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共和国的政治衰弱
前2世纪，罗马人开始忧心忡忡：共和国在地中海地区霸权的大规模扩张，究竟会给他们的社会带来什么？人们对希腊文化与日俱增的兴趣成了批判的靶子。监察官老加图本人虽然精通希腊文学历史，但他也抱怨涌入的希腊思想和生活习惯，从哲学理论到医生莫不如是（老加图就禁止他的儿子去看希腊医生）。失意沮丧的老加图甚至怒骂希腊人是“毫无价值而又跋扈难制的种族”。前186年，元老院也对流行一时的酒神崇拜深表忧虑。酒神狄奥尼索斯（这又是一个东方舶来品，尽管并不明确是从希腊进口），对应的罗马神名为巴克斯，固然风靡一时充满魅力，但据说极其下流淫荡。因此酒神崇拜催生了一条严格管制的法令，尽管没有严格地将其禁绝，但禁止罗马人成为酒神祭司。这份元老院决议也是现存最早的一份。罗马在前172年的外交方针以欺骗的方式让马其顿的珀尔塞乌斯重新相信，罗马并没有要发动战争。部分元老认为，这种欺诈手段“很不罗马”，是一种“新出现的聪明过度的狡狯”，这也是对新哲学风潮的抨击。
罗马人还在前155年见识了一次希腊式智慧的表演，这次表演可谓臭名昭著。当时，带着外交使命来到罗马的著名怀疑主义者卡尔内阿德斯做了两场有关“正义”的讲演：第一天，他以有理有据的论点捍卫了“正义”的概念；然而在第二天，卡尔内阿德斯又痛陈，“正义”仅仅存在于那些热衷于证明自己正确的人的心里。卡尔内阿德斯的前后矛盾大大地冒犯了自认正确的敏感听众，在老加图的请求下，元老院将哲学家从意大利驱逐出去。而在几年之后，老加图尖锐刺耳的要求“迦太基必须毁灭”也遭到同样声望卓著的西庇阿·纳西卡的反对。纳西卡认为，罗马必须一直允许一个敌国存在，才能让罗马国家免于傲慢自大和沉沦堕落。也是这位纳西卡在前154年推动元老院做出决策，拆毁了罗马第一座石筑剧院。他的依据是，这座剧院会鼓励罗马人坐下来文恬武嬉，侵蚀共和国的优秀道德品质。
早期罗马人以他们的节制自持倍感自豪（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乐于如此想象），比如，前275年，科尔内利乌斯·鲁菲努斯（独裁官苏拉的祖先）据传因持有10罗马磅之重的银器而被元老院除名。后来的道德家也乐于夸大这种清俭自持。前211年，罗马为海军筹集作战资金开征了一种特别税，最高一级针对财产超过100万阿斯的公民，以新银币计算的话就是10万迪纳厄斯。粗略估计，拥有如此雄厚资产的公民每年要上缴约5000迪纳厄斯的税收，超过一个士兵120迪纳厄斯收入的40倍。前170年，罗马针对作恶的资深执政官卢克莱修罚款100万阿斯，这个数字相当有代表意义。但随着财富以战利品、补偿金、行省税收、贸易投资所得，以及奴隶的形式大量流入罗马国家，社会精英的收入和炫耀性消费也在迅速增长。
炫耀性消费也让道德感很强的罗马人大为困扰。他们的应对方法是不间断地颁布法案，序幕就是前215年对女性拥有黄金和奢侈品的各项限制。尽管这项法令于前185年撤销，还违逆了老加图的敦促，但紧跟着在前182年，又出台了一部相对温和的法案，限制出席晚宴的客人人数。之后就是前161年，某执政官发布的《法尼乌斯法》，规定了一个人在宴会上可以花多少钱；这部法律在前143年某保民官发布的《蒂丢斯法》中得以延续。反对奢靡生活的立法后来继续颁布，最著名的就是独裁官苏拉与恺撒。越来越多的禁奢法令依次颁布，其实说明违法是家常便饭，更不用说还有大量关于奢侈品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事实上，除非有政治运动，否则很少有人提起诉讼。禁止奢侈、禁止高利贷剥削、禁止元老从事商业活动，这些法律其实都收效甚微，毕竟世界强权的地位给了罗马精英太多致富奢华的机会（对元老经商的禁令可以追溯到前218年；在西塞罗的时代，人们将其视为各项“古老已死的法律”之一）。人们对道德哲学的兴趣也根本无法保证实际生活中的道德。著名的布鲁图斯对道德哲学非常热爱，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外省的敲诈性放贷。更不用说小加图在前57年为了罗马的利益毫不留情地抄没了塞浦路斯的国库。数年之后，西塞罗也热衷于研究他的贵族反对者皮索，究竟是贪图享乐多一点，还是穷奢极欲多一点。
从前2世纪开始，罗马精英不仅仅因罗马的势力扩张而获得日益增长的财富，还在海外享受了地位和荣誉。希腊化的东方已经适应了君主对赞美的热衷，他们也将相似的赞词用在了得胜的行省总督头上，比如弗拉米尼努斯、小西庇阿、苏拉、庞培，从雕像、热情洋溢的法令、节日（比如说，弗拉米尼努斯笑纳的迪特伊亚节），到对其近乎神灵的荣崇。每逢罗马高阶官员东行，比如前140年至前139年包括小西庇阿在内一路考察爱琴海和埃及的使团，代理人所到之处无不获得了奢华的款待。一些东方国家乃至东方君主都需要对罗马代理人倍加尊崇。即使是一个罗马人在尊荣和威望上稍逊，他也会受到尊重。有些人会无耻地滥用这种尊重，比如维勒斯。但是更好的例证是元老梅米乌斯，他前112年的春天访问埃及，受到埃及王室官员格外热情的招待。一份留存至今的纸草书显示，王室官员要求法尤姆（金字塔附近）的官员以“特别奢丽”的规格接待梅米乌斯（包括礼物和住宿），甚至将那些本来用于祭祀的珍品圣鳄用来招待罗马使节。而在西班牙，如前所述，科尔多瓦热情的当地诗人曾在前1世纪70年代对他们的行省总督大加赞扬。当时的国王远远不能和罗马领袖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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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田产仍然是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基石：最富有的贵族也是富有的地主，即便他们也会身兼银行家或包税人的身份。老加图晚年的《农业志》正是为他儿子这样的富有农民撰写的，书里谈论的是中等规模的庄园，面积大约100到240尤格（25到60公顷），劳动力主要是奴隶。当然了，老加图会想当然地认为他的读者也是这种经济条件。考古发掘发现，这种规模的财产在前2世纪最为普遍，大庄园则没有那么常见。昂贵的家具和家用器皿也是罗马人的乐趣所在：早在前2世纪20年代，法比乌斯·阿罗布罗吉库斯（山外高卢的征服者之一）就拥有1000罗马磅之重的银器（老普林尼如此写道）。他是第一个达到如此财富值的罗马人。到了前100年，非常多的元老和罗马骑士都拥有乡间别墅和地产，这些农场、羊群、牧场、果园、鱼塘遍布意大利半岛和海外各地。
当时，10万迪纳厄斯（40万塞斯特斯）是进入骑士等级最低的经济门槛：依照大致估计，骑士身份将为他带来5000到6000迪纳厄斯（20000到24000塞斯特斯）的年收入。西塞罗在一篇哲学论文里做了一番犀利的比较，他评断说，年收入达到60万塞斯特斯的人可以称为奢侈，而从他做过执政官的视角而言，年收入10万塞斯特斯是“不足挂齿”的。在西塞罗的愿景里，年入60万塞斯特斯的人拥有乡间别墅、大理石门、雕像、绘画，以及造价不菲的服饰和陈设。如前所述，一个军团士兵的年薪只有区区120迪纳厄斯（恺撒在前46年给它涨了一倍）。西塞罗笔下的富人可以每年供养1250名军团士兵，这几乎是个小型军队了。前1世纪50年代那个脆弱的三头同盟（克拉苏、庞培、恺撒）就喜欢自夸说，除非能养得起如此规模的小型武装，否则你就不配做个富人。
并非所有元老或是骑士都拥有这么高的收入，但在西塞罗的时代，事实上，所有元老和骑士都比他们之前的祖先富有得多。有些人是真的很有钱。西塞罗的朋友、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骑士阿提库斯在前32年去世后，留下了价值1200万塞斯特斯的财富（合300万迪纳厄斯）；借助投资和放贷，阿提库斯在罗马城及其周边以及亚得里亚海对面的伊庇鲁斯也拥有地产。西塞罗本人大概要更富裕一些。与他的朋友一样，西塞罗也在罗马、意大利和海外拥有大笔地产（包括贫民窟寓所）；同时，他也能从辩护士的职业里获得大笔进账（从法理上说，这是客户的礼物），同时与阿提库斯一样的是，西塞罗总能得到大笔遗产捐赠。前51年到前50年还在奇里乞亚总督任上的时候，西塞罗就从官方津贴中“省下了”55万迪纳厄斯。前44年，他的儿子马尔库斯在雅典学习的时候，西塞罗给了他1.9万迪纳厄斯的路费。前文已经提到，西塞罗同时代的巨富、尤其忙碌的骑士波斯图姆斯，此君不但是形形色色包税人同盟的一员，还拥有一支负责进出口的驳船船队。他在东方行省大做放贷生意，充当了庞培在海外的顶级金融代理人。不但如此，靠着这个人际纽带，他甚至还成了前55年到前54年的埃及财政大臣，尽管任期短暂且不得人心。但即便是这些巨富，与其他几个西塞罗同时代的顶级富豪相比，也要黯然失色。前55年，克拉苏的财富超过了8000塔兰同（4800万迪纳厄斯），身为执政官的他将财富的十分之一捐给了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还把大笔金钱赠予罗马居民。但即便是这样，克拉苏还是有7100塔兰同的巨款。他的对头庞培财产同样巨大（尽管恺撒后来没收了其中的大部分），甚至在庞培死了十年之后，他的儿子还得到大约7000万塞斯特斯，这个数字大概是庞培本来财富的三分之一。庞培的巨额财富有一大部分都源自他对东方的征服，不少财富也以高利贷等形式在当地继续投资。出任奇里乞亚总督期间，西塞罗发现，加拉太国王德约塔卢斯（他也欠了布鲁图斯的钱）就因为偿还债务的问题被庞培的代理人折磨得不堪其扰。这个倒霉的国王每月可以搜刮33塔兰同（19.8万迪纳厄斯），但依然不够偿付其债务的利息。
前50年，顶级的巨富还是要数那位高卢的征服者，他在高卢残酷无情的十年抄掠意味着可以向朋友和潜在支持者慷慨地提供礼物和贷款。保民官库里奥得到了1000多万（或许是5000万）的塞斯特斯的金钱；前50年的执政官阿米里乌斯·帕乌鲁斯收到了3600万塞斯特斯，尽管他后来并非恺撒的有力支持者。即使经历了三年代价高昂的内战，前46年恺撒在高卢取得胜利，据说还弄到了高达6.5万塔兰同（15.6亿塞斯特斯）的巨款、总重超过2万罗马磅的金冠，还俘虏了100万敌军士兵（掠卖为奴）。史料并没有记载恺撒转卖战利品为自己赚了多少钱，但在遗嘱里，恺撒向每个罗马男性公民派发了300塞斯特斯，而当时拿到钱的公民至少有90万人；而且，他也向至少15万具备资格的罗马城公民派发了粮食救济。此外，恺撒还给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屋大维留下了庞大的财富，帮助这个年轻人在前44年到前43年如火箭蹿升一般到达权力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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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帝国的巨额收益还是回馈给了普通的罗马人，居住在罗马城或附近的人，以及罗马军人。按照惯例，战利品一部分用于公众节日和娱乐活动，另一部分则作为奖金派发给打仗的军官和士兵。前201年大西庇阿凯旋的时候，就给每名军团士兵派发了40迪纳厄斯作为奖赏（通常情况下他给百夫长和骑士的奖金大概率会更多）。他的兄弟卢基乌斯·西庇阿也在前189年击败安条克三世的时候，给每名军团士兵发放了25迪纳厄斯。前167年，马其顿征服者阿米里乌斯·帕乌鲁斯给每名军团士兵发放了100迪纳厄斯以安抚他们（每名百夫长200，每名骑士则是300），因为第一次发放奖金的时候太过吝啬发生了剧烈抗议。时间来到前1世纪，罗马发放的奖金就更多了。前61年，庞培在东方的光辉胜利让他的军团士兵拿到了每人不少于1500迪纳厄斯的报酬，相当于超过十二年基本薪酬的总和。十五年之后的恺撒与之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他在更光辉的“三天胜利”后一掷千金，给每名士兵都发了5000迪纳厄斯。前49年到前29年间的内战让绝大多数士兵都拿到了奖金，虽然钱数不多，但是次数很多。每次每人大概都能拿到500到1000迪纳厄斯，这也是为了维系他们的忠心。
更多战利品大概会用于修建纪念神庙、公共工程或纪念碑，这也意味着工人和工匠增加了就业的机会。弗拉米尼乌斯在前221年到前220年间做监察官的时候，就在台伯河岸建造了一座体育场，名叫“弗拉米尼乌斯马戏场”，还修了一条通往北方的弗拉米尼亚大道。这些工程的资金至少有一部分是之前山内高卢几场胜仗的战利品。前146年罗马吞并马其顿之后，征服者梅特鲁斯·马其顿尼库斯还修建了一圈石柱廊，环绕罗马第一座祭祀宇宙之神朱庇特的神庙。即便在恺撒镇压高卢的战役尚未结束之时，他就已经利用劫掠得来的巨大财富修建了一座新的集会广场，也就是卡皮托林山山脚下的恺撒广场。这仅仅是众多工程中的一例。几年之后，恺撒又在广场上修了一座维纳斯神庙，祭祀他神圣的女性先祖。前51年，恺撒又拨款900万迪纳厄斯，为他的政治盟友阿米里乌斯·帕乌鲁斯在旧广场附近修筑了一座奢华的方形会堂（地基直到今天仍然清楚可见）。
自然，当时的罗马人也将行省得来的收入当成他们的财产，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波里比阿就曾提到，在他的时代（他在约前150年访问西班牙），新迦太基城的银矿每天都能带来2.5万迪纳厄斯的收入，这对罗马人民而言就是每年912.5万的巨款；史料并没有记载西班牙的矿场能否把收益留给西班牙当地各族群。改革派保民官大格拉古在前133年刚刚得知阿塔鲁斯三世将帕加马“遗赠”于罗马之后，就颁布了前文提及的那部法案，预先将阿塔鲁斯的财富用作他在意大利半岛赠予土地计划的本金。十年之后，他的弟弟小格拉古同样受到启发，想将亚细亚行省的财富用于自己那些更加昂贵的计划；当然，这些财富与行省的纳税人丝毫没有关系。前57年，塞浦路斯重演了这一戏码，（保民官克洛狄乌斯下令）没收了当地的国库，用这笔钱向罗马城居民分发免费的粮食救济，以此代替小格拉古起初推行的廉价粮食补贴。意大利半岛上的普通公共工程也是如此，它们的经费全部或部分都来自行省收入。建于前144年到前140年间的玛西亚引水渠长达91千米（这是一百五十年来的第一条引水渠），裁判官马尔修斯·雷克斯修建的这个工程每天能给罗马多输送18.7万立方米的干净用水，罗马城的总供水量因此增加了42%。这项大工程耗资高达1.8亿塞斯特斯（4500万迪纳厄斯），其经费毫无疑问源于罗马在迦太基和科林斯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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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罗马城海量涌入的财富无可避免地引发了意大利同胞的嫉妒，这种嫉妒后来发展成了怨望。自汉尼拔入侵以来，意大利人的领土遭受了严重毁坏，而在前201年之后纵横地中海无敌手的罗马军团里，意大利应征的士兵人数要多于罗马士兵；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自治地位也被罗马的行政官员和元老院侵蚀，甚至是忽视。前186年元老院的敕令就是一个早期案例，这纸旨在限制酒神崇拜的敕令直接在整个意大利地区颁行，但战利品和岁入却或多或少地由罗马人专属。小格拉古作为改革者曾经告诉罗马公民，一个前任执政官在访问坎帕尼亚的泰阿农·西狄奇努姆之时公开鞭打了一名当地行政官员，罪名是他没有清洁男人的公共浴池，而且将其挪为妻子的私用；而在拉丁姆平原的费伦迪诺，同样有行政官员因为类似越界行为负罪自杀。
时间进入前2世纪20年代，意大利人开始觉醒，认为他们也应当享有罗马公民权。罗马人对此却并没有什么热情，尽管这是罗马国家几百年来得以壮大的原因。罗马人对此犹疑不决，这种犹疑发展到极致就完全成了自私——正如前122年小格拉古提出授予拉丁人公民权的时候，执政官法尼乌斯警告选民说：“如果你将公民权授予拉丁人，你认为自己将来还能像现在这样在各级大会里占据一席之地吗？或者说，你还有份参与竞赛与节日吗？你不觉得这些拉丁人会拿走一切吗？”小格拉古的提案也因此失败。罗马政治精英还有其他顾虑：雄心勃勃的意大利贵族会竞逐公职和荣誉，大批新选民与罗马元老家族的联系会变得稀疏，战利品和帝国财富在三倍于罗马国家人口基数的基础上分配。结果就是，屡次申请公民权的动议都被挫败，哪怕是仅仅给予拉丁公民权的动议也没通过：前125年，执政官福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就曾推动这项动议；他的朋友小格拉古在前122年的法案也曾提出，不但给予拉丁人公民权，也要向其他意大利同盟做出让步；反对派保民官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否决了格拉古的法案，他本人想推行更缓和的提案，可也遭到否决。之后三十年里，那些例行公事的举措很难抚慰意大利人的羞恼，比如“授予那些在敲诈官司里获胜的拉丁人以公民权”（前101年的法案）、允许杰出将军马略授予少数值得照顾的同盟者士兵以公民权。罗马人的固执仍在继续。前95年，声望胆识俱佳的两名执政官，李锡尼乌斯·克拉苏和穆西乌斯·斯卡沃拉，还是颁布了一部法律，将那些伪造公民权身份的非罗马意大利人赶出罗马城，某些案例里甚至还起诉追责。虽然很少有意大利人真的被起诉，但这仍然深深激怒了意大利人。最终在前91年，李维乌斯·德鲁苏斯之子小德鲁苏斯在保民官任上推动了一项新的改革计划，意在给予同盟者以公民权。但仅仅因为这个就遭到了元老院的否决，连带他的其他改革措施也未能通过。没过多久，小德鲁苏斯就遇刺了。
罗马人的顽固不化最后反噬了自己。罗马共和国那些数不胜数的、最古老也最好战的意大利同胞，在前90年到前89年间拿起武器，一场蔓延全意大利的恶性战争开始了。在这场战争里，西班牙来的萨卢伊坦中队大出风头。最终，公民权还是到来了：罗马先是授予拉丁人和其他仍然忠诚的意大利人以公民权，然后是反叛者。罗马人在一开始运用策略，将他们一股脑儿地划进了区区35个投票部落。但即便如此，反复上演的罗马内战还是起了作用。至迟到前81年，整个半岛都已普享罗马公民权，新的罗马公民也得到了公正的选区划分。至此，“罗马人”的概念也扩大到了山内高卢一半的土地，还有其他类似西班牙骑士这样的忠诚者。意大利半岛经历长期延宕后终于历史性地并入了罗马国家，但尽管如此，它的加入也没有减轻这个“帝国主义”共和国的诸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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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2世纪50年代开始，这些压力日渐增长，直接导致了一个帝国的诞生。为了保卫并扩张领土、对抗其他国家，罗马人总是需要大量军队：哪怕是在相对和平的前167年到前154年间，罗马人都有四到六个军团在服役（当然里面还有意大利士兵作为补充），同样和平的前1世纪90年代，罗马也保留了五六个甚至七个军团。依照罗马法，军团主要从罗马农民中招募，应征者必须是土地所有者；这么一来，农民的数量在前2世纪40年代及之后的日子里开始困扰罗马各位首领。尽管有历史记录的人口普查中，男性公民的总数比前3世纪的时候高得多：从前204年的21.4万人到40年后的33.7万人，又到了前135年的31.8万人，但农民人口在下降，原因是富有的土地投机者和军事服役带来了多重压力。虽然我们没有罗马的农业统计数据可供查证，但至少许多罗马人都相信这一点。与此同时，罗马城本身也在快速扩张（正如玛西亚引水渠表现出来的那样）：城中居民数量从前200年的约15万涨到了一个世纪之后的约37.5万，到奥古斯都大帝时代则飙升到100万人。罗马城人口的不断膨胀也意味着大家需要更多的公职人员和就业机会。这也意味着，住在行政官员公共集会地步行范围之内的公民人数更多了，进行正式立法和选举活动的各级会议也有了更多的参与者。一些罗马领导人也相信，国家需要在法律和行政方面进行修正和改良，比如征收行省税收、处理贿赂敲诈案件等。
理想情况下，这些问题都不应对富有而成熟的国家带来沉重压力。三个多世纪以来，罗马人之间那些最根本的争端——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对负债者的重罚、各级官员的权力——都以双方的妥协或一方向另一方让步得到解决。自从前439年半传奇色彩的那个事件以来，还没有一个罗马公民因为政治而遭杀害。但从前133年以来，这种政治谋杀就越来越多了。贵族与富有精英表现出了强硬甚至充满敌意的态度，他们不愿意放弃罗马帝国霸权在增长多年后带来的资产，甚至不愿后退一步：他们握有大量外租公地的实际控制权；依靠现有罗马公民的选票，毫不动摇地庇佑罗马公民的现存政体；贵族依靠低收入士兵的贡献狂热追逐“荣誉”；元老院与行政官员对国家财务、国内外行政机构和公共秩序享有不受限制的主宰权；还有罗马对意大利的榨取，侵夺了意大利人本身的利益。许许多多的罗马人都加入了坚定的保守主义阵营，他们认为，土地赠予、补贴廉价粮食，还有（后来）大幅削减私人债务，即便不是犯罪，也与犯罪相差无几。每当罗马人在这些议题上情绪高涨的时候，暴乱的临界点往往就会来临。
这并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因为斗争的领导人往往都是上层阶级的成员，其中一些人（比如格拉古兄弟，还有后来的恺撒）事实上还是贵族，是祖上做过执政官的精英家族。后来的罗马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小格拉古让骑士等级成为敲诈案件陪审团成员的做法，已经让罗马社会与元老院之间形成了长久的敌意，也让罗马骑士等级获得了持久的政治权力。但这种说法理由并不充分。陪审员资格（这对绝大多数现代人而言有些难以接受）确实造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声望之战，但骑士等级往往与保守派站在一起拒绝变革。早在前121年，一些骑士就团结在执政官奥比米斯身后，屠杀了小格拉古及其支持者。此外他们还与执政官马略一起，镇压了一场真正的骚乱（这仅仅是一例）。前92年，骑士出身的陪审员以荒谬的理由判定卢修斯·鲁弗斯犯有敲诈罪，这引发了一场轰动：要知道，这次审讯之前，敲诈罪法庭的判决往往都是全票赞成的。
这些斗争也不存在什么广泛的意识形态冲突。前133年到前101年间，绝大多数有争议的法案都仍然有效，或者为相似的法案所取代。对改革的敌意，或者说对改革者个人的敌意，并没有化作对改革内容的盲目反对。然而这一切到前100年都变了，保守派的反应从那一年开始越发激烈。这项改革，绝大多数罗马领袖和罗马普通人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的改革：授予意大利同胞以公民权。
早在西塞罗的时代，想要改革的人就被称为“民众派”（因为他们要求推行有利于罗马人民的政策），反对改革的人则扬扬自得自称贵族（意为“最好的人民”）。尽管如此，一个推动“民众派”议题的政治家并不一定就会支持其他改革议题，在整个公职生涯中也不一定会持续推动这些改革议题。出身贵族的保民官多米迪乌斯·阿赫诺巴布斯在前104年让大祭司的选举成为公民大会的议程（此前这项职务都是内部选举），但此人仍然是个坚定不移的保守派，前92年出任执政官后甚至还禁止了拉丁语教学。苏拉在前80年废止了罗马城的粮食补贴，随后他在前78年去世。之后的十年里，这项政策却被他本人所属派系的领导人逐渐扳改回来：他们不是民众派，只是出于对大众的不平心怀恐惧。同样，权势日盛的克拉苏和庞培也在与自己目标相符的时候推动民众派的政策，比如前70年他们恢复了保民官的全部职权（之前保民官的职权已经被苏拉大大削减了）；但在其他的情况下，他们只会考虑自己，比如在前55年，他们就给自己和同盟恺撒安排了又一轮为期五年的高卢行省军事总督职权。克拉苏本人也不顾保民官的反对，悍然对帕提亚人不宣而战。意识形态在罗马领导人反复多变的算计中只占很少的分量，更不用说理想主义了。
不过，暴力在政治生活中依然有其作用。暴力往往伴随着争议性的提案，通常也由这些因素被挑起，比如赠予穷人或无地公民以土地，为包括退伍老兵在内的罗马公民开拓新的殖民地（其中许多都位于西部行省），对罗马公民和管理不善的外省人提供更强的法律保护，向罗马城居民提供粮食补贴，更加严苛地监督行政官员和元老的腐败、专横以及公认的无能。这些反复出现的要求，虽然并非全部，绝大多数也都是由活跃的保民官提出。这些保民官本身也是精英阶层，他们将改革的热望与个人的政治野心（在不同程度上）混杂在一起。反过来，他们也往往遭遇了许多甚至绝大多数一代代罗马领袖以及其他元老的强力抵制。激烈冲突甚至在公民大会的会场上都会时有发生，在前133年和前121年发生了两次，在前104年到前100年间又反复发生，在前91年、前88年至前87年、前78年以及之后的时间里间歇发生了几次。直至前30年那几场大型内战结束后，暴力事件才完全结束。
以严重暴力解决纠纷，这对过往的罗马人而言还是天方夜谭。但毕竟今时不同往日，现在最新鲜的事情变成了某一派人会以何种方式不时暗杀政治对手。最早死于暗杀的人就是格拉古兄弟，身为撒丁岛掠夺者之子的他们在巷战中死于反对者之手。前133年殒命的是大格拉古，十二年后则轮到小格拉古（小格拉古在绝望中自杀，而不是被杀害）。大格拉古的300名支持者和小格拉古的3000名支持者也死于非命，杀人者也没有得到任何惩罚。二十年后，刚毅果决的阿普雷乌斯·萨图尔尼努斯（前103年和前100年的保民官）和他的盟友塞尔维里乌斯·格劳奇亚（前100年的裁判官）也都以暴力震慑他们的反对者：野心勃勃的他们在前100年杀死了公职的竞争者。如此颟顸乖张的行为也让他们在当年12月10日被加以私刑，一群暴怒的元老和罗马骑士干掉了他们，不惜违抗执政官马略对他们的保护令。
前91年的暴力行为也帮助了改革派保民官小德鲁苏斯，使得增选骑士等级的人进入元老院，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法案得以通过。但在最终，敌对的执政官马尔西乌斯·菲利普斯重新夺回了主动权，操纵元老院否决了全部相关法案（本来他已经快被暴怒的保民官击败了）。小德鲁苏斯被人群中的刺客一击毙命之后，许许多多怒不可遏的意大利城邦发动了内战。经历了几年同盟者战争的血流成河（奥古斯都时代的作家维莱伊乌斯写道，有30万人死于战火，他的祖先也参与了战争），意大利人终于赢得了罗马公民权。战争结束后，小德鲁苏斯的朋友苏尔皮奇乌斯·鲁弗斯在前88年的保民官任上也颁行了打击反对派的各项法律。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法律旨在追求道德：终结对新意大利公民的不公对待，惩罚负债累累的元老。但在执政官苏拉从坎帕尼亚回师占领罗马清算反对者之时，苏尔皮奇乌斯·鲁弗斯也被杀死。然而等到苏拉率军东征米特拉达梯王的时候，苏尔皮奇乌斯幸存的支持者（其中就有马略）带着自己的武装杀了回来，重新占领罗马城，反攻捕杀他们的反对者。这是一段恶性争斗的时期，直到苏拉本人在前83年回到罗马、打赢新一轮内战之后，混乱才告终结。苏拉在前81年杀死了数千名实质的，也可能只是名义上的罗马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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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133年以来，罗马的地中海事务也开始影响乃至扰乱本国政治。大格拉古之所以预先将帕加马的国库据为己有，还是因为元老院不顾传统、拒绝为他的土地赠予法案拨款。前118年以后，罗马人则要应对努米底亚王朱古达肆无忌惮的野心：从前118年到前112年，罗马人控制和抚绥朱古达的努力统统付诸东流，人们怀疑罗马大使收了丰厚的贿赂。战争开打之后，朱古达在前109年对一支罗马军队先捉后放，罗马人的一股无明业火也喷薄而出。保民官马米利乌斯立法创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审判法庭”，意在查出究竟有哪些大使、行政官员和将军收了朱古达的钱。嫌犯都是元老，陪审员也清一色出身骑士等级，这让西塞罗和后来的人都恼怒不堪。即便如此，这次审判也算不上是一次政治迫害：三人陪审员组成的主席团都是资深元老，其中就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院领袖阿米里乌斯·斯卡鲁斯，他本人也被归为嫌犯，尽管并未遭到起诉。审判的结果，只有五人被定罪。
无论如何，朱古达战争都加深了罗马人对精英阶层的怀疑。前105年结束战争的那位将军马略，并非贵族出身，正是他将俘获的朱古达带到罗马处决（马略与西塞罗都出生于罗马东南的小城阿尔皮努姆）。从前104年到前100年，马略赢得了史无前例的执政官连任，因为罗马公民相信，他可以击败那些来回游牧的日耳曼民族，正是这些日耳曼人最终入侵了罗马领土。那些在他手下和身边领兵打仗的贵族也都自觉执行马略的号令，比如苏拉（马略在努米底亚的财务官）和卡塔卢斯（马略前101年时的执政官同僚），这让马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那个时期罗马最声名卓著的领袖，尽管他需要同样精力过人的盟友，不论盟友是贵族还是低级别的贵族。这与之前出任执政官的“新人”没有区别。事实证明，最具活力的盟友乃是热衷暴力的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奇亚，马略也在前100年后输掉了自己的卓著地位。不过，仗着自己优秀的军事指挥能力，马略在前91年至前89年的同盟者战争期间又挣回了部分威信。
然而，这场战争的余波无疑也为罗马国家带来了新一轮的危机。马略的前盟友苏拉（前88年的执政官）激烈反对苏尔皮奇乌斯·鲁弗斯的改革计划。苏尔皮奇乌斯于是颁布法令，夺走了苏拉东征米特拉达梯的指挥权，转而任命他的支持者马略；对此，苏拉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结果不仅重新夺回指挥权，也清洗掉了苏尔皮奇乌斯及其改革方案。
无论合法与否，苏拉的政变都标志着有组织的军队力量开始涉足罗马政治。前107年还在执政官任上的马略就已经绕开本已很低的财产要求，接纳无地志愿兵应征入伍参与朱古达战争。马略的做法大大地解决了征兵问题，可一旦推而广之，就意味着这些老兵临近退伍也希望拿到土地赠予，成为农民。前88年，正是这群职业士兵重新确认了苏拉及其执政官同僚的统治权，镇压了（他们眼中）扯起叛旗的反对派。随后，前87年苏拉的政敌马略和科尔内利乌斯·秦那，以及前83年至前81年重返罗马的苏拉都利用这支职业军队，从民选的行政官员手中夺回了权力。现在的士兵已经大都为穷人或是无地的人，他们比老一代农民都更热衷于支持自己属意的将军：这一方面要感谢战争中锤炼出来的忠诚，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是他们对战利品的渴求，这也是苏拉手下士兵在前88年追随他的理由。此外还有战后的利益，比如土地。在前80年，全部意大利人都成为罗马公民，缔造单个军事同盟的偶然因素就消失了。至此，照顾所有士兵的重任就落到了每一名募兵统帅的头上。
萨图尔尼努斯通过立法将山内高卢、阿非利加和撒丁等地赠予退伍士兵，赢得了马略的支持，几乎到了最后时刻。赢得前83年至前81年的内战之后，苏拉第一时间就得为估计不下12万的退伍老兵派发农地（相较而言，前201年与迦太基议和之后，罗马国家只需要为4万人分配土地）。苏拉没收了全意大利反对他的那些城邦的土地，逼迫那些失去土地的地主自食其力。但在同时，苏拉手下许多农民出身的士兵也陷入窘迫，负债累累，部分原因是前73年至前71年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和角斗士在整个意大利范围内的起义。贫穷、债务和不满都让罗马化的意大利在前1世纪60年代碰到了新一轮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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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本人（前81年的独裁官，前80年复任执政官）给罗马政治混乱的历史打上了难以忘怀的印记，那就是他在法外施行的一次次屠杀：一般而言，他杀掉的是那些名字被写进公敌宣告的政敌，但这个名单往往也包含了无辜的人。他们被列入名单，方便私敌更容易抢走他们的财产。至少40名元老和1600名骑士都被苏拉杀死，但在意大利全境，大概还有几千人蒙难。最著名的无辜遇难者要数塞克斯·罗斯西乌斯，他是苏拉支持者梅特鲁斯·皮乌斯及其家族的非政治家朋友。罗斯西乌斯的两个兄弟觊觎他的13座农场，于是就杀了罗斯西乌斯，并将他的名字加到公敌宣告中，还试图罗织罗斯西乌斯的儿子入罪，诬陷他杀死父亲。幸运的是，小罗斯西乌斯的辩护士是年轻的演说家西塞罗。
如果说苏拉属于保守派，其实他也在努力成为一名有建设性的改革者。苏拉将保民官从几乎所有的政治角色中剔除，废除了廉价的粮食补贴，补选骑士进入已经没有多少人的元老院（一如德鲁苏斯所愿），颁布了新一批法律限制奢侈品消费（包括葬礼），虽然这些法律一如往常毫无指望。更具进步意义的是，苏拉还颁布了更严格的法令，限制各省总督；他将永久性法庭“审判法庭”扩充到了七所，负责听讯特别案件（贿赂、暴力、刺杀、伪造文书、行省敲诈、侵吞公款、叛国）；苏拉还大幅增加了财务官和裁判官的人数，让前任财务官自动成为元老。完成这些改革之后，苏拉就辞职并很快去世了，他的各项改革旨在巩固元老院在罗马领袖的领导下对各项事务的掌控，同时让罗马国家的体制更加与时俱进。事与愿违的是，这套改革需要所有领导人之间的永久合作，还要其余人长期顺服，可这两者都无法长久。保民官的各项权力逐渐恢复，廉价粮食也必须在饥荒袭扰罗马城的时候向公民提供，罗马人也不得不容忍维勒斯这样作奸犯科的总督，哪怕他让元老院大失脸面。
即便算上这些问题，改革之后罗马共和国体制的最大弱点还是在军事方面。征兵仍然是每一名执政官或是行省总督受命领兵之后的头等大事，意大利和罗马也没有任何常备的国防力量。奥古斯都大帝会在未来某一天将这两大问题统统解决，但这是后话，对苏拉及之后的一系列继任者，这两大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罗马在意大利本土遇到危机时，比如斯巴达克斯起义，或是前63年到前62年的债务人叛乱，不得不征募新兵。前63年西塞罗出任执政官时，债务人领袖喀提林及其贵族朋友据称正在罗马策划一场平民政变。西塞罗无奈之下只能仰赖一队队武装的罗马骑士在城内巡逻，而他的同僚安东尼乌斯则招募了一支仓促成军的军队，在埃特鲁里亚的乡间击败了喀提林手下装备粗劣的农人。罗马之所以落入这种窘境，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久经战阵的老兵，而是因为这些精兵都已驻防在从西班牙到帕提亚边疆的地中海广大地区。在前1世纪70年代末，多达40个罗马军团还在服役（15万到20万人），而在前1世纪50年代这个数字还是15到21个军团，但意大利本土却无兵可用。
罗马军队的规模和政治实力强大的领袖，本身就是潜在的问题。军团士兵和其他战士都需要供养，一个5000人的军团每年就要花掉600万迪纳厄斯的军饷，同时在他们退伍后还需要赠予土地或其他回报。因此，军事统帅也在争取手下士兵的忠诚，用以实现政治目的。军中枭雄苏拉两次进军罗马，他的举动不可避免地被后来者效仿。无论是前71年克拉苏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之后的凯旋，还是庞培打败塞尔托利乌斯之后回师罗马，两次都有罗马人担心他们会效法苏拉。前62年庞培重新平定东方世界之后，相似的担忧也在罗马人心中浮现。
克拉苏与庞培并没有效法苏拉反戈罗马，但在此后的十年里，两个人都是当时最有实力的人，也是最受罗马领袖献媚的人。即便是庞培从前67年到前62年再度统兵远征，先是镇压海盗然后又干掉米特拉达梯王，克拉苏只需要往前一步就是出任前65年的执政官（这次任职是出了名地不成功）。像西塞罗和恺撒这类新崛起的野心家，也努力与他们交好。也有其他罗马领袖对此做出有力反对：他们两次挫败了克拉苏。第一次是前65年，他们阻止克拉苏吞并埃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他侵吞埃及国库。第二次是前61年至前60年，因为当时“包税人同盟”在亚细亚行省的包税合同的金额上已经得到承诺，所以他们阻止了克拉苏自负的减税政策。前61年至前60年，庞培卷土重来，希望对东方行省的吞并重组能得到批准，也希望让手下老兵得到土地。但他的种种努力却在反对者的操作下陷入僵局。领衔反对的是之前就反对他出征米特拉达梯的老对手卢库鲁斯，还有年轻但又特别有道德热忱的小加图，他也是老加图的后代和模仿者。
然而，对克拉苏、庞培的这番羞辱，已经是那些罗马领袖对抗两名枭雄的最后胜利。前60年末，两人与野心勃勃而又不问道德的恺撒结为政治同盟，这一同盟有时被非正式地称为“前三头”。庞培甚至娶了恺撒唯一的女儿茱莉娅。恺撒则借着盟友的钱一路行贿，青云直上，终于在前59年坐上了执政官大位。恺撒对投票者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暴力手段（他得到了庞培老兵的支持），帮助他的政治伙伴实现了之前被挫败的心愿。而且正如前文所述，恺撒本人也拿到了山内高卢、伊利里库姆，以及山外高卢五年的行省总督任期，仿佛这种想法是在指定的行省总督过世后才产生的。紧接着，恺撒对高卢的征服行动如期进行。恺撒式政治在罗马很快就蔚为风尚：就在恺撒离开罗马的时间里，和萨图尔尼努斯相同规模的暴力活动反复吞噬罗马，冲击了公共生活和政府体制，这又以平民保民官克洛狄乌斯（由贵族派转为平民派）前58年及其之后的那些行动最为著名（克洛狄乌斯强制西塞罗走上流亡之路，还没收了塞浦路斯国库以补贴他的免费粮食法），其他反对派比如塞斯迪乌斯、米洛也不遑多让，西塞罗也在法庭上为这两个人辩护。恺撒式政治发展到后来，像是西塞罗这样的元老甚至都不得不在武装保镖的护卫下才敢冒险外出。
尽管三人中的任何一人都不信任其他两个人，前三头同盟的主宰地位在前56年4月还是变得非常明显。三人在山内高卢的卢卡相会，调节彼此纠纷，大约200名元老，包括不少行政官员和行省总督，还有一些士兵，都跑去拍马邀宠。会议的结果是，庞培与克拉苏在前55年当选为执政官，他们是以暴力手段将执政官选举推迟到了这一年的。他们还将帝国领土在三人之间平分。恺撒控制的行省一直持续到前55年，克拉苏拿下叙利亚（他本来打算入侵帕提亚），庞培则分到了两个西班牙行省。不过庞培可以留在意大利，他通过代理人远远控制这两个行省，这也是罗马帝国未来统治的预兆。
前55年后，即便整个贵族阶层都联合起来反对和抗争，那个统治地中海及周边世界的罗马国家还是处于三个政治巨头的统治之下。前53年克拉苏死后，就只剩下两个超级强人统治着罗马。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平民派，还是负隅顽抗的贵族派，他们都在纷纷扰扰的对抗中出局。与此同时，这些政治强人也很务实。如果他们在罗马内外提高行政效率、进行土地赠予或是殖民地派发，同时提拔新来的人到高阶职位，他们也会支持保守派的举措，维护保守派的价值。独裁官任上的恺撒也会禁止工匠和职业人士组成的私人行会，像苏拉一样压制过于豪奢的生活方式。他们无法相互合作，也不能彼此为敌。
前52年，克洛狄乌斯在新一轮骚乱中死于非命，庞培史无前例地当选为唯一的执政官（他因此避免了“独裁官”那个不得人心的名字），很快恢复了罗马的和平。庞培在罗马城的无上地位没有争议，但是恺撒延宕已久的返程意味着，要么两人分享权力，要么就得来一场火拼。无论是阿米里乌斯、卡埃西里乌斯、卡西里乌斯等贵族派，还是科尔内利乌斯、法比乌斯、尤尼乌斯、塞尔维里乌斯等平民派，拥有高尚血统的贵族纷纷站队，都在事实上成为恺撒或庞培的代理人。前50年到前49年，两位巨头终于反目成仇，一场新的内战也由此爆发。几乎每个贵族家族（包括恺撒在内）都分成了两派混战。自然，地位较低的贵族很难保持独立性，尽管有部分类似西塞罗的贵族依然试图保持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