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山北高卢被纳入罗马的版图，高卢人也开始了文明的拉丁教化历程，因此直到今天，法语和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一样，都属于拉丁语系；而莱茵河东岸的德国、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却属于日耳曼语系地区，与南方的拉丁文明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毫无疑问，高卢地区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就已经被恺撒征服，并被纳入文明的拉丁文化圈中。对于后来的法国人而言，这个历史事件具有比较尴尬的意义，说起来难免带有一点酸溜溜的味道：一方面，高卢人被罗马人打败和征服了，高卢从此以后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这当然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高卢人也因此而开启了文明教化的进程，而此时莱茵河东边的日耳曼人和大西洋彼岸的不列颠人仍然还是茹毛饮血的蛮族，更遑论北欧的那些野兽生番一般的维京海盗了，因此高卢人也就具有了骄傲的资本，他们已经由于恺撒的征服而成为文明民族。乃至于到了五百年以后，当日耳曼人大举入侵西罗马帝国时，高卢人早已经是儒雅开化的文明人了。
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后来的法国人一直对德国人、英国人以及北欧人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感，在文化上对他们嗤之以鼻。这种文化优越感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开始孕育，到了中世纪，法国人又发展出大学教育、哥特式教堂、骑士文学、经院哲学等一系列代表中世纪最高水平的文明象征，以至于13世纪的法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意大利人有教皇，德意志人有皇帝，法兰西人有文化。”文化已经堪与教权和王权鼎足而三。及至近代，法国人更是继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异军突起，从17世纪开始独领风骚，因古典主义、巴洛克艺术、贵族风范等时髦事物而成为欧洲文明的圭臬典范，至今仍然引领着文化潮流。正是这种文化上——而非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培育了法国人孤芳自赏的优越感，致使他们瞧不起周边的其他民族。早先的法国人还比较服膺于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文明程度更高的拉丁族裔，但是到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兰西文明如同朝阳一般喷薄而出，很快就超越了由盛转衰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成为近代文明的灯塔或旗手，巴黎也取代了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历史名城而成为全欧洲的文化中心。此后法国人更是目空一切，睥睨万邦，连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不放在眼里。至于莱茵河东边的德国人，英吉利海峡西面的英国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北欧人，在法国人眼里从来就是愚钝未开化的乡巴佬；而那些挥舞着美元、畅饮着可乐的美国人，对于优雅地品味着咖啡的法国人来说，就更是一批粗鄙乏味的暴发户！
法国人谈起自己的文明历史时，往往都是从恺撒征服高卢的事件开始讲起，这是法国文明史的开端，虽然难免带有一点屈辱的意味，却是货真价实的。至于德国人或英国人的文明史，自然就要晚得多，德国人的文明史始于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对西罗马帝国的入侵和其后对罗马大公教会的皈依；而英国人的文明史，按照20世纪丘吉尔的说法，应该从公元前55年8月26日恺撒率领罗马军队渡过多佛尔海峡、踏上不列颠的土地开始算起。但是恺撒在不列颠并没有长久滞留，当时的罗马人觉得不列颠土著过于蒙昧野蛮，这片蛮荒之地对于他们没有任何吸引力，于是恺撒便带着军队撤回了高卢。第二年（公元前54年）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恺撒再度渡过了英吉利海峡，但是罗马人却对不列颠完全缺乏兴趣，因此又一次扫兴而归。到了公元43年，克劳狄皇帝征服了不列颠南部（今英格兰地区），后来哈德良皇帝甚至还在英格兰和更加蛮荒的苏格兰之间修筑了一道长城。但是在数百年以后，每况愈下的罗马帝国面对着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胁，不得不收缩防线，公元5世纪初从不列颠撤出，任凭桀骜凶悍的英国人自生自灭。不久以后，两支日耳曼部族——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越过英吉利海峡占领了不列颠，此后英国人通常就被叫作“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他们与日耳曼其他部族一样在基督教信仰的感召下开始告别蛮荒、步入文明。由此看来，丘吉尔把公元前55年8月26日恺撒踏上不列颠土地作为英国文明史的开端，未免有一点牵强，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映衬出古罗马文明的辉煌。
卢卡协议和“三头同盟”的强化
恺撒在高卢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同时也培养了一支百炼成钢、唯命是从的军队。在指挥高卢战事的多年期间，恺撒始终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打起仗来往往是身先士卒，因此得到了将士们的衷心拥戴。恺撒在高卢战争中尤其擅长以少胜多的突袭战术，往往采取长途奔袭、出奇制胜的作战方略，攻敌不备，速战速决，发扬光大了亚历山大首创的闪电战术。待到恺撒与庞培反目成仇之后，他就是依靠这支久经沙场的钢铁之军，运用以少胜多的闪电战术打败了号称“罗马第一战神”的庞培。
按照苏拉当年制定的规则，执政官或法务官在卸任之后，可以到某个行省去出任总督，执掌军权。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人担任行省总督的期限往往只有一年。例如，此前恺撒在卸任法务官之后曾担任西班牙总督（公元前61年），也是以一年为限。这条规定就是为了防范一个人担任行省总督的时间过长，容易掌控一支忠于自己的私人武装。
然而，公元前59年恺撒执政官届满之后，在女婿庞培和岳父毕索的鼎力相助下，不仅如愿以偿地谋取了高卢总督的职务，还迫使元老院同意其任期为五年。公元前58年恺撒上任之后，即开始连年与高卢人作战，几乎没有停歇过。转瞬之间就到了公元前56年，眼见“三头同盟”的期限将至，恺撒于是又邀请克拉苏和庞培来到恺撒治下的山南高卢城市卢卡会面，三位政坛大佬重新续订同盟协议，将“三头同盟”的期限再延长五年。此时恺撒在高卢手握重兵，克拉苏和庞培则坐镇罗马，操控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三个人有权有势，呼风唤雨，党羽遍布天下，完全控制了罗马的财力、军权、民心甚至政要。因此，这次续订“三头同盟”就完全不同于四年前那样秘密进行，而是公开签署同盟协议。此外，罗马的许多政界要员——前执政官、资深元老等——也纷纷前来趋炎附势，一时间卢卡小城名流如云，权贵毕至，据说仅罗马政要的法西斯仪仗就数以百计，前来的元老多达两百人。在三位巨头之间，恺撒与庞培有翁婿之谊，恺撒与克拉苏亦交情深厚，如果说在初次结盟时恺撒还必须在二位前辈面前虚与委蛇、逢迎附和，那么在几年之后的卢卡续订同盟协议时，恺撒已经成为三者之中最有权势者，风头超过了罗马首富克拉苏和“伟大的庞培”，且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完全主导了这次规模盛大的巨头聚会。
公元前56年恺撒、庞培、克拉苏在卢卡续订的同盟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恺撒支持克拉苏和庞培联袂竞选公元前55年的罗马执政官，卸任之后二人将分别前往叙利亚和西班牙担任总督，任期五年。作为回报，克拉苏和庞培赞同并保证让元老院批准将恺撒在高卢的任期再延长四年，至公元前50年底结束。
2.三个人在分别担任叙利亚、西班牙和高卢总督期间各自可以拥有十个罗马军团的招募权，这样三个人手中掌握的总兵力就达到了三十个军团，几乎将罗马共和国的所有军力尽数囊括。
出于相互制衡的考虑，三巨头约定，到公元前50年结束的时候，大家同时结束行省总督任期，放弃军权，返回罗马。然后，恺撒就准备竞选公元前49年的罗马执政官（离他上次出任罗马执政官刚好间隔了十年）。
三巨头在罗马拥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实力，所以上述协议内容很快就如期得以实现，克拉苏和庞培成功地当选为公元前55年的罗马执政官，在执政期间操纵元老院将恺撒的高卢总督任期延长至公元前50年。克拉苏和庞培在一年执政官届满之后分别赴任叙利亚总督和西班牙总督，任期五年，各自拥有十个罗马军团的招募权；恺撒在高卢的兵力也相应地扩增到十个军团。
卢卡协议正中克拉苏的下怀，他不仅可以再度出任罗马执政官，而且在卸任之后还能够督掌叙利亚军权。克拉苏长期以来一直想要建立军功，现在西班牙已经无仗可打，高卢是恺撒的苦心经营之地，只有东方的叙利亚才有机会让他大展宏图。叙利亚的东边就是帕提亚帝国，那是古波斯帝国的孑遗，也是罗马进一步向东方扩张的主要阻碍。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征服东方、实现亚历山大理想的最合适的场所。腰缠万贯却渴望军功的克拉苏深深地被“亚历山大综合征”激励，誓必在垂暮之年弥补人生中的最大缺憾。而对于早已功成名就的庞培来说，卢卡协议除了让他和克拉苏一样梅开二度地出任罗马执政官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巩固他在西班牙的势力。况且此时的庞培正与恺撒的女儿尤利娅老夫少妻两情相悦，终日沉溺于儿女情长之中，对于恺撒策划的卢卡协议当然更无异议。
卢卡协议的最大受益者自然还是恺撒，他不仅如愿地将高卢总督任期延长了四年，而且合法地将执掌的兵力扩增到十个军团，这样就可以保证其圆满地实现征服山北高卢的政治理想（卢卡协议签订时高卢战争尚处于艰难的僵持阶段）。更重要的是，恺撒可以通过在高卢不断地创立新功来提高自己在罗马人中间的声望——恺撒在高卢战场上的每一次重大胜利都会致使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在罗马举行盛大的谢神仪式——从而为他日后的政治图谋争取人心。除此之外，一支久经考验的虎狼之师也为胸怀大志的恺撒日后攫取罗马政权奠定了重要的实力基础。对于深谋远虑的恺撒来说，到了公元前50年末，当三位政界巨头都放弃手中的军权返回罗马时，或许就是自己登临罗马权力巅峰的辉煌时刻了。
由于卢卡协议的精心安排，罗马共和国在三巨头的权力平衡中安稳地度过了两年。到了公元前54年，克拉苏和庞培分别到叙利亚和西班牙赴任（庞培很快又返回罗马继续享受美满生活，将西班牙交给他的代理人管辖），恺撒则在高卢不断扩大战果。于是，政坛三巨头就分别控制了罗马的东部、西部和北部地区。
对于罗马共和国来说，北边的高卢、西边的西班牙和东边的叙利亚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分别从三个方面拱卫着意大利、希腊等中心地区；而南边的北非则由于面对着渺无人烟的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在战略方面远远无法与前三者相比。现在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分别掌握了这三个地区的军政大权，各自拥有10个军团的强大武装，不仅可以有效地抵御外敌入侵，而且实际上也把罗马共和国操控于股掌之间。所以，后来当屋大维一统天下时，他不仅以奥古斯都和元首的名义控制了罗马的内政，还特意将高卢、西班牙和叙利亚这三个地区的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三个需要驻扎常备军的边区行省被指定为奥古斯都的专属领地，不受元老院的管辖，由屋大维本人指定心腹来代行统治，元老院则负责管理其他不需要驻军的内地行省。由此也可以看出屋大维比恺撒、庞培、克拉苏等人更胜一筹之处，他把三位巨头三分天下的势力范围全都集中于自己一人之手。
但是从公元前54年开始，三巨头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两件事情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一是公元前54年恺撒的女儿尤利娅在为庞培生孩子时难产而死，这段美满的婚姻至此结束，庞培与恺撒之间的政治联姻也自此断裂；其二是公元前53年急于建功的克拉苏在帕提亚战争中战败身亡，“三头同盟”少了一头，很容易就演变为两虎相争。从此以后，以小伽图和西塞罗为首的元老派势力开始加紧离间庞培与恺撒的关系，致使二者渐行渐远，最终走向了公开决裂和兵戎相见。庞培公开转向了元老院一边，以共和国的名义逼迫恺撒交出高卢军权；而羽毛丰满的恺撒则决定孤注一掷，破釜沉舟。公元前49年1月12日，恺撒率领军队跨过了高卢与意大利之间的分界线卢比孔河，直取罗马。“骰子已经掷下”，共和国再度陷入腥风血雨的内战之中。
第II节 “共和”与独裁的最后较量
卢卡协议签订之后的几年里，罗马政坛比较稳定，恺撒在高卢不断地扩大战果，克拉苏在担任了一年执政官之后出任叙利亚总督准备发动帕提亚战争，庞培则委托副将代其治理西班牙，自己守在罗马附近的阿尔巴别墅中与娇妻耳鬓厮磨。元老院也继续照常运转，在西塞罗、小伽图等保守派人士的主导下尽力维持着传统的共和体制。然而，公元前54年庞培之妻的去世和次年克拉苏的战死不仅导致了“前三头同盟”的瓦解，也使得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矛盾和权力之争急剧激化，庞培在西塞罗、小伽图等元老派的不断离间和怂恿之下，终于和曾经的盟友恺撒反目成仇，陷入兄弟阋墙之中。自格拉古兄弟改革以来的共和国所有矛盾都以一种聚变方式发生了总爆发，“共和”与独裁（以“民主”的名义）在希腊的法尔萨卢平原展开了最后的决战。
罗马元老院领袖西塞罗
此时在元老院的领袖人物中，淡出政坛的卢库鲁斯已经辞世，另外两位举足轻重的角色就是西塞罗和小伽图。他们两人长期以来都是罗马元老院的重镇，也是贵族派势力的政治代表，象征着共和国的传统和良心。与军功卓著的庞培、恺撒不同，西塞罗和小伽图始终保持着儒雅的文官身份，未曾在战场上建有寸功。西塞罗曾经出任过一届罗马执政官，而小伽图担任的最高官阶不过是法务官而已，两人都缺乏在疆场上率兵打仗的经历。但是他们却因雄辩滔滔的口才或者高风亮节的德行而在公众中享有盛誉，长期领导着元老和贵族们与共和国的各种阴谋团体以及野心家进行政治博弈，捍卫传统的共和政体。不过这两位元老派的中流砥柱在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上却迥然相异，相比而言，西塞罗才华横溢，老成圆滑；小伽图则朴实无华，刚烈耿直。
马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出身于小康之家，属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骑士阶层，从小家境殷实，受过良好的文化教养。他年轻时曾经到雅典求学，师从希腊著名的柏拉图学派哲学家安蒂奥库斯(Antiochus)学习雄辩术和修辞学，亦曾求学于罗得岛的希腊雄辩家阿波罗尼乌斯（后来恺撒也投在此人门下），深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尤其精通希腊的辩证法和修辞学。此外，西塞罗也是将希腊的哲学和辩论术引介到罗马来的重要桥梁，当年西塞罗的老师阿波罗尼乌斯就曾这样评价他：
“西塞罗，我钦佩你的本领也赞美你的才华；不禁使我对希腊怀着怜悯之情，因为演说和辩才是希腊仅存的光荣，现在却经由你转移到罗马的名下了。”
后来，西塞罗不仅因其政治才能而成为共和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领袖人物，更因其思想文采而成为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文豪，被后世誉为“拉丁散文泰斗”。西塞罗的演讲和文章大气磅礴，汪洋恣肆，具有极强的震撼力，时人形容道：“西塞罗的一张嘴抵得上十万雄兵！”
西塞罗雕像
从年轻时代开始，具有自知之明的西塞罗深知疆场并非自己的用武之地，于是就选择了法庭来展现才华。他不仅雄辩滔滔，而且精通法律，成功地将希腊的雄辩术与罗马的法律知识结合起来，很快就成为罗马诉讼场上著名的大律师。除此之外，西塞罗还具有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善于捕捉那些能够博得声名和赢取民心的重大法律案件，不畏权贵，仗义执言，因而深受民众的拥戴。他刚刚出道不久，就因为接手一桩无人敢碰的诉讼案件而得罪了炙手可热的苏拉，被迫避祸希腊。苏拉死后，返回罗马的西塞罗又由于控告威勒斯(Verres)的讼案而一举成名。
公元前70年，36岁的西塞罗站在西西里人民一边，对恶贯满盈的前任总督威勒斯进行了控诉。威勒斯在担任西西里总督期间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卸任之后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控诉。但是由于威勒斯在罗马上层社会具有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一些大名鼎鼎的法律人士和有权有势的政府高官都对他十分偏袒，试图搁置法律，使其免受制裁。面对着罗马政坛上官官相护的腐败风气，掌握了威勒斯犯罪证据的西塞罗据理力争，以充实的证据和雄辩的口才征服了陪审团的元老和听众。在法庭上，西塞罗在列举了威勒斯贪污腐化、滥杀无辜的大量事实之后，慷慨激昂地阐发了这段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讼词：
“啊，自由，这曾是拨动每一个罗马人心弦的美妙声音！然而，神圣不可侵犯的罗马公民权，而今却横遭践踏！难道一个全部权力来自罗马人民的地方总督，竟然可以在离意大利咫尺之遥的一个罗马省份里，任意捆绑、鞭挞、刑讯甚至处死一位无辜的罗马公民吗？难道受害者的痛苦呼喊，旁观者的同情热泪，共和国的威严，以及对国家法制的敬畏之心都不能制止那个残忍的恶徒吗？那人恃仗自己的财富，戕害自由的根基，公然蔑视人类，难道这样的恶人也可以逃脱惩罚吗？恳请诸位元老扪心自问，如果你们宽恕了他，你们就毁坏了社会安全的基石，扼杀了正义，给共和国带来了混乱、杀戮和毁灭！”
在这段声色俱厉的控诉和强烈的民意支持之下，威勒斯终于被法庭判定有罪，西塞罗也因此而声名鹊起，威震罗马。罗马人一向崇拜英雄，但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如庞培、恺撒那样在战场上杀敌建功的大将军，另一种就是像西塞罗这样在法庭上雄辩滔滔的大律师，有时候后者在民众中享有的盛誉甚至还超过了前者。
揭露喀提林阴谋
凭着在法庭雄辩而博得的声望，西塞罗开始跻身政坛，先后出任过财务官和法务官，因其渊博的法律知识和公正的行政作风而受到人民的普遍爱戴。随着地位的升迁，西塞罗在政治上也逐渐表现出圆滑通达的一面，开始在卢库鲁斯、克拉苏、庞培以及稍晚出道的恺撒等权势人物之间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尤其是在他成为元老院的领袖人物之后，其政治谋略和机智更是炉火纯青，他一直在元老院的保守派（以小伽图为首）与庞培、恺撒等实力派之间回旋游刃。他一方面和小伽图等元老一起策划各种旨在离间和抑制“三头同盟”的措施，小心提防庞培，尤其是恺撒的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则与庞培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友谊，与远在高卢的恺撒频繁地进行高雅的诗文唱和，并把自己的亲弟弟昆图斯送到恺撒帐下担任幕僚。
西塞罗在罗马政治生活中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揭露喀提林阴谋。公元前63年西塞罗出任了罗马执政官，当时他的竞争对手名叫喀提林。喀提林是罗马贵族出身的野心家，早年为苏拉的部将，在战场上立过军功，后来担任过法务官、北非行省总督等职。由于怀有政治野心并在经济上债台高筑，喀提林一直想谋求执政官之位，公元前63年与西塞罗竞争落败，遂怀恨在心。于是，喀提林便利用人民对元老院的不满，试图在罗马城里采取纵火暴动的手段来攫取政权。喀提林纠集了一批对罗马政治不满的人，包括一些苏拉的老兵，在罗马之外的地方准备起事；同时也在罗马城内安插了一帮党羽准备放火和刺杀西塞罗。结果喀提林党的阴谋被西塞罗识破，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西塞罗在元老院连续发表了四次重磅炮弹式的“反喀提林阴谋”的演讲。特别是在第一次演讲中，西塞罗面对参加元老院会议的喀提林——当时在场的元老们都由于对喀提林阴谋的极度厌恶而纷纷与他保持一段距离——公开揭露了他试图刺杀执政官、颠覆共和国的罪行，号召元老们将喀提林及其党羽绳之以法：
西塞罗揭露喀提林阴谋
“喀提林，到底你还要把我们的耐性滥用到什么时候？你的丧心病狂的行为还要把我们玩弄到多久？你的肆无忌惮的作风将要嚣张到什么程度？……你不知道你的计划已经暴露？你没有看到，由于在场各位元老都已知道了这件事，而你的阴谋已紧紧地被制服住？……喀提林，我们手里有元老院的一项强有力的和严厉的命令（指“元老院终极令”）来对付你……根据元老院的这一命令，喀提林，你应当立刻被处决。可是现在你还活着，而且你活着对于你的厚颜无耻的行为不但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对于这些同正直的人为敌的人，国家的这些敌人，打劫意大利的人，这些由于共同为非作歹而可恶地勾结在一起的人，朱庇特将要用永恒的惩罚来惩处这些活着和已经死去的人。”
受到西塞罗和众位元老抨击的喀提林匆匆离开元老院，仓促逃离罗马，纠集军队准备发动全面叛乱。喀提林的同谋科尔内利乌斯·朗图鲁斯（Cornelius Lentulus，时任罗马法务官）等人则在罗马城内密谋纵火起事。西塞罗很快就识破了朗图鲁斯等人的阴谋，于是策动元老院对其发布了“元老院终极令”，当场抓捕了朗图鲁斯等五人，并直接把他们押往监狱执行死刑。喀提林本人不久后也在叛乱之战中兵败身亡。
这一次是元老院第三次动用“元老院终极令”这个撒手锏。但是这一次直接由执政官和元老院在未经公民大会审判的情况下对朗图鲁斯等人执行死刑，此举显然与罗马共和国的一条基本法律——任何人被判处死刑必须经由公民大会批准且具有上诉权——相违背，这就为西塞罗日后的政途劫难埋下了伏笔。
元老们在讨论对朗图鲁斯等人进行处罚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大多数元老都支持西塞罗提出的死刑惩罚，但是身为罗马大祭司长的恺撒却表达了不同意见。恺撒认为元老院无权任意发布终极令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对于朗图鲁斯等叛乱未遂者，应该先予以羁押，然后交由公民大会来进行审判。恺撒维护共和国法制原则的发言一度使一些元老的态度发生了动摇，这时候，小伽图站起来开始尖锐地反驳恺撒。他认为喀提林、朗图鲁斯等人的阴谋虽然并未得逞，但是他们的动机就是要焚烧罗马、制造暴乱、颠覆共和国，因而他们事实上已经犯了叛国罪。在罗马，叛国是比杀人、偷盗、奸淫等更为严重的不赦之罪，如果不将叛国者处以极刑，那就是对共和国尊严和法律的亵渎！小伽图的一番慷慨陈词再度激起了很多元老的愤怒和赞同，因此元老院的最终表决结果是仍然把朗图鲁斯等人立即处死。
揭露和挫败喀提林阴谋使得执政官西塞罗一时间成了拯救共和国的英雄，受到了元老和贵族的热情赞美，甚至被元老院赋予了“祖国之父”的荣誉（继罗慕路斯、卡米卢斯、马略之后的第四位“祖国之父”）。但是未经人民（公民大会）审判而擅自运用行政权力处死喀提林党人，这种做法也成为西塞罗本人和罗马法制史上的一个污点。后来克劳狄乌斯正是以此为由对西塞罗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起诉，迫使西塞罗逃亡东方。
西塞罗与克劳狄乌斯
西塞罗在担任执政官期间由于揭露喀提林阴谋而声名大噪，获得了“祖国之父”的殊荣，一时间可谓是风光无限。西塞罗这个人在政治上还比较廉洁（虽然他因律师职业而获得了大量钱财并在帕拉蒂尼山上置有豪宅），但是他的虚荣心却特别强，他喜欢生活在人们的赞誉声中。在这方面，西塞罗与庞培比较相像，虽然两人的虚荣心所凭恃的资本全然不同（一者为军功，一者为辩才）。因此，当公元前62年庞培带着罗马军队从东方战场上获胜归来，要求元老院为其举行凯旋式时，刚刚卸任执政官的西塞罗颇为不服，他认为自己的功劳要比庞培大得多，庞培只不过是在国外战场上获得了军事胜利，而他本人却拯救了罗马共和国，因此更有资格举行凯旋式。但是罗马人民却更加崇拜战场上建功立业的英雄，而西塞罗挫败喀提林阴谋之事由于涉及政治上的派系斗争，虽然受到了元老贵族们的大力赞扬，但是在平民阶层中却颇有非议。尤其是他利用职权未经审判就剥夺了朗图鲁斯等人的性命，更是激起了平民阶层的极大愤慨。因此，庞培最后获得了举行第三次凯旋式的荣耀，西塞罗的奢望却付之东流，由此也导致了二人之间的政治龃龉。此后西塞罗更加坚定地站在卢库鲁斯、小伽图等保守派元老一边，公开防范和反对庞培（以及后来与庞培结盟的恺撒）的个人权势。
西塞罗在罗马政坛上素来以公正、高尚和捍卫共和而自诩，在法庭上和元老院里时常因雄辩滔滔而语惊四座，令人折服，但是也因此而得罪了一些政要。特别是他与政治冒险家克劳狄乌斯之间的嫌隙，竟至酿成了西塞罗亡命天涯的悲剧。
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Publius Claudius)出身于罗马的传统豪门，克劳狄乌斯家族在罗马政坛上声名显赫，历史上曾经出过许多名公巨卿，是担任罗马执政官人数最多的望族之一。但是近年来这个古老家族渐入颓势，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黯淡。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擅长投机钻营的克劳狄乌斯竟然公开放弃了贵族身份，认一位比自己更加年轻的平民为养父，意在通过平民身份来谋求保民官之职（罗马法律规定贵族不能担任平民保民官）。以往罗马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平民被贵族收养而改变身份的例子，但是像克劳狄乌斯这样自贬贵族身份而要求被平民收养的事情还是闻所未闻。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人的心计之深、手段之劣。
克劳狄乌斯在改投平民门庭之前，曾是一个浪荡风流的纨绔子弟，四处招蜂惹蝶。公元前62年，他试图勾引恺撒的妻子庞培娅，闹出了一则丑闻。当时担任法务官的恺撒为了息事宁人（此时老谋深算的恺撒已经看出此人日后必有利用价值），对这一丑闻采取了不予追究的态度，但是他却以“恺撒之妻的贞节不容置疑”为由休掉了庞培娅（不久后恺撒把女儿嫁给了政治盟友庞培，自己则娶了后任执政官毕索之女为妻）。此事成为恺撒人生中的一个道德污点，后人对此多有诟病。
当克劳狄乌斯因为此事被告上法庭时，恺撒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但是坚持正义的西塞罗却在法庭上做出了对克劳狄乌斯不利的指证，当场揭穿了克劳狄乌斯的谎言。虽然法庭陪审员们慑于克劳狄乌斯在平民中的声望（或许还有克劳狄乌斯所施予的贿赂之故）以及鉴于恺撒的沉默态度而最终宣判其无罪，但是克劳狄乌斯从此就对西塞罗怀恨在心。公元前58年，改换了平民身份的克劳狄乌斯如愿以偿地攫取了保民官之职，于是他便利用平民的复仇情绪来追究当年元老院未经审判而处死朗图鲁斯等喀提林党人的罪责，西塞罗自然也在追责之列。擅长煽动人心的克劳狄乌斯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了一系列利民改革措施，尤其是免费向城市贫民发放粮食，从而赢得了贫苦大众的大力拥戴。他经常带着一帮奴隶携带武器在罗马街头招摇过市，攻击政敌，而受到违法指控的西塞罗则犹如丧家之犬，衣冠不整、狼狈不堪地四处托人说项。远在高卢的恺撒对此爱莫能助，只能隔岸观火（事实上克劳狄乌斯就是恺撒安插在罗马的代理人，以操纵平民与元老院相抗衡）；金屋藏娇的庞培终日躲在阿尔巴别墅中逍遥自在，不愿惹火烧身；克拉苏则由于与西塞罗素有怨隙，暗中推波助澜。绝望之中的西塞罗只能选择逃亡保命，离开意大利来到希腊，终日在思乡怀旧的伤感中遥望故园，他在帕拉蒂尼山上的豪宅和其他庄园也被克劳狄乌斯煽动的暴民付之一炬。
一年多以后，另一位得到贵族们暗中支持的平民野心家安纽斯·米罗(Annius Milo)出任了保民官，他使用同样卑劣的流氓手段与克劳狄乌斯的支持者们展开了暴力械斗。在罗马街头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深居简出的庞培伺机而动，利用自己昔日的政治威望，号召罗马民众赶走了无法无天的克劳狄乌斯。元老院也向避难希腊的西塞罗发出了召唤令，西塞罗很快就劫后返乡，受到了罗马民众的热烈欢迎。得意忘形的西塞罗又开始陶醉于自己的政治光环之中，他在题为《向元老院致敬》的演讲词中宣称，是整个意大利人民以肩膀为轿辇把他抬回了罗马。
在之后的几年中，克劳狄乌斯被米罗的拥趸们杀死在罗马械斗之中，米罗也在不久以后遇刺身亡。重出江湖的庞培在罗马政坛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此时卢库鲁斯和克拉苏均已谢世），并与西塞罗、小伽图等元老派相互倚重，共同应对拥兵在外的恺撒。痛失爱妻尤利娅的庞培不久后又另娶了罗马贵族梅特鲁斯·西庇阿之女为妻，婚姻方面的这种变化也意味着庞培在政治上与恺撒的分道扬镳和与元老派的重修旧好。
在公元前62年的那则家庭丑闻中，恺撒对于克劳狄乌斯的宽容态度使得后者对其感恩戴德，日后死心塌地地为恺撒效命，操纵平民势力在罗马为恺撒站台，从而使远在高卢的恺撒得以高枕无忧。而西塞罗因为仗义执言与克劳狄乌斯结下了终生仇隙，此怨恨一直到克劳狄乌斯死后也没有得到缓解，最终竟成为西塞罗断命的原因之一。
公元前43年，“后三头同盟”之一的安东尼下令追杀西塞罗，砍下了他的头和手挂在罗马广场上示众。安东尼之所以对西塞罗恨之入骨，除了因为西塞罗在政治上一直与他为敌，连续发表了14篇抨击安东尼的著名演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克劳狄乌斯的遗孀弗尔维娅后来嫁给了安东尼，这位凶悍的妇人把克劳狄乌斯对西塞罗的刻骨仇恨也带给了安东尼，怂恿安东尼杀害了穷途末路的西塞罗。
自从重返罗马之后，西塞罗再度成为元老院的领袖人物，与作风强硬的小伽图一起主持共和国的政治事务，后来又与庞培捐弃前嫌，共同防范野心勃勃的恺撒。现在，克劳狄乌斯式的暴力型平民领袖已经成为过眼烟云，贵族派重新掌控了罗马的政局，对于共和政制的唯一威胁就是远在阿尔卑斯山外手握重兵的恺撒了，这位“用一根手指头来精心地梳理头发”的野心家将成为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
刚正不阿的小伽图
罗马元老院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小伽图（Cato the Younger，公元前95年—公元前46年）。伽图家族的先祖原本是平民出身，后来发迹而跻身元老院，成为罗马新贵。小伽图的先辈位列元老院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他的曾祖就是在布匿战争期间以作风硬朗而著称的监察官老伽图，其名言“迦太基必须毁灭！”始终作为罗马浑雄遒劲的古风经典而回荡在共和国上空。老伽图作为罗马元老院的保守派领袖，极力维护罗马传统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风尚，不断提醒罗马贵族青年防范抵制希腊奢靡享乐之风的影响，坚守罗马人质朴、顽强、勇敢的精神品质。这位身体强健的老人在年近八旬时续弦，所生的后裔使得伽图家族的香火得以延续。
伽图家族的门风一脉相承，其族人在政治上一向思想保守、恪守陈规，坚决维护共和体制；其品行也素以道德清廉、作风硬朗、不畏强暴、刚直不阿而著称。因此之故，伽图家族在罗马民众中始终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泥古不化的政治立场与廉洁高尚的道德风格同样遐迩闻名。在共和国后期，罗马的元老权贵们普遍走向了腐化堕落，然而伽图家族却出淤泥而不染，在一派颓靡气象中始终保持高风亮节，为官者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极力维系罗马传统的淳朴风尚。西塞罗曾经赞誉道，小伽图在思想言行方面更像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公民。
小伽图从小就表现出疾恶如仇的正义精神，“无论是说话、神情和游戏，都表现出宁折不屈的个性”。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讲述了一个故事：由于伽图家族与苏拉交好，年少的小伽图经常跟随长辈们到苏拉家中玩耍。当时的苏拉实行独裁统治，因公敌宣称而滥杀无辜，少不更事的小伽图时常听到人们的抱怨之声。有一次家庭教师带着小伽图到苏拉家中做客，出门之时小伽图询问老师，为什么大家都在背后对苏拉怨声载道？老师回答道，因为苏拉是一个独裁者，人们对他又恨又惧。于是小伽图脱口说道：“为什么你不给我一把剑，好让我刺死他，将城市从奴役中解救出来？”此后家人对小伽图严加看管，再也不敢带他去苏拉家中。由此可见，小伽图从小就具有秉正刚烈的性格。
小伽图长大以后，步入政坛，因其清廉高洁的品性和不屈不挠的意志而逐渐成为元老院保守派的领袖，始终致力于捍卫共和国的制度和原则。到了恺撒、庞培、克拉苏结盟的时候，共和国已经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小伽图和卢库鲁斯、西塞罗等人一起，带领罗马保守派人士极力维护共和国法律和元老院的权威地位。起初小伽图极力提防“伟大的庞培”，唯恐后者像当年的苏拉一样依凭军功来推行独裁统治，曾经铁面无情地拒绝了庞培与其建立政治联姻的请求。后来到了庞培金屋藏娇、意气消沉之际，恺撒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小伽图又成为罗马元老院反对恺撒的先锋。小伽图不像西塞罗那样八面玲珑，游刃有余，而是刚正不阿，决不妥协，在许多场合与恺撒公然对抗，丝毫不畏惧恺撒的强权。在公元前59年恺撒担任执政官期间，小伽图对其独断专行的行政作风极为反感，每次在元老院召开会议时，小伽图总是站在恺撒的对立面上，尖锐地反对恺撒提出的议案（这些议案往往都是有利于平民阶层的）。小伽图的口才也不错，但是与西塞罗的语言风格迥然不同，西塞罗的文风辞藻优美、气势磅礴，具有震撼人心的雄辩特点；小伽图的风格则是质朴平实，直击主题，没有过多的文采修饰，但是同样能够阐明道理，折服人心。而且小伽图的演讲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每当他试图搁置一个所反对的议案时，他总是充分发挥自己年富力强的身体优势，长篇大论地侃侃而谈，冗长的演讲往往一直延续到当天会议的结束时辰，所讨论的议案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有一次，元老院在讨论恺撒的一个提案时，比恺撒年轻5岁的小伽图再次祭出了他的撒手锏，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讲，试图阻挠恺撒的议案付诸表决。恺撒忍无可忍，于是就让卫兵们把小伽图赶出了会场，结果卫兵们一松手，小伽图又冲进会场继续发言。由于小伽图软硬不吃，恺撒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于是索性命令士兵将他投入监狱。恺撒原以为面临牢狱之灾的小伽图会向保民官求助，让保民官出面来请求恺撒赦免自己，没想到小伽图不仅不向保民官求情，反而主动地径直走向监狱。在小伽图大义凛然之风的感召下，一些罗马元老和平民也纷纷紧随其后。恺撒深知众怒难犯，不得不亲自去找保民官，暗示他赶紧为小伽图说情，这样才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中止此事。
恺撒与小伽图的正面交锋最初始于公元前63年西塞罗弹劾喀提林集团之时，当时身为大祭司长的恺撒在元老院公开发言，反对西塞罗和元老院动用终极令来惩处朗图鲁斯等人，但是小伽图的一番反驳博得了众元老的赞同，最终朗图鲁斯等人未经公民大会审判就被剥夺了生命。从此以后，小伽图在许多问题上都与恺撒分庭抗礼，尤其是恺撒出任执政官期间，二人之间的关系更是形同水火。后来恺撒在远征高卢期间，依靠盟友庞培和克拉苏来笼络罗马权贵阶层，指使克劳狄乌斯（以及后来的库里奥、安东尼等人）来控制公民大会，但是在元老院里，不屈不挠的小伽图始终与他势不两立，不断提醒人们防范恺撒的权欲野心。见风使舵的西塞罗也积极襄助小伽图离间庞培与恺撒的同盟关系，最终酿成了共和国的再一次内战。
“三头同盟”的瓦解
公元前54年恺撒的女儿尤利娅因难产而死，庞培与恺撒之间的政治联姻到此终止。次年克拉苏又在东方战败身亡，这位年高望重的罗马首富虽然不如恺撒和庞培那样风头强劲，却构成了“三头同盟”的重要平衡石。克拉苏一死，“三头同盟”自然也就不复存在，而且很容易演化为两虎相争。从此以后，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日益微妙。公元前58年恺撒在出任高卢总督时，由于他没有儿子，唯一的女儿尤利娅嫁给了庞培，考虑到高卢战事艰险，因此恺撒临行前在遗嘱中明确指定，如果自己战死沙场，财产的第一继承人就是女婿庞培。由此可见，当时恺撒和庞培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但是当尤利娅去世之后，庞培很快又娶了罗马元老西庇阿的女儿，并在西塞罗、小伽图等元老派的拉拢之下与恺撒渐行渐远。此时，西塞罗、小伽图等人已然了解庞培对共和国暂时没有威胁，而恺撒却是野心勃勃、羽翼渐丰，正在成为共和国的心头大患。因此他们便趁“三头同盟”瓦解之机，极力笼络庞培，离间他与恺撒的关系，最终形成了元老院与庞培强强联手，共同应对拥兵高卢的恺撒的政治格局。
随着公元前50年的临近，恺撒开始面对一个重大的抉择。按照公元前56年卢卡协议的规定，恺撒、庞培、克拉苏将在公元前50年底同时卸任高卢总督、西班牙总督和叙利亚总督的职位，放弃各自手中的军权（三人各有十个军团的强大武装，完全把罗马共和国操控在股掌之间）。此项规定是为了相互制约，以防其中一人势力过大。现在克拉苏已经殒命沙场，而西班牙素来就是庞培的大本营，即使他卸任了西班牙总督，接任者和当地官员也都是他的心腹死党。更重要的是，庞培已经与元老院重修旧好，与小伽图、西塞罗等保守派人士结成了新的联盟，从此在政治上高枕无忧。但是对于恺撒来说，他一旦卸任了高卢总督，未来必将凶多吉少——放弃军权返回罗马的恺撒很可能就会受到元老院的起诉，因为他在担任高卢总督期间干了一些违法之事，如未经元老院批准就擅自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去攻打山北高卢。尽管恺撒后来将整个山北高卢都纳入了罗马版图，但是此举仍属于越权违法行为。然而，如果他贪恋军权而不放弃高卢总督之职，则不仅破坏了卢卡协议的规定，更是违背了共和国的法律，实为抗命叛逆之举。
面对着这个难题，恺撒想出了一个解决之道，那就是请求元老院将其高卢总督任期延长到公元前49年底，他准备在这一年参加竞选公元前48年的罗马执政官。按照苏拉制定的“年功序列”，卸任执政官必须在十年之后才能再度参加竞选。恺撒是在公元前58年卸任执政官之职的，因而从法律上来说，他有资格竞选公元前48年的罗马执政官；而且他所拥有的民意和军功，让他竞选的胜算很大。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执政官在任期间是不能被起诉的，因此他如果能在公元前48年再度出任罗马执政官，就不用担心受到元老们的指控了。更重要的是，在一年执政的时间里他可以从容地利用手中大权来改变罗马的政治体制，彻底消除元老院的威胁。要想实现这个政治方略，恺撒在高卢的总督任期必须延长到公元前49年底，否则在失去了军权，又未能出任执政官的权力真空期（公元前49年），他就会受到元老院的起诉，锒铛下狱甚至性命不保。
恺撒的这个政治计划可以填补担任高卢总督和罗马执政官之间的权力空档，确保其人身无虞，可谓是用心良苦，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却遭到了元老院的坚决反对。庞培则在恺撒和元老院之间犹疑不定，一方面，庞培已经与恺撒渐行渐远，转向了元老院一边；另一方面，庞培深知恺撒是自己的政治盟友，唇亡齿寒，恺撒一旦被元老院扳倒，自己将会成为元老院的下一个目标。所以庞培一直在元老院和恺撒之间首鼠两端，借力打力，希望通过元老院与恺撒之间的明争暗斗来让自己从中渔利，掌控罗马政局。而以小伽图、西塞罗为代表的元老派更是老谋深算，他们的想法是先联合庞培收拾恺撒，然后再来对付庞培，获一箭双雕之利。可以说恺撒、庞培和元老院三方各具心机，彼此博弈，公元前53年以后的罗马政局就处于这种微妙的权力角逐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