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维亚那几个英国人对这些事件毫无所知，直到他们遇到刚从海港船上下来的两个面色苍白的英国人。当被要求解释一下他们可怜的遭遇时，他们讲述了安汶岛大屠杀的情况。英国人听到后大为震惊，立刻向新任荷兰总督彼得·德卡彭铁尔提出抗议，谴责范斯皮尤特“独断专行、监禁以及折磨并血腥处决英国国王的臣民”，他还“直接违反条约，没收他们的财物，使英国国王蒙受羞辱并激起英国人民的公愤”。
德卡彭铁尔以冷静超然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抗议，但他写给荷兰的信件表明，他已意识到，这是一次极为严肃的事件。尽管他相信，托尔森和其他人的确参与了谋反，他还是以极为强烈的措辞谴责了执法官采用的方法。他写道：“他自称是个律师，也作为律师而被公司录用，但他对待此事本应拿出更好的判断力来。我们认为，严酷的司法本可以荷兰式的仁慈来加以调剂［并考虑到这个国家是我们的邻国］，特别是执法时本可不伤及国家和司法的尊严，我们认为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
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伦敦后，群情激愤。詹姆士国王起先不敢相信，说这太邪恶了，可当幸存者亲口告诉他这个故事时，他被深深地震惊了，尽管他不习惯流露感情，但据说他当时因托尔森和同伴的遭遇而流泪了。枢密院的议员得知他们所受的折磨之后全都掉泪了，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英国公众的反应更强烈，他们沉浸于举国哀痛之中。到处都出现了小册子和大幅印刷品，详细描述了用刑的情况。在各村镇，人们激烈地讨论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罗斯伯里的荷兰小教堂外聚集了一群暴民，他们在荷兰信众进入教堂时对他们发出嘲弄声。“伪君子！杀人犯！”他们叫道，“安汶岛的屠杀将使你们进不了天堂。”50多年后，诗人约翰·德莱登利用大屠杀这一素材激起了反荷情绪，发表了他的悲剧《安汶岛或荷兰人对英国商人所施酷刑》（Amboyna, or The Cruelties of the Dutch to the English Merchants）。
整个冬天，公众的愤怒不断增长。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并不畏避挑起公众的怒火。他们委托艺术家理查德·格林伯雷绘制了一幅大型油画，描绘托尔森及其同伴所受的痛苦，以及范斯皮尤特和执法官取得血腥胜利之后的得意之态。格林伯雷显然干得十分出色，他描绘了一幅令人不适的画面，“生动、大规模而艺术性地”表现了用刑场面。这件作品本来要在公司总部展出，“作为荷兰人残酷和欺诈的永久纪念”，并邀请公众来参观。但画作有效地激起了人们对荷兰人的憎恨，结果董事会接到政府命令，必须到忏悔日之后才能挂出这幅画，因为他们害怕公众会针对伦敦的大批荷兰人闹事。
格林伯雷本人对人们的反应很高兴，要求董事会给他100英镑的报酬，但他没有如愿以偿，因为他们告诉他：“有人愿索价30英镑制作一尊铜像，而制作铜像的费用和技艺要比在画布上作画高得多。”最后，格林伯雷只拿到40英镑。
随着伦敦反荷抗议之声扩大，人们感到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了。“我认为，”一位知名人士给海牙的英国大使达德里·卡尔顿写信说，“我们应该拦截第一艘往我们方向开来的印度船，把参与此次事件的有罪者或肇事者全部在多佛海岸的悬崖上吊死，先斩后奏，之后再去和荷兰人理论：因为对这种既不考虑法律和正义，也不尊重公平和人性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只能让他们直接去见上帝。”
荷兰国会对安汶大屠杀之后的风波极为关注，而且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编写的官方报告很不满意。该报告并不否认范斯皮尤特用了酷刑，却试图证明他使用的方法是合理的，报告认为“水刑比其他用刑方式更为文明，因为水刑造成的痛苦不过是气息和呼吸管道受压迫及引起焦虑而已”。这份报告漏洞百出，拿不出任何对英国人不利的证据来。荷兰国会对其内容进行了仔细讨论之后，把范斯皮尤特召回荷兰，要他承担野蛮行径的责任，但他还没到达阿姆斯特丹就死了。其他人回到了荷兰，为调查此案组成的特别法庭争论数月后宣布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本国的最大利益，因此没有理由惩罚他们。
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提出抗议，他们告诉英国国王，荷兰人应该被驱逐出香料群岛，除非“荷兰人真正地赔偿损失，将那些如此粗暴而残忍地折磨残杀英国人的人绳之以法，并为将来提供安全保证”。英国国王按照他们的提议采取了行动，指定了一个由英国最杰出的官员所组成的委员会，对所有证据进行检审。该委员会认为，这次屠杀与谋反无关，而是因为荷兰人企图把英国人从香料群岛永久驱逐出去。他们建议海军事务大臣派一支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入口处巡逻，凡有荷兰东印度船只进出，一律扣押在英格兰，直到荷兰给以合适赔偿为止。赔偿的形式是毋庸置疑的，荷兰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为安汶岛大屠杀做出赔偿，那就是归还岚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