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彰图拉真在内政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卓越成就，罗马元老院决定授予他“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号，但是图拉真却拒绝了这个荣誉。原因在于，图拉真就如同当年恺撒三次拒绝安东尼敬献王冠一样，认为只有建立了更加辉煌的功勋——征服帕提亚，才能配享这个崇高的称号。像恺撒、安东尼等罗马英雄一样，图拉真心中始终燃烧着征服东方的梦想，始终受到“亚历山大综合征”的驱策。征服达西亚只是小试牛刀，真正大展宏图应该是在东方的战场上。
公元113年，就在国内建设告一段落、巨大的纪功柱已经在图拉真广场上竖立起来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图拉真又开始御驾亲征，发起了对帕提亚的战争。这次战争虽然没有能够彻底消灭幅员辽阔的帕提亚王国，却成功地将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从幼发拉底河推进到底格里斯河，从而将两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全部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至此，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已经拓展到了里海和波斯湾一线，北方疆域也延伸到多瑙河北岸的达西亚地区，南方和西方则以无人之境的撒哈拉大沙漠和浩瀚无边的大西洋为界，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达到了最大化的程度。对外扩张的气球已经吹到了极限，后面的故事就是它一点点地开始泄气萎缩了。
公元116年，图拉真在东方战场上节节胜利，沿着底格里斯河一路南下，攻占了帕提亚王国的首都泰西封和古代名城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曾在此地建都）。这时候，图拉真才给元老院写信表示愿意接受此前曾经拒绝过的“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号。第二年，图拉真继续率军南下抵达了波斯湾，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年迈的图拉真不禁望洋兴叹，感慨自己年事已高，不可能再实现亚历山大远征印度的宏伟理想了。此时的图拉真已经是64岁高龄，而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率铁骑跨越印度河时尚不及30岁。
图拉真是罗马帝国第一个也是唯一到达过波斯湾的皇帝，亚历山大大帝的恢宏理想从此以后就在罗马人心中逐渐黯淡。就在图拉真引兵东征时，国内的犹太地区又开始发生叛乱。得知消息的图拉真急忙率兵回师，行至小亚细亚的塞留斯就因病辞世，时年64岁。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用凯旋式的礼仪迎接他的骨灰归来，图拉真的养子哈德良继承了大位，成为“五贤帝”中承前启后的第三位皇帝。
哈德良继承皇位
图拉真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其功德业绩可以与屋大维相提并论。他在私德方面也几无瑕疵，生活俭朴，作风清正，一生与普洛蒂娜相敬相爱，白头偕老，罗马从来没有关于他的绯闻流传。然而好人往往也有其不幸之处，图拉真和前任皇帝涅尔瓦一样，一生没有子嗣。由于行伍出身的图拉真身体一向很强健，所以关于接班人之事在帕提亚战争之前始终未曾提上议事日程。一直到临终之时，他才指定了自己的表侄哈德良作为养子和继承人。
普布利乌斯·埃利乌斯·图拉真·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公元76年—公元138年）与图拉真一样出身于西班牙，而且两人之间还有亲缘关系，图拉真是哈德良的表叔。哈德良的父亲死得早，临死前指定图拉真和另一位西班牙籍的骑士阿提安作为哈德良的监护人。在图拉真和阿提安的安排下，年仅十岁的哈德良来到罗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尤其热衷于美轮美奂的希腊文化。及至图拉真称帝后，已经成年的哈德良先后担任过副军团长和财务检察官等职，在图拉真第二次征战达西亚时，哈德良被指派为军团长，跟随皇帝一起参加了战斗。图拉真特别敬重自己的姐姐马尔恰娜，也非常疼爱外甥女马提蒂亚，为了表示对哈德良的器重，图拉真把马提蒂亚的女儿萨宾娜嫁给了他。于是，表侄哈德良又成了图拉真的甥孙女婿，可以说是与图拉真关系最亲近的男性后辈。公元108年，年仅32岁的哈德良在图拉真的推荐下出任了罗马执政官，可谓是风光无限，前程似锦。
哈德良与图拉真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屋大维与恺撒的关系。但是哈德良从少年时代起就表现出与图拉真完全不同的性格特点，图拉真具有典型的罗马男子汉特征，质朴刚毅；哈德良却像尼禄一样偏爱希腊文化，富于感性。从留存至今的罗马皇帝雕像上就可以看出，图拉真与早先的罗马军人一样留着短发，胡须剃得干干净净，显得雄健遒劲；哈德良则蓄有希腊式的卷发和胡须，一副文质彬彬、潇洒浪漫的模样。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性情上的差异，图拉真一直到身患重病都没有表露出将会把皇权交付给哈德良的迹象。
崇尚希腊文化风格的哈德良
图拉真麾下有一批多年来与他生死与共的将军，他们对偏爱希腊文化风格的哈德良颇为不屑，这也是致使图拉真对哈德良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的原因之一。从卸任执政官之后，哈德良似乎一度处于失势状态，并未被授予行省总督的要职，却被派往雅典担任城市主管（雅典执政官）的闲职。但是这对于素来热爱希腊文化的哈德良来说，倒不失为一桩美差，也为他日后尽情发挥希腊化的艺术风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公元113年，图拉真远征帕提亚，哈德良也和普洛蒂娜、马提蒂亚等皇亲一起随行，并被图拉真任命为叙利亚总督。具有希腊文化情调的哈德良一向与皇后普洛蒂娜以及岳母马提蒂亚关系融洽，图拉真皇帝在临终之前指定哈德良为养子和继承者，或许与这两位女人的作用有关。据盐野七生所述，在图拉真弥留之际，他身边只有皇后普洛蒂娜、外甥女马提蒂亚、近卫军长官阿提安（早年哈德良的另一个监护人）和御医四人在场，而御医却在几天之后神秘地死亡了。
无论是出于图拉真本人的意愿，还是皇后等人的阴谋，图拉真死后宫中马上就传出了传位于哈德良的圣旨。哈德良顺利地成为新皇帝，很快就得到了军队的效忠宣誓，罗马元老院也通过合法程序认可了这个既成事实。哈德良登基之后，立即结束了帕提亚战争，将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收缩至黑海—幼发拉底河—红海一线。然后他借助阿提安执掌的近卫军，剪除了反对他登基的图拉真手下四位重臣（均为资深元老且出任过执政官），从而与元老院再度陷入了紧张关系之中。哈德良后来在回忆录里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缘由，他把责任推诿到年迈的阿提安身上，同时也为阿提安的唐突做法进行了辩护。阿提安被解除了近卫军长官的职务，却以元老的身份安宁惬意地度过了晚年。哈德良也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以此作为不断警诫自身的镜子：
“我的执政生涯从一开始就毁在了自己的手中。在有关我的记载里，这件事永远会出现在第一行，抹也抹不去。它再也不会从我的脑海里消失。元老院——那个伟大又脆弱的政治集团，那个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就会团结一致的机构，一定忘不了他们的四位同僚因我的命令被杀这一事实。”
正是出于这种警醒的自我意识，哈德良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没有再像尼禄、图密善等皇帝那样滥杀无辜，而是专心致志地投入巩固疆域和发展建设的事业中，大力推行“宽容、和睦、公正、和平”的治国宗旨。然而，元老院却是记仇的，哈德良后来差一点为执政初期的这一暴行付出遗臭万年的惨重代价。
不辞辛劳的巡游皇帝
在“五贤帝”当中，哈德良虽然算不上是最杰出的统治者，但他却是最勤奋辛劳的皇帝。哈德良一共当了二十一年的皇帝，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他都不在罗马，而是在全国各地巡游，走遍了罗马帝国的所有区域和边疆防线。图拉真死后，哈德良就对帕提亚人休战罢兵，后来他还主动送还了被图拉真俘获的帕提亚公主。在哈德良统治罗马帝国期间，除了偶尔发生的国内平叛之外，他从来没有发动过对外战争，但是他却在多年的巡视过程中踏遍了罗马帝国的山河大地，视察了分布在帝国四方的几乎所有罗马军团基地，加强和巩固了多瑙河、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上的边防要塞和城池堡垒。
从公元121年开始，刚刚称帝四年的哈德良就马不停蹄地从罗马出发，经高卢地区进入莱茵河防线，然后顺河而下行至北海，渡过英吉利海峡深入不列颠，再掉转头取道高卢进入西班牙。在西班牙塔拉戈纳稍作停留之后，他又乘船横穿整个地中海，经西西里、克里岛、塞浦路斯三大岛屿到达叙利亚的安条克，在那里与帕提亚国王进行了交好协商。然后他再经由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北上，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色雷斯和黑海西岸，从多瑙河的入海口一路沿河上溯至维也纳，巡视了连接多瑙河防线和莱茵河防线的日耳曼长城。最后他又掉头折返，从巴尔士半岛南下，来到他所钟爱的美丽城市雅典，在那里逗留了半年之久，大兴土木，旨在把雅典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文化魅力的艺术之都。至今人们仍然可以在雅典市内看到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哈德良门、哈德良图书馆等宏伟建筑，都是哈德良留下的大手笔。一直到公元125年夏天，哈德良才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漫长巡游，返回罗马。如此大跨度的巡视路线，比起当年恺撒从高卢南下与庞培势力进行决战的大腾挪路线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哈德良公元121年—公元125年巡游路线图
哈德良在雅典所建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遗址（远处即为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庙）
回到罗马刚刚过完冬季，分秒必争的哈德良再度前往迦太基和北非各军事基地进行视察，历时半年。公元128年夏季，哈德良又开始了下一次巡视，这次的主要目的地是东方。他先后视察了雅典、小亚细亚、叙利亚、犹太和埃及等地，其间还平定了犹太人的叛乱，彻底把犹太民族赶出了耶路撒冷。公元134年初，哈德良终于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罗马，他执政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巡游边防和行省——也至此收官。此后的四年里，身体日衰和性情大变的哈德良就基本上待在罗马以及他在蒂沃利的别墅中，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一直到公元138年与世长辞。
哈德良巡游并非为了游山玩水，而是旨在加强疆域防务和激励戍边将士，并处理好皇帝与行省长官以及外国首脑之间的关系。伴随他出行的大多是建筑师和专业技术人士，在巡察的过程中协助他不断地完善边防营寨和城市设施。每到一地，皇帝都会去检查鹿寨、视察营房、探望伤患，并且面对镇守将士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激励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斗志。时任卡帕多西亚总督的阿里安在一篇短文中记载了陪同皇帝巡视军营时的情形：
“我们来到了洛希尼岛。这是一个基地，驻扎着由辅助部队士兵构成的5个大队。我们一行首先视察了武器库，然后又看了围绕基地的屏障以及在屏障外侧的堑壕，接着看望了伤病员。离开病房后，去仓库了解了粮食的储备情况。同日，我们还视察了附近的城堡及要塞，检阅了骑兵的演习。”
罗马帝国的边防体系在哈德良统治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当时罗马常备军团共为28个，分别配置在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3条防线上，以及埃及、北非、西班牙、不列颠等地区，而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等内地行省均不需要驻军。28个罗马军团（拥有约16万名士兵的战斗部队和拥有14万名士兵的辅助部队）的分布情况如下：
表2-1 28个罗马军团的分布情况
而不辞辛劳的哈德良皇帝在前后三次巡游中几乎走遍了以上所有防线和军团基地，他的励志勤政由此可见。
在缺乏现代交通工具的罗马帝国时代，长途奔波的鞍马劳顿和夜以继日的视察工作极大地损害了哈德良的身体健康，但是这位事必躬亲的皇帝却乐此不疲。有一次，当哈德良视察某个军团基地时，一位名叫弗罗鲁斯的随行讽刺诗人在晚餐上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来调侃皇帝的辛劳：
“我可不想做皇帝
整日走在不列颠人中间
往来于（边境）
忍受斯基泰<注："斯基泰指多瑙河以北的东欧草原。">的严寒。”
哈德良皇帝则诙谐地回应道：
“我可不想做弗罗鲁斯
整日进出廉价酒馆
徘徊于酒桶之间
忍受胖蚊子的叮咬。”（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由于哈德良常年在外巡游，他与元老院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元老们对他的频繁出行颇有微词，认为他远不如图拉真那样脚踏实地、厚德笃行。然而，尽管皇帝常年不在首都，罗马帝国仍然在元老院的治理下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这恰恰说明了罗马的法治效力，同时也展现了元老院在元首制下的重要作用。
大兴土木的建筑学家
除了不断巡游之外，哈德良的另一个驰名后世的业绩就是大兴土木，在罗马、雅典等地设计建造了很多宏伟的建筑。与热衷于公共工程的图拉真不同，哈德良似乎更偏爱文化性和私人性的建筑。图拉真留下了气势磅礴的罗马大道和桥梁，凯旋门、纪功柱和广场，市集和公共浴场等，这些都是有利于改善国计民生、弘扬帝国精神的宏伟工程；而哈德良则修建了优雅精美的哈德良别墅、罗马万神殿、哈德良陵、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等殿堂楼阁，它们明显地具有希腊风格和小资情调。由此可见，二者推崇的建筑工程在意境情趣方面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差别也精准地表现了图拉真与哈德良不同的精神特质和性情爱好。
二者的另外一点不同之处在于，图拉真本人并不懂得建筑工艺，他聘用了大马士革的著名建筑大师阿波罗多洛斯来主持各种公共工程的设计和建造，完全放权于后者。然而哈德良本人却是一位别具一格的建筑学家，他尤其欣赏希腊的建筑风格，并且擅长于把希腊（以及东方各地）的建筑形式与罗马人独创的工艺特点——如混凝土浇灌、圆顶拱券等——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一种相得益彰、锦上添花的艺术效果。他亲自设计建造的一些优雅建筑，虽然遭到了阿波罗多洛斯等老一辈建筑师的嘲笑，但是这些建筑却展现了某种创新特色，代表了罗马建筑发展的一个新高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就是罗马万神殿和哈德良别墅。
矗立在罗马闹市中的罗马万神殿至今仍然是罗马城的经典性建筑，它就是在哈德良统治时期重建起来的。万神殿最初由阿格里帕始建于公元前27年（建在阿格里帕浴场旁边），作为罗马人供奉所有神灵的神圣殿堂。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罗马几度遭遇大火，万神殿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公元120年，哈德良皇帝主持重建万神殿，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建成。完全重建的万神殿由原来的方形结构变成了更加稳固的圆形结构，上覆半球形的穹顶。大殿平面直径与穹顶高度均为43.3米，形成了非常和谐对称的格局。四周墙壁厚达6米，穹顶上开有一个直径约9米的空洞，澄明的阳光会随着太阳位置的移动从不同角度映射到大殿里面，照得内壁墙面上数以百计的凹形神龛熠熠生辉，使人顿生庄严神圣之感。以前的万神殿是石木混合材质，容易被火焚毁；哈德良则改用了混凝土浇灌技术，当时的罗马人能够浇灌出如此巨大的穹顶，至今仍然是一个奇迹。在万神殿圆形主体的前面，16根希腊科林斯式石柱分成3排顶起了高大的门厅，每根石柱都是用整块的花岗岩制成，柱身高12.5米，柱底基座的直径为1.43米。万神殿门楣上仍然镌刻着“三任执政官阿格里帕所建神庙”的拉丁文字样，以表示对始建者的尊敬。整个万神殿将希腊式的柱式门廊与罗马人独创的圆形大殿珠联璧合地融为一体，显得崇高典雅、庄严巍峨。时光的流逝并没有损毁这座神圣的殿堂，时至今日，保存完好的罗马万神殿仍然在向人们展示着帝国盛期的辉煌气象。
哈德良在建筑方面的另一个杰作，就是位于蒂沃利古镇——在罗马城以东30公里处——的哈德良别墅。这座建筑的修建耗时漫长，从开工到建成几乎覆盖了哈德良三次巡游的全时段。这座极尽奢华且别具一格的皇帝别墅是由哈德良本人亲自设计的，他在巡游帝国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的东方艺术珍品，并且借鉴了希腊、埃及和西亚的各种建筑风格和样式，全将其以浓缩的方式呈现于他的别墅建筑中，形成了一个“万园之园”（类似于中国深圳的“世界之窗”）。这座别墅占地面积广阔，周长就达5公里，里面包括宫殿、神庙、图书馆、浴场、剧场、庭园、水池以及各种设施，堪称西方园林建筑的典范。
哈德良在成为皇帝之前就热衷于建筑设计，他的志向就是将希腊的柱式风格和罗马的圆顶拱券结合起来，开创一种全新的风格。当时，老一辈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瞧不起他，嘲笑他的圆顶设计不伦不类，将其戏称为“大冬瓜”。但是哈德良这种东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确实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他当皇帝之后就根据自己的艺术旨趣设计建造了在蒂沃利的别墅和万神殿等建筑，据说阿波罗多洛斯后来也因为早年对哈德良的嘲弄而丢掉了性命。
庄严巍峨的罗马万神殿
除了万神殿和哈德良别墅之外，哈德良还为自己设计了一座壮观的陵园，即哈德良陵。这座紧挨着梵蒂冈的皇帝陵墓后来在中世纪被罗马教皇当作了避难所，改名为圣天使堡，今天它也是罗马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哈德良还在雅典建造了一些神庙、图书馆和拱门，并在不列颠修筑了著名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这座建于公元122年、全长118公里的长城横跨英格兰北部地区，把北方凶猛剽悍的皮克特人隔开。哈德良长城至今虽然已经面目沧桑，残破不堪，但是仍然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哈德良执政时推行“宽容、和睦、公正、和平”的治国宗旨，极力效法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盛况。他不仅加强边防和大兴土木，而且还做了一件盛世之举——他在巡游的间歇期里组织了一批法学家编纂了《罗马法大全》，于公元131年完成并出版。这部罗马法典比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纂的《查士丁尼法典》早了近400年，成为罗马法的重要的文献汇编和理论基石；并且哈德良还颁布了一条“永久赦令”，规定只有皇帝才有权力修改和补充法律，他的这种做法极大地得罪了元老院。
哈德良别墅复原模型
哈德良别墅中的亲水庭园及雕塑
英国的哈德良长城遗址
美少年与大位传承
人们谈到“五贤帝”的时候，一般都比较侧重于中间的三位。第一位皇帝涅尔瓦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在位不到两年就去世了，但是他却慧眼识珠，将图拉真指定为养子，由此开启了“五贤帝”时代的太平盛世。而第五位皇帝马可·奥勒留则是一位极具悲情色彩的哲学家皇帝，尽管他本人德行高尚，殚精竭虑，却无奈时运不济，在位期间罗马遭受了一系列天灾人祸，帝国也从此走向衰落。因此相对而言，中间的三位皇帝在文治武功和经邦济世方面的业绩更加可圈可点。
“五贤帝”中的第二位皇帝是武功卓著的图拉真，在其统治期间，罗马经济欣欣向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丰厚的战利品），帝国版图达到了最大化。第三位皇帝是推崇文治的哈德良，他在图拉真奠定的基础上固本安邦，再创辉煌，罗马帝国呈现出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至于第四位皇帝安东尼·庇护，虽然其武功文治不能与图拉真和哈德良相提并论，但是他却守成有加，罗马帝国在他的勤勉治理下达到全盛状态。
哈德良虽然热衷于希腊的浪漫文化，但是他在家庭生活方面却和严谨的图拉真一样，一生中只娶了一个女人，即图拉真的甥孙女萨宾娜。萨宾娜没有生育子女，晚年的哈德良也和图拉真一样，面临着选择养子和继承人的问题。
哈德良虽然在两性关系上没有什么绯闻传出，但是他却像许多希腊人一样具有恋童癖（盐野七生甚至认为，“只要热爱希腊文化，就会爱上美少年”），他痴迷地爱上了一位希腊美少年安提诺乌斯(Antinous)。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哈德良一直把安提诺乌斯带在身边，但是这个日益长大的美少年却在公元131年随同皇帝出游埃及时，掉到尼罗河中被鳄鱼咬死了。伤心欲绝的哈德良聘请了一批希腊艺术家塑造了安提诺乌斯的裸体雕像，这些雕像的优美体态完全可以与希腊诸神相媲美（在罗马只有神的雕像是裸体的）。哈德良不仅喜欢希腊的艺术风格，蓄有希腊式的须发，而且也深受希腊流行的断袖之风浸润。罗马上流社会素来盛行政治联姻，一些权贵私下里也有同性恋倾向，但是一般罗马人对于恋童癖还是嗤之以鼻的。尤其是作为罗马皇帝，更不应沉溺于这种东方的柔靡之风中。以前只有尼禄这样的变态暴君才会公然地表现出同性恋行为（尼禄甚至娶了一个被阉割的奴隶为皇后），因此哈德良与安提诺乌斯的关系再一次激起了保守的元老们的强烈不满。
美少年安提诺乌斯雕像
希腊虽然被罗马人征服并成为罗马治下的一个地区，但是在文化方面，二者之间却长期存在着格格不入的精神气质。总体而言，罗马人比较阳刚，而希腊人偏于阴柔。罗马人用武力征服了希腊，希腊人则用文化渗透了罗马。随着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罗马人在文化上日益变得高雅化，希腊的柔美风格也开始在罗马长驱直入。在哈德良之前，只有尼禄蓄过希腊式的卷发和络腮胡子，而且还因此遭到了许多人的鄙夷和非议。但是从哈德良时代开始，罗马的文化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哈德良本人及其继承者安东尼·庇护、马可·奥勒留和维鲁斯，以及后来塞维鲁王朝的皇帝们，都开始蓄留希腊式的须发，柔靡绮丽的文化风习也愈演愈烈。可见希腊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罗马人的骨髓，令他们无法抗拒了。文明越进化，历史越悠久，文雅之习和柔美之风也就越是所向披靡。文明总是在质朴刚劲中发展壮大，然后又在矫饰奢靡中不断走向腐化。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历史法则。
安提诺乌斯死后，哈德良逐渐步入晚年，他的性情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和刚愎执拗。在选择继承人的过程中，哈德良不惜杀死了自己的姐夫及其孙子，从而再一次使元老们想起了他刚刚登基时对四位重臣的谋杀。最后，哈德良指定了一位像安提诺乌斯一样的美男子埃利乌斯(Aelius)为养子，将他提拔为执政官并派往莱茵河前线进行历练。但是这个美男子却是一个病秧子，不久以后就因肺痨而死。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的哈德良只好再做抉择，他在多年前就留意到了一位西班牙籍的聪颖少年马可·奥勒留，这个孩子不仅相貌英俊，而且勤勉好学，但是尚未年满十七岁。为了让这个有为少年将来能够顺利地接班，哈德良指定了仅比自己年轻十岁的忠诚元老安东尼为养子，他的如意算盘是把年逾五旬且没有儿子的安东尼作为一个过渡者，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把大位传给长大成人的马可·奥勒留。因此，哈德良在指定安东尼为养子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安东尼必须同时指定马可·奥勒留和已故的埃利乌斯之子卢西乌斯·维鲁斯为自己的养子。敦厚老实的安东尼接受了这个条件，半年以后，哈德良在那不勒斯的别墅中病逝，安东尼顺利地继承了帝位。
仁慈高尚的安东尼·庇护
虽然哈德良在在位期间把罗马建设得更加宏伟壮丽，他本人也勤勉尽职，四处奔波，但是他的一些做法仍然让元老们颇有看法。尤其是在他的执政晚年，由于脾气暴躁，他动辄就对元老们进行责罚，更是激起了元老院的极大不满。因此当哈德良去世的消息传到罗马元老院时，面对着安东尼提出的将哈德良神化——此前的皇帝除了被处以“记录抹煞罪”者之外都在死后被神化了——的请求，很多元老明确表示反对，他们甚至要对哈德良处以“记录抹煞罪”。但是在安东尼声泪俱下的恳求下，元老院终于放了哈德良一马，通过了神化哈德良的决议。安东尼也因此得到了“庇护”(Pius)的称号，意即“慈悲者”。
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公元86年—公元161年）出生于高卢的尼姆地区，家境殷富，教养良好，其家族早已跻身罗马权贵阶层，祖父和父亲都曾出任过罗马执政官。安东尼早在图拉真时代就已经步入罗马政坛，历经财务官、元老、法务官等职，在哈德良登基不久后就成为罗马执政官（公元120年）。哈德良常年在外巡游期间，安东尼作为其最信任的人之一，曾多年在留守罗马的元首内阁中任职，负责执管行政事务。哈德良去世前挑选继承人时，原本只是打算把年长且忠厚的安东尼当作一个过渡者，没想到后者却成为“五贤帝”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他统治了23年之久（涅尔瓦不到2年，图拉真19年，哈德良21年，马可·奥勒留19年）。由于此前图拉真已经把罗马帝国的版图拓展到最大化，哈德良又通过多次巡游巩固了防御体系，因此在安东尼·庇护统治期间，罗马帝国和平稳定，国泰民安，如日中天。如果说图拉真的伟业在于“开拓”与“发展”，哈德良的功德在于“巩固”与“更新”（尤其是在罗马的建设方面），那么安东尼·庇护的政绩就在于“稳定”与“守成”。正是因为图拉真、哈德良开创和强化的基业到了安东尼·庇护时代达到了鼎盛状态，所以“五贤帝”时代也由此得名为“安东尼王朝”。当然，这个安东尼王朝与当年和屋大维争锋的马可·安东尼没有任何关系。
仁慈的皇帝安东尼·庇护
安东尼·庇护是一个公正勤勉的统治者，为人谦和，行事稳健，品性高尚。虽然其在执政期间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但是却守成有加，国家安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兼之时运亨通，风调雨顺，罗马没有发生什么战乱和灾荒。安东尼·庇护也因为性情温良、宽宏仁慈而成为“五贤帝”中最受人敬爱的皇帝。
哈德良当政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罗马，而安东尼·庇护在23年里却几乎没有离开过首都。哈德良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安东尼·庇护却一生低调，不尚张扬，他称帝期间在兴建工程方面，除了完成先帝未竣工的哈德良陵园之外，唯一值得提及的就是修建了一座通往哈德良陵的桥梁，即埃利乌斯大桥。该桥梁并没有被冠以安东尼·庇护本人的名字，而是以哈德良喜爱的早夭养子埃利乌斯来命名，由此可见安东尼·庇护的谦虚仁厚。该大桥至今仍然屹立在水流湍急的台伯河上，非常壮观美丽，成为供游客观光的标志性景点之一。
人们今天可以在罗马广场的中心地带看到一座以安东尼·庇护和他的妻子芙斯汀娜命名的神庙，但是这并非他本人所为，而是罗马元老院为了表彰他的功德而建。安东尼·庇护和妻子芙斯汀娜非常恩爱，芙斯汀娜去世较早，安东尼·庇护此后一直未曾再娶，始终与芙斯汀娜所生的唯一女儿（亦名芙斯汀娜）相依为命，后来又将这个宝贝女儿嫁给了养子马可·奥勒留。罗马市内原来还建有安东尼·庇护的纪念柱，可惜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根纪念柱的基座被保存下来了，上面镌刻着安东尼和芙斯汀娜升天的景象，表达了罗马人民对这位品性高尚的皇帝的缅怀。
罗马的埃利乌斯大桥（大桥尽头处是哈德良陵）
罗马广场上的安东尼·庇护与芙斯汀娜神庙
纪念柱基座上的安东尼·庇护和芙斯汀娜升天浮雕
作为养子在安东尼·庇护身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后任皇帝马可·奥勒留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和其养父一样心存仁爱，而且还具有深邃的哲学睿智。在他眼里，安东尼·庇护不仅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更是一个苏格拉底似的明达高尚的智者，他对其尊敬的养父这样描述道：
“皇帝安东尼从来都是公私分明，举止合宜，没有厚颜无耻的行为，不会言辞激烈地伤害他人。有一个词叫‘事无巨细’，对任何事情他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所以他的言谈举止总是恰如其分，而这又使得他的言行充分表现出和谐、有序和一以贯之。
“每次想到他，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不仅懂得享受快乐的人，也是一个有自制力的人。虽然大多数人往往会经不住诱惑，控制不住自己，从而过度沉溺于享乐之中。
“……他是一个清正廉洁的人，一个有不屈精神的人。”
“五贤帝”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的婚姻生活都比较单纯，他们恪守一夫一妻的原则。哈德良虽然沾染了希腊人的恋童之癖，但是他本人在婚姻方面并没有什么令人诟病之处，他与萨宾娜终究也是白头偕老；图拉真和安东尼·庇护更是与妻子相濡以沫的好丈夫，普洛蒂娜和芙斯汀娜也成为罗马妇女心中的贤妻楷模。而且前四位皇帝正巧都没有亲生儿子，所以只能通过指定养子来传承权力。养子往往都经过精心挑选，久经考验，因此皆能堪当大任。在安东尼·庇护执政的23年期间，他一直都将哈德良让他指定的两个养子带在身边，对他们进行良好的教育和艰苦的磨炼。公元161年3月8日，安东尼·庇护寿终正寝，临终前只留下了一句遗言：“葬礼不要太隆重！”
于是，安东尼·庇护的养子马可·奥勒留（40岁）和卢西乌斯·维鲁斯（31岁）顺利地继位成为罗马帝国的新皇帝。
时运不济的贤帝马可·奥勒留
安东尼·庇护在咽气之前叫人把自己卧室里的幸运女神金像搬到了养子马可·奥勒留的房间里，此举意味着将由后者来接任皇位。但是具有哲学家的睿智和德行的马可·奥勒留却坚持必须由他和安东尼·庇护的另一位养子卢西乌斯·维鲁斯共同担任皇帝，元老院同意了这个请求。这样，罗马帝国就破天荒地出现了两帝并立的情形。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21年—公元180年）与图拉真、哈德良一样，祖上也是西班牙籍，其家族很早以前就迁居罗马参与朝政。他的曾祖父在韦斯巴芗时代即擢升为罗马贵族，祖父更是哈德良皇帝的心腹重臣，曾经三次担任执政官要职。奥勒留的父亲与安东尼·庇护的妻子芙斯汀娜是亲兄妹，他本人在17岁时就被安东尼指定为养子，后来又成为皇帝的乘龙快婿，二者的关系可谓是亲上加亲。安东尼不仅从各地招聘了一批杰出学者——如北非的弗龙托、希腊的阿提库斯等知名哲人——来教导奥勒留，而且一直把奥勒留带在身边，让他耳濡目染地学习治国理政的知识经验。据一位后世英国学者的统计，奥勒留在被指定为养子一直到继任皇位的23年间，只有两天的时间是真正离开过安东尼·庇护的。他从未满19岁时就开始担任罗马执政官，获得了“恺撒”的称号（相当于“皇太子”），与养父“奥古斯都”安东尼·庇护共同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公元161年，已届不惑之年的奥勒留终于顺利接班成为罗马皇帝，他本可以名正言顺地独掌君权，却坚持一定要与安东尼的另一位养子维鲁斯共同执政。这位位极至尊的罗马皇帝在人生实践上却奉行谦卑恭顺的斯多葛主义，就像他热爱和平却不得不长期戎马倥偬一样。时至今日，马可·奥勒留存留给后世的两件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物就是骑马戎装的青铜雕像和哲学名著《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的哲学名著《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骑马青铜雕像
卢西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公元130年—公元169年）是哈德良皇帝先前指定的养子埃利乌斯之子，由于其父早夭，所以哈德良在指定安东尼为养子时，附带让安东尼同时指定奥勒留和维鲁斯为其养子，也算是对已故的埃利乌斯的一种抚恤。维鲁斯比奥勒留年少九岁，从小也在宫廷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其性格却与兄长大不相同。相对而言，奥勒留深沉稳重，富有皇帝的责任感和哲学家的深邃；维鲁斯则热情奔放，具有豪迈不羁的性情，而且风流浪漫。但是兄弟二人却情意深厚，维鲁斯也非常尊重奥勒留，处处以兄长为先。在一切公共场合，如观看竞技、视察军队等，两位皇帝总是并驾齐驱，罗马民众也为能有这样手足情深的共治君主而深感欣慰。
尽管马可·奥勒留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皇帝，维鲁斯除了有点花花公子的习性之外，也基本上不辱使命，但是他们却时运不济，从登基当年开始就遇上了一系列倒霉的灾祸和战乱。公元161年夏季，平时气候干旱的罗马大雨滂沱，不仅导致小麦等农作物颗粒无收，而且引发了台伯河的河水泛滥，罗马人民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就在二位皇帝为洪水肆虐焦头烂额之时，东方叙利亚行省又传来了帕提亚人悍然入侵亚美尼亚的消息，罗马军团遭受到沉重打击，损兵折将。于是两位皇帝只得分头应对，奥勒留坐镇罗马处理救灾抚恤工作，较年轻的维鲁斯挂帅上阵，御驾亲征。自从图拉真东征之后，罗马人已经有近半个世纪没有与帕提亚人发生正面冲突了。初出茅庐的维鲁斯虽然缺乏军事经验，但他却在一批长期戍边的职业将军的辅助下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罗马人一度把兵锋推进到底格里斯河东岸。帕提亚王国遭受到沉重打击，此后数十年间再也不敢贸然进犯罗马帝国的东方疆域，其国运亦由此走上了无可挽回的衰亡之路，不久以后就被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取代。
共治皇帝维鲁斯
公元166年，为时五年的帕提亚战争胜利结束，维鲁斯率领罗马军团凯旋；在罗马城里，大洪灾也早已成为过去，罗马似乎已经否极泰来。在庆祝胜利的凯旋式上，奥勒留和维鲁斯并肩驾乘着驷马高车，受到了罗马民众的热情欢呼。然而，没想到得胜之师却从东方带回来了一种可怕的瘟疫，这种疯狂肆虐的传染病引发了继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正是这场瘟疫导致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败——之后最可怕的疫灾，无数罗马生灵死于非命，许多回到多瑙河、莱茵河防线的士兵也未能幸免。
按照以往举行罗马凯旋式的惯例，驾驭驷马高车的凯旋将军会身穿戎装，头戴花冠，单独驾驭马车接受群众的欢呼。他的身后会站立着一个奴隶，不断地提醒他一句话：“不要忘记你终将难逃一死！”这个场面具有非常重要的警醒作用，旨在告诫凯旋者祸福相依，切勿得意忘形。然而在公元166年举行的凯旋式上，奥勒留和维鲁斯携妻同乘一辆马车尽享荣耀，那位奴隶却被挤走，因而也就没有人在凯旋者耳边提示这句话了。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警诫的缺席，罗马人遭受了死神的摧残。
这场瘟疫虽然不及14世纪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那样厉害，但是也有成千上万的罗马人被瘟神夺去了生命。更有甚者，由于多瑙河、莱茵河前线的士兵也纷纷罹病身死，河流彼岸的日耳曼人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在马可·奥勒留的统治时期，北方的日耳曼人已经形成了好几个较大的部落集团，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富庶的罗马帝国疆域，并且经常对罗马边境的守军和居民发起攻击。公元168年，马可·奥勒留第一次离开罗马对日耳曼民族进行亲征，同行的还有皇弟维鲁斯。第二年初，维鲁斯患病身亡（疑似脑出血），奥勒留带着皇弟的遗体返回罗马举行了国葬，将其骨灰安放在哈德良陵园中。不久以后，北方边境烽烟再起，日耳曼族的马尔科曼尼人越过多瑙河上游，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北意大利地区，劫掠了罗马重镇阿奎莱亚；另一支蛮族科斯特波奇人则从多瑙河下游长驱直入，进入希腊半岛大肆烧杀掳掠。以往都是罗马人越过多瑙河和莱茵河去攻打日耳曼人，现在却是日耳曼人第一次冲过边防线，侵入罗马帝国境内。从公元172年一直到公元179年，马可·奥勒留率领罗马军团与日耳曼人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激烈战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日耳曼民族赶回到多瑙河北岸。为了庆贺胜利，罗马人在首都修建了一根类似于图拉真纪功柱的奥勒留圆柱，但是日耳曼人再度入侵的威胁却像阴霾一般笼罩在渐生疲态的帝国头顶上，从此罗马人更要小心提防。
矗立在罗马“琴奇宫”（首相府）广场上的奥勒留圆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奥勒留疲于奔命地应对日耳曼人入侵的乱象时，罗马驻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在误听皇帝已死的谣言的情况下，在东方自立为帝（公元175年）。虽然这场反叛很快就被平息了，但是不祥的消息无疑又给了焦头烂额的奥勒留皇帝当头一棒。尽管马可·奥勒留富有睿智，品行高尚，而且励精图治，勤勉笃行，然而罗马帝国却在他的统治下开始绽露出国运日衰的种种迹象。这或许是由于时运不济，也或许是哲学家当皇帝的必然结果。德国著名罗马史专家蒙森认为奥勒留的本性是“思考重于行动”；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进行叛乱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耽于哲学思考的奥勒留不适合管理国家：
“沉迷于哲学的马可·奥勒留虽然热衷于探求人类的善念、正直与公平，可是却对国家为何物、怎样发挥其功能等问题漠然置之。非常遗憾，我们国家所需要的却是剑与法，正如先祖示范给我们的一样。”
悲观主义的哲学家皇帝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在《理想国》里表述了一种“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除非哲学家变成了国家中的国王，或者被叫作国王或统治者的那些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得哲学和政治能够结合起来，否则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会免于灾难。“哲学”(philosophy)一词最初源于希腊语，是“爱”(philo)和“智慧”(sophia)二词的复合语，意即“爱智慧”；而“哲学家”(philosopher)则是指爱智者，苏格拉底就是第一个自称为“哲学家”的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柏拉图关于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精通哲学的“理想国”从来就没有成为现实，虽然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曾经培育了一位伟大的帝王亚历山大。马可·奥勒留无疑是罗马帝王中最富有智慧的人，也是罗马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哲学家，他的睿智、德行、勤勉和能力都无懈可击，但是“五贤帝”时代的辉煌却从他开始日益黯淡。尤其是作为一位通晓人生哲理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奥勒留却选择了一个丧尽天良的继承人——他的独生子康茂德，从而把罗马帝国急速地推向了历史的深渊。从这个活生生的例证来看，柏拉图的理想国无异于痴人说梦，也许哲学家更应该远离政治，而不是参与政治。
优雅而深刻的希腊文化对于罗马社会的渗透是渐次展开的，从感性层面逐渐深入理性层面：最初是奥林匹斯多神教信仰，然后是文学艺术和生活方式，最后才是深邃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追功逐利和残暴嗜血的民族，罗马人的天性中是缺乏哲学素质的，哲学原本是悠闲浪漫的希腊人的独特精神禀赋。但是随着罗马人日益在文化上效法希腊的风雅，希腊哲学也开始为一些罗马上流人士所趋附，于是罗马帝国时期就出现了塞涅卡、奥勒留这样的权贵哲学家。但是由于秉性所致，罗马人并没有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本土哲学，仅仅是以一种邯郸学步的方式模仿和延续了希腊人开创的哲学思想，如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等。在罗马帝国的盛期，豪华奢靡的主流社会中最时髦的哲学思想就是宣扬人生无谓、审时顺命的斯多葛主义，其奉行者中，最杰出的三位哲学家当数尼禄的老师塞涅卡、获释奴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公元55年—公元135年）和皇帝马可·奥勒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