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葛主义宣扬世界理性或“逻各斯”(Logos)，将其视为万物所遵循的“命运”，人作为宇宙的组成部分也分享了这种理性精神，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世界理性的一点火花。斯多葛主义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顺应自然，服从命运”。塞涅卡有一句名言：“愿意的被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被命运拖着走。”据说他每晚睡觉之前都要三省其身，检讨一下自己是否在这一天里做过不符合道德的事情，然后才能安然入眠。但是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却似乎有些言行不一，他不仅在政治上曾为暴君尼禄出过一些损招，而且敛财有方、富甲天下，最后因遭到阴谋指控而被自己的学生逼迫自杀。另一位著名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是爱比克泰德，他是一位获释的奴隶，由于早年经历过人生苦难，后来又因开办学园、传述哲学而声名远扬，所以更加知晓人生的酸甜苦辣和荣辱悲欢。爱比克泰德大力宣扬随遇而安、顺势而为，勿与命运相抗争的悲观思想。在他看来，人生就如同演戏一样，演员在舞台上演主角还是演配角，演两场还是演三幕，这一切早就被剧本和导演规定好了，而自然就是生命的恒常剧本，命运则是人生的总导演。所以人们对待一切处境和际遇都要逆来顺受，如果试图改变自然和命运的安排，其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
罗马第三位杰出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就是马可·奥勒留。与前面两位哲学家不同，马可·奥勒留是罗马帝国至尊无上的皇帝，因此他的悲观主义哲学显示出更加博大恢宏的气势，具有宇宙一般浩渺的视域和黑洞一般深邃的彻悟。他留下了一部传世之作《沉思录》，这本书其实是他在率领罗马军队抗击日耳曼人侵扰的战争过程中所写，与恺撒的《高卢战记》颇为相似，但是二者的内容却大相径庭。《高卢战记》主要讲述了恺撒四处征战的真实历程，是一部语言清新、风格明快，具有鲜明纪实特点的历史杰作；《沉思录》则阐发了对宇宙本质和人生意义的深刻反思，是一部文笔优美、思想深邃，极具文学修辞特色的哲学名著。时至今日，《沉思录》仍是享誉世界的畅销书。
一位皇帝在权势方面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但是他却表达了一种极其深邃透彻的悲观生存态度。这种彻心透骨的悲观主义不同于弱势人群的生活悲观，它绝非改善现实的生活处境就可以消除的。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大彻大悟，具有洞悉宇宙本质和人生真谛的醍醐灌顶之妙。兼之文辞极其优美，情感非常真挚，使人读后不仅获得了思想上的开悟，而且也享受到美的陶冶。
在这部写于马鞍上的人生反思录中，马可·奥勒留把悲观的境界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从一种宇宙学的宏大视野展示了人生的渺小无奈。在他看来，人无论是贵为帝胄，还是贫如乞丐，都不过是一点灵魂承载着一具尸体而已。空间是如此的广阔无垠，时间是如此的延绵无限，而我们每个人却只是在时空交集的某一瞬间如同流星般闪现，又如同萤火般熄灭。因此人生在世，富贵荣华不过南柯一梦，苦难浩劫宛如过眼烟云，重要的是始终保持灵魂的纯净与安宁，不畏浮云遮望眼。
按照今天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自从大爆炸以来已经演化了137亿多年，以后还不知道要继续发展多少年；从空间上看，偌大的银河系在整个宇宙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而太阳系和地球更是微不足道。在如此广袤的时空中，我们这一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如同朝菌、蚍蜉一般朝生暮死。如此想来，人生中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世事值得斤斤计较？因此，一个有智慧和德行的人就应该在一切方面顺应自然，服从命运。
下面摘录几段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里的名言，以飨读者：
“亚历山大、庞培、恺撒一生征战，毁灭了多少城市，在战场上砍杀了成千上万的马匹士卒，可他们自己终归仍然追随死人而去。
“在人的生活中，时间是瞬息即逝的一个点，实体处在流动之中，知觉是迟钝的，整个身体的结构容易分解，灵魂是一涡流，命运之谜不可解，名声并非根据明智的判断。一言以蔽之，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属于灵魂的只是一个梦幻，生命是一场战争，一个过客的旅居，身后的名声也迅速落入忘川。
“属人的事物是多么短暂易逝和没有价值，昨天是一点点黏液的东西，明天将成为木乃伊或灰尘。那么就请自然地通过这一小段时间，满意地结束你的旅行，就像一颗橄榄成熟时掉落一样，感激产生它的自然，谢谢它生于其上的树木。”
公元180年3月17日，病痛缠身却仍然坚持在前线指挥日耳曼战争的奥勒留皇帝像一颗熟透的橄榄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落，在临终前的几天里他就开始拒绝进食和服药，以一种典型的斯多葛主义者的生存姿态平静地迎接死神的到来。马可·奥勒留是“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明君，富有哲学家的智慧和美德，但是他从当皇帝之日起就不断地遭受命运的戏弄，疲于应对各种内忧外患，不得不常年在颠簸的马背上进行哲学的沉思。他在坎坷之中充分展现了一个斯多葛主义者的思想风采，但是罗马帝国却在“哲学的黄昏”中日薄西山。
19世纪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起飞。”密涅瓦即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她的猫头鹰乃是智慧的象征。然而，当“密涅瓦的猫头鹰”开始高高翱翔之际，时代的黄昏也就要降临了。
在颇具悲剧意味的哲学家皇帝之后，罗马帝国又出现了一位极富闹剧色彩的角斗士皇帝，历史的命运就是如此吊诡地开始戏弄每况愈下的罗马帝国。
角斗士皇帝康茂德
作为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马可·奥勒留最大的悲哀就是生了一个亲儿子。“五贤帝”中的前四位皇帝都没有亲生子嗣，所以他们都指定了养子来继承帝位。这些养子经历了长期的政治考验，堪当重任，由此才维系了“五贤帝”时代的伟业相续。然而，这种传贤不传子的传统到了马可·奥勒留这里却中断了，这位善良的哲学家皇帝在临终时把皇位传给了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更加悲哀的是，这个独生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败家子。
马可·奥勒留的妻子是安东尼·庇护的女儿，她和母亲一样名叫芙斯汀娜。关于这位妻子的德操，史家们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她经常背着马可·奥勒留红杏出墙，也有人认为她与丈夫恩爱一生。芙斯汀娜一共为奥勒留生了14个孩子（包括两对双胞胎），但是这些孩子大多早夭了，最后仅存活下来6人，其中有5个是女孩子，唯独只有一个儿子，这就是著名的角斗士皇帝康茂德。
美国曾经出品过两部风靡娱乐圈的史诗级大片《罗马帝国衰亡史》和《角斗士》，这两部电影里的反派主角都是以康茂德为原型的。康茂德是一个四肢发达、格斗勇猛却对治国理政不感兴趣的皇帝，从少年时代起就沉溺于主要由奴隶和战俘所从事的角斗活动。尼禄当年不顾罗马权贵们的反感而登上舞台充当戏子，康茂德则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罗马竞技场表演角斗，炫耀他的强健体魄和高超武艺。罗马有一尊著名的雕像传神地表现了这位角斗士皇帝的风采——身披狮皮、手持大棒的康茂德俨然一副希腊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模样。他本人在许多场合都声称自己实际上是朱庇特的儿子，是赫拉克勒斯在罗马的再世。
卢西乌斯·奥勒留·康茂德（Lucius Aurelius Commodus，公元161年—公元192年）出生于马可·奥勒留的登基之年，他在少年时代就跟随父亲出征日耳曼地区，年满15岁即开始担任罗马执政官，并成为与奥勒留享受同等权力的“共治皇帝”。公元180年，奥勒留在多瑙河前线的维也纳病逝，临终前让诸位将领宣誓效忠康茂德，于是18岁半的康茂德就继位成为罗马帝国的新皇帝（电影中关于康茂德杀死濒危状态的马可·奥勒留的情景乃为艺术杜撰）。
貌似赫拉克勒斯的康茂德雕像
康茂德称帝后立即停止了已经取得战场优势的日耳曼战争，率军返回罗马。在此后的11年统治期间，这位热衷于角斗的皇帝既没有取得任何军功，在罗马内政方面和建设方面也乏善可陈，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显示自己的角斗技能和赫赫神威。康茂德登基两年后，遭遇了一场由其姐露西娅策划的未遂暗杀阴谋（原因仅仅是露西娅妒忌皇后的名声）。从此以后，性情大变的康茂德就一意孤行地走上了暴君之路。他开始对一些元老和前朝旧将进行屠杀和流放，其中包括他的姐姐露西娅和另外的三位姐夫。如同惊弓之鸟的康茂德平时深藏在戒备森严的皇宫和别墅中极尽淫乱奢靡之乐，基本上不参加元老院会议或其他政治活动，却频频出现在民众聚集的斗兽场和大竞技场中，通过血腥的角斗活动来博取人民的欢呼。政务荒疏的康茂德皇帝任用了一位获释奴隶库雷安德罗斯为近卫军长官，由他全权处理元老院事务和各种国家大事。这位一夜暴发的宠臣手中执掌着一万名拱卫首都的近卫军，利用皇帝的信任来卖官鬻爵，剪灭异己。群龙无首的元老院在无道昏君和狂傲佞臣的暴政下唯唯诺诺，噤若寒蝉，元老身份和高官职位已经沦落为一位获释奴隶手中待价而沽的商品，库雷安德罗斯甚至还获得了“元老院之父”的尊称。在专制的高压之下，作为“罗马帝国的良心”的元老院已经败坏至此，整个罗马帝国再度堕入尼禄时代和图密善时代的暴戾氛围中。
一个富有睿智的哲学家皇帝生下了一个头脑简单的角斗士皇帝，从罗马帝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二者之间的过渡恰恰代表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点。如果说马可·奥勒留时代意味着罗马盛世的终结，那么康茂德时代则标志着罗马衰亡的开端。正因为如此，18世纪英国杰出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就是从康茂德时代开始书写的。在爱德华·吉本看来，康茂德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邪恶的本性，“自然所赋予他的实际是一种怯懦而并非罪恶的天性。他头脑简单、生性怯懦，使他很容易成了侍候他的人的奴隶，他们也便极力使他日趋败坏”。正是康茂德的这种根植于怯懦天性、生长于谗佞环境中的邪恶暴政，开启了罗马帝国迅速衰亡的历程。
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正好生活在康茂德时代，并且与康茂德皇帝同为罗马元老院议员。狄奥在其巨著《罗马史》中记载了康茂德亲自参加角斗活动的精彩场面，同时也反映了这位皇帝的暴戾嚣张特点：
“那天在竞技场，我们元老院议员都坐在观众席的前排，欣赏皇帝的武艺。当时康茂德的对手是一只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鸵鸟。面对冲过来的鸵鸟，康茂德只一挥刀，立刻就把鸟头斩落。随后他以骄傲的表情转向元老院议员们，将手中的利剑从左向右一挥，好像在说：‘只要我愿意，你们的人头也会像这只鸵鸟一样，瞬间落地。’
“这真是可怕的一幕，同时也有些滑稽。议员们反而笑了起来，笑声从元老院议员专用席的一边传到了另一边。”
当皇帝康茂德自贬身份到罗马斗兽场上去扮演角斗士的时候，他身边的奴隶佞臣们也就摇身一变而成为真正的主子。但是只要反复无常的皇帝存在一天，笼罩在谄谀之徒头上的恐惧感就会使他们一日不得安宁，深恐宰杀猛兽和元老的刀剑终究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这些弄权的内廷奸佞既然可以借助皇帝的名义去滥杀国家栋梁，也同样可以施用阴谋手段来铲除六亲不认的暴君。公元192年12月31日，几度逃过暗杀的康茂德终于被他的情妇马西娅、内侍埃克勒科图斯和一位摔跤教练谋害。近卫军长官莱塔斯得知实情后当夜就与元老院的资深议员们达成了共识，大家推举与康茂德同任执政官的柏提纳克斯为继任皇帝，就像当年图密善被杀之后元老院临时推举在任执政官涅尔瓦继位一样，但是这位年迈的新皇帝并没有像涅尔瓦那样开创出一个新的太平盛世。
元老院对于已死的康茂德处以“记录抹煞罪”，从而使他成为继尼禄、图密善之后第三位遭受到这种可耻惩罚的罗马皇帝（虽然后来塞维鲁为了表明自己的统治继承了安东尼王朝的正统性，又迫使元老院取消了判处康茂德的“记录抹煞罪”）。暴君再一次遭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是罗马帝国的乱象却并没有随着康茂德的暴毙而结束，整个帝国陷入了更加深重的危机之中。
第III章 罗马帝国的衰亡
马可·奥勒留之死意味着“五贤帝”治下的黄金时代的终结，而康茂德被杀则开启了罗马乱世的序幕。在经过了一段军阀混战的内乱之后，塞维鲁王朝应运而生。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带有北非（迦太基）复仇色彩的王朝经历了四代帝王的残暴统治之后，很快就土崩瓦解了，罗马帝国从此陷入了深重的“3世纪的危机”之中。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公元235年—公元284年）里，罗马帝国乱象丛生，“兵营皇帝”层出不穷，元老院形同虚设，国家完全沦为军人手中的玩物。罗马在经历了共和制的危机之后，又开始面临元首制的危机了。如果说屋大维用具有妥协特点的元首政制平稳地取代了沿革四百多年的共和政制，那么戴克里先则用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彻底地颠覆了罗马传统的共和-元首政制。在经历了迦太基的酷烈报复之后，罗马帝国开始沦丧于东方（埃及、巴比伦、波斯等）的专制暴虐和奢靡颓丧之中，终致在北方日耳曼民族的冲击之下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第I节 塞维鲁王朝与“3世纪的危机”
诸帝争权的内乱
角斗士皇帝康茂德死后，安东尼王朝也随之终结，罗马帝国再一次像暴君尼禄被杀、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终结时一样，陷入了争权夺利的内乱之中。公元192年的最后一天康茂德被情妇和内侍谋杀而死，第二天即公元193年1月1日，已经66岁高龄、与康茂德同为执政官并在军中享有威望的普布利乌斯·赫尔维乌斯·柏提纳克斯（Publius Helvius Pertinax，公元127年—公元193年）就被近卫军长官莱塔斯和元老院共同推举为新皇帝。柏提纳克斯是意大利一位获释奴隶的后代，早年充军，通过个人的出色表现，从军队基层一路升迁，历经元老院元老、行省总督、罗马市政官等要职，并在公元192年与皇帝康茂德共同担任了罗马执政官。这位出身寒微、一生谨慎的年迈老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因此他甫一上位，即试图恢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治国方略，与元老院精诚合作，克己奉公。但是他却忘记了近卫军在帝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忽略了对扶持他上台的近卫军长官莱塔斯的犒劳。于是，已经被康茂德宠坏了的近卫军在莱塔斯的煽动之下袭击了皇宫，仅仅称帝87天的柏提纳克斯被刺杀而死。莱塔斯和弑君的士兵们在近卫军营地策划了一场帝位竞标拍卖，出价高者为帝，经过一番竞逐，帝位最后由前阿非利加总督马可·狄第乌斯·尤利安努斯（Marcus Didius Julianus，公元137年—公元193年）竞得。这个荒唐的竞争结果在近卫军的胁迫之下被元老院接受，但是驻扎在罗马各边防前线的军团将士却表示了异议，他们纷纷举起了为柏提纳克斯复仇的义旗，拥兵自重的行省总督们开始觊觎罗马的帝位。
当德高望重的柏提纳克斯被推举为皇帝时，在前线各地统兵的后辈将领们都对新皇帝表示了宣誓效忠。但是当世家子弟出身的尤利安努斯依靠金钱攫取了帝位之后，立即就招致了各地将领们的极大不满，他们尤其对养尊处优、骄横跋扈的罗马近卫军操纵政治的做法深感愤慨。在这种情况下，近潘诺尼亚（今匈牙利至奥地利一带）行省总督塞维鲁、不列颠行省总督阿尔比努斯、叙利亚总督尼格尔纷纷起兵，试图凭借实力来浑水摸鱼，逐鹿中原。
出身于北非的近潘诺尼亚总督塞维鲁首先联合同乡阿尔比努斯，许诺其以“共治皇帝”的称号，先稳住后方，然后利用地理优势率军直取罗马。众叛亲离的尤利安努斯皇帝迫于民怨杀死了翻云覆雨的近卫军长官莱塔斯，接着自己也被近卫军士兵杀死。塞维鲁很快就控制了罗马政局，然后由“共治皇帝”阿尔比努斯坐镇里昂，监管罗马，自己则率领大军奔赴东方与争夺帝位的叙利亚总督尼格尔会战。经过一番激烈的决战——决战地点就在五百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会战的伊苏斯平原，塞维鲁战胜并杀死了尼格尔，旋即又回过头来打败了长期驻守里昂、白白浪费了三年时光的阿尔比努斯，后者兵败自戕，塞维鲁再度完成了罗马帝国的统一（公元197年）。
从康茂德被杀，到塞维鲁削平群雄，重整河山，其间经历了四年的时间。但是早在公元193年4月，身为近潘诺尼亚总督的塞维鲁就已经在士兵的拥戴下称帝自立，并在一个多月后控制了罗马政局，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因此，塞维鲁王朝的历史通常从此时算起。
迦太基的诅咒——北非出身的皇帝塞维鲁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公元145年—公元211年）出生于阿非利加行省的濒海城市大莱普提斯（今利比亚境内），属于骑士阶层。北非原为迦太基的领地，公元前2世纪迦太基被罗马征服之后，意大利人陆续移民至此，与当地居民通婚，形成了混血的北非人，塞维鲁家族即属于此类人群。塞维鲁在青年时代即来到罗马求学，后来逐渐步入仕途，历任保民官、法务官等职，获得了元老席位。公元180年塞维鲁被指派到叙利亚担任军团长，正好在叙利亚总督柏提纳克斯手下供职，与后者交情甚笃，因此他后来打着为柏提纳克斯复仇的旗号进军罗马，也是名正言顺的。公元193年，塞维鲁在沧海横流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个出身于北非的罗马皇帝。
第一位出身于北非的罗马皇帝塞维鲁
自图拉真以后，出身于外省的罗马皇帝已不罕见，但是罗马皇帝如果出身于北非或者阿非利加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根据罗马传说，当年罗马人的始祖埃涅阿斯在浪迹迦太基时，曾对盛情相待的狄多女王始乱终弃，遭到了焚身而亡的狄多女王的诅咒；后来罗马人又毁灭了迦太基城，汉尼拔在临终之前再一次对罗马人发出了强烈的谴责。这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咒语如同阴霾一般笼罩在罗马帝国的上空，塞维鲁王朝的建立意味着狄多诅咒的初次应验；待到二百多年以后一支已在北非建国的日耳曼民族汪达尔人渡海北上焚毁罗马，则是这个历史魔咒的最终应验。
在康茂德时代的后期，已逾不惑之年的塞维鲁在卢格杜南西斯高卢行省（首府设在里昂）担任总督期间，与一位叙利亚祭司之女尤利娅·多姆娜(Julia Dommna)结婚。这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此后一直伴随在塞维鲁身边，帮助他获取帝位和治国理政，同时也将某种“非罗马式的”或“东方式的”因素注入塞维鲁家族的血胤之中。爱德华·吉本认为，这种向传统自由观念挑战的“非罗马式的”因素是从康茂德开始的，正是这位角斗士皇帝“为塞维鲁家族开辟了道路”。事实上，这种“非罗马式的”君主专制因素虽然可以在此前的一些罗马暴君——如卡利古拉、尼禄、图密善、康茂德等——身上找到痕迹，但是它真正在罗马帝国成为常态，却是肇端于塞维鲁王朝，最终确立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这种专制政体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元老院已经形同虚设或者彻底废弃，军队（而非拱卫首都的近卫军）成为决定政治格局的唯一因素。
当塞维鲁掌握了罗马政权之后，这种北非加叙利亚的“非罗马式的”基因就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塞维鲁在公元193年首次率军攻入罗马时，就强行解散了近卫军，将一万名近卫军将士全部驱逐出罗马，而用他的军团卫队来取而代之。但是鉴于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等势力还在觊觎帝位，塞维鲁在表面上仍然对元老院礼敬有加，极力表明自己是马可·奥勒留的事业继承者（他称帝后把“马可·奥勒留”加入自己的名字中），甚至把被暗杀和遭谴责的康茂德的遗骸也迎进了哈德良陵园。他还采取了一些果敢措施来确保首都的粮食供应和治安维稳，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戴。但是当塞维鲁消灭了所有对手、重新统一了罗马之后，他就开始大力突出个人和家庭的重要因素，将皇权高高地凌驾于元老院之上。他不仅把自己和妻子多姆娜、两个儿子卡拉卡拉和盖塔的全家福肖像镌刻在罗马钱币上和绘制于各种壁画浮雕中，而且把多姆娜确立为“奥古斯塔”，即皇后（多姆娜因此成为第一个登上罗马帝国皇后宝座的东方人），把年仅八岁的长子卡拉卡拉确立为“皇帝事务参与者”，即皇储。更有甚者，塞维鲁开始用专制的手段来清理元老院，并且明确声称自己要像当年的马略和苏拉一样，毫不容情地对反对派元老——此前支持尤利安努斯、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的元老们——进行严厉处罚。一批又一批元老遭到了清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军人的待遇却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薪金上调、升迁顺畅，而且军团士兵还被允许正式结婚。这些措施使得塞维鲁赢得了广泛的军心，而元老院却如同敝帚一般被搁置一旁。就此而言，塞维鲁是罗马政权军事化的始作俑者，因此他被后世历史学家评价为“非罗马式的专制君主”。
屋大维开创的元首制实际上是皇帝（奥古斯都）和元老院的“两头政治”，即皇帝与元老院相互倚重，协调共治。屋大维之后虽然有些暴君（如尼禄、图密善等）独断专权，破坏了元首制或“两头政治”的平衡关系，但是这种权力倾斜的现象往往在暴君死后很快就会得到扭转，帝制时期的元老院虽然不像共和国时期那样强大，但是仍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君权。然而从塞维鲁王朝开始，军阀出身的皇帝大权独揽，把军队将领的地位置于元老院之上，用外省的军团来取代主要是意大利籍的近卫军。军队成为攫取政权和维系政权的主要因素，文官制的元老院已经形同虚设。这样一来，罗马的政体形式实际上就蜕变为一种“非罗马式的”或“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它与罗马传统的共和制和元首制都迥然不同，其典型例证就是东方的帝王，如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埃及法老、巴比伦国王和波斯皇帝。当然，塞维鲁王朝只是首开先河，真正的君主专制要到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皇帝那里才最终确立。
公元199年，依靠军队支持牢牢掌握了罗马政权的塞维鲁为了进一步树立威望，主动率军远征帕提亚。由于此时的帕提亚王国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终末状态，塞维鲁不费气力就将罗马帝国的东方边界再次拓展到底格里斯河一线。班师回朝之后，踌躇满志的塞维鲁为自己在罗马广场的中心地带修建了一座凯旋门，这就是至今仍然屹立在罗马广场废墟中的塞维鲁凯旋门。此外，他还下令修建一座大浴场，用以取悦人民（公共浴场在罗马被称为“人民的宫殿”，免费供民众使用）。由于这座大浴场到塞维鲁死后才竣工，所以因后任皇帝而改名为卡拉卡拉大浴场，这是罗马市内最大的浴场之一。
多姆娜与塞维鲁王朝
自从与多姆娜结婚之后，塞维鲁无论到哪里都要带上他的爱妻；儿子出生后，他又多次携妻带子御驾亲征。塞维鲁虽然把“非罗马式的”专制统治带到了罗马，但是他却像马可·奥勒留一样非常热爱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经常虚心听取精明妻子的意见。他的“非罗马式的”统治方式中，或许就掺杂了叙利亚祭司之女多姆娜带来的一些东方文化因素。
公元209年，64岁的塞维鲁再度率兵远征，这一次的军事目标是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地区。身体虚弱的塞维鲁之所以不辞鞍马劳顿远征不列颠，一来是为了锻炼已经成年的长子卡拉卡拉，二来则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希望像军人一样死于征战之中，而不愿在罗马寿终正寝。公元211年2月4日，塞维鲁在英国的约克停止了呼吸。面对着围绕在病榻前的妻子和两个彼此钩心斗角的儿子，塞维鲁最后的遗言是：“统治国家时，兄弟之间要和睦；不要忘记优待士兵，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塞维鲁凯旋门
卡拉卡拉大浴场废墟
精明强干却教子无方的多姆娜皇后
按照一些史家的说法，在塞维鲁病重之际，卡拉卡拉曾多次策划加速父亲的死亡，以便提前上位。深知儿子本性的多姆娜一直在阻止这种可怕的伦理悲剧的发生，一刻不离地守在奄奄一息的丈夫身旁。这个精明强干的女人虽然多次帮助丈夫排忧解难，但是她却更加宠惯儿子，这种过分的溺爱最终导致了塞维鲁家族的悲剧。此外，强悍的多姆娜也将“牝鸡司晨”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这个王朝的传承之上，乃至于她的妹妹及其女儿都把塞维鲁王朝后来的皇帝们变成了穿线的傀儡。美国学者罗伯特·柯布里克在《罗马人》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随之而起的内战中，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恢复秩序，建立了一个军事王朝，并成为罗马第一位出身于阿非利加的皇帝。在他获得这些丰功伟业的同时，始终辅佐相伴的是其叙利亚籍的妻子尤利娅·多姆娜。在塞维鲁和他们的儿子卡拉卡拉统治时期，这位皇后获得了之前任何一个罗马妇女都无可比拟的地位和影响力。尤利娅这种传统在其胞妹和外甥女身上得到很好的传承，二者在她死后，继续辅佐幼主，摄政整个帝国，历史上很少有这样一个时期能目睹妇女掌握如此之大的权力。”
在塞维鲁生前，多姆娜扮演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奥古斯塔（皇后）角色，协助丈夫获取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是塞维鲁死后，多姆娜却成为一个悲情人物，她对儿子卡拉卡拉的娇惯和纵容最终酿成了悲惨的家庭伦理恶果。塞维鲁健在之时，就已经看出了两个儿子之间的抵牾，这个注重家庭和睦的皇帝一直到临终前还谆谆教导儿子们要彼此友爱。但是他死后没过多久，一个骇人听闻的家庭悲剧就发生了——残暴的卡拉卡拉把弟弟盖塔杀死在母亲的怀抱中。
罗马第一暴君卡拉卡拉
论起罗马帝国的暴君来，卡利古拉、尼禄、图密善、康茂德个个“可圈可点”，但是与卡拉卡拉相比，未免就有点小巫见大巫。罗马帝国时期留下了一些卡拉卡拉的雕像，从这些雕像中可以看到卡拉卡拉有一副凶神恶煞般的模样，满脸狰狞，目露凶光，一看就是一个暴戾之徒。
凶神恶煞般的卡拉卡拉
卡拉卡拉全名为马可·奥勒留·塞维鲁·安东尼·卡拉卡拉（Marcus Aurelius Severus Antoninus Caracalla，公元186年—公元217年），是塞维鲁和多姆娜在高卢所生，因幼年时喜欢穿戴一种高卢斗篷，因此得名为“卡拉卡拉”，就如同“卡利古拉”得名于小靴子一样。据说卡拉卡拉小时候非常具有仁慈心肠，孝敬父亲，悲悯生民。但是由于经年累月受到父亲身边军人的影响，他长大后开始变得暴戾恣睢，冷血凶残，成为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
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认为，卡拉卡拉的性格与三个民族有关，但是他丝毫不具备这些民族的优秀品德，却把它们的缺点全部集于一身，这就是高卢（他的出生地）的多变、懦弱和鲁莽，阿非利加（其父亲的故乡）的严酷和残忍，以及叙利亚（其母系血统的所在地）的诡诈。这些恶劣的因素更由于母亲的溺爱和纵容而深深地根植于卡拉卡拉的秉性之中，最终铸成了他的邪奸大恶的品行。早在成为皇帝之前，卡拉卡拉就在母亲的怂恿之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岳父——炙手可热的禁军长官普劳提亚努斯。塞维鲁尸骨未寒，卡拉卡拉就对父亲的临终遗言置若罔闻，当着母亲的面公然将作为共治皇帝的弟弟盖塔杀害。有一种说法认为，卡拉卡拉与母亲之间存在着乱伦关系，无论此说是否属实，多姆娜对于卡拉卡拉确实是一向百依百顺。在暴戾的儿子面前，多姆娜完全丧失了在丈夫跟前的精明干练，只能逆来顺受，任其胡作非为。塞维鲁死后，多姆娜曾经多次椎心泣血地央求卡拉卡拉不要伤害自己的骨肉同胞，但是年仅22岁的小儿子盖塔最终还是血肉模糊地死在了她的怀抱中。狄奥在《罗马史》中描写了当时的血腥情景：
“安东尼努斯（卡拉卡拉）诱骗母亲同时召集他们各自单独前往她的寓所，以使他们达成和解。于是盖塔被说服和他一同走进去；但当他们进入之后，一些安东尼努斯事先授意好的百夫长全部冲进来，击倒盖塔，后者见状跑向母亲，拢住她的颈项，紧贴在她的胸前，号啕大喊：‘生养我的妈妈，生养我的妈妈，救命！我要被杀了！’于是，就这样被欺骗的她，眼看着儿子以极其不敬的方式在自己的怀中丧生，宛若在其过世时又回到那个当年曾怀胎孕育他的地方；由于她身上布满了他的鲜血，竟使她未曾意识到自己的手臂受伤。然而，虽然她的儿子年纪轻轻便惨遭如此不幸，她却被禁止为其哀悼或哭泣……这位奥古斯塔，曾经的皇后、现在的皇太后，甚至在私下都不能为如此巨大的不幸而流泪。”
卡拉卡拉杀死弟弟之后，又对盖塔的妻子和众多幕僚斩草除根，据记载，被他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的罗马知名男女多达两万人，其中包括罗马大法学家、他父亲的禁军长官帕皮尼安(Papinian)。卡拉卡拉虽然不顾父母的谆谆劝诫而残杀手足同胞，但是他却始终遵从父亲的临终遗言优待士兵。面对国家财政紧缺的状况，卡拉卡拉进行了货币改革，他下令将罗马金币和银币的重量及成色进行缩减，发行更多的货币来缓解财政危机，以便挤出更多的经费来增加军队供给。因此，卡拉卡拉虽然饱受罗马元老院和一般民众的诟病，但是他在军队中却颇得将士们的拥戴。
卡拉卡拉将弟弟盖塔杀死
卡拉卡拉统治罗马帝国不过六年时间，除了凶残暴虐、弑弟欺母和修建卡拉卡拉浴场（塞维鲁时代开工，卡拉卡拉完成）之外，他所做的另一件具有争议的事情就是颁布了给予罗马帝国境内所有自由人以罗马公民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公元212年，这位以残暴著称的皇帝却宽宏大度地将罗马公民权给予天下，此举旨在收买人心，增强帝国各地人民对罗马的认同感，加速帝国内部的统一融合。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狄奥认为，卡拉卡拉的目的是更广泛地敛财，使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人都要承担罗马公民所需缴纳的赋税，从而供养贪得无厌的军队将士，以及有足够的资金修建卡拉卡拉大浴场。但是当代日本学者盐野七生却认为，行省居民成为罗马公民确实需要缴纳公民的直接税（如遗产税等），但是因此而免除了行省税，因此这项法令并没有增加国家的税收。在她看来，卡拉卡拉的这项法令只是出于一个“年轻理想主义者的美好愿望”，即实现罗马帝国所有国民的地位平等，就像他想通过合并罗马宿敌帕提亚来实现天下大同的愿景一样。
长期以来，罗马公民权一直是一种荣耀的权利，象征着一种优越的特权身份。虽然从共和国后期开始，罗马公民权的范围就在不断地扩大，从最初的罗马人，到意大利同盟国的自由人，再到西班牙、希腊乃至高卢的佼佼者，以及某些具有特长的专业人士如教师、医生等，但是对于行省居民来说，罗马公民权始终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奋斗目标。然而，随着卡拉卡拉把这种优越的权利无区别地赋予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人，罗马公民的身份也就大大地贬值了。从此以后，行省居民与“罗马公民”之间的差别不复存在，罗马公民不再具有优越感和责任感，行省居民想要成为罗马公民的积极性和进取心也荡然无存。于是，整个帝国就在一种懈怠疲沓的惯性中随波逐流，一切创造辉煌的雄心壮志都湮没在得过且过的平庸之中。
卡拉卡拉虽然是一位嗜血的暴君，但是他却对亚历山大大帝极为崇拜，为了重现亚历山大征服东方的丰功伟绩，他于公元214年又一次发动了帕提亚战争。他在进军途中刻意模仿亚历山大，专程去参拜了小亚细亚特洛伊附近的希腊神话中英雄阿喀琉斯的墓地，并且像亚历山大一样和同伴在墓前进行了竞技活动。他也一度访问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却在那里大开杀戒，屠戮无数。他甚至想效法亚历山大娶波斯公主那样，娶一位帕提亚公主为妻。这种屈辱的想法遭到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强烈反对——亚历山大是在征服了波斯帝国之后才娶波斯公主为妻的，而卡拉卡拉却要在与帕提亚军队对垒之时娶帕提亚公主为妻。但是卡拉卡拉却仍然一意孤行，从而使得军心涣散，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
卡拉卡拉胡作非为，滥杀无辜，导致人人自危。公元217年4月11日，卡拉卡拉在进军帕提亚途中参拜一座太阳神祭坛时（一说在路边方便时），遭到禁军长官马克里努斯(Macrinus)的手下人杀害。马克里努斯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获悉喜怒无常的皇帝马上就要对他进行清算了。
卡拉卡拉死后，已经忍受了次子身亡之痛的多姆娜——当时她正据守在作为卡拉卡拉远征军大本营的安条克——在万念俱灰中自杀而亡（一说她死于悲伤和病痛），但是她身体中所携带的东方基因却通过妹妹及其女性后裔而影响了塞维鲁王朝的后来命运。
塞维鲁王朝的终结
禁军长官马克里努斯派人杀害了卡拉卡拉之后，谎报信息说皇帝是意外身亡，并在手下将士的推举下在叙利亚前线自立为新皇帝。元老院得知消息后，很快就认可了这个既成事实，这一来是出于元老们对暴君卡拉卡拉的憎恶，二来则是为了避免罗马各地拥兵的军事将领们再度挑起内战。马克里努斯如愿地当上了皇帝，他急于休兵罢战返回罗马，于是就与帕提亚人签订了屈辱性的停战协议，将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收缩到幼发拉底河一线，此举激起了罗马将士的极大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已故的多姆娜的胞妹尤利娅·麦萨(Julia Maesa)就利用卡拉卡拉与军队的密切关系——卡拉卡拉虽然暴戾凶残，却一直遵从父亲的临终遗言善待军队将士——在叙利亚的罗马军团中进行笼络收买，宣称自己的外孙埃拉伽巴卢斯——麦萨之女索埃米娅斯与罗马元老马凯斯所生——实际上是卡拉卡拉的儿子，应该成为塞维鲁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在军队的支持下，麦萨顺利地将年仅14岁的埃拉伽巴卢斯推上了帝位，让他成为罗马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帝；而仅当了一年多皇帝的马克里努斯则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士兵杀死，这位北非摩尔人的后裔从称帝到被杀从来都没有踏入罗马帝国的首都，就如同他在被推上皇帝宝座之前连罗马元老都没有当过一样。
继卡拉卡拉这样的暴君之后，罗马人民又开始面对着一个荒淫变态的东方君主——埃拉伽巴卢斯。这位少年皇帝原名为瓦里乌斯·阿维图斯·巴西安努斯（Varius Avitus Bassianus，公元203年—公元222年），因为从小就被其母推举为叙利亚太阳神埃拉伽巴尔(Sun-God Elagabal)的祭司，因此得名为埃拉伽巴卢斯(Elagabalus)。这位年少的皇帝一直是麦萨手中控制的傀儡，他本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而是沉迷于太阳神祭司的角色之中。他在叙利亚被罗马军团推举为皇帝之后，必须前往罗马去接受元老院的认可，这位少年皇帝带着规模庞大的随从、祭司和乐队，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磨磨蹭蹭地抵达罗马，随行还带来了一块叙利亚太阳神庙中供奉的黑曜石。在埃拉伽巴卢斯本人到达首都之前，他的一幅巨大画像被人先行送到了罗马，画面上那稀奇古怪的东方装束令严肃的元老们感叹不已。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
“他被画成穿着他那按照米底亚人与腓尼基人宽大飘垂的款式、用丝线与金线织就的祭司的长袍，头上戴着古波斯式高耸的冠冕，数不清的项圈和袖练上都饰满了无价的宝石。他的眉毛被涂得黑黑的，面颊画成一副人工造作的白里透红。深沉的元老们都叹着气，承认罗马在长期经历了自己本国人的严酷的暴政之后，现在终于卑躬屈膝于东方专制的奢靡之前了。”
这位叙利亚出身的皇帝不仅装饰怪异，而且行为荒诞，他将政事完全交给外祖母麦萨来处理，自己则一心沉溺于各种荒淫诡谲的活动中。来到罗马之后，埃拉伽巴卢斯下令在帕拉蒂尼山的最高处修建了一座叙利亚太阳神庙，把从东方带来的黑曜石供奉其中，并极力把叙利亚太阳神的地位置于朱庇特、密涅瓦等罗马传统神灵之上；他经常强迫元老和官员们穿上腓尼基人的长袍，和一大群少女一起围着象征太阳神的火焰，伴随音乐跳起各种带有淫荡意味的舞蹈。他强暴了一位维斯塔神庙的贞女，然后又把这位贞女抛弃，这对于一向崇拜圣洁女神维斯塔的罗马人来说是一种极其邪恶的行为。他具有强烈的变性欲望，数次想阉割自己以便专门侍奉太阳神，由于受到身边人的阻止，于是他索性公开扮演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奴隶赛车手希洛克勒斯(Hierocles)的“妻子”，经常以遭受后者的殴打为乐趣；他甚至在夜里跑到妓院里把妓女赶走，然后自己扮成妓女的模样来拉客……种种荒唐行径不胜枚举，令人难以启齿。堂堂的罗马皇帝已经堕落至此！对比起早先那些具有英雄气概的皇帝如屋大维、图拉真等人所开创的辉煌盛世，现在的罗马帝国就如同长满玫瑰一般艳丽的痈疽之躯一样，正在从头至脚开始腐烂。19世纪荷兰新古典主义画家阿尔玛·苔德马在其油画《埃拉伽巴卢斯的玫瑰》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埃拉伽巴卢斯时代的奢靡荒淫。
埃拉伽巴卢斯的荒唐举止不仅令罗马人汗颜，而且也让幕后操纵的麦萨深感失望，她决定抛弃这个无可救药的傀儡，用另一个外孙亚历山大来取而代之。经过一番宫廷内斗（麦萨的两个女儿及两个外孙之间的权力博弈），公元222年3月11日，当了四年皇帝的埃拉伽巴卢斯在一群士兵的嘲弄声中被杀死，尸体被抛入台伯河中，他的母亲索埃米娅斯同时也遭到了杀身之祸。垂帘听政的麦萨与另一个女儿尤利娅·马麦娅(Julia Mamaea)将后者14岁的儿子亚历山大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马可·奥勒留·塞维鲁·亚历山大（Marcus Aurelius Severus Alexander，公元208年—公元235年）与其表兄埃拉伽巴卢斯完全不同，是一位性情温和、谦虚谨慎的皇帝，但他却由于年少难免有些懦弱无能。幕后操纵的麦萨专门为亚历山大找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法学家多米提乌斯·乌尔比安（Domitius Ulpianus，公元170年—公元228年）作为首辅，让他在一切场合都陪伴在亚历山大身边，为年轻的皇帝出谋划策。亚历山大生活俭朴，喜爱阅读柏拉图、西塞罗等贤哲的著作，在他的寝室里悬挂着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阿波洛尼、希腊传说中的竖琴手奥尔弗斯（他也是奥尔弗斯宗教的创始人）、犹太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以及基督耶稣的画像。他和其母马麦娅也是明确对仍然受到迫害的基督教表示善意的罗马统治者。然而，或许是由于叙利亚尤利乌斯家族的女性基因过于强大——多姆娜、尤利娅、索埃米娅斯和马麦娅都是这个家族的女系后裔，亚历山大一直到成年之后仍然生活在外祖母和母亲的阴影之下。公元226年老迈的麦萨去世，马麦娅开始大权独揽，宫廷中出现了太后与皇后——亚历山大娶了贵族之女塞丝蒂安为妻——之间的权斗，而懦弱的亚历山大只能听凭母亲的摆弄。内斗的结果是皇太后取胜，亚历山大被迫与妻子离婚并将其流放到北非。正直的乌尔比安由于同情皇后而遭到报复，马麦娅怂恿禁军士兵将其杀害。失去了乌尔比安这个忠诚睿智的肱股之臣以后，亚历山大更是成为母亲手中穿线的傀儡，做任何政治决策都必须经过马麦娅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