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盖乌斯·格拉古又开始进行粮食改革。虽然土地改革可以帮助自耕农重新获得土地，但是那些由于土地兼并而流离失所的城市无产者却亟待解决眼前的生活困难，他们一贫如洗，甚至连粮食也买不起。为了缓解这些弱势群体的燃眉之急，小格拉古制订了《粮食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由国家从北非和西西里岛收购粮食，然后以低价卖给城市平民，以此来减轻平民和无产者的生活压力。这个改革方案当然得到了平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粮食法》也埋下了某种隐患，那就是致使许多生活困难者都涌入城市，等待国家的救济和补贴。这样就养活了一批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他们经常聚集在公民大会或者罗马城的某些地方（如阿文庭山）滋事生非，对城市的社会稳定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除了改善失地农民和城市无产者的生活处境的一些改革措施之外，小格拉古还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骑士阶层的政治、经济权利的重要改革，以期建立骑士与平民的政治联盟，共同制约贵族阶层的权力。
随着罗马对外战争的不断推进，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骑士阶层在罗马共和国开始崛起。以往的罗马社会主要是由贵族和平民这两大阶级构成，后来一些平民由于经商致富或者掌握了土地资源，开始跻身贵族行列，成为新贵族，即所谓财富贵族，这就是“骑士”的最初含义。随着罗马版图的不断扩展，商业活动也与战争征服并驾齐驱，比如行军打仗需要筹办军备、修筑道路等，对于被征服的殖民地也需要收缴税款，而承办这些商业活动的人就是骑士，即商人阶层。他们依靠战争而发财，构成了一个新兴的中间阶级或利益集团，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不像血统贵族那样依凭传统的土地资源，而是通过商业活动和各种新兴产业而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些人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资源之后，就开始要求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就会与长期控制共和国政权的血统贵族及元老院产生一定的矛盾。
虽然盖乌斯·格拉古已经有城市无产者和广大平民作为后盾，但是大格拉古的失败教训使他意识到，光靠乌合之众的平民阶层是不足以与势大权重的贵族集团相抗衡的，需要寻找新的同盟者来共同对抗贵族和元老院，于是他就把目光转向了日益强大的骑士阶层。小格拉古借以笼络骑士阶层的手法是，把司法权从元老们手中剥夺，将其转交给骑士阶层。罗马共和国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司法职能主要由执政官的副手即法务官来执行。法务官作为执政官的副手，在战场上协同执政官带兵打仗，在法庭上则负责主持司法审判工作。在法务官的主持下，由若干元老组成的陪审团通过表决的方式对司法案件进行裁决，重大案件的判决结果可以通过上诉而提交公民大会进行复核。
小格拉古进行的司法改革就是让骑士阶层取代元老成为陪审团成员，将罗马共和国的司法权完全交给骑士阶层。其实此前大格拉古就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把陪审团成员调整为元老和骑士各占一半；而到了小格拉古担任保民官期间，他索性让骑士阶层彻底取代元老，包揽了全部的司法权。这样一来，一方面随着《霍腾西阿法》等法案的颁布，罗马公民大会本身具有了独立的立法权；另一方面司法权也从元老手中被转交给了骑士阶层，贵族阶层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样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一个骑士和平民的政治联盟，共同制衡元老院。
此外，盖乌斯·格拉古还把亚细亚行省的包税权交给了骑士阶层，这项措施使得骑士们或者说商人们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从而让小格拉古进一步争取到了骑士阶层的拥护。
公元前133年，也就是提必略·格拉古开始改革的那一年，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国家帕加马，其末代国王在去世之前立下遗嘱，将帕加马赠送给罗马，从此以后罗马人就在帕加马的土地上建立了亚细亚行省。当年大格拉古得知帕加马国王要将其国土交给罗马人，他就以保民官的身份提案立法，要把帕加马的土地分给失地的罗马农民。这项提案极大地激怒了罗马的贵族，他们甚至指控大格拉古收受了帕加马国王的贿赂，从而使得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造成了大格拉古的悲剧下场。大格拉古遇害以后，帕加马的土地自然也没有分配给失地的罗马农民，而是成了罗马共和国的海外行省。按照罗马共和国的法律规定，海外行省的人民不需要服兵役，但是必须向罗马缴纳一定的赋税。
为了收缴海外行省的赋税，罗马共和国会专门派人每年前往各行省进行此项工作，这些收税者被称为包税人，而包税人往往会从中得到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因此，小格拉古操纵公民大会通过法案，把亚细亚行省的包税权交给了骑士阶层，由罗马的商人作为包税人前往小亚细亚地区去搜刮行省人民的膏脂，他们将其中的一部分税收上交给国家，剩余的则中饱私囊。小格拉古的这项改革措施极大地取悦了骑士阶层，从而获得了后者的大力支持。
与其兄的发轫相比，盖乌斯·格拉古的改革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涉及罗马社会的许多方面。他继续推进的土地改革和新推出的粮食改革都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尽管触动了罗马权贵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忌于改革措施深入人心以及罗马平民的复仇情绪，未敢公然加以阻挠。至于小格拉古将司法权和包税权赋予骑士阶层，虽然也影响到了元老贵族们的权益，但是一来由于传统的旧贵族不愿得罪骑士阶层这一新兴势力，二来则是受制于罗马法律的严格规定——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元老们可以拥有土地资源，但不许经商，不许染指额外的钱财。因此，守旧的元老们眼看着小格拉古让骑士阶层在司法权和包税权问题上渔翁得利，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有些开明的元老贵族甚至还对这些改革法案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开发迦太基殖民地和赋予意大利人公民权
但是，盖乌斯·格拉古接下来进行的两项改革却激起了元老院贵族和一些罗马公民的强烈反对，那就是开发迦太基和赋予意大利人公民权。这两项改革主张致使贵族们胸中积压的怨恨终于爆发出来，而且使小格拉古失去了一批保守派平民的支持，最后小格拉古的改革事业落得和大格拉古一样的悲剧下场。
位于北非的迦太基长期以来一直是罗马的死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还差一点给罗马带来灭顶之灾。公元前146年小西庇阿率领罗马军队攻占了迦太基城，在屠戮劫掠之后一把火将迦太基城焚为灰烬，并且发下重誓：“任何人若在此地重建城市，必遭天谴！”从此以后，富饶繁荣的迦太基就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人烟绝迹，狐兔横行。
盖乌斯·格拉古在推行土地法案和粮食法案的过程中，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罗马失地农民的再置业问题，于是就盯上了迦太基这块曾经肥沃的土地，想动员罗马无产者到北非去重建家园。因此，小格拉古在公元前122年再次当选为罗马保民官之后，就提出了在迦太基建立殖民地的议案。他计划把大量罗马民众迁到迦太基，开荒拓土，重建城市，并且拟用罗马人崇拜的女神朱诺——朱庇特之妻——的名字将新城命名为朱诺尼亚(Junonia)。为了落实这项大胆的改革方案，他本人亲自来到迦太基，负责督促实施移民重建计划。
小格拉古的迦太基殖民方案得到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罗马老兵和无产者的拥护，却极大地激怒了罗马的贵族，特别是元老院当中的一些保守派人士。罗马人是一个非常注重誓言的民族，他们对迦太基人怀有刻骨的仇恨，曾经在迦太基的废墟上发下了毒誓，罗马人世世代代都应该将其牢记于心。然而殷鉴不远，小格拉古就要试图重建迦太基，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罗马人当初的誓言，令罗马的保守主义者们——包括大多数贵族和相当一部分平民——难以接受，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小格拉古的这项改革措施。后来，随着小格拉古改革的失败，迦太基殖民方案也再度搁置，一直到近百年后的恺撒时代才得以重启，到屋大维时代罗马人才在迦太基的遗址上建立起一座新城。
如果说迦太基殖民方案触动了罗马保守派的神经，那么授予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权更是令大多数罗马公民深感愤慨。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罗马共和国所面对的问题不仅有穷人与富人的矛盾，还有意大利各同盟国人民与罗马公民的矛盾。多年以来，与罗马人并肩战斗的意大利各族人民一直在锲而不舍地要求享受罗马公民权，否则就要脱离罗马同盟而自立。为了安抚和收买意大利人，小格拉古在第二任保民官届期将满之时提出了一个政治改革方案，主张把完全的罗马公民权赋予拉丁人，而把拉丁人的部分公民权赋予意大利人。这个改革方案的目的是试图将拉丁人吸收进罗马公民大会，从而巩固小格拉古的统治基础，同时笼络广大的意大利人成为罗马人的坚定盟友。
然而，盖乌斯·格拉古的这项改革主张立即遭到了罗马权贵和众多平民的共同反对。罗马共和国内部虽然有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的矛盾，但是他们都享有一个共同的光荣称号——“罗马公民”。如果大量的拉丁人都涌入罗马公民大会和竞技场，罗马的公民们还能找到自己的席位吗？如果让那些坎帕尼亚人、翁布里亚人、萨莫奈人甚至高卢人都成为罗马公民，那么罗马人的优越感将何以体现呢？作为地中海世界主人的罗马公民——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人，还是一贫如洗的穷人——都决不愿意把参加公民大会、观赏斗兽活动和购买廉价谷物的权利与他人分享！
虽然盖乌斯·格拉古之前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得到了罗马平民、骑士以及一些开明贵族的支持，但是他后来提出的重建迦太基和赋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主张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以往的一些支持者也开始与他渐行渐远，分道扬镳。在这样的情况下，小格拉古和罗马权贵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白热化，哥哥提必略·格拉古的悲惨命运将再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悲剧重演，改革落败
公元前133年，提必略·格拉古由于寻求连任保民官而遭遇杀身之祸。但是十年之后，盖乌斯·格拉古却利用人民的支持，顺利地实现了保民官的连任。由于他在担任第二任保民官期间试图开辟迦太基殖民地和赋予意大利人公民权，得罪了许多支持他的选民，因此他在谋求公元前121年花开三度的竞选活动中落败。继任的保民官马可·弗尔维乌斯(Marcus Fulvius)比小格拉古更加激进，他利用广大群众的热情，挟小格拉古改革的余威，鼓动支持者搞街头政治，公开与元老院和贵族们相对抗。就在当年，罗马保守派贵族卢西乌斯·欧庇米乌斯(Lucius Opimius)当选为执政官，他一上台即下令废止小格拉古的几项改革法案，尤其要取缔迦太基殖民计划，这样就致使罗马平民与贵族的矛盾迅速激化。
小格拉古虽然竞选失败，但是他仍然拥有大量的追随者，而且与弗尔维乌斯关系密切、立场一致，因此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平民派一边。于是在公元前121年，罗马再次形成了两派势力尖锐对峙的局面。就像传说中罗慕路斯和雷慕斯各据山头的情形一样，以执政官欧庇米乌斯为首的贵族派势力控制了罗马七丘之中最高的卡庇托尔山，罗马最神圣的朱庇特神庙就在这座山上；而小格拉古和保民官弗尔维乌斯则带领平民聚集在阿文庭山上，该山原本就是平民的根据地。双方各自召集拥护者举行集会，群情激愤，暴力冲突一触即发。
盖乌斯·格拉古虽然性情刚烈，却鉴于其兄的惨痛教训，坚决反对使用暴力来解决政治分歧。然而此时的罗马情态已非他所能控制，对峙双方均已失去了理性。结果在一次群众集会活动中，执政官欧庇米乌斯手下一位担任祭司的门客因态度嚣张、出言不逊而激怒了聚集的平民们，遭群殴而亡。以欧庇米乌斯为首的贵族派以此为由，抬着被杀祭司的尸体在罗马广场和元老院门前示威，促使罗马元老院颁布了“元老院终极令”。该法令宣布小格拉古和弗尔维乌斯为共和国的“暴君”，并授权欧庇米乌斯运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
“元老院终极令”是罗马元老院颁布的最高法令，超越一切法律。每当罗马共和国处于毁灭的边缘，或者落入暴戾僭主的控制之下时，元老院就有权发布终极令，国家由此进入紧急状态，正常的法律程序失去效能。元老院授权的高级官员——执政官、法务官、前执政官等——可以针对危急态势，自行采取适当手段来进行干预，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
公元前121年针对小格拉古而发布“元老院终极令”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动用这种最高法令，它主要是针对那些滥用法律来干预政治秩序的野心家。自此之后，罗马元老院又在公元前100年、公元前63年和公元前49年三次颁布了终极令，分别针对策划平民暴动的保民官萨图宁、制造颠覆阴谋的喀提林和具有政治野心的恺撒。而小格拉古则成为“元老院终极令”的第一个牺牲品。
“元老院终极令”颁布后，得到授权的执政官欧庇米乌斯命令所有元老全副武装进入战斗状态，并召唤骑士阶层成员，各自带上武装奴隶，集结起来对阿文庭山上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围剿。由于终极令已经宣布小格拉古和弗尔维乌斯为“暴君”，可以对其格杀勿论，所以人心涣散的平民派很快就在贵族们的攻击之下四散逃亡。小格拉古本打算在阿文庭山的狄安娜神庙中自戕，但被他的朋友们和贴身奴隶劝阻，一行人向台伯河外逃跑。结果他们在台伯河大桥上被敌人追上，小格拉古的朋友们浴血奋战，壮烈牺牲；小格拉古见大势已去，遂命其贴身奴隶将自己杀死，奴隶旋即也自杀而亡。
盖乌斯·格拉古身亡之后，他的头颅被追赶者砍下，作为邀赏的证据。在终极令颁发以后，执政官欧庇米乌斯发布了一个悬赏令：任何人只要取得盖乌斯·格拉古或者弗尔维乌斯的人头，将获得同等重量的黄金作为奖励。据说小格拉古的人头被砍下后一度遭到了争抢，甚至有人还在头颅中灌了铅，后来果然领到了同等重量的黄金。
盖乌斯·格拉古之死
在这次镇压活动中，三千多人（平民派领袖及其追随者）遭到了屠杀，尸体都被抛到台伯河中，鲜血染红了整个河面。遭到弹压的罗马平民再一次把对贵族的刻骨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等待着下一次机会来报仇雪恨。
大西庇阿孙辈们的命运
格拉古兄弟和小西庇阿同为大西庇阿的孙辈（外孙和养孙），但是双方的政治立场却截然不同。虽然小西庇阿属于元老院中的温和派，但是他也和保守派一样不赞成格拉古兄弟的那些有利于城市平民和无产者的改革措施，尤其不赞同大格拉古破坏法律、采用强制手段来进行改革的方式。所以在大格拉古被杀以后，当有人问起小西庇阿对于此事的态度时，他引用了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诗句：“每个人做这类的事，必得这样的死！”言中之意就是，如果大格拉古想当僭主，这就是罪有应得。小西庇阿虽然未曾参与迫害大格拉古的活动（当时他正带兵在西班牙努曼提亚打仗），但是他对于大格拉古之死的态度表明他是站在纳西卡等贵族派一边的。
虽然小西庇阿功勋卓著，令人敬仰，但是他在大格拉古被杀一事上的态度却激起了很多平民的愤慨，阶级对立和复仇情绪使得人们很快就把他的丰功伟绩遗忘殆尽。公元前129年，就在大、小格拉古的两次改革之间，年仅五十六岁的小西庇阿在准备翌日的元老院发言稿时突然去世，第二天早上人们才发现他死在了书房里边。他的尸体很快就被火化了，但是死因一直不明，有人说是大格拉古的追随者将他暗杀了，也有人说他死于中风等急症。
几年以后，小格拉古也因改革失败而身亡。在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21年的十来年间，罗马一代名将大西庇阿的三个孙辈都命归黄泉，而且均非寿终正寝。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但是最后都没有逃脱悲剧性的命运。大西庇阿这三个孙辈的悲惨结局或许昭示了罗马共和国之觞——小西庇阿之死标志着罗马共和国最后一批高风亮节的开明贵族黯然下场，而格拉古兄弟之死则呼唤着罗马政坛上野心勃勃的政治枭雄应运而生。
罗马革命与动乱之滥觞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却揭开了此后一系列社会改革和政治革命的序幕。他们先后控制了代表民意的罗马公民大会，试图通过一些改革措施来改善作为罗马共和国根基的自耕农的现实处境，从而解除共和国后期由于贫富分化而引发的严重社会危机。毫无疑问，格拉古兄弟，尤其是提必略·格拉古的改革动机是良好的，但是他们采取的措施却比较激进。提必略·格拉古率先破坏了法律的规范，盖乌斯·格拉古则直接采取了煽动城市平民尤其是无产者的激进手段。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都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情支持，提高了城市平民和骑士阶层的政治权重，但严重地侵害了罗马权贵的利益，从而使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激烈。更为严重的是，格拉古兄弟的一些改革措施为罗马共和国的覆灭埋下了隐患——土地法案开创了将新征服的土地视为国有的惯例，从而为后来帝制时期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治模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而粮食法案更是滋长和怂恿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城市无产者群体，这些成天待在公民大会和城市街区里游手好闲、寻衅滋事的狂热分子后来成为罗马革命的主要力量，酿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城市骚乱和暴力活动，直到某些野心勃勃的政治雄才（如恺撒）将其收抚为实现个人独裁的得力工具（另一个得力工具则是军队），从而导致从共和国向帝制的转化。
格拉古兄弟的一系列改革虽然旨在改善罗马平民的生活处境，限制贫富差距，但是从实质上看，这些改革的最重要意义就是提高公民大会——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平民大会——在罗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全面削弱元老院的立法和司法权力。格拉古兄弟不仅充分利用《霍腾西阿法》的规定，使公民大会在立法方面与元老院分庭抗礼，还把司法权从元老们手里剥夺过来交给骑士，并通过包税权来笼络骑士，试图在平民与骑士之间建立起政治联盟。此外，他们还打破惯例谋求连任保民官，通过煽动民众的情绪来控制公民大会，以实现个人独裁的政治目的，用魅力型领袖的僭主统治来取代贵族阶层的寡头统治（在这一点上，盖乌斯·格拉古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此以后，罗马政坛上就开始出现两种统治形式交替更迭的情形：一种是由300名元老（苏拉以后增加为600名），特别是其中一些位高权重的豪门望族所代表的寡头政制，这些政治寡头长期以来牢牢地掌握着罗马共和国的大权；另一种则是由格拉古兄弟、马略、恺撒等人所开创和继承的僭主政制，这些魅力型领袖通过煽动民意和掌控军权等方式来对抗寡头统治，从而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
格拉古兄弟在进行改革时只是利用了民意，尚未借重于军队（这是因为当时罗马还没有职业军队），小格拉古试图建立的骑士和平民的政治联盟很快也随着改革的失败而瓦解。但是在他们之后，由于马略的军事改革而出现的职业军队很快就成为罗马政坛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新力量，传统的政治博弈和权力平衡由于这支新力量的加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以后，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拥有了可以与元老院相抗衡的政治砝码；如果他又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那就更可以公然将元老院踢到一边或者踩在脚下了。
此外，自从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之后，保民官们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可以用乌合之众的平民和无产者来造势，但是不可借以成事。因此，为了抗衡元老院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保民官们开始寻求与执政官的联盟；而一些具有政治野心的执政官——从马略、恺撒一直到屋大维——也需要得到保民官所操纵的广大民众的拥戴。于是，一种新的政治组合格局就在共和国晚期出现了，这就是挟民意的保民官与拥军权的执政官相互呼应，共同制约元老院的权力——传统的贵族政治在执政官与保民官、军队与民众的联合阵线面前迅速地土崩瓦解了。
《西比尔预言书》(The Song of Sibyl)的魔咒
在格拉古兄弟改革之前，暴力从来没有公然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出现过，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冲突虽然持续了数百年，但是双方基本上都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保持理性和克制的态度——平民们所能采取的最极端的做法不过就是脱离运动而已，而贵族们虽然对保民官充满了敌意，却从来不敢侵犯他的人身安全。然而，格拉古兄弟之死却从所罗门魔瓶中释放出了暴力的魔鬼，从此以后各种血腥残暴的行为就在罗马政坛上愈演愈烈，从最初的拳脚相加和棍棒相向，迅速演化为兵戎相见和全面内战。罗马人从屠戮外族走向了自相残杀，罗马共和国也不可挽救地走向了危亡。公元2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罗马史》中写道：
“在提必略·格拉古之前，暴力从未浸染至集会，亦未出现民众残杀事件，而这位保民官和法律的制定者首当其冲成为国内动乱的牺牲品；追随他聚集在卡庇托尔山神庙周围的其他人等也被杀害。骚乱并未随此恶劣行径而停止。各派别之间一再陷入公开冲突，时常刀剑相向。不时有保民官、大法官、执政官或者这些职位的候选人抑或其他方面的显赫人物在神庙、集会或广场上遭到杀害。……各种利益集团相继登台，各派领袖竞相追逐独裁统治，其中某些人拒绝解散国家赐予他们的军队，有些人甚至在没有公众授权的情况下自行组织武装来互相斗争。……他们像对待敌方都城一样攻城：随处所遇之人均遭无情屠杀，有些则因公敌宣告而死亡、放逐或抄没财产；甚至有些人要承受极端的酷刑。”
格拉古兄弟之死的“原罪”犹如阴霾一般笼罩在罗马共和国的上空，呼唤着各种暴力事件竞相登台。相比起争强斗狠的后来者们，格拉古兄弟算是最为温和的。盖乌斯·格拉古殒命仅十余年后，刚愎自用的马略就异军突起，对贵族派大开杀戒；而快意恩仇的苏拉则针锋相对，变本加厉地对平民派施以报复，双雄争锋直杀得罗马血流成河。再往后，“前三头同盟”和“后三头同盟”又接踵而至，持续不断的内战一次次让罗马人民饱受涂炭。最后是屋大维以暴制暴，以大权独揽的方式结束了内战，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把共和国转变为帝国。那些具有雄才大略或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除了急流勇退的苏拉寿终正寝、权欲熏心的马略癫狂而殁之外，从格拉古兄弟到萨图宁、苏尔皮奇乌斯、秦纳、喀提林、庞培、恺撒、西塞罗、小伽图、布鲁图斯、安东尼等，最后的下场不是被杀身死就是自戕而亡。“凡动刀剑者，必死于刀剑之下。”用刀剑征服了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共和国，最终也沦亡于罗马人自己的刀剑之下。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卡庇托尔山的朱庇特神庙中就保存了一部从希腊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中抄写来的《西比尔预言书》。西比尔是希腊神话中具有预言能力的不死女巫，在德尔菲神庙中向人们发布阿波罗的神谕。罗马人将这部抄本视为宗教的珍宝，专门成立了一个祭司团来对其中的神谕进行诠释。《西比尔预言书》中有这样一段谶纬之言：
“意大利啊，伟大的国家！
强奸你的不是外来的入侵者，
你的儿子们将要强奸你，
没完没了地轮奸你，
残忍地惩罚你，
因为你堕落了！
你将匍匐在地，
倒在燃烧着的灰烬中，
互相屠杀！
你不再是正直人的母亲，
你养了一群吃人的禽兽！”
德尔菲神庙中的西比尔
第II章 罗马内战
公元前133年努曼提亚战争结束后，罗马人对外扩张的步伐暂告停顿，罗马共和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是此时罗马内部的社会矛盾却日趋激化，大量自耕农由于奴隶劳动力的猛增和土地兼并的加速而沦为城市无产者，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格拉古兄弟顺应民意的一系列改革由于遭到贵族们的反对而失败，在盖乌斯·格拉古死后的二十年间，罗马政坛表面上又恢复了贵族的寡头统治。但是，一方面，寡头集团的执政能力随着其腐败程度的加深而日益降低，早先共和国英雄们播下的龙种都长出了跳蚤；另一方面，平民阶层炽烈的复仇怒火被深埋于心中，等待着时机更加强劲地爆发出来。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酿成了马略与苏拉的内战。
第I节 罗马内战发生的政治背景
贵族与平民的共同沉沦
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并没有使罗马社会的危机得到缓解，相反却使其进一步加剧，共和政制逐渐病入膏肓。重新独揽大权的罗马贵族阶层不仅未曾有所收敛，反而在战争财富的腐蚀和骄矜心态的驱策下变得更加寡廉鲜耻，先辈们的卓越才能和崇高德行到他们这里逐渐沦丧，一个既无能又无良的元老院勉强地维持着传统的贵族政治。蒙森认为，从格拉古改革到秦纳革命的几十年间，罗马全国人的智力和道德水平都在“堕落”，尤其是以上流社会为甚。
格拉古兄弟身死之后，再度垄断权力的贵族们形成了一个寡头集团，其中主要是元老院的资深元老们，特别是一些掌握着巨大财富和政治资源的名门望族，例如在布匿战争中建立了卓著功勋的西庇阿家族，根基深厚的埃米利乌斯家族和科尔内利乌斯家族，逐渐走向衰落的法比乌斯家族，以及新兴的梅特鲁斯家族等。他们长期以来不断出任执政官、监察官等政府高官，世世代代都是元老院的中流砥柱，但是与布匿战争时期创造辉煌的前辈们相比，这些豪门子弟明显地走向了萎靡腐败，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已不复闻于世。
另外，与贵族派相对立的平民派也同样走向了堕落败坏，砸碎旧世界的强烈欲望和为格拉古兄弟复仇的炽烈怒火使得罗马下层社会如同火山口一样，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摧毁法制的疯狂暴行。格拉古兄弟虽然遭遇了杀身之祸，但是贵族们对于一个不断壮大的平民阶层，尤其是城市无产者却心存畏惧。这些人由于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以对罗马上流社会怀着强烈的仇恨情绪。他们成天在城市里面游荡，靠着政府发放的救济为生，同时又因其罗马公民的身份而构成了公民大会的重要力量。这些随时可能引发动乱和革命的庞大人群是苟且偷安的贵族们惹不起的，因此在格拉古兄弟被杀之后，他们制定的一些改革措施仍然被保留下来。比如粮食法案仍然在实行，以缓解城市无产者的生计问题；土地法案并未终止，只是取缔了分地委员会，让那些多占公地的富人交纳一定的租金，以此项收入来施惠于城市平民。迦太基殖民计划被叫停了，但是罗马设立了纳尔榜高卢殖民地（公元前118年），以安置老兵和失地的农民。此外，骑士阶层的司法权和包税权也未被触动，元老院在安抚平民的同时也需要笼络骑士。在这样的情势下，平民们的政治领袖虽然付之阙如，但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威慑力却反而增强，而且由于缺乏引导而处于一种危险的失控状态。既然贵族已经率先运用武力来对付平民，那么平民自然也就渴待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遵守法律的共和国农民已经蜕变为唯恐天下不乱的城市无产者，罗马的民主政治刚一登台亮相就已经浸透了暴力的因素。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政坛上就同时出现了一种“腐败的寡头政治”和一种“萌芽但已遭腐蚀的民主政治”，形成了同样蜕化和不守规则的贵族党与平民党的尖锐对立。双方都已丧失了共和国早中期的法制观念和宽容精神，而是代之以一种狭隘的偏私和不共戴天的仇恨，于是罗马共和国就被笼罩在一派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阴沉氛围中。
寡头政治与僭主政治的博弈
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复苏的寡头政治将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搁置在一旁，但是由于其自身的腐败无能，寡头集团的统治显得乏善可陈。元老和执政官们颟顸昏庸，行政效率低下，既不敢公然废除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措施，又创制不出解决社会危机的新政策，从而招致了罗马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面对着寡头集团的统治无方，躁动不安的平民们又在热切地期盼着格拉古兄弟式的魅力型领袖的出现。
公元前111年，努米底亚战争（或称朱古达战争）爆发，战争中再度出现了一些拥兵自重的将军，从而让暂落下风的保民官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当年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虽有乌合之众的平民支持，却缺乏足以与贵族势力相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果操控平民势力的保民官能够与掌握军权的执政官或军事统帅联合起来，那么对付元老院和贵族们就易如反掌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剧对于后来的保民官们最大的政治启示就在于此，因而在公元前2世纪末和公元前1世纪初的时候，罗马共和国就出现了保民官与执政官的新政治联盟。然而，既然手握重兵的执政官可以与保民官及平民派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寡头集团，那么他同样可以转而与元老院相联合来对付平民势力。这样一来，执政官或其他军事统帅因其手中掌握的军权而成为罗马政坛上举足轻重、扭转乾坤的决定性因素，军队也一跃而成为凌驾于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之上、决定着罗马各种政治力量兴衰存亡的关键筹码。而马略与苏拉的激烈内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并由此揭开了罗马历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一段精彩故事的序幕。
在罗马共和国的早中期，元老院、执政官、公民大会三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和动态平衡构成了共和政制的基本内涵。元老院是由贵族组成的权力机构，在共和国发展的大多数时间里，它一直发挥着共和政制的“压舱石”功能，尤其是从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罗马对外扩张期间，元老院牢牢地掌握着共和国的领导权，不负众望地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当罗马对外战争告一段落之后，元老院的权威地位开始受到挑战，格拉古兄弟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加强平民和骑士的力量来削弱元老院的权力。
从共和国创建之初开始，罗马的平民们就在不懈地向贵族阶层争取权利，并且在与贵族并肩战斗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权重，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公元前287年通过的《霍腾西阿法》。自从该法案颁布以后，以平民为主体的公民大会就成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立法机构，在立法权上即使不能够凌驾于元老院之上，至少可以与元老院分庭抗礼、相互制衡了。
而在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的权力抗衡之间，执政官通常是站在元老院一边的。在共和国发展的某些特殊时期（如高卢人入侵和萨莫奈战争期间），少数大权独揽的执政官偶尔也会利用民意来钳制元老院，但是这种情况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执政官与元老院共同进退的基本立场。因此，一直到马略崛起之前，在共和国政制的权力制衡格局中，基本的态势是代表贵族阶层的元老院与执政官相联合，共同应对以罗马平民为主体的公民大会。
但是到了共和国后期，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和公民人数的增加，罗马公民大会的代表性也逐渐丧失，它越来越蜕变为一个由城市无产者所控制的暴民机构。从格拉古时代开始，真正参与公民大会的人群主要是罗马城里的平民和无产者，他们的利益和意志决定了罗马共和国的法律内涵和政治走向。与此相应，作为公民大会召集人和提案人的保民官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们往往会利用公民大会的群体力量来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虽然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但是此后保民官的权力却挟平民复仇之威而越来越大，他们可以煽动充斥于公民大会的城市无产者走上街头，漠视法律的限制，运用暴力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数量庞大且群情激愤的城市平民和一些野心勃勃、擅长鼓动的保民官，就已经为罗马僭主政治和独裁统治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在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的数十年间，一方面是复辟的寡头集团萎靡不振、颟顸无能，另一方面则是受挫的城市平民素质下降和戾气飙升，贵族与平民、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竞相走向了沉沦和堕落。这样就为一种新的力量登上罗马政治舞台操控全局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支力量就是由于对外战端再起而鸣锣上场的职业军队，特别是作为军队统帅的职业将领。因此，到了公元前1世纪初期，罗马共和国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了，而是变成了执政官、军队和保民官。此时元老院已经无可救药地衰弱下去，手握重兵的执政官却越来越强势，大权统揽，乾纲独断；而保民官则操纵民意，在罗马政坛上纵横捭阖，联合拥兵自重的执政官共同对付日薄西山的元老院。
军队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加入罗马政坛的权力博弈当中，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共和国的政治格局。在共和国发展的四百多年时间里，尽管罗马频频发起对外战争，但是它却从来没有保留过职业军队。战争期间国家征召公民组成军队，战争结束后军队解散，士兵解甲归田。因此，军队过去从未参与过罗马的政治事务，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支独立的和常备的政治力量。但是自从马略进行军事改革、创建了职业军队之后，情况就大为改变，从此以后职业军队登上了权力博弈的舞台，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因素。这样一来，执政官、军队、保民官就构成了影响共和国后期政治格局的三大要素，而执政官往往就是军队的首领，正如同保民官是人民的领袖一样。于是，随着元老院和贵族阶层的政治权重不断衰弱，军事统帅和人民领袖的结合就决定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命运。
从公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这三种传统的政治力量的变化趋势来看，随着大量城市无产者的参与，公民大会已经越来越沦为一个缺乏代表性的城市暴民团体，虽然人多势众，却不足以成为一支独立、有序的政治力量。既然以公民大会为支柱的民主政治不足以领导罗马共和国，那么就只剩下以元老院为支柱的寡头政治和执政官（或军事统帅）所代表的僭主政治在共和国的舞台上展开激烈较量了。在共和国后期，软弱无能的寡头政治明显地表露出一种夕阳西下的趋势，而僭主政治则是由一批朝气蓬勃的新潮人物所代表，无论他们是格拉古兄弟那样为民请命的正人君子，还是马略、秦纳那样热衷于权力的政坛枭雄，或者是恺撒、屋大维那样为解决罗马危机不惜颠倒乾坤、重整河山的“窃国大盗”。这些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时代弄潮儿，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和雄心壮志（或曰“野心”），借重于手中执掌的军队，收买保民官以获取民众的支持，在罗马政治舞台上实行独裁统治。因此，共和国后期政坛上的主要冲突就表现为寡头政治与僭主政治的博弈，而这种政治博弈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就是马略和苏拉的内战。
第II节 马略的军功与革命
贫贱出英豪
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157年—公元前86年）和格拉古兄弟是同一代人，大格拉古比小格拉古年长九岁，而马略正好出生在大格拉古和小格拉古的出生年份之间。但是马略与格拉古兄弟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大、小格拉古都是在年轻时代即崭露头角，三十多岁就死于非命；而马略却属于大器晚成的人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略不像格拉古兄弟那样出生于罗马城里的权贵家庭，而是农民出身，从小在意大利中南部的山区农村中长大。他的家境虽然不至于过分贫寒，但是他没有受过太多像样的教育，至少不懂希腊语。当时罗马的政治家无论是出身于血统高贵的名门望族，还是暴发致富的骑士阶层，从小都要接受高雅的希腊文化教育，对于希腊的语言、文学和哲学都具有一定的造诣。从大西庇阿和老伽图的时代开始，罗马的政治家们在闲暇之际，都喜欢聚在一起谈论希腊的学问，甚至用富于修辞的希腊语发表演说。尽管当年老伽图曾经警告罗马的青年人，不要被柔软的希腊文化腐蚀了传统的德行，但是他本人却同样服膺于希腊高雅的文学修养。在这方面，缺乏教养的马略显然是与众不同的，而且他并没有因此而产生过丝毫自惭形秽的感觉。后来他功成名就、大权在握时，曾公然对希腊语表示鄙视，认为花时间去学习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
马略雕像
对于一个缺乏任何政治资源的山区农民来说，如果他想要在罗马政坛上崭露头角，就一定要时逢乱世，凭借个人的能力在战争中创立军功，而马略就选择了这条道路。马略虽然疏于文采，却性格刚毅，强壮威猛，具有勇往直前和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早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马略就参加了小西庇阿在西班牙指挥的努曼提亚战争，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不仅得到了小西庇阿的嘉奖，还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扬。
据说有一次众将士在小西庇阿帐中宴饮，主帅小西庇阿居中而坐，大家环绕四边。一位将领询问小西庇阿：“在你之后，谁将成为罗马最优秀的将军？”结果小西庇阿拍着身边马略的肩膀说道：“很可能就是这个年轻人！”此言固然是因马略的出色表现而致，但是也足见出身豪门的小西庇阿对草根背景的马略有惺惺相惜之感。
努曼提亚战争结束以后，建有军功的马略来到罗马开始进入公共社会领域。由于他缺少政治上的背景和资源，很难企及执政官、法务官等政府高官，亦难以跻身元老之列，所以他就把政治目标锁定在获得保民官的职位上。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只有平民出身者才能够出任保民官，保民官虽然不是政府官员而只是人民领袖，但是保民官卸任以后却可以进入元老院。这无疑成为平民英才晋阶朝堂的一条重要途径。
当年在努曼提亚战争中，马略曾与盖乌斯·格拉古一起在小西庇阿军中服役，小格拉古的平民主义理想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来小格拉古出任罗马保民官，为改善平民处境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被已经开始参与罗马政治活动的马略视为楷模。公元前119年，就在小格拉古被杀两年以后，马略如愿以偿地当选为罗马保民官。在一年任职期间，他不畏权贵，公然在立法问题上与元老院相抗衡，赢得了罗马民众的拥戴。但是与格拉古兄弟不同，马略担任保民官的根本目的并非为民请命，而是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他想通过保民官这个重要跳板，顺利地进入元老院，最终登上执政官的高位。因此他在保民官任期内，既做了一些取悦于民众的事情，也以其刚正不阿、果敢公允的行事风格令元老们敬佩有加。
努米底亚战争
马略卸任保民官以后，又先后担任过法务官和西班牙总督等职，虽无重大建树，却也能够恪尽职守，尤其以敬业勤政和淳朴坦诚的务实作风而受到广大民众的尊敬。在此过程中，马略也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跻身骑士阶层，并与罗马最古老的贵族门第尤利乌斯家族缔结秦晋之好，迎娶了恺撒的姑母尤利娅为妻。不久以后，努米底亚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为马略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升迁提供了大好的机会。
公元前111年，在罗马人休兵息战二十多年之后，北非的土地上又重新燃起战火，发生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努米底亚战争。自从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北非就成为罗马的海外殖民地。被摧毁的迦太基西边，有一个国家名叫努米底亚。当年迦太基强大的时候，努米底亚只是一个唯迦太基马首是瞻的酋长部落。后来罗马人打败了迦太基人，努米底亚因为曾经给罗马人提供过骑兵而有功，所以在罗马人的庇护下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公元前149年发生的第三次布匿战争，起因就是努米底亚国王向罗马人状告迦太基人的霸道行为。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焚毁之后，努米底亚就成了北非的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