不过，这番话也是在为西塞罗自己的政策辩白（任命庞培为行省总督，出兵弹压米特拉达梯）。事实上，当时没几个行省需要军事防御，西班牙、山外高卢、西西里岛和阿非利加行省收上来的钱肯定超过当地的军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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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征收税之时，无论是行省总督还是包税人，都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准则，也没有多少顾忌。早在前171年，西班牙各行省的代表就向元老院呈交了一份清单，列出了他们的沉痛控诉：行省总督不法榨取钱财，军官在城乡间强摊军费，总督在作物收割前就决定5%的谷物税，并且安排给私人包税人征收，绕开当地政府。怨愤的当地人发现元老院总是对他们的请愿推来阻去，他们也没有拿到被榨取钱财的补偿；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诉愿还是得到了满足：几名前任总督和有罪总督被“自愿”放逐到罗马周遭的城镇（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元老院也发布敕令，终止苛政；还有前面提到的西班牙几个总督，他们最严重的暴行都发生在西班牙两行省以外。前149年，鉴于这些滥权中饱之事，罗马人开启了立法的第一步，约束各省总督。
但即便如此，罗马各级行政官员仍然认为，他们在处理各省事务时食利自肥的行为天经地义。前129年的执政官马尼乌斯·阿基里乌斯镇压了新行省亚细亚对罗马统治的抵抗，还在当地累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回到罗马以后也得以逃脱元老院的指控。小格拉古结束在撒丁岛一年的财务官任期后，回来谋求竞选前123年保民官，强调了自己的守正自持。小格拉古告诉选民，他回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空空如也的钱袋；不但如此，他也没有与俊俏的男人来往，没有与妖娆的妓女交欢。而其他外省长官回来的时候都带着盛满银子的酒罐。不必怀疑，罗马也有与小格拉古一样的诚实官员，但是令人厌恶的丑闻仍然此起彼伏。前106年的执政官昆图斯·塞尔维里乌斯·卡埃皮奥就在镇压山外高卢叛变的托罗萨王国时，抢走了那里惊人海量的神庙宝物（各类金银加在一起超过20万罗马磅）。然后这笔财宝却在执政官回程罗马的时候神秘遗失了。自知将面临盗窃罪、叛国罪等一系列指控的卡埃皮奥落荒而逃，在前103年流亡到了国外。
前82年左右，阿非利加行省总督法比乌斯·哈德良努斯的腐败犯了众怒。甚至是罗马驻军仍在尤迪卡（当时的阿非利加行省省会）的时候，当地人就在总督在家的时候纵火点燃了他的宅邸。大概就在同一时期，平平无奇但八面玲珑的小贵族维勒斯利用他出任奇里乞亚军团长这一腐败职务的机会，羞辱腐蚀了其他几个东方行省威名素著的地方官员，盗窃艺术品，还调戏别人的女儿。西塞罗的攻击目标、荒淫享乐的皮索（此君的爷爷就是一百年前制定第一部勒索法案的老皮索），被指控将高达1800万塞斯特斯的行省津贴挥霍在了罗马城，然后在他任职的马其顿行省大肆搜刮，以弥补这笔支出（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卑鄙无耻地洗劫了马其顿，如西塞罗所说）。尽管西塞罗本人并非尤利乌斯·恺撒的政治盟友，但他还是渴盼分享恺撒前54年入侵不列颠的收益，见证一批新收为奴的不列颠人的到来，这也是他弟弟、恺撒副官昆图斯·西塞罗所承诺的（尽管没有一个字证明西塞罗曾经接收过这批奴隶）。后来的结果让西塞罗颇为幻灭：恺撒这次远征根本没弄到一丁半点的战利品。
从前73年到前71年间，维勒斯这三年的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无所顾忌的行省总督和他的佞幸私昵可以多么无法无天。西塞罗的辛辣指控《反维勒斯演说》（发表于前70年对维勒斯无结果的审判之后）让这名裁判官的恶行永垂于世：毫无羞耻地盗窃、挪用公款、索贿受贿、操纵审讯，甚至还针对那些惹恼他的罗马人进行司法谋杀。前72年，元老院甚至发布了检核维勒斯司法越轨的敕令，结果也是收效甚微。虽然前70年，西塞罗也代表愤怒的西西里人指控了维勒斯，但是此君既有权势逼人的梅特利家族奥援，又得到了另一名顶级演说家霍尔滕西乌斯的辩护（西塞罗的朋友，次年成为执政官）。纵使如山如海的证据压过来，这个泰然自若的前任裁判官还是得以全身而退，带着他的不义之财从容远走马西利亚。
这些丑闻无不显示，针对弊政的治理举措并不总是奏效。小格拉古拍卖亚细亚行省的征税权，意在保证罗马国库最大程度的进账，进一步将国库收入用于各式各样的昂贵工程，以此增加罗马公民的工作机会，让他们买得起粮食。行省总督的合同发包则为地方上的贿赂和偏私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制度漏洞已经在罗马城引发关注，特别是引发了格拉古兄弟这样未来改革者的关注。在罗马，合同发包的过程（理想状态下）要在元老院和人民的监督下进行。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富有的罗马包税人可以结成联盟，向罗马城里的元老院和行政官员施压。得益于他们的财富和人脉，这帮人同样可以在感觉自身利益受威胁或是财路被阻的情况下，向亚细亚行省的总督们施压。硬币的这一面才是更可能出现的情况，元老通常也会在包税人联盟的份额中分得一杯羹。小格拉古的灵机一动，也为未来累积了麻烦。
小格拉古推行了著名的改革，审判行省官员敲诈勒索案件的陪审团，要排除元老，换上罗马骑士等级的成员（这些人被认为更加公正）。不过颇具历史反讽意味的是，格拉古将亚细亚行省的征税权交给骑士，导致权力的滥用，被行省总督“厚道”地忽视了，更严重地说其实就是纵容。罗马骑士及其代理人催逼日甚的严苛行为甚至成了公开的丑闻，正是他们下手洗劫了邻近的比提尼亚王国，奴役了该国的居民。一直到前104年，一条尴尬的元老院敕令才宣布释放所有惨遭奴役的盟国公民（比提尼亚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亚细亚行省的包税人联盟也不是唯一的加害者）。在亚细亚行省内部，他们多年来几乎都是肆意妄为。这种状况最终在前95年得以终结：原则性很强的执政官穆修斯·斯卡沃拉在第二年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斯卡沃拉得到了备受景仰的军团长卢修斯·鲁弗斯（也是前任执政官）的帮助，推行了一系列严厉的行政改革，同时激怒了现任和未来的包税人联盟。这帮人的复仇怒火转向卢修斯（因为斯卡沃拉声望太大）：在前92年那次耸人听闻的案件里，敲诈罪法庭的陪审员一如往常由骑士等级构成，他们给卢修斯定的罪名是“从行省受贿”。卢修斯因此遭到放逐，目的地是亚细亚行省。
罗马行政官员有多惹人憎厌，从四年之后“亚细亚晚祷”的大屠杀就能看出来：数万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不仅仅是税吏，也不仅仅是男性——都在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王的指挥下，死于外省人之手（卢修斯逃脱了）。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拒绝执行米特拉达梯的命令：比如说希俄斯岛和罗得岛，还有内陆城邦阿佛洛狄西亚斯。罗马资深执政官苏拉在击败本都国王之后，残酷惩罚了剩下的这批跟风的屠杀者。米特拉达梯的支持者惨遭处决，仍然顽抗的城邦被洗劫一空，被战火蹂躏的行省还被科以20000塔兰同的罚款（1.2亿迪纳厄斯），这样的惩罚远远超过了行省的偿付能力。这桩美差不可避免地又落到了罗马金融家的手里（又是骑士等级）。结果就是，这笔巧立名目的债务膨胀了600%，直至十五年后，资深执政官卢库鲁斯才将这个数字降到了可控的水平。明智的举措重建了亚细亚行省的稳定，也让该省恢复了些许繁荣。不过也可以想见，卢库鲁斯的政策为他招来了“金融阶层”的刻骨仇恨。前66年，卢库鲁斯的东方行省指挥权被庞培替代。“亚细亚晚祷”的教训并没有让罗马人记取太久：二十年后，贪婪跋扈的罗马税吏在黑海之滨的城邦、比提尼亚的赫拉克里亚（埃雷利）大肆催课，受创尤甚的市民义愤填膺，一拥而起杀光了所有税吏。
“金融同盟”的生意横跨包税和借贷领域，他们的业务范围也遍布了整个地中海而不局限于在罗马各行省。他们动用的资金也不仅仅源自骑士等级的投资。尽管元老依法不得从事商业与买卖，但他们并不费力就能让骑士等级的朋友和代理人做他们的白手套。而且正如前文所述，他们往往会为自己买下“金融同盟”的份额。元老与骑士等级无论在社交还是金融上往往都有紧密的联系，西塞罗和他的毕生好友、富有的彭博尼乌斯·阿提库斯就是一例。现存的西塞罗书信里就有一封公文，礼貌地向各省总督引荐他的骑士朋友，罗马骑士在这些行省里可以大做生意。元老在包税合同和借贷生意上的投资也会制造问题，即便一个良善的总督也难免不受其害。
素具操守的西塞罗在前51年至前50年间（不得已）出任奇里乞亚和塞浦路斯行省总督的时候，就经历了这种尴尬。一个名叫斯卡普蒂亚斯的金融家在塞浦路斯以不人道的方式催逼高利贷债务：在萨拉米斯城，他甚至将当地议员关在他们的议院里，造成五人饿死的惨剧。而在西塞罗出手控制此人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斯卡普蒂亚斯不仅索要高达48%的复利（法定利率是12%），而且事实上只是名望甚高的元老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代理人，就是后来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那个备受崇敬的人。令人尴尬的是，布鲁图斯坚决支持敲诈勒索行为，西塞罗最好的朋友阿提库斯亦然。而在同一时间里，斯卡普蒂亚斯也在催逼小亚细亚的加拉太国王德约塔卢斯，要他偿还布鲁图斯的债务。鉴于布鲁图斯也是西塞罗的密友，无奈之下此事只能不了了之，留给下一任总督解决（而下一任总督也同样会成为布鲁图斯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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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硬币的另一面同样重要。罗马当局和选民也承认一项原则：他们对各臣属民族和附属国负有道德责任。前171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裁判官卢克莱修不但给希腊中部被吞并的城邦带来了苦难，也放任他的军队肆意施暴于优卑亚的盟邦查尔西斯。前170年，保民官联名对返回罗马的卢克莱修发起指控，对他施以重罚（100万阿斯，相当于10万迪纳厄斯，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如前所述，元老院也在前171年迫于压力颁布敕令，制约西班牙行省官员的过度征税行为。前149年皮索颁布的保民法律，就回应了苏尔皮奇乌斯·加尔巴针对露西塔尼亚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也呼应了老加图对加尔巴的猛烈抨击。
必须指出，这些举措都是由平民保民官推出的；作为利益共同体，元老院可没那么热心规训他们中的某个成员。依据皮索定下的法律，被指控敲诈钱财的前任总督将会接受由元老组成的陪审团的审讯，这就意味着，即使被告有罪，有时仍会逃脱制裁（比如结束亚细亚行省总督任职的阿基里乌斯）。这种状况最终催生了罗马人针对行省总督滥用权力的另一番重大举措：由另一位保民官、改革者小格拉古在前123年推出的《返还法案》。这部法案之所以如此命名，正因其关键作用就是要追讨并返还敲诈所得的资金。
《返还法案》的诸多详细条款都保留在一段残损的青铜铭文里：敲诈勒索成了刑事犯罪；陪审团成员也会从可用的罗马骑士等级里挑选（而皮索的陪审员都从元老院里征召）；无论是罗马人，还是代表怨愤行省的外邦人，都可以发起指控。法案还仔细列举了多个条款，规定了案件的立案、听讯和判决细则。如果被判有罪，罪犯则要返还两倍的敲诈金额。陪审团的规模很大，达到了450人之多，简单多数即可裁决结果。
如前所述，改革仍然存在一些瑕疵。首先只有元老及其近亲才能应讼，即便骑士等级已经在发包合同里占据主要的位置。这当然要感谢格拉古兄弟对亚细亚税制所做的种种改变。同时，由于罗马没有国家公诉人这一说，必须由个人（不管是罗马公民还是外邦人）针对行省总督的暴政发起指控，所以，如果前任总督人脉活络或是家财万贯（或者两者皆有），指控人往往可能遭遇威逼利诱。诉讼偶尔也会变成另一种情况，比如前92年的卢修斯·鲁弗斯就成了包税团伙怒火发泄的对象，只因他与斯卡沃拉挡了包税团伙在亚细亚行省的财路。而在前70年，西塞罗代表西西里人发动对维勒斯的指控，他首先需要说服时任的裁判官不要接受一个势将成为敌手的控告人——维勒斯自己的前任财务官，卡埃西里乌斯。此人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接受案件然后输掉。此外，哪怕被告被判有罪，或是像维勒斯这样放弃辩护，他也可以选择离开罗马，自我放逐到几个舒适的外省城市，完好无损地带走他的财产。
尽管存在种种缺点，《返还法案》的颁布仍然标志着罗马人对帝国主义和皇权的接纳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部法案不仅强化了国家负有关照臣民之责的原则，也画定了一幅补偿虐行的路线图。罗马人整治暴政的举措在之后数十年里仍然不断推陈出新。比如说，有罪判决之后返还金额从之前的2倍增加到了2.5倍，重罪罪犯也将面临重罚（实际操作就是流放）；从敲诈金中得利的第三方也会被起诉，案件中收受贿赂的陪审员亦然。罗马人还颁布了详尽的细则。特别是尤利乌斯·恺撒前59年出任执政官时颁行的那部长篇而又不失精致的《返还法案》，限制了行省总督在行省任上、赴任路上可以征用的商品和劳务，还要求他们在总督任期结束后提交书面的支出记录，同时禁止总督在未经罗马授权的情况下擅自离开行省或是在辖境之外发动战争。然而，这些条款与其他条款一样，往往被人置若罔闻，甚至连恺撒本人也常常将其弃置一旁，但它们仍然保有法律效力，并且在未来数百年内得到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
小格拉古、斯卡沃拉、卢修斯、卢库鲁斯（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西塞罗，他们的行为显示，还是有一批罗马官员践行了更为正直的品格。更早的案例有老格拉古，也就是前179年在内西班牙任上的改革派裁判官（格拉古兄弟的父亲）。正是老格拉古在西班牙人那里的崇高声望，拯救了四十年之后努曼西亚城郊被俘的罗马军团。同时代的老加图对公款是出了名地一丝不苟，他那个与西塞罗和恺撒同时代的孙子小加图也是如此。另外，一个不那么有名的公职人员典范是在前120年至前119年前往马其顿任职的财务官安尼乌斯。正如一段留存至今的铭文记载，塞萨洛尼卡附近的莱特城就有赖于安尼乌斯激情满怀的保卫。铭文详细说明了马其顿行省在安尼乌斯总督阵亡之后，如何击退了来犯的蛮族。即便是西西里岛那个一言难尽的维勒斯，他也得与两名正直的罗马代理人——塞尔维乌斯与塔迪乌斯相抗衡，有时还得设法周旋，比如他将这两名罗马代理人排除在其恭顺备至的咨委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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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各行省的斗争对象不仅仅是品格各异的总督，还有越来越多从意大利涌入的新移民。前2世纪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罗马和意大利商人走遍了地中海地区，他们不但拿下了一个又一个采矿合同和包税合同，也投资农业或其他粮食产品，比如谷物、油，还有广受欢迎的腌制鱼酱。正如提洛岛商业中心的大量铭文所揭示的那样，时至前100年，这些商人已经主宰了海上尤其是爱琴海地区的贸易。他们忙碌的身影也穿梭在帝国以外的世界，比如前149年以前的迦太基，还有前112年的努米底亚首都锡尔塔（该城的罗马商人大批地被朱古达杀害）；如前所述，元老院也在前104年得知，比提尼亚人正在被这些商人掠卖为奴。
直至前1世纪80年代，海外意大利人的内部还有拉丁人、“意大利同盟者”和罗马人的分野，而这种分野在罗马公民权普降意大利之后终结了。从前218年到前191年拉丁人和罗马人在山内高卢建立的各殖民地，经过前173年的土地分配和后来移民的涌入，在西塞罗的时代变成了意大利实质扩张的区域，以牺牲早期居民作为代价。因此，山外高卢居民先后获得拉丁身份和罗马公民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前42年，山内高卢行省正式并入意大利。内外西班牙早在前206年大西庇阿建立意大利卡的时候就开始接收意大利定居者了；此后数百年里，罗马士兵和商人纷至沓来，其他新来的移民也选择了留下，其中一部分罗马请愿者前171年在喀提亚定居，罗马人和本土定居者前151年建立了科尔多瓦，还有3000名“西班牙本土罗马人”（斯特拉博就是这么命名的），在前123年殖民了马略卡群岛的帕尔马和波伦蒂亚。前1世纪70年代先后建立的庞帕埃罗和梅特利努姆两市，大概也重演了罗马人和西班牙人混居的状况。争议颇多的保民官瓦里乌斯在前90年成了已知第一个出任罗马城行政官员的外省罗马人，他也得到了瓦伦西亚附近的苏克罗人的“欢迎”：有人无礼地称呼他为“杂种”。
前171年的请愿者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来自罗马和意大利的男性定居者与西班牙女性的通婚（无论合法与否），已经比不到一百年前罗马军团初抵西班牙的时候更为普遍。没过多久，通婚就合法化了：瓦里乌斯并非私生子（那样的话他也不会成为罗马公民了），罗马人可以凭借通婚权与外省女人结婚。拉丁殖民地喀提亚就拥有通婚权；苏克罗是否也有通婚权则不得而知。本土西班牙人被称为“西斯潘尼”（Hispani），而在西班牙的罗马人则得名“西斯潘尼塞斯”（Hispanienses），他们的后代会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比如图拉真皇帝）。
山内高卢的意大利半岛移民与当地原住民之间的通婚，历史文献少有记载。根据波里比阿的说法，在他的时代（前150年左右）山内高卢行省的所有原住民都被赶回了阿尔卑斯山麓，不过这些文字记录并不可信。其实在比西班牙更广阔的区域里，山内高卢行省形成了民族大融合，他们对罗马历史和罗马文化造成了显著影响。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山外高卢。罗马征服该地之后不出几十年，大量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就成了土地主、商人和放贷人（人数规模甚大，以至于西塞罗在前69年宣称，这里没有一个硬币的交易不经过罗马银行家之手）。
向各行省移民，实际上没有阻碍，尽管从明面上看，一个移民要想旅行定居需要充足的个人资源。罗马官方有时会鼓励移民，比如山内高卢各殖民地，还有前2世纪的土地赠予，以及后来小格拉古将迦太基重建为罗马殖民地的计划：他准备给这里取名朱诺尼亚。最后，这个计划并未落实，但被选中的殖民者接受了阿非利加行省的土地赠予。此后在前118年左右，罗马决定在山外高卢西部建立纳尔波·马尔狄乌斯。用西塞罗的话说，此地乃是“我们帝国的瞭望塔和堡垒”。这句话显示，这些新建殖民地包含了国防考量；但是还有几个新建殖民地是为了给罗马公民在新的土地上创造机会（比如说，山内高卢的土地赠予，那些迦太基周边的殖民地，以及一百年后恺撒与奥古斯都的大型工程）。
殖民地的规模各有不同，随着当地条件和居民需求有所变动。在意大利，各个拉丁殖民地接收了2000到4000名定居者（包括其家人），罗马公民的殖民地则要少得多。比如在山内高卢，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在前218年都有了6000户定居者家庭，因为这两个殖民地都是在新政府的领土建立的（即便如此，它们都要在汉尼拔战争之后重新补充定居者）。前191年，穆提纳和帕尔马各有2000户，波诺尼亚则有3000户。在20年后，外西班牙的喀提亚也成为拉丁殖民地，这里生活着4000名罗马-西班牙请愿者，加上已有的住户一共达到了6000名乃至更多。与小格拉古大胆的朱诺尼亚计划相同的愿景再度推出，不过它仅限于罗马人。殖民者总能得到规模不等的赠予土地，具体多寡与土地的位置和接受者身份有关。如果李维的著作还算准确，那么山内高卢殖民者彼此之间获赠土地的规模差异很大，尽管证据有限：每名殖民者在穆提纳只有吝啬可怜的5尤格（1.25公顷），而一个普通的定居者在阿奎莱亚可以拿到50尤格的土地；前任百夫长可以拿到100尤格，列名骑士等级的可以每人获赠140尤格。在小格拉古的朱诺尼亚计划里，每个殖民者都可分得200尤格之多的土地（根据一部保存至今的土地法文本），这也与传记作者普鲁塔克笔下的小格拉古形象吻合：他旨在为“最值得尊重”的定居者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