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戴克里先重振河山之后，这位热衷于罗马传统宗教的统治者——他甚至在自己的“奥古斯都”头衔前面加上了“约维乌斯”（即朱庇特）的称号——又一次发起了对基督教的迫害活动。从公元303年2月24日开始，戴克里先一连发布了四道敕令，其内容包括下令拆毁教堂和没收教会财产、禁止教会活动和逮捕神职人员、焚毁《圣经》和相关读物、剥夺基督教徒的法律权力和开除公职、强迫基督教徒向罗马神灵献祭，违者将遭受杀身之祸或其他惩处，等等。其间，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还曾两度失火，他在追究起火原因时发现宫廷中存在着许多基督教徒，从而使戴克里先对基督教的镇压活动变得更加严酷。但是这一次的迫害活动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之后，迫害基督教的法令也逐渐失去了效力。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基督教信仰已非尼禄时代可比，它早已在越来越多的罗马民众——尤其是帝国东部的民众——心中扎下了坚实的根基。因此，到了君士坦丁称帝之后，劫后复苏的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组织又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茁壮成长起来。
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列举了基督教在罗马成长壮大的五大原因，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基督教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大迫害的狂风骤雨，最终修成正果：
1.基督教徒的顽固的宗教狂热：这种宗教狂热使得基督的信徒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魔鬼帝国——指罗马帝国及其多神教信仰——的斗争；
2.关于来世生活的学说：这种超越死亡、相信来世福音的学说或信仰使得基督教徒们在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时能够视死如归，前赴后继；
3.原始基督教会的神奇力量：初期基督教会刻意渲染一种超自然的神力，宣称自己具有降妖除魔、祛病消灾的能力，从而感召广大的信徒；
4.首批基督教徒的严格的道德观：初期教会麇集了一批道德高尚、严谨自律的信徒，他们洁身自好的行为方式给后来的信仰者树立了榜样；
5.教会管理机构的发展：早期基督教会是一个自由、平等且充满了友爱精神的“独立共和体”，具有高效的管理效能和公正严明的赏罚规范。
当君士坦丁开始在罗马政坛上叱咤风云时，基督教信仰已经在军队和上层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连君士坦丁的母亲也皈依了基督教会。至于君士坦丁皇帝之所以要结束罗马帝国长期敌视基督教的传统、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主要还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如果说戴克里先试图通过弘扬传统宗教的做法来重振罗马帝国，那么君士坦丁则希望借助基督教来为再建的罗马帝国铸造一个全新的精神砥柱。正如他后来用新首都（君士坦丁堡）来取代旧首都（罗马）、用新政治体制（绝对君主制）来取代旧政治体制（共和制和元首制）一样，他也试图用一套新的宗教信仰（基督教）来取代旧宗教信仰（罗马多神教）。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新首都、新政治体制还是新宗教，都与东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元313年由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乌斯两位皇帝共同签署的《米兰敕令》的基本内容包括：承认基督教信仰与其他宗教信仰一样具有合法性，基督徒的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不受干预，废除以前一切迫害和歧视基督教的法律规定，归还基督教的祈祷场所和教会财产。君士坦丁在发布该敕令之时只是把基督教作为罗马诸多宗教中的一种，力图体现罗马帝国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宽容精神。但是随着他的政治权力日益强化，罗马帝国重新实现了统一，君士坦丁也越来越把基督教视为“统治的工具”而大加推崇了。
不久以后，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乌斯反目成仇。君士坦丁征伐后者的一个理由就是李锡尼乌斯重新开始迫害东方的基督教徒，这面冠冕堂皇的信仰自由旗帜使得君士坦丁赢得了广大东方基督教徒的热烈拥护。此外，在颁布了《米兰敕令》之后，君士坦丁又单独发布了一项政策，将皇帝的私有财产捐赠给基督教会，由此可见皇帝对于基督教已经是格外青睐了。到了公元325年，完成了帝国统一的君士坦丁又秉承“一个帝国、一个皇帝、一个教会”的基本原则，在小亚细亚的名城尼西亚主持召开了基督教世界的第一次大公会议，旨在维护基督教在教义上和组织上的统一。这件事情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开启了基督教大公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之源端。最后，据说君士坦丁在临终前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因此之故，君士坦丁大帝在基督教会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声望，作为基督教的解放者和第一次大公会议的召集者，他甚至被抬高到圣徒的地位，堪与耶稣的众门徒相提并论。
君士坦丁皇帝与尼西亚大公会议
迁都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大帝做了两件大事留名青史，一是解放基督教，二是修建并迁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在打败东方皇帝李锡尼乌斯、统一罗马帝国之后，于公元330年把首都迁到了亚欧大陆接壤处的一座名叫拜占庭(Byzantium)的希腊城市，并且以他的名字将这个城市命名为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是一座希腊时代的历史名城，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天险之地，这座欧洲最东端的三角形城市一面濒临马尔马拉海，另一面依傍着得天独厚的金角湾，还有一面则与欧洲陆地相连。城市的东北方向是险要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南方向通过120英里（约193公里）长的马尔马拉海进入狭长的赫勒斯滂海峡（即今天的达达尼尔海峡），穿过海峡就到了荷马史诗所描述的古城特洛伊。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希腊麦加拉城邦的殖民者就在亚欧大陆接壤处建立了拜占庭。由于地处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咽喉部位，又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与亚洲大陆相守望，所以拜占庭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经济枢纽和军事要地。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乌斯后就开始在拜占庭旧城的基础上修建新首都，他对这座古老的名城情有独钟。在花了6年时间完成新都的修建后，公元330年5月，君士坦丁大帝举行了隆重的新都落成庆典，这座城市也因他而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在修建新都的过程中，君士坦丁不仅搜罗了帝国最优秀的建筑人才，而且利用自己的统治权力从希腊和东方各地搜集了大量的艺术珍宝，包括希腊伯里克利时代和亚历山大时代的各种神像和人物雕塑、建筑部件和宗教圣物。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建筑更是精美绝伦，皇宫建造在城市最东端的临海山岩上，不仅风光秀丽，而且壁垒森严。君士坦丁堡市内建有元老院、公众广场、公共浴场、艺术长廊、地下水道，以及用于进行商贸活动的大型市场，毗邻皇宫的地方还修筑了一个堪与罗马的大竞技场相媲美的赛马场。这座长450米、宽130米的U形建筑可以容纳10万名观众，场内陈列着各种精美的雕像、石碑，例如从埃及运来的方尖碑、从希腊德尔菲运来的蛇形铜柱等。爱德华·吉本赞美道：
“一言以蔽之，一切凡能有助于显示一座伟大都城的宏伟、壮丽的东西，一切有助于为它的居民提供便利和娱乐的东西，在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四墙之内无不应有尽有。”
君士坦丁赛马场上的德尔菲蛇形铜柱和埃及方尖碑
伊斯坦布尔街市中矗立的君士坦丁纪功柱
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的罗马皇帝们（如狄奥多西皇帝等）又不断地对君士坦丁堡进行扩建和美化，使之成为一颗镶嵌在亚欧大陆交汇处的璀璨明珠。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后，君士坦丁堡就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一直到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占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时至今日，这座历史名城仍然保留着君士坦丁时代的斑斑记忆。
绝对君主制的确立
君士坦丁作为罗马历史上的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政治理想就是重建一个由新首都、新政体和新宗教共同构成的新罗马帝国。从公元312年打败马克森提乌斯，到公元337年因病去世，君士坦丁作为奥古斯都统治罗马帝国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公元324年之前是西部的奥古斯都），在位时间仅次于罗马帝制的开创者屋大维。在漫长的统治期间，君士坦丁用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取代了旧首都罗马，用绝对君主制取代了元首制，同时也为基督教最终取代罗马多神教奠定了基础。他使得陷入严重危机的罗马帝国再度复苏（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实为回光返照），此后又在东方世界延续了千年之久。
然而，这个在君士坦丁堡得以延续的罗马帝国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那个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了，它是一个东方化的罗马帝国，一个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质言之，它是一个“非罗马”的罗马帝国。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概念！这个由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所奠立的新罗马帝国后来不仅在形式上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公元395年），而且其蘖枝东罗马帝国又在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民族摧毁之后继续存在了一千年，一直到1453年才被更具有东方特色的奥斯曼帝国毁灭，君士坦丁堡也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帝国首都从罗马迁移至君士坦丁堡，这件事情本身只具有一种象征性意义，而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变化是从共和制和元首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化。君士坦丁在完成帝国统一的过程中，在内政方面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主要是加强“内朝”以削弱元老院和政府官员的权力，并且通过直接控制军队和秘密警察来维系强权统治。
从康茂德执政开始，尤其是在“3世纪的危机”时代，一些出身卑微却僭取了近卫军长官之职的暴发户就通过操纵皇帝、越俎代庖而掌握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实权。后来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削弱甚至解散了近卫军，却用一批内臣取代了近卫军长官的职位。在君士坦丁时代，这些内臣包括负责皇室内务的寝宫长官，负责传达圣旨和处理政务的办公室长官，负责颁发皇帝法令的司法官，负责国库管理的财政总管，负责处理皇室私产的司库大臣，以及两名负责保卫皇室安全并以钦差身份联络各地军队的骑兵队长和步兵队长。这七位大臣成为皇帝身边炙手可热的权势者，他们各自领导着一批各司其职的专业人士，负责管理皇室内部事务，并且构成了皇帝与帝国各地区、各行政部门之间的联系纽带。这个由皇帝亲信所组成的“内朝”高高地凌驾于元老院、执政官和行省总督之上，在职能上也逐渐取代了帝国的立法机构和政府内阁。与“内朝”官员相呼应，东方宫廷中弄权干政的宦官也在戴克里先时代被引入皇宫中，并在君士坦丁和其后的宫廷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外，皇帝本人也通过频繁征战而掌握了一支力量越来越强大的直属军队，他们唯皇帝马首是瞻，绝对效忠于皇帝本人，其待遇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分驻四方的戍边部队。更有甚者，四通八达的帝国大道上还活跃着近万名“驿站员”或“信差”，他们除了传递书信和物资之外，其实际职能越来越蜕变为秘密警察，在“内朝”官员和宦官集团的控制下，监视防范各种隐蔽的和公开的不满情绪及反叛活动。这样一来，罗马帝国就日益演变为一个人人自危的“警察国家”。
自从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民推翻王政、建立共和国以来，元老院就成为国家权力的主导者。在传统意义的“共和”体制中，元老院在与罗马人民（公民大会）的权力制衡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恺撒试图改变以元老院为主导的共和国权力关系，但是以失败告终；屋大维却开创了以皇帝为主导的元首制，皇帝（元首、奥古斯都）以“第一公民”的身份，在与元老院的“共和”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元首制意义上的“共和”关系从屋大维一直延续到“五贤帝”时代，虽然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时好时坏、时密时疏，但是从法理上说，元老院仍然是国家的重要权力机构。自从康茂德称帝之后，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就不断恶化，罅隙日深。塞维鲁建立王朝之后，深知刀剑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谆谆教导儿子们要善待军队将士。到了“3世纪的危机”时代，那些兵营出身的皇帝更是把元老院搁置一旁，谁能够得到军队的拥戴，谁就能称帝坐江山。戴克里先收拾乱局，建立“四帝共治”体制，进一步加强军人的统治，并且把元老们从军队中彻底清除出去。从此以后，作为文官机构的元老院中的元老就日益沦为一群帮闲文人，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拥兵自重的皇帝——“皇帝”(Imperator)一词的原意就是凯旋将军或军队大统帅——之手。到了君士坦丁时代，这些帮闲文人甚至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皇帝颁布的敕令取代了元老院制定的法律，元老院的法权地位伴随着故都罗马的政治地位一起迅速走向没落。君士坦丁迁都之后，又煞有介事地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元老院，其与罗马的元老院一样都成为装点门面的摆设。至此，东都取代了西都，东方的君主专制取代了西方的共和制和元首制，不久以后，东方的一神教信仰也将会彻底取代西方的多神教信仰。
在罗马政治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但是相比而言，他们两人还是有着很大差异的。戴克里先知人善任，栽培诸帝为自己分治四方，用四帝之间的共治取代了皇帝与元老院之间的“共和”；君士坦丁则大权独揽，通过武力剪灭诸帝，志在实现“一个帝国、一个皇帝”的大一统政治理想。戴克里先维护传统的多神教，迫害一神信仰的基督教，就如同人间有多位皇帝在共同管理着罗马帝国一样；君士坦丁则大力扶持一神信仰的基督教，试图用基督教来取代罗马传统的多神教（这一理想在半个世纪后被狄奥多西一世最终实现），因为统一的罗马帝国只能有一个皇帝。戴克里先虽然引入了东方的君主制，把“第一公民”变成了“主人”和“神”，但是他心中仍然保留着罗马政治的古典情怀，确立了“四帝共治”体制之后就如同苏拉一样急流勇退，其所建帝国终不免分崩离析；君士坦丁则戎马一生皆为权往，生命不息，集权不止，终至人生暮年病逝于征战波斯的途中，然而他所确立的绝对君主制却导致了罗马政治体制的根本变化，塑造了此后百年甚至千年的罗马帝国的基本面貌。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罗马帝国很可能在经历了“3世纪的危机”之后就土崩瓦解了。因此，他们二人可以说是缓解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危机，延续了帝国的生命。但是他们却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帝国的性质，将其从屋大维确立的元首制改变为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就此而言，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并没有真正拯救罗马帝国，而只是以饮鸩止渴的方式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危机形态，从而使这种政治危机变得更加深入骨髓和不可救药。因此在君士坦丁死后，罗马帝国就不可阻止地走向了崩溃——帝国先是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实体，不久以后西罗马帝国就在日耳曼民族的冲击下灰飞烟灭；东罗马帝国则在苟延残喘中走上了一条与“罗马”大相径庭的不归之路，直到千年之后被土耳其人收尸入殓。
希腊文化乃至东方文化对于罗马的柔性渗透，自从希腊“战术大师”皮洛士铩羽而归之后就开始了。诚如蒙森所言，只有到了折戟弃盾之时，阿佛洛狄忒的魅力才会发挥作用。在老伽图的时代，面对着希腊文化潜移默化的浸染，这位共和国的精神脊梁不断地谆谆教诲罗马青年千万不要堕入希腊文化的温柔乡中。到了庞培时代，这位征服东方的伟大将军凯旋后，在罗马建立了第一座希腊式的剧场。再往后到了帝制时期，尼禄皇帝开始引进希腊人的竞技比赛，并且不顾九五之尊亲自到剧场中去献艺表演。哈德良皇帝大力借鉴希腊的建筑风格，公然蓄起希腊式的须发，沉迷于男色等东方风尚（提必略、尼禄等皇帝亦有此癖好）。塞维鲁王朝由于多姆娜、麦萨等女性干政的影响，更是把叙利亚等东方地区的诡诈阴损风气带到了罗马的政坛上。到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时代，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和君神一体的政治体制彻底取代了罗马的“共和”精神（无论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之间的“共和”还是奥古斯都与元老院之间的“共和”）。被西方（罗马）用锋利的刀剑征服的东方世界（希腊、埃及和西亚），现在反过来用柔靡的文化彻底颠覆了西方的传统，诚如贺拉斯的诗中所言：“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她野蛮的征服者。”
盐野七生认为，君士坦丁是一个做出“渡过卢比孔河”式的重大决断、将古代政治与中世纪政治分隔开来的人。换言之，君士坦丁实为古典罗马帝国的真正终结者，尽管他是一个“伟大的”终结者，就如同中国的秦始皇之于周朝的体制一样。
第III节 古道西风，帝国夕阳
君士坦丁死后，罗马帝国再度陷入了分裂状态。最后一个实现了短暂统一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临终前正式把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块，从而形成了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旷日持久的分野与对峙。狄奥多西一世一方面把基督教确立为罗马的国教，另一方面却下令禁绝了传承千年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这些做法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终结。与帝国的分裂相呼应，多瑙河、莱茵河彼岸的日耳曼民族也开始大举入侵和迁徙到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占地为王，建立了一个个各自为政的蛮族王国。曾经辉煌的罗马帝国已经沦落为任人宰割的鱼肉，卡庇托尔的骄阳陨落了，罗马文明正在走向黯淡的终场。
君士坦丁王朝的后继者
戴克里先隐退之后很快就在政治上处于失势状态，乃至晚年眼见妻女受人宰割却无力相助，他心中的凄苦又有谁人得知？君士坦丁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大权在握，极尽权势，然而其生前死后却经历了许多家庭伦理悲剧。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君士坦丁家族的骨肉相残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历程。
早在“出道”之初，为了缔结政治联姻，君士坦丁就与原配离婚（二人生有一子），迎娶了前西方正帝马克西米安的女儿、马克森提乌斯的妹妹法乌斯塔为妻。此后君士坦丁为了笼络东方正帝李锡尼乌斯，又把自己的妹妹君士坦提娅嫁给了后者。在后来的权力之争中，君士坦丁先后杀死了岳父马克西米安、小舅子马克森提乌斯和妹夫李锡尼乌斯，以及后二者的儿子。公元326年，已经一统江山的君士坦丁又以莫须有的乱伦罪名，将自己与前妻所生之子——已经成为“恺撒”的克里斯普斯(Crispus)和皇后法乌斯塔处死。及至君士坦丁大帝去世时，他身后留下了三个儿子（均为法乌斯塔所生）、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和四个侄子。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死在东征波斯的途中，他的遗体被运回君士坦丁堡进行安葬（罗马皇帝以往都是实行火葬，但是由于君士坦丁皈依了基督教，所以按照基督教的习俗进行土葬）。当时，在君士坦丁的三个已经被授予“恺撒”称号的儿子中，长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和幼子君士坦斯(Constans)分别远在莱茵河防线和多瑙河防线，无法赶回君士坦丁堡来参加葬礼，只有近在安条克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回到首都主持了葬礼。就在这次葬礼上，君士坦丁大帝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以及两个较为年长的侄子都神秘地被人杀害，另外两个年幼的侄子加卢斯（12岁）和尤利安（6岁）则幸免于难。阴谋的幕后主使者很可能就是君士坦提乌斯（为了避免太多的继承者来分享权力），然而此事却并未被深加追查，最后不了了之。葬礼结束后，君士坦丁的三个亲儿子来到潘诺尼亚进行了会晤，现在他们都从“恺撒”升格为“奥古斯都”，并把罗马帝国一分为三：长子君士坦丁二世统治帝国西部的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次子君士坦提乌斯统治帝国东部的色雷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幼子君士坦斯则统治中部的意大利、潘诺尼亚、马其顿、希腊和北非等地。形同虚设的元老院追认了这个既成事实，君士坦丁大帝呕心沥血完成的一统江山又陷入了三分天下的破裂之中。
曾几何时，手足三人就上演了兄弟阋墙的悲剧。首先是老大与老三为了争夺北非的管辖权而在意大利北部的阿奎莱亚发生了军事冲突，长兄君士坦丁二世战败并被杀，他所统辖的帝国西部地区尽数落入三弟君士坦斯手中，帝国再次出现了以亚得里亚海为界的格局。控制东方的二哥与统治西方的三弟井水不犯河水地和平相处了十年之久，君士坦提乌斯踞守在君士坦丁堡，全力应对咄咄逼人的波斯人；君士坦斯则守卫着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漫长防线，不断抵御日耳曼人的入侵浪潮。但是兄弟两人在内政管理方面，都出现了宦官当道的情形，而且三弟君士坦斯的军队中已经融入了大量的蛮族将士——由于与罗马军团长期隔河相对，一些日耳曼蛮族纷纷以个人或部落为单位而渗透到罗马军队中，成为替罗马帝国戍边的蛮族军人。公元350年，当君士坦斯率领军队前往高卢的巴黎时，麾下的日耳曼族军官马格伦提乌斯(Magnentius)发动了叛乱，仓皇出逃的君士坦斯被骑兵追上并杀害。远在东方的君士坦提乌斯得知消息后，匆忙与波斯国王达成停战协议，并指定自己的堂弟加卢斯为“恺撒”，由其坐镇安条克防范波斯人，自己则亲率大军奔赴西方为三弟报仇。经过一番迂回作战，君士坦提乌斯相继夺取了北非和西班牙，兵锋直指马格伦提乌斯的老巢高卢。大势已去的叛将马格伦提乌斯在里昂自刎而亡，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353年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坐镇安条克的“恺撒”加卢斯虽然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堂弟，但是他的父亲和伯父应该都是在十多年前君士坦丁大帝的葬礼上被君士坦提乌斯害死的。现在他在东方独当一面，复仇之心日益炽烈，开始对君士坦提乌斯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官员进行清除。于是，城府极深的君士坦提乌斯在表面上对加卢斯虚与委蛇，暗地里则安排计谋将加卢斯诈骗至米兰，用极刑处死。
加卢斯死后，他的弟弟尤利安被君士坦提乌斯指定为新的“恺撒”。这位从小对希腊哲学充满兴趣的文弱书生被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委派去镇守莱茵河防线，面对强大的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等日耳曼部族。满脑子柏拉图主义的尤利安成功地胜任了这项艰难的工作，他以羸弱之躯率领罗马军团冲锋陷阵，取得了斯特拉斯堡大捷等一系列军事胜利，很快就赢得了将士们的衷心爱戴，并把高卢治理得井井有条。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在宫廷宦官的挑拨下，对副帝尤利安多方刁难，迫使尤利安麾下士兵将其推举为帝。公元361年春季，君士坦提乌斯率军从安条克返回西方讨伐叛逆，尤利安被迫整军备战。就在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56岁的君士坦提乌斯因病身亡（临终前也像其父君士坦丁大帝一样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公元361年底，尤利安兵不血刃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尤利安是一位颇有争议的罗马皇帝，主要是因为他一改君士坦丁父子对待基督教的友善态度，在《米兰敕令》颁布半个世纪之后再一次对基督教进行压制。这位热爱希腊哲学和文化的皇帝，虽然并没有像尼禄、德基乌斯、瓦勒良等人那样迫害基督教徒，却取消了前两位皇帝给予基督教的许多优惠政策（如国家捐资教会、免除神职人员的赋税等），并且下令重建此前遭到基督教徒破坏的罗马多神教神殿。虽然他的这些举措都是旨在恢复基督教与罗马传统宗教之间的平等关系，抑制基督教一家独大的发展趋势，但是已经从君士坦丁父子的亲基督教政策中尝到甜头的基督教徒们却对尤利安的倒退措施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因此在尤利安死后，随着后来的罗马统治者进一步转向大力扶持基督教甚至最终把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国教，尤利安在后世基督教世界中就被赋予了“叛教者尤利安”的恶名。正如他改变了前任皇帝对待基督教的亲善态度一样，他也对势头日盛的宦官集团进行了清除，大大精简了宫廷的机构和人员。但是在他死后，这种源于东方宫廷的宦官政治也如同根植于东方文化土壤的基督教一样，又在罗马帝国迅猛地发展起来。
公元363年，这位深受希腊哲学思想影响的罗马皇帝又一次受到“亚历山大综合征”的激励，发起了征服波斯的战争。他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已经越过了底格里斯河，兵临波斯王国首都泰西封。但是在一场遭遇战中，身先士卒的尤利安不幸被一支突如其来的标枪刺中腹部，不治身亡，时年31岁，统治罗马帝国还不到两年时间。
在弥留之际，这位年轻的奥古斯都像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罗马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一样，发表了一通“生为苦恼，死乃解脱”的人生感悟。他的遗体火化后——因其不是基督教徒——被运送到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安葬，一路上受到了基督教徒和“异教徒”（即罗马传统宗教信仰者）的迥然相异毁誉不一的相待，“异教徒早已把他们的这位可爱的英雄归入由于他的力量才得以享受人间香火的众神之列，而基督教徒们的咒骂声则直将这位背教者的灵魂追入地狱”（爱德华·吉本）。
尤利安是君士坦丁家族中的最后一位男性后裔，且身后无嗣（此前死去的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君士坦提乌斯和加卢斯也均无子嗣），君士坦丁王朝（公元307年—公元363年）至此终结。
瓦伦提尼安王朝
尤利安死后，军队推出了一位平庸无为的基督教徒约维安(Jovian)为帝，这位黑马式的皇帝仅仅在位7个月就神秘地死去了。在其短暂的执政期间，约维安与波斯国王签订了和约，并且废除了尤利安压制基督教的所有法令，重新开始推行优待基督教的政策。
公元364年初，在约维安死后帝位空缺的情况下，一位名叫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us)的日耳曼籍武将被推举为罗马皇帝。在此之前，罗马帝国已经有过出身于西班牙、高卢、北非、叙利亚、潘诺尼亚等地的皇帝，但是日耳曼人成为罗马皇帝还是破天荒的事。毕竟西班牙等地区早已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当地人民已经日益罗马化了，而日耳曼人却长期构成了罗马帝国的强劲对手，仍然属于不会说希腊语甚至拉丁语的“蛮族”。由此也可以看出罗马帝国人才缺匮的窘迫情形，在公元4世纪中后叶，罗马帝国已经不只是处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境地，甚至到了“罗马无领袖，蛮族坐江山”的荒唐地步。
瓦伦提尼安身上虽然流着日耳曼人的血液，但他却是在潘诺尼亚出生长大，他父亲是作为日耳曼族雇佣兵而加入罗马军队的，他本人也长期在罗马军中服役，以骁勇善战而著称，曾经出任过北非、不列颠等地的军队司令官。被拥立为帝之后，缺乏文化教养的瓦伦提尼安深知自己无力独立承担起领导帝国的重任，就提名弟弟瓦伦斯(Valens)作为共治皇帝，由其分管帝国的东部地区，他本人则全力应对莱茵河和多瑙河彼岸的那些与自己同属于日耳曼血统的各蛮族部落。
瓦伦提尼安一生戎马倥偬，深深了解日耳曼人的文化习性和作战方式，并且不拘一格地提拔了许多与他一样勇猛剽悍的日耳曼人成为罗马军队将领，因此他在统治罗马帝国的10年期间，有效地遏制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各支日耳曼蛮族的侵扰。公元375年11月，瓦伦提尼安在与蛮族代表会谈时因突发脑出血而猝死，他的年仅16岁的儿子格拉提安(Gratianus)非常顺利地继位成为帝国西方皇帝，帝国东部仍然在瓦伦斯的治理之下。叔侄两位皇帝精诚合作，相互扶助，东方的波斯王国正处于权力继承前的内耗之中，而北方的日耳曼各部落也在遭受瓦伦提尼安的连续打击之下暂时处于偃旗息鼓状态，整个罗马帝国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和平稳定的中兴时代。然而，就在这一个风平浪静的短暂间歇期，亚欧大草原上正在酝酿着即将彻底摧毁罗马帝国的可怕风暴，这一次风暴的搅动者是连日耳曼蛮族都闻风丧胆的匈奴人。
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从中国西汉的汉武帝一直到东汉的汉和帝期间，中国军队不断地打击北方草原上的匈奴民族，迫使匈奴人中的北支（北匈奴）掉头向西逃窜，从而推动了整个亚欧大草原上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一些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如月氏人、阿兰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等，纷纷在如同滚雪球一般日益强大的匈奴集团的挤压下向南迁徙。而这股来势汹汹的民族大迁徙浪潮的最后一波，就是原本生活在多瑙河地区的哥特各部落。哥特人虽然属于剽悍的日耳曼民族，但是对于从天而降、茹毛饮血的匈奴人，同样也是谈虎色变。他们把匈奴人描述为“一群长成人样的动物，是从前住在森林中的恶魔与被赶出哥特人的魔女媾和而生”。在匈奴人的威逼之下，哥特人开始了向多瑙河以南地区的大迁徙。
公元376年，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西哥特人派遣使者向罗马东部皇帝瓦伦斯提出请求——允许他们迁移到多瑙河南岸定居。作为条件，他们愿意为罗马帝国提供兵力，并在罗马帝国境内和平地从事农耕生息。正苦于兵源枯竭的瓦伦斯皇帝很快就接受了西哥特人的请求，于是数十万哥特人就整体渡过了多瑙河，来到罗马帝国的色雷斯等地区定居。然而，这些携带武器且野性未泯的哥特难民很快就忍受不了迁徙地的恶劣环境和罗马官员的腐败统治，于是他们故伎重演，又开始对罗马居民进行烧杀劫掠。以前的日耳曼人只是蛰伏在多瑙河北岸伺机而动，抢劫之后又逃回到北岸的原始森林中；而现在的西哥特人则是整个部落都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大张旗鼓地对罗马居民进行攻击劫掠。在此情况下，瓦伦斯皇帝不得不组织帝国军队对西哥特人进行讨伐，但是在公元378年8月的哈德良堡（今土耳其的埃迪尔内）战役中，罗马军队遭到挫败，瓦伦斯皇帝本人也死于战火。西哥特人继续扩大劫掠的范围，东哥特人也步其后尘进入罗马帝国的潘诺尼亚地区定居。
面对着瓦伦斯皇帝战败身亡、帝国东部群龙无首的紧迫情况，西部皇帝格拉提安不得不邀请富有军事经验却赋闲在家且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狄奥多西出来收拾乱局。公元379年，年仅19岁的格拉提安任命狄奥多西为帝国东部皇帝，其享有与自己同等的权力地位，他希望依靠这位深具潜力的武将来拯救帝国于狂澜之中。
4年以后，格拉提安在巴黎被不列颠军团司令官马克西姆斯杀害，帝国的东西部实际上都落入狄奥多西的手中。虽然格拉提安的同父异母弟弟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us II)在名义上仍然是帝国西部皇帝，但是这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不过是一个政治傀儡罢了。到了公元392年，连这个政治傀儡也被手下的家臣杀害，狄奥多西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了。
狄奥多西“大帝”与基督教的国教化
狄奥多西（Theodosius，公元346年—公元395年）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个被称为“大帝”的皇帝，这个称呼来自后世的基督教徒，能拥有这个称呼倒不是由于狄奥多西的文治武功，而是因为这位皇帝把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而使基督教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唯我独尊的大好时光。
狄奥多西出生于西班牙，他的父亲曾是瓦伦提尼安皇帝麾下的得力大将，屡建战功；狄奥多西从青年时代起就跟随父亲南征北战，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格拉提安继位之后，狄奥多西的父亲遭到政敌诬陷，被不明就里的格拉提安处以死刑，狄奥多西也退回到西班牙的家乡隐居。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被西哥特人杀死之后，格拉提安想起了这位隐居乡间的死囚之子，为了收拾残局、重振帝国，格拉提安皇帝不惜降尊纡贵，派人到西班牙把狄奥多西带回罗马。这位年轻的皇帝当面与狄奥多西化解前嫌，将共治皇帝的头衔赋予了33岁的狄奥多西，让他接替已故的瓦伦斯去统治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
狄奥多西接任东部皇帝之后，招兵买马、整饬军纪，多次打败了侵犯骚扰的哥特人。但是他并没有把哥特人赶回多瑙河北岸，而是允许他们继续居住在南岸的潘诺尼亚和色雷斯地区，从事农业耕作，部落中的青壮男子可以加入罗马军队。这样一来，罗马军队中的日耳曼蛮族成分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蛮族雇佣兵逐渐成为罗马军团的主力。
在共和国的大部分时期，罗马军团的将士清一色由罗马公民所组成。根据不同财产资格而划分的公民百人团，在军团作战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财产等级越高的百人团成员，如贵族、骑士等富裕阶层，通常构成骑兵、重甲兵等军队主力。到了马略的军事改革以后，失去土地的罗马无产者逐渐成为军队的主要成分，根据财产资格来划分兵种的等级制度也被取消，军队效忠的对象日益由共和国变成了发军饷的军事统帅。进入帝国时期，军队的成分就变得更加杂乱了，一些没有公民身份的外省人，甚至外国人也为了谋生而参加军队。及至卡拉卡拉把公民身份赋予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人之后，任何人甚至奴隶都可以参军了。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公民越来越不愿意服兵役了，而作为罗马帝国主要敌人的日耳曼蛮族则开始以个人身份或者以部落为单位加入罗马军队中，从而使得抵御蛮族入侵的罗马军团中竟然充斥了大量被拉丁语蔑称为“Barbarus”的蛮族人。用这样的军队来保家卫国，罗马帝国焉有不亡之理？
与恺撒、屋大维、图拉真甚至君士坦丁等“大帝”相比，狄奥多西虽然在开疆拓土方面乏善可陈，但是他却在十多年的执政期间一直驰骋于罗马帝国的广阔疆域，抵御着一支支入侵的外敌。狄奥多西之所以能在罗马历史上留名，主要是缘于两件事，其一是把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其二是在临终之前把罗马帝国一分为二。
与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等亲基督教的皇帝不同，狄奥多西并非在临终之际才皈依基督教会，他在登基第二年因患重病而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从此以后，他就对基督教的上帝坚信不疑，并且深受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的宗教思想的影响。这位在基督教会史上享有盛名——安布罗斯与修道运动的著名代表杰罗姆以及基督教神学巨擘奥古斯丁并称为早期教会的三大圣徒——并被教会封圣的米兰主教，不仅构成了罗马帝国东西方两位皇帝狄奥多西和格拉提安之间的重要联络渠道，而且也是他们的精神导师，两位皇帝对安布罗斯的意见和建议几乎是言听计从，将其视为基督委派的“牧羊人”。在安布罗斯的影响下，狄奥多西从公元380年开始，持续不断地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对罗马传统宗教进行了严酷打击和全面取缔，把基督教推上了国家宗教的至高地位。
基督教徒把罗马帝国的一切多神教信仰通通称为“异教”，自其产生之初就表现出一种与“异教”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米兰敕令》颁布之后，获得合法地位的基督教会并不满足于与“异教”平起平坐的处境，得陇望蜀地诱使君士坦丁父子采取更加优待基督教的政策。特别是在“叛教者尤利安”死后，继任的皇帝们都是基督教徒，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也一改宽容平等的基本宗旨，越来越倾向于打压“异教”。
按照罗马帝国的惯例，从恺撒和屋大维开始，罗马皇帝都身兼终身制的大祭司长之职，作为罗马传统宗教的最高领袖。这个惯例一直延续到君士坦丁父子，他们都是到临终时才皈依基督教，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罗马大祭司长之职。但是到了格拉提安称帝时，这位同样深受安布罗斯主教影响的年轻皇帝明确地拒绝出任大祭司长，并且废除了自罗马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维斯塔神庙的女祭司制度。与他如出一辙的狄奥多西更是下令撤除了安置在元老院议事厅门前的胜利女神像，这尊手握长枪的女神塑像是罗马人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经典象征，早在共和时代就一直矗立在元老院门前。但是到了狄奥多西时代，这尊象征着胜利与光荣的雕像终于被搬走了，保守的元老们只能暗地里哀叹帝国之觞，罗马人所向披靡的胜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狄奥多西皇帝不仅下令拆除了供奉朱庇特、密涅瓦等传统神灵的神庙，砸毁了大量的神像（同时也极大地摧残了美轮美奂的古典艺术），而且还率领军队来到罗马元老院，迫令元老们在朱庇特和基督之间做出选择。在刀剑的环伺之下，元老们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选择了基督，只有一位不愿屈服的资深元老以自杀的方式表示了抗议。元老院的表决结果在法理上意味着基督从此取代了朱庇特而成为罗马帝国的保护者，罗马从一个诸神平等的宗教宽容国度变成了一个只许信仰基督耶稣的一神教国家。狄奥多西还下令关闭了珍藏着大量希腊、罗马“异教”书籍的图书馆，全面禁止举办崇拜宙斯等神灵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这项从公元前776年在希腊开启、持续了一千一百多年未曾中断的古代文化盛会，终于在公元393年被罗马皇帝勒令废止。狄奥多西也曾三令五申地禁止普通民众在家中祭拜家族祖先和守护神，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危及生命。由于狄奥多西的一系列法令，已经风雨飘零的“异教”彻底沦落为“邪教”，遭到全面禁绝；而曾经被罗马帝国当作“邪教”迫害了数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却扬眉吐气、修成正果，最终成为唯我独尊的罗马国教。
罗马市政厅前的胜利女神像（复制品）
“在那个巨大的机体或外遭强敌入侵，或内部缓慢腐败的情况下，一种纯洁、低级的宗教却于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在沉静和隐蔽中逐渐成长，因遭到反对而精力倍增，终于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竖起了胜利的十字架的旗帜。”（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除了把基督教推上罗马国教的高位，狄奥多西还现身说法地演示了皇帝与上帝之间的权属关系，从而为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君权神授”理论提供了活生生的历史根据。在一次镇压希腊北部城市帖撒罗尼迦民众暴乱的活动中，狄奥多西皇帝由于滥杀无辜而遭到了安布罗斯主教的谴责，主教禁止皇帝进入米兰大教堂，并要求皇帝在公开场合为此事进行忏悔。刚愎自用的狄奥多西与安布罗斯陷入了长达八个月的僵持状态，最终还是在以上帝为后盾的安布罗斯面前表示了屈服。至尊的皇帝摘除了身上所有象征权力的饰物（皇冠、宝剑、权杖等），当众跪倒在身穿豪华主教盛装的安布罗斯面前，以谦卑的口吻表达了忏悔之意，请求后者（代表上帝）的宽恕。这件真实的事情与后来被罗马教会杜撰出来的所谓“君士坦丁赐礼”——据说在写给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的一封信中，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城和意大利以及帝国西部所有行省和城市的世俗统治权全部授予了西尔维斯特主教及其继承者（指历代罗马教皇）——一起，共同构成了中世纪教权高于王权或“君权神授”理论的重要依据。公元1077年，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被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七世革除了教籍，不得不素衣赤脚在意大利卡诺莎城堡门前的雪地里站立了三天三夜，请求教皇的宽恕时，他效法的先例就是数百年前跪倒在安布罗斯主教膝下的狄奥多西皇帝。
因此之故，在狄奥多西去世之后，他被基督教会赋予了“大帝”的称号，与另一位“大帝”君士坦丁一样受到后世基督教徒们的景仰。在后来制作的狄奥多西皇帝和君士坦丁皇帝的画像、雕像中，其头顶上出现了如同基督教圣徒彼得、保罗等人所拥有的光环。
安布罗斯主教阻止狄奥多西皇帝进入米兰大教堂
罗马帝国的分裂与蛮族大入侵
