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玛·苔德马：《埃拉伽巴卢斯的玫瑰》
在亚历山大统治期间，与罗马帝国对峙了400多年之久的帕提亚王国（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被新崛起的波斯萨珊王朝取代，这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公元180年—公元240年）还野心勃勃地试图恢复古代波斯帝国的辽阔版图。在罗马，古代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的宏伟事业一直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而现在罗马帝国正处于另一位年轻的亚历山大皇帝的统治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帝国与新的宿敌波斯萨珊帝国之间就必将发生新一轮的较量。公元232年，24岁的亚历山大率领6个罗马军团共约3万名士兵的作战部队远征东方，与波斯萨珊帝国进行了第一次正面碰撞。在战斗中，亚历山大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却由于监军马麦娅的踌躇和掣肘而坐失了乘胜前进的良机，最后在略占优势的情况下收兵回朝。
善良而懦弱的亚历山大
回到罗马的亚历山大皇帝旋即又投入抵御多瑙河防线的日耳曼人的战斗中，随军出征的马麦娅再一次表现出牝鸡司晨、干预军政的专权秉性，激起了前线士兵的极大不满。公元235年3月，驻扎在美因兹的罗马军团发生了暴乱，一群士兵冲入皇帝的营帐，一边高喊着“未断奶的家伙，去死吧！”，一边把亚历山大和他的母亲马麦娅杀害。延续了42年的塞维鲁王朝也随着这位善良而懦弱的年轻皇帝之死而终结。
“3世纪的危机”与“兵营皇帝”
亚历山大皇帝被杀之后，士兵们推举素有盛名、在科隆担任新兵训练负责人的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成为新皇帝，但是罗马帝国很快就陷入半个世纪之久的“兵营皇帝”的内乱之中。从公元235年亚历山大之死，到公元284年戴克里先重定乾坤，罗马帝国一共出现了20多位皇帝（奥古斯都）和共治皇帝（恺撒）。其中一些将军因被麾下士兵拥戴而称帝，一直待在自己的军营中，从来没有进入过首都罗马。而且这些皇帝大多数不是被部下谋杀致死，就是自杀而殁。由于这段历程极为纷乱复杂，下面仅仅勾勒一个梗概。
马克西米努斯出身于色雷斯的羊倌之家，身体强壮，勇猛过人，历经军旅生涯，在军队中颇有声望。亚历山大被士兵们杀死之后，多瑙河前线将士就近推举正在科隆训练新兵的马克西米努斯成为新皇帝。远在罗马的元老院虽然对这位出身贫寒、缺乏良好教养的皇帝嗤之以鼻，但是为了防止帝国陷入分裂，表面上也不得不予以认可。深知自己不为元老院待见的马克西米努斯试图通过创建军功来为自己的称帝提供合法性，于是他顾不上返回首都就直接投入征伐日耳曼人的战斗中，并通过战场上的胜利将兵锋推进到多瑙河彼岸的纵深地带。就在此时，北非行省总督戈尔迪安(Gordianus)也在当地民众的推举下自立为帝，并将自己的儿子戈尔迪安二世(Gordianus Ⅱ)确立为共治皇帝。年逾八旬却出身高贵的戈尔迪安很快就得到了罗马元老院的一致拥护，愤怒的马克西米努斯率军直扑罗马，于是两位皇帝之间就展开了新一轮内战。文质彬彬的戈尔迪安绝非久经沙场的马克西米努斯的对手，很快就与儿子双双战败身亡。元老院又匆匆拥立了两位资深政要普皮恩努斯(Pupienus)和巴尔比努斯(Balbinus)成为新皇帝，组织军队前来迎战马克西米努斯。在两军交战前夕，熟睡的马克西米努斯在帐篷中被手下士兵杀死；不久后，普皮恩努斯和巴尔比努斯也被反复无常的军人们杀死。公元238年这一年里，5位皇帝（包括共治皇帝戈尔迪安二世）先后遭遇了杀身之祸。
在这种情况下，元老院将戈尔迪安的孙子推上了皇帝宝座，即戈尔迪安三世(Gordianus III)。这位少年皇帝登基时才刚刚13岁，比当年的埃拉伽巴卢斯和亚历山大还要年轻。在他的统治下（实际上是在元老院的治理下），初定内乱的罗马人民度过了几年和平时光。但是东方边境骚乱再起，波斯萨珊王朝又开始蚕食叙利亚地区。公元244年，年轻的皇帝戈尔迪安三世在率军出征的过程中，被近卫军团长官菲利普唆使士兵杀害。阿拉伯人菲利普向元老院谎称皇帝意外身亡，自己则顺理成章地接过了皇帝的权力。菲利普上台后，急忙与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缔结了屈辱性的停战条约，班师回朝。不久以后，又恰逢罗马建城一千年大庆（公元前753年—公元248年），菲利普在罗马主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包括赛车、角斗和各种文艺演出。就在罗马人沉浸在往昔的光荣之中时，北方的日耳曼人再一次发起了大规模的入侵，这次由剽悍的哥特人所主导的侵犯活动比马可·奥勒留时代和塞维鲁王朝时的历次骚扰都要更加猛烈和强劲。对波斯人委曲求全的菲利普皇帝同样怯于亲自迎战威猛的日耳曼人，而是派遣部下德基乌斯(Decius)率军前往。德基乌斯成功地击败了日耳曼人，受到麾下将士的爱戴，被大家在前线拥立为帝。菲利普闻讯后组织军队前来讨逆，却在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战败身亡。于是罗马帝国再度易主，出生于远潘诺尼亚的德基乌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德基乌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颇具才能，他一面与元老院精诚合作，修复多瑙河沿岸的鹿砦堡寨和军事设施，整顿军纪，积极组织对哥特人进犯的防御；但是另一面，他也开始残酷迫害基督教徒，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基督教徒对罗马帝国的贬抑影响了罗马人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在公元3世纪，信仰一神教和向往耶稣王国的基督教徒往往把罗马帝国比喻为堕落邪恶的巴比伦，这种信念使得人数不断增长的基督徒对罗马帝国充满了仇恨，从而构成了帝国内部的异己力量。自从尼禄皇帝在公元64年首次掀起迫害基督教的活动之后，在长达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信奉多神教的罗马统治者们对于基督教徒并没有太多地为难，只要他们不危害国家安全，统治者们对信仰问题一般是不加干预的。但是到了公元250年至公元260年，德基乌斯和瓦勒良(Valerianus)两位皇帝出于保护帝国安全的原因，再次开启了对基督教徒的大迫害。所以在后世的基督教徒眼里，这两位皇帝是与尼禄一样邪恶的统治者。
此时，日耳曼人的威胁已经成为一个日常性的问题，捉襟见肘的罗马帝国不仅要定期向多瑙河对岸的蛮族部落缴纳贡物和贡金（美其名曰“经济援助”），而且随时要提防日耳曼人突如其来的攻袭。公元251年6月，德基乌斯在抗击哥特人的战斗中，与儿子赫伦尼乌斯双双阵亡，他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位死于日耳曼人之手的皇帝。其麾下将领、远米西亚行省总督加卢斯被前线将士推举为继任者，这位新皇帝甫一上位，就与日耳曼人签订了可耻的停战协定——只要日耳曼人退回多瑙河北岸，他便可以答应他们的一切要求。加卢斯的妥协激起了另外两位行省总督埃米利安努斯和瓦勒良的极大不满，他们一方面继续抗击入侵的日耳曼人，另一方面则与皇帝兵戎相见。罗马帝国再一次陷入了诸帝争锋的内乱中，埃米利安努斯首先打败了加卢斯，然后自己又被瓦勒良消灭。瓦勒良最终统一了罗马，成为帝国的新主宰。
反映罗马人抗击日耳曼人的石棺浮雕（居中骑马者即为德基乌斯皇帝之子赫伦尼乌斯）
瓦勒良出身于罗马的古老名门李锡尼乌斯家族，很快就得到了注重身份的元老院的认可。瓦勒良在国内继续推行德基乌斯迫害基督教的政策，著名的教会领袖奚普里安(Cyprien)、奥利金(Origen)等人都是在这一次大迫害中殉道的；对外则再度发起了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战争。公元260年，已经70岁高龄的瓦勒良让作为共治皇帝的儿子加里恩努斯(Gallienus)在多瑙河一线防御日耳曼人，自己则御驾亲征，率领7万大军前往东方征讨波斯人。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次战斗中，瓦勒良中了波斯人的埋伏而被对方擒获（据说是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诱骗瓦勒良前来谈判而生擒了他），从而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位被敌人生擒的皇帝。这件事在罗马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让一向以克敌制胜或者杀身成仁为荣的罗马人深感羞耻；但是受到瓦勒良皇帝迫害的基督教徒们却颇为高兴，认为这是上帝对邪恶皇帝的公正惩罚。波斯人更是大受鼓舞，他们把这个值得炫耀的场面永久地保存了下来。在今天伊朗纳克什·鲁斯塔姆（Naqshi Rustam，亦称帝王谷）的岩壁上，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一幅浮雕：威风凛凛的沙普尔一世高坐在马上，罗马皇帝瓦勒良单腿跪地向他表示臣服，另一位此前与沙普尔一世签订了屈辱性条约的罗马皇帝菲利普则恭敬地站在一边。这个场面生动而鲜明地表现了罗马帝国在波斯王国面前威风扫地的情景，而且也确实标志着罗马帝国正在不可挽救地走向衰落。
雕刻在波斯帝王谷岩壁上的沙普尔一世与两位卑躬屈膝的罗马皇帝
瓦勒良被俘不久就在波斯人的牢狱中死去，他的儿子加里恩努斯顾不上替父报仇，因为北方的日耳曼人正在对罗马帝国形成更大的威胁。虽然加里恩努斯是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罗马皇帝，但是无奈罗马帝国已是厄运当头，颓势难返。瓦勒良被俘后，沙普尔一世迅速地把兵锋推过了幼发拉底河，叙利亚、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等地相继沦为波斯人的势力范围。在北方，不仅哥特人不断越过多瑙河侵入潘诺尼亚、米西亚等地，法兰克人也开始侵扰莱茵河沿岸，阿勒曼尼人则突破多瑙河与莱茵河之间的日耳曼长城而威胁意大利北部地区，一支支日耳曼民族部落都试图分享罗马帝国这块大肥肉。与此同时，高卢守将波斯图穆斯也树起了独立的高卢王国的大旗，帕尔米拉王国则在东方的叙利亚异军突起。面对着罗马帝国被一分为三——西边是高卢王国、中间是罗马帝国、东边是帕尔米拉王国——的现实状况，无力回天的加里恩努斯皇帝不得不忍辱负重，一面笼络波斯图穆斯来防御莱茵河彼岸的日耳曼人，另一面则借重帕尔米拉王国来遏制波斯人的西进势头。除了上述人祸之外，罗马境内又爆发了鼠疫等传染病，更是雪上加霜。这些灾祸使得殚精竭虑的加里恩努斯疲于应对，焦头烂额，他的统治能力也开始受到部下们的怀疑。公元268年秋，皇帝身边的骑兵队长们发动了政变，加里恩努斯被杀身亡，政变主谋者克劳狄乌斯取而代之，但是这个篡位者只当了不到两年的皇帝就患病身死。克劳狄乌斯身后无嗣，他的弟弟昆提卢斯被元老院选举为皇帝，但是军队却一致推举骑兵总司令奥勒良(Aurelianus)为帝，形同傀儡的元老院只得接受了军队的决定。
诡谲迭出，国运日衰
奥勒良出身于靠近多瑙河的边境地区，其家族早先是“罗马化的蛮族”。奥勒良从年轻时代即加入罗马军队，久经磨炼，在瓦勒良当政时代得到重用，因此他一直对这位沦为波斯人俘虏的皇帝心存感恩之情。奥勒良称帝后，改变了前任皇帝迫害基督教的政策，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如货币改革等，特别是修建了著名的奥勒良城墙。罗马的第一座城墙是由王政时期的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在公元前6世纪所建，到了共和国末期，这座残破不堪的城墙被恺撒下令拆除，从此罗马就成为一座不设防的世界之都。而奥勒良时代所修建的罗马第二座城墙全长约19公里，平均高度为6米，厚度为3.5米，拥有18座城门，所围的面积比塞尔维乌斯城墙要大得多，这座城墙至今仍在罗马城内巍然耸立。在外交方面，奥勒良把多瑙河北岸的达西亚放弃给哥特人，将罗马帝国的北方疆界收缩到多瑙河一线。但是他却相继收复了已经脱离帝国版图的东方帕尔米拉王国和西方高卢王国，重整了罗马帝国的河山。公元274年，东征西讨的奥勒良返回罗马，再一次举行了罗马人民久违了的盛大凯旋式。与公元3世纪的其他皇帝相比，奥勒良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有许多建树，获得了一些荣誉称号，如“手持宝剑的奥勒良”“进军神速的奥勒良”“重建帝国的奥勒良”等。
罗马市内高耸的奥勒良城墙
公元275年，正当雄心勃勃的奥勒良准备为他的知遇恩主瓦勒良报一箭之仇而远征波斯时，他却被自己的秘书和麾下几位将军密谋杀害了。奥勒良之死激起了罗马人民和军队的极大愤慨，凶手们很快就被绳之以法。由于奥勒良没有子嗣和兄弟，在他死后5个月的时间里，帝位一直空缺。几经周折之后，75岁高龄的元老塔西佗——他是公元1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后裔——被推上了皇帝的高位。这位德行高尚却缺乏军旅经验的老叟勉为其难地率军前往叙利亚，却由于不堪征途劳顿而卒于军中。元老院于是又推举塔西佗的弟弟弗洛里安努斯继位，但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军团却拥戴自己的军事统帅普罗布斯为帝。文官资历的弗洛里安努斯很快就被罗马的禁卫军杀害，行伍出身的普罗布斯成为罗马帝国的新皇帝。
普罗布斯上台后极力效法马可·奥勒留的善政，倚重元老院来治理国内事务；他本人则率领军队东征西讨，先后平定了埃及等东方地区的叛乱，击溃了入侵高卢的日耳曼人。除了公元281年秋天回到罗马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凯旋式并停留了半年时间之外，这位勤政的皇帝在统治的6年期间基本上都是在战场上或平叛的路途中度过的。然而，常年的内忧外患和频繁战争已经使得军队变得骄横狂暴，士兵弑君之事不断发生。公元282年8月，普罗布斯在多瑙河前线视察时被几个心生不满的士兵杀死，罗马帝国已经陷入了军人实施暴行的乱象之中。
现在推选皇帝之事已经完全成为军队的专利，元老院的意见已经无人在乎。军队高官们一致推举近卫军团长官卡鲁斯为新皇帝。刚刚称帝的卡鲁斯为了振奋军心，重新启动了奥勒良、普罗布斯等皇帝想实施却未能实施的东征波斯的计划。他把两个儿子卡里努斯和努梅里安确立为共治皇帝，让前者负责西方的防御，后者则随同他一起远征波斯。罗马军团一路进展顺利，连战告捷，迅速收复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公元283年秋季，就在卡鲁斯准备乘胜前进直捣黄龙时，突如其来的沙漠落地雷击中了他的帐篷，皇帝本人当场毙命。如此蹊跷之事似乎也在暗示，罗马帝国气运衰竭，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的壮举永远不可能再被罗马人复制了。
卡鲁斯遭遇不测之后，他的儿子努梅里安很快也神秘地死于行军的马车中，其近卫军长官狄奥克莱斯具有嫌疑，却无法证实。群龙无首的东征军团将狄奥克莱斯拥立为新统帅，征服波斯的宏伟计划也骤然停止，罗马军团准备打道回府。不久以后，负责镇守西方的卡鲁斯长子卡里努斯也被麾下士兵杀害。于是，狄奥克莱斯就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公元284年）。这位出生于亚得里亚海东岸萨尔马提亚行省的幸运儿给自己改了一个更具罗马特色的名字盖乌斯·奥勒留·瓦列里乌斯·戴克里先，从此结束了半个世纪纷乱不已的帝位之争，开启了长达23年的稳定统治。
从塞维鲁·亚历山大之死到戴克里先称帝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公元235年—公元284年），罗马帝国一共更换了20多位皇帝和共治皇帝，其中统治时间最长的是加里恩努斯，在位15年；其次为瓦勒良，在位7年；其他的皇帝仅为数年甚至数月，而且大多数都是因谋杀或暴毙而亡。罗马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如同走马灯一般地变换着统治者，弑君篡权乃是家常便饭，各种阴谋诡计竞相肆行，罗马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充斥着各种肮脏秽行的罪恶渊薮。
共和国末期的罗马政坛尽管冲突激烈，但是政治家和军人们仍然秉承古人的高风亮节，很少使用阴谋龌龊手段。苏拉虽然杀人无数，却快意恩仇，使用阳谋而不弄奸计；马略却由于一度出卖同道的萨图宁，饱受罗马人的诟病。克拉苏尽管富甲天下，却为人仗义，以千金之躯偏要再立军功，不幸殒命疆场。庞培更是秉性高洁，全凭军功立身，对于下三烂手段嗤之以鼻。至于恺撒，更是一生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对待敌人也宽宏大量，尽管野心勃勃，却从来不使用阴谋诡计。其余罗马政要如小伽图、西塞罗、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人，尽管性情各不相同，却同样不屑于猥琐之行。与具有英雄气概、杀身成仁的安东尼相比，屋大维无疑更擅长刚柔并济，但在其统治的44年间，罗马绝少发生谋杀暗害之事。然而从提必略时代开始，各种邪恶诡诈之事就接二连三。且不论元老重臣时常死于非命，即便是皇帝，寿终正寝者也寥寥无几，不是中毒就是遇刺。到了“五贤帝”时代，不仅经济繁荣，而且政治清明，阴谋之事甚少得闻（仅有哈德良登基之初谋杀前朝重臣等极少事例）。但是自从马可·奥勒留死后，各种暴戾恣睢和阴谋诡计又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塞维鲁王朝更是把北非的残暴和东方的阴损注入已经每况愈下的罗马帝国躯体之中，使得罪恶行径变本加厉。到了“3世纪的危机”时代，罗马帝国更是蜕变为一个藏污纳垢、乌烟瘴气的政治垃圾堆，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地等待着一股巨大的历史力量为其收尸入殓。
继“3世纪的危机”之后出现的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重整河山，只不过是这具庞大的腐朽之躯临终之前的回光返照罢了。
第II节 “四帝共治”与绝对君主制
在“3世纪的危机”中，二十多个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更替，国内战乱频仍，“兵营皇帝”迭出。与此同时，日耳曼人、波斯人以及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纷纷乘虚而入，曾经固若金汤的罗马帝国边境线不断被人突破，哥特人甚至长驱直入到地中海地区，洗劫了雅典等繁华都市。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沉疴缠身的罗马帝国只能依靠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军来维系政权和保家卫国，谁能够抵御蛮族入侵，谁就可以登上皇帝的宝座。军队的政治权重不断增加，元老院则大权旁落，形同虚设。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就出现了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和君士坦丁的集权专制，确立了东方式的绝对君主制。那些出生于外省、不具有罗马贵族血统却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纷纷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把渊源深厚的元老院和首都罗马搁置在一旁，在帝国的不同地方另建新都，用君主专制彻底取代了罗马传统的共和制和元首制。
戴克里先与“四帝共治”
屋大维建立元首制以后，虽然皇帝（奥古斯都）是终身执政的，他的权力凌驾于年度制的执政官——皇帝本人往往就是两位执政官之一——和其他行政官员之上，但是从法理上来说，罗马国家的两大主权者依然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皇帝只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代理人罢了，因此皇帝的推举及统治必须在法理上得到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认可。但是从公元284年开始，行伍出身的戴克里先依靠军队结束了“3世纪的危机”，建立了一种“四帝共治”的军事分区管理体制，用军人专权的绝对君主制取代了文官（元老）与皇帝共治的元首制。皇帝（奥古斯都）和共治皇帝（恺撒）纷纷在自己的军事管辖区内建立新都，罗马则逐渐沦为一座被人遗忘的“鸡肋”之城，罗马元老院的权力也随着罗马首都地位的丧失而一落千丈。
盖乌斯·奥勒留·瓦列里乌斯·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公元244年—公元312年）出身卑微，其家族在罗马历史上寂寂无闻，他父亲可能是伊里利亚行省（今克罗地亚）农场中的一位获释奴隶。戴克里先从17岁就参军入伍，长期在军队中历练成长，一直到40岁时阴差阳错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戴克里先虽然没有任何荣耀的家族背景和仕途经历，但是却具有沉稳的性格和出众的韬略，尤其擅长用人之道。他刚一登上皇位，就把自己的亲密好友、深受军队爱戴的马克西米安(Maximian)确立为“恺撒”，让后者与他一起治理庞大的罗马帝国，用“两帝共治制”取代了奥古斯都与元老院共治的“元首制”。戴克里先委派马克西米安分管莱茵河防线和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北非等西部地区，他自己则治理多瑙河防线和帝国的东部地区。两年后，他又把马克西米安升任为与自己一样的“奥古斯都”，他们的区别仅在于马克西米安的“奥古斯都”头衔前面加上了“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修辞语，自己的头衔前面则加上了“约维乌斯”（Iovius，意即朱庇特）的称号。而性格外向的马克西米安也对深沉稳重的戴克里先非常尊重，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唯其马首是瞻。两位皇帝分别在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和意大利的米兰建立了自己的首都，正式形成了“两帝共治制”。两位皇帝勠力同心，分别应对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各种挑战，成功地平息了埃及等地的叛乱和抗击了日耳曼人的入侵。
戴克里先雕像
到了公元293年5月，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又同时在尼科米底亚和米兰发表声明，各自再任命一位“恺撒”，将原来两帝的管辖范围进一步划分为四块，分别应对北方的日耳曼人和东方的波斯人。戴克里先指定其女婿及养子伽列里乌斯(Galerius)为“恺撒”，马克西米安同样也指定自己的女婿及养子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为“恺撒”，新被任命的两个“恺撒”再各设置一个都城，分别为潘诺尼亚的塞尔曼和高卢的特里尔。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四帝共治”的格局，两个“奥古斯都”为正帝，两个“恺撒”为副帝，分别管理罗马帝国的东方和西方。这四位统治者的经历虽各不相同，却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他们都是军人出身，身经百战；第二，他们都来自多瑙河至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巴尔干地区；第三，他们都是没有任何高贵血统和显赫背景的农民的儿子。
四帝的首都和管辖区域
在四帝之中，戴克里先是以神（约维乌斯或朱庇特）自居的“大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则是以英雄（赫拉克勒斯）称呼的“小奥古斯都”，另外两位则是地位更低一点的“恺撒”。虽然戍边防御是四位皇帝的共同职责，但是就处理帝国事务而言，戴克里先无疑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高高地凌驾于另外三位皇帝之上。由此可见，“四帝共治”的实质就是绝对君主制，只不过它采取了一种（防御）责任分担的形式而已。
今天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与总督府的交汇处，放置着一尊大约是公元305年制作的斑岩雕像，这就是“四帝共治”的雕像。雕像中四位皇帝两两相拥地站立在一起，表现了一种精诚团结的情景。这尊雕像是在戴克里先时代完成的，最初可能放置在戴克里先的首都尼科米底亚，后来在君士坦丁建立新都时搬到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方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这尊雕像又被搬到了威尼斯，安置在总督府的墙角处，一直保留至今。
“四帝共治”雕像
在罗马帝国境内，东方地区历来就比较繁荣昌盛，戴克里先本人也是从东方起家的，所以他始终踞守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等地。东方正帝戴克里先的首都尼科米底亚位于小亚细亚，即今天土耳其的伊兹米特；东方副帝伽列里乌斯的首都塞尔曼位于今天黑山共和国的米特罗维察。西方正帝马克西米安的首都是意大利的米兰；西方副帝君士坦提乌斯的首都特里尔则位于今天的德国境内。这四个都城都是由戴克里先确定的，都靠近北方的多瑙河和莱茵河防线，说明了防范日耳曼人入侵的紧迫性，同时也表明国家政权应该由那些驻守边疆、保家卫国的职业军人来执掌。至于元老院的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又怎么能够统治大敌压境的罗马帝国呢？与此相应，曾经作为帝国之都、光芒万丈的罗马，如今也沦为一座声色犬马的废都。作为罗马帝国皇帝的戴克里先在称帝后的19年间，从来没有去过一次罗马，虽然他以自己的名义在罗马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浴场供罗马人民享受。直到公元303年，他才和马克西米安共同在罗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凯旋式，庆祝四帝在多瑙河、莱茵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等防线上所取得的防御性胜利。这也是在罗马举行的最后一场真正意义的凯旋式（指庆贺打败外敌而非结束内战），从此以后，罗马人既无战胜外敌的胜利可以值得庆贺，罗马城也不复为帝国的首都了。
在罗马帝国，经历了塞维鲁王朝和“3世纪的危机”的暴戾混乱之后，军人的地位明显地得到了提高，文官麇集的元老院在拥兵自重的军阀面前相形见绌，耍弄嘴皮的元老被挥舞刀剑的军人束之高阁。从前在共和国时代乃至帝制早期，元老们在对敌作战时往往都是冲锋陷阵的领军人物，充当极具战斗力的骑兵和重甲兵，舍生忘死，以身垂范。然而，加里恩努斯执政时，就已经明令禁止元老担任军团指挥官，元老只能待在罗马管理内政，无须担任军队将官。戴克里先称帝之后，更是明确规定元老不得参军入伍，从此文官与武将就彻底分道扬镳，而国家权力完全执掌在抵御外敌的军人手里。如此一来，元老院就沦为可有可无的政治摆设，作为国家之魂的元老和作为帝国之都的罗马一起被边缘化了。
在“四帝共治”时代，国家的一切内政外交事务——政治、经济、财税、法律、军事等——全部由四位皇帝共同决定（其中两位奥古斯都，尤其是戴克里先的意见更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完全不用再经过元老院的审查和批准。这样一来，戴克里先就用一种东方式——埃及、波斯等——的绝对君主制取代了屋大维开创的元首制（因此历史学界通常将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称帝作为元首制与君主制的分水岭）。罗马皇帝也从“第一公民”变成了罗马的“主人”，甚至以神灵自居（戴克里先在“奥古斯都”的头衔前面加上了“约维乌斯”的称号）。以前的很多罗马皇帝只有在死后才被神化，而戴克里先却像埃及的法老和波斯的国王一样生前就以神而自居。据说戴克里先也是第一个戴上东方君王的缀满宝石的黄金冠冕的罗马统治者，而以前的罗马皇帝都只是在凯旋式上头戴金银打造的月桂花冠，像奥林匹亚竞技会的冠军一样。月桂花冠象征着崇高荣誉，帝王冠冕则代表着专制权力。随着皇帝从“第一公民”变成国家的“主人”(dominus)或“神”(deus)，罗马公民也就相应地沦为皇帝的臣民和奴仆。“S.P.Q.R.”已经形同虚设，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在大权独揽的皇帝面前向隅而泣，几百年来的共和传统和元首政制落花流水，依仗军队独断专行的君主专制则应运而生。
“四帝共治”制度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日耳曼人入侵的现实需要而构建的，它的确有效地遏制了北方蛮族的侵犯势头，成功地将各支日耳曼部落阻挡在多瑙河和莱茵河彼岸。但是这种制度却从事实上和法理上极大地加强了执掌军权的皇帝（奥古斯都和恺撒）的政治权力，根本性地削弱了元老院和“共和”的力量。而且，由于军队人数的大量增加和军费开支的急剧上升，国家财政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据盐野七生所述，罗马帝国的核心货币第纳尔银币的含银比例，从屋大维时代的100%，到尼禄时代的92%，再降到卡拉卡拉时代的50%，到“四帝共治”时代已经暴跌至5%了。戴克里先试图改变这种颓势，重新制作并发行了含银量为100%的新货币阿根图斯，但是这种新发行的银币很快就在市场上消失了。
六帝争锋与天下大乱
虽然罗马帝国已经积弊日深，但是在戴克里先的卓越的领导协调以及四帝的同心协力之下，帝国维系了长达21年的和平稳定，国内动荡和弑君篡权的乱象终止了。公元305年，61岁的戴克里先在以他命名的罗马大浴场完工之时宣布退位，同时也要求西方正帝马克西米安与他同时宣布退位。戴克里先回到家乡斯普利特的豪华宫殿中去享清福，第一轮“四帝共治”到此结束。
戴克里先身后无嗣，唯一的女儿嫁给了麾下将军伽列里乌斯，他将后者指定为养子且确立为东方的“恺撒”。马克西米安虽然有一个儿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但其当时尚未成年，他为了效法戴克里先，也把自己的女婿——英勇善战的君士坦提乌斯确立为西方的“恺撒”。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同时退位，两位“恺撒”直接升格为东西方的“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又分别安排了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和塞维鲁成为东方和西方的新“恺撒”。戴克里先在完成了人事安排、开启了新一轮的“四帝共治”格局之后，就回到亚得里亚海边的斯普利特宫殿中去安享晚年了。
斯普利特(Split)原名阿斯帕拉托斯(Aspalathos)，是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这个城市今天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依然保存着戴克里先宫殿的遗址，其基本格局仍不失当年风采。今天的旅游者们到克罗地亚欣赏了历史名城杜布罗夫尼克——又名拉古萨，即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的君临城——的美丽风光之后，往往会沿着海岸线北上到斯普利特去瞻仰一下戴克里先的宫殿旧址。这座始建于公元300年的濒海宫殿的城墙、塔楼、街道、宅邸等建筑仍然保存完好，其壮观的柱廊庭院至今还时常举行各种演出活动，向人们展现着古罗马时代的恢宏气概。
斯普利特的戴克里先宫殿复原图
第二轮“四帝共治”与第一轮相比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由于戴克里先已经隐退，在第二轮“四帝共治”中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权威，时间一久，东西方的“奥古斯都”和“恺撒”之间就容易发生权力之争；其二，以前的西方正帝马克西米安虽然迫于戴克里先的压力不得不同意退位，但是他本人有一个亲生儿子，且已经长大成人，而现在父子二人都与新一轮的“四帝”无关，这样就为日后重起争端埋下了隐患。
第二轮“四帝共治”体制运行的第二年（公元306年），西方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就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君士坦丁被父亲的麾下拥为继承者，立即就引起了群雄之间的龃龉和冲突。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指定西方副帝塞维鲁接替君士坦提乌斯为西方“奥古斯都”，与此同时，西方前正帝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也在父亲的支持下起来争夺帝位。不久后塞维鲁被马克森提乌斯杀死，伽列里乌斯又指定他的部下李锡尼乌斯成为西方的“奥古斯都”。至此，“四帝共治”的基本格局土崩瓦解，罗马帝国一时间陷入了六位皇帝——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代亚以及西方皇帝君士坦丁、塞维鲁、马克森提乌斯、李锡尼乌斯——的彼此争斗之中。
用于演绎古罗马故事的戴克里先宫殿柱廊庭院
面对着一片混乱的局面，被迫退位却始终胸怀东山再起野心的马克西米安试图劝说正在亚得里亚海边享清福的戴克里先出来收拾残局，因为这位急流勇退的前“大奥古斯都”在彼此争强斗狠的后起之秀心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对于马克西米安的劝进，已经淡泊名利的戴克里先一笑置之。爱德华·吉本诙谐地写道：
“他对马克西米安的几句回答的确很值得我们深思。那个急躁不安的老人（指马克西米安）请求他再着皇帝紫袍，重新握起驾驭政府的丝缰。他只是淡淡一笑，丝毫也不为这种诱惑所动，并冷静地回答说，他要是能够让马克西米安看到他亲手在萨洛那种植的白菜，他一定再也不会劝他为了追求权力，放弃享受眼前的欢乐了。”
当年戴克里先执掌大权时，凭着自己的威望和高超的协调能力，很好地维系了“四帝共治”的格局。但是一旦他退出政坛，缺乏绝对权威制约的诸帝之间就必然要爆发争端。这位淡泊名利的老人倒是悠闲地回到美丽的海边别墅中去潜心种菜了，却把偌大的罗马帝国留给了一群虎视眈眈的军阀。
君士坦丁大帝雕像
君士坦丁一统天下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 I Magnus，公元274年—公元337年）在西方历史上是被称为“大帝”的人物，他可以称得上是罗马帝国晚期最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同时也是最终确立了绝对君主制的集权者，而且还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君士坦丁是君士坦提乌斯与前妻所生，年轻时即到戴克里先皇帝帐下开始军旅生涯，一直到公元305年君士坦提乌斯升格为西方正帝之后，才回到父亲身边。此时的君士坦丁已逾而立之年，成为一位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优秀将领。一年以后，在陪同父亲跨海平定不列颠叛乱时，由于父亲去世，君士坦丁在军队的拥护下继承了“奥古斯都”的头衔。不久以后，罗马帝国就出现了六帝争锋的乱象。及至公元307年塞维鲁被马克森提乌斯杀害、公元311年伽列里乌斯因病去世之后，罗马帝国就剩下四位皇帝——李锡尼乌斯与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经营帝国东方，君士坦丁则与马克森提乌斯在帝国西部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中。
君士坦丁继承了父亲的头衔和地盘，以特里尔为都城，控制着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在抵御日耳曼人的过程中锤炼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君士坦丁身材高大，骁勇异常，每次战斗时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深得麾下将士的敬重。马克森提乌斯则在父亲马克西米安的基业上，盘踞在罗马，统治着意大利和北非。整个帝国西部形成了楚河汉界，呈现泾渭分明的格局。老骥伏枥的马克西米安由于与儿子在权力问题上发生了龃龉，一度为了笼络君士坦丁，把女儿法乌斯塔(Fausta)嫁给后者，但是终究因阴谋篡权而被君士坦丁逼死。现在帝国西部处于两虎相对、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中。于是，君士坦丁首先将妹妹君士坦提娅许配给李锡尼乌斯而与李锡尼乌斯建立了政治联盟，又通过和平协商稳住了莱茵河彼岸的日耳曼人，然后于公元312年率领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在相继攻克了米兰、维罗纳等重镇之后，同年10月，君士坦丁与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城郊的米尔维安大桥附近展开了决战。君士坦丁率领的4万虎狼之师打败了人数虽多却长期养尊处优的敌军，马克森提乌斯本人也在战败后坠河而亡。由于君士坦丁后来成为基督教的解放者，所以在后世西方世界流传的许多史册中，这场战斗被看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役”，并且被赋予了神秘的信仰色彩。
据说在米尔维安战役爆发的前夜，基督耶稣在君士坦丁的梦中显现，告诉他如果遵循唯一真神的教诲，他必将获得这场决战的胜利。耶稣还建议他把希腊文中代表基督教徒的两个字母“X”和“P”合在一起写在军队的旌旗和士兵的盾牌上。君士坦丁遵嘱而行，第二天果然以少胜多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
君士坦丁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罗马，将马克森提乌斯的两个儿子和主要追随者处以死刑，并解散了长期操纵罗马政局的近卫军，但是对于罗马民众却秋毫无犯。见风使舵的元老院很快就开始对君士坦丁顶礼膜拜，极尽谄媚，一座以君士坦丁为名的宏伟凯旋门在毗邻科洛西姆竞技场的地方建立起来（尽管这座巨大凯旋门上的许多装饰和浮雕都是直接取材于图拉真时代、哈德良时代和马可·奥勒留时代的现成作品），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广场上建造的大会堂也被更名为君士坦丁会堂，会堂里面摆放着君士坦丁的巨幅坐像。
罗马广场上的君士坦丁会堂（马克森提乌斯会堂）遗址
罗马气势恢宏的君士坦丁凯旋门
君士坦丁只在罗马停留了很短时间就抽身而去，后来他也只是在参加统治十周年和二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时才来过两次罗马。像戴克里先一样，君士坦丁对于“鸡肋”之城罗马已经毫无兴趣。他将根据地从特里尔迁至米兰，后来又不断地东移，经过塞尔曼，最后定都于君士坦丁堡，彻底用东都取代了西都。与此相应，在君士坦丁称帝之后的三十余年时间里（公元306年—公元337年），东方式的绝对君主制也完全取代了罗马传统的共和制和元首制（元首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种共和制，只不过共和的双方不再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而是奥古斯都与元老院）。
就在君士坦丁战胜马克森提乌斯的第二年，李锡尼乌斯也打败了东方帝位的觊觎者马克西米努斯·代亚，东西方的两位权位挑战者都因战败而死于非命。当君士坦丁与马克森提乌斯生死对决时，李锡尼乌斯率领大军在多瑙河畔坐山观虎斗，随时准备收取渔利。到了公元313年李锡尼乌斯与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火并时，就轮到君士坦丁隔岸观火了。结果，罗马帝国只剩下两位分别盘踞在帝国东部和西部的统治者了，他们之间的终极一搏必将发生。
公元315年秋天，曾经缔结政治联姻并且共同签署了《米兰敕令》的两位皇帝终于撕破脸面，公开对决。君士坦丁指挥的莱茵河军队与李锡尼乌斯麾下的多瑙河军队这两支劲旅在潘诺尼亚和色雷斯地区先后发生了两场激烈的战斗，经过艰苦的鏖战，君士坦丁终于打败了比自己年长十岁的李锡尼乌斯。在君士坦提娅的调解之下，双方签订了和约，李锡尼乌斯退出欧洲，继续统治小亚细亚以东的罗马疆域；而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西的广大地区则是君士坦丁的天下（君士坦丁也顺势将根据地东移到多瑙河畔的塞尔曼）。双方的和平协议维持了八年时间，公元324年二帝之间烽烟再起，年近五旬的君士坦丁一如既往地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最终彻底打败了李锡尼乌斯的东方军队。诚心服输的李锡尼乌斯在妻子君士坦提娅的陪同下跪倒在君士坦丁面前，乾坤大定的君士坦丁将退位的李锡尼乌斯及家人遣送至希腊北部的帖撒罗尼迦隐居，一年多以后60岁的李锡尼乌斯和年幼的儿子神秘地被人杀害。
就在诸帝相互搏杀鏖战之际，隐居在斯普利特海滨别墅中潜心种菜的“大奥古斯都”戴克里先，也在眼见国家四分五裂、自己家破人亡——他的妻子和女儿先被马克西米努斯·代亚流放，后来又被李锡尼乌斯杀害——却无力回天的无奈中，于公元313年落寞地死去。他所开创的帝国很快就转到了更具雄心和魄力的君士坦丁手里。
颁布《米兰敕令》和解放基督教
公元313年是罗马帝国两位皇帝的政治“蜜月期”，李锡尼乌斯来到西都米兰迎娶君士坦提娅，东西方的两位皇帝进行了公开会晤，并且共同签署了一份重要文献，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米兰敕令》，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宣布基督教的合法化。
基督教自公元1世纪中叶从犹太地区传播到罗马帝国各地以来，因其所坚持的一神教信仰以及一些相关的宗教礼仪（如反对向罗马诸神献祭、拒绝服兵役、进行忏悔和领圣餐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被罗马统治者和广大民众视为邪教。从公元64年尼禄皇帝把纵火的罪责栽赃于基督教徒，罗马帝国就开始了对基督教的公开迫害。虽然这种迫害活动并没有一以贯之，毕竟罗马帝国是一个对各种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的大家庭，但是一神信仰的基督教总是难免与多神崇拜的其他宗教相互抵牾、格格不入，因此始终不被大多数罗马民众认同。尤其是基督教刻意渲染的那种阴凄苦楚的信仰氛围以及死后得救的彼岸理想，更是与罗马人奉行的及时行乐、声色犬马的纵欲主义生活态度背道而驰。因此在许多罗马人特别是上流社会人士的眼里，基督教徒就是一群行为诡异的疯子。罗马帝国对于基督教徒的大规模迫害活动，除了尼禄时代之外，还有公元3世纪中叶德基乌斯和瓦勒良当政的十年期间（公元250年—公元260年）。在大迫害中，许多不愿放弃基督教信仰的教会领袖和一般信徒被迫害致死或遭到流放，财产充公，家人沦为奴隶，教会组织也被强行解散。但是在瓦勒良皇帝被波斯人俘虏之后——这个作为罗马帝国之觞的事件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却是值得庆幸的公正报应——罗马帝国内忧外患日益加深，统治者应对不暇，再也顾不上去镇压基督教了，而且后来的一些皇帝（如奥勒良等）也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敌视态度。这样一来，基督教会就迎来了所谓的“长期和平时期”（公元260年—公元303年），即四十多年之久的和平发展时期。越来越多对现实失望的罗马民众开始皈依教会，基督教信仰也从普通民众逐渐渗透到军队、商界、贵族甚至宫廷人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