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战争中，罗马人又一次以少胜多打败了敌人，这要归功于罗马人从汉尼拔那里学会的两翼包抄、迂回作战的战术，这种战术最初是大西庇阿在扎马之战中用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后来不断被罗马的将军们传承发扬，帮助罗马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罗马人在库诺斯克法莱战役中的胜利终结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从此以后，马其顿的腓力五世至死也不敢再招惹罗马人及其在希腊的同盟者了。
三、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但是到了公元前179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去世，他的儿子珀尔修斯（Perseus，约公元前212年—公元前165年）继位之后，又开始对北方的色雷斯、伊利里亚地区以及南部的希腊城邦进行军事渗透。当珀尔修斯向东染指罗马在小亚细亚的同盟国帕加马时，帕加马国王请求罗马出兵救援，于是在公元前171年罗马派出了两个军团渡海远征马其顿，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由此爆发。在战争的初期，罗马军队落于下风，屡遭败绩，三度换帅。公元前168年执政官埃米利乌斯·保卢斯（Aemilius Paulus，约公元前229年—公元前160年）开始出任罗马军队主帅，这位保卢斯就是后来毁灭迦太基的罗马名将小西庇阿的生父。他率领15000名罗马将士与珀尔修斯的30000马其顿军在爱琴海西北岸的皮德纳(Pydna)进行了大决战，同样采取骑兵从两翼包抄的迂回战术大败骁勇善战的马其顿方阵。战斗结果是20000名马其顿人在战场上被杀，其余的10000人沦为战俘，珀尔修斯本人也成为罗马人的阶下囚，最终死于罗马的监狱之中。年轻的小西庇阿也随军参加了这次战斗，为他日后的沙场辉煌积累了最初的军事经验。这场战役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作为希腊亚该亚同盟骑兵长官的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被当作人质带到了罗马，并被罗马执政官保卢斯礼聘为家庭教师，教导了后来创建丰功的小西庇阿。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其顿的历史命运，珀尔修斯战败被俘之后，罗马人把马其顿王国分解为4个彼此独立的“自治区”，归属罗马监管，彻底灭绝了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故国东山再起的希望。
四、第四次马其顿战争
此后又过了若干年，马其顿彼此独立的4个“自治区”之间不断发生内讧。公元前152年，一位政治野心家安德里斯库斯(Andriscus)冒充珀尔修斯的儿子，自立为马其顿国王，煽动被分裂的马其顿各邦联合起来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公元前151年，罗马元老院指派梅特鲁斯(Metellus)出任马其顿军政长官，在此后的两年中，梅特鲁斯率领罗马军队很快就平定了安德里斯库斯的叛乱，并且镇压了另外一些谋反者。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马其顿问题，罗马人索性将4个“自治区”全部吞并，使其直接归属罗马共和国管辖治理，马其顿因此而成为罗马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行省。
焚毁科林斯
马其顿位于希腊的北部，在马其顿的南边，存在着两个由希腊诸城邦组成的联盟，即希腊中部的埃托利亚同盟和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亚该亚同盟。自从亚历山大帝国瓦解之后，这两个同盟就分别联合希腊中部和南部的各城邦，形成了与北方的马其顿以及南方的斯巴达分庭抗礼的态势；同时它们彼此之间也相互抗衡、明争暗斗。罗马人介入希腊政治之后，这两个同盟更是在罗马和马其顿两大势力之间审时度势，游刃有余。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罗马人分解了马其顿，紧接着（公元前167年）也解散了埃托利亚同盟。到了第四次马其顿战争结束时，罗马人不仅把马其顿和埃托利亚同盟的地区合并为罗马治下的马其顿行省，而且开始染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亚该亚同盟诸国。公元前146年，就在罗马人毁灭迦太基之前，他们先征服了亚该亚同盟和整个希腊南部地区，一把火将亚该亚同盟的总部科林斯焚为焦土，马其顿行省以南的希腊本土也顺势成为罗马的第二个海外殖民地——亚该亚行省。
科林斯遗址
公元前146年，随着科林斯和迦太基的两场大火，罗马人已经把势力范围从意大利分别扩展到了东、西地中海。更重要的是，罗马人通过这两场大火向地中海世界的所有被征服和尚未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宣示，罗马帝国将像当年的亚历山大帝国一样无敌于天下。“迦太基与科林斯的灭亡，如今不仅成了两座血淋淋的纪念碑，记载着反抗罗马的代价，同时它也令人信服地朗声预言：罗马成为一个世界强权的时机已然成熟。”（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我们的海！”
罗马人在进行布匿战争和马其顿战争的期间，还于公元前191年至公元前188年发起了与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名义上是由大西庇阿的弟弟出任执政官和军事统帅，权势渐衰的大西庇阿只是以幕僚身份随军出征，但是整场战争实际上都是在大西庇阿的指挥之下进行的。大西庇阿继续发扬汉尼拔的灵活战术，以相对少数的兵力打败了塞琉古王国的军队，从而将罗马的势力范围从欧洲扩展到达达尼尔海峡（古称赫勒斯滂海峡）以东的亚洲地区，开始染指小亚细亚和西亚。正是在这场战争的议和期间，大西庇阿在塞琉古王国属下的以弗所邂逅了失势的汉尼拔，两人之间有了一段关于“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的对话。
到了公元前147年，罗马又派出军队来到西班牙的最西边，先后镇压了卢西塔尼亚（今葡萄牙和西班牙西部地区）和努曼提亚（今西班牙北部地区）的凯尔特土著的反抗，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纳入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公元前133年，罗马采取了与当年焚烧迦太基和科林斯同样的做法，一把火把努曼提亚烧毁。随着这一系列对外扩张战争的结束，罗马人已经在海外建立了四个殖民地，它们是马其顿行省、亚该亚行省、阿非利加行省和西班牙行省（后来又分为远西班牙和近西班牙两个行省），分别分布在地中海的东边、南边和西边（罗马所在的意大利正好位于地中海中央）。就在焚烧努曼提亚的这一年，小亚细亚靠近达达尼尔海峡处的帕加马王国的最后一任国王阿塔罗斯死后绝嗣，临终之前立下遗嘱把国家拱手赠送给罗马，从此罗马人就在亚洲有了立足点。
到了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罗马人已经高视阔步地走出了意大利，走向了广阔的地中海，罗马共和国也日益成为一个地中海的强权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北非、西班牙乃至小亚细亚西部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势力范围。从公元前264年开始，经过了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叙利亚战争、西班牙战争等长达一百多年的艰苦征战，随着公元前146年科林斯和迦太基的焚毁、公元前133年努曼提亚的焚毁，罗马人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整个地中海的主人。至此，罗马人非常豪迈地把偌大的地中海宣称为：“我们的海！”
第II节 鹰旗飘扬下的辽阔疆域
共和国末期的罗马版图
公元前133年征服努曼提亚和兼并帕加马，标志着罗马共和国对外扩张的最重要阶段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罗马社会内部的矛盾开始激化（本书第Ⅱ卷将详细论述）。到了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又在此前的扩张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战果，对地中海周边仍然保持着独立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发起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并且向着欧洲和亚洲的纵深地带发展。这个时候罗马的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进攻其他文明国度和蛮族地区势如破竹，无往而不胜，罗马共和国很快就扩展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大国。
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统一罗马、吞并埃及）的一百来年间，共和国晚期的对外扩张主要表现为如下过程。
一、征服努米底亚
当罗马人消灭了北非劲旅迦太基之后，原本作为罗马属国和迦太基邻居的努米底亚王国（在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趁势崛起。公元前113年，努米底亚发生了内讧，前国王之侄朱古达（Jugurtha，公元前160年—公元前104年）打败了罗马人支持的前国王之子阿德格尔巴，攻占锡尔塔城，自立为王，一些在当地经商的罗马人遭到杀害。公元前111年，罗马元老院正式向朱古达宣战。战争之初，由于努米底亚拥有强大的骑兵，而罗马军队却日趋腐败，军纪松懈，士气涣散，再加上朱古达用重金收买了罗马军团的指挥官甚至罗马的元老和保民官，所以罗马军队在战场上连遭败绩。公元前109年，罗马执政官梅特鲁斯开始接任努米底亚战场的罗马主帅，他起用平民出身的马略为副将，严整军纪，惩治腐败，才使罗马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日益提升，朱古达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公元前107年，马略当选为罗马执政官，接替梅特鲁斯继续与朱古达战斗，终于在公元前105年由副将苏拉深入虎穴，俘获了因战败而投靠其岳丈毛里塔里亚国王的朱古达。朱古达被带回罗马羁押，不久后病死；罗马人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努米底亚丧失了独立地位，成为罗马的新阿非利加行省。
二、征服小亚细亚、西亚和埃及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英年早逝，临终前表示帝国将由“最强者”来继承，由此引发了麾下众将领的拥兵自重、争强斗狠，经过一番历史磨合，最终形成了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小亚细亚和西亚的塞琉古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这三个希腊化的王国，以及一些在三者的争锋博弈之中求生存的小王国，如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卡帕多西亚、比提尼亚、本都、亚美尼亚等。
早在马其顿战争期间，罗马人就与塞琉古王国的安条克三世在希腊色萨利地区和爱琴海上进行过一场争霸战（公元前191年—公元前188年）。尽管有从迦太基逃亡而来的汉尼拔相助，安条克三世最后还是以战败而告终，不得不与罗马人签订屈辱性的阿帕米亚和约，塞琉古势力退出欧洲和小亚细亚西部，并裁军赔款。但是双方之间的这场战争并没有涉及西亚或叙利亚本土，二者只是在爱琴海范围内发生了小规模的碰撞，战场失利对于塞琉古王国来说无伤筋骨，并不足以撼动它作为西亚大国的重要地位。在此后的100多年间，塞琉古频繁地与南边的世代宿敌托勒密、东边实力强盛的帕提亚，以及北方新崛起的亚美尼亚进行战争，无力西顾；而罗马则忙于应对本都王国和亚美尼亚等小亚细亚国家的挑战，也无暇染指塞琉古王国治下的西亚，双方暂时相安无事。
亚历山大大帝身后的希腊化王国
公元前133年罗马人受馈赠而得到了小亚细亚最西端的帕加马王国之后，将其设立为罗马的亚细亚行省。到了公元前1世纪初，小亚细亚东北部、黑海之滨的本都王国在米特拉达梯六世（Mithridates VI，公元前132年—公元前63年）的统治时期达到了全盛状态，向西攻占罗马的亚细亚行省，并把兵锋推进到马其顿和希腊地区。从公元前87年到公元前65年，罗马的两位大将苏拉和庞培（其间还有苏拉的副将穆莱纳和卢库鲁斯）先后与本都王国进行了三次战争，终于彻底打败了米特拉达梯六世，后者于公元前63年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自杀身亡，本都王国沦为罗马的附属国。与米特拉达梯六世结盟的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二世（Tigranus II，公元前140年—公元前56年）也在战败的情况下向罗马人俯首称臣，亚美尼亚遂成为罗马的同盟国。至此，罗马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小亚细亚。
征服了小亚细亚之后，得陇望蜀的罗马人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西亚或叙利亚了。事实上，早在罗马人直接插手之前，塞琉古王国就已经由于内部分裂和树敌过多而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它东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已经被虎视眈眈的帕提亚人侵吞，西部的叙利亚和西里西亚又在公元前83年被亚美尼亚的提格兰二世征服，连首都安条克也被占领，塞琉古王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公元前66年，提格兰二世在庞培大将的威逼下向罗马人表示臣服，塞琉古王国的领土叙利亚和西里西亚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到了罗马人手里，分别成为罗马的两个行省。于是，亚历山大大帝身后存在了250年之久的塞琉古王国就这样被东方的帕提亚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从此以后，东西方这两个强大的帝国就开始了直接的对峙，在亚美尼亚至美索不达米亚一线展开了持久的拉锯战，一直持续了近300年的时间。
与曾经和罗马人争锋的马其顿、塞琉古不同，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始终与罗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国王们与罗马元老院亲善往来，在国际争端中立场坚定地站在罗马人一边。公元前58年，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二世曾一度被属下推翻，逃亡到了罗马，在庞培的军事支持之下得以复位。公元前48年庞培在法尔萨卢与恺撒决战失利，逃到埃及避难被杀；恺撒追至埃及，邂逅了美貌的埃及女王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约公元前69年—公元前30年），演绎了一段浪漫情缘，并且产生了罗马与埃及的爱情结晶——恺撒里昂（Caesarion，意为“小恺撒”）。但是恺撒遇刺之后，屋大维与安东尼兵戎相见，埃及女王站在安东尼一边共同对抗屋大维。公元前30年，安东尼兵败自戕，克丽奥佩特拉被逼身死，托勒密王国的历史也就到此终结，从此以后埃及就成为奥古斯都的私人领地。
至此，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留下来的三个希腊化王国，已经尽收于罗马帝国的囊中。
三、远征高卢
就在苏拉、庞培、克拉苏、安东尼、屋大维等罗马群雄向东方扩展疆域期间，恺撒完成了对罗马帝国西北部高卢地区的征服，并把山北高卢全部纳入罗马的版图，使其成为罗马帝国重要的行省。
高卢人本为最早进入西欧的凯尔特人的一支，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大西洋与莱茵河之间的广大地区。按照恺撒在《高卢战记》里的划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即山北高卢）由三部分人组成，即马恩河和塞纳河以北（今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卢森堡等地）的比尔及人、加龙河以南（今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图卢兹、普罗旺斯等地区）的阿奎丹尼人，以及二者之间的高卢人。这些不同族群所居住的地区都被统称为山北高卢或山外高卢，与此相应，在阿尔卑斯山以南一直到卢比孔河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也曾经生活着一些高卢部落，这个地区叫作山南高卢或山内高卢。在罗马共和国的早中期扩张中，山南高卢已经被罗马人征服和同化，罗马人从而设立了山南高卢行省（亦称北意行省）。在布匿战争期间，当罗马军队沿着地中海岸向西班牙进军时，山外高卢最南端的沿海地带也被罗马人控制，公元前121年成为罗马共和国的纳尔榜高卢行省（因海边城市纳尔榜而得名），今天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ce)就是从拉丁文“行省”(provincia)一词而来。
在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50年期间，作为卸任执政官的恺撒以山南高卢为基地，率领罗马军团翻越阿尔卑斯山，进行了八次军事远征，与剽悍勇猛的高卢人以及更加野蛮的日耳曼人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最终通过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的策略打败和慑服了山北高卢的所有蛮族部落。自此以后，广大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地区以及莱茵河沿岸的上下日耳曼尼亚（今德国东部）都被置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恺撒还曾一度率军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入侵不列颠，成为最早登上英伦之地的罗马人。恺撒对高卢的征服极大地拓展了罗马帝国的北部疆域，使得莱茵河成为罗马帝国与日耳曼蛮族相对峙的边境线；再往后，到了屋大维统治期间，多瑙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也被罗马人侵吞，此后多瑙河和莱茵河就长期构成了罗马帝国的北部屏障。
恺撒的征服将野蛮的高卢人纳入了文明的拉丁文化圈，开启了法国人的始祖的最初的文明教化历程。日后的法国人谈起这件事，始终有一种尴尬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有一种屈辱的感觉，毕竟自己的祖先是在被罗马人征服之后才开始了拉丁文化教养过程的；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因为法国人从此就与莱茵河彼岸野蛮的日耳曼人（以及英吉利海峡对面同样野蛮的不列颠人）分道扬镳，踏上了文明化的途程，而那些野蛮民族一直要到500年以后才在入侵西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开始接受文明教化。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至今仍然流淌在法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图版马罗的期末国和共
到了共和国末期，西班牙、高卢、莱茵河以西的上下日耳曼尼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北非等地区都被纳入罗马版图之内，或者成为罗马的同盟者和被保护国。罗马已经由最初“七丘之城”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罗马人自豪地宣称：“凡有鹰旗飘扬的地方，就是罗马人的土地。”这个“吃狼奶的民族”现在已经像雄鹰一样高高地翱翔在地中海上空。
巅峰时期的罗马帝国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帝国版图虽然仍在不断扩展，但是此时罗马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激化，最终引发了另一种战争——罗马人打罗马人的内战。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权力争斗，公元前30年屋大维消灭了所有的对手，吞并了埃及，统一了罗马，关闭了敞开数百年之久的雅努斯神庙大门，给罗马人民带来了长期和平。在对外关系方面，屋大维也采取了休兵养息的策略，与东方宿敌帕提亚签订了和平协议，仅把罗马的北部疆域向蛮荒的多瑙河流域进行了有限的拓展。罗马帝国在内战后的和平安定状态中走向了繁荣昌盛。
到了帝制时期，罗马又出现了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图拉真，这是一位和中国汉武帝一样热衷于开疆拓土的统治者。他在公元101年至公元106年向多瑙河以北、黑海以东的地区发起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征服了当地英勇善战的达西亚人。胜利者图拉真将20万达西亚战俘沦为奴隶，押送到罗马充实劳力；而让罗马士兵在达西亚长期驻扎，并分配达西亚女子给士兵为妻，二者共同融合成为罗马尼亚民族，“罗马尼亚”(Romania)在拉丁语中即“罗马人的地区”之意。为了炫耀自己的赫赫军功，图拉真皇帝凯旋之后，在罗马的图拉真广场上修建了一根高耸入云的巨大纪功柱，上面镌刻着达西亚战争的恢宏场面，展现了罗马将士的武功和皇帝本人的风采。这根图拉真纪功柱于公元113年落成，至今仍然高高地矗立在罗马市中心的图拉真广场遗址之上。
此后，图拉真又在公元114年至公元117年再次发起了帕提亚战争，攻占了底格里斯河上的帕提亚帝国首都泰西封，以及古城巴比伦，将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纳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其前锋已经推进到了里海和波斯湾。据说64岁高龄的图拉真到达波斯湾时，面对着浩瀚大海不禁望洋兴叹，感叹自己年事已高，此生不可能再实现像亚历山大征服东方那样的丰功伟绩了。
罗马的图拉真纪功柱
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帝国版图达到了最大化，囊括了南欧、西亚和北非的广大地区，偌大的地中海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湖。帝国统治的疆域在西、南、北三面都已经临近极限——西部囊括了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再往西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了；南边从北非一直到埃及都是罗马的领土，继续向南则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撒哈拉大沙漠；北边的莱茵河和多瑙河正好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地方是气候寒冷的森林莽原，那是日耳曼人生活的蛮荒之地，罗马人对那些环境恶劣、无利可图的地方毫无兴趣。罗马人是南方地中海世界的民族，他们是喝着葡萄酒，吃着橄榄油长大的，不习惯吃牛油、喝啤酒。罗马有一句俗语：“生活如同美酒！”美酒当然是指鲜红甜美的葡萄酒，而不是淡黄苦涩的啤酒。只有帝国的东方还可以扩展，那是“亚历山大综合征”所向往的地方，图拉真也已经将罗马的兵锋推到了里海和波斯湾。但是那里已经离罗马非常遥远了，而且有宿敌帕提亚帝国相阻——帕提亚似乎注定要成为罗马人的梦魇，无论是克拉苏、恺撒、安东尼还是马可·奥勒留，其命运的悲剧都与征服帕提亚的梦想有关——因此双方就在美索不达米亚一线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长期处于僵持状态。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后，经过几百年的不断扩张，像狼一般善于攻略的罗马人将最初900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为一个国土面积达到590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虽然亚历山大建立的帝国要比罗马帝国更大，但是亚历山大帝国毕竟只是昙花一现，而罗马帝国却不仅空间广阔，而且时间绵延，存在了数百年之久。
罗马人不仅擅长征战，而且善于治理。罗马人的刀剑所向披靡，罗马人的道路四通八达，罗马人的法律治理万邦。每当罗马人征服了一个新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就会很快地把道路修建到被征服者的家门口，从而能够长久地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从公元前312年开始修建的第一条罗马大道——阿皮亚大道开始，到了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罗马主干道已经达到了8万公里，加上支道一共达到了15万公里，它们像蜘蛛网一般密布于整个地中海世界。无怪乎历史上流传着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条条大道通罗马！”
“条条大道通罗马”地图
随着帝国版图趋于饱和，罗马人可谓大功告成，从此以后就可以尽情享受了，而罗马的光荣也就到此结束。接下来的就是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如何在醉生梦死、奢靡享乐的温柔乡中走向衰亡的故事了。
第II卷 罗马崛起
第I章 罗马社会矛盾激化与格拉古兄弟改革
公元前133年对于罗马共和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一方面，随着科林斯、迦太基、努曼提亚的焚毁和帕加马的赠予，罗马人已经分别在东方的希腊和小亚细亚、南方的北非、西方的西班牙站稳了脚跟，无可置疑地显现出地中海霸主的恢宏气概；另一方面，由版图的迅猛扩展而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使罗马共和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面临着前所未遇的巨大挑战，最终引发了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化。
第I节 共和政制的危机
老伽图之问
对马其顿、迦太基、西班牙等地的征服意味着罗马对外战争的主要阶段基本结束，外部的强劲对手已经不复存在，但内部的矛盾却开始激化。皮洛士、汉尼拔、腓力五世等危险敌人均已作古，不再对罗马国家构成威胁，然而罗马权贵政治的内部敌人——无论是为民请命的格拉古兄弟，还是野心勃勃的马略、恺撒——却相继崛起，共和国的堡垒正在从内部被攻破。
早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到来之前，对罗马未来命运忧心忡忡的保守派元老老伽图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罗马史专家蒙森在《罗马史》第四卷中记载道：
“在数目有限、拥有固定财富而世负政治声望的旧家族执政之处，当危急之秋，他们必显出无可比拟的坚韧和英勇的自我牺牲，而在平静时也必显出无可比拟的眼光短浅、自私自利、怠忽政事——二者都在本质上脱胎于世袭制和同僚制。……伽图的问题：‘罗马若不复有足畏的国家，则将成何状态？’实有深长的意义。现在他们已达到这种地步，每个可以使它畏惧的邻国都已在政治上沦胥以亡；而且那些生长于旧制度之下、受过汉尼拔战争的严格锻炼、一息尚存仍发出伟大时代的遗响的人士，已被死神一个又一个地召了去，到后来，其中最末一个老伽图的声音也终至不复闻于元老院和佛罗广场。一辈少年当权，对于那位爱国老人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政策却是个恶劣的答复。……统治阶级唯一的念头便是维持其所篡夺的特权，并且如果可能，把它增大。”
在数百年来节节胜利的过程中，罗马传统的权贵家族和以其为主体的元老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而同僚制和年度制的执政官制度又有效地防止了那些在战争中建立功勋的军事统帅——往往由当年的执政官担任——的个人专权，保证了共和政制的顺利运行。作为共和国政治权力的实际操控者，罗马元老院汇集了一批德高望重的贵族，尤其是出身名门的血统贵族，他们在公共社会中表现出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和以身垂范的担当意识，兼具虔诚的宗教信仰和高尚的道德品行。正是在这些有情怀、有信念的权贵人士的领导之下，罗马人才能在面对强敌时坚忍不拔、勇往直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创建了“条条大道通罗马”的强大帝国。然而，随着版图的扩大，强敌的灭亡，大量战利品和海外财富流入罗马，共和国的领导阶层就开始在荣誉和财富的侵蚀下走向酥软和腐败，逐渐丧失了父辈的崇高品性。胜利和强权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既增强了光荣和自信，也激发了骄矜和慵惰。
作为共和国中期最后一批有忧患意识和自律精神的罗马元老之一，老伽图不仅代表着罗马传统的保守派势力，也一贯自觉地捍卫罗马日益衰落的古典道德价值。他一方面在元老院里大声疾呼“迦太基必须毁灭！”，另一方面也在佛罗广场上极力告诫罗马年轻一代，千万不要被希腊文化的柔靡之风腐蚀。虽然老伽图难免有些泥古不化，甚至冥顽可笑，但是他却在罗马捷报频传之时提出了上述发人深省的问题：失去了强敌的罗马将何去何从？老伽图逝于公元前149年，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迦太基的毁灭，却对与自己的价值观念迥异但同样具有高尚情怀的后起之秀小西庇阿寄予厚望（老伽图曾引用荷马的诗句赞美小西庇阿：“只有他是个活人，其余的都是游魂。”）。三年以后，当不负厚望的小西庇阿攻占并焚毁迦太基城的时候，他面对熊熊燃烧的烈焰也产生了与老伽图相同的忧思。到了公元前133年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当罗马人已经消灭了地中海世界的所有强劲对手时，老伽图的问题再一次显示出它的深刻意蕴。
共和政制的时空背景和矛盾变化
与老伽图之问紧密相关的是共和国政治体制的时空背景，这是罗马政坛和人心发生激变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在第Ⅰ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共和政制是在协调罗马内部两大利益集团——贵族与平民——之间权力博弈的动态平衡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完善的。当罗马还只是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城邦，或者尚在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之时，这种政治体制可以通过不断的立法建设，与时俱进地适应罗马社会的需要，维系共和国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演进。但是当罗马人快速走出意大利，开创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以后，罗马社会就开始面临一系列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绝非适应于单一小国和同盟盟主的共和体制所能解决的。在新的形势之下，原来可以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的旧贵族和元老院，由于罗马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自身才能丧失和品性蜕变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已经无力应对时代的挑战；而一批野心勃勃的政治冒险家则应运而生，利用在加速的贫富分化中怨声载道的下层民众的支持，借重手中掌握的军队，逐渐取代了元老院的领导地位，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因此而危机四伏，摇摇欲坠。
在罗马共和国的早中期阶段，贵族和平民这两种政治势力的权力博弈构成了共和政制发展演进的主要内容，罗马的许多立法都是为了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化解双方的利益冲突而实现二者携手共进、一致对外的国家发展目标。但是到了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随着罗马版图的迅猛扩展，一些新的矛盾开始出现，而以往的旧矛盾也日益激化。这些矛盾概括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罗马内部财富分化而日益加剧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经济矛盾与此前平民与贵族的政治矛盾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尖锐的阶级斗争，激化了罗马社会的动荡。
第二，对外战争致使大量战俘沦为奴隶，从而使罗马社会内部产生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这最终激起了奴隶起义，酿成了一种特殊性质的内战。
第三，意大利各族群对于罗马盟主的反抗。他们由于不能享受应有的罗马公民权，因而要求摆脱罗马人的统治，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这种族群矛盾导致了同盟战争的爆发，对罗马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自耕农沦为无产者
罗马人在最初的扩张中，对待意大利的战败者是非常宽容的。对于意大利中部的拉丁族群，罗马人不仅不加以奴役，还给予他们部分的罗马公民权，大家一起并肩战斗，利益均沾。对于拉丁族之外的意大利各部族的战败者，罗马人同样比较宽大，只要对方不进行殊死抵抗，罗马人总是会网开一面的。虽然这些意大利人不能像拉丁人那样享受罗马公民权，但是也会被罗马人赋予自治的权利，并且罗马人不对之进行奴役。然而，一旦罗马人走出意大利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战败者往往会沦为奴隶，丧失一切权利。罗马人在向地中海世界扩张的过程中，除了对待希腊人比较宽厚之外（毕竟罗马人一向仰慕希腊文化的风采），对于其他被征服的民族却格外严苛，如西班牙人、高卢人，尤其是迦太基人，一旦战败就沦为牛马不如的奴隶，被贩运到罗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或者被训练成角斗士供罗马人取乐。因此，罗马人通过扩张战争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和财富，而且将被征服地区的战俘和人民掳为奴隶，让其成为罗马农业生产和家政服务的廉价劳动力。
这种特殊战利品——奴隶——的大量流入，一方面为罗马的农业，尤其是大土地经营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极大地破坏了罗马传统的经济结构，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基础的自耕农流离失所，沦落为城市无产者。
从前，以农业立国的罗马共和国一直以自耕农经营为经济结构的主体，除了依附大贵族的门客之外，绝大多数罗马自由民都是自耕农。他们平时以耕作为生，自食其力；战时则应征入伍，为国效劳。一旦战争结束，刀枪入库，罗马战士们就重新回到田地中继续耕耘。然而，随着大量奴隶的涌入，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开始运用奴隶来进行农业生产，大土地经营的效率远远高于自耕农的劳作。更加重要的是，以往的战争都是在意大利境内发生，小规模的战斗往往在十天半个月之内就能结束，因而罗马人可以作战耕田两不误。但是随着战线不断拉长，战争已经推向了遥远的海外，战役的规模也极大地扩展了，一场仗打下来至少需要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五载。如此一来，那些应征入伍的自耕农打完仗回到家乡，土地不仅已经荒芜，而且已经被那些利用奴隶进行劳作的大地主兼并。
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自耕农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来到罗马城里，成为无立锥之地的城市贫民，即所谓的“无产者”（指除子女之外一无所有者）。这些无产者涌进罗马城，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只能靠政府的救济为生。由于他们是自由人，享有充分的罗马公民权，可以参与平民大会来行使政治权利，所以无产者数量的激增不仅致使城市人满为患，而且极大地激化了穷人与富人、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虽然此时罗马国力强盛，通过战争掠夺了丰富的经济资源，可以给这些寄生于城市的无产者适当的救济，保证他们不至于饿死，但是这些为国奋战的罗马公民现在落得一贫如洗，无处栖身，而那些兼并土地、养尊处优的豪门权贵却恣睢跋扈，声色犬马。两相对照，失去土地的农民们自然会义愤填膺，对整个社会充满了戾气，通过平民大会来宣泄他们心中的怨恨。于是，这种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就促使罗马此前两大政治机构——元老院与平民大会——之间的权力斗争更加激烈，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此外，大量的自耕农沦为无产者涌入城市，不仅使罗马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而且也衍生出另一个恶劣后果——兵源衰竭。由于罗马共和国实行兵民一体的公民兵役制度，自耕农不仅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同样也构成了罗马军队的主体。随着大量的自耕农沦为无产者，罗马军队的来源就开始面临衰竭的危机。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无产者不用纳税，通常也是免服兵役的；另外，越来越多的自耕农也不愿意参军打仗，因为打仗对于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最后反而会让自己落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下场。因此，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的数十年里，罗马兵役的应征人数连年递减，军队的战斗力也持续下降。这些新问题都对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穷人与富人、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冲突。
奴隶起义频发
罗马共和国的第二重威胁来自奴隶的反抗，这种新形式的革命在以往的罗马共和国中未曾发生过，因为大规模的役用奴隶是在布匿战争之后才出现的。作为重要战利品的奴隶都是来自异国他乡，这些外邦的战俘和妇孺被贩卖到罗马以后，就被有权势的大地主、大贵族们役使在大庄园中从事农业耕作，在皮鞭的驱策下如同牛马一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罗马，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地位的，任凭主人生杀予夺，过着极其悲惨的苦难生活。而这些奴隶以前都是各国的自由人，有些甚至还是富贵阶层，然而一旦沦为奴隶，就权利尽失，因此奴隶们的心中充满了复仇的怒火。而罗马人最初在获得了大量战俘奴隶以后，不善于管理，他们往往把同一族群的奴隶聚集在一起役使，这样就埋下了隐患。因为这些奴隶彼此语言相通，具有统一的民族意识，所以在奴隶主的残酷压迫以及内心强烈的复仇情绪的作用下，就很容易爆发大规模的奴隶起义。
公元前137年，西西里岛爆发了首次奴隶起义。西西里岛是罗马的谷仓，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一些大地主将大量奴隶运用到此地的农业生产中，获利丰厚。这些奴隶中有许多人来自小亚细亚和西亚，他们中间有一位自称具有通神大能的叙利亚人，名叫优努斯（Eunus，？—公元前132年），他宣称自己得到了神灵的感召，以安条克国王的名义自居，得到了一批同乡奴隶的拥戴。于是，优努斯就领导奴隶们揭竿而起，以西西里岛中部的恩那城为中心，发起了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奴隶起义。优努斯联合西西里岛西南部阿格里真托的另一支奴隶起义队伍，并且吸引了西西里岛上的许多贫苦农民加入。起义者对富裕的大地主们大开杀戒，掠夺财产，捣毁庄园，其活动很快就演变成为一场血腥的烧杀掳掠暴行。这次起义像烈火一样在整个西西里岛迅速蔓延开来，最后甚至扩展到了意大利本土，参加起义的奴隶和穷苦民众达到了十万之众。罗马共和国在五年的时间里，几度派出军队镇压均遭失败，直到公元前132年，罗马执政官鲁庇利乌斯才最终攻陷了恩那城，平息了这场奴隶起义。优努斯本人战败被俘，后来死于狱中。这场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从此以后奴隶骚乱就像地壳下面的岩浆一样，随时就会喷发而出。
公元前104年，西西里岛又爆发了第二次奴隶起义，分别起事于赫拉克利亚城和利利贝城的两支起义军合兵一处，以叙利亚籍奴隶萨维阿斯为王，攻取了西西里岛的广大地区，参加者达三万人。罗马人同样在屡遭败绩之后，于公元前101年由执政官阿奎利乌斯率重兵剿杀，才弹压了这场起义。
到了公元前73年，意大利本土又爆发了另一次奴隶大起义，即斯巴达克斯领导的角斗士起义。斯巴达克斯出身于希腊北方色雷斯的富贵之家，由于战败被俘，被罗马人送到角斗士训练所学习角斗术，以供罗马人取乐。在训练所里，斯巴达克斯集结了一批角斗士密谋起事，他们个个身强力壮，视死如归，格斗技艺也非常高超。角斗士起义很快就得到了广大奴隶和贫苦农民的支持，义军人数迅猛增加，极盛时期竟达到十二万人之多。斯巴达克斯是一位颇具指挥才能的军事领袖，治军有方，军纪严明，虽攻城略地，却无犯小农的生命财产，不像前两次奴隶起义那样烧杀掳掠。他率领起义军在意大利半岛南征北战，下抵塔兰托湾，上至波河流域，纵横罗马全境，几度重创罗马军队。一时间，斯巴达克斯就如同当年的汉尼拔一样令罗马人闻风丧胆，罗马权贵中竟无人敢于挂帅领军来与之对阵。后来元老院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授以罗马首富克拉苏相当于独裁官的统帅权力。克拉苏倾尽全力来对付起义军，并且得到了另外两位罗马大将卢库鲁斯和庞培的襄助和增援，才在公元前71年镇压了这次奴隶大起义。斯巴达克斯本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数以万计的起义奴隶横尸战场，六千名被俘者被钉死在从加普亚到罗马的大道两旁的十字架上。
这几次奴隶起义虽然都被罗马人镇压了，但是罗马共和国却因此元气大伤，显现出焦头烂额、捉襟见肘之窘态。
意大利同盟战争
除了自耕农沦为无产者和奴隶起义之外，第三个新问题就是意大利同盟的权利要求和独立战争。罗马开始向海外扩张以前，首先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虽然罗马人没有像对待海外殖民地的人民那样，对那些被征服的意大利部族进行奴役，而是将其纳入罗马同盟，但是这些表面上与罗马人并肩战斗的意大利同盟国人民，却不能享受罗马公民权。
在意大利，罗马共和国的公民是名副其实的一等公民，他们享有完全的政治、经济权利。而罗马共和国周边的那些最初被兼并的拉丁各族人民，他们与罗马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所以很早就逐渐融合，在财产权、迁居、通婚等方面都享有平等的罗马公民权利，只是不能参与罗马人的公民大会和政治生活。但是除罗马人和拉丁族群之外，意大利中南部地区还分布着许多意大利部族，例如坎帕尼亚人、萨莫奈人等，以及最南端大希腊地区的人民；北边则有伊特鲁里亚人、利古里亚人，还有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这些人不属于拉丁民族，而是广义的意大利人。当罗马人征服了这些地方的族群之后，依然给予他们比较宽容的待遇，吸纳他们加入罗马同盟。但是这些意大利人却没有任何罗马公民权，充其量只是罗马人的附庸而已。他们虽然享有自治的权利，但在通婚、迁徙、财产转移等方面却受到很多限制，更不能参与罗马的政治活动。
当罗马发动对外战争时，意大利各同盟国被要求为罗马军团配备一定的辅助兵力，战后他们也可以分配到一部分战利品，但是远不如罗马公民所获的那样优厚。意大利同盟国不仅在战利品的分配上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且经常感受到罗马人颐指气使的霸道，因此他们一直对罗马人心存不满，当年汉尼拔正是利用意大利人的这种不满情绪来离间他们与罗马人的同盟关系。与此相应，罗马人也始终对意大利人另眼相待，要求他们为罗马人的海外扩张履行军事义务，却一直不将罗马公民权给予他们。
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叶，随着罗马土地兼并的加剧，共和国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安置那些流离失所的自耕农，于是罗马元老院就把目光投向了意大利同盟国的一些未开垦的荒地，试图将这些土地分配给失去土地的罗马农民。这种做法进一步激起了意大利人的强烈不满，促使他们更加坚定了与罗马人相分离的决心。当时的意大利人和罗马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他们之间缺乏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正是这种隔阂导致了意大利同盟战争的爆发。
在西方历史中，分离主义的倾向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古代意大利的萨莫奈人、西班牙的凯尔特人、巴尔干的希腊人等一直想要摆脱罗马人的统治，就如同今天富裕的加泰罗尼加地区和贫穷的巴斯克地区都要求与西班牙相分离，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人具有很强烈的脱英倾向，布列塔尼人一直谋求从法国独立出去，巴伐利亚长期与德国格格不入……如果说中国社会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基本格局，“合”的趋势构成了历史的主旋律，那么在西方历史中，“分”的势头似乎更加强大。且不论曾经的罗马大帝国最终分崩离析，分解为今天欧亚非三大洲的几十个国家；即使在20世纪，也发生了不少“合久必分”的事例，例如一个苏联分解成15个独立的国家，一个南斯拉夫分裂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黑、北马其顿以及具有争议的科索沃等国家和地区，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等等。由此可见，中西方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大相径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